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以眼杀人》难看也就罢了，反美国、反美军也还是罢了，问题是煞笔左翼把持的欧美电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反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他们都忘了还有电影这回事。真是烦死了这帮狗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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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像的黄昏

西风独自凉

1954年出生在韩国大邱的李沧东，可能是继黑泽明、深作欣二之后最好的亚洲导演。2007年7月，李沧东新作《密阳》上映不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韩国人质事件，23名韩国基督徒在阿富汗传教时遭到绑架。李沧东单刀直入：“韩国信教的人自己不会意识到，一般人觉得他们那种传教的方式有多么奇怪。《密阳》表现出来的信基督教的人的状况，和阿富汗的人质事件有一定的关系。”

自美国传教士亨利1885年在韩国创立培材学堂，经过1个多世纪的发展，基督教在韩国枝繁叶茂，信教人口超过人口总数的25%，世界上最大的12个基督教堂会，有11个都在首尔。鲁迅曾言：“对人唾弃的结果是信用仙人。”对鲁迅推崇备至的李沧东，在光影世界里如何表现弥漫整个社会的宗教因素？

《绿鱼》（1997）是李沧东名满天下的“绿色三部曲”的第一部。在这部处女作中，大兵哥英雄救美被痛扁、违章车追着警车满街跑等反抒情、反英雄的叙事方式，给欢快、浅薄的韩流注入了清新、锐猛的活力。教会神职人员勾引有夫之妇惨遭黑帮修理，吓得屁滚尿流，丑态百出，算是导演给韩国宗教文化送上的一分小小的见面礼。

《薄荷糖》（2000）讲述了一个令人绝望而又回味无穷的故事，李沧东以平实的影像和舒缓的节奏剖析人生的残酷，展现出惊人的才华和自信，代表了新世纪韩国电影的最高水平。影片主人公金永浩（薛景求饰）的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密切相联：在光州事件中稀里糊涂地挨了一枪，又鬼使神差地误杀了一个女生，退伍后变成一个残暴的警察，一步一个脚印地踏上了毁灭之路。永浩的妻子做爱、餐前都不放过祷告的机会，如此虔诚的基督徒，居然红杏出墙。影片对宗教教化功用的讽刺不露痕迹，妙到巅毫。

《绿洲》（2002）通过一个边缘人与脑瘫姑娘的爱情，反映韩国社会虚伪的一面。男主角利用牧师做祷告的机会冲出警察局，似在暗示：对于现实的苦难，宗教的作用不仅有限，有时还会适得其反，生命的绿洲只有靠人类自己去开辟。影片赢得59届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最佳新人演员奖，以及基督教会奖（SIGNIS大奖）。

国内、国际获奖无数的李沧东，一度担任韩国文化部部长，成为韩国文化响当当的“名片”。他对宗教的怀疑和拷问，经过“绿色三部曲”的试探与铺垫，在《密阳》里达到了高潮。

李申爱（全度妍饰）带着孩子来到已故丈夫的家乡密阳，这个阳光密集、民风淳朴的小城，除了如传销般不容分说的传教者和追求者偶尔令她不快，几乎无可挑剔。不料，密阳最终成了她的伤心地，失去爱子的痛苦扼住了她的咽喉，几乎不能呼吸。一向对宗教敬而远之的她，跑到教堂尽情宣泄内心的苦痛。

信仰上帝、唱圣诗、教友聚会、祈祷，使申爱成了幸福的“祥林嫂”，逢人就说上帝拯救了她苦难的灵魂。在牧师的鼓励下，她决意响应上帝的教导，原谅自己的仇人并爱他。到监狱向杀子凶手传递上帝的爱和恩惠时，她才发现凶手已通过忏悔得到了上帝的救赎，内心相当平静，她的原谅无足轻重。

黑格尔说，密涅瓦（智慧女神）的猫头鹰到黄昏才会起飞。于申爱而言，罪恶能够如此轻易地获得赦免，意味着偶像的黄昏。在随之而来的黑暗中，深感受到愚弄的申爱展开了疯狂的报复：经不起诱惑的牧师，青天白日就与申爱在野外苟合，申爱眼不错珠地望着苍天：“（上帝）看清了吧？”牧师慌忙起身，说好象上帝在看着我们。申爱再一次感到呼吸困难，翻江倒海似的恶心让她呕吐不止。

申爱对上帝的怀疑、信仰和令她作呕的整个过程，被全度妍演绎得丝丝入扣，成为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荣获戛纳最佳女主角奖的韩国女演员。影片的第一个镜头是蓝天白云，最后一个镜头是洒落在地面的阳光，导演的寓意呼之欲出：人生的意义不在天上，而只存在于现实生活。

文笔（镜头）犀利的作家（导演），往往都很善良。倘若鲁迅先生在天有灵，看到自己韩国粉丝的作品，会发表怎样的感想？会不会与时俱进地来一句：把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杯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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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独自凉

不少网站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假如坐上时光穿梭机，你愿意回到中国历史上的哪个时代？春秋战国、秦皇汉武、魏晋风流……网友的答案不一而足，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来自草原的铁骑横扫欧亚，撒播的不是文明与繁荣，而是征伐和死亡，与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一样，只是给本国和它国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样的强国既未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未增加自由的空间，陡添百姓的赋税徭役，增加死于非命的机会，满足帝王将相功成名就的私欲，不去也罢。

盛唐气象，八方来贺，绣花枕头一包草。唐太宗算是非常难得的一代明君，但也认为：“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臣民没有独立人格，不过是“臣妾”而已；茅屋为秋风所破也就罢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去不得也，哥哥！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贫困，首先是哲学的贫困。对比中西哲学史，孔丘、墨翟、李耳、商鞅、孙武等诸子百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希腊哲学群英最大的差距，莫过于逻辑和对人的终极关怀。

中国自古以来强调的是皇权而非人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养人如养六畜”（《管子》）、“牧民者，犹畜兽也”（《淮南子》），民众不过是任由皇权处置的“畜兽”。孔丘的“君君臣臣”到西汉时期演变成“君为臣纲”，以致张养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哀叹，千百年来激起无数人的共鸣。

那么，如果能够“穿越”，选择哪个时代好呢？

也许，我会选择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历史：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1840年、1856年两次鸦片战争完败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滚尿流，“安知蕞尔微三岛，竟敢横行大九州”！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发动政变，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现代文明，首倡民主共和，实乃开天辟地空前之壮举。

自1215年6月15日英国国王被迫与25名贵族代表签订限制君权的《自由大宪章》，确立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的原则，为1689年通过“权利法案”实行君主立宪打下基础，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风起云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在欧洲逐渐深入人心，中西政治、经济水平的差距开始拉大。1830年，法国人均GDP是264美元，英国人均GDP是346美元，而160年后，1990年中国人均GDP才达到320美元。

不过，华夏文明能够延续数千年，自有其卓越之处。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遍查中国历史，象谭嗣同（1865~1898）这样有才有胆有识有格、义薄云天的“太子党”（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出生入死、肝脑涂地，可谓绝无仅有。

“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清史稿》）1873年，才气纵横、不可一世的谭嗣同年仅18岁，即有“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的诗词，刚烈、血气可见一斑。

洋务派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令谭嗣同痛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器物的革新不足以振兴华夏，遂联合维新派人士发起创办浏阳算学社、长沙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湘报》，开全国维新风气之先。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对暴君不仅不应愚忠，还要“人人得而戮之，无所谓叛逆”。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横征暴敛、屠杀人民，对准噶尔人施行种族灭绝尤其令人发指：1757年，在乾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严令之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大军对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展开大屠杀，“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准噶尔人从此成为历史，空留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

谭嗣同痛斥清政府惨绝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马惊涛：“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暴政越强大，对内对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亏“中国之兵”实力不强，否则，人类都将受“君主之祸”，与准噶尔人的下场一样；各国压制中国，乃老天有眼—-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于今读之，犹觉痛快淋漓，一百多年前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对中国政治、学术之积弊洞若观火，堪为盖棺之论，千百年来，一人而已。

1898年6月11日，28岁的光绪皇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视死如归，堪称君子人格的典范；“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有时候，悲痛是最可靠最强大的力量。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表明清政府缺乏真正改良的意愿和能力，一些改良派人士开始倾向革命。

唐才常与谭嗣同义气相投二十载，为刎颈之交；噩耗传来，无以为报的唐才常失声痛哭：“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被谭嗣同誉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任中军统领。1900年9月27日，起义失败，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清军杀害，林圭年仅25岁；谭嗣同的学生蔡艮寅在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入成城士官学校习陆军，改名蔡锷（寓砥砺锋锷之意），立志“流血救国”。

1903年，章太炎发表著名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将康有为梦想的明君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1906年，保皇派重镇梁启超承认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现政府与革命党》）。在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不断打击之下，专制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谭嗣同殉国13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终于完成了对满清268年黑暗统治的最后一击。在中国施行了2000多年的帝制寿终正寝。

1904年6月，谭嗣同棺木辗转运回湖南原籍，归葬于浏阳市城南约8公里处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前华表写有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作为华夏精英最优秀的代表，谭嗣同的责任、勇气和牺牲精神，以及他对强国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批判，于今天的人们亦不无启迪和教益。（07年1稿，10年2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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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毕格罗在奥斯卡获奖感言中特意“向远征军人致敬”，不少观众也认为《拆弹部队》是美国不折不扣的“主旋律影片”：英雄主义、“美国梦”，一个都没有少。但它分明是一部反战影片，这是怎么回事？又反战又歌颂军人的英勇，这等于说天皇八嘎牙路，大日本皇军哟西哟西，不是瞎扯淡吗？

与牺牲精神、“美国梦”并驾齐驱，甚至更为深厚和强劲的好莱坞“主旋律”，就是反战、反权威和反政府。1929年，第一界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即授予了反战影片《翼》；1931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西线无战事》夺得第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标志着反战片的艺术水准迈向了一个高峰。

历数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战争片，无非反战和反强权（政府）题材，如《猎鹿人》、《野战排》、《勇敢的心》等经典之作。反思战争的危害，探讨人性以及目的与手段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达对权力的深刻怀疑，已然成为欧美电影的主流，这既是欧美学院派和评论界被左翼力量把持的现实，也是欢迎、容忍对主流的批评和冒犯，彰显“纠偏”、政治正确、艺术品味的客观需要。

反战、反美不是问题，《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就反得漂亮，成了经典中的经典。但是，一味地为反而反，往往会过犹不及。

《拆弹部队》的片头字幕打出了《纽约时报》记者克里斯•赫奇斯的名言：“战争本身就是毒品。”将反战主旨和盘托出，同时，避免深入讨论战争是否正义：一边是炸弹，一边是拆卸；一半是创伤，一半是拯救。与其说这是影片主题上的暧昧，不如说导演是在刻意左右逢源。

在死亡的阴影下，拆弹专家虽有面对人体炸弹的无奈，但更多地是体验到了一种如履薄冰、在刀尖上舞蹈的快感，沉溺其中，难以自拔，以致无法适应和享受安宁、平静的生活，惟有抱着拯救更多生命的信念重返战场，在恐惧和弹片横飞的环境中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

以艺术质量而言，《拆弹部队》远不足以与同类题材的《全金属外壳》或《现代启示录》相提并论，成了名副其实的“扯淡部队”，“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肯定军人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又恨不得在字幕上打出：我浑身上下都反战，我他妈的全家政治正确！欧美电影界左翼当道，反战成为主流中的主流，连独立电影要拍出伊拉克战争的功与罪，看看伊拉克老百姓过得更好还是更糟，都已是一种奢望。

扯淡部队既没有能力探讨伊拉克战争的实质、深入自由战士的灵魂，也无力触及恐怖分子的日常。战争给伊拉克民众带来的痛苦多于欢乐，还是让他们看到了自由民主的曙光？他们怎样看待民选政府和之前的独裁统治？新闻自由、民主政治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变化？没有。毛都没一根。

扯淡部队不敢或不愿揭示真正的政治正确，歼灭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对自己的人民大规模使用毒气弹的杀伤性武器：萨达姆，而是极力渲染战争的负面效应，获取评论界廉价的叫好。美军成了喜欢寻求战争刺激的怪胎，战争带来的只是恐怖和变态。

911事件后，好莱坞破天荒地拍摄了一部宣扬美军英雄主义的越战片《我们是战士》。片子没有深度，和反美电影一样幼稚。时过境迁，反美主义又开始大行其道。最安全、且注定会被煞笔左翼把持的电影界恶捧的电影，就是类似扯淡部队这样的3流反战片。

战争除了血、眼泪和恐惧，绝非只剩毒品那么简单：在暗无天日的暴政下忍辱偷生，还是宁可“经历文明之痛苦”（《十月围城》）？在这一问题上最有发言权的伊拉克民众，甘冒恐怖袭击的危险踊跃投票，实际上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原载“理财1周.上海杂志”，有删节）

赢得第82届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女配角两项大奖的低成本影片《珍爱》，场景简单，最激烈的冲突也只是限于家庭内部。然而，在令人绝望的环境的衬托下，影片“自助者，天助之”的主题别具震撼人心的力量。

《珍爱》的主打海报无法看清珍爱的五官，似在表明无数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少数族裔像珍爱一样易被忽视。美国《2000年统计数字》发表的数据显示，由单身母亲为主的家庭自1990年以来已经增长了25%，增加到750万个家庭。16岁就成了单身母亲的珍爱，身高马大、目不识丁，几乎凝聚了非洲裔美国少女的一切苦难，被父亲强奸、遭母亲虐待，走在大街上都会被小流氓欺负。幻想与白人教师、白人帅哥谈情说爱，成了她唯一的安慰。

珍爱的母亲活象一条搁浅在沙发里的大鲨鱼，在电视机前饱食终日，影片一开场，狂骂珍爱3分多钟，气势磅礴、一泻千里，把珍爱骂得狗血淋头。她固执地认为珍爱勾引了自己的男人，导致他入狱和自己长期的性饥渴，对珍爱恨之入骨；另一方面，她要依靠珍爱才能获得救济金，不得不在社工面前低声下气，制造家庭和睦的假象。脱口秀谐星莫妮克将这个既是害人者、又是受害者的暴虐母亲塑造得入木三分，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可谓实至名归。

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运而生。为缩小自由竞争导致的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继罗斯福新政提出“免于匮乏的自由”之后，约翰逊总统1960年代提出“向贫困开战”的庞大计划，福利制度开始面向全体美国人。时至今日，为穷人说话、帮穷人做事在美国深入人心。政府有利于富人的取消遗产税的计划，首先起来反对的不是穷人，而是比尔•盖茨等120名美国大富翁。

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珍爱根本无力抚养自己的两个子女。而福利制度最大的弊病在于：福利依赖，导致享受福利者缺乏上进心和自尊心，不想工作，增加了有工作者的税收负担，形成恶性循环。美国1990年代开始改革福利制度，强调个人责任和工作福利的平衡，以鼓励那些参加工作和接受工作技能培训的人。本世纪，布什政府侧重于“赋予能力而不是给予福利”，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在教育问题学生的特殊学校，珍爱在瑞恩女士的精心辅导下，逐渐学会了阅读和写作，意识到自己的过去完全是一场噩梦。瑞恩身为同性恋者，与珍爱妈妈口中的那些同性恋者判若云泥，瑞恩没有强奸她，也没去贩卖毒品，更不会因为她在课堂上没学到什么而骂她“愚蠢的婊子”，反倒千方百计地让她品尝学习的乐趣。

影片并未刻意渲染珍爱的苦难来博取观众廉价的同情，而是用清泉般自然、流畅的镜头，呈现珍爱的迟钝、善良和接受教育后的明智，充满人性的尊严。珍爱因为学习努力，获得市长的奖励，她在接受一分礼物时，甚至学会了用幽默与别人交往：“里面装的是钱吗？”

不堪回首的过去仍未放过珍爱，她被确诊感染了爱滋病，通向幸福的路依旧坎坷，但她更在意的是自己通过了读写水平的测试，可以就读普通高中，然后是大学。而且，面对母亲，她已不再恐惧：“妈，我到现在才真正对你有些了解，以前我们都很愚蠢。你以后再也不会见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