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经济学》第一版于1946年推出，那时正值罗斯福新政成效卓著的年代。第二版于1979年推出，一课经济学所阐述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教训被一一应验。 1992年，98高龄的作者黑兹利特还写了一篇<我如何写就一课经济学>的文章，而当年，该书英文版销量已经突破100万册。针对那些广为流传的经济理论或学说中存在的谬误，黑兹利特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批驳，从而帮助社会大众更了解经济世界运作的法则。本书以浅显的文字取代了高深的经济学术语与复杂的公式，为经济学入门提供了一种最为迅捷和有效的方式。该书利用经济生活中的实例，从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问题讲起，一直讲到最复杂最艰深的问题。我们会借助这些例证，先学会如何察觉和避开那些最粗浅最明显的谬误，直至学会发现和避开那些最复杂最难以捉摸的谬误。

“一课”说来很简单，也就是经济学的首要教训。教训是一句话就说完了。对于不守教训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要一条条批下去，这样才能让人醒豁。

希望有一天Henry Hazlitt这本《一课经济学》，跟物理、化学并列科学教材，作为中学生的必修课。

附：中文版v200807.pdf 中英文对照版v20090305.doc 中英文对照v200907

了解奥地利学派的出发点对于把握本书很有帮助，即： 

如果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一项公共政策很难有把握去激发人们的“利他心理”；反之，致力于激发人们“利他心理”的公共政策，很容易滑向限制个人的自由选择。

分工与协作，往往可以让自己以更小的投入获得更大的回报，这是符合“利己心理”的。分工与协作带来了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和难以替代性，为了利己，每个人会权衡得失，并作出取舍。

可见，极度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必须被放到分工与协作中去考察才行。至于公权在禁止暴力和欺诈方面的作用，那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至于限制国家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滥用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宪法要能为公民所用，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Economics in One Lesson第一版于1946年面市，1948年商务印书馆就推出了中译本《经济学新论》，译者宋桂煌在1947年写的“译者弁言”介绍了相关情况。宋本有助于把我们的认识还原到那个时代。据说，Mises Institute在2008年推出的版本即以1946版为准，而不是后来的1979版，个中缘由我会继续跟踪。

1961版算个过渡版本。台湾在1966年重版过宋本，不知有否更新到1961年版。

1979年版是最通行的版本，此后的40周年纪念版、50周年纪念版只是把1979年版中用作说明的例证和统计数据都有更新到当时的最新数据。1989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中译本《回到常识——剖析经济学中一些“杰出的”谬误》，译者于小庆。洪君彦在“代译者序”中提及：“推荐译者将此译成中文的美国教授们认为，它曾使无数美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了解了经济学。”据说，于本一版一印，才出1200本，也值得去挖掘出来。

1999年、2005年、2008年面市的3个中译本都基于50周年纪念版，热捧之余都有声音认为翻译欠佳。应该说校译的潜力还很大吧。

1999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推出中译本《一课之师》，译者吴栋、王力等。在“译者说明”中提及王法、齐险峰、李艳、侯红娅等同学进行了初译。
2005年经济新潮社推出的繁体版《一课经济学》，译者罗耀宗。吴荣义、吴惠林、张清溪、詹宏志、熊秉元、薛琦都在译文前撰文专业推荐。
2008年中信出版社推出的简体版《一课经济学》，译者蒲定东。朋友雪峰、海云、冬梅、余江等对该书前半部分作了校译。

我拟以5个中译本，以及网上的相关内容为基础，以撰写日志校译连载方式，利用业余时间陆续放上草稿，根据反馈不断修改。

在校译进程中，我们也发现英文原著1979年的第二版对照之前的第一版，也有相当出入。校译以第二版为主，若有译者发现第一版的相关不同内容值得补充进这个校译本，请在译本中对这种补充的地方作说明。

第二版英文原文可参看http://jim.com/econ/contents.html
第一版英文原文可参看http://www.fee.org/library/books/economics.asp

规则1：我先贴出一个供大家校译的版本；我会比较手中的几个中译本，整理出这个版本，贴在博文顶楼；摆擂台
规则2：若我自己发现有更好的译文，我会直接修改顶楼；
规则3：若其他博友提出更好的译文，我会先跟帖保留废文，作为修改历史记录，然后到顶楼更新；

脚注采用{footnotes:}，书后注采用{endnotes:}插入原文。

已经发布blog的编校稿都归集在以下分类中，请点击浏览

http://www.de-sci.org/blogs/dingdong/category/economics-in-one-lesson/

为更加全面记录校译交流的过程，提供一个更加宽泛的切磋环境，我创建了以下分类

校译切磋

作为安全备份和推广，我在mises.org的blog保存最新版本

http://mises.org/Community/blogs/dp/default.aspx

深度参与并指导的网友有：寻正
驻足略微参与的网友有：棒棒儿、曾子后、子平、Wonfucious

目录：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PREFACE TO THE NEW EDITION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 The Lesson (3-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 The Lesson (3-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 The Lesson (3-3)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 The Broken Window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3. The Blessings of Destruction (2-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3. The Blessings of Destruction (2-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4. Public Works Mean Taxes(3-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4. Public Works Mean Taxes(3-2,3)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5. Taxes Discourage Production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6. Credit Diverts Production (4-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6. Credit Diverts Production (4-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6. Credit Diverts Production (4-3,4)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7. The Curse of Machinery (4-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7. The Curse of Machinery (4-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7. The Curse of Machinery (4-3)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7. The Curse of Machinery (4-4)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8. Spread-the-Work Schemes (2-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8. Spread-the-Work Schemes (2-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9. Disbanding Troops and Bureaucrats (2-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9. Disbanding Troops and Bureaucrats (2-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0. The Fetish of Full Employment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1. Who’s “Protected” by Tariffs? (6-1,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1. Who’s “Protected” by Tariffs? (6-3,4)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1. Who’s “Protected” by Tariffs? (6-5,6)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2. The Drive for Exports (2-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2. The Drive for Exports (2-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3. “Parity” Prices (3-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3. “Parity” Prices (3-2,3)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4. Saving the X Industry (4-1,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4. Saving the X Industry (4-3,4)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5. How the Price System Works (2-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5. How the Price System Works (2-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6. “Stabilizing” Commodities (3-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6. “Stabilizing” Commodities (3-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6. “Stabilizing” Commodities (3-3)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7. Government Price-Fixing (5-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7. Government Price-Fixing (5-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7. Government Price-Fixing (5-3)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7. Government Price-Fixing (5-4)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7. Government Price-Fixing (5-5)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 18. What Rent Control Does (3-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 18. What Rent Control Does (3-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8. What Rent Control Does (3-3)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9. Minimum Wage Laws (3-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19. Minimum Wage Laws (3-2,3)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0. Do Unions Really Raise Wages? (4-1,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0. Do Unions Really Raise Wages? (4-3,4)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1. “Enough to Buy Back the Product” (4-1,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1. “Enough to Buy Back the Product” (4-3,4)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2. The Function of Profits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3. The Mirage of Inflation (6-1,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3. The Mirage of Inflation (6-3,4)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3. The Mirage of Inflation (6-5,6)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4. The Assault on Saving (4-1,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4. The Assault on Saving (4-3,4)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5. The Lesson Restated (4-1,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5. The Lesson Restated (4-3,4)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6. The Lesson After Thirty Years (2-1)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26. The Lesson After Thirty Years (2-2)

Economics in One Lesson校译之 A NOTE ON BOOKS

A1,B1,C1
A1,B1,C0
A1,B0,C1
A1,B0,C0
A0,B1,C1
A0,B1,C0
A0,B0,C1
A0,B0,C0

特征值，指真/假、有/无、是/非、1/0。
　　
　　这里特指在3大领域中是否存在充分的自由。
　　
　　例如，我们有可能为了保护生命、人身自由和财产这些最重要的善，而限制心灵领域的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限制理性领域的思想自由和讨论的自由。
　　
　　并且，这种自由限制往往是通过树立权威并且排除异己来实现的。

1. 沃格林《新欧洲的民主》，Manuel Brieske英译，心岳中译
http://www.zhongguosixiang.com/thread-12430-1-1.html

2. 徐志跃《做正确的事比正确地做事更重要——追思艾柯夫》
http://www.21cbh.com/HTML/2010-1-14/162119.html

要让人免谈政治，事先得把人们的生活领域分为政治部分与非政治部分。分得清么？如何才分得清？

要分，条件有二：
首先，社会的成员要做好准备，不把心灵问题和理性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其次，社会中也不允许存在这样的集团，谋求利用国家权势把它们的信仰、观念强加给他们同伴公民。

为什么在这两点上不能妥协呢？

政治建设是为了保护生命、人身自由和财产这些最重要的善，政治建设本身必须不允许伤害这些最重要的善。社会成员得以在这些共同点上共存，相生不相害。做不到这点的宪法都是伪宪法，一切伪宪的国皆不是最终的国。

在心灵领域与理性领域，自由造就千姿百态。心灵领域的治理服从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理性领域的治理服从思想自由和讨论的自由。这是用公共权力和权威影响无法调伏的，除非我们威胁剥夺其财产、人身自由、生命，用强迫和镇压的手段。不过，这又让我们远离了政治建设的根本，以致炮制出种种伪宪。

在17世纪末，出现了公民行政的伟大观念，具体说就是这样的观念：基督徒的国民共同体不应该使得教会-组织的差异和教义的差异成为政治斗争的对象，而是应该存在特殊的公民生活领域，就此领域而言，政治权威被其立法组织所限制。

正是这样的公民行政，我们称之为民主。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为了服从民主功能的发挥之条件，为了让它发挥功能，我们要确立什么样的条件，以及如果民主的功能条件受到威胁，我们在何处为民主而斗争，我们就必须认识这种民主的特点。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不能妥协的那两点。

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或者说对政治秩序的破坏，或者说社会成员的心灵秩序与理性秩序得不到恢复，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社会成员试图通过政治斗争来树立他们所崇尚的信仰和观念，以利争取回受到侵害的那些最重要的善。
另一方面，社会成员试图通过容忍心灵和理性被不自由，以求保有必需的财产、人身自由和生命。

要捍卫社会稳定，或者说重建政治秩序，或者说恢复社会成员的心灵秩序和理性秩序，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便清晰起来。

道德与良知主要来自家庭教养。不能把它交给政府，也不把它推给学校。政府与学校都无法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从这一点说，家庭是人类文明的核心领域。凡是有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地方都是大学。没有思想自由与讨论自由的地方都不配称为大学。

待到心灵秩序普遍恢复，理性秩序普遍恢复，重建政治秩序便呼之欲出，直至废伪宪立真宪。若缺乏前者，政权更迭很可能仅仅是一部伪宪替代另一部伪宪。或者说，着急谈政治的人很可能适得其反。

爱家庭，爱大学，捍卫这个底线。莫吊死在政治上。

（沃格林的《新欧洲的民主》，发表于1958年，Manuel Brieske英译本，心岳中译本）读书笔记

在牛顿（1642～1727）和莱布尼茨（1646～1716）发明微积分以后，数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8到19世纪200年间，欧洲人才辈出，在这期间诞生的大数学家不可胜数，重要的有：尤拉（Euler，1707～1783），高斯（Gauss，1777～1855），阿贝尔（Abel，1802～1829），黎曼（Riemann，1826～1866），庞卡莱（Poincare，1854～1912），希尔伯特（Hilbert，1862～1943），格拉斯曼（Grassmann，1809～1877），傅立叶（Fourier，1768～1830），伽罗华（Galois，1811～1832），嘉当（E.Cartan，1869～1951），伯努利（D. Bernoulli，1700～1782），克莱姆（G. Cramer，1704～1752），克莱罗（A. Clairaut，1713～1765），达朗贝尔（d’Alembert，1717～1783），兰伯特（J. Lambert，1728～1777），华林（E. Waring，1734～1798），范德蒙德（Vandermonde，1735～1796），蒙日（Monge，1746～1818），拉格朗日（Lagrange，1736～1814），拉普拉斯（Laplace，1749～1827），勒让德（Legendre，1752～1833），阿冈（R. Argand，1768～1822），柯西（Cauchy，1789～1857），莫比乌斯（M?觟bius，1790～1868），罗巴切夫斯基（Lobachevsky，1792～1856），格林（Green，1793～1841），波尔约（J. Bolyai，1802～1860），雅可比（Jacobi，1804～1851），狄利克雷（Dirichlet，1805～1859），哈密尔顿（W. Hamilton，1805～1865），刘维尔（Liouville，1809～1892），库默尔（Kummer，1810～1893），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1815～1897），布尔（G. Boole，1815～1864），斯托克斯（G. Stokes，1819～1903），凯莱（Cayley，1821～1895），切比谢夫（Chebyshev，1821～1894），埃尔米特（Hermite，1822～1901），爱森斯坦（Eisenstein，1823～1852），克罗内克（Kronecker，1823～1891），开尔文（Kelvin，1824～1907），麦克斯威尔（J.Maxwell，1831～1879），富克斯（L. Fuchs，1833～1902），贝尔特拉米（E. Beltrami，1835～1900）等。

他们将数学和自然科学融合在一起，引进了新的观念，创造了新的学科。他们引进的工具深奥而有力，开创了近300年来数学的主流。数学的发展更推进了科学的前沿，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支柱。

在这期间，东方的数学却反常地沉寂。无论中国、印度或者日本，在17世纪到19世纪这200年间，更无一个数学家的成就可望上述诸大师之项背。其间道理，值得深思。数学乃是科学的基础，东方国家的数学不如西方，导致科学的成就不如西方，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里我想讨论一个现象：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江户时代关孝和（Takakazu Seki Kowa，1642～1708）创立行列式外，日本数学成就远远不如中国，但到了19世纪末，中国数学反不如日本，这是什么原因呢？在这里，我们试图用历史来解释这个现象。

19世纪中日接受西方数学的过程

1859年，中国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和苏格兰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e，1815～1889）翻译了由英国人De Morgan（1806～1871）所著13卷的《代数学》和美国人Elias Loomis所著18卷的《代微积拾级》。他们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全部翻译出来，完成了明末徐光启（1562～1633）与利玛窦未竟之愿，在 1857年出版。

就东方近代数学发展史来说，前两本书（《代数学》、《代微积拾级》）有比较重要的意义，《代数学》引进了近代代数，《几何原本》、《代微积拾级》则引进了解析几何和微积分。

李善兰本人对三角函数、反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的幂级数表示有所认识，亦发现所谓尖锥体积术和费尔马小定理，可以说是清末最杰出的数学家，但与欧陆大师的成就不能相比拟，没有能力在微积分基础上发展新的数学。

此后英人傅兰雅（John Fryee，1839～1928）与中国人华蘅芳（1833～1902）也在1874年翻译了英人华里司（William Wallis，1768～1843）所著的《代数术》25卷和《微积溯源》8卷，他翻译的书有《三角数理》12卷和《决疑数学》10卷，后者由英人 Galloway和Anderson著作，是介绍古典概率论的重要著作，在1896年出版。

这段时期的学者创造了中国以后通用的数学名词，也建造了一套符号系统（如积分的符号用禾字代替）。他们又用干支和天地人物对应英文的26个字母，用二十八宿对应希腊字母。

这些符号的引进主要是为了适合中国国情，却也成为中国学者吸收西方数学的一个严重障碍。事实上，在元朝时，中国已接触到阿拉伯国家的数学，但没有吸收它们保存的希腊数学数据和它们的符号，这是一个憾事。

当时翻译的书籍使中国人接触到比较近代的基本数学，尤其是微积分的引进，更有其重要性。遗憾的是在中国洋务运动中占重要地位的京师同文馆（1861）未将学习微积分作为重要项目。

而福州船政学堂（1866）则聘请了法国人L.Medord授课，有比较先进的课程。1875年，福州船政学堂派学生到英法留学，如严复在1877年到英国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郑守箴和林振峰到法国得到巴黎高等师范的学士学位，但对数学研究缺乏热情，未窥近代数学堂奥。

日本数学在明治维新（1868年）以前虽有自身之创作，大致上深受中国和荷兰的影响。1862年日本学者来华访问，带回李善兰等翻译的《代数学》和《代微积拾级》，并且广泛传播。他们迅即开始自己的翻译，除用中译本的公式和符号外，也利用西方的公式和符号。

明治天皇要求国民向全世界学习科学，他命令“和算废止，洋算专用”，全盘学习西方数学。除了派留学生到欧美留学外，甚至有一段时间聘请了3000个外国人到日本帮忙。日本和算学家如高久守静等虽然极力抵制西学，但政府坚持开放，西学还是迅速普及，实力迅速超过中国。

日本人冢本明毅在1872年完成《代数学》的日文译本，福田半则完成《代微积拾级》的日文译本，此外还有大村一秀和神田孝平。神田在1865年已经完成《代微积拾级》的译本，还修改了中译本的错误，并加上荷兰文的公式和计算。日本人治学用心，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日本人不但直接翻译英文和荷兰文的数学书，Fukuda Jikin还有自己的著作，例如Fukuda Jikin在1880年完成《笔算微积入门》的著作。

日本早期数学受荷兰和中国影响，明治维新期间则受到英国影响，其间有两个启蒙的数学家，第一个是菊池大麓（Dairoku Kikuchi，1855～1917），第二个是藤沢利喜太郎（Rikitaro Fujisawa，1861～1933），他们都在日本帝国大学（Imperial University）的科学学院（The Science College）做教授，这间大学以后改名为东京大学（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到1897年才成立）。

菊池在英国剑桥大学读几何学，他的父亲是Edo时代的兰学家（Dutch Scholar），当时英国刚引进射影几何，他就学习几何学，并在班上一直保持第一名，他和同班同学虽然竞争剧烈，却彼此尊重。

根据菊池的传记，说他一生不能忘怀这种英国绅士的作风，以后他位尊权重，影响了日本学者治学的风骨。

他在剑桥得到学士和硕士，在1877年回到日本，成为日本第一个数学教授，日本的射影几何传统应该是由他而起，以后中国数学家苏步青留日学习射影、微分几何，就是继承这个传统。

菊池家学渊源，亲戚、儿子都成为日本重要的学者，他在东京帝国大学做过理学院长、校长，也做过教育部长、京都帝大校长、帝国学院（Academy）的院长。

他对明治维新学术发展有极重要的贡献，他思想开放，甚至有一阵子用英文授课。

藤沢利喜太郎在1877年进入日本帝国大学学习数学和天文，正好也是菊池在帝大开始做教授那一年。他父亲也是兰学家，在菊池的指导下，他在东京大学学习了五年时间，然后到伦敦大学念书，数个月后再到德国柏林和法国的 Strasbourg。在柏林时，他师从库默尔（Kummer）、克罗内克（Kronecker）和魏尔斯特拉斯（Weierstrass），这些人都是一代大师。

藤沢利喜太郎1887年回到日本，开始将德国大学做研究的风气带回日本。他精通椭圆函数论，写了14篇文章，并于1925年成为日本参议员，于1932年当选为日本的院士。

菊池和藤沢利喜太郎除了对日本高等教育有重要贡献外，也对中学和女子教育有贡献，编写了多本教科书。

20世纪初叶的日本和中国数学

1.日本数学

20世纪初叶最重要的日本数学家有林鹤一（Tsuruichi Hayashi，1873～1935）和高木贞治（Teiji Takagi，1875～1960）。林鹤一创办了东北帝国大学的数学系，并用自己的收入创办了Tohoku数学杂志。

但日本近代数学的奠基人应该是高木贞治。他在农村长大，父亲为会计师。他在1886年进中学，用的教科书有由Todhunter写的Algebra for Beginners和由Wilson写的Geometry。到了1891年，他进入京都的第三高中，三年后他到东京帝大读数学。

根据高木的自述，他在大学的书本为Durègi写的《椭圆函数》和Salmon写的《代数曲线》，他不知道这些书籍与射影几何息息相关。当时菊池当教育部长，每周只能花几个小时授课，因此由藤沢主管，用德国式的方法来教育学生。他给学生传授Kronecker以代数学为中心的思想。高木从Serret写的 Algebra Supérieure（法语）书中学习阿贝尔方程，并且学习H. Weber刚完成的两本关于代数学的名著。

1898年，高木离开日本到德国柏林师从Frobenius，当时Fuchs和Schwarz还健在，学习的内容虽然和日本相差不大，但与名师相处，气氛确实不同。

1900年，高木访问G?觟ttingen（哥廷根），见到了数学大师Klein和Hilbert。欧洲年轻的数学家大多聚集在此，讨论自己的创作。高木自叹日本数学不如此地远甚，相距有半个世纪之多。然而一年半以后，他大有进步，能感觉自如矣。可见学术气氛对培养学者的重要性。

高木师从Hilbert，学习代数数论，印象深刻。他研究Lemniscate函数的complex multiplication。他在1903年完成博士论文，由东京大学授予博士学位（1900年时东京大学已经聘请他为副教授）。

1901年，高木回到东京，将Hilbert在G?觟ttingen（哥廷根）领导研究的方法带回东京大学，他认为研讨会（Colloquia）这种观念对于科研至为重要，坚持数学系必须有自己的图书馆和喝茶讨论学问的地方。1904年他被升等为教授，教学和研究并重。他的著作亦包括不少教科书，对日本数学发展有很深入的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科学界与西方隔绝，他不以为苦，认为短期的学术封闭对他反而有很大的帮助，可以静下心来深入考虑class field理论。在这期间，他发现Hilbert理论有不足之处，在1920年Strasbourg世界数学大会中，他发表了新的理论。两年后他的论文得到Siegel的赏识，建议Artin（Emil Artin）去研读，Artin（Emil Artin）因此推导了最一般的互反律，完成了近代class field理论的伟大杰作。

高木的学生弥永昌吉（Shokichi Iyanaga）于1931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到过法德两国，跟随过Artin，在1942年成为东京大学教授。他的学生众多，影响至巨。

日本在上世纪30年代以后60年代以前著名的学者有如下几位：

东京大学毕业的有：吉田耕作（Kosaku Yoshida，1931），中山传司（Tadashi Nakayama，1935），伊藤清（Kiyoshi Ito，1938），岩堀永吉（Nagayoshi Iwahori，1948），小平邦彦（Kunihiko Kodaira，1949），加藤敏夫（Tosio Kato，1951），佐藤斡夫（Mikio Sato，1952），志村五郎（Goro Shimura，1952），铃木道雄（Michio Suzuki，1952），谷山丰（Yutaka Taniyama，1953），玉河恒夫（Tsuneo Tamagawa，1954），佐竹一郎（Ichiro Satake，1950），伊原康隆（Yasutaka Ihara）；京都大学毕业的有：冈洁（Kiyoshi Oka，1924），秋月康夫（Yasuo Akizuki，1926），中野重雄（Shigeo Nakano），户田芦原（Hiroshi Toda），山口直哉（Naoya Yamaguchi），沟沺茂（Sigeru Mizohata），荒木不二洋（Fujihiro raki），广中平佑（Heisuke Hironaka 硕士，1953），永田雅宜（Masayoshi Nagata 博士，1950）；名古屋大学毕业的有：角谷静夫（Shizuo Kakutani，1941），仓西正武（Masatake Kuranishi，1948），东谷五郎（Goro Azumaya，1949），森田纪一（Ki～iti Morita，1950）；东北大学毕业的有：洼田忠彦（Tadahiko Kubota，1915），茂雄佐佐木（Shigeo Sasaki，1935）；大阪大学毕业的有：村上真悟（Shingo Murakami），横田洋松（Yozo Matsushima，1942）。

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的学者继承了高木开始的传统，与西方学者一同创造了20世纪中叶数学宏大的基础，这些学者大都可以说是数学史上的巨人。

其中小平邦彦和广中平佑都是Fields medal（菲尔茨奖）的获得者，他们都在美国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广中平佑在哈佛大学得到博士，20世纪90年代后回日本。小平邦彦则在1967年回国，他在美国有4位博士生，而在日本则有13位之多，著名的有 K.Ueno，E.Horikawa，I.Nakamura，F.Sakai，Y.Miyaoka，T.Fujita，T.Katsura等，奠定了日本代数几何的发展。

M.Sato的学生有T.Kawai、T.Miwa、M.Jimbo和M.Kashiwara，都是代数分析和可积系统的大师。Nagata的学生有S.Mori、S.Mukai、M.Maruyama。其中Mori更得到菲尔茨奖。

2.中国数学

李善兰（1811～1882）和伟烈亚力翻译Loomis的《微积分》以后，数学发展不如日本，京师同文馆（1861年创办）和福州船政学堂（1866年创办）课程表都有微积分，但影响不大。

严复（1854～1921）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到朴茨茅斯和格林威治海军专门学校读数学和工程，却未遇数学名家。容闳（1828～1912）在1871年带领幼童赴美留学，以工程为主，回国后亦未能在数学和科技上发展所长。

甲午战争后，中国派遣大量留学生到日本留学，在1901年张之洞和刘坤一上书光绪皇帝：“……切托日本文部参谋部陆军省代我筹计，酌批大中小学各种速成教法，以应急需。”

1906年，留日学生已达到8000人，同时又聘请大量日本教师到中国教学。冯祖荀大概是最早到日本念数学的留学生，他在1904年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回国后，他在1913年创办北京大学数学系。

1902年，周到达日本考察其数学，访问日本数学家上野清和长泽龟之助，发表了《调查日本算学记》，记录了日本官校三年制理科大学的数学课程：

第一年：微分、积分、立体及平面解析几何，初筹算学、星学及最小二乘法、理论物理学初步，理论学演习、算学演习。

第二年：一般函数论及代数学、力学、算学演习、物理学实验。

第三年：一般函数论及椭圆函数论、高等几何学、代数学、高等微分方程论、高等解析杂论、力学、变分法、算学研究。

这些课程，除了没有包括20世纪才出现的拓朴学外，其内容与当今名校的课程不遑多让。中国当时大学还在萌芽阶段，更谈不上这样有深度的内容。

周达又从与上野清交流中得知华蘅芳翻译《代数术》时不应删除习题。周达的三子周炜良以后成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代数几何学家。

现在看来，全面学习日本不见得是当年洋务运动的一个明智选择，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之交期间的科学虽然大有进步，但与欧洲还有一大段距离。中国为了节省用费，舍远求近，固可理解，然而取法乎其中，鲜有得乎其上者。

紧接着中国开始派学生到美国，其中有胡敦复（1886～1978）和郑之蕃（1887～1963），前者在哈佛念书，后者在Cornell大学再到哈佛访问一年，他们两人先后（1911和1920年）在清华大学任教，1927年清华大学成立数学系时，郑之蕃任系主任。

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学生亦有秦汾，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35年中国数学会之发起人中有他们三人，胡敦复曾主持派送三批留美学生，共180人。

1909年美国退回庚子赔款，成立中国教育文化基金，列强跟进后，中国留学欧美才开始有严谨的计划。严格的选拔使得留学生质素提高。哈佛大学仍然是当时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留学对象，胡明复（1891～1927）是中国第一个数学博士，从事积分方程研究，跟随Osgood和B?觝cher。第二位在哈佛读书的中国数学博士是姜立夫（1890～1978），他跟随Coolidge，念的是几何学。

俞大维（1897～1993）也在哈佛哲学系跟随Sheffer和Lewis读数理逻辑，在1922年得到哲学系的博士学位。刘晋年（1904～1968）跟随Birkhoff在1929年得到博士学位。江泽涵（1902～1994）跟随Morse学习拓扑学，1930年得到博士学位。申又枨（1901～1978）跟随Walsh学习分析，1934年得到博士学位。

芝加哥大学亦是中国留美学生的一个重要地点，其中杨武之（1896～1973）师从Dickson读数论，1926年得到博士。孙光远跟随Ernest Lane读射影微分几何，1928年获得博士。胡坤升跟随Bliss学分析，1932年获得博士。此外在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的还有曾远荣和黄汝琪，先后在 1933和1937年得到博士学位。

除了哈佛和芝加哥两所大学外，中国留学生在美国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还有：20世纪20年代，孙荣（1921，Syracuse）、曾昭安（1925，Columbia）；30年代，胡金昌（1932，加州大学）、刘叔廷（1930，密歇根）、张鸿基（1933，密歇根）、袁丕济（1933，密歇根）、周西屏（1933，密歇根）、沈青来（1935，密歇根）。

留法的博士有：刘俊贤（1930）在里昂大学研究复函数；范会国（1930）在巴黎大学研究函数论；赵进义（1927）在里昂大学研究函数论。

留法诸人中最具影响力的是熊庆来，他1926年到清华任教，1928年做系主任，1932年到法国留学，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后，在1934年回国继续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他的著名的学生有杨乐和张广厚，奠定了中国复变函数的基础。

德法两国当时的数学领导全世界，Courant在G?觟ttingen（哥廷根）大学带领了不少中国数学家，例如魏时珍（1925）、朱公谨（1927）、蒋硕民（1934），论文都在微分方程这个领域。

曾炯之（1898～1940）在哥廷根大学师事Noether，1934年得到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在数学上有重要贡献。程毓淮（1910～1995）亦在哥廷根得到博士学位，研究分析学。1935年夏，吴大任到德国汉堡，与陈省身第三次同学，在布拉施克教授指导下做研究，1937年回国。

留学日本的有陈建功（1882～1971），在东北大学师从藤原松三郎研究三角级数，1929年获得博士；苏步青（1902～2003）在东北大学师从洼田忠彦学习射影微分几何，1931年获得博士，回国后陈建功和苏步青先后任浙江大学数学系主任。

苏步青的著名学生有熊全治、谷超豪、胡和生。留日的还有李国平、杨永芳、余潜修、李文清等人。

总的来说，中国第一批得到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大部分都回国服务，对中国数学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在代数方面有曾炯之，在数论方向有杨武之，在分析方面有熊庆来、陈建功、胡明复、朱公谨，在几何方面有姜立夫、孙光远、苏步青，在拓扑学方面有江泽涵。

江泽涵成为北京大学系主任，姜立夫在1920年创办南开大学数学系，孙光远成为中央大学系主任，陈建功成为浙江大学系主任，曾昭安成为武汉大学系主任。

通过他们的关系，中国还邀请到Hadamard、Weiner、Blaschke、Sperner、G.D.Birkhoff、Osgood等大数学家访华，对中国数学发展有极大影响力。在此以前，法国数学家Painlevé和英国数学家罗素在1920年和1921年间访问中国，但影响不如以上诸人。

紧跟着下一代的数学家就有陈省身、华罗庚、周炜良等一代大师，他们的兴起意味着中国数学开始进入世界数学的舞台。许宝騄在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成为中国统计学的创始人，他的工作在世界统计学界占有一席地位。在西南联大时，他们也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数学家，其中包括王宪忠、万哲先、严志达、钟开莱等人。冯康则在中央大学毕业，成为有限元计算法的创始人之一。

稍后浙江大学则有谷超豪、杨忠道、夏道行、胡和生、王元、石钟慈等。在中央研究院时，培养的杰出学生还有吴文俊等人。其中陈省身、华罗庚、许宝騄等都是清华的学生，也是我尊重的中国学者。陈省身在海外的学生有廖山涛、郑绍远等。华罗庚则在解放初年回国后，带领陆启铿、陈景润等诸多杰出学者，成为新中国数学的奠基者。

结语

与日本比较，中国近代数学的奠基可以说是缓慢而迟滞的，微积分的引进早于日本，却被日本反超。这与日本政府在1868年明治维新公开要求百姓全面向西方学习有一定的关系。中国人直到现在还不能忘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念，因此在追求真理的态度上始终不能全面以赴。

菊池等在英国除了学习几何和分析外，也将英国的绅士（gentleman）精神带回本国学术界，高木贞治师从德国大师，成功地将哥廷根的数学研究和研究方法传到东京大学，回国15年后，他本人的研究亦臻世界一流，他对数学的热情非当时中国诸公可比拟。事实上，中国留学生在1935年以前的论文能够传世的，大概只有曾炯之的曾氏定理。不幸的是，曾炯之回国后未受到重视，很早就去世了。

从菊池开始，留学生回日本国后得到政府重用，从基础数学做起，无论对中学还是对大学的教育都极为尽力（高木以一代大师之尊，竟然著作中学教科书14本之多）。到20世纪40年代已经有多样开创性工作，与欧美诸国不遑多让了。有一点值得中国注意的：基本上所有日本的名学者在做副教授以前都到欧美访问一段时间，直接接触学问的最前沿。

本人接触过的日本数学大师有伊藤清、岩泽健吉、小平邦彦、加藤敏夫、志村五郎、佐竹一郎、广中平佑等，都是谦谦君子，谈吐言行都以学问为主题，弥足敬佩。

反观中国，早期学习西方，以应用科技为主，缺乏对数学的热情，一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国留学生还没有认识到当代最先进的数学，而在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对数学认识不深，中国学者没有寻根究底，始终未接触到学问的前沿。在教育年轻学者方面也不如日本学者。中国留学生在甲午战争后以留日为主，在庚子赔款早期则以美国为主，亦有到德法的留学生。

在20世纪早期日美数学远不如德法，而中国留学生却以日美为主，可见当时留学政策未有把握到求学的最佳方向。幸而这些早期留学生学成后都回国服务，到40年代中国数学已经奠基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美国数学的迅速兴起和他们的学习方法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接受英国式的绅士教育，一方面又接受德国式研究型大学的精神，在以研究为高尚目标的环境下，学者对学问投入浓厚的兴趣。

举例来说，中国留学生在哈佛留学的同时，哈佛的学生有Whitney和Morse研习拓扑，Morrey和Doob研究方程学和概率论，他们都成为一代大师，但他们的中国同学回国后在数学上的造诣不逮他们远甚。

解放后在华罗庚教授带领下，中国数学在某些方向已开始进入国际水平，“文革”后则元气大伤，近30年来在本国产生的数学研究难与西方相比，而留学生中杰出者远不如陈、华、周诸大师，又不愿全面回国。本国培养的博士生，质素好的有相当大部分放洋去国，造成今日数学界的困境。

人才的引进需要与本国的精英教育挂钩。美国大学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也就是孔子说的教学相长，有大师而无杰出的年轻学生，研究是无法深入的。没有做学问的热情，没有崇高的志愿，也不可能产生杰出的研究，这些热情不是金钱可以购买的。

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看到很多重要的事情，求学必须到精英荟萃之处认真学习、不慕名利，教学相长，庶几近之。

近年来，中国高校学术抄袭、作假之事不断，这种学风不改，中国数学要赶上世界水平，恐怕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然而政府已经决定对培养人才投入更多的经费，希望在公元2020年前成为人才大国，在经费充裕和年轻一代得到重用的背景下，我深信中国学术环境会有大改变，很快就会迎头赶上最先进的国家。但是百年树人，一方面要大力投入，一方面也要有耐心，学问才能做好。

近年来韩国和越南政府开始大量投入基础科学的研究，据估计，明年世界数学家大会将会有从这些国家出身的年轻数学家得到菲尔茨奖。他们的文化，与中国息息相关，中国何时才能够在本土培养出这种水平的数学家，固然是政府和我们老百姓所关心的事情。

反过来说，得到国际大奖固是一个重要指标，但在基础学问或研究上，我们要看得更远更崇高，才能成就大事业，儒家说“天人之际”，中国学者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始无负于古圣先贤的教诲！

作为一个中国数学家，看着我们有些有能力有才华的学者为了蝇头小利，竟争得头破血流，不求上进，使人感伤。很多有权位的学者，更以为自己代表泱泱大国，可以傲视一切，看不起第三世界的学者。然而“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学问的评判自有其客观性，我们面对有学问的专家时，自然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缺点。

汉唐时代，中国不单是经济军事大国，也是文化大国，亚洲国家称中国为父母之国。经过60年的建设，中国终于成为经济大国，在世界强国环伺下，举足轻重。然而在数学研究上，我们远远比不上上世纪40和60年代陈、华领导的光景。

今日中国数学的前途，端赖于年轻一代数学家的培养，研究生的培养则溯源于中学生的教育。历史上数学名家都在30岁前发表过重要工作，望政府留意焉。

50年前我读《红楼梦》，虽然“不解其中意”，但是贾宝玉说“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使我感慨良深。

今日我们在清华园重新燃烧起我国人对数学的热情，让我们忘记了名利的追求，忘记了人与人间的纠纷，校与校间的竞争，国与国间的竞争。让我们建立一个为学问而学问，一个热烈追求真和美的数学中心，也希望在中央和学校的支持下，在我们国内外朋友的帮助下，让这个重新燃起的火光永恒不熄，也让我们一起在数学史上留下值得纪念的痕迹。

（本文由卢小兵根据丘成桐先生2009年12月17日下午于清华大学的演讲录音整理）

陀螺体侧有个小孔，可发射激光（我们也可以想象激光源在陀螺体顶心）。

把陀螺立起来，垂直与地面，激光与地面呈一定夹角（比如，约45°）。陀螺体垂直地面自旋时，陀螺周围形成一个正圆激光环。
 

当自旋着的陀螺开始摇摆，即陀螺体出现一定倾斜，我们观察到，激光环变为椭圆。陀螺体倾斜得越厉害，椭圆激光环越扁。

特定离心率下的椭圆轨迹

极度倾斜陀螺体可以使激光环成为抛物线、双曲线，甚至地面上激光环接近一条直线。（图中的e为离心率，当e=0时，激光环为圆；当01时，激光环为双曲线；当e接近无穷大时，激光环接近为直线。）

假设我们在一个烟尘缭绕的屋子里玩陀螺，我们能看到空气中的激光束，形成一个光锥。而先前地面上那个正圆激光环，其实是光锥穿过地面时的射影。先前我们说陀螺体垂直于地面，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地面在陀螺锥点正切于陀螺体。当然，穿越光锥的所有正切面都会形成一个正圆激光环，不过，我们只观察经过陀螺锥点的正切面或其它斜切面。当陀螺倾斜摇摆，地面相对于陀螺体就不再是正切面，光锥在地面上的投影就会变成椭圆、抛物线、双曲线。（上图与这段描述不匹配，仅供参考）
 

 
为了追求正圆激光环不变性，我们设想虚拟的地面随陀螺体一同倾斜，即，无论陀螺体斜率如何，我们始终让虚拟地面作为陀螺体的正切面。
下面两图中，倒置的P为陀螺锥点，C为陀螺顶心和激光源，CP即陀螺；P点不变，C点绕绕实际地面的垂线作圆周运动；CAB为光锥，蓝色平面为经过锥点P的正切面，AB为光锥在正切面上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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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特定斜率下的正切面上的正圆激光环是这个样子么？
 

还是这个样子？ 

如果是后者，随着斜率的变化，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填满三位球体的霍普夫纤维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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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阅读

这个由霍普夫纤维丛填满三位球体，可不仅仅是绕出一个毛线球那么简单。它是四维空间中的球面在三维空间中的映射。倘若我们滚动四维空间中的球面，那么，这个由霍普夫纤维丛填满三位球体可以刻画出球体外翻。有兴趣的朋友可参看视频《维度：数学漫步》第七、第八集。
http://www.tudou.com/playlist/playindex.do?lid=5959989

官方网站内容更翔实
http://www.dimensions-math.org/Dim_ZH_si.htm
 

（那个无底扁钵盂缸样子的图由素因子绘制。我不会绘图，其它图是从网上寻找拼凑起来的。）

有一些构件，每个构件由“0”“1”状态构成。
凡相连接的构件，“0”“1”状态只有一位上不同，其他位上都相同；
凡“0”“1”状态只有一位上不同，其他位上都相同的构件，都相连接；

满足上面条件的结构呈现二项式定理的几何形象。
 

图中有4个点+4个线+1个整体
(2+1)^2=2^2+2*2*1+1^2=4+4+1=9=3^2
 

这种结构自我复制
 
 
连接复制后对应的点，构件“0”“1”状态从两位升级到三位；
图中有8个点+12个线+6个面+1个整体
(2+1)^3=2^3+3*2^2*1+3*2*1^2+1^3=8+12+6+1=27=3^3
 
大盒子里套一个小盒子
 
 
连接复制后对应的点，构件“0”“1”状态从三位升级到四位；
图中有16个点+32个线+24个面+8个三维方体+1个整体
(2+1)^4=2^4+4*2^3*1+6*2^2*1^2+4*2*1^3+1^4=16+32+24+8+1=81=3^4
 

8个盒子，一个套一个
 
 
连接复制后对应的点，构件“0”“1”状态升级到六位
图中有64个点+192个线+240个面+160个三维方体+60个四维方体+12个五维方体+1个整体
(2+1)^6=2^6+6*2^5*1+15*2^4*1^2+20*2^3*1^3+15*2^2*1^4+6*2*1^5+1^6

=64+192+240+160+60+12+1=72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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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一下：

构件的状态变成“1”“2”“3”
图中有3个点+1个整体
(3+1)^1=3^1+1^1=3+1=4=4^1
 

这种结构自我复制
 

连接复制后对应的点，构件“1”“2”“3”状态从一位升级到二位；
图中有9个点+6个环+1个整体
(3+1)^2=3^2+2*3^1*1^1+1^2=9+6+1=16=4^2
 

连接复制后对应的点，构件“1”“2”“3”状态从二位升级到三位；
图中有27个点+27个环+9个二维环+1个整体
(3+1)^3=3^3+3*3^2*1+3*3^1*1^2+1^3=27+27+9+1=64=4^3

（构思：蒲定东于1995年；绘图：刘宏伟于2004年）

上月初，《艾柯夫管理思想精华集》（上海三联书店，2007）的译者杜文君来信告知，艾老先生于2009年10月29日走了。艾柯夫（Russell Ackoff）生于1919，享年整90。过去一月间，断断续续阅读艾柯夫的文字，并查阅相关资料，写下点滴感想，以追思这位毕生热爱智慧的教师。

知道艾柯夫，缘起于“2005年管理思想家50强”榜单。其中有我们熟悉的诸多大师，但排名第26位的艾柯夫却是我从来不曾注意到的，尤其让我好奇的是，这是一位年过八旬的老者（他在“八十自序”中自嘲是“熟透的果子”）， 但当时，他的著作简体字中文版从未面世，也从未见诸介绍和报道。一番周折，找到他的《精华集》，搜索许久，这才有了两年前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艾柯夫的著作。译者访美期间，亲手把中文版送到了艾柯夫手中，大红的封面是为了庆祝艾柯夫88岁大寿而精心设计，老人看了很开心。

从运筹学到系统思想

国内管理界现今无人不知德鲁克，但人们想象不到的是，当艾柯夫八十岁生日之际，年纪更大的德鲁克专门写了生日贺信。鉴于此信勾勒出艾柯夫的重大贡献，我们不妨完整引用如下，并尝试循着信中的几个关键词来回顾艾科夫的关键思想：

亲爱的拉思(Russ)，
生日快乐——祝你在今后的岁月健康如常，丰收多产，成就非凡！
还有感谢——我最诚挚的感谢，感谢你巨大的贡献，特别是50年前对造就现在的我所作出的神奇贡献。你也可以回想起，那时候我也是把运筹学和数量分析的新方法应用到具体商业问题的先驱者之一。那些新方法原本是用来解决军事或科学问题的，后被应用于两家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我们为这些公司成功解决了重大生产和技术问题，客户也相当满意。但我不满意——我们确实解决了技术性问题，但我们的工作对于组织及其精神状态则毫无影响。相反，我们让这些公司的管理层相信，数量的控制可以代替思想。

然后，你的工作和你的榜样向我们显示——或者，至少对我来说——数量分析要跟在思想之后——量的分析只是证明思想；你的工作也挑明了一些人知识上的马虎和对未经省思前提的依赖，包括对未经试验的假设和似乎显然的说法的依赖。但是，量的分析不能替代艰难缜密并挑战智力的思想。量的分析要求思想，但不能取代思想，当然，这就是你用‘系统’一词的意味所在。你在很久以前的日子里的工作由此拯救了我（正如拯救了其他无数的人一样），使得我没有坠落到不用脑子的“模型建构”（在过去几十年里，“建模”乃是一种疾病，毁了商学院许多人才），也使得我脱离那伪装成“洞见”的马虎。

德鲁克在此提到的“运筹学”是二战后开始热门的领域。有研究表明，盟军在二战的胜利，可以归于“三大法宝”：雷达，声纳，以及运筹学。在二战结束后，运筹学被广泛应用到军事之外，试图为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客观和量化的基础。艾柯夫跻身其间，并作出重要贡献。但他在研究中看出运筹学的局限很大，比如，正在解决的问题倾向于产生额外的问题，而且是更进一步的问题，通常，更多问题的产生，源自我们的解决方法，而不是源自问题本身。他还发现，对一个问题的解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同时对其他问题的处理。焦点由此转向诸般问题之间的互动和诸般解答之间的互动，而不是孤立起来的一个个问题之解决。这样的主张在运筹学界不被采纳，艾柯夫就不得不重起炉灶，开创“社会系统的科学”。关于系统方法和运筹学的分野，艾柯夫本人有过通俗表述。运筹学主要是分析型科学研究，分析方法往往出于这样的信念，如果你理解了事物的终极的组成部分，你就能对由这些部分构成的整体获得终极理解。但艾柯夫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研究发现，分析并不能导致对系统的理解。因为系统是个整体，其特性来自其构成部分之间的互动。一旦系统拆开，比如，你把汽车拆解，就不再是汽车了。分析得到的，是事物结构的信息，是知识或窍门，而说明和解释则在分析之外，需要的则是综合思想。综合产生理解，分析产生知识——这个区分对系统科学的兴起十分关键。

系统思想，既要理解也要知识。要理解系统，尤其是涉及到人的系统，综合思想不可或缺。按照我们现在的认识，包括人在内的系统是不能仅仅用“量”来处理的，你不得不处理系统中的“质”的因素。艾科夫早就对人本系统怀有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放弃学了五年的建筑学，转而攻读科学哲学，并获博士学位。

忽弃当为之过

读过德鲁克著作的人大多记得他的一个著名说法：比起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其实，这个说法来自艾柯夫，而且艾柯夫说得更为透彻。艾柯夫说：

“我们所有的社会问题源自于更正确地做错误的事情。你做错误的事情越有效率，你就变得越错误。错误地做正确的事情，比起正确地做错误的事情，远远要好！如果你错误地做正确的事情并改正错误的做法，你就得到更好的结果！”

“从正确地做事情上，管理者学不到什么东西，学到东西，只能来自错误地做事情。”

要真正理解这个道理，我们需要了解艾柯夫对两类不同错误的区分。一种错误是实际犯下的，即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艾柯夫称之为“不当之为”(commission)。还有一种错误是本应该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他称之为“当为不为”（omission，有朋友从古汉语找到一个更雅的表达：“忽弃当为”，语出胡寅《崇正辨》）。“忽弃当为”比“不当之为”更严重，原因之一是，这种错误常常是不可能或很难纠正的。这样的错误也许是永远不能追回的机会。比如，IBM上世纪80年代的错就是“忽弃当为”——它没有尽早挺进小型电脑市场。“当为不为”往往还不易发现，因为财务报表永远只是记录所犯过的错。而且，“当为不为”这类错误几乎不会纳入考核管理者的惩罚内容。正由于“不当之为”是唯一被追究责任的一类错误，寻求安全或稳定的管理者的最佳策略就是去避免此类错误，尽可能少做，甚至不做。僵化的官僚组织往往如此。这样的组织及其中的各层次员工也就长进不了，也就没有竞争优势可言。艾科夫甚至说，“官僚系统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大家忙忙碌碌而其实什么也没干”。

我们崇尚自由市场，即，
以尊重私有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合作。我们认为，货币垄断与自由市场不相容。通货膨胀是任意交易媒介的名义量以超出其在自由市场本会有的产量而进行的扩张。通货膨胀意味着通过侵犯财产权来扩展名义上的货币供应量。如果社会中的财产权被侵犯，尤其是受系统性的方式侵犯时，我们就不能称其为完全自由社会。货币垄断正是在以系统性的方式侵犯财产权。因此，我们极力主张自由竞争货币体系。

我们发现，对币制的思考会引到对税制的思考。毋庸置疑，种种桎梏在让我们放弃追求自由竞争货币体系，让我们进而放弃私有财产权的完整性、放弃自由协作。这都让我们感到困惑。所以，我们希望发动大家一起来挖掘前人的智慧、贡献自己的智慧，从
对自由竞争货币体系的考量出发，为通向新世界奉献一块铺路石。

豆瓣协同校译小组
http://www.douban.com/group/195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