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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到Z——Feelings（感情）

近日，因在香港大学“六四”论坛中的一番话：“中央政府可能在这个镇压上面，手法上是有点问题的。”并且附和内地学生，将柴玲描绘为“逃跑的学生领袖”，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陈一谔被香港大学学生投票罢免。他也成为港大建立近百年来第一位被罢免的学生会会长。

在香港，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六四，纪念六四，但如果有谁歪曲六四，试图为镇压寻找合理性，其结果一定是受到社会舆论的炮轰——前有马力，现有陈一谔。你可能会说，每个人都有言论的自由，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在六四这个问题上当然也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你必须尊重我对六四的不同看法。可是，每个人的言论自由都要建立在对事实的尊重上，就像我们不能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否定纳粹德国曾经屠杀600万犹太人，日本法西斯曾屠杀超过30万中国人的历史事实。言论自由不是让你睁着眼睛说瞎话，不是给你歪曲事实，掩盖罪行以方便。如果每个人都假言论自由的权利，说一些诸如99%的上访户有精神病，民众是个屁的话，然后要求你尊重它们，那么，在这个人人说话都是真理的社会，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是事实和真相吗？启蒙运动的先哲伏尔泰曾说：“我不能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窃以为，这句话的大前提是你必须尊重历史的事实始末，事情的本来面目。唯此，我才能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在讨论六四时，你不能先认定镇压杀人是对的，学生市民是暴徒和动乱分子，或者军队没有杀人，死伤的都是军人后，才言说六四的其他问题。你应该先了解整个六四事件的始末，看看六四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政府学生市民做过什么，然后才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在不了解事件的基本情况下，就先入为主，罔顾事实地去论断一件事，我想，是没有人会尊重你的意见的，毋论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因为言论自由的权利不等于让你拥有胡说八道的权利。

我认为，在六四这个问题上，有些东西是无须讨论的：六四民运是场爱国民主运动，镇压是错误的，坦克机枪有杀人，军队也有伤亡，学生市民有犯错……除此，也有很多关于六四的真相有待当年参加民运的人来揭示，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讨论和反思。可在如今的社会气氛下，国人不大可能公开言说六四，让更多的人知道六四，我们只能寄希望于香港同胞——这群20年来从未放弃纪念六四的可爱的中国人——希望他们将纪念六四的薪火一直传承下去，直到中国大陆“解严”。我认为，这不是犬儒的想法。如果能够保住香港这片尚且干净的土地，通过互联网和“自由行”，现在的学生市民就有机会知道六四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书本上的字句又是怎样简化和回避这段历史的。无可否认，香港人对六四的关注也在逐年下降，年轻一代大多不了解六四，可翻开香港有关六四事件的历史篇章，我们就会发现香港人的六四情意结。

不用说当年的两次百万人大游行，不用说那场激动人心的“民主歌声献中华”筹款活动，也不用提及现在亲中保皇的政客当年说过什么，只要看看历尽19年而从未中断的六四烛光晚会，看看香港各所高校每年举办的有关六四的论坛，看看香港每年6月4日的报章杂志就可以得出仍有不少香港人心系六四的结论。你可以对六四这个话题缄口不言，没有人会说你什么，但当你发表一些如马力和陈一谔那样的“刺激”的言论时，这些心系六四的人定会对你群起而口诛笔伐之，从各个角度回应你的言论，让你闭嘴。这不是对你的偏见，而是对六四尊严的维护，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以及对那些付出过血泪的人的支持，对国民身份的认同。正如我们所知，不少香港人是在六四事件后才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六四让不少香港人关心起国家，也让他们重新思考“中国人”这个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和今天很多说自己是中国人的香港人相比，那时候的身份认同并不是因为中国富强了，发达了，而是源于更加崇高的价值。这种价值可能是爱国心，民族魂，可能是愿与国人一同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心，勇气，可能是……每个人的心中或许都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价值，这种价值可以引领他们，让他们有勇气高呼：我是中国人，我要求平反六四。

我不是香港人，我所说的香港人的六四情意结或许不准确，但这至少是我近年观察香港后得到的一些关于六四的感想。我也看到近来香港很多电视电台节目，报章杂志和香港的高校在谈六四这个话题。我想，无论六四这个话题是因一些负面的消息，如香港城市大学学生会限制六四特刊，香港大学陈一谔的六四言论，还是由于一些正面的事情，如岭南大学学生禁食64小时的活动而受到市民的关注和媒体的追捧，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六四的讨论总归是好的事情。因为真相会越辩越清，谎言也会在辩论的声音中曝光，正如香港名嘴吴志森在今天的《明报》上说的：“历史上，加害者都会想方设法为犯下的滔天罪行开脱逃责，六四当然是大是大非，只要我们锲而不舍，正义的声音坚持真理，一刻都不能放松，才能把历史的真相呈现出来。”

不能说大部分香港人，至少有很多香港人在六四这个问题上是锲而不舍的。20年了，我很高兴看到他们仍在坚持，尤其是司徒华先生。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六四平反的希望，也看到了统治者的冷酷无情。六四的情意结，香港人有，广大的中国人同样有，只是我们有太多的不便，不能说出自己对六四的情与意。

我们有勇气干很多惊天动地的事，但为六四，人们似乎总是缺乏必要的勇气。六四20年了，我希望每个人拿出一些勇气，在这个尚且宽广的网络，写下你的六四感言。或许只是只言片语，但对于纪念六四，或许有着别样的意义。每个人的一句话，最终会汇聚为坚实有力的步伐，迈向平反六四的前方。

我要感谢香港，她不仅让我认识了名牌，更重要的是让我了解到民主自由的重要性，还有那场一直被掩盖的六四爱国民主运动。

冯广宁

2009-4-28

从A到Z看六四——Education（教育）

简单地说，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的内在修养和外在技能。达至这一目标需要多种条件的配合，我认为，其中要紧的条件是允许信息的自由传播，经验的相互交流。中国教育之所以为人诟病，其一原因就是信息传播不畅，经验交流不通。中国的教育是一种封闭式和驯化式的教育。学生以学校为家，基本与社会隔绝，处于一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在学校，学生只能学到你必须知道的信息和知识——非对即错，永远没有灰色地带——而不是你想知道的真相；无论是老师还是课本，为了培养出政治正确和比狗还听话的学生，都会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掩盖若干关乎大是大非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如“六四事件”。

从初中开始，学生就要学习伟大光荣正确的历史。可惜，无论在初中的历史教材，还是在高中的历史必修课本上，也无论你是用显微镜观察，还是拿哈勃望远镜观望，就是发现不了“六四事件”或1989年政治风波的蛛丝马迹。像这样伟大光荣正确的事，历史教材竟然没有提及，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有一小撮像我这样的别有用心的学生向老师提出这个问题，一些老师的就会模仿鲁迅《立论》里的老师的回答：啊呀！这问题呵！您瞧！那么……。阿唷！哈哈！He he！he，he he he he；另一些老师会告诉你：“这个问题嘛，书里没有，考试不会考，知道也没用。”

听了老师简明扼要的回答，像我这样不明真相的学生就一直不明真相了很多年。当看到天安门母亲们在《请拿出勇气，冲破禁区，直面“六四”》（ 致十一届二次会议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公开信）里的感慨——在已经过去的漫长岁月里，政府当局刻意淡化“六四”，不准国人谈论“六四”，禁止媒体涉足“六四”。中国犹如一间密不通风的“铁屋子”，把民间所有关於“六四”的呼声，把“六四”受难亲属和伤残者的一切哀号，一切哭诉、一切呻吟都挡在了“铁屋子”以外——后，我忽然大悟，原来如此……

好不容易考上了一所有名无牌的大学，心想大学应能找到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可梦想总要被现实打碎，历史的黑手还是伸向了像狗一样听话的我。大学必修历史，教材名字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另一美绰号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教材到手后，不想知道六四真相的我随手翻开书本，恰好发现一段类似《人民日报》社论的话：“1989年政治风波的发生与平息 1989年春夏发生的政治风波，是极少数敌对势力利用党在工作中的失误，利用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掀起的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动乱。从5月13日起，北京的非法组织在天安门广场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绝食。随即，许多大中城市出现未经批准的大规模游行活动，党政机关受到冲击。5月20日，国务院发布命令，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动乱的组织者利用政府的克制态度，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煽动拦截参加戒严的军车，最终发展成反革命暴乱。在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我靠，我终于知道六四的真相了。原来是党的失误被极少数敌对势力利用了。记住哦，是失误，不是错误，是极少数敌对势力，不是几十上百万学生和市民；原来这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政治动乱，是非法组织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绝食。记住哦，是政治动乱，不是爱国民主运动，是不明真相的人绝食，不是北京的大学生绝食；原来是动乱的组织者利用了政府的克制态度，继续占领天安门广场。记住哦，是动乱的组织者占领了全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不是不明真相的群众，由此可见动乱的组织者非常多，至少以万位单位；原来是在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了果断措施。记住哦，是在关键时刻采取了果断措施，不是在忽然间使用了坦克和机枪，造成人命的伤亡。记住了，妈的，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可是既然在5月13日就有了非法组织，为什么要到6月4日才平息？这不知是因为当局效率低下，还是有意纵容非法组织？我想，当局现在已经痛改前非。君不见，近来警察抓发帖批评政府的别有用心分子是十分高效的，其卖力程度也是极其罕见的——跨省追捕。按理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是中共职位最高的党员，他怎么可能分裂自己的党？分裂了党，这不等于是将自己的爵位拱手让给别人吗？伯夷，叔齐，华盛顿都做了古，天底下哪还有这样的人啊？

这本教材还附录了《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里面找到唯一一句与六四事件有关的话：1989年6月，平息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根据我的理解，这句话的重点是邓小平发表讲话，政治风波只作时间状语。看来，领导人的讲话远比“政治动乱”重要。这也难怪，新中国成立后几乎天天都有事件，运动，风波，革命，动乱，暴动……去年不就有瓮安啊，陇南啊，孟连啊，今年不就有云南啊，海南啊，河南啊……根据带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所知，突出领导人才是至关重要的，民众仅是个屁，区区“政治动乱”就想附录在《中国近现代史大记事》里，门都没有。

问过不少大学生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听说过“六四事件”？“六四事件”发生在哪一年？绝大多数人回答：没有听说过“六四事件”；不少听说过“六四事件”的人回答：“六四事件”发生在1964年。听了这些答案，我往往选择沉默，因为无奈，略有愤怒，对中国教育的怒火。

当局常喊素质教育，国民教育的口号，但我不相信一个只谈建国60周年，却回避六四20周年，一个只歌功奥运和颂德神七，却不反省食品安全和正视公民权利问题，一个报喜不报忧，且拼命掩盖问题，回避历史的政府可以搞好教育。你见过吗？你可以想象，当国人得知日本篡改教科书后的群情激愤；你也可以想象，当世界看到德国正视和反思历史后得到世人原谅的情景。中国的当权者们，路就在前方，难道你们还不懂选择吗？为什么还要继续伤害我们的感情，荼毒我们的未来？

有些历史不容遗忘，即使遭到无情地扭曲，掩盖，隐瞒，回避，终究也逃不脱时间的审判。

冯广宁

2009-04-25

从A到Z——Democracy（民主）

常听人说，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个人认为，实际情况略有不同。如：在中国，民主短期而言是我们追求的目标，长期而言才是我们使用的工具。在一个缺乏民主和自由的国家，民主无疑是人们当下追求的目的；相反，民主才有可能成为实现若干社会目标的手段。

这种相对的民主，当然是以部分西方民主国家为参照，而非以朝鲜古巴泰国为标准。因为我们要向好的国家学习，不能学习比我们更糟的。

有了相对的民主，我们就可以以民主为手段，建立民主的体制，去制约政府的权力，去保障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权利与利益，去整治贪官污吏，去消灭潜规则等政府中和社会上存在的不良现象。必须承认，民主不是万能的，但却必不可少，犹如金钱于人。

有人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这只是民主其中一个方面——直接民主的表现。一般而言，只有在决定事关国家重大利益的事情和选举国家领导人时，才会出现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国家中的全民公投和全民选举。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不多，最常见，最不坏的行使民主的方式是间接民主，即市民在（地方或议会）选举中，将选票投给自己心仪的人选，提高其胜算。获胜的人有了法律合法性和民意的授权，他就可以代表市民行使职权，为民谋福利，尽己所能干实事。他还要对民负责，受民监督，如不称职，下次就会落选。你选的可能不是最好的人选，最好的领导人，但任何真正民主的国家，政府和议员一旦出现重大丑闻或施政失误，是要下台的，这也是对选民负责的表现。而在那些执政党没有执政合法性即无市民授权的国家，无论出现怎样的社会状况，政府内阁成员和议员非但不会请辞，反而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污蔑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或“诽谤政府”。1989年，在大多数市民支持学生运动的情况下，握有暴力的一方就进行了残酷冷血的镇压，完全无视学生市民的合理诉求。事后竟还扭曲事实，指鹿为马。这就是一个没有民意授权的政府常会做出的行为。

有人可能会说，台湾不是有民主吗，你看台湾现在像什么样子，看看陈水扁贪污了多少钱？这样的民主要不要都无所谓。如果你仅凭这些就否定民主或民主体制，那未免有点偏颇。

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必定是个多元包容，可以容纳不同声音的社会。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之间的不和谐由来已久，但这主要是历史或文化或民族间的问题，无关民主二字。而国民党与民进党间的蓝绿对抗，就有若干部分牵扯到了民主。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你很少有机会听到或看到如国民党民进党间的“厮杀”场景。在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里，执政党是不会允许异己（反对派）的存在的。它不想受到监督，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收买，笼络这些不同的声音，有时甚至会镇压或“消失”掉那些不“受降”的专政对象。那样，我们就不可能见到类似蓝绿的对碰了。台湾的蓝绿对抗有时十分激烈，不时爆发肢体冲突，在这一点上，我是不同意的。尽管双方政治立场不同，但大家可以选择以和平的方式，如辩论，去沟通交流，寻求相互的理解（并不需要形成共识，理解足矣）。无论认同蓝绿对抗与否，你不得不承认一点，台湾市民有选择和不选择的自由与权利。你可以选马英九，陈水扁，李登辉，宋楚瑜中的一个，你也可以一个都不选，这是你的自由和权利。我认为，有否选择的自由，是判断一个国家民主与否的重要标志。陈水扁的贪腐案震惊海内外，但那些批评民主不是好东西的人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陈水扁的贪腐案会被揭发？试想一下，在中国，这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吗？民主选举并不代表你选择的是一个不会犯错的人，而是让你选择一个你自己认为合适的，可以为你谋福利的人。当你选择的人犯了如陈水扁那样的错与罪，法律定会惩处他，前提是要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因为无民主的制度，法律形同虚设。正是台湾有了民主，我们才看得到陈水扁弊案的曝光；正是台湾有了民主，我们才看得到陈水扁被关押在看守所里；正是台湾有了民主，我们才看得到法律不只是写在纸上的黑字，它是有用的。中国的情况怎样，我想，地球人都知道。蓝绿的对抗，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双方不够宽容，没有认识到你的意见想要得到他人的容忍，你也必须容忍他人不同的意见。民主就是让你有选择，有竞争，在台湾的蓝绿对抗中，我看到了这一点。

如果你想问民主还可以是什么，要具体的。我想我会回答你，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龙应台先生在《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里说得好：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个人认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民主的。除了那些既得利益者，谁不向往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

当年的六四从纪念胡耀邦演变为追求民主自由的运动，说到底，就是市民希望过一种更好的生活，是对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市民很清楚，要解决社会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要有民主。当时的官倒，贪腐等问题，很大程度是由于绝对的权力在作怪，市民只是想铲除它，何错之有？为什么要镇压？我想，没有多少人会反对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市民可以畅所欲言的，政府不会腐败成风的国家。统治者张嘴闭口都是为人民服务，可他却不考虑人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希望怎样生活，从不真正走入大街小巷——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看看，听听真正的社情民意。统治者只是希望建设一个他自己认为的代表了人民利益的社会，殊不知，这样的社会只代表了统治者的意愿，而非市民真正所需。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统治者认为好的就是好的，是坏的就是坏的，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市民也不可能参与到政府施政的讨论中。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市民又怎会快乐？除了服从就是服从，民怨不沸腾才怪。六四的爆发，不就是长期漠视市民所想，市民所需，市民所怒所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外，还有可能堵塞民意的表达，影响社会的安稳。成龙在博鳌的那番言论，我是不敢苟同的。自由，社会的自由，会让社会变得更好，更加开放，更加包容。而专制和管，只会让那些统治者获得更多不受制约的自由，最后，受害的一定是普罗大众。我们被管了这么多年，难道还不够吗？我们吃管的苦，难道还不够多吗？

民主，追求民主，应是我们国人近期的最高目标。虽然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一再受挫，但国人从未放弃。从新文化运动喊出“德先生”、“赛先生”，到1989的爱国民主运动，再到今天，仍有很多有志之士在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民主运动，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可以很具体很简单，不需要什么大规模的行动。去年的《零八宪章》、《毒奶粉受害家属拒绝目前赔偿方案的申诉书》、今年的《关于禁绝中国监狱牢头狱霸现象之公民建议书》等网络上出现的联署行动，都属于民主运动的范围。

尽管这些很理性很正义的行动受到当局的阻挠，网站也遭到和谐，但类似的行动并不会停止，反而会越来越多。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不仅在网络，民间的民主运动也会越来越多。NGOs的蓬勃发展，维权运动的此起彼伏，“散步喝茶”的出现都告诉我们，中国人是想要民主和自由的，并且中国正越来越快地走向民主、开放和自由的“迦南地”。前人种下的民主之苗，今天，我们有机会看到它茁壮成长，甚至巍然成林。

我想，参与89民运的市民学生，他们想要的就是一种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可以投票选举政务官，可以买到《圣经》和《PLAYBOY》。

冯广宁

2009-04-21

中国的年青人看“六四”（1）

受访者：陈X 性别： 女 职业： 大学生 采访日期：2008-12-20

采访人：冯广宁

1. 你有没有听说过“六四事件”？

没有。六四是不是当时那个学生运动啊?

2.“六四事件”发生在哪一年？

196几?

3.“六四事件”发生时，你的年龄是多少？

我出世了么？

4.你从什么途径知道“六四事件”？

你高中时的课桌上。

5.“六四事件”的起因是什么？

忘了。

6.你知不知道当时学生领袖的名字？

不知道.

7.参与者的诉求是什么？

不知道。

8.参与者如何向中国政府表达他们的诉求？

游行?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上?

9.中国政府如何回应他们？

不同意。好象有出动暴力机关吧。

10.“六四事件”是怎样结束的？

不知道.

11.你认为“六四事件”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不了解六四实质。说不出。

12.你认为谁要为“六四事件”负上责任？

双方都有责任吧。

13.如果举行“六四事件”的纪念活动，你是否会参加？

不会。

14.接受采访后，你是否会更关注“六四事件”的相关信息？

可能。

15.你对“六四事件”有什么感想？

政府应该更透明。

这是我一个高中时候的同学对六四问题的回答。看后，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可笑，有些人会很无奈，有些甚至会很愤怒，想对她破口大骂，因为她对六四的无知。但我觉得我们不该责备她，因为问题不在她的身上，而是我们的教育和整个生活的环境出现了问题。况且，我们不能期待每个人都热衷政治，喜欢历史。

当我听到她说是从我高中时的课桌上知道六四的，我确实吃了一惊。我记得我的课桌总是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字，但从没想到可以让自己的同学知道一些他们从不知道的事，如“六四”，这两个对中国有特殊意义的文字。可我也在后悔，为什么那时我没有向更多的同学讲述六四，让更多的同学知道六四究竟发生了什么。

上面的15个小问题，我问过不少当下的年青人。很不幸，有很多的人根本没有听说过六四，而且不是少数。听过的，大多并不了解事情的基本情况。所以，我的问题常常一开始就结束了。有时真的感到很无奈，我想，这就是现实。平反六四，还需要付出更多，还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们不该放弃。

冯广宁

2009-4-20

从A到Z——Courage（勇气）

1948年，时年79岁的圣雄甘地为了国家内部的和平，进行他人生第十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绝食行动；1963年，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进行了那举世闻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它也成为了推翻“两个凡是”的标志性文章；胡耀邦在任期间，尽管党内意见不一，大量的冤假错案还是得到了平反，还了绝大多数市民等待良久的公道……所有的这些，如果没有人们的勇气，是不可能做到的。

带着勇气，1989年，中国的学生走向了天安门。你们聚集，呼喊，绝食，坚持，泪流，直到最后梦碎，有的还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告别了疼爱自己的亲人，只留下斑斑的血迹与回荡的呼声在那个你们曾经坚守的广场，那个曾经给予你们希望的北京，那个孕育你们成长的祖国大地……如果说当时的学生聚集在广场是凭着一腔热血，那坚持到最后的学生仰赖的是他们的勇气；如果说学生的一次次游行是凭着不灭的热情，那进行绝食的学生则仰赖他们的勇气。我并不是鼓吹绝食的才是真英雄，打持久战的才可敬。每一个表达过自己意见的人，每一个在那时给学生送水送粮的人，每一个支持过学生的人都令人钦佩。在你们身上，我看到了勇气那高大的身躯。今天，她仍在支撑着你，我，大家。我知道当年你们是为了这个国家，希望国家变得更好才走上街头的；我也知道你们讨厌那些特权阶级，厌恶他们的口是心非，希望为百姓鸣冤诉苦。你们的目的是这样纯粹，又何曾想过攫取那个所谓的权力？可你们还来不及思考未来，社论的大山已向你们压来，动乱的箭簇已向你们射来，坦克和机枪的声音已在你们耳边响起——一切不该属于你们的，在那个夜晚，都降临了。

即使你们的身躯已经倒下，即使你们流落他乡，即使你们不再有曾经的激情，即使那次的诉求以失败告终，但你们留下的勇气从没有消逝，一直激励着与你们有着相同梦想的人。我深信，多少年后，人们都不会忘记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些令人伤感的场景——永远不敢遗忘。

你们一定都还记得那个只身面对铁骑的王维林。我不是想讨论这是中共“保持了最大的克制”，还是他盲目冲动。我想的说是，在他身上我看到了勇气。美国《时代周刊》这样评价这位“不知名的反对者”（The Unknown Rebel）——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他的一个举动为这个世界重塑了勇气的象征。”

看到他面对铁骑的画面，我想到了董存瑞，刘胡兰，狼牙山五壮士这些小学课本上的英雄人物——王维林绝对可以与他们并肩。王维林的确不够理性，可他视死如归的精神，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铁骑的行为，足以让我折服。如果来个角色互换，我想说我绝没有这样的勇气站在坦克面前，哪怕只是短短的一秒钟。说不上是懦弱，但至少是胆怯。所以，那些落水救人者，见义勇为者的行为常令我动容，让我钦佩。我不是在塑造一个英雄，因为没有哪个英雄可以取代那个参加了89民运的群体，但王维林只身面对铁骑的画面，一定是89年六四爱国民主运动的悲壮的经典。纪录片《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如此评述那个画面：“历史事件的含义不会自动呈现，而总是由人来解释的。六月五日清晨的这一瞬间，将成为永恒的历史象征。后来他消失在人群中，下落不明，连姓名也难以确认。但对于全世界千百万的电视观众来说，这一时刻的含意非常清楚：这是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我或许会忘记王维林的名字，但我永远记得他的勇气。

2003年SARS期间，中国卫生部谎报SARS疫情，最终被揭发。这件事现已为国人所知，但谁是第一个向媒体揭发SARS真实情况的，却没有多少人知道。蒋彦永，是这位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的蒋彦永医生“在依次向上级主管、国内媒体、香港凤凰卫视反映未果的情况下，向海外媒体《华尔街日报》通报了真实疫情，从而引发舆论之重视，最终中国政府和其它亚洲国家及地区开始积极研究救治方法”。《时代周刊》是这样评价他的：“一位医生的一句真话拯救了一个国家。”是的，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敢说真话的人，SARS的真相还不知道会被掩盖多久，还有多少人会因疏于预防失去生命。柏杨曾说：“我摆脱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为君王唱赞美歌，而只为苍生说人话。”在蒋彦永先生身上，我就看到了这种精神。这不仅是一种人道的精神，还是一种与当权者迥异，为苍生说话的精神。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多少人能够做到为苍生说话？

蒋彦永先生为人所知，还因为他坚持重新评价六四，也为此上书当局，坚持说出自己在89年6月4日亲眼目睹的惨况。其时，他是解放军301医院的一位外科医生，抢救过当时被子弹打中的学生。在上送了《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后，蒋彦永先生遭受了长达294天的失去人身自由的日子。我们或许已经习惯听到这样的消息，见怪不怪了。在这个国家，因言获罪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说真话就意味着危险的到来，只有服从权力的选择才是安身立命之本。

余杰曾拜访蒋彦永，他在《天安门之子》这本书里写到：“道德、良知、真话、信任，成了被尽情嘲讽的名词；而权谋、欺骗、残忍、狡诈，却成了竞争与生存不可缺少的法宝。蒋医生逆流而上，不以个人名利为旨归，不以个人安危为要务，在常人最不敢触及的‘六四’话题上发出了自己‘惊天地、泣鬼神’的强音。”我一直相信，一个人活着，总要有一些信念，一点坚持。蒋彦永先生的信念或许就是秉承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他的坚持，或许就是“要讲真话、心里话，虽是难上加难，但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我相信，蒋彦永先生可以坚守自己的信念——坚持说真话，在这个谎言遍地的国度，给我们以希望。

六四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有些因为特殊的原因，永远都不会被人们发现，有些则在时间的巨轮下消逝，不再被人们讲述。留下来的，是那样稀少，又那样可歌可泣，让人神伤，令人难忘。我确信，这些留下的故事，会像《血染的风采》，一次次被人唱起，一次次催人泪下。 民主女神像倒下了，民主的精神却已悄然传遍神州；假以时日，这颗种子定会发芽生长，告慰身在天堂的园丁。2008，是国殇之年。可有多少人有勇气说，1989，是属于国殇的年份。

是的，在中国，言说六四需要勇气，甚至需要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很可能是失去自由。格里高利·派克说：“当你敢于挺身维护自己的信念，即可产生无比力量。”我维护着，我有力量。在六四民运中，我发现了勇气，这勇气不属于任何一个领袖，属于整个群体；我相信，这勇气将会永生。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将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做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耳边又一次响起了梅艳芳的歌声……

冯广宁

2009-04-18

《国殇，1989》16

言论：

劉銳紹：六四的悼念淡忘與質疑？

【明報專訊】今天4月15日，20年前的今天，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引發學生及中國老百姓反貪腐、爭民主、促政改的要求。但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中國當局其後把它定性為「動亂」，並用暴力鎮壓「解決」了這次事件，也「解決」了很多手無寸鐵的人。

當時，我長駐北京採訪，除了目睹和親歷整個過程外，在某些環節也被捲入其中。「六四」後，我更在官方的「平亂報告」中被公開點名，先後共8年不得國門而入。這20年來，我撫心自問敢對蒼天，冷靜思考中國前路，始終還是那一首自勉詩：「三春猶似歲寒時，冷雨蕭蕭血淚詩。縱有狂風逼葉落，精誠托月有枯枝。」當此「六四」20年祭，我撫今思昔，動心忍性，細剖前陳，存真警世，盼莫覆轍重蹈。

在回顧「六四事件」之前，先談一個現象。不少人士感到，也許今天適逢「六四」20周年，悼念的熱度可能升溫，加上今年是中國的政治敏感年，有關方面更為關注。在這氣氛下，出現了一種力求或試圖淡化「六四」的隱力。例如，一些傳媒在考慮如何報道「六四」活動之前，已聽到若干「好言相勸」的建議，如無必要，也許報道將會減少。

此外，社會上再次傳出質疑「六四」的說法，無論是當時的事實過程，還是參與者的動機或效果，都在探索中暗暗否定。與此同時，在公開討論「六四」的活動上，一些人士(包括內地人士)直接表達對當年學運和民運的否定，用公平討論的方式爭取支持，論點則與官方差不多。於是，人們懷疑這些行動是否經過組織、安排？是巧合還是必然？

我也遇過不少這類情况。不久前，我參加香港大學學生舉行的一次「六四」研討會，兩位內地同學直指與中央對抗是沒有效果的，他還勸我加入中國共產黨，因為這是改變中國共產黨的最佳方法，因為這樣可以幫助它進步，不會令它反感。從他們由小到大、長期身處的環境來看，這種思維十分普遍，我完全理解，只是我不認為加入共產黨是改變它的最佳辦法，更不是唯一的辦法。

要與內地老百姓廣泛聯繫

在我任教的大學裏，不少內地學生經常與我討論以至辯論「六四」的問題。他們有兩大特點：一是不知道「六四」是什麼東西？印象十分模糊，實情和詳情就更不大了了；二是已經先入為主，認為當年的學生和民眾「過激」，才迫使官方使用武力。

看到上述現象，我不會用「陰謀論」視之。除了向傳媒打招呼的情外，我不認為在其他公開討論中表達近乎官方的意見，都是官方刻意安排「搶奪輿論陣地」的部署，更不會感到官方對來港的學生都事先進行「洗腦」工作。再現上述情，主要有兩大原因：

其一，中國官方20年如一日，對「六四」的任何消息都封鎖，即使較發達的互聯網，也難有「六四」消息的空間，官方連自己的版本也不多談，就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一樣。用內地官場的話說，這是「悶聲發大財」，毋多言，多言多敗，毋多事，多事多患。所以，內地新一代根本無法知悉「六四」的實情，有如霧裏看花。這一點不能怪他們，怪就怪官方的封閉好了。

其二，官方長期以來的思想教育達到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中國經濟起飛，令新一代身受其利，對過去的慘痛則毫無感覺。所以，今天中國新一代無法認識真正的歷史，更無法從歷史中汲取教訓。這是另一次歷史的顛倒，繼續扭曲，不斷把中國的真偽混淆起來。

所以，我始終認為要與內地老百姓廣泛聯繫、對話，以事實為溝通的內容，接受他們的不知情狀况，毋須指摘、對質，從而逐步讓他們掌握實情，細水長流，擴而充之，如泉之始發，終涓涓成河。這就要談到香港的作用了。

推介：

香港人网：北上频道—六四香港人的情意结（嘉宾：李卓人）

http://www.hkreporter.com/myradio/channel_podcast.php?channelid=18

港大辦展覽會悼念六四

http://www.youtube.com/watch?v=136xttIZFLk&feature=fvsr

言论：

陳健民、徐承恩﹕從政治改革邁向和解

——六四傷痛和革命的終結

【明報專訊】港大學生會會長評論六四事件，既肯定學生愛國，又同情軍人開槍，輿論嘩然。各方反應激烈，顯示慘案造成傷痛之深，另一方面亦顯示政府與民運兩邊均有深層的恐懼，令理性討論難以進行。由於參與鎮壓(如李鵬)和因鎮壓而得益的領導人(如江澤民)仍然在生，其親信亦在各黨政系統仍有影響力，一直主張在和諧中發展的胡溫體系顯然不想因為六四事件引發黨內矛盾，仍然採取一種迴避和禁制的策略。

民運陣營中，當年在廣場上亦有「誓死留守」與「策略性退出」的爭論，今天卻少有對整個八九民運的理念與策略作全盤反思，亦是因為政府既未平反六四，受害者無理由先作反省，讓劊子手開脫罪行。這種處境令政府與民運兩邊繼續將死結拉緊，既抑壓各自陣營的異議聲音，又令新一代在零碎的信息中憑直覺站到死結的兩端。

在這種繃緊的狀態下進入八九民運20周年，戴晴提出學習南非的和解模式，特別值得研究。南非在白人政權統治時期實行種族隔離政策，不單在學校和社區區隔黑人白人，且嚴限黑人在南非的人身與社會流動，並暴力鎮壓黑人的和平示威。最令人髮指的是1960年在沙佩維爾發生警察向逃跑中的示威者背部開槍事件，屠殺了67名黑人，令原主張非暴力抗爭的曼德拉和非洲人國民大會轉而採用武裝鬥爭策略，雙方困在復仇的死胡同20多年，至1985年曼德拉在獄中寫信給新任南非總統德克勒克提出以談判代替武力衝突，才令南非重現曙光。

從對立走向對話

從對立走向對話，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充分發揮了「政治是令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的藝術」，1994年舉行首次普選，並於1995年頒布了保障人權的新憲法後，正式成為民主國家。可是，南非人對種族隔離政策記憶猶新，暴政造成的傷口仍然隱隱作痛。查明真相，還受害人一個公道，乃是當時新政府的當務之急。其中一個做法，是全力追捕種族隔離政策的決策者及執行者，把他們送上法庭。昔日二次大戰後的紐倫堡審判，便是這種做法的經典例子，它主張以法律制裁施暴者，才能彰顯公義。但基於4個原因，這種窮追猛打的做法卻不適合在南非實行：

1. 民主化策略：南非的民主化並不是革命的成果，而是由非洲人國民大會為首的反對派與政權中的溫和派以談判方式換來的。如果反對派堅持清算昔日種族隔離政策的執行者，勢必引起執政陣營中的保守派反撲。反對派與溫和派的互信將會受損，而後者亦有可能於執政陣營的內部鬥爭中失勢。在最壞的情下，舊政權於軍隊中的支持者或會發動政變，結束民主政治。

2. 法庭公信力：當時南非司法系統中的人員，基本上是舊政權時期的原班人馬，成員以白人為主。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曾執行過與種族隔離相關的法例。體制上的不足，再加上黑人對司法體制的不熟悉，將影響法庭在審判與種族隔離政策相關罪行時的公信力。

3. 涉案者為數甚多：由於種族隔離政策牽連的範圍甚廣，南非不少公務員都曾在若干程度上參與過種族隔離的罪行。與此同時，反對派早期曾採用暴力抗爭的策略，一些激進派別亦發動過恐怖襲擊。反對派的不同派別之間，亦發生過武裝衝突，犯上了不少人道罪行。

4. 更急切的社會問題：經過多年種族隔離政策，不少非裔南非人活在貧窮線下，亦衍生不少社會問題。貧富懸殊、罪惡率急升、愛滋病傳播等都是南非社會迫在眉睫的問題。司法程序成本甚高，將會為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帶來沉重的負擔。

不復仇的另一個做法，是嘗試忘記痛苦的過去，不再追問民主化之前的種種。但這明顯有違南非人對公義的普遍渴望，而且種族隔離的歷史已深深印入南非人的心坎，要抹去這段集體回憶，只會造成南非人身分認同的危機。南非最終的做法，是以特赦換取真相，透過公開真相達成社會各界之間的和解。早在1992年的談判期間，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已簽署了「諒解備忘錄」，原則上已確定會特赦舊政權的警政人員。至1995年，南非國會通過了《國家團結與和解法案》，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去調查種族隔離政策實行期間的人道罪行。該等罪行的受害人可要求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而委員會將運用權力傳召相關人士。曾於1960年沙佩爾維慘案至1994年大選之間因政治理由干犯人道罪行的各界人等，亦可向委員會申請特赦。申請人只需向委員會坦承真相，經委員會核實符合資格後即可免受刑事責任。到了1998年，委員會終完成調查，向國會呈交關於種族隔離政策實行期間人道罪行的報告。這種透過揭露真相、承認錯誤、赦免寬恕的做法，幫助受難者放下過往創傷，令南非黑白人種走上和解之路。

下令開槍非只清場

中國共產黨在處理六四事件上顯然使用了過分的暴力。即使在西方民主國家，警察在驅散示威群眾時亦會採用武力(如反世貿事件)，但政府必須有合理的原因(如示威者先採用暴力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和盡量克制(如用催淚彈、強力水槍)。中共在1976年4月5日亦曾以武力方式驅散在天安門廣場藉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卻無造成重大傷亡。種種象顯示89年6月4日解放軍不只為驅逐廣場上的群眾，以其使用達姆彈和在廣場外圍仍追殺示威者可見，下命令者是要格殺勿論，徹底擊潰整個民運以至黨內的同情者。

另一邊廂，八九民運最大的錯誤是秉承一種全贏或全敗的革命理念，結果連黨內的改革派(如趙紫陽、胡啟立)亦沒有介入調停的空間，反而給保守派口實一舉將民運與黨內改革派殲滅。

民運錯誤與開槍殺人 不可等論

民運的理念與策略的錯誤與政府向和平示威者開槍的罪行，兩者無論在道德與法律上都不能同日而語。因此，要學習南非的和解方式，首先政府要釋出善意，並改革政治，方能有望和解。在釋出善意方面，當前應盡量為六四死難者家屬解決生活問題，並協助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家屬出國與他們團聚。更重要的，是政府與民運人士都向南非民主化學習，告別革命，努力避免暴力衝突，以和平漸進方式達至民主。中國政府當前可以做到的，是為日後民主改革奠下基礎，此中包括制度改革(如法治的確立)和容許公民社會的發展(如釋放胡佳、陳光誠等維權人士)。如果南非黑白人之間經過多年互相傾軋仍能以和平方式進行民主改革，並帶來種族仇恨的和解，中國人不要說辦不到！

作者陳健民是中大亞太研究所 公民社會中心主任，徐承恩是執業醫生

■延伸閱讀

Tutu, Desmond. 2000. 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 London: Image

Mandela, Nelson. 1994. Long Walk to Freedom. Boston: Little Brown

图片：

言论：

明德格物憶六四

【明報專訊】一早已經想要寫這篇小文，怎料行文時間比預定早了兩個月。

作為香港大學學生會社會科學學會的「老鬼」，我要先恭喜「下N莊」的社科節活動獲得空前成功——但若然要在天安門母親的傷口上灑鹽，要令已經蒙上不白之冤的民運人士及平白犧牲的同胞們再受更大的屈辱，相信「下N莊」們寧願不去邀功。

搞活動要有Noise，要符合兩個條件，一是題目是否「煞食」，二是嘉賓有沒有火花。六四論壇兩者皆符合。「多虧」講者及參與的同學對於六四有不同意見，這話題才能在初春四月，已佔去幾天的報章篇幅，才讓社會再次沸沸揚揚地討論20年前春夏之交的史實。

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我不想在此辯論六四的真與假、對與錯，反正歷史已有其公論。不過有同學要求我們尊重他們的言論自由，但我們尊重的，是基於事實的言論之自由。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對於那些冷血的「狗」，如袁木當年的「天安門清場沒有死一個人」，又或是馬力的「肉餅論」，難道我們可以不直斥其非嗎？港大的校訓是明德格物，同學為六四定調「有唔」時，又可曾了解事實的真相(格物)，明辨是非，同情失去生命或至親的同胞，彰顯人應有的德性(明德)？

多年以來，無論是港大學生會或是社科學會，同學「上莊」(參選幹事會)前的諮詢大會，「老鬼」總會問他們對六四事件的看法。作為頑固「老鬼」的一員，我每次Campaign都會向候選幹事們提出這問題，除了想知道「下N莊」們的想法外，我還藉此不斷提醒自己那段「不想回憶、未敢忘記」的歷史。

心中深處始終也記憶那年那夕

六四10周年，我第一次參加燭光晚會。一聽到《江河水》響起，我整個人呆住了。我記起10年前在電視上見到的畫面；我記起父母親良久說不出話來的神態；我記起回到學校手縛黑紗、唱「愛鼓油為鼓油」的片段；我記起那個手攜膠袋，身體擋坦克車前進的王維林……

翌年，我參與剛成立的支聯會青年組。我記得自己向支聯會借用20多幅六四照片回學校展出，最後得出參觀人數零星落索的下場；我記得自己在當年旺角支聯會辦公室剪過萬個用來當燭台盛載蠟淚的紙杯，痛得連續幾天不能握筆的苦；我記得我被安排在那個主題為「教育下一代、接好民主棒」的燭光晚會上，從華叔手上接過那又重又熱的火棒；我記得當時跟自己說過，這個又重又熱的火棒，就像平反六四一樣，接過了，就成為我的使命。

後來因為事忙，漸漸淡出青年組的活動。但往後每年的六四，我都參加集會，時而協助大會派發蠟燭場刊，時而靜靜參與悼念。每年的那一夜，無論是炎夏抑或雨夜，數萬人都會自覺走到維園，燃起點點燭光。有人把小小的燭火傳給隔鄰的陌生人，有人為逝者飲泣，有人慷慨激昂地唱「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有人在集會過後，留下來幫忙清理地上蠟淚……每年的那一夜，我覺得香港人特別善良。

齊共記起血淚情 待昭雪

記得當年在韓國讀書時，其中一節課堂講「光州事件」。1980年，南韓人民為了向發動政變的全斗煥政權爭取民主，發動全國示威，至5月中，政府禁止一切政治活動，禁止人民批評國家元首，其後更多次進入光州屠殺人民。7年之後，盧泰愚上場，終於平反事件，將之定性為「國家民主化運動的部分」。及至1996年，指揮事變的全斗煥及盧泰愚雙雙被收監，事件在法律上正式被平反。

我聽這段血的歷史，不禁想起自己的國家——韓國人民用鮮血去換取民主，抗爭足足16年，雖然過程艱苦而漫長，但他們最終勝利。但我們呢？政府何時才不再迴避，給我們同胞的血和淚一個說法？當年下令屠城的領導，午夜夢迴時可曾被夢魘驚醒？

但有一個夢 不會死 記吧

歷史的巨輪不斷向前，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那些值得記住的，我們不可以因歲月衝擊淡忘；那些應該爭取的，我們不可以因眼前利益而退縮。今天每人踏出一小步，就是中國往後民主進程的一大步。

每年六四前夕，港大學生會幹事都會重新為校園的太古橋塗漆和清洗國殤之柱。「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殲豺狼民主星火不滅」，身為學生會主席的陳同學，你敢真心踏上太古橋，拿起白油掃，重蹈前輩們的覆轍，用你的手寫下歷史嗎？

文 港大三蛇老鬼 梁慧思

其他：

《国殇，1989》1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1/19891.html

《国殇，1989》2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1/19892.html

《国殇，1989》3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1/19893.html

《国殇，1989》4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1/19894.html

《国殇，1989》5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1/19895.html

《国殇，1989》6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2/19896.html

《国殇，1989》7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2/19897.html

《国殇，1989》8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2/19898.html

《国殇，1989》9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2/19899.html

《国殇，1989》10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3/198910.html

《国殇，1989》11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3/198911.html

《国殇，1989》12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3/198912.html

《国殇，1989》13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3/198913.html

《国殇，1989》14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4/198914.html

《国殇，1989》15

http://donisonfung.blogspot.com/2009/04/198915.html

冯广宁

2009-4-17

从A到Z——Blog（博客）

1978年，北京西单体育场的围墙上开始出现大字报，吸引了不少市民前去观看。这个唯一属于民间，不受官方控制的“媒体”自此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史称西单民主墙。好景不常，1979年，西单民主墙被封，北京市民也失去了一个可以公开发表自己政见的地方。随着魏京生的被逮捕和入狱，中国的政治风向也急转直下（准确地讲，应该是像邓力群说的：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之后更出现像“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楚精神污染”和“86学潮”等政治风波。胡耀邦因此下台，这是后话。如果说胡耀邦的逝世是点燃“六四”的导火线，那西单民主墙被封则可以说是为“六四”的爆发埋下了星星火种。不是因为有人从西单民主墙被封后就开始策划“六四民运”，而是当时整个社会的气氛和状况决定了“六四民运”的必然到来。

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物价飞涨、官倒横行、贪污腐败、民生凋敝、治安混乱……所有的这些，使社会上的不满情绪大大增加，官民矛盾日益突出。工人怠工、罢工也时有发生。民怨得不到化解，矛盾无法舒缓，日积月累，社会的“压力锅”终会以前所未有的剧烈方式炸开。封民主墙、反自由化、清楚精神污染，这些事件非但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反而加剧了当时官民情绪的对立和党内的分歧。在中共执政的40年里，虽然政府的错误接二连三，导致劫难重重，但市民都忍了，继续支持着政府。我相信，中国的市民愿意和中共“有难同当”，共同建设这个尚且落后的国家，但他们最不能容忍官员的贪腐和投机倒把——富了自己，苦了大众。任何容忍都有限度，80年代社会出现的种种弊病，使得民怨四起，此时，在市民心目中威望极高的胡耀邦突然逝世。不难想象，市民一定会抓住这个“契机”，仿效“四五运动”，借机宣泄对政府的不满，一抒心中之愤懑。

假设历史总是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总在想，如果政府当时采取得当的举措，虚心听取民意，满足学生的诉求，那场共和国史上的悲剧就有可能避免了。可惜，由于党内的斗争，我们的政府永远地错过了这一化解民怨的机会。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要求后主刘禅“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唐魏征有《谏太宗十思疏》，希望太宗紧记“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古代先贤早已知道，一个国家要兴旺发达，社会安稳，就必须广开言论，允许百姓说话；必须疏通河道，才能细水长流。几百年后的执政者，竟却不知“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道理，这真是国家之不幸。“六四”的爆发，正正应了那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我想说：学而优则仕的官僚，除了“颜如玉”和“黄金屋”，你们在书中究竟学到了什么？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象，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这段著名的话出自狄更斯的《双城记》。150年前的话，今天看来，描绘的不正是当下的中国？

中国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开放的时期，是最美好的时代；媒体仍被控制，市民发声依旧困难，情况短期内不会有实质的改变，仍是最糟糕的时代。市民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公民社会正在形成，一群良心之士通过他们的文章，开启新的思想启蒙，是智慧萌发的年头；“五毛”盛行，国人仍受愚民政策的荼毒，一些人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愚昧依旧流行的年代。民主、自由和人权理念的传播，让国家日趋和谐，是信仰建立的时期；官方宣传教育的效用正在降低，且民间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这是个怀疑的时期……

市民的觉醒，很大程度得益于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而博客和论坛在网络中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部分主流媒体。尽管网络封锁问题严重，但互联网是不以一党的意志为转移的。市民不是傻瓜，是拥有权利的公民，他们有权知道中国发生着什么，世界发生着什么；他们有能力从网上丰富的资讯中，辨别事物的好坏真假，就像去年西藏骚乱后，网民成功地揭穿了西方媒体一个又一个谎言，赢回了中国政府应有的声誉；“周老虎”、“瓮安暴动”、“云南躲猫猫”等社会事件同样是由于网络的存在，问题才得以曝光，真相才得以揭示，矛盾才得以化解。对事实的尊重，对真相的捍卫，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也是一个政府理应履行的最基本的职责，可我们的政府做到了吗？

最近几年，博客和论坛成为揭发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和侵权害民的“重灾区”。这一方面说明网络之于市民越来越重要，对政府和官员的监督作用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则通过这一反常现象，凸显了中国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上是何等不济、舆论监督的缺失问题何等严重。出现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中国没有优秀的传媒人和出色的报纸杂志，而是体制的严重滞后与强权的高悬。一些敢言的媒体，如当年的《冰点》周刊、《新京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如今的《炎黄春秋》等，一些敢言的传媒人，如卢跃刚，李大同，江艺平，杜导正等，常常受到“整顿”和打压，有些甚至被标签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媒体，思想不正确的人。梁文道说过，一般而言，被“整顿”得越多，就越是好传媒。我想，这句话是针对中国大陆来说的。我则认为，不批评政府的传媒不会是好的传媒，不骂官的报纸不会是好的报纸，前提是有完善的新闻制度和独立的新闻机构。因为没有这个前提，有力的监督是不可能的。在新闻审查严重，媒体不独立的今天，我想问问我们的政府，如果新闻不自由，媒体没有独立性，报纸不能自主自办，媒体怎么监察、市民怎么监督政府，市民真实的声音又怎能上传于庙堂？如果你忘记曾经说过什么，那我告诉你，你曾说：“文明国在宪法中不仅保证人民思想、信仰、言论、出版之自由，而且明文宣告放弃检查制度或禁止采用检查制度。（《新华日报》1946年2月18日专论）”当年许下的豪言，你现在做到了吗？还是你认为，中国现在不是文明的国家？

在中国，网络是唯一一个相对开放、可以让人说点话的地方。虽然审查的强度很大，但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可谓天堂。这并不是说当局有意开放网络的言论空间，相反，最近整顿“低俗”网站专项行动的展开，恰恰说明当局有意在这个敏感的年份收紧网络的言论空间，一些时政类网站也因此遭殃。网络在中国之所以是天堂，是因为当局无法阻止网络的日新月异、技术的飞速发展。当你使用“长城”，网民则可以通过翻墙的软件，突破防线，一览域外世界的斑斓。

今日的博客和论坛有如当年的西单民主墙。个人认为，博客和论坛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减压器”。人们可以在博客里和论坛上表达自己的不满，发起一些有意义的活动，如《零八宪章》和《关于禁绝中国监狱牢头狱霸现象之公民建议书》的联署，甚至可以给我们的政府提供施政的建议，如汪洋取计于网民。当年政府封了人们说话的地方，今天依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你不明是非，如此麻木和冷漠，使你不吸取“六四”血的教训？是“稳定压倒一切”吗？

政府的惯性思维是媒体报道的负面新闻越少越好，最好是报喜不报忧，这样对社会稳定很有好处。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媒体不报道负面新闻，政府就不可能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问题也就得不到解决，社会不稳定因素就会增加。如果某地有10人到一工厂静坐，要求厂方发放拖欠的工资。厂方非但没有给拖欠的工钱，还把维权的工人赶走。媒体在得知这件事后，怯于上级政府部门要维护大局稳定的压力，故意不采访不报道这件事，让事情没入时间的巨浪里。试想一下，媒体不报道这起维权事件，它就不存在了吗？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工人定会对这个政府心有不满。像这样的事情如果越积越多，矛盾越积越深，社会不稳定因素自然会渐进积累，假以时日，遇到某些或许是不起眼的小事，如海南学生打架，瓮安一死者死因存疑，引发一起大型群体性事件一点也不奇怪。这样的常识，相信各官僚一定懂得。和谐社会不是依靠媒体每天的歌功颂德建成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只会危害社会的稳定，不能保证社会的安稳。只有媒体切实报道问题，政府积极解决问题，这个社会才有和谐稳定的曙光；让媒体拥有监督的权利，市民拥有发声的权利，这个政府才有进步的可能。

当年北大学生提出的七条意见中，有一条就是“要求新闻立法，开放报禁”。可惜，时至今天，我们仍然没有“新闻法”。至于报禁问题，市民是哑巴吃黄连，因为市面的确有很多的报刊杂志。可现实的情况是，市民只能在网络仅有的狭小空间里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博客和论坛里坚守着自己的真实想法。1989年，政府错过了遵循民意——保障言论和新闻自由，反官倒求民主——的机会，国家和市民最终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年后的今天，无可否认，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不大不小的进步，但是，社会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们一起讨论和思考，才能找到解决之道。而这一切，都要建基在一个民主的制度、政府宽容、尊重不同意见和市民、媒体拥有真正的言论自由之上。1989年的“六四”，民意没能唤醒统治者和他手上那些无情的兵器；20年后，难道政府还要坚持当时的错误说法，弃真相于不顾？我不相信真相会带来动乱，错误会带来稳定；我也不相信展开调查会失去权威，继续欺骗会赢得民心。中国成立60年了，我们犯过无数的错误，可我们不能一错再错，重蹈过往的覆辙了。温家宝说，市民有要求我的权利。那今天我就请求他，让新闻自由吧，让市民自由吧，让政府民主吧，让六四平反吧！

冯广宁

2009-04-16

从A到Z看六四

——国殇，1989

按：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六四事件”就是从那天开始的。如果以胡耀邦的逝世作为六四学运的开端，掐指一算，今天正好20周年。从今天起（2009-04-15），笔者将用26篇文字（从A到Z），以不同的角度，谈谈我对六四事件的一些想法。笔者无意也无力探寻真相——公道自在人心——只希望联系“六四”，说说自己对当下一些社会事件的看法和感受，以此纪念“六四”20周年，哀悼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向那些坚强的受害者家属致敬。笔者不认为自己的观点完全正确，但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言说的自由，每个人的意见都得到尊重，我深信我们会取得相互的谅解，发现越辩越明的真理。笔者常说，你的声音，将是改写历史的动力；中国的前进，需要我们每个人的付出。参与进来，明辨是非，拒绝遗忘，这或许才是最重要的。民主烈士永垂不朽，爱国之心永世长存，心系国家，毋忘六四。

从A到Z——Answer（回答）

今年是2009年，距“六四事件”发生已经20年了。在这20年中，“六四事件”从当初官方口中的“反革命暴乱”，逐渐演变为今日的“政治风波”。措辞的不同，是否可以说明官方的态度正在转变，有意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这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很清楚，20年来，官方极少回应有关“六四”的问题。即使是江泽民，温家宝外访，当媒体问及有关“六四”问题时，他们依旧保持中国领导人一贯的作风——顾左右而言他，拒绝正面回答或直接回避这些提问。可是，这个历史的包袱终有一天要放下，公正的评价一定会到来。只是不知道我们还要等多久，还要多久我们才能公开言说“六四事件”。

时间一晃就是20年。每年的6月4日，全球各地的华人都会自发纪念“六四事件”。香港就是其中一个每年都会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地方，19年来从未间断。在国内，虽然当局禁止人们谈论一切有关六四的话题，但却从来不能阻止人们的纪念活动。不搞集体纪念活动，当局是禁止不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纪念六四的方式，我不知道什么是好的纪念方法，就像每个人的作息时间不尽相同，无分好坏，有这颗心去纪念，就够了。

今天写下这些文字，为了纪念他们，也为了提醒自己——20年前，有这样一些人，为国家的进步，付出过鲜血和生命，不要忘记他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用真心晴朗的天空；书写自己对“六四”的感受，是要铭记昨日那些为国家开放，用自己的青春为我们铺路的志士。1989，我还在母亲的襁褓中，他们走向了共和国的广场；2009，我愿为他们祈祷，说话，可他们永远告别了广场，有的再也不能站立，呼喊和微笑。每当我听到那无情的枪声，看到那冰冷的坦克，目视那倒下的身躯，我总感到生命是这样无力，人类的良知无法说服无情的国家机器，强权是人类的噩梦，武器是人类的灾难。

当我在大学校园听到老师说学生闹事就要镇压时，我感到庆幸和不幸，这样的人当了老师，而不是执政者；他危害的是身边的大学生，不是无辜的百姓。如果他带着这样暴戾的思维执政，难保不是另一个法西斯。如果中国多一些这样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可言？王丹曾说：“如果中共觉得镇压是对的、是光荣的，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们连提都不敢提？是中共太谦虚吗？不见得。如果学生运动是错误的，为什么我们这二十年来要不断地提？做对的缩在一边不敢提，做错的却天天在提。这是什么逻辑？”我本可以用这番话去驳斥他，可我不屑于这样做。我不是传教者，也无法说服不肯听意见的他人。但我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明白的；我只想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就是陈寅恪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我知道这很困难，尤其在中国，但我会坚守。我不要求你同意我的观点，就像我往后写下的所有关于六四的感言和看法，那全是我自己反思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从不敢奢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但我非常乐意和你交流），只求问心无愧。

程翔在接受香港独立媒体采访时曾说：“如果说奥运是中国人百年美梦，民主一样是百年美梦。清末梁启超提出民主近百年，共产党亦以民主打天下，历届政府都承诺会落实民主，人民不能Hope for change，而是Press for change，不能等民主从天降下来。”事实上，当年的学生只是复述中国共产党上台前说过的话，向人民承诺过的民主和自由。要知道，国民党主政时，民主和自由是经常挂在共产党嘴上的。为什么中共上台后，民主和自由突然变成了错误的思想？当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说中共说过的话，为什么政府可以将他们说成是动乱分子？20年过去了，结合今日中国的现状，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足够多的事实去证明学生当时的诉求是合理的、正确的和务实的，且具有预见性。与其说是学生的诉求具有预见性，不如说政府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兑现自己当年的承诺，使得物价飞涨、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会治安日趋混乱……迫使学生上街游行。这一切，难道我们的政府没有责任吗？

有人一定会说，即使学生是对的，但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而且现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有保障，为什么还要说“六四”？你那是给政府添乱，是不爱国的行为。

如果你这样问我，我真不懂得怎样回答你。如今，我害怕、恐惧，甚至厌恶“爱国”这两个字，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国，爱国的定义、标准又是什么，是谁定制的？你知道吗？你懂得什么是爱国吗？

当喝茶还是喝咖啡最后成了爱不爱国的讨论，当买房与否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爱国的准则，当抵不抵制法国货日本货最后成为爱不爱国的标准，当你为达赖说了一句中肯的话，立即会变成汉奸走狗卖国贼，当你为了坚持说真话，对政府略有微词，马上就被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时……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不爱国了。

如果你坚持要我说什么样的行为是爱国的，我想我会引用程翔的说法：“你真的爱国，是会热爱土地人民，和热爱她的文化，你对一切造成土地损失、人民灾难、文化灭绝的措施政策会心恶痛绝，并拿出来批判，即使这种批判会对你造成个人损失。但面对错的事情，你会不顾安危地去批判，这才算真正爱国。爱国不是为了做人大、做政协。”

“爱国”是一个政治口号，每个人都可以拿着“爱国”的幌子行走江湖。它需要你付出的成本和代价是这样微弱，获得的回报却足以让人心动，至少你不会有所损失。爱国无罪，爱国就是你的护身符，谁敢批评一个爱国的人，那你一定是不爱国的人。当你被人看不顺眼时，人们可以将任何话题上升到“爱国”的层面，接着用“爱国”这两个字对你进行道德绑架和审判。他们占领了道德高低，自然可以对你指手画脚，说你是混蛋，走狗，不爱国，而你根本没有辩驳的余地。当爱国的定义被无限放大又被无限缩小，被人们任意蹂躏和颠覆，我还敢说什么爱国吗？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72年，但我们不曾遗忘。每年，国家，地方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纪念活动，教育学生毋忘历史，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我们不时听到慰安妇寻求日方赔偿的消息，不时听到当年受到日军伤害的老一辈出来状告那些篡改历史的日本人，不时看到声势浩大的反日浪潮席卷中国。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好了，但对日本人侵略中国的历史，我们一点也没有忘记。“六四事件”的遇难者是我们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心系国家，不忍见到国家的凋零，毅然走向了前台，奔走，呼喊，试图唤醒执政者；他们未曾想过分裂自己的国家，攫取所谓的权力；他们想着改革，想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忍见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是，他们倒下了，无情冷峻的兵器夺走了他们尚且年轻的生命，留下血迹斑驳和母亲悲怆的哭声。为什么我们纪念抗日战争，却忘记了“六四事件”？要知道，死去的都是我们的同胞。难道他们的生命不值得尊重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纪念“六四”，不是让自己变得高尚，是让自己远离卑鄙。纪念或言及“六四”，注定艰难，也一定会对政府有所批判，但我希望时刻保持批判的态度，在批判中获得清醒；时刻保持对宣传的警惕，在警惕中获得自知。梁文道说：“批评不是出于仇视，更不是要打倒它，而是希望彼此都能过得更好，为了统治者和人民双方的利益。事实上，政府不可能做错了所有事；甚至，它还很努力地做了很多好事。不给它掌声，只是因为这不是读书人的本份。”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是的，正是这些不相信，才有了“星星画展”、“85新潮”、“朦胧诗派”、“第五代”、“六四事件”……正是这些名词点缀着那个激情燃烧的80年代，直至1989年梦想的幻灭。可我，仍不相信！

谁能保证新世纪会没有新的诗派、画派、新的艺术思潮、新的事件？我不相信六四结论已成定局，不可改变。我要一直呼喊下去，“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之前/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在审判前，请你回答我，我们究竟还要等多久，我们还要沉默多久？

冯广宁

2009-04-15

胡耀邦与蒋经国

一位是前中共领导人，另一位是前国民党领导人；一位为中国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另一位为台湾发展做出重大贡献；胡耀邦逝世20周年，蒋经国诞辰100周年，同是纪念，在媒体和民间，两者为何有如此之大的分别？一个是秘密进行，《胡耀邦家人赴江西致祭》http://www.mingpaonews.com/20090414/cab1.htm，另一个高调举办，《李登輝宋楚瑜10年來首同場》http://www.mingpaonews.com/20090414/caa3.htm，究竟是为什么？纪念胡耀邦有错吗？

冯广宁

2009-4-14

拥护党，还是不公布财产好

梅德韦杰夫和普京公布财产状况啦！

梅德韦杰夫

1.收入

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赚得4139726卢布。

2.存款

9个私人银行账号中共存有2818780卢布。妻子斯韦特兰娜的存款为135144卢布。

3.房产

有4700平方米租赁性质的土地，和妻子共同拥有一套367.8平方米的私人住宅。妻子还有总面积32.5平方米的停车位。

4.汽车

斯韦特兰娜有一辆1999年出产的大众高尔轿车。

普京

1.收入

普京在2008年的收入为4622000卢布，此外还有100600卢布的退伍补助金。妻子柳德米拉在2008年没有收入。

2.存款

没有公布存款状况。名下有230份在1997年认购时价为230卢布的圣彼得堡银行股份。

3.房产

一套77平方米的私人住宅、1500平方米租赁性质的土地及一个车库。

4.汽车

有两辆GAZ汽车及一辆拖车。

注：1卢布约合0.205元人民币，0.029美元。

公布财产状况可是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不用这样做的。因为财产都属于国有，也就是全人民所有。既然都是我们的，你有，他有，大家都有；你明白，他明白，我们都明白，公不布公布还不是一样。况且，大人物说了，我们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这些错误做法和错误思想是要筑牢抵御的。我们绝不能受这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干扰，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为国民，要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公布财产，这是对党选择的官员不信任，也是不跟着党的路线方针走的表现。我党历来伟大，按最宽容的算法，你已经犯下了政治不正确的错误。但为了体现以人为本，我党会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饶你一回。还不赶快谢主隆恩。

公布财产，那不是忽悠人吗？千万别信。

某位官员说得好：“为什么老百姓不公布财产？”这句可是千真万确。

冯广宁

200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