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th Jan 2010
曹操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
西风独自凉
秋风《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所谓“陈寅恪先生在此时郑重撰文宣告”的《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事实上“写于官方史学为曹操翻案之前”。对此,秋风《为什么我说曹操是文化罪人?》解释说:“以先生知人论世的智慧,自能由当时的气氛察微知著。”
秋风先生对文章中的硬伤作如此辩解,未免有些牵强附会。试问,陈寅恪由1956年的气氛察微知著,著文“抨击”1959年被翻案的曹操,“知人论世的智慧”达到这般境界,与《三国演义》“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鲁迅语)有何区别?
陈寅恪的文章并非“抨击”而是在赞赏曹操,令秋风先生“十分惊讶”,因为,陈文“抨击曹操通过种种政策颠覆当时社会价值观,并为汉代深厚的儒家士大夫文化惨遭毁坏而痛惜的态度,是可以体悟出来的”。
如果陈寅恪先生抨击曹操,其观点是否公允也是可以讨论的。但,问题在于,陈先生有没有在文章里抨击曹操?秋风先生的“体悟”会不会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白纸黑字,对历来被称为“赘阉遗丑”和“一代奸雄”的曹操,陈寅恪这样论述:“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
如果坚持认为“旷世之枭杰”、“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是对曹操的抨击,而非正面评价,可就真的是让人“无语问苍天”了。
在关于曹操的两篇文章里,秋风认为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和“毁坏儒门士气”,并引用余英时先生的看法,认为陈寅恪先生是儒家价值的创造性守护者。
守护儒家价值,与守护汉末士人为权贵所用、察举制度被彻底毁坏的黑暗政治,完全是两码子事。“全民读经”无法解决繁杂的社会矛盾,更无力挽救东汉末年的政治危局和儒门士气的败坏,反倒助长了皇权、士族的黑暗和腐败,学界对此多有论述。
在强敌环伺、门阀森严、下层知识分子的上升渠道被严重堵塞的社会环境中,欲建“吏不呼门”、“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曹操《对酒》)的太平盛世,你是指望曹操墨守成规,还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任人唯亲、裙带政治的腐败格局?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一种文化能够延续数千年,必定有其难以摧毁的强大根基。文革以现代政党的组织技术深入田间地头,无孔不入地“打倒孔老二”,想要灭绝传统文化亦无可能,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忽必烈、皇太极饮马黄河,尚且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崇儒学,不愿当“中国文化的罪人”,饱读诗书的曹操有何能力和必要去“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倘若真的要“摧毁”,曹操“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的遗令又该作何解释?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曹操的求贤若渴和唯才是举,与秋风想当然地认为“寅恪先生当然不可能持赞成态度”截然相反,陈寅恪先生对曹操革除独尊儒学数百年积弊的努力称许有加:“孟德求贤才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
有论者指出,三国时期的精英对皇权“独尊儒术”的危害洞若观火,如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也不包括儒学经典。曹操、孙权等精英对独尊儒学的反动,恰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论< 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秋风对曹操的文学成就嗤之以鼻:“因为曹操会写诗,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功臣。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不要也罢。中国历史上确实不时出现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杀人成性、爱好诈谋,而又能吟几句歪诗。”
撇开曹操个性和政治上的得失不谈,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人能如曹操一般,吟几句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歪诗”?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李白有盖棺之论:“蓬莱文章建安骨。”鲁迅更是盛赞曹操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是曹操“哀民生之多艰”的真情流露,也是他不惜代价统一北方、结束战乱的根本动力。
颂扬“天地间,人为贵”(《度关山》)的曹操,写诗作文惜墨如金,“有如干将出匣,寒光迫人”;其沉毅雄迈、慷慨悲凉的诗歌,构筑了超越先秦文学传统的“建安风骨”,对后来中国文化的高峰唐诗宋词(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有开创性的巨大贡献和影响,绝非“不要也罢”的孟浪可以形容。
西风独自凉
秋风《曹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所谓“陈寅恪先生在此时郑重撰文宣告”的《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事实上“写于官方史学为曹操翻案之前”。对此,秋风《为什么我说曹操是文化罪人?》解释说:“以先生知人论世的智慧,自能由当时的气氛察微知著。”
秋风先生对文章中的硬伤作如此辩解,未免有些牵强附会。试问,陈寅恪由1956年的气氛察微知著,著文“抨击”1959年被翻案的曹操,“知人论世的智慧”达到这般境界,与《三国演义》“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鲁迅语)有何区别?
陈寅恪的文章并非“抨击”而是在赞赏曹操,令秋风先生“十分惊讶”,因为,陈文“抨击曹操通过种种政策颠覆当时社会价值观,并为汉代深厚的儒家士大夫文化惨遭毁坏而痛惜的态度,是可以体悟出来的”。
如果陈寅恪先生抨击曹操,其观点是否公允也是可以讨论的。但,问题在于,陈先生有没有在文章里抨击曹操?秋风先生的“体悟”会不会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白纸黑字,对历来被称为“赘阉遗丑”和“一代奸雄”的曹操,陈寅恪这样论述:“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读史者于曹孟德使诈使贪,唯议其私人之过失,而不知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也。”(《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
如果坚持认为“旷世之枭杰”、“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是对曹操的抨击,而非正面评价,可就真的是让人“无语问苍天”了。
在关于曹操的两篇文章里,秋风认为曹操“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和“毁坏儒门士气”,并引用余英时先生的看法,认为陈寅恪先生是儒家价值的创造性守护者。
守护儒家价值,与守护汉末士人为权贵所用、察举制度被彻底毁坏的黑暗政治,完全是两码子事。“全民读经”无法解决繁杂的社会矛盾,更无力挽救东汉末年的政治危局和儒门士气的败坏,反倒助长了皇权、士族的黑暗和腐败,学界对此多有论述。
在强敌环伺、门阀森严、下层知识分子的上升渠道被严重堵塞的社会环境中,欲建“吏不呼门”、“人耄耋皆得以寿终。恩泽广及草木昆虫”(曹操《对酒》)的太平盛世,你是指望曹操墨守成规,还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任人唯亲、裙带政治的腐败格局?
“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一种文化能够延续数千年,必定有其难以摧毁的强大根基。文革以现代政党的组织技术深入田间地头,无孔不入地“打倒孔老二”,想要灭绝传统文化亦无可能,尊老爱幼、诚实守信至今仍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忽必烈、皇太极饮马黄河,尚且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尊崇儒学,不愿当“中国文化的罪人”,饱读诗书的曹操有何能力和必要去“摧毁社会对于儒家仁孝廉让等美德的敬重”?倘若真的要“摧毁”,曹操“天下尚未安定,未得尊古”的遗令又该作何解释?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曹操的求贤若渴和唯才是举,与秋风想当然地认为“寅恪先生当然不可能持赞成态度”截然相反,陈寅恪先生对曹操革除独尊儒学数百年积弊的努力称许有加:“孟德求贤才三令,非仅一时求才之旨意,实标明其政策所在,而为一政治社会道德思想上之大变革”,“实有转移数百年世局之作用,非仅一时一事之关系”。
有论者指出,三国时期的精英对皇权“独尊儒术”的危害洞若观火,如诸葛亮亲自为刘禅推荐的必读书,都是法家著作和兵书;孙权对吕蒙自述读书心得所谓“自以为大有所益”者,也不包括儒学经典。曹操、孙权等精英对独尊儒学的反动,恰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论< 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
秋风对曹操的文学成就嗤之以鼻:“因为曹操会写诗,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功臣。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文化,不要也罢。中国历史上确实不时出现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杀人成性、爱好诈谋,而又能吟几句歪诗。”
撇开曹操个性和政治上的得失不谈,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人能如曹操一般,吟几句改变了中国文学的“歪诗”?曹操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李白有盖棺之论:“蓬莱文章建安骨。”鲁迅更是盛赞曹操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蒿里行》是曹操“哀民生之多艰”的真情流露,也是他不惜代价统一北方、结束战乱的根本动力。
颂扬“天地间,人为贵”(《度关山》)的曹操,写诗作文惜墨如金,“有如干将出匣,寒光迫人”;其沉毅雄迈、慷慨悲凉的诗歌,构筑了超越先秦文学传统的“建安风骨”,对后来中国文化的高峰唐诗宋词(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有开创性的巨大贡献和影响,绝非“不要也罢”的孟浪可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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