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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到Z——Law（法律）

窃以为，中国有法律无法制，更无法治。尽管有很好的法律条文，执政者却没有很好地用它，落实它，使它成为百姓维权的“武器”，就像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写得都很好，数字总是振奋人心，政策总是无法落实，最终受益的依旧是当官的，受害的还是为民的。这是什么原因，我真不知道。文革期间，公检法受到的冲击比较严重。因为红卫兵们都不信法，只相信那个如今挂在天安门上的画像。那个画像同样不信法，只相信自己，还说：“民法、刑法那样的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都是法，开会也是法，治安条例也养成了习惯才能遵守。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若干回答上面问题的线索。

2006年，胡杰拍了《我虽死去》（Though I was dead）。这是一部让我看后既感动又感慨的纪录片。感动的是卞仲云有一位好丈夫，感慨的是人性的丧失竟来得这样轻易。看过这部纪录片，王品垚（卞仲云丈夫）说出“我不服啊”的一幕长久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心绪也久久不能平伏。我想，这句话是他对过去恶贯满盈的政府提出的严厉指控，也是对当下冷漠政府的强烈谴责。“法治其名，人治其实。官官相护，何患无词！”王品垚如是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种局面改变了吗？从1989年说起。

1989年4月21日，参加游行的学生在新华门前说过这样两个段子：其一，描述领导人关系：李鹏是拉车的，赵紫阳是驾车的，邓小平是坐车的；李鹏问赵紫阳怎么走，赵紫阳问邓小平怎么走，邓小平说‘跟着感觉走’。其二，毛泽东的干部两袖清风；华国锋的干部无影无踪；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从这两个带有嘲讽意味的段子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学生对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对掌权者的公器私用心有不满，对这个政权的失望之情。权力无法制衡，贪渎应运而生，当时的学生何等英明，一眼就看穿了权力的把戏与法律的苍白无力。再看下一例。

在《亚洲周刊》《戴晴八九年“六四”前后的活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四月十五日——虽得知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戴晴）仍按计划陪台湾《天下》老总殷允芃往见当时中共中央对台办主任汪锋，汪告殷“小平同志已经考虑把‘四个坚持’从宪法里拿出来，只放进党章”。从这一事例则可以看出法律对中国政府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任何事都由执政党的“大哥”说了算，法律算个屁。若从法理上说，修改宪法的权力在全国人大，它才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一个中央军委主席，根本没有权力将这个坚持那个坚持一会儿放到宪法，一会儿又放到党章上。如果仅凭“领导人”的喜恶，就可以随便修改宪法党章，那还不如把宪法和党章合二为一，这样不是更省事吗？法制，法治，何在？徒有虚名，只能沦为笑谈。我实在不想多年后在童谣中听到这样的歌词：江泽民的干部千万富翁，胡锦涛的干部亿万富翁……习近平说跟着钞票走……

赖昌星最近获得了加拿大的劳工证，这意味着短期内我们不大有机会看到他回到自己的祖国，接受法律的惩处。厦门远华走私案曾轰动一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向外界保证，若将赖昌星从加拿大引渡回来后，他不会被判处死刑。这事大家耳熟能详，也是人们将中国誉为无法之国的典型例子。这种未审先判的官僚思维，从封建专制时代延续至今，从皇帝身上过渡到今天官僚政客身上，5000年的文明竟也留下如此糟粕，哀哉，悲哉！

从官僚政客日常的言谈中，我们常会听到许多违反法理常识的语句。中国官员法律素养之低，从此可窥见一二。以这样的表现，却大言不惭地说中国是个法治国家，有谁会相信？司法不独立，哪来判决的公正？

虽然无法无天的实例多如牛毛，但不能抹杀的是，中国的法治环境正在缓慢地改善，变好。可令人悲哀的是，推动法治进步的不是当权者，而是整个社会的形势：市民观念的改变，维权活动的增加，法治意识的提高。对法律法规的修改，补充和废止，往往和专家学者无关，大多是仰赖人命伤亡，或其它突发事件。当付出沉重代价，引起社会极大反响时，官僚就会忽然修改，补充和废止那些早该修改，补充和废止的法律法规，然后惊呼要建立一个法制的社会，要尊重法律，落实法治。最后，官僚忽然变成了一个最遵纪守法的官僚，政府成了最崇尚法治的政府，好像孙志刚事件，瓮安事件，毒奶粉，矿难，躲猫猫，各地的征地纠纷……从没有发生过。

陈丹青在《荒废集》里讲到：“关于地震和救灾，漂亮的赞美词说过无数遍了：快速反应，全民救援，舆论暂时透明，下半旗，等等等等——代价是六七万人死。如果不地震，不死人呢？我审慎“感动”、审慎“乐观”：暂时有点像现代国家、现代公民的意思了。不过中国人常会以集体的名义，忽然显得异常正义、异常慷慨——前提是发生非常事件，这一次，是几分钟内报废六七万条人命。还要看。恢复常态后看——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不会的。”

说得多好。看看现在的四川，还没完全恢复常态，网民就揭穿了北川市政府的谎话。官商勾结，浪费公帑，公器私用……是不会有所改变的，也不会有人因此下台被抓。本质都变了，那还叫中国吗？非常事件时期，我们就异常正义，不非常了，该潜规则的继续潜规则，该不抓的豆腐渣一个也不抓，管学生家长是呼天抢地还是呼地抢天地请愿，政府不是充耳不闻，就是请你去“喝茶”。好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学生所希望的改革开放，治理整顿，建设发展，控制物价，改善生活，反对腐败现象，建设民主与法制，都将化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丧失殆尽，全民族振兴中华的宏伟愿望也难以实现。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四二六社论一语中的，一切都化为泡影了。官倒横流、强权高悬、官僚腐败、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这难道仅仅是学生之过？

冯广宁

2009-05-31

主人：“狗，咬他！”

狗：“不咬他已经是狗官了。”

主人：“狗官疯了，要一律捕杀你们，咬他一口治治他的疯病吧。”

狗：“操，我还想把他定点清除了。”

主人：“准奏。”

狗：“我怕弄脏了我的嘴。”

主人：“真聪明。”

冯广宁

2009-5-24

从A到Z——Killer（凶手）

43前年的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零5个月。这场涉及数以亿计人民的浩劫夺去了百万人的生命，亿万家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我总喜欢拿文革和南京大屠杀作比较。日本人杀了30多万中国人，可百万国人却葬身在自己同胞手上。屠杀和杀戮，有多大的差别？当我们咒骂日本右翼扭曲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当我们批评日本人对侵略别国没有作出深刻反思时，我们是否想过是在“五十步笑百步”？面对共和国60年的历史，我们有多少深刻的反思？

陆川的《南京！南京！》试图从日本人的视角描述那场灾难，想告诉人们“日本人也是人，不是魔鬼”，但整个故事的讲述却是失败的，甚至让人反感。一张张近乎麻木的面孔可以说是当时部分人真实的写照，但故事结局的笑脸却足够讽刺。虽然陆川本意可能不是这样，可那近乎天真无忧的笑容却给我一种难过与愤怒的感觉——难道我们中国人真是这样愚昧和善忘？难道日本人忽然的良心发现，就可以将过去的苦痛忘却得一干二净，赢来新生？难道苟且存活就是最大的幸福，可以将国难置之脑后？

我们没有忘记，只是有选择地记忆。缅怀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抛弃那些痛苦的过去，如文革和六四。

NHK曾拍摄一部纪录片，《文化大革命-四十年后的证言》。摄影记者李振盛在文革期间拍了许多照片。在文革结束40年的时候，他寻找并拜访了部分出现在照片里的人，希望听听他们的文革故事。从影片中看到，当事人对文革大多抱持不想谈的态度，或者给自己的狂热寻找诸多理由，如，当年还小，不懂事，已经忘记了。我不是想要责怪那些避谈和闭谈文革的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和狂热的社会环境里，有些人迫于种种压力，有些人头脑发热，犯下了种种在今天看来是非常愚蠢和可怕的错误，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玛赞.莎塔碧在《我在伊朗长大》的序言中写到：人可以原谅，但决不该忘记。不忘记，不是想要我们时常勾起自己的苦痛，让伤痕划过愈合的记忆，而是要让我们更好地活着。如果以种种理由为自己辩护，掩盖自己的历史，通过忘记来治疗自己，弥补过失，这样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只有敞开心扉，好好回想过去，坦诚地面对自己，心结才可能解开，泪水才流得有意义。反思甚至说出自己的故事（真相）或许是治疗伤痛的良药。

遇罗文在《大兴屠杀调查》的结束语里写到：“事情虽然过去三十多年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曾经发生在身边的丑闻，总是难以克制愤恨、悲凉的心情。所以愤恨，是因为凶手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他们给全体民族带来耻辱；而且，至今他们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所以悲凉，是因为人的生命竟会这样轻易地被剥夺，谁能保证，下一个不会是自己？而且，至今没有一个当年的凶手出来道歉或者忏悔。

我们的善忘，除了恐惧面对自己丑陋的一面，还因为害怕罪责，害怕牢狱之苦。当年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被口号声夺走，无数青年就死在“文攻武卫”的旗帜下，有的施暴者一同葬身，有的依旧逍遥。40多年的时光走过，法律已经不能惩处施暴者当年的罪责，可为什么还是没有人站出来，向那些无辜的受难者道歉？我想，这是每一个当年行使过暴力的人都应该做的。你绝对可以鄙视冯亦代当年的告密行为，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出版《悔余日录》的勇气。直面自己的过去，这是一个有忏悔意识之人的表现。

与那些处在“集体无意识”中的人相比，领导这些政治运动的罪魁祸首更该承受批评的唾沫。除了给受难者名誉的平反，你们有过哪怕一次真诚的道歉，一次深刻的反省吗？掩盖和回避可以挽回逝者的生命，生者的青春吗？

中国确实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这却不代表多难可以兴邦，谁能告诉我哪个国家是由于灾难才兴盛起来的？如果此理可通，那我们大可以要求八国联军再次侵华，再来个南京大屠杀，再来个六四镇压，再来个四川大地震。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一定会兴旺发达了。

共和国60年的历史里，灾难的身影时时显现。这里有多少是天灾，有多少是人祸？历次政治运动后，留下最多的是一些总也查不清的死亡人数和长长的平反名单。有些赤裸裸的人祸最后成了天灾，元凶竟是上天恶毒的诅咒，“三年大饥荒”被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就是最好的明证。执政者的盲目和对人民的恐惧使他们不敢正视自己一手缔造的历史，对责任的推卸又使他们成为掩盖真相的凶手，罪人和制造谎言的无耻之徒。

四川地震过去一整年，除了告诉你不能让人信服的学生死亡数字，死难学生的名单至今也未见公布。没有名单，政府部门就可以继续美化没有豆腐渣的谎言，就可以阻止市民对真相的调查，就可以继续维护他们的“和谐社会”。面对这样埋没良知的政府，我真不知还能乞求它做些什么？是不是我该忘记所有的事，只记住政府拼命宣传的，自我歌颂的伟大功绩就可以了？是不是可以抛弃大是大非，违背自己的良心，去迎合一张张政府豢养的丑陋的嘴脸？

追求真理，寻找真相，不是要占领任何的道德高地，而是维护起码的道德底线。人民不会忘记共和国史上的血与泪，成功和失败，更不会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和公义与良知的守护。改革开放的功，人民会记住它带来的绽放。六四的血，人民会记住它带来的伤口。卢子健：“人民不会忘记‘六四’，是因为‘六四’曾经焕发我们心里的良知。”

坚守六四，就是坚守真相，良知和公义。20年前的六四被定性为暴乱，可根据何在？赵紫阳在他的《改革之路》（ Prisoner of State）里给予了最好的反驳：情况现在应当是非常清楚了，应该说以下三个问题可以回答了：第一，当时说学潮是一场有领导、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现在可以问一下，究竟是什么人在领导？如何计划，如何预谋的？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这一点？还说党内有黑手，黑手是谁呀？第二，说这场动乱的目的是要颠覆共和国，推翻共产党，这方面又有什么材料？我当时就说过，多数人是要我们改正错误，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制度。这么多年过去了，审讯中得到什么材料？究竟是我说得对还是他们说得对？许多外出的民运分子都说，他们在“六四”前，还是希望党往好处改变。“六四”以后，党使他们完全绝望，使他们和党处在对立的方面。在学潮期间，学生提出过很多口号、要求，但就是没有提物价问题，而当时物价问题是社会上很大的热点，是很容易引起共鸣的。学生们要和共产党作对，这么敏感的问题他们为什么不利用呢？提这样的问题不是更能动员群众吗？

不管共产党内的权力斗争有多么剧烈，20年来，当局都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前段时间是这样回应有关六四的问题的：“关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中国发生的那场风波和所有有关问题，我们党和政府早已有了明确的结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事实证明，我们所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心声。”借用香港立法会议员吴霭仪的话回应马朝旭：“经济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认杀人？”

无论你生时多么伟大

面对时间

身后的你依旧渺小

忘记

消失的永远不是真相

冯广宁

2009-5-22

从A到Z——Justice（公道）

如果我问你吃了饭没有，你回答我现在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如果我问你口渴否，你告诉我国家花了大力气治理水污染；如果我问你身体好吗，你回答我国家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如果我问你看了《不能说的真相》没有，你说国家代表了一般市民的意见。当你做出类似上面不合逻辑，不与问题沾边的回答，你是否认为我会愤怒，是否会认为这些答案非常荒谬？如果我问的是关于你个人的问题，你却用一个宏大如国家的发展来回应我的提问，最后还代表我做出一个无论是看似还是实质都是荒谬的回答，我想我一定会非常恼怒。

在昨日香港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大会上，特首曾荫权以“我是代表一般香港人”的说法，非常勇敢地挑战了泛民主派议员的忍耐力。这也是他继07年发表文革是极端民主的荒谬言论后的又一“杰作”。我不是香港人，本不该插嘴于此，但作为中国公民，特首又是我们国家的政务官，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往往涉及公众利益，百姓民生，所以，对于特首昨日的六四言论，我觉得实在有说两句之必要。先看下面一段曾荫权和议员的答问对话：

吴霭仪问：“在今天的社会里，市民对政府的信心很重要，而负责人是否有良知，讲不讲原则非常重要。今年是六四20周年纪念。20年前，你是个普通的政务官，你尚且为六四民运而动容，今天你能否清清楚楚告诉市民，你是支持平反六四？”

曾荫权答：“香港人对六四的感受和看法，我是明白的，但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期间，国家在各方面的发展都得到骄人的成就，也为香港带来了经济的繁荣。我相信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会做出客观的评价。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吴霭仪问：“主席，我问的是特首个人的良知与原则，我现在追问，是否特首的意思是说经济搞得好，就可以不承认杀人呢？香港特别行政区为了分享利益是否就应该埋没良心呢？”

曾荫权答：“我想说的是，时间过去了。香港人对于国家各方面的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其他方面的发展都得到骄人的成就，而依带的香港不仅是经济的繁荣，而且社会稳定。我很希望在这方面大家可以信赖香港人会作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观众席：“她问你有没有良知啊，曾荫权！”

……

吴霭仪说：“我问的是他个人的良知，他答的是国家的发展，风马牛不相及。”

曾荫权答：“我再说多一次，我的意见，就代表香港人整体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也会影响我的意见。刚才我说的就是我感受到香港人对这件事的看法，这个也是我现在的看法。”

梁国雄质问：“我觉得特首说的那些东西是强奸民意。你怎么能代表我呢？”

李卓人质问：“我要求特首澄清。他怎么能代表我？他怎么可以说代表香港人？我完全反感。我希望特首澄清。我要求特首收回。”

张文光质问：“为什么他认为他对六四的看法是代表香港人，而且是所有香港人的意见呢？”

曾荫权：“我所说的，我是代表一般香港人，而我当然不能代表全体香港人。”

观众席：鼓噪……

曾荫权：“我可以再说多一次，香港人对六四的感受和看法，我说我是明白的。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很多年，期间国家的在各方面的发展得到骄人的成就，也为香港人带来经济的繁荣和其他的发展，我很相信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会作出客观的评价，这是我对这事现在的判断。我也同意这个判断。”

梁国雄：“良知可以出卖的吗？你不可以代表我！”

……

观众席：“曾荫权，可耻！”

曾荫权的“代表论”后，泛民23位议员集体离席抗议。泛民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要求曾荫权道歉，收回此番言论，并斥责“曾荫权，你不代表我”。

从上面曾荫权回应六四的言语中，我推测其背后的想法是，一.因为六四镇压，所以国家有今天的繁荣成就；二.事情过去久矣，人们要向前看，忘记六四；三.国家发展才是最重要的，六四只会阻碍国家的发展，危害社会的稳定；四.香港我最大，“阿爷”不喜欢说的东西，我就不说，也不让别人说。以自己的意志，代表全体市民的意愿。

其实，这样的想法已经见怪不怪，是老生常谈了。20年来，为六四辩护的人说来道去的都是这些陈腔滥调的话语，毫无新意。一些历史假设，一些遗忘论，甚至现在的代表论，都是很容易就可以反驳的。

因为六四镇压，国家现在繁荣发达。按此逻辑，我同样可以假设，六四如果不镇压，国家可能比现在更发达。实际上，六四镇压并不与现在的繁荣有必然联系。

时间过去了很多年，国家取得骄人成就，应该忘记六四了。如果这样，我们也不用学习什么历史了。只要国家繁荣了，一切往事都忘记了吧，什么南京大屠杀，什么八国联军，什么慰安妇，都一边去吧。可以这样吗？显然不能！

高官代表了整体或一般人的看法和感受。国人活在一个被代表的社会已有60年。一直以来，市民只有被别人代表却没有选择代表自己的代表的权利。既然我没有选择我的代表，这些代表又怎能代表我？以香港特首选举为例：曾荫权是由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投票选出来的，可选举委员会的成员却不是市民投票选举出来的。所以，曾荫权充其量也只是代表了选举委员会的800人的看法。800人的意志代表了一般香港人，这岂不是笑话。况且，曾在08年当选时，他所得票数是649，而不是800。

再说说曾荫权回答的内容要点。议员吴霭仪询问的是：“今天你能否清清楚楚告诉市民，你是支持平反六四？”可曾特首却以“我相信香港人对国家的发展会做出客观的评价”作为答案。议员问题的侧重点是他个人，而特首却以“国家”和“香港人”为主语，告诉市民他时刻代表人民，代表国家。问题的核心是平反六四否，而特首的回答是市民会对国家的发展做出客观评价。像这种问题与答案毫无交集的回应（这种情况通常会出现在林瑞麟身上），在中国大陆的官场上不是什么怪事，可在香港出现，不免让人沮丧。

从电视画面可以看到，曾荫权的应变能力和回答水平确实有限。这不知是事前准备不足，还是不想继续说违背自己良心的话所致。如果这种低级失误继续出现，曹二宝先生所说的第二支管治队伍很快就会明目张胆地取代第一支管治队伍了。与前几次拖沓处理意外情况相比，这次曾在吃了几堑后，终于长了一智——比较及时的道歉。

可道歉不代表问题已经解决。“我是非一般香港人”，“你不能代表我”等“潮语”已经铺天盖地出现在网络上，质疑声批评声更是不绝于耳。刚刚上涨的民意支持率，经此一役，恐怕又会“插水”不少。

六四话题在陈一谔和曾荫权的言论下继续发酵，越来越多本来对六四没有兴趣的人现在也关注起了六四，这或许是他们和当局都没想到的。越想掩盖就越多人谈论，这真是十分吊诡，不知其他国家有否此情况？想必也是有的。

米兰·昆德拉曾说：“苏联集权势力的统治方式，就是使你遗忘过去；改写历史，何尝不也是一种遗忘过去的方式？”遗忘过去，就会失去一颗判断是非的心，就没有了事物公道的判断。六四问题，伟大祖国就是想让你遗忘，你说这是个什么国家？极权？集权？还是鸡圈？

梁国雄说得好：“良知可以出卖的吗？”

冯广宁

2009-5-15

从A到Z——I（我）

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而真理在心中/创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沉默多久

如果热泪/可以洗尽尘埃/如果热血/可以换来自由/让明天能记得/今天的怒吼/让世界都看到 历史的伤口

哦……哦……哦……永远都记得/历史的伤口/哦……哦……哦……永远都记得/历史的伤口……

——《历史的伤口》

每当听到这首由一百多位歌手演唱、声援89学生运动的歌曲——《历史的伤口》，内心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六四民运时，我出生还不满一年，没有经历过那场轰轰烈烈的爱国民主运动，没有身临北京城，感受当时学生的激动与心碎。

美好的童年里没有丝毫关于六四民运的记忆，即使走进了知识的殿堂，老师对这事也是绝口不提的。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六四民运”这样一件举国哀痛的事，直到有一天，我知道了事情的本末。

那是何时，在何地，我已经忘记；是谁告诉我的，我也已经遗忘，但我仍旧记得那时激愤的心情，那种震撼人心的感觉。无需讳言，直到现在，这种内心震颤与悲愤的感觉仍萦绕于我心。

一位香港的中学生曾这样评价六四：“先不要评论学生的做法是否太激烈或冲动，我非常愤怒，对于政府处理些事件的手法，他们居然开枪镇压一群无还手之力旳学生，难道不可运用橡胶子弹或烟雾等的武器吗？中国政府实在是太惨忍了。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对这群爱国的学生表达出最高的敬意。”

这位中学生的话很好地说出了我内心的感受。我想，学生纵有千般不是，你也不应该使用这样的武力去对付他们。他们当时还是刚刚20出头的学生，有着一颗热忱的心，有着远大的理想，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气，有着改变国家，做一番事业的决心。其实，哪个读着书的学生不是这样呢？为了让国家变得更好，他们就上街了，走上了历史的前台。难道你还能要求这群关心国家未来，关注民生，这样单纯的学生，像政治家那样经过深谋远虑才做出选择和行动吗？学生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就会全心全意去做。他们的目的是这样明确，心是这样真诚、纯粹，政府又怎能说他们是别有用心，试图推翻那个高高在上的政党？

2007年，香港电台的“城市论坛”节目有个题为“国民身份认同与‘六四’定论”的讨论。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在回应全国政协委员张家敏时曾说：“学生是否值得反省和批判呢？当然是值得，当然是需要的。他们在10多年来写了不少文章，去自我反省。他们是犯错，不过政府是犯罪；政府不是犯错，是犯了杀人的罪。”的确，无论你怎样看待六四，你都不能否认政府应该受到谴责；学生的诉求是合理，正确的；学生犯了错，政府也难逃罪责。

当时的学生要求反贪污，绝官倒，现在的政府也在说反贪污腐败。可成效如何，大家也有目共睹。在绝对权力的体制下，只能导致绝对的腐败，越反腐就越腐败。没有一个民主的制度，很多问题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难道真的以为“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

我在签署《零八宪章》的时候说过：我没有别人“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我只求“独善其身”，可以更好地生活，在一个拥有真正言论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法治的国家。如果可以，我希望这个国家是中国！为什么要有一个民主自由，法治宪政的制度？原因很简单，限制政府的无限权力。众所周知，在中国，人大的权力比不上政府的权力，司法又常常受制于政府，被政府牵着鼻子走，因而它也是不独立的。既然人大和司法都不能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我们只能依靠制度的建立。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如贪腐，侵权，潜规则，往往是因为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如要再往上追溯原因，那就是制度的不善或制度的缺失所致。在我有限的思考能力范围内，我真的想不到有一样东西会比一个好的制度更能限制政府的权力。据我的理解，一个好的制度，一定是一个市民可以自由说话，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司法独立，政府依法行政，尊重法律的制度。不管黑猫白猫，可以限制政府权力就是好猫。好的制度不分东方西方，它应该是普世的。一个好的制度，是市民有好生活的前提，也是关键。我们的政府这样“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我想，是不会拒绝建立一个有真民主，自由和法治的好制度的，即使损害了它的既得利益。

历史的伤口需要我们用诚恳的道歉和深入的反思抚平，而不是用时间的黄土将它掩埋在地底。另一位香港中学生说：“我曾在大陆读书、生活后移民到香港。在中国大陆，我对六四事件根本一点都不认识，因为老师不会提及有此事，后来移民到香港才知道六四是一件什么事情，当中发生过什么事情。相信现在国内的人民，学生对六四都不认识，若知道也只知道那六四事件中的学生只是滋事份子，所以我觉得大陆政府到此刻都是不会承认此事是政府的错，我有感是焚书坑儒。”有意让时间冲淡历史，以为这样做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大胆地说，当下政府就是这样想的。可历史告诉后人，这不仅不能得逞，反而会收到反效果，因为有些人事会永久屹立在人们的记忆中。

毛泽东说过：“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我不会去评价这句话的真确性，也不希望用实践来检验它，但我会思考其延伸的内涵。

如果你问我谁是六四的胜利者。我会告诉你，六四只有失败者，输的是中国。

我不懂什么高深的理论，也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我只写我想说的。我不认为我写的说的都是正确的，但我坚信我所做的是我应该的做的，是值得的。因为，我想做一个漂亮的中国人。

永远都记得，历史的伤口……

冯广宁

2009-05-14

从A到Z——Home（家）

英国文豪简·奥斯丁曾说：“没有什么比贫穷更能折磨人的精神了。”其实，更能折磨人的精神的何止贫穷，有家归不得就是其中一例。

据香港支联会估计，1989年六四事件后，因为参与六四而流亡海外的包括知识分子，学生，工人，平民百姓以及政府官员在内的民运人士约有500人。20年过去了，他们仍旧不能归国，这不能不说是件让人难过的事。作为一个关心六四的人，我很想知道当年那些流亡海外的人，现在怎样了，他们的生活还好吗，是否想要回到自己的祖国？现在，我终于有机会了解到一些人的情况了。

近来，香港朱耀明牧师等人发起“我要回家运动”，目的是为那些参加民运的流亡人士争取回家的权利。他们最近走访了欧美等地，将43名流亡人士的访问或自述结集成书——《回家》，希望以此唤起社会对六四及民运人士的关注。43人的心声如果能够唤醒现在的执政者当然很好，可现实总是残酷的。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一篇篇催人泪下的文章，可以感动我们，可以触动人心，但2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这些诚挚的声音对统治者来说都是无用的。20年来，控诉，施压，批判，抗议，请愿，对话……人们都做过了，难道还要国家的人民再次向统治者下跪，乞求宽恕？难道还要在异乡流亡多年的国人再次绝食，乞求统治者敞开回家的大门？王丹感叹道：“流亡已久不能回国，令人气愤。连杀害过无数中共人士的国民党主席，都能回去大陆探视。中共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仇恨，以至于至今20年还不允许我们回国？！”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很多：稳定压倒一切；如果让这些人回国，岂不等于平反了六四；如果这些人回国，社会多了一批异见分子，共产政权危矣……但以错误为正确，以暴力对民意，以仇恨对真诚，以掩盖对爱国，以谎言对真相，难道就解决了问题，抑或这些就是“以人为本”的表现，“和谐社会”的特质？

“我要回家运动”是明知不可达目的而为之。一封封公开信人们写过了，一次次游行示威人们也做过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这次的运动也不会例外。但无功不代表没有意义，不能改变现实不代表不行动。在一个对六四记忆缺失的年代，如果可以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知道六四，类似的运动就值得去做，而这也是人们在现阶段唯一可以做的。在中国大陆，我们没有举行类似活动的土壤和空间，你不能上街游行，示威抗议，这些都不实际，很可能“牺牲”了自由却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可以拿起手中的笔，写下你的六四感言，贴在博客论坛上，供人阅读；可以向自己的朋友，同学说说当年的六四，揭露当局掩盖的真相。这些，我想，才是最实际，最有效的做法。正如当年的“新五四宣言”里说的：“‘民主与科学’并不能一蹴而就，焦躁与失望都无济于事。”唯有从小做起，能够在夹缝中生存，六四才有平反的希望，民主事业才有发展的前途。六四学生的“绝食宣言”也告诉我们：“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只要不放弃，我相信，自由的空间会越来越大，参与民主事业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因为没有多少人喜欢活在一个不自由不民主的社会，也没有多少人喜欢活在一个“1984式”的“古拉格群岛”上。

我是一个青年，并且热爱自己的国家。我希望她变得更好，可以看到市民不会因为吃了食物而中毒，农民的土地不会被非法占有，政府官员的腐败不会成风，市民不会因为说话而入狱，网络不再被封锁，媒体不再只有一种声音，市民可以一人一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和人民代表。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它们一个个成真，出现在这片拥有悠久文明的土地上。

《五四宣言》是这样的：

新青年 心系家国

献青春 服务人民

知荣辱 遵纪守法

树新风 扬荣弃耻

共奋进 团结互助

爱祖国 努力向上

构和谐 民族共融

如果我这些卑微的梦想成真，《五四宣言》里的精神也终将实现。

请执政者迈出和解的第一步，让流亡的人回家吧。因为这个家不仅只属于你，她属于我们所有人。我们都爱这个家。

更多“我要回家运动”讯息：

http://www.alliance.org.hk/64/6420/?page_id=382

http://www.alliance.org.hk/64/6420/?page_id=411

http://www.alliance.org.hk/64/6420/?page_id=98

冯广宁

2009-5-10

从A到Z——Google

在讯息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搜索引擎的出现大大缩短了人们查找相关信息所需的时间，给世界网民带来了巨大的便捷，也改变了世界。可马克思告诉我们，新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所以，伟大祖国当然也要让搜索引擎曲折发展一下，以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整个网络常常受到“墙”的阻挠或许也是这个原因。

以Google（中国）和百度为例，当在这两个最受中国网民欢迎的搜索引擎输入一些敏感的关键词时，你常会发现搜索到的信息与你想知道的“严重”不符。我十分相信，一些网民很可能由于这些信息的误导，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信息的煽动下，成为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了证明此观点，唯一的办法不是靠武力镇压，而是用证据示人。

在百度输入“六四事件”，搜索到的第一条信息是“决不能让‘六四球迷事件重演’ 新乡赛区四条对策保安全_新闻中心”，内容与我们熟知，想知的89六四事件完全无关。第二条信息是“解析中欧关系蜜月期后发展-搜狐新闻”，内容终于和89六四事件扯上些许关系，里面提到了“1989年‘六四事件’后，法国冻结了中法所有层次和所有形式的关系，带头对中国实施经济和政治制裁”。第三条信息是“嘉宾访谈”，是从不胡说八道的《人民日报》的网站的一次与网友交流，内容真的与89六四事件有关，相关文字是，“但是，六四事件大大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制度的看法”。在第一页的十条信息里，有六条是说西方国家在89六四事件后这样那样制裁中国的，俨然给人一种很无辜的感觉。

同样在百度，当输入“四二六社论”时，弹出的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信息是“詹澈：站在队列前沿的诗人”，内容自然与人们熟知的那篇臭名昭著的社论无关。在输入“赵紫阳”时，第一页十条信息中，除了在他生平简介中提到“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指出他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对动乱的形成和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外，我就没有找到任何有关他与六四事件的细枝末节。这让我觉得当局想要说明赵紫阳与六四或和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当输入“刘晓波”时，全国各地的晓波兄都出现了，就是没有《零八宪章》起草者之一的刘晓波。这不能不说是件奇怪的事。当输入“零八宪章”时，什么《联合国宪章》，《葡萄牙组织宪章》都争先恐后地跑了出来，唯一与《零八宪章》有关的信息却消失在了人民网的和谐网站里。

换一个搜索引擎Google（中国）输入上面的关键词，“零八宪章”在首页的十条信息中，只有两条提到了真正的《零八宪章》，其余的都文不对字。当输入“刘晓波”三个大字，我在首页信息里只发现了“台湾与‘民运’的合作内幕”里出现了现在仍被关押的“动乱分子”。输入“赵紫阳”得到的他与六四学潮的信息明显比百度多，网页也可以打开。这真是一个奇迹。当输入“四二六社论”时，首页十条信息竟然没有一条与六四学运有关。这也是一个奇迹。当输入最敏感的“六四事件”时，我惊奇地发现，首页的所有信息都与89年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有关。这真是神迹。可逐一按下链接，却悲伤地发现没有一个网页可以侥幸打开。

从这个简单的比较看出，Google（中国）虽然也有过滤不合当局胃口的信息，但比起百度，还是稍有人性的。

从这个简单的对比还可以看出，当局有意淡化六四事件及其相关的人与事，还有意误导市民大众，使不明真相的网民误以为六四事件是西方帝国主义对伟大祖国实行的一场不轨图谋，让人误以为中国政府是这场事件的受害者，而非施暴者。在大多数网民还没有使用翻墙软件的情况下，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有选择的给予信息的做法是很有可能达到愚弄网民的目的的。所以，我建议所有人都使用翻墙软件，所有人在搜索敏感信息时都使用Google（香港），Google（台湾），Google（英国）……唯有两者一起用，你才能看到真正相关的信息。

当我在Google（香港、台湾）输入“六四事件”、“四二六社论”、“赵紫阳”、“刘晓波”、“零八宪章”等敏感字词时，弹出的信息不仅与关键词而且和我想知道的都十分匹配。我想，这应该是搜索引擎没有受到黑手的压力，过滤掉信息的缘故吧。

像输入同一字词搜索到完全不同的结果，打不开网页这样的意外情况的频频出现，网民是不能也不应该责怪伟大祖国的政府的。因为政府从来都是害怕网络的，所以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像《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这样的不知是什么东西的东西。这就是典型的政府害怕了的表现。一个这样害怕的政府，我们是不该责怪的。

为了防止被“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和“鼓动公众恶意评论他人、公开发布他人隐私或者通过暗示、影射等方式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杭州的网民只好乖乖地遵守“网络实名制”的要求了。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在杭州“实名”只不过是给全国“实名”提前吹吹风，看看各方各面的反应。如果反对的声音没有打击“周老虎”时大，假以时日，当局就会宣布杭州作为网络实名制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在党和政府的关切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现了大丰收，这一政策是可以也很应该推行到全国各地的。于是，一场不比50年前规模小的大跃进运动就会在神州大地出现。最终结果当然是赶了英超了美，而且不用15年的时间。还有，这《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分明是借罚网络运营商的款，行封杀网民自由表达意见之图。加大对网络运营商的控制以达到控制言论的目的，此借刀杀人不露己相的做法真是高明。

以后上网实在需要小心。遥想当年的师涛案，政府的好朋友Yahoo就出了不少力气。在世界不能没有中国，经济危机不知何时见底的时候，各大互联网公司更要看着中国政府的脸色行事，如有违逆者，下场比斩立决还悲惨，那就是失去这个超级大市场，也就是说失去了花花的白银。所以，中国的网民着实要时刻准备着“被提供”你的上网记录。

冯广宁

200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