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西风独自凉

与大多数人一样，喜欢韩寒，是因为他博客文章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善良和利他主义的高贵气质。《南都周刊》对韩寒的专访引发诸多议论，有些个人浅见，但愿能够抛砖引玉。

职业成就之外，善良和正义感本是公众人物最基本的素质，在“语不雷人死不休”的当下，韩寒如同喊出“我不相信”的诗人一样，迅速成为拒向世俗妥协的青年思想先锋：他不相信在当今社会，人们真的不再需要善良和正义，而只着眼于狼狈为奸、惟利是图、助纣为虐。

旅美教育工作者南桥《韩寒离“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多远？》（2009.11.10 南方都市报）对韩寒的批评，不可谓不严厉：韩寒“油嘴滑舌”，“没有引导和影响的力量，故而所批评的部门也不会去在乎。要想看真材实料的批评，倒不如去看野夫等人的文章。他们的阅历、见识和文采，远在韩寒之上。”

野夫们自有其价值在，至于“阅历、见识和文采”是否“远在韩寒之上”，不妨见仁见智。受众不同，你不可能要求韩寒的读者都能欣赏、理解野夫们的“阅历、见识和文采”。何况，野夫们归根结底也只是在述说一些常识，只是内容或技巧有所变化。政治文明发展到今天，“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工作已不是“发现”，而是把那些已为历史所证明的常识和价值，深入浅出、更大范围地传播开去。

“引导和影响的力量”是日积月累的过程。以我有限的视野所及，“公共知识分子”著名如鲁迅、萨特、法拉奇、乔姆斯基，其言论亦无可能立竿见影，马上就让“所批评的部门去在乎”。否则，那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恐怖分子。

于德清《韩寒怒批郭敬明，逾越价值观底线的狡辩》（2009.11.12新京报），认为韩寒说“郭敬明的价值观很贱”，“大大地逾越了底线”；“说郭敬明向90后灌输一种很贱的价值观，那么是否就是说，你的价值观很贵，很正确？可是，现在，谁又需要你来再灌输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因为，“尽管当下的多元社会很差劲，但是，用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统一思想的做法更差劲。”

窃以为，于德清先生陷入了“混淆价值观底线的狡辩”。“郭敬明向90后灌输一种很贱的价值观”究竟指的是什么，于先生根本就没整明白。不是奢侈消费和享乐主义，甚至也不是剽窃本身，而是在认定郭敬明剽窃的法院判决结果出来之后，郭拒绝为自己的错误道歉，成为一个反面典型。

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些粉丝为郭敬明拒绝道歉而欢呼（“我们小四就是抄得好”）的情况下，他们及于德清先生都非常需要韩寒“来再灌输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即：知耻近乎勇；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用另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统一思想”有何不可？在多元的价值观之上，还存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你认定、追求的价值不能损害他人的正当权益，这是多元价值观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要素。

与其问韩寒离“公共知识分子”还有多远，不如问中国离“公民社会”还有多远。倘若韩寒“抖机灵玩俏皮”（南桥语）不再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以法治国成为现实图景，那是民众和国家之幸。其中，当然也包括韩寒等“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

当拜金（权）狂潮以“含泪”、“羡鬼”、“价值多元”的方式席卷整个社会，当文坛剽客悍然拒绝道歉仍能听取掌声一片，韩寒的价值就开始凸显出来。韩寒在公共问题上的发言，不过是在重复强调善良、公平和正义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他不相信理想主义、利他主义在我们的社会已彻底沦陷。

西风独自凉

1986年5月，唐德刚于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和《传记文学》发表《海外读红楼》，认为《红楼梦》“格调之高亦不在同时西方，乃至现代西方任何小说之下”，而“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读洋书，以夷变夏，便以中国白话小说艺术成就之低劣为可耻”，表现出“沉迷西学，失去自信、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态”。

对英国文学五体投地的夏志清，当即写了篇火气十足的《谏友篇一驳唐德刚〈海外读红楼〉》，在台北《联合报》、《传记文学》和美国《世界日报》同时发表，以回应唐德刚“恶意的谩骂”。

当年两位文坛大佬的这场论战轰动海外。窃以为，就《红楼梦》的鉴赏而言，夏志清不无商榷之处。如他认为潇湘妃子“刚同宝玉相会的时候应该很美，但不多久身体转弱，也就美不到那里去了，因之我在《红楼》章里特别强调她的病体病容，藉以纠正一般读者（包括德刚在内）对林姑娘所存的幻想”。总之，林姑娘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不值得宝玉去爱。

然而，宝玉爱妹妹弱柳扶风，更爱她吐气如兰：不仅“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诗词在众姐妹之上，还是宝玉反抗死读书、读死书的知己。那个年代，大家公子能跳出“学而优则仕”的酱缸已属不易，女儿有这般见识堪称天人。中不如西的观念已深入骨髓的夏志清，虽每以“宝玉”自况，但对林妹妹究竟美在哪里，始终未窥门径。

胡适的关门弟子又岂是好撩拨的？鲁迅笔战猛字当头，而德刚行文之老辣、锋利，犹在鲁迅之上。一篇《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寓庄于谐，拳拳到肉，就夏志清的人品、文品、学识全面出击，认为“夏先生那种骄横的个性，和惟我独尊心态的养成”，乃至“崇洋自卑的心态”，是“学术界姑息养奸的结果”，并自我检讨“从‘爱人以德’的观点来看，也有对不起朋友的地方”。

这一大巴掌扇下去，恰似晴空霹雳，夏志清顿时偃旗息鼓。

唐德刚1952年发表《梅兰芳传稿》，即已名动四方。写兰芳飞黄腾达而不忘故旧：“每逢严冬腊月，当兰芳把孝敬他们的红色纸包儿（那里面的蕴藏往往超过他们几个月的收入）递过去时，你可看到那些老人们昏花的眼角内涌出丝丝的热泪，透过蓬松的白色胡须，滴到满是油渍子的破皮袍子上去。”传主的人格魅力穿透尘封的历史，令读者如沐春风。这样柔韧而力拔千钧的笔下功夫，曾不多见，为德刚“美丽”之所在。

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林彪儿媳张宁女士的自传《自己写自己》，唐德刚欣然提笔作序，融历史风云、红颜际遇于一炉，引花蕊夫人“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个是男儿”，道尽美人和民族的悲哀。

唐德刚对口述史学贡献卓著，去世之后，声誉日隆。《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等大作，在大陆读者中间掀起的思想风暴，凸显一个优秀的“历史说书人”的素质，非“诸葛亮是个帅哥”、“文字狱维持了社会稳定”[1]、“清兵杀入关内掳掠，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2]等百家讲坛的学者可比。

不过，要说唐德刚是近代史大家，倒正应了那句老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资料越看得多，越觉得“叙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叙述的内容更重要，因为它们决定了叙述的内容”（田晓菲语），是多么的中肯和到位。

周策纵为唐德刚《胡适杂忆》作序：“大凡文字写得最美最生动的，最难同时得事理的平实，因为作者不能不有艺术的夸张。德刚行文如行云流水，明珠走盘，直欲驱使鬼神，有时也许会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我们不可因他这滔滔雄辩的‘美言’，便误以为‘不信’。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

问题就在这里：唐德刚一旦“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就会“哀愁”丛生，忘了老师“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的教训，“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有时甚至满嘴跑马，硬伤累累。如《晚清七十年》：

“自有其党派成见的共产党人则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为‘革命’。”

中共对辛亥革命向来坚持肯定态度，何来否定之说？毛泽东认为“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毛泽东文集》第2卷，1993年版，第402页。）“民主共和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页。）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文集》第6卷，1999年版，第345～346页。）[3]邓小平、江泽民、胡耀邦、胡锦涛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评价亦非常之高。

唐氏彻底否定太平天国和五四运动，极力推崇北伐、孙中山（“近代中国最高层领袖中，凤毛麟角的现代人，是真能摆脱中国封建帝王和官僚传统而笃信民权的民主政治家”），以国民党的“视角”观照历史，可议之处在在多有（参见袁伟时《近代中国论衡》）。

关于太平天国，唐氏认为：“洪、杨一伙实在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转型期中的第一批从事转型的先驱，只是这批乡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识太低，他们不知道自己在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运动中的历史作用，而做了个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罢了。”

“洪、杨一伙”纵横十数年，一度占据半壁江山，摇摇欲坠的满清，不得不允许汉族军头（曾国藩、李鸿章）的兴起，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北洋、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称其为“蚍蜉撼大树的造反小顽童”，未免失之轻浮和武断。“洪、杨”固然暴虐，满清、“曾剃头”何尝是善人？

唐氏认为鸦片战争推动了中国从帝制阶段向民治阶段的转型，那么，对极大地削弱了满清统治基础的“洪、杨一伙”，除了理性的批判，亦当如是观之，何厚此薄彼？对农民起义的评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未为可取。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因为革命党人的幼稚和软弱，让袁世凯有机可乘。唐德刚《袁氏当国》亦人云亦云：“‘论革命历史，论海内外声望，论建国学理，则应属孙文’，就是凭这三条，孙文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之让袁，治史者平心而论之，实旨在为国为民”。

事实上，孙不是“让位”，而是被迫“还位”于袁。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由“反正归来”的袁世凯出任民国总统，是黄兴、汪精卫等革命党人，以及立宪派、新军、知识精英的共同愿望和要求，可谓：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参见陈一容、张国镛《孙中山“还位”辨正》，《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我们不能因袁世凯后来复辟帝制，就抹杀其历史地位和在转型过程中的巨大贡献。

唐氏《毛泽东简传要义评述》：“毛泽东那几杆破枪，居然把蒋介石的美式配备的四百万大军打得片甲不留。指挥数万至数十万大军的国军主帅在阵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黄维、宋希濂等至数十人之多。这不但是中国战争史上无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尝一见！”

果然“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可是，“德刚有极大的真实度”，又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小米加步枪打败蒋军的神话，海外亦有市场，教人情何以堪？

中共东北野战军最困难的时期，朝鲜方面支持了2000多车皮日军留下的战略物资,有的是无代价支持，有的是通过物资交换取得[4]；苏联向中共东北野战军提供步枪约70万支，机枪约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从而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5]。

唐德刚先生那些“美丽与哀愁”的作品，对人们拓宽视野、打开思路，有相当之价值。若与袁伟时等学者的近代史作品对照阅读，相信读者在为唐氏文采叫好的同时，对其笔下“事理的平实”亦会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注释：

[1] 2005年10月18日，《兰州晚报》记者：“雍正大兴‘文字狱’是不是影响了社会的发展？”阎崇年：“雍正的这一做法对于清王朝国家的统一、减弱诋毁政权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满学专家破解清史“疑案”》，2005年10月20日兰州晚报）

[2]阎崇年：皇太极5次带兵杀入关内，有一次掳掠“人牲97万头”，对于当时新兴的清政权来说当然是喜剧：扩大了影响，为入关增加了经济基础；对中原百姓来说肯定是悲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历史是在多维中发展的，很难说悲，也很难说喜。（《阎崇年：我赞成修改历史教科书》，2006年11月05日晶报）

[3]杨燕华《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及其意义》，《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4期。

[4]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5]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３月。

继《君子协定》(2003) 、《女王》（2006）、《福斯特对话尼克松》(2008)之后，金牌编剧皮特•摩根与麦克•辛今年再次合作，推出了英国传奇足球教练布莱恩•克劳夫的传记片《该死的联队》。有意思的是，影片没有突出克里夫的辉煌，而是再现他1974年在利兹联队噩梦般的执教经历，上任44天就因“更衣室起义”而被俱乐部扫地出门。

所谓“更衣室起义”，指的是球员普遍对教练失去信任，集体要求俱乐部对教练采取行动。当时利兹联可不象现在这么落魄，而是如日中天的新科冠军，大牌球员难以忍受口无遮拦的克劳夫及其标新立异的战术思想。利兹联擅长传统的英式打法，用最简洁的长传冲吊威胁对方的禁区，防守则依靠凶狠的贴身逼抢。29岁因伤退役的克劳夫对英式足球深恶痛绝，认为靠野蛮的伤人动作赢得比赛非常可耻。

克劳夫能够笑傲英国乃至世界足坛，是因为他有点石成金的非凡本领，之前率小球会德比郡夺得顶级联赛冠军，之后又在小球会诺丁汉开创“森林王朝”，连续获得欧洲冠军杯冠军，何以会在财雄势大的利兹联走麦城？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到利兹联一展鸿图，他与自己最好的朋友兼最得力的助手彼得•泰勒大吵了一架，分道扬镳。

球会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比一辆赛车复杂得多。克劳夫的智商毋庸置疑，但他的情商却教人不敢恭维。到一个新的环境，尚未取得骄人的战绩、树立足够的权威，个性张扬的克劳夫离开彼得的上下磨和，就象拆除刹车、减速装置的赛车，遇到第一个弯道就粉身碎骨。

克劳夫这才明白独自作战意味着什么，自己在德比郡的成功浸透了彼得配合默契的汗水，彼得不是“寄生虫”，更不是离开他什么都不是的臭狗屎。好在有得后悔药卖，负薪请罪。彼得真性情中人，克劳夫当着孩子的面给他下跪都不行，非得亲口说出“求你，宝贝，让我回来吧”，他才肯张开宽阔的怀抱。

克劳夫能够让球员在场上投入百分之百的热情，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而彼得有办法让球会的管理层和球员都相信克劳夫能做到这一点，可谓珠联璧合。克劳夫在影片里亲吻、拥抱彼得若干次，对妻子竟一次也无。英国的“足球寡妇”（周末比赛期间男人眼里只有足球）在世界上都是出了名的。

弗格森爵士1999年率红魔曼联夺得欧洲冠军杯，已放下教鞭的克劳夫尖刻依旧：“别管他有多少赛马、爵士头衔还是冠军，除了裤裆里的东西一样多，我有的他只有一个。”2008年，弗格森捧得第二座欧洲冠军杯时，克劳夫已去世四年。另外，克劳夫是蝉联的冠军杯，难度相应更大。教练当中除了打法赏心悦目的温格，克劳夫谁也不放在眼里。

心高气傲的弗格森爵士承认：“克里夫的球队具有坚强的意志，很难击败。”克里夫与彼得1977年到1978年率领诺丁汉森林创下英国顶级联赛42场不败的纪录，直到2004年8月25日才被阿森纳打破。

诺丁汉森林只获得过一次英格兰顶级联赛冠军，至今仍然是唯一一支欧洲冠军数量超过国内冠军数量的球队。克劳夫的儿子小克劳夫，今年开始执教父亲梦想起飞的地方：德比郡，意外地给影片打了一个广告。但他很难再复制父亲创造的奇迹。

在豪门当道的当今足坛，即便你是天才教练，没有大球会雄厚的财力支持及得力的助手，要想获得成功也比登天还难。职业足球不是一个人的游戏，而是一项既需要科学又离不开人性化管理的烧钱工程。

西风独自凉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这是美国建国以来遭受的来自外部力量的最沉重的打击（堪比后来的911事件）。幻想置身事外的美国人痛定思痛，毅然投入到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

艰苦卓绝地独自进行了十年抗战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同时，14万日裔美国人（有7万人已经加入美国国籍）堕入了深渊，仅仅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着大和民族的血液，就成了其他美国人理所当然的怀疑和泄愤的对象。

根据罗斯福总统1942年2月19日颁布的第9066号行政命令，军方命令祖先为日本人的美国居民迅速处理掉房子和生意，去指定地点报到，成人只准携带150磅重的行李；他们的姓名被号码取代，被迫进入美国中西部地区特别修建的集中营（美其名曰“重新安置中心”）。在美军中服役的5000名日裔多数被开除军籍，被列为4-F级（不宜服役）或4-C级（敌侨）人员。

美国影片《美国往事：我们的星条旗》以和夫一家的遭遇为主线，掀开了美国政府践踏宪法、严重侵犯人权的历史一页。日裔美国人未经许可不得离开围有铁丝网的集中营，他们住简易木房、共用浴室，受到24小时监控，与外界完全隔离。

在美军的“陪同”下，和夫带着儿子里恩到商店购买生活必需品，店主毫不掩饰对他们的敌意。想想看，2403名美国人刚在珍珠港事件中丧身，你还想用格子花布做窗帘？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狗娘养的日本鬼子的“第五纵队”？政府为什么不对日裔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东方的坚忍和西方的乐观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集中营里的大多数日裔并不怨天尤人，他们赌博、私自酿酒、吹萨克斯、举办棒球比赛，里恩甚至说服了家人，参加了全部由日裔美国人组成的422步兵团，奔赴欧洲战场。无论是打球还是打仗，里恩都“全力以赴”（Go for Broke），以军功晋升中尉。

1942年6月，由于兵员吃紧，美军在夏威夷成立了由日裔美国公民组成的第100步兵营（后被编入1943年2月1日成立的第442步兵团），为考验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度，先将其派往北非。第100步兵营不负众望，在意大利的萨莱诺、蒙特卡西诺浴血奋战，成就了“一天一个山头”的战史神话，被德军称为“小铁人”部队。

1944年10月，在法国的瓦斯杰斯战役（Vosges）中，为拯救陷入德军重围的221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美军，第442步兵团付出了伤亡700人的代价，荣获“德克萨斯拯救者”之美誉，描绘这场血战的油画至今悬挂在五角大楼。

整个二战期间，第442团伤亡高达9486人，有18143人立功，是伤亡最大、受勋最多的美军单位：9486人次因战伤获紫星勋章（第100营被称为“紫星营”）、559人次获得银星勋章、4000人次获铜星勋章、7人获总统嘉奖。战后，作为表现最优异的部队之一，第442团被选派到华盛顿参加1946年独立日的庆典，政府特别建立了日裔美军纪念碑彰显其传奇功勋，风头一时无两。

可以说，日裔美军官兵对国家的忠诚、为自由而战的豪情，成为日裔美国人打消误解、赢得尊重、重新融入美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原因。

1945年，耶鲁大学法学教授罗斯托（Eugene Rostow）发表《日裔美国人案件：一大灾难》，认为设立“重新安置中心”“是多少年来对我们自由最严重的打击”。1946年3月20日，“重新安置中心”被全部关闭。1948年国会通过《日裔美国人遣送补偿法》(The Japanese American Evacuation Claims Act)，但只补偿了日裔的不动产和个人财产的损失（3,700万美元）。1983年2月24日，美国承认二战战期间强制拘留日裔公民是一个错误，国会调查委员会表示当时罗斯福总统唯恐日裔美籍公民作出危害美国的行为而下令拘留日裔公民，严重不当。1988年里根总统签署100－383号法案，代表美国政府向所有被关入“重新安置中心”的日裔美国人道歉并向依然健在的幸存者每人赔偿2万美元。

1951年，美国拍摄的影片《二世部队》(Go for Broke!)全面展示了442步兵团的战斗历程，当时年仅25岁的日裔美国演员中野莱恩有分参与演出。“二世部队”，指的就是该部队成员都是第二代日裔美国人。2007年，中野莱恩的儿子中野迪斯蒙德（Desmond Nakano）拍摄的《美国往事：我们的星条旗》，就是在向忍辱负重、英勇顽强的父辈致以崇高的敬礼。

面对误解或歧视，忍耐、牺牲、奋斗、自强不息，是包括中野莱恩、丁肇中、奥巴马、下村修等少数族裔实现美国梦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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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哈佛大学非洲裔教授盖茨被捕事件中，自己按照“政治正确”的原则，指责剑桥警方“办事愚蠢”，竟然捅了马蜂窝。涉事警官克劳利坚称自己当时的处置并无不当，要求总统道歉。剑桥市警察局也认为，克劳利的行为没有违反任何规定，不应受到总统的指责。

奥巴马曾表示他不太清楚现场的具体情况。既然如此，你凭什么指责警方“办事愚蠢”？就因为盖茨是你的朋友？美国警察同业会、国际警官协会及一些媒体抓住这点不放，认为总统应为自己的不当言论道歉。

种族问题堪称美国的G点，奥巴马将盖茨事件与种族问题挂钩，无疑是火上浇油。本来，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发言，符合“政治正确”的定义，即便出错也不至于太离谱。正因为如此，自恃“政治正确”的奥巴马，才敢于在不掌握全部事实的情况下，“悍然”指责警方，认为“盖茨被捕提醒我们，种族问题依然笼罩着我们”。

种族问题依然笼罩美国，没错，但经历了风起云涌的人权运动，种族问题开始呈现“多元化”，甚至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反向种族主义歧视。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一批通过考核的白人消防员不获晋升违反民权法，“歧视白人”。最高大法官罗伯特宣读判决时表示，纽黑文市否决考核结果是因为取得较高分的消防员都是白人，这不合理。也就是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

盖茨事件中，盖茨身为哈佛教授，是非洲裔美国人中的精英、总统的朋友。而克劳利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警官，无论在社会关系、影响力和所掌握的资源上，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尤其是因为肤色的关系，尽管克劳利警官按照条令行事，也很容易会被扣上种族歧视的大帽子（事实也确实如此）。试问，如果盖茨是白人，与非洲裔警察发生争执而被捕，会引起全美关注吗？

可见，面对非洲裔哈佛教授，动辄得咎的克劳利警官才是事实上的“弱者”。

盖茨事件更进一步表明，美国的种族问题业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不问种族，只论是非”才是所谓的政治正确。否则，就会犯和奥巴马同样的错误，被表面上的“政治正确”所误导。

奥巴马能够在一亿多非洲裔、拉美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中脱颖而出，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非洲裔美国总统，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在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之后，奥巴马于7月24日发表声明：“我很遗憾自己措辞不当，给人留下中伤剑桥警方尤其是克劳利警官的印象。我本可以用其他词语表达。”并决定邀请克劳利警官和盖茨教授到白宫喝啤酒，“一笑泯恩仇”。

剑桥警方迅速对奥巴马的态度转变作出了反应，发表声明感谢总统“重新考虑之前言论的意愿”，还称克劳利非常欣赏总统的立场。

“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面对自己掀起的轩然大波，奥巴马的危机公关显然非常成功。世人除了看看热闹，是否也能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