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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出道题目：抛一枚硬币落在地上，要么正面向上、要么反面向上，现在有人连抛五次，都是反面向上，请问第六次也是反面向上的概率是多少？

题目暂且放到一边，言归正传，理性到底是什么？也许每个人的看法不尽相同，不过我想对不同的来源得到的信息进行取舍，去伪存真，探寻事情的真相，应该属于理性行为之一。

可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信息差别很大，有时甚至截然相反，普通人如何分辨呢？一上来无非是看消息来源的信誉如何，消息本身是不是合情理。当然，有理性的人肯定不能认准一个信息来源就毫无保留地认可，这样就成了“扛旗论”者了，只看扛旗的人，不看旗上写的是什么；而所谓“合情理”是指人之常情，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常情”，比如有的涉世不深的小朋友，看到《人民日报》、CCTV的报道都会深信不疑，成年人却可能认为不合情理。所以理性的人不会把对一件事情的最初的看法当成事实，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更多的信息来源、以及当事各方的表现，随时更新自己的看法。

还是结合一些实例来谈谈吧。中国的司法系统信誉如何？是不是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更可信呢？值得一个普通人无条件地相信其发布的信息吗？

对这些问题，有些地方的司法部门自己是很清楚的。所以法律似乎没有规定验尸结果要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可是贵州省就这么做了；法律也没规定给刑事案件被害人验尸要得到家属同意，并且要在家属请来的省外专家在场的情况下尸检，可哈尔滨市就这么做了，还发布了事发现场完整的录像。这两个地方的有关部门主动或者被动地“多”做了一些工作，虽然未必能赢得所有人的信赖，但至少取得很多人（包括当事人家属）的认可，对于平息事态是有利的。有的“理性”人士会说，如果很多人要求公开不得公开的信息，那有关部门也要照办吗？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所谓“不得公开”，其实多半是“这个”部门“无权”公开，那向“有权”公开的部门或个人申请不就行了。

可是，有些地方的司法系统并不认为需要取得民众的信任。这些部门也“多”做了不少事情，却是为了“少”发布一些信息。把犯罪嫌疑人的母亲送到精神病院，不让家属知情；让指定的律师从“精神病人”手中获得委托签字；以犯罪嫌疑人“本人”的名义拒绝家属和其他律师的会见要求；在“公开”审判的时候搞“包场”；拒绝被告律师要求某些证人出庭的请求。请问，对于做了这些勾当的“有关部门”，一个普通人调低对这些单位和个人的“信用评级”，是不是理性的决定？有的“理性”人士又会说，虽然司法部门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案情的事实还是清楚的。一个人历史上经常撒谎，已知在这件事上也说了不少假话，那么这个人在这件事上所说的其它话可能都是真的吗？理性告诉我们，是可能的，但“不寻常的结论要有不寻常的证据来支持”，请提供更多、更详实的证据来证明吧，最好顺便说说为什么要搞那些“小动作”。

今年的事情着实不少，我来讲个故事吧。主子们选定了黄道吉日，要大宴宾客，还答应客人们可以到处走走、到处看看、到处问问，奴才们在主子们的授意或默许下加强了对奴隶们的管理：你们的小孩死了是天灾，可不是私塾的房子差，想闹事的、要帮忙的都先看起来；矿山出了点事，也就死了几百号人，先瞒一瞒吧，总不能在主子们摆酒的时候办奴隶们的丧事吧；小孩子的奶粉质量不好，反正也吃了多少年了，再多吃个把月也没多大关系，好在主子们的孩子从来就不吃这些奶粉，只要送到“村”里去的食物合格就好；有人跑到衙门里杀人，先把他妈送到医院里“休养”几个月，客人们鼻子“高”、“嗅觉”灵，别找上门去给主子们难堪……

够了，不是我把有些东西想得那样坏，而是有些东西比我想得还要坏，这就是我对现实的理性认识。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题目，现在给出几个条件：1）这位“投币人”想让哪一面向上就能让哪一面向上；2）这位“投币人”自己下了注的；3）前几次投币的结果都使这位“投币人”赢钱了。现在，“理性”人士，你押哪一面呢？

http://www.zaobao.com/zg/zg081110_511.shtml

重返地震灾区　与专家同探震源

徐伏钢 本报特约（四川汶川映秀镇）

映秀镇是今年5月汶川特大地震的震中地区。震后五个月，我再度回到这个被大自然破坏得千疮百孔的小镇，实地考察这里的恢复情况时，巧遇来自北京的退休高级工程师张建国。

57岁的张建国是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旗下的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委员，这次来映秀，由几位已经退休的地震预测科学家凑钱出路费，委托他来震中地区，商讨在映秀小学建立“中国汶川映秀少年地震科技活动站”，在离退休的地震科学家指导下，帮助学校开展日常观测和普及地震预防的科学活动。

这些科学家中，包括原中国国家地震局专攻预测的研究员、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副主审耿庆国，以及已退休的北京地壳应力研究所地震预测专家黄相宁教授。

我和张建国一同去探寻爆发这次特大地震的震源，从映秀镇乘车至张家坪，在地震中倒塌的百花大桥前面下车，徒步向沿途堆满泥石的牛圈沟攀沿。

到了牛圈沟，我们又在地震爆发时离震源只有几百米远的76岁村民姚功明的带路下，攀沿近两个小时至据说就是震源的莲花心。

姚功明当时正在震源前方几百米的山上砍竹子，突然脚下不远处发出一声巨烈的爆响。

老人形容：“那场景就像一门巨大的炮弹喷射出来，轰！轰！一时整个天昏地暗，四处充满硫磺味和柴油的味道。巨大的石块被喷射出好几公里远的地方，人也站不稳，跌倒了爬起，爬起来又跌倒，我紧紧抱住面前的树桩，一块飞来的小石子还是把我的脖子打伤了……”

老人一边拉开衣领让我们看伤口，一边说，如果那天不是在震源的上方，那就肯定是就没命了。

这时，张建国突然向姚功明下跪，痛哭地说：“我们对不起你，对不起死去的人啊！”

张建国说，他、黄相宁和耿庆国早在2006年12月的天灾专业预测学术会上就已提出，中国西部将要发生8级大震。2007年2月份，张建国运用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推算出在2007年2月到2008年2月，在四川北纬28.4－32度、东经100－104度，会发生7级到8级大地震，并正式以黄皮书上报政府。

张建国说，黄相宁的预测更接近，他预测在2007年4月至2008年4月在四川雅江和阿坝及川黔边界，将发生8.3级大地震。他是正式预测8级大地震的第一人。耿庆国教授是唐山大地震的预测者之一，也在去年4月30日正式提出，在2008年5月8号的正负十天，阿坝地区要发生6至7级大地震。

张建国说，他们三个人的意见综合起来，就是最完整的年震预报（2008年5月8号正负十天，四川东经100－104度，纬度28.4－32度，将发生8.3级大地震）。可惜的是，在提出预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没有钱来考察确认，现在只能痛愧没有一个完整的预测意见给中央，使许多人死得好惨。

张建国去年1月15日预测、2月5日复核的《天灾年度预测报告简表》，已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盖章，证明情况属实”。

据《亚洲周刊》透露，过去三年期间，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曾就汶川可能发生强震，向国家地震局提出过三次中期预测。

专家：一两年内还会发生大地震

身在北京的黄相宁教授教授在电话上向本报证实了张建国的说法。

黄教授说，实际上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有将近10位专家对这次汶川大地震事前都有不同程度的预测。

举例说，沈明军就曾预测，2008年1月13日－4月21日或7月18日－11月22日，在四川龙门山俯冲带断裂系区发生5.7正负0.5级地震的可能性大。

黄教授补充说，汶川地震同唐山地震相比，两者地质结构类似。唐山发生7.8级地震之后，接下来又发生了两次7级左右的地震。1951年西藏发生8级地震，一年后再次发生7.5级地震。

所以他认为，这次汶川地震后的释放并不正常，预期在今后一两年内，还会发生7至8级大地震，人们应该高度警惕。

大概是一年前，刘夙写了一篇长文《有工作的人的工作心得》批评太蔟，其中有一段话“我之所以称之为慈悲心而不是轻蔑感，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在根本上否认我的科学传播对象可改造的潜力，所以出于人生目标的要求，我会忍住自己的情绪（比如，绝不主动说自己是弱科学主义者，更不会承认自己是科学主义者），耐心地做好我的工作，而不是完全利己地放弃对这些人的希望，对其只有负气的戏谑，没有细致的游说。有句话说得好，你向一百个人讲道理，只要有一个听了，也是你的胜利。在目下的中国，我觉得科学传播者尤其需要这样的不计付出的敬业精神，而不是一种自娱自乐的玩票心态。我对太蔟最初的不满，就在于他对中医信徒完全放弃了希望，因此只懂得变着法地戏谑他们”。

好一副悲天悯人的博爱情怀，可是看看刘夙在20081103的新语丝新到资料里的《牛人vs小白》一文，尽是幸灾乐祸，以及诸如“在现实中受了什么刺激”之类的臆测。“负气的戏谑”不少，“向一百个人讲道理，只要有一个听了，也是你的胜利”的“细致的游说”在哪呢？莫非这种“慈悲心”只是用来贩卖的，而不是刘夙自己应该身体力行的？

刘夙建议方舟子“还要开博的话，最好是开独立博客，再也不要加入什么圈子了，因为世上的牛人太少”，原来牛人都得住单间才能显示出“牛”来；更好笑的是最后来了一句“而我自己，也在考虑在合适的时候，‘成一家之言’”，这下明白了，原来刘夙套了半天磁，就是为了表明他也是和方舟子一样的“牛人”了。

真正的“大牛”不是敝帚自珍、孤芳自赏能成就的；也不是攀龙附凤、跟风站队就可以了；是要通过不断的交锋和自省，从一众“小白”里脱颖而出的。

“中国特色”是流行程度相当高的词，在我看来，中国最大的特色就是“党的领导”无处不在。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领导之下有一个“政法委”，职责是“从宏观上组织领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具体说来，包括公安局、法院、检察院、司法局等。

按说公安局（厅、部）的级别比同级的法院、检察院要低半级，但实际上未必。以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公安厅（局）长（或党委书记）为例，其中至少27位同时拥有副省级头衔，与省（市区）两高院首长平级，而且有14位是省（市区）委常委（大部分兼政法委书记）、另有3位是政法委书记或副书记，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公安厅（局）长是法院院长和检察院检察长的顶头上司（反过来的情况没有发现）。上海前几年也一直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市公安局局长，到今年2月才不再兼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其它有力的机制来保障，如何实现司法独立，以及侦办和审理过程中的“程序正义”，是值得思考的。此外，各级人民法院还有一个“审判委员会”，可以“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司法制度是离不开“党的领导”的，司法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这种关联是公开化、制度化的。各位自问一下，你支持“司法独立”吗？如果支持，那么这差不多就是一个政治主张，是在要求改变现有的司法和政治现实，所以“政治化”这顶帽子还是不要扣来扣去了。

有的“理性”网友会说，司法确实可能受到政治的影响，但不是每件案子都会受到影响，比如说“杨佳袭警案”就是完全合理的，既符合实质正义，又符合程序正义。真是这样吗？首场“公审”以“包场”告终，如果不是舆论一面倒的质疑，难说不会再连包几场；杨佳的母亲遍寻不着，指定的辩护律师却能拿到其签名，法院也能将判决书送达其手中；辩方律师要求出场的证人都拒绝作证；精神状况的司法鉴定据说一天就得出结论了。也许每一个事实都能作出合理解释，但这么多“巧合”一起出现，难道还不允许旁观者质疑一番吗？再来看看法院最后采信的说法，即上海闸北警方盘查、扣留、询问杨佳是完全合理的，也没有任何伤害行为；这样一来，杨佳一再投诉就成了无理取闹，可是偏偏上海警方两次到北京向其解释说服，上海警方的文明执法有点超出我的想象；杨佳确实是个“丧心病狂”的家伙，面对这样“好”的警察，竟然最终采取凶残的行为。对这样的结论，旁观者表示一下疑问，不可以吗？

“理性”的网友可能又会说，杨佳有没有挨打，与杨佳杀人应该受到怎样的判罚并无必然联系，现在审的是杀人案，所以法官有理由不去调查与案件无必然联系的事件，打人一事可以另案处理。如果象某些国家一样，从死刑判决到执行可以有几年时间，那么杨佳大可以慢慢来，继续在狱中投诉他认为的警察违法的行为；可是中国在终审判决死刑后，等待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通常也就个把月的时间。

这个案件是大案，所以受到大量关注是必然的、正常的。从杨佳的罪行看，量刑也是基本没有疑问的。如果连这样受到瞩目、结果不会有变化的案子，在程序正义方面都不能做到没有疑义，那么其它不那么引人关注的、案情复杂的案子凭什么取信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