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学运前状况
参见：改革开放及资产阶级自由化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宣布改革开放方针，以求摆脱混乱、愚昧、贫穷。1985年，政府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召回私营企业中的公方代表，引入市场经济中许多观念，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有计划经济理论被弃守，国内思想走向多元。
1980年代，世界正处于冷战的最后阶段。1985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上台，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阵营内产生广泛影响。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严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西方民主思潮，但社会已浮现不安情绪。
1986年12月中旬，安徽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学生发动大规模的要求民主选举和反贪的示威，示威后来扩散到上海北京等地高校。中共指控学生运动受人操控，指责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企图“否定社会主义”，“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学潮促使胡耀邦下台，几位党内主张民主化的学者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被开除出党，为安抚俗称“左王”的保守派力量，李鹏得以接任国务院总理。这场运动被视为六四事件的远因。
从1988年底至1990年代初，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人大会议会议已提出各种问题，包括通胀、粮食减产、工人骚动不安、失控的人口流动、贪污、人口高速增长。
1988年初，全国通胀达20%，年底城市通胀升至26%，粮食、食油以至牙膏均被民间囤积。粮食减产进一步深化囤积问题，当时中国会按指定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但价格依旧远低于市场价，产粮的利润无法与烟草、糖等作物相比，而政府囿于财政短缺，往往只能以借据向农民收购粮食。改革推进时，各地一批国营企业关闭，全国约数百万工人失业[1][2]，工人亦要面对苛刻的工作条件和通胀压力，各地出现工潮，1988年浙江一家纺织厂近1500名工人游行长达两日，另一家药厂的1100名工更怠工3个月。[3]同时全国流动人口急增，当时约4亿人散居于中国365座大城市，每年800万人流入城市。共产党内部贪污令局势进一步恶化，有统计[4]指1987年共有15万名党员因贪渎而受罚，25000人被开除党籍，政府下令党员每年必须接受廉洁操守的考核。[5][6][7]
中国大陆俨然形成保守派与自由派的阵营。一些保守人士批评改革背弃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然而随着中国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公开提倡自由、人权、平等和民主，深信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片《河殇》，公开呼唤“蔚蓝色”的西方文明，引起全国轰动，成为六四运动的先声。
对中国来说，1989年也是具意义的年份，它是法国大革命20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在六四前夕，一批著名知识分子如科学家方励之、诗人北岛已上书中央，要求把握契机，让政治松绑；全国人大会议亦提出把“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融合。
从世界的角度看，六四运动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当时各地社会主义国家民主化的一环。六四事件发生当天，波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获胜，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数月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发生和平演变，两年后苏联亦宣告解体。
在社会不安气氛下，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以73岁之年猝逝，加剧了紧张局势。胡耀邦被视为开明派的代表人物，198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生发起抗议社会弊端的学潮时，他对学生与知识分子表达同情，被中共元老们视为软弱表现，翌年1月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指违反中共的集体领导原则[8]，胡耀邦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总书记的职务[9][10]；1987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1][8][12]。
虽然代表开明派的胡耀邦下台，但是为了确保改革开放的延续，与胡耀邦政治见解接近的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被安排接任中共总书记，成为中共名义上最高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李鹏提升为国务院总理。
当胡耀邦病逝的消息送到邓小平后，有说他把烟头熄灭，“十指无力地交叉在胸前，没有一句话。过一会，就又拿起烟，狠狠地抽起来。”他要求夫人卓琳致电慰问胡耀邦夫人李昭，同意中央政治局对胡耀邦的评价和丧事安排，并表示要亲自参加追悼大会。[13]胡去世不到4小时，新华社迅速作出报道，指他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中国军队杰出的政治领袖，长期担任党的重要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外界密切关注胡耀邦去世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中美联社、路透社均认为胡的猝逝不会对政局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胡早已离开权力中心，但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有可能影响中国政局。4月16日《东京新闻》发表一篇题为《胡的追悼活动是注意的焦点》，文章说：“追悼胡的活动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如果党和政府对追悼活动草率从事，很可能激怒民众。”同日，日本时事社指出适逢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民众不满通胀和官员特权等弊端，民主的呼声在学生之间高涨：“胡氏逝世会否引发类似天安门事件，正受人关注。”[14]
当胡耀邦病逝消息传回校园起，北大、清华以至上海多间大学等均挂满大字报和挽联，有学生成立胡耀邦治丧委员会，准备在校内设立灵堂，陆续有人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逐渐发展出对民主的诉求。4月16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一场400人追悼会，有学生自由发言时说“一定要争取民主，民主是我们的。”同日，西安市钟楼邮电大楼前的广场，亦有人挂上挽联说：“敢说敢干公正坚韧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学法制是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
4月17日，学生开始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当天下午，第一支游行队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约500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活动，过程中警察未能驱散群众，当晚广场上已经聚集上千人，除了政法大学学生外，还有其他高校学生和普通市民增援。翌日凌晨，约3,000人学生从北京大学前往天安门，沿途近千名清华大学学生加入。清晨，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并向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7点要求[15]：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
上午8时，国务院派出一名官员接见学生代表郭海峰、王丹，期间学生继续静坐，声援人数不断增加，到晚上9点，广场已经聚集约2万名学生。当天在北京的几所大学出现约700多份有关胡耀邦的大字报，有警察与民众在新华门对峙[16]。其他城市情况相对稳定，上海只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数千名学生在市政府聚集，而南京亦有1万名学生在鼓楼广场悼念，但悼念活动很快和平结束。
此时中国的局势渐受关注。有说在一份中共内部的报告上称：虽然目前局势表面平静，但民间有一种普遍意见认为，随着五四运动70周年，“两件事应结合起来搞”，并警告悼念活动可能在胡耀邦追悼大会而推上高潮，呼吁做好疏导工作，密切注视校内动向。[17]
到了4月17日，香港《英文虎报》发表《胡耀邦逝世料会激励改革派》的报道指，“要求民主和人权的运动的势头日益增大，随着五四70周年临近……北京大学生可能会自发地组织民主活动。”当天，路透社一篇《中国学生游行要求民主》的报道指北京发生“文革后最大规模的示威”。
4月19日，学生冲击新华门。他们要求进中南海献花圈被拒，武装警察以人墙阻挡学生，学生6次试图突破警戒防线而未果，晚上更多学生加入，有人高喊“李鹏出来”，并与警方冲撞[18]，扰酿至20日零晨，警察把学生和围观群众隔开，新华门前仅剩下约300名学生，双方对峙，期间未有大型冲突。北京市政府用公共汽车把学生拉回学校，有学生被拉上车后呼叫“打倒共产党！”。
面对学生连日的游行，中共出现两种声音，赵紫阳等人认为应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并要求警卫把枪上的刺刀卸下，尽力避免与学生肢体接触，但王震等元老怀疑运动受人操纵，背後用意是打倒共产党。
4月20日，李锡铭、陈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呈送报告。内容称，有人借题发挥，公开喊出“打倒共产党”的反动言论，有人造谣指胡耀邦“是被迫害致死”，并公开号召大学生成立联合行动委员会，到工厂、农村、商店动员各界反对腐败政府，北大有大字报指：“火烧中南海！”报告亦留意到活动趋于组织化，一些学校提出成立高校学生自治会，以至成立修政宪法委员会，实行地方自治，实现新闻独立等。
同时，中共中央决定，4月22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举行胡耀邦同志追悼大会。

[编辑] 罢课潮爆发
4月20日凌晨，北大举行民主沙龙，学生总结历次学潮的失败在于没有统一领导，北大学生王丹宣布废除原有听命于政府的北大学生会，由丁小平、王丹、杨涛、封从德等7人建立“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委会”，下设宣传、工农、纠察、联络、理论、后勤等八个部，并宣布直至5月4日前，筹委会领导一切学运，并准备成立协调各校的“团结协会”。会议提倡非暴力、不抵抗抗争，以罢课争取民主。
这一天成为运动扩大的转捩点。当日新华社首次发表提为《维护社会稳定是当前大局》的社论，并在报道中指责“数百人围聚新华门前制造事端”；《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批评新华门外学生静坐事件。
然而文章不但未能令学运收敛，反而挑动学生不满，学潮蔓延至主要城市。《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当天，陕西出现自胡耀邦逝世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新城广场的群众由上午300人急升至5000人，下午有学生翻过省政府办公楼前的铁栏，进入省政府大院，停车场聚集1万多人，武警把走在前面的6人强行带走，激起群众不满，武警与群众对峙，但晚上6时刚好下雨，不少群众离开。
当日南京大学学生会门外亦有3000名学生游行至鼓楼广场，口号是“打倒官僚”“打倒贪污”“还我民主”“自由万岁”，南京大学还有标语说：“流血不要紧，自由最可贵”、“用战斗迎接五四”、“北京冲击中南海，俺们咋办？”
4月21日，北大学生开始罢课，抗议在新华门被武警打伤，也有学生阻挡其他学生上课，当晚广场学生剧增至20万人。由诗人北岛发起、150名学者连署的请愿信送交全国人大，声援学生，但未获接收。全国示威活动升级，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试图进入北京声援，但是大多被阻拦，只有36人冒充工人身份进京。
北京19所高校学生组成“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灵柩绕广场一周，与总理李鹏对话，并要求官方媒体报道学生悼念活动。[19]，但都未获政府同意。
当日上午12时45分，三名学生代表周勇军、郭海峰、张智勇跪在人民大会堂门前，中间一人举着一条纸卷，据称是7点要求，有人高喊“人家都跪了那么长时间，为什么没人理”，有工作人员尝试扶起学生，有学生泪流满面，更多学生齐喊：“站起来！”。这一场面引起全国以至党外内的关注，有一些党员回顾事件时指，不少老党员经历过学运，眼见学生下跪，领导人却不问不闻，感觉共产党怎么会变成昔日要被打倒的封建对象，心里嘀咕。[20]

[编辑] 四二二事件
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举行，天安门广场坐满等待一夜的几十万学生，军队加入维持秩序，学生们在人民大会堂东侧按学校列队有秩序静坐，不少学校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当广场上的喇叭宣布追悼会开始后，学生自动肃立，齐唱国歌，有学生流泪，气氛肃穆。
追悼会下午结束后，学生虽然满意赵紫阳极大赞美胡耀邦的悼词，但接近一昼夜的静坐毫无结果，情绪激愤。学生担心入夜出事，决定撤出广场，并“通电全国，无限期罢课”。
西安、长沙出现后来被称为“四二二事件”的严重骚乱。据报晚上5时起，西安有人焚烧二辆汽轮和五间房子，逃走时又有人在西华门、钟楼附近焚车和抢劫商店，西安公安部门大举缉捕270人，其中大、中、小学生占72人，西安初审164人后，释放了106人，但大学生比例不详。长沙亦有20家商店被抢劫，96人被拘捕，当中3人为大学生。武汉大学生意图冲击省政府机关时，警察动用警械，数人受伤。
4月23日，赵紫阳未有依照田纪云等人的劝告，决定按原定计划出访朝鲜，以免外界揣测政局不稳，但他重申三点：一是追悼会已结束，坚决劝止学生游行，要马上复课；二是严惩打砸抢行为；三是要疏导学生，开展多层次对话。[21]
同日，北京市高校学生临时高联向全国各高校倡议无限期罢课时，申明事件焦点已由“悼念”变成“争取自由民主”。当天北京《科技日报》突破新闻封锁，在头版报道学生游行活动，称“学生的行动代表了十亿人民的呼声”。日本共同社及日本《产经新闻》均不约而同指出，面对当前状况，政府可能会出动军队，其中共同社电文称：“北京学生领袖已开始敦促工人罢工。如果工人加入民主运动行列，将严重动摇中共领导，中共届时或会不惜犠牲党的权威予以镇压。”
4月25日，清华大学和平请愿组织委员会与中共领导层同意会晤，由15名学生代表会晤国务院副秘书长刘忠德、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缪等，但学生代表认为清华不应该单独与官方会谈，对话流产。上海市委则没收当天出版的30万份《世界经济导报》，当中有文章批评中央撤掉胡耀邦及同情学生游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处留白抗议，引起海内外巨大回向，最后报社被查封，外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因处理事件的手法而获邓小平赏识，晋身中共领导层。[22]

[编辑] 四二六社论
事件扰酿至第十天，邓小平及多名政治局成员指游行已扩大至20个城市，坚信运动受极少数人操控，必须强硬遏止。4月25日，中共把高层看法通报赵紫阳、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后，由曾建徽起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后称四二六社论），经胡启立与李鹏审阅，把学运定性为“极少数人发起的反革命动乱”，社论在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播出，次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23][24]
这份社论引起极强烈回向。社论在4月25日发表首天，北大校园晚上反复播放其内容，一些学生骨干反应激烈，表示“要斗争到底”，一些学生对自己被列为“反党集团”而感到害怕，并指政府很快会抓人，更多学生指控政府歪曲事件，坚持最少要罢课至5月4日。
在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与家长得悉社论后赶到往学校了解情况，该校党委副书记谢战原说：“不少同学都很震惊，觉得中央定调太高，这与之前中央的宽容精神很不相称，学生们很难接受。学生认为这不是在搞动乱，只是提一些民主要求，希望中央领导不管是什么人出来对话。”当晚，长春、上海、天津、杭州、南京、西安、长沙、合肥等城市发生规模不同的示威，抗议社论，其中以长春规模最大。当晚吉林大学等校约3000名学生涌到省委门前，强烈要求同省委领导对话，并表明因为听到运动被定性为“动乱”才上街。
然而，地方政府单位对此反应迥异。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要求认真学习四二六社论，制止动乱；北京也召开万人基层党员干部大会，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批评学生搞“文革”。
学生召开记者会反驳“学生颠覆中共”的言论，并再度要求与李鹏对话、并要求公安部长和新华社社长道歉。学生最后决定举行四二七大游行。4月27日，北京约5万名学生上街示威，虽然政府明令禁止游行，但警方并未强硬阻挠，学生的标语是“和平请愿，不是动乱”、“打倒官僚”，以至“拥护共产党”，游行秩序良好，最终和平落幕。
四二六社论发表三天内，有说[25]中南海接收国安、新华社、高校党组织共36份报告，普遍认为社论定性过高，不利解决问题。其中各高校党委汇报指，问题被社论深化，绝大多数干部、教师及学生难以接受，批评社论令政府失去与学生对话的余地；有报告批评靠权威实现的安定只是暂时的，随之而来是更大的不安定。更有报告指：“为什么这次学生游行，从教授、青年教师到干部同情者比以前多了呢？一句话，共产党确实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了。”
在中南海，胡启立召开宣传部会议，检讨之前的失误；李鹏随后要求《人民日报》再发表一篇社论，语气相对温和。4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维护大局 维护稳定》的社论，指出中国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否则只会为国家民族带来灾难。
过程中，中共尝试将“极少数分子”与“广大学生”划下界线，申明四二六社论只针对“一小撮人”，但学生对谁是“一小撮人”莫衷一词，纷纷要求推翻社论内容。
4月29日下午，在全国学联的安排下，国务院新闻发言人袁木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等，与北京16所高校的45名学生进行对话。会上，袁木承认“党风不正和各种腐败现象有目共睹”，但强调大多数“干部、党员还是好的”，他并称中国“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现行的是“各报刊总编辑负责制”。
然而在“定性”问题上，袁木重申立场，指运动背後被“长胡子的人”策划，“他们往往比长沙、西安那些直接打砸抢的人可能还要更厉害些，他们要造成的动乱可能还要更大一些。现在许多作法和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有惊人的类似之处。”[26]。
中共对袁木的对话大加赞扬，认为内容一张一弛，局面控制得宜，但学生的观感相当迥异。有学生认为对话十分成功，并希望日后举行更多直接对话，有学生批指责袁木回避实质问题。当时也有学生质疑参与对话的学生代表并非由“普选”产生，不具备代表性而拒绝参与对话。
当天下午，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北大代表王丹、北京师范大学代表吾尔开希等人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记者会，批评那对话像记者招待会，由学生来充当记者，提问题。当晚一些学生就提出应该由学生选出的代表参加另一场对话。兰州亦有数千名学生游行，要求与省长对话，未果，次日凌晨在校方的劝说下结束游行。武汉也有类似的学生游行。

[编辑] 短暂的缓和
自4月30日起，学潮表面有所缓和，虽然9万北京大学生依然罢课，但约30%高校生已陆续复课。下午，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与北京17所高校的29名学生对话，话题包括学生关心的反贪问题，言谈间陈希同说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资仅数百元，不会参与贪污（然而六年后陈希同因为严重贪污而被开除党籍，后被判16年有期徒刑）。[27]
5月1日劳动节当天，政府与学生都在部署下一步行动。“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记者会，再次提七点要求，包括正确评价胡耀邦；公正评价学生运动；惩处日前新华门殴打学生的人；反贪污、反腐败；并且尽快起草新的《新闻法》，支持香港报人徐四民回大陆办报的要求；提高教育经费；由全国政协出组成专家论证小组，检讨政府政策失误等。[28][29]
学生同时宣读《告香港同胞书》，申明这是一场民主爱国运动，旨在加快政改、反腐败、倡自由、对政府提合理意见，籍著建立完善社会制度，可加快祖国统一。“我们希望香港各界有识之士，支持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团结起来，把斗争进行到底。”[30][31]
5月2日，上海学生为抗议《世界经济导报》整肃而游行，学生事前特别强调，游行口号必须排除反共口号。北京高自联则选出请愿代表，由王超华、王丹、郑旭光带领学生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的信访部提交声明，提出要由普选的学生代表与政府对话，要求允许旁听、有电视直播，双方代表要有相同的时间发言，且保障学生代表的安全。当天，新华社罕有地刊载学生声明的全部内容[32]。
在声明中，学生特别提到：“如果5月3日中午12：00以前我们得不到答复，我们将保留在5月4日继续请愿的权利。”这份声明随即送呈中央政治局各位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5月3日派出袁木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反击学生言论。袁木在会上批评学生要求像“最后通牒”，无法接受，并指学生代表已然犯法，政府必须追究。
袁木讲话内容包括：一、政府与学生对话不能排除合法的学生组织；二，对话不应有先决条件，批评学生不仅想与政府平起平坐，而且要超越于政府之上，表现了学生“幼稚的冲动”；三，请愿书带有威胁性质，“从请愿书中看出确实背後有人给学生出主意，挑起社会的动乱……是极少数人在背後制造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何东昌期后亦指，4月22日三名学生“在封建的习惯下”跪求总理接请愿书，“非常担心他们背後有人”。
袁木在会上只承诺，当5月4日出现大游行时，政府将平心静气待之，但袁木却说，对于“在背後埋得很深、出主意、很恶毒的人……我们不准备现在采取措施。”[33]
袁木的答复引起一些学生不满，但情绪似没有四二六社论发表后高涨。有学生认为袁木强硬态度，可能是政府要动手的警号，亦有学生不满政府不承认自治联合会、把他们当成是“动乱之一小撮”，难以令人接受。
当天，高自联即日召集47所高校学生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明天是否去广场游行，在场41票赞成，5票反对，1票弃权。同一时间，广东一家向海外发行的报章《亚太经济时报》在北京筹划一场新闻界研讨会，该会早在4月已安排好，原定反思五四运动的精神，刚好碰上学潮，会上议题集中在《世界经济导报》查封事件，席间各人争论应否加入游行，最后会议拟定发起新闻界联署要求与主管新闻的中央领导对话，同时媒体员工可自愿参与学生，在五四当天一起游行。[34][35]

[编辑] 五四70周年
4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回到北京，5月3日在中共举办的五四运动70周年的会议上，赵紫阳发表五四讲话。该文章由鲍彤起草，经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审核，期间杨尚昆、李鹏、乔石、姚依林等提出要在讲话中加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句话，但赵紫阳认为目前气氛不宜加入该内容，事后赵紫阳亦因此讲话被指不听意见。
显示▼隐藏▲赵紫阳五四讲话撮要[36]
十一届一中全会以来的十年，党的正确方针政策之所以能够惯彻实施，改革和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大家切身感受到的成效，最重要的条件是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在稳定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形成共识，同心协力不容易啊！身在稳定之中，有时不觉得稳定之可贵，但是如果失去稳定，就会痛悔莫及！
如果再发生动乱，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和无政府状态，乱了人心，乱了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学习秩序、工作秩序、乱了人民自己，闹得国无宁日，怕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就会变为一个动乱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如果出现那种局面，中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希望的建设、改革、民主、科学，一概都谈不上，不仅如此，那些反民主、反科学的东西，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稳定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使我们的民主走上一条有法制化的正道。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同时，也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秩序。这是一种建立在四项根本原则基础上的民主政治新秩序，无疑是现代化所必需的，也是维护社会政治环境的稳定所必需的 。稳定、渐进、理智、秩序、法制，这是建设和改革的要求，也是民主和科学的要求。
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发展教育和科学，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之心、是同人民之心、 青年之心连在一起的。让我们大家互相沟通、互相理解。认清历史的使命，清醒、理智、坚毅、沉着、实事求是、艰苦奋斗，这是当代青年最可贵最需要的品质。
赵紫阳的讲话一方面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同时亦强调学生的要求与共产党是一致，在学生之间颇获好评，5月4日北高联宣布，从次日起，结束罢课。此时大多数人认为，赵紫阳返京后，事件应告一段落；同日，赵紫阳会见亚洲银行理事会的外宾时也说，深信事态将会逐渐平息，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24]
人民日报当天在头版报道指：“今天是五四运动70周年，北京20万青年以丰富多彩的内容来欢度 自己的节日。万名新团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文章亦报道了“首都40多所高校数万名学生上街游行”，并指游行组织者宣布“5月5日起首都高校全部复课”。
5月5日，80%北京高校学生已复课，但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仍有一半学生罢课，有些学生认为中央对学生运动的定性不改变就不应该复课，当晚北大和北师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宣布次日将继续罢课。
5月7日，北大学生自治联合会成员王丹召开民主沙龙，号召继续罢课，声援准备到中国记者协会请愿抗议《世界经济导报》事件的记 者。当天的美国《华盛顿邮报》也首次报道了两名学生领袖：北大学生王丹和北师大自治联合会主席吾尔开希。

[编辑] 绝食潮开始
此後一周，学生与政府陷入僵持，虽然不断有要求对话和稳定的呼声，却没有实质性进展。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是四二六社论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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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关于六四,不能连接的请用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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