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西风独自凉

由江户川乱步、横沟正史等人奠定基础的日本推理小说，在1950年代被松本清张推向了鼎盛时期。1980年代，根据松本清张、森村诚一、西村寿行的推理小说改编的影片《砂器》、《人证》、《追捕》风靡中国大陆，培养了无数推理小说迷。

东野圭吾堪称推理小说的后起之秀：1985年，27岁的他以《放学后》夺得第三十一届江户川乱步奖；2005年，更以《嫌疑犯X的献身》夺得在日本文坛非常重要的奖项：直木奖。

根据《嫌疑犯X的献身》改编的同名影片，从推理的技术性来讲，不失精妙：花冈靖子在女儿的协助下，杀死了前夫富樫慎二；为保护她们，数学天才石神杀了一个流浪汉，通过毁尸等一系列诡计，成功地让警方误以为流浪汉（尸体）就是富樫慎二，自己向警方自首（献身）。

影片里有一个绰号“伽利略”的物理天才，对大学时期的校友石神推崇备至。两人大谈“四色定理”之余，对话总是暗藏机锋。大帅哥福山雅治扮演的“伽利略”，风神潇洒，与弯腰驼背、神情呆滞的石神形成了鲜明对比。

石神是个专注于数学和精神领域的怪才，由于家庭原因，曲身在中学执教。而“伽利略”是帝都大学的教授，经常帮助警方解决一些科学上的疑难问题。

久别重逢，石神感叹“伽利略”还是那么帅，令“伽利略”疑心大起。不修边幅的石神居然关心起外表，可见是在恋爱无疑。也正是诸如此类引人回味的精彩细节，致使观众忘却了整个故事在根本上存在的漏洞和道义缺失。

为了让警防确信自己就是凶手，石神伪造了自己“跟踪狂”、“窃听狂”的假象，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维护花冈靖子。因为，在他对人生感到绝望的时候，是花冈靖子适时送来的早餐，使他获得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希望。为了让心上人获得幸福，石神上来就给自己挖了个巨大的陷阱，奋不顾身地跳了下去。

也许，这个陷阱够大、够巧妙，花冈靖子和她的女儿也情不自禁地深陷其中。

东野圭吾显然被笔下这个千年难遇的装逼犯给感动了：“这是我所能想到的最纯粹的爱情、最好的诡计。”中日无数的东野圭吾迷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嫌疑犯X的献身》夺得第6届正统推理大奖、第134届直木奖等诸多荣誉，同名影片2008年横扫日本票房。

何谓“最纯粹的爱情”？爱人生活在真空里？用残杀一个完全无辜的流浪汉的方式来证明伟大的爱情，是否有些变态？

为减轻道德压力，作者安排石神自首，承担一切罪责。滥杀无辜的杀人犯，能够博得读者的巨大同情，首先是因为读者下意识地觉得一个流浪汉的生命无足轻重，何况石神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穷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心狠手辣的高利贷者，多少还有点为民除害和社会环境使然的色彩。石神以诱杀流浪汉表达“爱的极致、奉献的极致”，其残忍和变态，实在是令人发指。

在某种意义上，因为一个人是流浪汉、下等人，非法剥夺其生命权就显得不是那么“触目惊心”，正是纳粹大屠杀及种族歧视的心理基础。

无论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嫌疑犯X的献身》都突出表现了富樫慎二骚扰母女俩、出言不逊、毒打女儿的场景，勒毙富樫慎二属于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按照日本的法律，当可减轻或免除处罚。不料，石神这样的装逼犯有把小事无限化大的天才，在第一时间用想当然的理由阻止靖子报警，并自作聪明地用他过分发达的小脑将母女俩推入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境地，在痛苦和愧疚中度过今生。

片尾，花冈靖子意欲自首，石神见状号啕大哭。一片苦心换来的竟是这般结局，真是越帮越忙，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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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哈佛大学非洲裔教授盖茨被捕事件中，自己按照“政治正确”的原则，指责剑桥警方“办事愚蠢”，竟然捅了马蜂窝。涉事警官克劳利坚称自己当时的处置并无不当，要求总统道歉。剑桥市警察局也认为，克劳利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不应受到总统的指责。

奥巴马曾表示他不太清楚现场的具体情况。既然如此，你凭什么指责警方“办事愚蠢”？就因为盖茨是你的朋友？美国警察同业会、国际警官协会及一些媒体抓住这点不放，认为总统应为自己的不当言论道歉。

种族问题堪称美国的G点，奥巴马将盖茨事件与种族问题挂钩，无疑是火上浇油。本来，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发言，符合“政治正确”的定义，即便出错也不至于太离谱。正因为如此，自恃“政治正确”的奥巴马，才敢于在不掌握全部事实的情况下，“悍然”指责警方，认为“盖茨被捕提醒我们，种族问题依然笼罩着我们”。

种族问题依然笼罩美国，没错，但经历了风起云涌的人权运动，种族问题开始呈现“多元化”，甚至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反向种族主义歧视。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一批通过考核的白人消防员不获晋升违反民权法，“歧视白人”。最高大法官罗伯特宣读判决时表示，纽黑文市否决考核结果是因为取得较高分的消防员都是白人，这不合理。也就是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盖茨事件中，盖茨身为哈佛教授，是非洲裔美国人中的精英、总统的朋友。而克劳利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警官，无论在社会关系、影响力和所掌握的资源上，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尤其是因为肤色的关系，尽管克劳利警官按照条令行事，也很容易会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大帽子（事实也确实如此）。试问，如果盖茨是白人，与非洲裔警察发生争执而被捕，会引起全美关注吗？

可见，面对非洲裔哈佛教授，动辄得咎的克劳利警官才是事实上的“弱者”。

盖茨事件更进一步表明，美国的种族问题业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不问种族，只论是非”才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否则，就会犯和奥巴马同样的错误，被表面上的“政治正确”所误导。

奥巴马能够在一亿多非洲裔、拉美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非洲裔美国总统，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在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之后，奥巴马于7月24日发表声明：“我很遗憾自己措辞不当，给人留下中伤剑桥警方尤其是克劳利警官的印象。我本可以用其他词语表达。”并决定邀请克劳利警官和盖茨教授到白宫喝啤酒，“一笑泯恩仇”。

剑桥警方迅速对奥巴马的态度转变作出了反应，发表声明感谢总统“重新考虑之前言论的意愿”，还称克劳利非常欣赏总统的立场。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面对自己掀起的轩然大波，奥巴马的危机公关显然非常成功。世人除了看看热闹，是否也能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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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玉娇案判决书（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千呼万唤才出来，首先感觉，证人证词的细节太少。事实上，询问是非常仔细的，这种影响重大的命案，每句话、每个动作，每个人当时所处的位置，都会问得一清二楚。判决书不可能照单全收，但最关键的正当防卫的部分不应如此简略，难以还原现场的真实情境，即邓玉娇遭受的不法侵害，是否到了不拔刀自卫就不足以制止犯罪的严重程度。

检察机关认为：“邓玉娇在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过程中，致人死亡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法院认为：“被告人邓玉娇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关于邓玉娇的辩护人提出邓玉娇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的辩护意见。经审查：邓玉娇在遭受邓贵大、黄德智无理纠缠、拉扯推搡、言行侮辱等不法侵害的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明显超过了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邓玉娇的行为构成犯罪。故对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纳。鉴于邓玉娇是部分刑事责任能力人。并具有防卫过当和自首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可以对邓玉娇免除处罚“，判决”被告人邓玉娇犯故意伤害罪，免于刑事处罚”。

只有在正当防卫的情况下，邓玉娇“致人死亡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才能够成立。而检方和法院共同上演了一个双簧：将正当防卫与故意伤害罪并列。

检方直接跳过难以逾越的逻辑悖论，法院则玩弄文字游戏，刻意模糊清晰的法律概念，将邓玉娇的正当防卫表述为“具有防卫性质”。

邓玉娇不可能在正当防卫的同时，又去故意伤害，除非她有分身术。也就是说，邓玉娇要么是正当防卫，要么是故意伤害。没有正当防卫，哪来的防卫过当？而防卫过当本身不是一个罪名，只是一个量刑的情节，“故意伤害罪”从何说起？

法院的判决，等于是：邓玉娇在实施故意伤害的过程中防卫过当。这是非常荒谬的。

司法实践中，防卫过当一般以过失伤害论处。故意伤害罪能够成立，那邓就不存在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而应该是故意杀人罪。

考虑到法院能把邓玉娇的报警认定为“自首”，若非舆情凶猛，免罚难以想象。不幸中的万幸。

凯迪网友最近英雄白跑路，没有见着邓玉娇，到她说的精神病院也扑空，表明有人希望人们淡忘，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有更多的热点，从而忘却玉娇。

但是，还有人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邓玉娇总有一天能够无所顾忌地讲述全部真相。

6月16日判决后，邓玉娇，1个小姑娘，经历了如此猛烈的冲击，精神面貌和接受记者采访的表现、镜头前的泰然自若（尤其是拒绝”奶奶“拥抱合影），多少须眉都难以企及。不如此坚强、淡定，也杀不了淫官。她的病要是严重到需要住进精神病院、必须谢绝一切短暂探视的地步，这个地球上算得上正常的恐怕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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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哲学家任继愈先生与古文字学家季羡林先生相继撒手人间。除了时间上的巧合，两位老先生同为历史学家，在宗教领域的研究都卓有建树。对于季先生的学问，任先生有过这样的评价：“操非中非西之学，治非古非今之术。”是褒扬、揶揄还是调侃，常人恐无置喙的余地。季先生主要研究梵文、佛教语言、中亚古代语言，非常冷僻。

这就形成一个很有意味的的现象：作为人文学者，季先生为大众熟知，不是因为他的学术成就本身，而是他的崇高声望，以及围绕着他的是是非非，从请辞“国学、泰斗、大师”三项桂冠，到发表“河清海晏论”、“爱国论”，以及与子女和北大的恩恩怨怨，其间的认识局限、情感冲突、利益纠葛，波谲云诡，俨然好莱坞大片，赚足了读者的眼球。

2005年8月，季羡林于病榻之上写就《泰山颂》：“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云云。坊间议论纷纷。

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我国群体性事件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环保总局《2006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中国地表水污染严重。七大水系中，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中国矿难死亡人数接近6000人，2006年为4746人。

如果说“河清海晏”只是一种形容，而非客观的描述，那么，季羡林老先生对知识分子的寄望则让人颇费思量：

“对广大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来说，我想借用一句曾一度流行的、我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爱国没商量。我平生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人后。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季羡林《忆往述怀》）

与季羡林相同的是，任继愈在去年3月的一次访谈中也着重强调了爱国的重要性，认为爱国“是做人的基础”。但具体阐述，又有不同。

爱国是不是真的没商量？不妨从季先生的个人经历说起。

据季先生的自传《留德十年》，1935年，24岁的季羡林来到德国，开始了长达十年、由纳粹政府资助生活费用（每月120马克）的留学生活，对德意志当时疯狂、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有着切身体会：

“老百姓绝大多数拥护希特勒，至少表面上是这样。我看不出压迫老百姓的情况。舆论当然是统一的，’万众一心’。这不一定就是钳制的结果，老百姓有的是清清楚楚地拥护这一套有的是糊里糊涂地拥护这一套，总之是拥护。”

在德国老百姓清清楚楚或糊里糊涂的拥护下，纳粹岂止武装到了牙齿，连敌人的牙齿都不肯放过，理直气壮地屠杀了大约六百万犹太人、一千万斯拉夫人及各种各样的其他人，发动了导致上亿人参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世界人民推向了战火的深渊，德国成千上万的 “爱国者”及无辜平民也当真“烧成了灰”。要说那些助纣为虐、损人害己的“灰”还在热爱纳粹德国，未免说不过去。

谈及爱国和哲学的作用，任先生认为：“时代发展的大趋势是，一个觉悟了的群体来推动社会。”

可见，该怎么爱国，怎样才算是真正的爱国，太有得商量了：爱的是邪恶的政权，还是在暴政下呻吟的芸芸众生？为拯救国家和民族，施陶芬伯格等反战的德国军官刺杀希特勒，才是真正的爱国行为，也只有“觉悟了的群体”才有这样爱国的胆识。

季羡林《牛棚杂忆》记录了他“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教训如此惨痛，怎么忘记得起？

随着时代的变化，爱国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但都有一个起码的标准：让人们的生活更合理而不是相反，才能称之为爱国。对于1970年代末的国人来说，爱国不外乎就是坚决支持改革开放。现在的我们，在建设民主、法治的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怎样才算爱国，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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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为迈克尔•杰克逊写几个字，又不知从何说起。1980年代，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杰克逊的演唱会，他惊人的体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冲动；而父亲竟脱口而出：“狗日的。”

一个平常只看新闻联播和京戏的老志愿军，为一个非洲裔美国青年的音乐、舞蹈所打动，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言辞表达内心的感受—-这句粗话其实是他对才华横溢的杰克逊的由衷赞美。我第一次感觉到了音乐的力量，它能震撼我父亲这样一个正统得不能再正统、古板得不能再古板的中国老汉的心灵。

在网上看到薛涌《迈克尔•杰克逊热可以告一段落了》，似有可议之处。

文章标题就在表达某种不满。一般而言，一个事件之所以能够引起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形成热点，最大的特质就是不以个人或某个团体的意志为转移。迈克尔•杰克逊之死，引发全球各种肤色、各个阶层及文化背景的人们的悼念，自有其内在的合理的逻辑。

纽约州共和党众议员Peter King对媒体过多关注迈克尔•杰克逊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在薛涌看来，竟然是“有关迈克尔•杰克逊的新闻中看到的唯一亮点”。

将Peter King对杰克逊的看法称作“唯一亮点”，恐怕首先不同意的就是德高望重的非洲人领袖曼德拉。曼德拉在给杰克逊的悼词里写道：感谢你，麦克，你和世界一起分享了你的天赋和音乐；杰克逊不仅是你们(美国)的孩子，也是世界的孩子。

另外，美国大名鼎鼎、声誉卓著的人权组织全美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也不会同意。在悼念杰克逊的声明里，NAACP对杰克逊热心公益事业、致力于减轻贫困和饥饿，给予了高度评价。

薛涌认为杰克逊“不是莫扎特，不是贝多芬，在音乐史上能留下什么地位还很难说。他是个变态的人，虽然变态得可怜”，津津乐道杰克逊的童年及失眠症的痛苦。

杰克逊对流行音乐的贡献及其在流行音乐史上无可撼动的天皇地位，已有公论，不提也罢。薛涌对杰克逊不幸的童年幸灾乐祸，对他人的病痛不是抱以同情，而是围观、看客的心态，着实令人齿冷。说得轻一点，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说得重一点，要有怎样的阴暗心理和无知，才会对一个心地善良、受到世界人民广泛爱戴、对人道主义事业有着非凡贡献的音乐天才发出这样的诅咒，反复唠叨杰克逊所谓的“可怜的变态”？

关于杰克逊“变态”、“娈童案”，杰克逊1993年的民事诉讼以庭外和解结束（http://en.wikipedia.org/wiki/People_v._Jackson）；在2005年的刑事指控被法庭宣布无罪（http://en.wikipedia.org/wiki/People_v._Jackson）之后，杰克逊已是清白之身，近几年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电视访谈、深度分析及法庭文件都强有力地证明了杰克逊的无辜。（参见Eric《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娈童案》）

作为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的助理教授，薛涌将杰克逊“变态”的消息出口转内销，未免有些说不过去。

薛涌：“教育、住房、医疗、就业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层出不穷。中国媒体原本不该有那么多过剩的精力跟着杰克逊的死而起哄。”

何为“起哄”？薛涌在文章里业已作出了示范：对所陈述的事实不作核实、甄别，以讹传讹；媒体关注“教育、住房、医疗、就业”，与关注杰克逊之死，有何原则上的冲突？两者在大陆主流媒体中所占的百分比分别是多少，您是否做过统计？

1944年11月7日，二战还在激烈地进行，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举行十月革命节音乐会，因为“在如此危难的时刻给苏联听众灌输多愁善感及异国情调”，多次被军方及国家广播电台拒之门外的爱情歌曲《黑姑娘》，终于与观众“见面”，当即收获了雷鸣般的掌声，不得不连唱两遍。

人们的情感需要是多元的，哪怕在经济危机或战争这样特殊的环境下，也不是说除了衣食住行，或激发“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情，就别无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