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王老板那里挖来的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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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建军50周年。
上面的俄文是“苏联武装力量”，1918-1968。
苏联十月革命时（1917年11月7日）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在继续。俄国仍然承担着东方战线的任务。前线当然仍然是由旧军队防卫。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是“和平、土地和面包”。这样前线就逐渐瓦解，士兵纷纷自己脱离战场。德军乘机发动进攻。1918年初，苏维埃政府组织自己的红军，在2月23日顶住了德军的攻势。这一天被称为苏联的建军节。

   王小波曾理直气壮找校长要求分房子：房间太小，不隔音，严重影响做爱质量。事实证明，少搓两把都可能酿成大错，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他本人就是例子。

        性爱质量决定下一代的质量，千真万确。吃晚饭插根蜡烛就浪漫了？与古人相比，我们在爱情方面严重退化。有诗为证：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约会的时间大多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东方未明，颠倒衣裳。地点就更得讲究：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纥与谚氏女野合而生孔子”，星星点灯照亮我的美人，天当房来地当床，何等狂野不羁，结出的硕果孔老2虽“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但作为那个时代最聪明的人之一，其思想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至于独尊儒术，忽悠了国人2000年那是帝王将相作的孽。

        虽然没有统计数字，但民间传说私生子漂亮聪明，确实有些道理。2战期间丘吉尔指导英国军情6处：宁抢不杀，宁偷不抢，宁骗不偷。中国还有下联：妻不如妾，妾不如嫖，嫖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极言喜上眉梢、心如猫抓、欲火焚身的感觉：史上最惨者莫过于想吃王煕凤的癞蛤蟆贾瑞了。

        直饶匹配眷姻谐，真个偷情滋味美！肉体与灵魂双飞，道德与惩罚并举，将恐惧搓进快感，如此这般生产出来的下一代想不聪明漂亮亦无可能。啊啊，只是玩笑。虽然不少科学家、艺术家、皇帝都是私生子，大有作为，但私生子遭遇的社会歧视很可怕，对他们的成长极为不利。说这些，不是鼓励偷情，而是提醒年轻的父母，在制造下一代的环节上切不可偷工减料，草率从事。

        单就相貌而论，1娘生9子9子不一般，有的貌比潘安，有的亚赛夜叉，为什么？这与父母在制造他们的时候是否情投意合，处于箭在弦上的状态密切相关。绝代双骄的下一代往往并不尽如人意，而鸡窝里经常飞出金凤凰，奥妙就在于此。

        营造刺激、如饥似渴仿佛偷情一样的滋味说难也不难。人多聪明啊，卫星都上天了，这也算难题？只要充分沟通，做足功课，等闲而已。多么浪漫的爱，多么实际的做：做爱就是肉体和心灵火花四溅的撞击，是本能责任灵与肉自然和谐的统一和升华。为了下一代，为了中国美好的未来，迎难而上，为人父母者义不容辞。

  小时候盼过年，指望捞两个压岁钱，吃些平常吃不到的东西。大一点，这两样都没了盼头，很奇怪春运为啥那么繁忙，为什么都拼了老命往家赶？把路费给老人寄回去，平时有空再回家看看不是挺好吗？几年前才明白，那顿年夜饭太重要了，吃的是感情，不是路途上的开销和辛苦所能压抑的。总有一顿饭让我们马不停蹄。

        至于剩蛋，大概是10年前吧，在酒吧里疯了1宿。越来越觉得没意思。可是看到别人那么兴高采烈，总比看到人人都愁眉苦脸的好吧。没感觉，对什么平安夜聚会甚至有了恐惧。也没什么地方好去，除了夜总会就是歌城。包间再大也架不住那么多人。空气不好。酒太多。烟雾弥漫。到处都是声音。哎呀，这不是活受罪吗？总是悄悄地溜走，怕扫兴。

        我对宗教一类的东西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反感。如果真的有神明，绝不会造出“人”这样贪婪的物种，整个人类史就是一部屠杀同类、破坏大自然的历史。有了20世纪最伟大的1项发明
，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虽然小了很多，人类的苦难还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而中国人实在是太愚昧了，文化、教育太落后。没办法。科学、民主喊了100年，还要喊。我尊重虔诚的信徒，那是他的自由。对一些企图在中国传播福音的自由主义者，我觉得很遗憾。在中国文化这个大染缸里，基督来了也只能变得面目全非：在大陆的传播就是以受众的愚昧为基础，完全变形，很多所谓的信徒连圣经都没看过。当然也有好的，主流是变形的。贪污腐化一样厉害。民众素质不高，半遮半掩的传播，很可能又沦为邪教。自由主义者试图对照基督文明产生现代政治文明，借宗教形成和凝聚某种可资利用的人气和道德勇气的资源，完全是痴心妄想。有这功夫，传播一些深入浅出的人权、自由的理念多好。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的宗教情怀就是信仰科学、民主、博爱、自由。

        那些狂欢的人群，有几个是信教的？无所谓，找个理由开心哈也好嘛。你要过剩蛋，或者裸奔（限制路线，经过批准），都是最起码的人身自由。不过是找个名目乐哈乐哈。在儒家文化这个大染缸里泡了2000多年，汉人过得太压抑了。满清铁骑转战烧杀37载，方始初步平定中国：全国人口从5165万减至顺治年间的1900万，“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有血性、敢反抗的汉人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顺服的“奴才”。鲁迅先生说：“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

        人生苦短，能快乐就多快乐一些吧。

        以后不清楚，我们这1代，年夜饭还是要吃的。对中国人来说，364天可以老王不见面，亲人们在这1特定的时刻聚首，这顿饭吃的情深谊长。为了回报父母的恩情，天荒地远赶回家吃1顿饭也是值得的。毕竟，吃1次就少1次了。

有个作家说青春是拿来挥霍的。也许。也许，很多人的青春和我一样是拿来后悔的。血气方刚，不知天高地厚，恨不得马上为国家民族燃烧身上的每一滴血。我后悔17岁的我站在文化局第一把手的面前，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之后，问她：“宪法规定公民有出版自由，为什么印刷厂说要有主管文化的副市长的签字才可以接受印刷报纸的订单？副市长说根据程序，要你们先打个报告给他。”

      她望着乳臭未干的我，眼镜差点掉进茶杯。她向我了解了一些情况，跟我的老师通了电话，请求我的谅解，出去与其他领导协商之后，代表文化局正式回复我：“要文化局给市里打报告，你们必须先打分报告给文化局，内容包括：1.你们必须挂靠1个单位（可以是学校），由这个单位出具证明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文件；2.你们的办报宗旨、读者对象、发行范围、资金来源；3.你们将要发表的所有稿件的副本。”她个人建议报纸定位以“校报内部交流”较为容易通过。

     OK。我甚至开始幻想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通过同学们的手，市民们纷纷花1根冰糕的代价享受我们精心为他们打造的文化美食。我一点也不担心销路，卖报的同学都是友情加盟，而且，第一期有两个名校老师关于师生情谊的回忆，还有各个学校优秀作文的汇编及其老师的点评（已经解决了一大半的销量），更别说还有被我们寄予厚望的主打文章《螳螂》。可是，万一—–我虽然冲动，却不能不想到—-是啊，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哥哥被我的苦苦追问逼得走投无路：“好好，卖不完的我全包了，大不了送人就是了。”

      万万没有想到，因为《螳螂》，呕心沥血的一切嘎然而止，我也就此结束了短暂的“新闻”从业生涯。我不后悔自己的不妥协（绝不撤消这个稿子），以至报纸出版功败垂成。我后悔的是当时没有对所有无私帮助这个一期报纸也没出的“报社”的人们说声谢谢，包括那个好心的文化局长（有的东西她也掌控不了）。啊，后悔的多了。最后悔的是没有亲口告诉“螳螂”，我很钦佩他，象他这样自不量力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才算真正进步了。看看怀念上山下乡的青春无悔的狗屁文字，以及《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样的垃圾电视（不能超过3分钟，否则非吐不可）,再看看那些13不靠的知青现在的生活境遇，我更加坚信：在任何时代，青春都是拿来后悔的。血仍未冷，但是，却更多了一分理性。悔，是成长的代价—-

   “螳螂”姓张，他最早为这个城市所熟悉，是因为文革期间张贴“油条为什么要涨价？”的大字报：粮食局卖的油条从1根两分涨到3分，但分量轻了，而大家的工资没涨，很不合理。结果被打成反革命，批斗游街。一些老人至今记得他站在车子上，高音喇叭在批判他，因为拼命大声辩解，他的嘴里被塞进一截又短又粗的木棒，满嘴血沫。老人们说，这是个好人啊。老人们说他的头发都是硬的。

      在监狱里不甘寂寞的他向干事建议（天啦，在那个年代）：利用业余时间把青年犯人组织起来踢球，以消耗他们过剩的精力，减少打架斗殴带来的管理上的麻烦，让犯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干事同意了，有次踢球打碎了一块办公室的玻璃，也算了。他对干事充满了感激。在采访他的时候，我有个强烈的感觉，他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苦难总是一笑而过，对别人的点滴恩惠总是念念不忘。

     平反出狱之后，写得一手好字的他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电影院，继续写画电影广告。他对广告颇有研究，几句话点出影片的精髓和看点。他苦思冥想精心制作的电影广告乃城市一景。改革开放之后，他高票当选人大代表，但只干了1届。领导说老张你个人有什么困难尽管提，组织上尽量为你解决，不要老提大面积的一时很难解决的问题。他说他是人民代表，不为群众说话怎么行？行，那你靠边稍息去吧。据他讲，换届选举他的票数还是很高，还是被刷了下来。

   80年代他广为流传的1个故事是去北京找到国家体委、著名教练员出身的足协领导，请求让自己出任中国足球队的主教练，以争取早日打进世界杯。人家当真会见了他，给了他几分钟的时间阐述带队思路，然后答复：只要你带出一只能和现在的国家队相抗衡的队伍，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就是你的。国家体委甚至把电话打到我们这里的地区体委，问老张是“什么人”？回答（经过仔细掂量）：1个有争议的人。

   北京之行，除了为老张指明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他很久以后才明白，靠他一己之力，那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顺便做了不少好人好事，一些骗子和真正有困难需要帮助的人都得到了他力所能及的资助。有些人还通过汇款把钱还给了他。在他的家里，我看了一些感谢信，都很短，字迹凌乱，感激之情跃然纸上。想起格瓦那的一句话：面对别人的苦难，我怎能转过脸去？

  　老张用自己的积蓄组建了一支名为“振兴”的少年业余足球队，最好成绩是一次地区邀请赛的季军。我看过他们训练，老张特别强调位置，前锋怎么跑位，边锋传球的路线与接应，看不出有比徐根宝们高明的地方。一次，有人冲正在安排队员在沙土球场上跑圈的他大喊：“老张，你想出名想疯了吧？跑到北京见***，你有神经病啊？”

   他一笑了之。我的1个同学不干了，上去2话不说，一记凶狠的直拳将那个家伙击倒在地。这是我亲眼目睹的最漂亮最解气的一次技术性击倒。

   后来，“振兴”队与广岛（成都友好城市）少年足球队较量，被打了个6比0。老张不以为意，继续训练球队。他是个乐天派，见谁都是笑哈哈的。他说结果并不重要，哪怕让这些孩子组织起来锻炼一下身体也是好的。如此豁达。后来，我离开了那座城市。等我再次听到他的消息时，大吃一惊：自杀？！不可能！这样一个乐天派怎么会自杀呢？

    因为房地产开发，50年代由前苏联援建的电影院要拆掉。在电影院干了一辈子的老张认为电影院建筑风格富有特色，是一段凝固的历史，有文物价值和纪念意义。但开发商显然不这么认为。上访、写信申诉都无济于事。在动工拆毁的那天，眼看自己倾注了无限心血的电影院即将化为一片废墟，他一下子想不开，走了。唉，金属都有疲劳的时候，何况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呢？

   回到那座城市，我总是尽量避免经过老电影院原来所在的街道。我怕又想起老张。时代的车轮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向前飞奔，无可阻挡，但是，我想，要是象他这样的螳螂多了，也许，车轮行进的方向会更多地进行修正，变得更合理更富于人性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