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恶搞本无罪，庸人自扰之

西风独自凉

最近，“美猴王”六小龄童认为恶搞西游人物形象实际是在不知廉耻地践踏民族文化，南都发表《谁都不是民族文化的代言人》一文，为“恶搞”做了出色的辩护，但文章却又认同“恶搞固然贬义”，不招人待见。有鉴于此，似有为“恶搞”正名的必要。

说句实在话，没有“恶搞”，就没有《西游记》这本流芳千古的奇书。“美猴王”就是恶搞大师，大闹天宫，搞得玉皇大帝都下不了台，成就了一个反抗强权的著名篇章，恶搞牛魔王、铁扇公主等连场好戏也无不脍炙人口。作为“当事人”之一，想必六小龄童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恶搞（Kuso）文化，作为一种经典的网上次文化，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新兴文化；2006年，因恶搞电影《无极》，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风靡网络，恶搞在大陆成为一个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汇。

人们之所以普遍认为恶搞属于贬义，恐怕还是因为望文生义。搞，大家都知道，是设计、制作之意；但恶搞的恶，并非凶恶或丑恶的恶，而是指搞的程度和特色：狠、辣、喜剧。恶搞作为解构文化的一种，其基本要素在文学艺术里早已屡见不鲜：模仿、反讽、分解、夸张、变形、颠覆、影射、黑色幽默，等等。相声的很多手法都可以称之为恶搞。

也就是说，恶搞和电影、相声、小说一样，只是个标签，属于中性词。任何艺术手法或门类产生的作品，都有好有坏，恶搞自然也不例外。《西游记》搞得很好，雅俗共赏，成为民族文化一个响当当的品牌，而某学者恶搞孔夫子，把“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里的小人，解释为小孩子，就搞得不好，学术演讲的首要标准是严谨，不能和周星星一样天马行空。

记者恶搞新闻，拿封口费；官员为发展经济恶搞环境，或与房产商联手恶搞楼市，搞得草民七荤八素，左右为难；中共学者恶搞马克思，后者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迟迟得不到贯彻落实，这些都属于搞得很糟的例子。有史以来，最著名恶搞者非周幽王莫属，烽火戏诸侯，国家都搞丢了，成为恶搞的反面典型。

美国有个著名的恶搞专家，长期在电视上恶搞包括总统在内的名流，很多名人都巴望着被他狠狠地恶搞一下。当今世界，人们对恶搞有这样的反应，已经不能称之为品位或风度，而是习以为常，一旦被天才恶搞，甚至有一种成为主角、受到关注的荣幸，等于替你打了一个出类拔萃、令人印象深刻的免费广告。

恶搞搞得不好，有可能因侵犯他人权利打官司，但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新闻报道难免也会惹官司，总不能说不要新闻，或新闻属于贬义吧。

可怜的杨佳妈妈，可怜的我们！

西风独自凉

杨佳的妈妈王静梅自2008年7月2日“失踪”，被北京大屯派出所带到北京市公安局强制治疗管理处所属的安康医院的那天开始，她就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刘亚玲。

改革开放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么结出这样的苦果？！

有人说，应该以人权进步为中心—-经济建设、法制建设、文化建设，人类一切体力与脑力劳动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最终服务于人吗？

如果不以人权进步为中心，即便GDP超越欧美、囊括全部奥运金牌，中国也算不得大国。大国者，国民之大也。只要有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司法待遇，就是国家对每一个人的威胁。平民杨佳失去的东西：公正的审判，“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同样无法得到。

刘少奇1969年11月12 日在河南含冤而死，解放军驻开封8172部队政治保卫处处长张金贵填写了刘少奇的“火化申请单”：姓名：刘卫黄；死者职业：无业。刘少奇字渭璜，“卫黄”取其谐音.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被迫害致死，遗体上的白单上写着“王川”；彭德怀的遗体被秘密焚化后，写着“王川”的骨灰盒被偷偷运到四川，编号327，谎称年龄32岁、成都市人。连火化遗体的费用，也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

杨佳的妈妈王静梅被改名为“刘亚玲”，实在是算不得稀奇。不知道，那些凶狠、胆怯到连别人的姓名都要更改的人想过没有，有朝一日，万一你的名字也被更改，能够指望谁来为你伸张正义？

二战，从德、意、日出发的钢铁得到了成百倍的回敬。野蛮地对待他人，在某种意义上，就埋下了践踏自己权利的伏笔。国家之间如此，体制与人之间亦如此。刘少奇、彭德怀等中共大佬的悲惨境遇，事实上是对体制的严厉控诉，在暗箱操作的体制面前，庙堂之上或江湖之远，都是一视同仁。

在这样的体制内生存，无论权贵或草民都没有安全感，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受害者。而一旦对体制公平解决矛盾失去信心，要么忍气吞声，要么鱼死网破，代价异常高昂。

艾未未等名流为杨佳案奔走呼吁，关乎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尊严。如果法律无法捍卫一个普通人的合法权利，那它同样也无法保障执法者的权利。

杨佳袭警与杨佳的妈妈被改名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个人对体制的绝望，以及体制的怯懦和对法治的傲慢。因此，对杨佳的关注，实质上是对我们自己的关注；可怜杨佳的妈妈，就是我们人性还没有完全被体制吞噬的微弱的证据。

“杀你全家”的背后

西风独自凉

香港影片《古惑仔之人在江湖》有一句经典台词:“出来混要讲信用，说杀你全家，就杀你全家！”

生活永远高于艺术，“杀你全家”的台词在现实里赫然出现：

乌鲁木齐市株洲路新鑫花园小区的住户们人心惶惶，老人们整日待在家里，上班族专门找来清闲的亲戚朋友，日夜坚守在房子里。该小区物业办工作人员说，十天前，小区里突然出现了十几张通知，落款未写单位，但内容很恐怖:“请居住的畜生们7日内搬出去,否则就杀你全家！”（11月17日《新疆二百住户遭房产商威胁：不搬就杀你全家》）

前段时间，广州市环市西路站西南街的省汽车运输公司宿舍被砸锁、淋毒水、放炸药之后，再遭放蛇逼迁的新闻，人们还记忆犹新。什么人敢视法律为无物，挑战整个社会的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而今，赤裸裸的死亡威胁升级换代，毒蛇什么的都太小儿科，成本太高，直接就是刺刀见红：搬不搬？不搬就杀你全家！试问：乾坤朗朗，竟是谁家之天下，容许反人性反社会的犯罪嫌疑人如此猖狂？！

再来看看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的处置，仅仅是“要求物业在告示栏贴出通知,请小区居民提高警惕,半夜有人敲门不要随便开门,如果遇到随便撬锁的人,立刻向他们报案”而已。

这种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隐患不除，二百住户几百口子人整天提心吊胆，过着风声鹤唳的日子，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谈何和谐？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消除治安的重大隐患，本是警察部门的职责所在。在“杀人”通知都张贴出来的情况下，小区居民人人自危，警方最迫切最要紧的工作无非是组织力量迅速侦破此案，还大家一个祥和、安全的环境，除此而外，要求物业通知草木皆兵的居民提高警惕，岂非画蛇添足？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爱，杀气腾腾的威胁来自利益攸关的房产商自不待言，有动机、有证人、有证据，警方完全可以对其展开调查，弄个水落石出。难道非要坐等报警，等一个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案子上升到恶性的杀人案才能开始调查？

因此，当地警方的暧昧态度，已经涉嫌不作为。人们也不得不怀疑，房产商何以如此嚣张、有恃无恐？在穷凶极恶的“杀你全家”的背后，难道还有其它什么秘密？

警匪一家，联手打造黑白通吃的社会，在大陆早已算不上是什么新闻：1980年代，在东北黑道令人闻风丧胆的“乔四”团伙，起步之初，就是专门“帮” 动迁、规划、基建等政府部门拔“钉子户”，为其充当保护伞的有公安司法机关的干警，还涉及到省人民银行、省委办公厅及其他部门的一些干部。2006年，广东四会市公安局副局长和治安管理股股长，湖南新化县公安局原副局长伍福全、刑侦大队原大队长易俊清、原副大队长曾维洪为“黑老大”充当“保护伞”。

2008年，“公安部督办广西隆安打黑 公安局长等8领导被停职”，一个芝麻大点的地方打黑，竟然要公安部出面！湖南衡阳严晓军特大涉黑团伙案，其保护伞竟然是有“打黑英雄”之称的湖南耒阳市公安局原局长肖强;贵州瓮安事件曾被官方定性为“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员煽动利用，甚至是黑恶势力直接插手参与的，公然向党委、政府挑衅的群体性事件”，当地公安系统与横行乡里、臭名昭著的“玉山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以邹久保为首的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先后将版纳执法机关的4名处级官员拉下了马：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原副局长、西双版纳州检察院原副检察长、西双版纳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原支队长、西双版纳州烟草专卖局原副局长。

有中共高官曾经说过：“黑社会性质犯罪，没有后台和保护伞是绝对不能坐大的。”

黑社会的后台和保护伞之所以层出不穷，难道不是因为缺乏权力制衡、新闻自由、民选官员？

奥巴马：美国梦的完美风暴

西风独自凉

1963年8月23日，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发表著名演讲《我有一个梦》，奥巴马刚刚在夏威夷的家里度过2周岁的生日；“终有一天，我们会得到自由”、“人们不再以肤色而是以品格来评价我们”，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在2008年11月5日以一种美国梦的方式实现了：47岁的奥巴马在大选日击败麦凯恩，赢得美国第44届总统选举，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非洲裔美国总统，同时也是西方大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非洲裔总统。

美国梦（American Dream），意即在美国通过个人的努力和奋斗实现人生的梦想。无论你来自哪里，肤色是什么，只要坚持不懈地拼搏，就有可能在公正、平等的竞争条件下获胜，这是美国梦的真正内涵。全世界每年有近百万人移民美国，可见其巨大诱惑。

今年是马丁•路德•金遇刺40周年，美国非洲裔国务卿赖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美国目前还有不少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但无可否认的是，40年来，金发起的民权运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包括非洲裔在内的少数族裔在各行各业大显身手，奥巴马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受过高等教育，有受人尊敬的职业（律师）和美满的婚姻，从政之路也一帆风顺，直至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位置：美国总统。

针对美国的恶意诋毁：夸大美国人权、种族歧视问题和抨击美式虚假民主，在奥巴马当选总统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种族歧视严重到选出一个非洲裔总统，大陆的宣传（见附文）再不与时俱进就会成为世界笑柄。

我倾向麦凯恩，但也由衷地认为奥巴马的获胜，使得自由民主的理念能够以一种更为通俗易懂的方式，形象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其深远影响难以估量。

极端仇美的恐怖主义分子将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很难再用“白人统治下的美国”等种族口号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独裁政权下的人民也会反思他们遭受的那些可耻的愚弄，奥巴马用事实说话，我可以当总统，亚洲裔为什么不可以？哪怕你来自柬埔寨、伊朗，都有可能实现包括当总统在内的美国梦。

奥巴马的完美风暴，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梦的最佳广告。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甘冒生命危险偷渡美国，为什么移民对美国如此忠诚？因为，尽管存在种种不完美，但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二战，没有美国强大的物质支持和人员的巨大牺牲，结局不可想象；冷战，没有以美国为主导的自由世界的抗击，邪恶的前苏联帝国不会那么快就土崩瓦解。赢得二战的胜利和结束冷战，令该死的世界大战、核大战成为历史名词，美国居功至伟。美国的领袖地位是包括白人、非洲人、华人在内的各种肤色的人流血牺牲、兢兢业业换来的。

美国强大的秘密在哪里？来自全球各个角落、个人主义至上、几乎全由外来人员组成的美国人何以如此爱国？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奥巴马为什么能够实现美国梦？

且用奥巴马6月30日发表的演讲来回答这个问题：

“爱国主义并不只是忠於地图上某个地方或者某一类人，更是忠於所有美国人愿意捍卫、为之做出牺牲或者奉献一切的美国理念。我坚信，正是这种忠诚使美国把不同种族、族裔、宗教和习俗的人凝为一体。正是这些理念使美国与津巴布韦、缅甸和伊拉克这些国家区别开来。”

令奥巴马无比骄傲的美国理念的核心是什么？

自由。除了自由，还是自由。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意味着你在不伤害他人权利的情况下，可以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做任何事情。自由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人的创造力和奉献精神，成为人类一切有正面价值的事物的基础和源头。自由把不同地区、种族和肤色的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自由而生、为自由而战。

有人苦笑：人家直选总统，咱们直选村官。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需要每个人努力争取，如卢梭所言：

“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了人类的权利，甚至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义务。对于一个放弃了一切的人，是无法加以任何补偿的。这样一种弃权是不合人性的。”

不妨把200多年的美国历史，看成是人类为获得自由在这个年青国家进行的实验，它验证了人权、民主对实现人的自由有多么重要。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自由之路渐渐变得清晰。世界上除了少数几个独裁国家，都将新闻自由、民主制度、权力制衡作为自由的保障。

屹立在纽约哈德逊河口的自由女神像，是法国赠送给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礼物，不但是两国友谊的见证，还是美国人民追求自由与光明的标志性纪念物，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座雕像。神像的基座上，镌刻着爱玛•拉扎露丝的诗句：

“把你，那劳瘁贫贱的流民，那向往自由呼吸，又被无情抛弃，那拥挤于彼岸悲惨哀吟，那暴风骤雨中翻覆的惊魂，全都给我! 我高举自由的灯火伫立金门!”

上天保佑热爱自由的人民！

附：大陆教科书中的美国种族歧视

1、50～70年代的教科书：“美国的劳动人民痛恨任何奴役，他们都坚决反对奴隶制度。……内战的结果……奴隶制度废除了，黑人并没有真正得到解放。他们没有土地，被迫接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同时也受到种族歧视。在美国，有色人种都受到虐待。我国在美国的侨民也是被虐待的对象。”

2、80、90年代的教科书：“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它取消了黑人奴隶制度，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除了障碍，使美国的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迅速赶上和超过英、法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但是美国资产阶级仍然推行种族歧视政策，直到今天，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仍然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2000年出版的教科书对南北战争的看法基本与上述一致，但不再用“阶级压迫”一词。（文章提交者：1989二十年）

自由最柔软的勋章

西风独自凉

小时候对水浒、三国一类的传奇故事非常着迷，沉浸在不求甚解的海量阅读中。《法娜娜•法尼尼》那种我的眼中只有你、浪漫而惨烈的革命家的爱情，令小毛孩的我也不禁心帜摇曳：“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12岁发表了一篇习作，得到平生第一笔稿费，信心大增，一发而不可收。按这个速度，30岁怎么也能达到顶峰吧。心高气傲，目中无人。

15岁那年，在旧书摊上买了本《外国文学》，看到石灵先生翻译的马尔克斯《没人给上校写信》（如今流行的译名《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似嫌累赘），对我的文学野心是个沉重的打击。传说中的“豹尾”不经意间乍现眼前：

“我们吃什么？”吃什么呢？上校的回答显然无法令快要被贫困压垮的妻子满意，他必须面对相濡以沫的妻子苦苦的逼问。斗鸡比赛？“可是在这之前我们吃什么？！”为了那只斗鸡—-它既是和死去的儿子的情感纽带，也是上校除了信以外最现实的寄托—-感觉上校当年命令拼刺刀的时候，也没有如此坚定、沉着：

“吃狗屎。”

多少年过去了，小说具体的文字描写已记不大清楚，惟独掷地有声的“吃狗屎”让我没齿难忘。

山一样坚韧、勇于面对一切困境的力量。男人。窘迫和最后的尊严。老弱不堪的上校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可他的信念—-啊，真的是“信”念—-还在血管里哗哗作响。一切都是那么平淡，水到渠成。

阴霾的天空、俗不可耐的人群、该死的穷困潦倒的生活、往昔的光荣和骄傲、永远都在等待的信：拉丁美洲的忧伤和孤独就这样穿越时空栩栩如生地来到了我的面前—-

怎么可能写得这么好？！

如同一个立志要写出伟大的五言诗歌的人，猝不及防被一句平平淡淡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给击倒在地。只有平凡得每个人都能遭遇的“床前明月光”，才能那么自然地“举头望明月”，顺势过渡到人人都有的故乡情结，才能千古传诵。

最强悍、最能打动人心的文字大都波澜不惊，不必剑拔弩张，洞穿已过七扎。天才能够捕捉住人类稍纵即逝的灵光乍现，以最恰当的方式和妙到巅毫的文字完美地予以呈现，让不同时空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进入作者虚构的情境之中。

顶峰，要看你怎么定位：是家门口那座小山包的顶峰，还是珠穆拉玛。

后来又看过几次不同版本的《没人给上校写信》，译笔都不如石灵先生。文字组合是如此奇妙，哪怕稍有变化，意思还是那个意思，当然不可能会有人给上校写信。但是，语感、节奏和小说整体内在蕴涵的那种气势都变了。“场”变了。地方还是那个地方，熟悉的感觉却再也找不回来。

更大的打击来自加缪—-这个思想大师年仅26岁就写出了足以令他名垂不朽的《局外人》。我最初看到的译本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文艺出版社的一套诺贝尔文学奖中篇小说选里，译者好象是柳鸣九先生（郭宏安？），之后看了好几个版本的《局外人》，译笔都不如他。并非初次印象深刻，而是现在的文化环境使然。出版社为了加快速度、多快好省，往往找几个水平参差不齐的译者同时开工、限期交货，质量可想而知。老一辈翻译家本身文学修养就很高，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和那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态度，都远非时下的浮躁可比。

《局外人》第一页有句话，郭宏安译成“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下午到，还赶得上守灵，明天晚上就能回来”；而孟安则是“乘两点钟开的长途汽车，当天下午就可以到，这样，我还来得及守灵，明天晚上就可以赶回来”。

陆建华认为郭宏安先生的译文好：从“赶得上”和“来得及”的细微区别，可以看出主人公对于母亲的葬礼十分淡漠，而“公共汽车”和“长途汽车”的区别在于，前者淡化了旅途劳累，后者突出了主人公的麻木和机械，更加丰富了人物形象。

两相比较，从技术上来说，恐怕加缪本人也难以取舍。

陆建华固然见解不俗，但孟安先生“明天晚上就可以赶回来”的“赶”字，可谓画龙点睛，人物急于回到原来生活轨道的心态表露无遗，整个句子的语感似乎也更为自然、从容。

马原说《局外人》：“加缪写得冷静至极，从始至终不显露出一点激动情绪。语言丝毫不露声色，始终都是绝对的冷静与克制，简直密不透风。”

陆建华和马原的解读染上了一种在中国大陆非常流行的“局外人”综合症，即只注重作者在写作技术上，用惊人的冷静制造出来的那种“疏离”感：从较早的认为《局外人》表现了资本主义对人性的摧残，到马原宣称他发现了加缪的秘密，即加缪对自身的冷漠，都无不如此。

马原认为死于车祸的加缪，如果就是《局外人》里的那个“我”，一定会觉得车祸无足轻重。他甚至觉得海明威是在和这个世界硬碰硬，而加缪则放弃了一切抵抗。

如果说加缪是通过行动和他伟大的哲学思想，以及优秀的小说来反抗这个荒谬、荒诞的世界，那么，大陆读者对《局外人》的大面积误读则是两种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出现的更大的荒诞。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另外一个甚至比加缪还出名的思想大师萨特急剧左倾，大喊“反共产主义者是条狗”的时候，出身贫寒、对独裁统治深恶痛绝的加缪认为斯大林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必须无情地斗争、打倒。性情忧郁的加缪面对自由的敌人，冒着与欧洲文化重镇萨特翻脸的风险，发表了猛烈抨击法国大革命和斯大林主义，最终导致他和萨特恩断义绝的《反抗者》。

回头体味《局外人》，当年灵魂深处的震撼依然存在：26岁？高山仰止。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也早已明白，哪怕自己头悬梁、锥刺骨，到62岁也不可能写出这么伟大的作品。

《局外人》用最古老最传统的小说形式，讲述了一个最现代的故事：人性在荒诞世界里的挣扎与反抗，别开生面。这个世界最荒诞的地方在于生活于荒诞和伪善之中的人们，面对一个善良、温和、通情达理、毫无攻击性的正当防卫或曰过失杀人者—-“我”的时候，竟然觉得“我”在道德上犯下了不可思议、不可饶恕的罪行。在检察官向陪审团呼吁“我向你们要这个人的脑袋”、法官以大得吓人的法国人民的名义宣判“我”死刑之后，“我”干脆拒绝做最后的辩护，为临终前喷礴而出的愤怒打下了伏笔。

出人意表，又在情理之中。

《局外人》里的“我”，最大的罪名其实是因为一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和一种没有被世俗污染的“纯真”质量。“我”不是不爱妈妈，“我”只是不善于撒谎和表白。“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也毫无人生计划可言，不喜欢说废话，性格内向、乐于助人，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在人海里溅不起一点浪花的小人物，就因为比别人活得更为真实，让社会感觉受到了威胁，被荒谬、可怕的司法和道德审判体系排出了局外。

加缪悲愤地说：“《局外人》表明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

联想到彭宇一审败诉，不是因为他在法律上被证明确实撞倒了老人，而是因为他出于人类怜悯之心的本能行为，与社会“情理相悖”！法官根据荒谬、可怕的社会情理，把彭宇活生生地整成了“局外人”。

罗兰•巴特认为《局外人》是战后第一部经典小说，是“出现在历史的环节上完美而富有意义的作品—-表明了一种决裂，代表着一种新的情感，没有人对它持反对态度，所有的人都被它征服了，几乎爱恋上了它。《局外人》的出版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

这种决裂，意味着以《红与黑》为代表的那种古典的直白的表达方式的终结。人们可以用更理性、更冷静的目光审视这个冰冷、荒谬的世界，观察和解剖人性。文学的另外一道大门，被《局外人》轻轻地推开了。

加缪刻意制造冷漠的氛围，是为了对笔下的主人公倾注更多更深刻的同情。《局外人》字里行间的悲悯与愤怒，偶尔露出冰山一角的歇斯底里似的黑色幽默，通过一件件毫不起眼，却充满现场感和质感的凡人小事串联起来，成就了这部伟大的小说：生活在荒诞的世界，必须深刻认识到这种荒诞，要想挣脱荒诞获得自由，只能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反抗。就好象生活在耻辱里，却不知道羞耻的人们一样，要是永远不知道羞耻，自由就永远只是一个名词。

文学自诞生以来，就在以各种方式赞美和解析人性。没有自由的精神和思想，文学不过是一匹发霉的裹尸布。人性的高贵和绝望在于对生命本身的悲剧意识的理解：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能与您共赴危难、并肩作战是何等荣幸！从林冲雪夜上梁山的决绝到黛玉葬花的感同身受，从“阿喀琉斯的愤怒”到法娜娜•法尼尼的痴情和愚蠢，从斯巴达克思到局外人，人们都在不停地追问在这个荒诞而坚硬的世界，什么才是幸福和自由，怎样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

自由，即便无法完全获得，但却可以在深入的思考和行动中无限地逼近，让生命放射出宇宙间最瑰丽的光芒—-

为了自由，人类献出了无数宝贵的生命，留下了无数珍贵的传奇。文学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为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加冕，自由也把它最柔软的一枚勋章授予了文学：

人类自由的天性存在一天，这枚勋章就永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