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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友即敌思想束缚中国发展

    　19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年代，纪录片《河殇》和「官倒」一词的出现，实际上宣告了在十年浩劫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迎来了「解冻期」。但这种说法又是片面的，因为与此同时，凛冽的寒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未停止对80年代的持续骚扰，而89年惨剧不仅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是过去「非友即敌」思想的可怕再现。

    　出版于198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雙重標準」下的中國

「殺人」一事可否「量化」？這個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１》一書裏有清楚的答案。作者楊奎松對「土改」、「三反」、「五反」運動作了較客觀的分析，得出許多與過往史書不同的結論。

除此之外，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毛澤東等人對「量化」癡迷。不僅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的數量可以根據政治運動的發展形勢隨意定出一個百分比，甚至該殺多少人來達到平民憤、動員群眾的目的都可以一一量化，往往不顧各地實際情況之差異──因此而被殺寃死的平民百姓相信不在少數。

廣東用工荒凸顯兩個結構難題

    　如果10年前有人預言廣東會出現高達幾十萬的職缺，許多生意人一定說那是杞人憂天。但近兩年出現的用工荒」卻告訴人們，一切皆有可能。

    　隨著改革開放的「內陸化」，許多內地城市都有長足的發展，廣東對許多農民工而言，已不再具有過去那樣強的吸引力，留在家鄉或去北京成都成為他們另外的選擇。雖然廣東沒有立刻失去發展的「人口紅利」，但「流動人口」的減少，給沿海工廠帶來的潛在損失卻是明顯的──用工成本增加（主要是工資、福利提高）將導

中共教育部党组织关于防止香港「乐施会」中国分部通过互联网在我国高校招聘「大学生志愿者」的紧急通知（全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高校）工委、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党委：

据有关部门掌握，2005年以来香港「乐施会」中国分部一直与境内部分「维权」组织合作开展「大学生志愿者」培训项目。近期，该机构决定采取「互联网群发」方式，将招聘信息直接发布到境内各高校指导中心，鼓励院校教师推荐人员，再由

中国需要思想与制度上的现代化

自从前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图强”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经过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现代化的规模。但可惜，中国仍缺乏现代化的实质——“大国崛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济的成就和都市的繁华固然令人高兴，但未完成的思想启蒙与制度的落后，却限制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乃至奥运世博的举办，只能说明中国有“宏大叙事”的本钱，但这并不会让巨龙实现真正的腾飞。

原刊于香港《信报》，有删节，现为全文。 

宽以待人才能达至社会和谐——给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温总理：

先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零八宪章》发布不久，我在课堂上曾和老师有过一次小小的辩论。虽然对某些建议有不同的看法，但课后，老师悄悄告诉我，如果没有妻儿，他就会联署这份温和的改革文本。现在看来，老师的担忧，不无道理。

我不认识刘晓波先生，但他这些年为国家和市民所做的事，值得我为他写下这封信。而且，我知道，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声援刘晓波，而且为

“创毒”、“创假”还是“创新”？

中国人常说自己创新能力不足，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其实不然，中国人脑中的奇思怪想多得数不清，实现了的也有不少，只是它们几乎都跟“邪门歪道”扯上了关系。国人的创新发明，有时不仅是一般人闻所未闻，包你想不到的那种，而且听了还准会吓你一大跳——咸蛋加苏丹红，牛奶加三聚氰胺，油条加洗衣粉，黄鳝加避孕药，猪肉加瘦肉精，海蜇皮加福尔马林，馒头加漂白粉，白酒加甲醇。难怪有人笑言中国人的“幸福”。这不，近日又有媒体曝光广州

如果校园也有“口罩男”

言论的力量有时很微小，因为言论者往往不能决定什么，而要取决于耳闻者的态度，不然许多问题就不会在人们提出批评后，非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在重复不断地出现。

几天前，广州一位“口罩男”的“碎碎念”，引来媒体的争相报道，一时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结果，市建委认同了“口罩男”亚运整治工程存在铺张浪费之嫌的看法，叫停了昂贵的道路装饰计划。其实，只要是为完善政策而做出的改动，即使是朝令夕改，那又何妨？政策有失误

一个南勇下去，另一个“南勇”上来 

世界杯4年一度，本是球迷的饕餮盛宴，可近日有消息传来，今年6月举行的南非世界杯，因为当地治安差和往返机票昂贵等原因，多国出售的门票都滞销，欧洲及非洲销情尤其惨淡。 

如果世界杯换在中国举行，情况一定会大不一样。因为中国有许许多多对西方足球狂热的粉丝，这只要看过“欧洲列强”来此地“淘金”时，大批球迷围观的盛况，就能知道。而且，无论国足踢得有多糟，人们嘴里骂过多少遍娘，还是会有一大群从不死心，也死不悔改的拥趸支援中国足球。 

城市发展需要报刊亭支撑 

美国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文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基层动力，它具有独立性，可以和经济生活产生互动，但文化绝不是经济的被动反映。这种看法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也适合某些地区的情况，但却不能反映中国目前的现实。反而是人们熟知的“经济决定文化”、“经济生产和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更符合复杂多变的中国。 

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我越来越相信这个有趣的“规律”：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