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01月, 2009

本著人道主義精神 讓政治異見者回家(轉)

2009年1月30日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90130/mra.htm

【明報專訊】今年是六四事件20周年,本港有團體發起「我要回家運動」,協助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回家。從人道主義和構建和諧社會出發,中共當局應善意和積極回應這次運動,讓流亡民運人士回國,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當年學生已屆不惑之年

悲政治異見者客死異鄉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流亡外國的民運人士,據統計約有300人,包括知識分子、學生、工人平民百姓以及政府官員,他們因為參加了六四事件,部分被官方列入追緝名單,在不同時段來到香港,然後獲外國收容,提供政治庇護。另外,當局基於政治需要,中共當局以保外就醫方式釋放個別被囚民運人士,把他們「放逐」到外國(例如王丹)。

這些人現在主要分處北美和歐洲,他們涉及、參加了那場愛國民主運動的故事和遭遇,各有不同,但是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去國這些年來,他們都期望回到生於斯、長於斯的祖國。作為政治異見者,生活上面對嚴峻挑戰,精神上則遭受痛苦折磨。

政治異見者在完全陌生的國度,起初可能得到收容國家一些幫助,但是時日推移,生活所需還得靠自己張羅,在語言、技能處於劣勢下,一些人要身兼多職,才得以維持生計。他們大都被生活磨蝕。就算在一些福利制度較完備的國家,生活和醫療等得到較好照顧,不過,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有誰願意久留?政治異見者多有理想,要推動社會改革、國家進步;當大多數人仍在躊躇躑躅的時候,他們敢於與當權者對幹,正正顯示其熱血和承擔。這類人,要他們離開國土,流亡外國,遙望華夏,自己絲毫使不上力,其精神之痛苦,可想而知。

因為六四事件去國的民運人士,有年輕的,也有年邁的。年輕的大學生如王丹等人,當年只是約20歲青春無悔的小伙子或小妮子,如今已屆四十不惑的中年之齡,他們的父母應該也快到或已經超過耄耋之齡,希望多些時間見到子女和得到照顧。至於年邁如劉賓雁者,則已經等不及中共當局「換腦袋」,2005年病逝異邦了。劉賓雁得知罹患癌症之後,曾先後寫信給江澤民、胡錦濤和溫家寶等領導人,表達非常希望回國治病,並親歷大陸社會的實際情,據劉的夫人表示,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人民日報》前社長、總編輯胡績偉曾經建議中共當局撤銷六四事件後下達的通緝令,讓流亡海外的學生和知識分子等人回國。而「我要回家運動」,香港團體早在90年代初期已經發起過一次。這些境內、境外的呼籲,當時都未獲中共當局回應。在六四事件20周年之際,中共當局對於讓民運人士回國的呼籲,應該善意和積極回應,以撫平六四慘劇在民族之間埋下的巨大歷史傷痛。

當今中共領導人就六四事件與人民和解,有利之處在於他們對鎮壓行動沒有直接責任,在政府就事件概括承擔責任方面,有較大迴旋空間。最主要是這20年來,隨經濟飛躍發展,綜合國力徒增,中國社會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民珍惜來之不易的穩定局面,中共當局應該信任人民,也應該對自己統馭國家的能力有信心。(附帶一言,當局絕對不應該視經濟飛躍發展為六四鎮壓的必然結果,如果堅持這樣的認知,那是正義與邪惡不分,文明與野蠻不辨。)

另外,民運人士去國之後,除了當初批評中共當局以外,他們的身影,在西方國家以至國際政治舞台,已經聲沉影寂,西方政客忘記他們,西方傳媒也對他們興趣缺缺。民運人士的政治能量已經微不足道,回國後也難掀起大波濤。

目前未能歸國的民運人士,都是中國公民,他們當年基於愛國情懷,參加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愛國民主運動。這場運動至今所揭露種種事態,內情錯綜複雜,還待更多資料披露,箇中真相才會大白。但是中共作為中國的執政黨,當日出動解放軍以暴烈手段鎮壓,造成學生和民重大人命傷亡,無論當局以什麼藉口解說,都難辭其咎。所以,那段歷史時空所導致的結果,不應該由民運人士承擔全部責任,他們更不應該因此被這個國家遺棄。

抗震救災人文關懷可貴

人民理性利於解決敏感問題

當今中共施政「以民為本」,致力構建和諧社會。去年5月四川汶川8級大地震,在胡錦濤和溫家寶指揮、領導下,中共在抗震救災所顯示人文關懷的崇高精神,不僅救災卓有成效,也使整體國民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另外,人民在抗震救災時展現了理性和關懷,積極主動,出錢出力配合中央政府領導救災,對此,中共領導人應該體認公民社會在大陸隱然成形,這樣的社會氛圍,給解決敏感問題提供了良好客觀環境。

所以,本著人道主義、構建和諧社會的大政方針,中共當局不應褫奪民運人士回國的權利,應該在無條件的情下,容許他們回國和回家。如果還有其他考慮,可以分兩步走,先讓已經超過70歲的民運人士回國,使這些老人家能夠回到祖國大地,頤養天年。只要中共當局肯跨出這一步,人民會感受到誠意,和諧大環境於焉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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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髮蒼蒼 也想與學生重聚(转)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90130/gaa4.htm

【明報專訊】茉莉(本名莫莉花)- 原湖南邵陽師範專科學校教師,六四時譴責中國政府鎮壓民主運動,結果被控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監禁3年,1992年流亡香港,現旅居瑞典

■「那個春夏之交是學生運動高漲的時候,五月的那一天,身為教師的我無課可上,正打電話邀女友一同去商店購物時,在辦公樓遇到兩個學生。他們激憤地告訴我,李鵬政府頒布了戒嚴令,他們準備上北京自焚抗議,以生命去成就民主事業。」

「我拿了一些錢和洗漱用品,就跟兩個學生踏上了從湖南去北京的火車。一心想要保護學生的我當時不知道,從那時起,我踏上一條不歸之途。」

「經歷過幾年監獄的磨難,我不得不背井離鄉。在異域用一種新的語言謀生存,是一種不小的考驗。獲得自由的人如何為仍不自由的人爭取自由,則是一個更大的考驗。」

「流亡對於我,是不幸中的幸運。想起那些仍然被追捕被監禁的志士,想起那些失去孩子仍然看不到正義伸張的家庭,我常常會黯然神傷。二十年,那些仍然留在鐵絲網裏的人,他們是怎樣度過來的?我不敢想像。」

「在基本價值觀念上,做一個始終如一的人,到底有多難?我歷來認為,人生只是一個過程,一個試驗。我只想在這個過程裏試做一個守望者,一個守望『六四』精神的人。」

「但願還有這一天,白髮蒼蒼的我回到家鄉,和我的學生們重聚。我想要告訴他們的是:在北歐的森林與海濱度過多年流亡生活的我,已經獲得了寧靜。但在骨子裏,我仍然是那個跟隨你們匆匆忙忙踏上赴京火車的年輕女教師。 」

節錄自《我要回家》及訪問茉莉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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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彈長埋皮肉 賣烤鴨過活(转)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90130/gaa3.htm

【明報專訊】張健 - 天安門廣場學生糾察隊總指揮,六四凌晨與戒嚴部隊一中校軍官對話,以死諫要求坦克部隊釋放被抓學生市民,結果被連開3槍,之後逃亡,在中國隱姓埋名12年,2001年流亡法國,現為傳道人

■「我叫張健,北京人。一九八九年『六四』學潮爆發的時候,我作為一體育學校預科生,參加了這場偉大的愛國的學生民主運動。我當年只有十八周歲,是一個學運的小兵。作為絕食團抬水、搭帳篷、背暈倒的傷員,到堵軍車,抵抗戒嚴部隊,我都參加了。」

「我為救助被圍捕的同學,被由西向東突入廣場的戒嚴突擊部隊中校軍官,彼此相距僅十米,射殺( 傷)在東觀禮台對面的廣場上。他用手槍向我發射三槍,其中一發子彈打碎我右腿肱骨幹上三分之一處,粉碎性骨折。後來,我經歷養傷、抓捕、逃亡、隱姓埋名、打工。」

「姥姥,好好活等我回去」

「六四已經過去二十年了,這顆子彈一直陪我,經過在中國12年的逃亡歲月和在法國的8年流亡時光。法國時常有陰天,陰天的時候,我的腿痠麻脹痛。我每個月都要用鋼針扎破包裹在子彈外的皮肉,將裏面瘀積的紫色血擠出來。」

「二零零一年五月,我到法國,開始我的流亡生涯。沒有國籍,只有聯合國難民署第某某號政治難民。沒有國家護照,只有法蘭西共和國發的旅行證件,而證件有一欄清楚寫明,你前往任何國家,皆享受法國政府保護,除中國以外。」

「剛到法國的時候,一位已經流亡法國12年的八九朋友對我說,流亡海外需要克服兩關,一個關是生存,一個關是思鄉。第一關生存,對於我實在不費什麼勁。對於每一經歷死亡的人,活就是賺的,還有什麼勞苦不可以承受呢。『六四』經歷十二年後的法國,再也不是十二年前民運高潮時期,沒有鮮花,沒有掌聲,只有對中國民主未來的沉默、冷漠甚至淡漠。感謝主,開始我沒有錢找住處,也不願意打擾別人,我就在七八個人一個房間的環境裏搭鋪。」

「在攝氏零下二十度的凍房裏我努力工作,人家稱我為張鐵牛。在華人街烤鴨店賣鴨子,人家也叫我張一刀,因為一刀剁下去正好是客人需要的重量。」

「記得第一次在春節時候,從法國給媽媽打電話,沒有幾句就眼淚,都是眼淚啊!家鄉有一句話,叫做長子不離父,次子不離娘。這樣說來,我這個家中長子遠在他鄉實屬不孝。」

「我的外婆,因為思念我,時常念叨﹕『這孩子,今後就見不到了嗎?』她念念,就癱瘓了……有時候我的表妹們,將在輪椅上的外婆推到電腦視頻前,當外婆在互聯網上看見我的時候,她高興的拍輪椅,一個字一個字的蹦出來,看見了,看見了。我含淚對她說,姥姥,好好活啊,等我回去啊。」

「媽媽有時候太思念我了……她有時巴望我不再堅持了,說我快四十還獨身一人,什麼時候是頭啊!事業、前途、家庭等等都犧牲了。但有時候她向主禱告之後,也安慰我,我們娘兩個都是屬於主的人,地上不見天見啊!」

節錄自《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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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家人 流亡是一種折磨(转)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90130/gaa2.htm

【明報專訊】王丹 - 六四事件後被政府通緝,為全國通緝21名學生領袖名單上名列第一,其後因「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監4年,1996年再因「陰謀顛覆政府罪」被重判11年,98年獲准保外就醫,現旅居英國

■「如果讓我用簡單的辭彙表述十年流亡生涯中的感受,我會選擇『寒冷中的溫暖』。說『寒冷』,當然是因為流亡,對於任何人來說,畢竟都是一種折磨。如果僅僅就我個人而言,其實談不上什麼艱難,畢竟現在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即使永遠都不能回國,我還是可以擁有自己的人生。但是,考慮到家人因素,流亡就成了一種折磨。」

「流亡,是當權者對人性的一種利用。當他們發現無法改變一個對手的意志的時候,他們會轉而利用人性中對親情的重視,通過折磨你的家人力圖達到他們的目的。」

「我曾經多次提出,其實我要求回國,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親情,是為了免除我父母長途跋涉,來美國探視的困擾。如果政府真的擔心我回國會對政府不利,我可以答應只是回來短期探親,結束之後就返回美國。就是這樣的要求,也完全被政府置之不理。沒有別的理由可以解釋,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樣的政府,就是一個沒有人性的政府。」節錄自《我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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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回家」流亡20年 思鄉情未斷(转)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90130/gaa1h.htm

【明報專訊】20年了,當年因為「六四事件」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不少至今仍流落異鄉,有家,但歸不得。朱耀明牧師等發起「我要回家運動」,為的是要為這些人爭取回家的權利。他們最近派人走訪英法美等地,將逾40名流亡人士的心聲結集成書,希望喚起社會對六四事件及民運人士的關注,學運領袖王丹嘆道﹕「流亡已久不能回國,令人氣憤。連殺害過無數中共人士的國民黨主席,都能回去大陸探視。中共到底對我們有什麼樣的仇恨,以至於至今20年還不允許我們回國?!」

20年前,朱耀明牧師曾協助不少民運人士及學生逃離中國,想不到今天角色逆轉,出任「我要回家運動」的主席,爭取的,卻是流亡海外者有回家的一天。朱耀明接受訪問時,展示一個寫有「衷心感謝您」的紀念銀牌,是1995年數名民運人士臨走時的小小心意,「我好希望有一天,他們可以回國,屆時他們再送另一個牌給我。」

據支聯會估計,89年至今的20年,被迫流亡海外者約有500多人。昔日20歲的學生,今天都快將40歲,仍在內地的父母亦已年邁,有些人在至親去世時,也沒有機會回國見他們最後一面甚或奔喪。

王丹:雖無國籍 也沒申入籍美國

89年在全國通緝21名學生領袖名單上名列第一的王丹,98年獲准保外就醫後到了美國,至2003年,他的中國護照到期,遂向紐約中國領事館申請延期,但沒回應,「這些年來,我成為無國籍人士,但是仍然沒有申請成為美國公民,因為我雖然被流放,但是仍舊熱愛我的祖國,希望有朝一日可以返回中國,做一個中國人,為中國的進步做貢獻。」

有些人則客死異鄉,到離世的一天也不能回國。劉賓雁於05年12月因癌症不治,終年81歲,其妻朱洪在《賓雁的遺願》一文中回憶道﹕「賓雁非常希望可以回到中國治病,同時親歷中國大陸社會的實際現。為此,他一再給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寫信,提出回國的要求,先是給江澤民寫,後是給胡錦濤寫,給溫家寶寫……可是,每一封信都石沉大海,沒有任何回應。」

朱耀明稱,他們要爭取的是「無條件」回國,「不可以逼他們寫悔過書,若他們有犯法,國家可依法處理。他們始終是中國國民,國家沒有理由不發護照或不續證給他們」。

朱耀明盼可「無條件」回國

今年是六四20周年,「我要回家運動」計劃出版兩本書,首階段花了21天走訪英、美、法及北歐等地,將43人的訪問或自述結集成書《我要回家》,首版印製3000本,本月發行;另一書將走訪流亡北美的民運人士。

明報記者 施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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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殇,1989》5

你的声音,将是改写历史的动力;

中国的前进,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付出。

《国殇,1989》5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1/19895.html

其他:

《国殇,19891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1/19891.html

《国殇,19892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1/19892.html

《国殇,19893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1/19893.html

《国殇,19894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1/19894.html

冯广宁

2009-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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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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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留下的故事太多,卡廷森林慘案是這千百萬悲劇中的滄海一粟,但也是一個無法忘卻的歷史傷口,猶如南京大屠殺。

波蘭導演安杰依·瓦依达在2007年拍攝了《卡廷慘案》。這部影片的出現也再次勾起人們對二戰哀痛的記憶。卡廷慘案以及隨後蘇聯在波蘭的高壓統治給波蘭人民戴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鎖,也讓他們看清統治者編織謊言與歪曲事實的高超能力。波蘭人活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民主選舉的社會,人們往往敢怒不敢言,害怕“白色恐怖”降臨己身。直到蘇聯病入膏肓,他們才獲得真正的國家主權,享有真正的公民權利。卡廷慘案的真相也得以大白于天下。

面對專制的統治者,面對共產專制的高墻,人們只可能活在一個死寂般的社會。人們從此失去了歡聲笑語,也沒有了怡然自樂,只能聽著紅色政權的“洗腦”宣傳和學習共產主義百年不變的教條度過每個白晝與黑夜。生活從夢想中的五彩繽紛成了現實里的非黑即白——不是共產黨的朋友,就是共產黨的敵人。或許,對紅色政權的恐懼,就是源於其對人性的扭曲和漠視人的生存與自由。

卡廷是二戰第一戰場的慘劇,而隨後開始的卡廷慘案真相爭奪戰則是二戰后俄德波的另一戰場。《卡廷慘案》中的Andrzej, Anna,Jerzy,Agnieszka則是兩個戰場的典型人物。他們代表了當時波蘭社會的各個階層,有士兵,普通市民和軍人的家屬,他們的生活則成了波蘭千百萬普通家庭的濃縮寫照。他們不僅屬於自己,還代表著當時的波蘭人民,代表了波蘭的民族品格與氣質。

沒有Andrzej每天孜孜不倦的記錄,沒有了這些原始的資料,人們難以還原一個完整的卡廷慘案。這些白紙黑字不僅是揭穿蘇聯謊言的有力證據,更是對蘇聯的殘暴與血腥無聲的譴責與控訴。

Jerzy的覺醒,是對蘇聯人試圖掩蓋,歪曲真相的有力回擊。槍聲驚醒了那些仍有良知的士兵軍官和不相信他的人,也告訴人們人的良知終將戰勝物欲的誘惑,即使付出生命的代價。

憑著“希望”活下去的一個個軍人家屬,他們每天都在等待沒有出現在死亡名單上的家人,希望那一次次敲門聲之後,見到的是自己平安歸來的家人,見到自己的兒子,丈夫,爸爸,如Anna和Nika。這種對人的愛不就是安杰依·瓦依达在電影中想要表達的嗎?愛可以化解仇恨,愛能讓人們堅強地活著。

即使在專制統治下,我們仍能夠看到一些勇敢的人站出來,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表達對執政者與社會制度的不滿。那個不愿修改自己簡歷,撕掉海報的青年,那個為被殺害的親人立碑,面對警察恐嚇而不屈服的女子,不正是反抗專制統治,不畏強權的代表?沒有這群堅持說真話,有獨立人格和不茍且偷生的“異見分子”,1989就可能不是波蘭解放的年份了。

面對這樣的慘劇,我們有太多的唏噓與哀嘆,因為類似的慘劇19年前也發生在中國。時間是公正的,它會給歷史一個公正的評價,會給世人一個真相,但愿我們不曾遺忘19年前為“德先生”付出過生命的“良心”。

魏徵曾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亡;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不忘歷史,只想現在還過去一個公道,爲了良知與人性。

馮廣寧

20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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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了余杰的凤凰博客

继续折腾,不亦乐乎。继续和谐,其乐无穷。

 

冯广宁

2009-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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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毒奶受害人聯署 拒賠償方案(转)

【明報專訊】三鹿毒奶案各被告雖被判刑,但數名代表毒奶粉受害者家長的代表,昨日向衛生部、國家信訪局、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和中國消費者協會等部門,提交拒絕現行賠償方案的600多人聯署申訴書,要求官方加強對三聚氰胺的科學研究及跟進監測腎石兒童的健康進展。家長代表趙連海稱,春節期間他們不會有進一步行動,希望政府部門能妥善處理家長的訴求。

趙連海對本報指出,中國醫學界就三聚氰胺對人體可能造成的傷害,在研究上是一片空白。美國因進口含三聚氰胺的寵物飼料造成大量動物死亡,美國醫學界以動物做實驗,發現三聚氰胺對大老鼠有17%至18%的致癌率,尤其是膀胱癌。因此他們很擔心患病兒童除去結石後仍會有後遺症。他們本月初收到三鹿集團(22家問題奶粉生產企業代表)的信函,知道可獲一次性賠償,但他們認為賠償應要平等自願協商,所以拒絕簽字。

提7點要求 促公布後遺症

他們並提出7點要求,包括:

●由權威機構研究三聚氰胺的遺害並公布結果;

●將3歲以上曾受三聚氰胺毒害的兒童,不論有否確診結石,納入免費治療行列;

●退還受害家庭已繳納的醫療費用;

●繼續治療尚未痊癒的患兒並給予精神賠償;

●在權威研究完成前每年為受害兒童免費檢查身體一次;

●對受位限制未能住院的患兒提供住院治療;

●以及賠償應建基於每名患者受損害的鑑定基礎上,不應簡單分類劃一處理。

「請告訴我孩子能活多久」

在貴州的患兒家長蔣亞林昨日接受本報電話訪問時說,她的孩子今年1歲半,去年9月19日驗出雙腎結石後,醫生只告訴「多喝水」,孩子至今並無得到治療。她哽咽地說,「如果孩子的情真的不樂觀,只能活十年八年的話,也請告訴我一聲,我們會善待孩子。」

明報記者劉進圖、林迎報道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90124/cab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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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们可好

农历新年将至,想到了他们,我们的朋友。没有了报纸上的图文并茂,没有了电视上的“现场直播”,没有了网络上的“最新消息”,不知他们现在可好?

 

地震中的灾民,你们的生活回到正轨了吗?重建工作开展得是否像CCTV报道的那样顺利,取得的了不小的进展?四川政府们,哪些是豆腐渣工程,查清了吗?家长们要讨的公道,给了吗?

灾民的故事不常在主流媒体上看到了,但中国仍有很多热心的知识分子,如梁文道,冉云飞,韩寒……在关注灾区的每个日夜,每个市民的生活,尽己所能,监督政府,为民发声,告诉市民灾区的真实情况,尤其值得称许的是冉云飞大哥和他的《四川信息掮客周刊》。那些灾区的志愿者同样值得所有的赞许,没有他们的无私与付出,灾民将忍受更多的煎熬。

从看到的报道得知,灾区的市民过得并不好,他们的生活依旧艰辛,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一些希望讨回公道的学生家长更受到当局的非法对待。看完在网络流传的《含泪为新建小学244名死难学生讨公道》,唏嘘,无奈,难过,痛心……这些词语都不能形容自己的心情,一个每天都在说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怎会变成这样?当初含泪的秋雨和羡鬼的兆山,你们现在为何不说话了?“一个和谐的社会,不是争议的消失,而是公义的彰显”,马丁.路德.金如是说。灾民请愿,是渴求公义和真相,是敲响践踏法律的政府的警钟。我们不需要一个对市民的诉求无动于衷,一个无视罪恶,麻木不仁的政府。马家辉说得好:“倒行逆施和官逼民反之后,就是革命。”如此以往,那一天一定会带来。和谐社会,去他妈的!

真相,不仅灾民需要,全国市民都需要。梁文道:“盯着,我们就是要持续盯着灾区。”

因毒奶粉受害的家庭,当你们看到赔偿的方案,听到审判的结果时,一定都摇摇头吧?不然,你们为何聚集在法院的门外,有些还要特意从外地赶来,抱怨着“死了這麼多小孩,但他們就是把官方數字壓得低低的,這樣田文華才可以坐牢,不必判死”?

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不是什么新闻和秘密,用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要想在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下审理案件,一定比走完蜀道难。家长们,为了维护你们的利益,为了政府做到公正、公平,你们起草了《毒奶粉受害家属拒绝目前赔偿方案的申诉书》,其言之有理,求之有据,令人信服;你们还建立了三聚氰胺奶粉受害家庭索赔联盟—结石宝宝之家的网站(www.jieshibaobao.comwww.3jqa.com),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帮助你们。尽管你们的要求无不妥之处,可在“新闻受控”的伟大祖国,你们的要求没有见诸任何的电视,报刊等媒介,你们的网站得到了屏蔽的“优待”。我们不需要愤怒,因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外人很难体会你们的辛酸,你们要承受的压力,你们的辱与悲,就像没有经历过地震,不可能知道灾民心灵承受之重。所幸的是,有很多人在关注你们,有很多人愿意伸出援手,如维权律师,网络上为你们传播信息的网友……个人的力量很微弱,但跬步千里,滴水穿石,你们的声音定会传向四方——“让我们携手奋力,聚沙成塔,共同改善中国的食品环境,给我们的孩子一片洁净、安全、没有三聚氰胺和其他毒药的蓝天!”不要放弃!

黑砖窑事件似乎远去,在各搜索引擎里也找不到有关奴工的消息,但梁文道提醒我们:“当时失踪了的奴工真的全找回来了吗?有关责任人全受到彻底的调查和惩处了吗?”我相信,有很多人想知道当时的奴工近况如何,是仍在别的铁窑,铜窑,煤窑过着非人哉的生活,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救济,改善了生活?最近,SACOM发布了《2009年首季香港上市企业内地血汗工场报告》。它披露了农民工在建筑行业受到的种种不公的待遇,认为建筑业农民工是“廿一世纪的‘包身工’”。在总结中,SACOM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充满血腥的“包身工”制度为何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出现?”其实,类似“包身工”的制度广泛存在于各行各业,只是新闻媒体喜欢“报喜不报忧”,认为神七,奥运才有销量和收视,又或迫于压力,集体失语,将社会责任“下放”民间,《零八宪章》的连署不正是这样?

现在他们可好,请各大媒体报道一下,本人感激不尽。

听说北京的气温已降到零下10几度,对于居住在南方的我,这是很难想象的严寒。想到在北京上访维权的男女老少,不禁心生对政府冷漠的怨愤。驰名海内外的“上访村”完全可以成为北京的“景点”——以中国政府的耻辱的象征存在。地方政府习惯于“俯卧硬撑”和“打酱油”,经常不顾自己“生产”的冤假错案,侵权扰民,对市民的建议批评,监督信访不理不睬,莫不关心。最讽刺的是,历经艰难险阻到达北京的维权市民,不仅得不到信访部门的公正对待,还要受到地方政府派来的不明人士的滋扰和威胁,甚至将访民关进精神病院。在一个法治不彰的国度,我们还能期待什么?还是看看杜斌的《上访者》,感受一下上访者的悲惨生活。天气严寒,希望上访者安康。

因言获罪也是中国一大特色。每一年都有异见分子因所谓的“煽动和颠覆国家政权”失去自由。香港社会民主连线主席黄毓民常说:“没有抗争,哪有改变。”胡佳,吕耿松,杜导斌,黄琦,曾宏玲,陈道军,刘晓波,陈光诚……他们用手中的笔向这个不公的体制抗争着,寻求社会的改变,为了自由,为了我们。如今,他们失去了自由,但我相信,历史终会还他们以清白。曾金燕:“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没有用英语表达的事情,世界上有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它发生过。”快点学好英语,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里发生着什么。

国家还有很多的弱势群体需要我们关注,他们是艾滋病人,孤老鳏寡,农民工,残疾人,打工者……享乐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们,我们的朋友。

新年快乐,各位安好。

冯广宁

2009-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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