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黄章晋先生认为法拉奇的丈夫亚历山大•帕那古利斯“是个典型的恐怖分子，当年法拉奇就是采访这位著名恐怖分子时，爱上了他并与之生活了三年”。

即便在欧美知识界也堪称表率的法拉奇，会爱上一个“典型的恐怖分子”？

1980年8月21日，51岁的法拉奇采访了邓小平，纪实性质的《Man》得以“借光”，在大陆出版，名为《男子汉》。小时候看这本书，震撼非常。这个庸俗不堪的地球居然还有这样的男人，这样的爱情，太伟大了。也只有帕那古利斯这样不自由、毋宁死的男人，才配得上法拉奇这样的奇女子。

《男子汉》做为世界文坛的畅销书，文笔十分强悍，不象出自一个身高1.55米的女性之手：开篇即是1967年8月，希腊抵抗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帕那古利斯，孤身一人暗杀希腊军政府的大独裁者帕帕多普洛斯，功败垂成，接应的船只亦不见踪影。仅穿了条裤头的希腊民族英雄在海边的一块岩石下遭到逮捕。

帕那古利斯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甚至打动了法官。虽然被宣判死刑，但军政府迫于自由世界巨大的舆论压力，并未执行，而是变着花样用酷刑来折磨这个铁汉。

帕那古利斯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对自由、正义的强烈渴望，他蔑视一切非人的酷刑，把监狱当做战场，利用各种手段进行还击，连敌人也感到敬畏。一个监狱长不堪忍受帕那古利斯的“折磨”，痛哭流涕地要求调离工作岗位。

1973年，在自由世界持续不断的巨大压力下，希腊军政府为维护国际形象，被迫下发大赦令，特赦了宁死不屈的帕那古利斯。两天后，法拉奇在采访帕那古利斯的过程中，两人相知相爱、风雨同舟，度过了三年艰辛、坎坷而又美好的时光：这一切都被《男子汉》记录在案。

1976年5月1日，帕那古利斯死于一次非常蹊跷的车祸，年仅37岁，150万人自发地参加了他的葬礼—-

这样一个为了希腊的自由民主燃烧了整个生命，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广泛尊敬与爱戴的传奇英雄，能说他是恐怖分子吗？如果是的话，人类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多亏了无数象他这样争取自由的恐怖分子。他们是人类自由、勇气、牺牲精神的完美集合，与散布邪恶、不惜杀害平民的恐怖分子不可同日而语。

谋杀与暗杀有着严格的分野，后者含有明显的政治动机和目的。一般来说，暗杀在民主制度下才是一种恐怖行为。因为民主制度下，个人或团体的政治诉求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合法地表达，不必采取激烈手段。但是，独裁专制下呻吟的人们连表情（腹诽）都可能成为罪名，哪来合法的渠道？因此，“非法”也就成了合法，暴君人人得而诛之，放之四海皆准，乃天赋人权。运用一切手段反抗暴政、刺杀暴君，从荆轲刺秦开始，就是人们歌颂的对象，是对追求自由和光明的仁人志士的礼赞。

正如美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弗逊所言：“自由之树必须时常以爱国者和专制统治者的鲜血使之更新常青，这是它的天然肥料。”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暗杀，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波用手枪暗杀。

德皇威廉二世叫嚣：“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奥匈帝国于1914年7月23日向塞尔维亚提出了极其苛刻的条件，并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正式宣战。德国于8月1日对俄宣战。8月3日，德国又对法国宣战。8月6日，奥匈帝国对俄宣战。日本趁人之危，向德国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无条件地把德占胶州湾交给日本，遭到拒绝后，于8月23日对德宣战。以斐迪南大公遇刺为借口，德国和奥匈帝国终于全面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暗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评价众说纷纭，个人以为：厉兵秣马的德国和奥匈帝国要想发动战争，迟早都能找到借口；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突发的暗杀事件，显然不够公允。

中国近代最出名的刺客，莫过于“除却精卫不是鸟”的汪精卫。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当选同盟会总理；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22岁的汪精卫被选为评议部部长。1906年至1908年4月，同盟会组织的萍乡、浏阳、醴陵的矿工、会党和士兵大起义，以及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等革命起义相继失败，革命陷入低潮。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乘机攻击同盟会的暴力革命，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领袖：“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文章辞锋锐利，在海外华人世界反响巨大。有人还怀疑孙中山贪污公款，《民报》主编章炳麟公开宣布脱离同盟会。同盟会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境地。

做为同盟会的高级干部和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决意刺杀满清大员以激励士气、振奋人心，用鲜血洗刷“远距离革命家”的污名，坚定革命同志的信念和意志。

汪精卫《致南洋同志书》，于今读之，犹觉热血沸腾：

“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1910年4月16日，汪精卫谋刺满清摄政王载沣，事发被捕，写下视死如归的诗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一时天下传诵，极大地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海内外对同盟会的观感亦为之一变，预备立宪的满清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心理和现实的压力—挽救革命、挽救陷入信任危机的同盟会，“此头须向国门悬”的汪精卫功不可没，也奠定了他在未来国民党中的崇高地位：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著名遗嘱，起草人即为汪精卫；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成为孙中山后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

不料，1931年“九一八” 事变之后，坚决主张抗战的汪精卫，对中日战局越来越感到绝望，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决定：“只要能救民于水火，我决心跳火坑了。”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发表“艳电”，奢谈和平，公开投向日寇的怀抱，沦为国人皆曰可杀的特大号汉奸：曾经的暗杀英雄，竟在1935年的南京（身中三弹）和1939年的河内，先后两次险被爱国人士和军统特务暗杀，可堪浩叹。

2007年12月27日，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在该国东北部城市拉瓦尔品第参加集会时遇刺身亡，终年54岁。这种恐怖行径之所以遭到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首先是因为它延缓了巴基斯坦的民主进程，增加了动乱的因素，有百害而无一利。

和战争一样，人们判断暗杀是否“正当”也有一些标准：除了前面提到的是在独裁还是民主制度下进行暗杀，还要看暗杀是否针对平民，以及它是否会使人们的生活更不合理。随着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普遍胜利，全球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独裁政权，暗杀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会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

创建于1922年的云南大学，1937年礼聘著名数学家熊庆来教授出任校长，迎来了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由省立改为国立，费孝通、楚图南、吴晗等大批著名学者应邀到校执教，成为国内外影响巨大的综合性大学。1946年，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云南大学列为中国十五所世界著名大学之一。

有着光辉历史的云南大学，在2004年最受关注的10大中国高校里排名第二，入选理由是举国震惊的马加爵杀人案。在马加爵“2•23”案发之前，他的同窗密友杨涛就因绑架案被警方拘捕。

2008年，云南大学的学生再以骇人听闻的暴行震惊全国：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经济系工商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张超，于2007年12月19日，手持DV，把残害、分尸木鸿章的过程全程拍摄了下来，被网友称为“女版马加爵”。

如果说谋财害命，杀人、分尸，是犯罪分子发泄仇恨、增加警方侦破难度，尚可“理喻”的话，张超为何要用DV纪录血腥的分尸过程，留下犯罪的铁证呢？究竟是什么让这个19岁的少女愤怒到如此冷血和疯狂的境地？

19岁，是不少女孩在父母面前撒娇的花样年华，张超却已经犯下让好莱坞的编剧都想像不出的罪行！

梳理张超的家境和人生轨迹，不难发现她走向深渊的罪魁祸首：贫困、制度缺陷，以及整个社会愚昧、下流的拜金氛围。

中共改革开放30年，缺憾和成绩一样引人瞩目，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严重缺乏公民教育：自由民主人权方面的教育，和基本民主手段的训练都是一片空白。自由主义和人权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一个没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人，会很自然地以社会流行的评价体系来为自己定位：金钱。金钱，是成功最重要的标志，也是道德、人格的遮羞布。

张超为何如此残忍？是否有心理问题？对此，校方回应说，张超在北京读中学期间“德智体是正常的”，“只有一点引起我们注意，她的家庭有些特殊情况。她父母所在煤矿没有煤可挖了，处于倒闭破产状态，父母都下岗，经济不太好。”

云大旅游文化学院的学费标准：一般专业每学年1万元，住宿费每学年600-1200元，加上生活费，父母均已下岗的张超，其家庭承受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那些鼓噪学费涨价的无良学者早该认真反省。

由于社会保障机制和救济机制的缺位，在极端情形下，学费的压力往往逼得家长或学生自杀，有的就男盗女娼：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张超做兼职小姐的KTV夜场是丽江最高档的天上人间娱乐城，门口悬挂着一条横幅：“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正是在这里，张超认识了决定她一生的两个男人：她的年青男友，和她的大款情人、受害者木鸿章。

人是情感动物，张超身上流淌的当然不是蓝色的血：别说受害人每月付给她3万元，就是30万元也无法填补她情感上的需要，这是她另外又找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友，并供其花费的主要原因。

不难推测，一些生活上的小冲突，点燃了张超长期以来郁积在内心的对富人利用金钱玩弄女性的愤恨，而用DV纪录整个犯罪过程，不过是失去理智之后，一种变态的自我心理上的满足。

曾几何时，马加爵因一把扑克牌锤杀四名同学，人们都在惊呼情感教育的重要性。事实上，中国大陆公民教育的贫困，比经济上的贫困要更为可怕。一个接受过良好的公民教育，有着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必定有着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金钱的看法也不会那么极端，心态会积极、健康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无法仅仅以占有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他的存在价值，亦无法以此来羞辱他。因为他面对这样的羞辱，会象一只天鹅傲然面对一群野鸭的嘲笑。而天鹅的普遍存在，意味着整个拜金的社会氛围得到了根本的改观，金钱不再是价值评价体系唯一重要的指标。

如果中国还不在公民教育上入手，岂止“巾帼不让须眉”的惨案还会发生，低龄化的“马加爵”也会到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所谓政治电影，是指表现真实政治事件、政治运动和政治思潮，或反映当代某一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影片，是万紫千红的电影园林中盛开的一朵奇葩。如反映光州起义的韩国电影《华丽的假期》，表现人权斗争的美国电影《马尔科姆•X》，再现水门事件的《水门事件》，以及数量众多的反思战争的电影，都可归类于政治电影。

《窃听风暴》横扫2006年德国电影奖，一举囊括最佳影片、导演、制作、男主角、男配角、剧本、摄影七项大奖，并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好评如潮。我能理解国人为何对其情有独衷，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电影，尽管其局部亮点颇为可观。

《窃听风暴》颠覆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好的制度让坏人无法为恶，坏的制度令好人变成禽兽。

从艺术品质上来说，特工良心发现的过程过于简略，欠缺说服力。评《色•戒》，龙应台不知所云地滥情；评《窃听风暴》，她列举的事实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电影：前东德总共雇用了九万名正式秘密警察和十七万五千名秘密线民去管控一千七百万人民。《窃听风暴》用了很多前东德的机关大楼实地拍摄，但是监狱博物馆的馆长却拒绝了导演拍摄的请求。馆长说，因为《窃听风暴》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良心发现、雪中送炭只是传说，在严酷的环境中，善良的人也会变得麻木，成为暴力机器的一个齿轮，释放兽性以获得某种安全感：只要正常运转，齿轮是不会被淘汰的。

《窃听风暴》虚假的温情让我感到恶心，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刻意将复杂的人性简单化和美化的态度，对观众真切地认识那段可怕的历史会产生误导。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窃听风暴》显然太过矫情和幼稚。

倒不是说非要把前东德特工都描绘成魔鬼才更符合历史的真实，但任何人的任何重大转变，必定有着重大的原因，不是一首诗歌或几场他人的谈话就能搞定的。艺术家必须提供足够的线索，让人物观念的变化形成内在的合理的逻辑，这是尊重观众的起码的创作态度。比较而言，《辛德勒的名单》对纳粹的处理就较为令人信服。

同样是表现色诱敌人，如果出自《本能》导演之手的《黑皮书》能打70分，《色•戒》最多也就是50分。前者扎扎实实地爱上了德国鬼子，不惜同生共死。有个经典镜头：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女主人公，在经过德军巡逻队时把裙子撩了起来。曾经，布拉格街头的年轻人也以亲吻、短裙折磨过苏联军人的情欲。

好莱坞的政治发烧友李察•基尔1997年主演的美国电影《红色角落》，被认为是一部反共电影。片子拍得很烂，导演力图表现大陆的司法黑暗，但对中共如何处置外籍犯罪嫌疑人显然太过陌生，令人发笑的常识错误和误读比比皆是，可以当做一部滑稽电影来看。

以20世纪20年代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冲突为背景的英国电影《风吹稻浪》，摘得第59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影片开场即是英军打死一个17岁的爱尔兰少年，仅仅因为他不愿用英语通报姓名。为了维持在爱尔兰的统治，英军肯定还犯下了更令人发指的罪行。但整个片子对英军为何如此残暴缺乏必要的交代，感觉象是大陆的样板戏，令人失望。

美国表现二战的电影多如牛毛，《拯救大兵瑞恩》只是开头激烈的战争场面令人刮目相看，并不是吹得那么好。反映1944年美军与日军在太平洋岛屿殊死搏斗的美国电影《红色海岸》，是一部伟大的影片：在残酷的战争中，穿插敌我双方美妙的和平岁月的回忆，让人痛切地感到日本军国主义给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1978年出品的日本电影《人证》，风靡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电影主题曲《草帽歌》更是脍炙人口，百听不厌。《人证》对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苦难表现得非常充分，但对战争的策源地日本却没有任何批判，有失“厚道”，令人遗憾。

大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1987年拍摄的《全金属外壳》，表面上在反思越战，实质上却是对战争、军队这些人类社会的怪胎的诅咒。除了《现代启示录》，我不记得还看过比《全金属外壳》更优秀的战争影片。

《V字仇杀队》和《第一滴血》同样都是反映以暴抗暴，就艺术品质而言，后者显然更为出色。当年，中共为了表现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引进了《第一滴血》，在大陆掀起了一场经久不衰的蓝博热潮。

蓝博给人们的启示是：当法律不能代表正义和公道，人民有权自卫和反抗。

日落金沙，宝马银枪，快意恩仇：美国西部片做为一种类型，深得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说到西部片，不能不提及一个伟大的导演：约翰•福特。他有一个难以企及的纪录：四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有意思的是，奥斯卡没有一次是因为他那些被载入电影史册的西部片而奖励他。

1939年，45岁的约翰•福特拍摄出即便在今天看来技术上也不过时的《关山飞渡》（取材于莫泊桑的名著《羊脂球》），烈马奔腾和激烈的枪战场面，与人物性格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令约翰•福特毫无愧色地荣登世界电影大师的殿堂。

1956年，约翰•福特的《搜索者》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准，被誉为最好的西部片，在新一代好莱坞电影人心目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影响力，包括乔治•卢卡斯的《星际大战》、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第三类接触》、马丁•斯科塞斯《出租车司机》等片中都直接提及或引用了《搜索者》的内容。（参见《美国西部片的拓荒者》）

《搜索者》片长119分钟，没有一寸胶片、一句对白觉得多余，无不是为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服务。影片的构图和光线的运用都趋于完美，成为教科书似的电影经典。约翰•韦恩令人信服地塑造出西部硬汉伊森言语尖刻、强悍无比的形象：长达数年、历尽千辛万苦地搜寻侄女黛比，最终看到的却是一个已经被异族同化的少女，伊森内心的苦痛难以言表，竟欲拔枪射杀！爱，是拯救，有时也意味着毁灭。曾经人见人爱、聪明活泼的黛比，最终还是被伊森抱在怀里：“黛比，我们回家吧。”

环境再严酷、险恶，也无法阻止人类爱、牺牲和奉献精神的生长。《搜索者》对印第安人略有“歧视”，但它的伟大之处在于，没有回避美军滥杀印第安妇孺的丑恶。

对西部大开发的深刻反思，在第63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音响和最佳音乐等七项大奖得主《与狼共舞》里达到了高潮。西部片中的印第安人往往是阴险、凶残的负面形象，在《与狼共舞》里却淳朴、善良、英勇善战，是对以往西部片的一个颠覆。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运用电影在内的一切手段，不回避、不隐瞒自己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罪恶。

忘记，意味着背叛。只有真实地再现人们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发生的痛苦和灾难，才有可能避免重演不幸的历史。

2001年的美国电影《黑鹰坠落》，着力表现1993年10月3日爆发的摩加迪沙之战：由美国陆军三角洲部队和游骑兵部队的120名特种精英组成的特别行动小组，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街头陷入一场令人绝望的战斗，18人阵亡，73人受伤，一场原本计划1小时完成的人道主义突击行动，变成长达15小时的漫长的噩梦，是美军自越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伤亡也最惨重的一次地面战争。这次伤亡重大的战斗表明世界唯一的超级强国美国的脆弱，因为恐怖分子和平民混杂在一起，纵有精良武器亦无充分施展的余地；它还深刻改变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2005年的美国电影《卢旺达饭店》，以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为背景。由于美国此前在摩加迪沙之战遭遇重大挫折，并且遭到了伪善的欧洲各国舆论的严厉谴责，因此无法派军队介入这场冲突，而当地驻扎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因为美国而持观望态度。国际社会的袖手旁观，使得1994 年4月7日开始的100天的大屠杀里有近100万卢旺达人死在弯刀，锄头，棍棒和火器之下，一半多的图西族人口被灭绝，其杀人的速度比当年纳粹残杀犹太人快得多。电影里有一个发人深省的镜头：一箱箱来自中国生产的廉价砍刀，令无良商人赚得盘满钵满。

美国因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再次被谴责的浪潮淹没：在索马里，是因为行动；而在卢旺达，则是因为无所作为。《黑鹰坠落》和《卢旺达饭店》简直是一套系列电影，从美国人的困惑和绝望中，可以感知人类在人权、人道主义问题上每一次点滴的进步和深入的思考，都浸透了鲜血。

自从1969年揭露政治黑暗的电影经典《Z》获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奖，政治电影就成为人们喜思乐见的反思历史的类型电影。2006年，表现麦卡锡时代美国的自由面临巨大威胁的《晚安，好运》大获好评。影片深入浅出地揭示了一个真理：无论以什么名义，都不能伤害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和保障。

中国大陆拍了无数为政治服务的电影，称得上优秀的政治电影的却寥寥无几。唯有1980年出品的《枫》值得一提：以艺术质量而言，《枫》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贵在真诚。影片真切地再现了文革时期，被彻底洗脑、愚弄的青年一代文攻武卫、自相残杀的悲剧，令人沉思、哀痛。

相信总有一天，大陆艺术家能拥有自由的创作环境，拍出无愧于心、无愧于时代的伟大的政治电影。

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之一”的导演张元，近日因吸毒被暴光，成为热门话题。

毒品，被认为是上帝惩罚人类的东西，其危害性有目共睹。在世界范围内，名人吸毒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名人的光环，可能成为青少年模仿的对象，对此加以深入的解析和批判，无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对未暴光的吸毒人士也是一个巨大的警示。

但任何事物都有个“度”，过犹不及。魏英杰先生发表《艺术理想怎么和毒品搭上边了?》，认为：

“当一名导演一边吸着毒品，一边为人类的道德进步代言，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位导演的艺术真诚？从这一点来看，张元等人吸毒就不仅仅是个人事件了――这不仅是个人对生活的放弃，也是对艺术的不尊重，更是对公众的公然蔑视。”

笔者认为：吸毒是个人道德自律和受法律规范的一种社会行为，艺术家吸毒和他的作品本身没有必然联系。晚清贵族流行吸食鸦片，曹雪芹在家族没落之前，即便是个瘾君子，要评价《红楼梦》，我们也只能从它的艺术水平，和打破男尊女卑，以及批判读死书、死读书等等伟大的思想性方面入手。也就是说，作者吸毒与否，和他的艺术真诚、创作态度无关。

一个挣扎在毒品旋涡里的艺术家，如果不是通过其具体的艺术创作，怎么通过吸毒这种行为表达对“公众的公然蔑视”？众所周知，由于鸦片战争、东亚病夫等历史原因，毒品在中国声名狼藉。即便个别人或群体以吸毒为某种时尚，但社会舆论和整个道德评价体系，无不认为这是一种自甘堕落、走向深渊的生活方式。深受其害的个人或家庭，都对毒品深恶痛绝。

之所以反感将艺术家的吸毒和其艺术创作联系起来，除了这种联系十分牵强，还因为这种联系在强烈地暗示：哪怕吸毒是不尊重艺术，是对公众的公然蔑视，但确实能带来创作上的灵感，和作品的成功。这显然很荒唐的，不符合事实，并且会形成某种误导。因为很多吸毒的艺术家创作出个人最好的作品时，并没有开始吸毒；更多的艺术家则洁身自好，从来就不沾毒品。

因为大陆缺乏自由的创作环境，或创作进入瓶颈期，一些艺术家无比苦闷，在毒品里寻求解脱，无疑非常可悲，令人痛心和惋惜。因为沉溺于毒品，毁掉自己的天才，也不乏其例。

毒品之所以可怕，就在于它不仅能搞垮你的身体，还能摧毁你的意志。医学资料表明，一个人毒瘾发作，个人意志力往往不堪一击。这与你的道德水平无关，就象感冒时打喷嚏一样，不受控制。

无论是艺术家还是普通人，这句话都是有益的：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牛博网的编辑罗永浩很喜欢这样的说法：“为什么我不喜欢有些媒体中人靠骂南方周末来装孙子呢？道理很简单：冲着受伤的你大爷怒吼那不叫勇敢。”

媒体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骂”和“吵架”的平台，如果没有思想自由的交流和撞击，可以肯定地说：现在大家都还住在树上。

从大陆的环境来看，正因为《南方周末》颇具“卖相”（偶尔也有好文），被认为是敢言媒体，“骂”它才更有价值，免得读者受到不必要的误导。“装孙子”的才会乱骂有理有据的“骂”。

民主这个最不坏的东西，自诞生以来，就是在、也只能是在一片骂声中前进和完善，即便发展到欧美目前的阶段，民主制度本身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只有靠“骂”来不断改良。

《纽约时报》都经常被骂，《南方周末》不过是矮子里面充高子，哪里就是骂不得的东西？世界上有这样的东西吗？如果有的话，恐怕就只有自由—人类一切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自由首先意味着“骂”的自由。

媒体的责任就是把“对骂”的过程放大，让民众鉴别好坏，进而提升或影响民意。

我对大陆媒体少有好感，《南方周末》也早就不买。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迎合当局的稳定与和谐，《南方周末》对鲁迅肆无忌惮、一派胡言的攻击，比大陆任何媒体都要下流与恶毒（见拙作《朱学勤的思想长板》、《夏志清的裤子在往下掉》）。更为卑鄙的是，《南方周末》从不发表与谩骂鲁迅针锋相对的文章，一味愚弄读者，这样狭隘的媒体不骂还有天理吗？

近日在论坛里看到转载的《南方周末》发表的薛涌《从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关于鲁迅的说法是：

“在道德上，这种‘德’与‘仁’的精神资源，绝不能从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中获得，而必须在小民百姓中挖掘。我一贯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丑恶的成分—-而鲁迅对老百姓的冷血，更不应该在未来中华文明中有任何位置。知识分子的精神被君主专制腐蚀至今，几乎无药可治。”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说得客气点是知道分子，说得难听些，是吃屎分子：有奶就是娘，可以为蒙古、满清、日寇等任何形式的专制独裁卖命。“五四”之后，中国才算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信奉科学与民主，鼓吹自由和人权，为民众呐喊和开启民智。

经过洗脑教育和酱缸文化的腐蚀，民间能够挖掘出什么黄金？中国如此落后，归根结底是教育的落后：只有接受自由、人权、民主的教育，以及民主手段的训练，才可能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成为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设现代强国才有可能。

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公民教育，为培育一个崭新的公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鲁迅先生的杂文和小说的精华，无不流淌着对独裁专制刻骨铭心的仇恨和对大众滚烫深沉的大爱，无论是拒绝蒋介石请他赴日治病，还是向中共左联负责人表示“你们胜利了，我第一个逃跑”，都在彰显他对权贵的不妥协和铮铮傲骨，这是知识分子最起码的素养，和冷血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民族精魂难道“不应该在未来中华文明中有任何位置”？！

缺乏公民教育的中国民间有何政治资源可言？维权只是个人或个别群体不自觉的为争取生存权的被动反应，与自觉自愿地追求自由、民主尚有很大的距离。一旦危机来临，不是同舟共济（没有这样的心情，也没有这样的条件），而是揭竿而起、玉石俱焚，成本十分高昂，社会进步异常缓慢。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严重缺乏公民教育的瞎折腾的历史：流了再多的血，不过是换个奴隶主继续瞎折腾，周而复始。

做为大陆较有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发表如此缺乏常识的垃圾言论（作者薛涌是耶鲁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以为民粹主义能救中国，倒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被君主专制腐蚀至今，几乎无药可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