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西风独自凉

评价张爱玲，胡兰成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坎。文史学者房向东《汉奸的性爱问题》（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一文，开篇即引用何满子先生的话来表达对张爱玲的愤慨：“大节上的顺逆是非哪个民族都重视，绝不会像中国某些人这样，向丧失大节的叛（棍）徒献玫瑰花而行若无事的。”

不是很喜欢张爱玲作品的风格，但对她因为与胡兰成的婚姻而屡招“修理”，我始终不以为然。二战期间为法西斯背书，是埃兹拉·庞德的一大人生污点，难道能够因此否定他在诗歌艺术上具有开创性的伟大贡献？更何况，张爱玲又不是什么汉奸，作文行事从未涉及政治，没拿过日伪一分钱的津贴，获聘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她亦洁身自好，向大会寄去了辞函。“情流感”免疫力有所欠缺的她，不乏政治眼光。

房向东先生的文章就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展开，将这本自传性质的小说完全等同于自传，甚至从疑似笔误的“子宫颈折断”（医学上并无“子宫颈折断”的说法，可能是宫颈糜烂或引产导致的子宫撕裂），推断出“胡兰成对她的摧残和蹂躏如暴风骤雨”，“胡兰成外表不像李逵，却也有一股李逵一般的黑旋风”，幻想“她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呼唤着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

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不具备基本的医学常识，奢谈“性爱问题”，结果可想而知。针对张爱玲的种种误读和“酷评”，是不是就因为“不懂”？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为不“懂得”自己，张爱玲这位汉语言文学百年难遇的才女，一生情路坎坷，满腔怨愤自笔尖喷涌而出，文字阴冷、峭拔，剖析人情世故犀利如刀。

《心理学大词典》将恋父情结（埃勒克特拉情结）定义为：“女儿亲父反母的复合情绪，小女孩对父亲的深情专注，想把母亲置诸一边，取代她位置的愿望，即‘爱父嫌母’的潜在愿望。”

1943年8月，22岁的张爱玲在上海《万象》月刊发表了小说《心经》，借“有一种奇异的令人不安的美”的许小寒，一吐心中恋父情结之块垒：儿时“是最可留恋的时候，父女之爱的黄金时期”，对自己感情生活的彷徨和痛苦作了最直白的文本宣泄。

1944年7月，张爱玲在《天地》月刊发表自传性质的散文《私语》：“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啰唆无聊”的她，“却很喜欢”父亲1926年在一本书上留下的英文题示，“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勾起了她儿时在天津的美好回忆；父母离婚，她“表示赞成”，对母亲远走法国，她“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非常清楚，父亲寂寞的时候才会喜欢自己，“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听到父亲要再婚的消息，张爱玲悲痛地哭了，“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与后母、父亲的争吵和撕打，致使挣扎在情感激流中的少女张爱玲，对岁月发出了“可爱又可哀”的感叹。说不清道不明、难与人言的痛苦伴随了她的一生。

张爱玲1943年11月发表的《封锁》，别人只道是无病呻吟，而胡兰成读出了作者对人性、人情的非凡洞察。比张爱玲大15岁的胡兰成，成为张爱玲最佳的移情目标和情感生活的救命稻草。张爱玲不顾使君有妇、谩骂以及扇耳光一类的羞辱，毅然投入大汉奸的怀抱。

与胡兰成分手之后，张爱玲和导演桑弧有过短暂的情史。沉溺于恋父情结难以自拔的她，很可能觉得仅比自己大5岁的桑弧太年轻了。一个男人，唯有兼具文学的志趣、长辈的呵护与爱人的温柔，融亲情、友情、爱情于一炉，创造出绵长而又强烈的激情氛围，才可能俘获她那颗敏感、脆弱、容易受伤的心。

1956年3月13日，35岁的张爱玲来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麦道伟文艺营，与体弱多病、比她大了整整30岁的左翼剧作家赖雅邂逅相遇，很快陷入热恋，于8月18日结婚。婚姻生活虽因经济困难窘迫不堪，但夫妻二人相濡以沫，情感甚笃。1958年9月1日，赖雅在日记里写道：“爱玲帮我搓揉后背，带着对父亲的仰慕，真舒服。”赖雅有两年时间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全由张爱玲精心照料。1967年10月8日，赖雅去世，张爱玲就此掩上了情感的门扉，至死以赖雅为姓。

张爱玲私生活的批评者们应该已经注意到：自命风流、自私自利的胡兰成与同情弱小的马克思主义者赖雅，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年龄远远大于张爱玲。有时候，奉献也是一种索取，是对自己孤苦灵魂的安慰。

1978年4月11日，张爱玲在台北《中国时报》发表小说《色，戒》，少女和成熟男子的爱恨缠绵，不过是恋父情结的再次投射；情色间谍的包装和令人不寒而栗的惨烈结局，既是作者“爱就不问值不值得”的感情宣言，也是对自己伤痕累累的青春的祭奠。

戴高乐政府严惩战争期间“与德国人通奸的女子”，被房向东先生用来说明张爱玲的幸运：“抗战胜利后，无论国民政府还是人民政府，都没有像法国人那样为难张爱玲和张爱玲们，这应该是中国人的厚道，抑或无强烈之是非？”

亲爱的朋友！这也太悲哀了吧——

据历史学家法布里斯·维尔日尼《“须眉”法兰西》统计，1943年～1946年，约2万名法国姑娘遭到剃光头的惩罚，因为她们是法国人所谓的“向德国鬼子献媚的婊子”，还有近万人被私刑处决。1944年秋，要求制止这种暴行的声浪逐渐高涨，讷韦尔市地方报纸《爱国者》呼吁：“法兰西的子孙不能以野蛮的、纳粹式的行径贬低自己。”由戴高乐将军领导的临时政府开始大力纠正出轨的报复行为，一批“血腥的清算”的制造者被逮捕，送上法庭并被判刑。（参见俞天颖《解放日：光荣、耻辱和反思》）

法国人当时就已在反思、惩办泥沙俱下的野蛮报复；60多年后，还在以此诘问“抑或无强烈之是非”， 那么，究竟何为是非？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以人性、法治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房向东先生认定“张爱玲就是我心目中的林妹妹”，只怕是表错了情。张爱玲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那是她心甘情愿；疼痛、谦卑与柔弱之外，其人亦有率性、刚强的一面：1946年11月《传奇·增订本》出版，张爱玲以《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序：“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冷如冰霜，傲若寒梅。

1995年中秋节，张爱玲香消玉殒。生命这袭爬满了虱子的华美的袍，终于不再给一代才女增添“咬啮性的小烦恼”了。出版《小团圆》是否违背了张爱玲的意愿，坊间多有议论。以张爱玲敢爱敢恨的品性，销毁《小团圆》恐非其本意。否则，她不会轻易拿出来示人，而且，还可以遗嘱的形式明确要求销毁。

（媒体发表略有删节，此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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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独自凉

与大多数人一样，喜欢韩寒，是因为他博客文章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善良和利他主义的高贵气质。《南都周刊》对韩寒的专访引发诸多议论，有些个人浅见，但愿能够抛砖引玉。

职业成就之外，善良和正义感本是公众人物最基本的素质，在“语不雷人死不休”的当下，韩寒如同喊出“我不相信”的诗人一样，迅速成为拒向世俗妥协的青年思想先锋：他不相信在当今社会，人们真的不再需要善良和正义，而只着眼于狼狈为奸、惟利是图、助纣为虐。

旅美教育工作者南桥《韩寒离“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多远？》（2009.11.10 南方都市报）对韩寒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韩寒“油嘴滑舌”，“没有引导和影响的力量，故而所批评的部门也不会去在乎。要想看真材实料的批评，倒不如去看野夫等人的文章。他们的阅历、见识和文采，远在韩寒之上。”

野夫们自有其价值在，至于“阅历、见识和文采”是否“远在韩寒之上”，不妨见仁见智。受众不同，你不可能要求韩寒的读者都能欣赏、理解野夫们的“阅历、见识和文采”。何况，野夫们归根结底也只是在述说一些常识，只是内容或技巧有所变化。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已不是“发现”，而是把那些已为历史所证明的常识和价值，深入浅出、更大范围地传播开去。

“引导和影响的力量”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以我有限的视野所及，“公共知识分子”著名如鲁迅、萨特、法拉奇、乔姆斯基，其言论亦无可能立竿见影，马上就让“所批评的部门去在乎”。否则，那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恐怖分子。

于德清《韩寒怒批郭敬明，逾越价值观底线的狡辩》（2009.11.12新京报），认为韩寒说“郭敬明的价值观很贱”，“大大地逾越了底线”；“说郭敬明向90后灌输一种很贱的价值观，那么是否就是说，你的价值观很贵，很正确？可是，现在，谁又需要你来再灌输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因为，“尽管当下的多元社会很差劲，但是，用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统一思想的做法更差劲。”

窃以为，于德清先生陷入了“混淆价值观底线的狡辩”。“郭敬明向90后灌输一种很贱的价值观”究竟指的是什么，于先生根本就没整明白。不是奢侈消费和享乐主义，甚至也不是剽窃本身，而是在认定郭敬明剽窃的法院判决结果出来之后，郭拒绝为自己的错误道歉，成为一个反面典型。

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粉丝为郭敬明拒绝道歉而欢呼（“我们小四就是抄得好”）的情况下，他们及于德清先生都非常需要韩寒“来再灌输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即：知耻近乎勇；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用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统一思想”有何不可？在多元的价值观之上，还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你认定、追求的价值不能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这是多元价值观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要素。

与其问韩寒离“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多远，不如问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倘若韩寒“抖机灵玩俏皮”（南桥语）不再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以法治国成为现实图景，那是民众和国家之幸。其中，当然也包括韩寒等“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

当拜金（权）狂潮以“含泪”、“羡鬼”、“价值多元”的方式席卷整个社会，当文坛剽客悍然拒绝道歉仍能听取掌声一片，韩寒的价值就开始凸显出来。韩寒在公共问题上的发言，不过是在重复强调善良、公平和正义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他不相信理想主义、利他主义在我们的社会已彻底沦陷。

西风独自凉

1986年5月，唐德刚于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发表《海外读红楼》，认为《红楼梦》“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而“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表现出“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

对英国文学五体投地的夏志清，当即写了篇火气十足的《谏友篇一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在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同时发表，以回应唐德刚“恶意的谩骂”。

当年两位文坛大佬的这场论战轰动海外。窃以为，就《红楼梦》的鉴赏而言，夏志清不无商榷之处。如他认为潇湘妃子“刚同宝玉相会的时候应该很美，但不多久身体转弱，也就美不到那里去了，因之我在《红楼》章里特别强调她的病体病容，藉以纠正一般读者（包括德刚在内）对林姑娘所存的幻想”。总之，林姑娘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不值得宝玉去爱。

然而，宝玉爱妹妹弱柳扶风，更爱她吐气如兰：不仅“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诗词在众姐妹之上，还是宝玉反抗死读书、读死书的知己。那个年代，大家公子能跳出“学而优则仕”的酱缸已属不易，女儿有这般见识堪称天人。中不如西的观念已深入骨髓的夏志清，虽每以“宝玉”自况，但对林妹妹究竟美在哪里，始终未窥门径。

胡适的关门弟子又岂是好撩拨的？鲁迅笔战猛字当头，而德刚行文之老辣、锋利，犹在鲁迅之上。一篇《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寓庄于谐，拳拳到肉，就夏志清的人品、文品、学识全面出击，认为“夏先生那种骄横的个性，和惟我独尊心态的养成”，乃至“崇洋自卑的心态”，是“学术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并自我检讨“从‘爱人以德’的观点来看，也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

这一大巴掌扇下去，恰似晴空霹雳，夏志清顿时偃旗息鼓。

唐德刚1952年发表《梅兰芳传稿》，即已名动四方。写兰芳飞黄腾达而不忘故旧：“每逢严冬腊月，当兰芳把孝敬他们的红色纸包儿（那里面的蕴藏往往超过他们几个月的收入）递过去时，你可看到那些老人们昏花的眼角内涌出丝丝的热泪，透过蓬松的白色胡须，滴到满是油渍子的破皮袍子上去。”传主的人格魅力穿透尘封的历史，令读者如沐春风。这样柔韧而力拔千钧的笔下功夫，曾不多见，为德刚“美丽”之所在。

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林彪儿媳张宁女士的自传《自己写自己》，唐德刚欣然提笔作序，融历史风云、红颜际遇于一炉，引花蕊夫人“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道尽美人和民族的悲哀。

唐德刚对口述史学贡献卓著，去世之后，声誉日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大作，在大陆读者中间掀起的思想风暴，凸显一个优秀的“历史说书人”的素质，非“诸葛亮是个帅哥”、“文字狱维持了社会稳定”[1]、“清兵杀入关内掳掠，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2]等百家讲坛的学者可比。

不过，要说唐德刚是近代史大家，倒正应了那句老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资料越看得多，越觉得“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田晓菲语），是多么的中肯和到位。

周策纵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

问题就在这里：唐德刚一旦“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就会“哀愁”丛生，忘了老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教训，“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有时甚至满嘴跑马，硬伤累累。如《晚清七十年》：

“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

中共对辛亥革命向来坚持肯定态度，何来否定之说？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毛泽东文集》第2卷，1993年版，第402页。）“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页。）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1999年版，第345～346页。）[3]邓小平、江泽民、胡耀邦、胡锦涛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评价亦非常之高。

唐氏彻底否定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极力推崇北伐、孙中山（“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现代人，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以国民党的“视角”观照历史，可议之处在在多有（参见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

关于太平天国，唐氏认为：“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

“洪、杨一伙”纵横十数年，一度占据半壁江山，摇摇欲坠的满清，不得不允许汉族军头（曾国藩、李鸿章）的兴起，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北洋、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称其为“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未免失之轻浮和武断。“洪、杨”固然暴虐，满清、“曾剃头”何尝是善人？

唐氏认为鸦片战争推动了中国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那么，对极大地削弱了满清统治基础的“洪、杨一伙”，除了理性的批判，亦当如是观之，何厚此薄彼？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未为可取。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因为革命党人的幼稚和软弱，让袁世凯有机可乘。唐德刚《袁氏当国》亦人云亦云：“‘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孙文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

事实上，孙不是“让位”，而是被迫“还位”于袁。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由“反正归来”的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是黄兴、汪精卫等革命党人，以及立宪派、新军、知识精英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参见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我们不能因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就抹杀其历史地位和在转型过程中的巨大贡献。

唐氏《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毛泽东那几杆破枪，居然把蒋介石的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打得片甲不留。指挥数万至数十万大军的国军主帅在阵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至数十人之多。这不但是中国战争史上无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尝一见！”

果然“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可是，“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又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小米加步枪打败蒋军的神话，海外亦有市场，教人情何以堪？

中共东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朝鲜方面支持了2000多车皮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持，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4]；苏联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步枪约70万支，机枪约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5]。

唐德刚先生那些“美丽与哀愁”的作品，对人们拓宽视野、打开思路，有相当之价值。若与袁伟时等学者的近代史作品对照阅读，相信读者在为唐氏文采叫好的同时，对其笔下“事理的平实”亦会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注释：

[1] 2005年10月18日，《兰州晚报》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崇年：“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2]阎崇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掳掠“人牲97万头”，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阎崇年：我赞成修改历史教科书》，2006年11月05日晶报）

[3]杨燕华《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及其意义》，《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4期。

[4]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