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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A到Z——University（大学）

教育改革的话题“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让人听得耳朵都起了茧。近来是否应该文理分科的问题又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各行各业的人都说得不亦乐乎。作为在校学生的我，想必最有发言权。中国教育的问题并不在文理分科，而在体制缺陷。这一点除了教育部的官僚可能会否定外，我想，99.9%的学生都会赞成。

教育问题牵涉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关系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好的教育政策有助于提升国家的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相反，则可能把国家引向鸦片战争时饱受列强侵侮的窘境。这都是常识，无需赘述。中国教育的问题太多，其一是，学生的知识面太窄；其二是，学生对读书的目的存在理解上的误差。

虽然中学有政史地，理化生，语文数学外语等科目，但限于学生的学业压力，这些科目的知识延伸面不广，而且大多数学生死记硬背的知识都只是考试可能会出现的（文科学生尤其严重），至于其他超出考试范围的知识，学生基本上是不会去了解的。如此，在不经意中，学生视野的扩阔就受到了影响。不信？你就试问身边的中学生甚至大学生，看有多少人可以说出“四人帮”究竟是哪四个。我认为，学生不知道，这不是学生的错，而是整个教育政策出了问题，让“应试教育”做了教育的太上皇。

现在学生读书的目的是什么？小学生会说：读书，目的是考上重点初中，三年后才能考上重点高中，三年后再考上重点大学，以后可以找份好工作。初中生会说：读书的目的是考上重点高中，然后考上重点大学，以后好找工作。高中生会说：读书当然是为了考上好的大学，以后找工作容易点。大学生会说：读书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以后找到一份好工作。无可否认，找好的工作确实非常重要，但教育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找工作，而是为了提高人的自身修养和能力，使其更好地在社会上生活。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我们将教育的目的单一化、狭隘化了。找工作只是受教育的“引申目的”，而不是“原有目的”。

学生的知识面太窄和对读书的目的存在理解上的误差，往往会造成学生不能全面地看问题，影响其思维能力的提高。现在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的价值判断的能力，甚至缺乏基本的常识。学生每天都在耳濡目染那些政治正确的东西，久而久之，就会麻木，渐渐失去思考问题的兴趣，因为答案总是现成的、唯一的。学生又很乖很聪明。他们听见什么就容易相信什么，人云什么亦云什么，该知道的都不知道，不该知道的绝不知道。至于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很少学生会提出不同的意见，毋论与老师辩驳。因为听话不会挨批评，听话总是好的。

大部分大学生很少阅读报纸，不关注新闻时事，偶尔在官方宣传下关心关心基层市民的疾苦和社会的不公。他们惯常关注名牌服饰，一般关心找男女朋友，最关心怎样谋一饭碗，赚大钱。大学生都知道四川地震，但知道地震灾民请愿时受到打压的寥寥无几；有些大学生可能知道瓮安事件，躲猫猫事件，但大多数大学生是不知道，也不会关注的。“五四”时的激情、北大三角地的海报、“六四”期间的热血，我们恐怕再也看不到了。在消费主义时代，我们沦为了金钱的奴隶，丧失了学生应有的“左倾”热情，与“犬儒”成了好朋友。

很多大学生认为社会上的事、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与自己无关，自己过得好才是重要的。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幸不是由于别人的不努力，不走运造成，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存在不合理的制度；他们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学生，一个公民有必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对社会有相应的责任；他们甚至不知道在一个不民主，不自由的社会，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有一天也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刘少奇、彭德怀、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他们曾经高高在上，但最后的下场却是这样悲惨。像这样的例子在新中国难道还看得少吗？英国诗人约翰·多恩写到：“任何人的死都使我蒙受损失/因为我是人类之一员/切莫询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我而鸣。”生活不仅要有物质的享受，还有要精神上的关怀——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与怜悯。可惜，这种关怀在伟大祖国的校园严重缺失着。除了格物致知，我们还要学会做一个有社会关怀的人。

窃以为，中国教育的改革，不能由下而上，只能由上而下进行。因为大学一旦做出改革，中学小学教育自然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大学改革的幅度越大，对应试教育和教育体制的冲击就越大。因此，大学能否拥有自主权就很关键了。如果大学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对应试教育而言，这无疑是一场灾难；对国家和学生而言，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如果大学拥有自主权，它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招收自己需要的学生，让一些很有能力和才华，但不适应应试教育的学生进入大学。这样不仅可以使大学办出特色，使教育模式多元化，而且有利于发掘学生的潜能，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如果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做很多的事，那就从还大学自主权开始、从解放学生思想开始、从还大学应有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开始。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的日子，5月4日也是中国的青年节。“五四”在近现代中国史上涵括了思想启蒙、理想主义、民主、自由、科学等数不清的梦想词汇。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和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它是一代中国青年为国家主权、社会进步无私付出的见证；它是后人继承爱民主爱自由精神的象征，犹如“六四”代表了上个世纪80年代那场为民主为自由的学生运动。1919，我们有“五四运动”；1989，我们有“六四运动”。两场性质相同、目的相似的、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最后却有两种完全相反的结论，“五四运动”被现在的政府视为爱国运动，“六四运动”则是所谓的“反革命暴乱”。但历史是公正的，时间会对那些说谎者宣判。当那些草莽英雄为了夺权，不惜在自己创办的报刊杂志上鼓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来蛊惑人心，在夺得权力后却一再违背自己的诺言时，当人们重复言说当年那些草莽英雄鼓吹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却遭到草莽英雄打压迫害监禁时；当草莽英雄说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就是爱国，学生呼吁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宪政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时，谁是说谎者也就不证自明了，谁是无耻之徒也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你相信这个社会尚存公义，千万不要忘记对真相的渴求；如果你希望国家变得更好，一定要坚持说真话；如果不想悲剧发生在你的身上，千万不要忘记那些为我们付出过汗水，泪水，鲜血，生命的爱国学生市民。如果你爱他们——所有参加过“六四”的学生市民，请你记住“六四”，告诉后人真相究竟是什么。

冯广宁

2009-06-29

从A到Z——Truth（真相）

2008年，我们有“周老虎”的讽刺；2009年，我们有“躲猫猫”的戏谑。期间，我们还有像“俯卧硬撑”和“谁死鹿手”这样的新新词汇陪伴。“周老虎”事件在网民的同心协力下，最终以山西省林业厅输得屁滚尿流结束；“躲猫猫”事件的真相和相关责任人则是在网民的一片喧嚣中揭露和得到法纪惩处的。无论是“周老虎”、“躲猫猫”，还是“俯卧硬撑”、“谁死鹿手”，也不论政府部门最终公布的真相是否和最初的说法相同，上述事件都无法避开一个词：质疑。而且是网民的疯狂质疑。

互联网是中国唯一一个相对开放的言论区域。它在监督政府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影响力也日渐增强。但这不是说明只有在网络上市民才享有监督和质疑的权力。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主流媒体受到了当局的控制。所以，民间的质疑声被掩盖了。而网络是不以任何政党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有机会看到网民的声讨和愤怒。

质疑声的增多，一方面是因为市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则凸显政府公信力和公检法权威性的逐渐丧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日渐丧失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信息长期不能自由传播，社会潜规则横行，政府部门出现大量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和官商勾结等丑陋现象造成的。归根到底，就是官僚思想的根深蒂固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不前造成了今日的困局。被中共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当经济发展受到这种僵固的政治体制束缚，社会矛盾势将加深，官民冲突势必加剧，民怨定当积累。如果我们的政府仍旧一意孤行，罔顾民意，拒绝政治体制改革，那中国的发展前景将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重蹈89年的覆辙。

如果当局同意改革，认为改革是个渐进的过程，要慢慢来，那么请从还市民真相这件小事做起。对真理和真相的渴求是人类千百年来从未放弃的梦想，正是这种追求真理和真相的热忱，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如果“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那获知真相亦应当是人们享有的基本的公民权利。

在这个被政府代表着的社会，许多理应公布的资料被密封着，许多秘密仍不能向屁民一一道出，顶多允许民间的专家学者和普罗大众发挥各自丰富的想象，猜测着像1959-1961年的大饥荒究竟非正常死亡了2000万，3000万，还是4000万人这样的共和国历史上的秘密。如果政府真心寻求变革，以市民的福祉为先，那就请打开自由言论的大门，允许市民在媒体上公开讨论这些秘密。如果可能，政府应及时解密档案，交代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个人认为，这是解决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和重新树立形象的既简单又有效的做法；这一定会比那些形象工程和响亮的口号更有实质的效用和意义。若行之，请从公布六四资料始。

六四镇压究竟死了多少人？有人说几百，有人说几千，有人说几万。我觉得，官方应该立即公布相关资料，以正视听，避免其他不实的谣言继续肆虐于民间。如果官方以资料一旦公布，市民知道真相后，势必会天下大乱作为拒绝公布资料的理由。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想告诉当权者，这是典型的以官僚之心度市民之腹的想法，是其官僚屁股决定其僵固脑袋的表现。在《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反右运动错划了数十万“右派”，胡耀邦同志当政时，将“右派”全平反了，几十万“右派”并没有闹，国家也没有乱。“人民公社”、“大跃进”，使成千万老百姓非正常死亡，彭德怀同志向毛主席进言惨遭迫害，现在全党全国都已肯定这是毛主席所犯的严重错误，但老百姓并没有因此而要闹，仍是拥护共产党的。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国家拖到崩溃的边缘，成亿的人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苦难，小平同志将“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拥护共产党了，更拥护能大胆彻底纠正毛主席错误的小平同志。“四五”天安门事件也是我党主动纠正错误，给予平反的，也没引起任何混乱。

历史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告诉市民真相，非但不会引起动乱，反而会赢得民心。再举一个例子：2008年西藏的骚乱和四川的地震。西藏骚乱后，当局禁止媒体前往西藏采访，得到的回应就是西方媒体大肆歪曲的报道，如果不是《经济学人》记者麦杰思（James Miles）公正地讲述自己目睹的情况，西藏骚乱又将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政府暴力镇压西藏人民的罪证。四川地震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允许新闻记者前往灾区采访，得到的回应是，世界各国媒体公正地报道灾区的真实情况，政府赢得媒体和市民的赞扬。两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允许媒体自由采访和报道，让真相暴露在阳光下，获益的不只是市民，还有政府。一举两得，互利双赢，政府何乐而不为？

六四民运期间，学生的诉求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新闻自由。虽然我没有经历那段日夜，也不能代表当时的学生，但我想，学生的目的是希望新闻媒体获得自由采访和报道的权利后，能够有效地遏止当时社会盛行的官倒，贪污和腐败。当时的学生希望官员公布财产收入，温家宝在今年回答网友提问的时候，同样“认为这个建议是正确的”，“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这项工作”。为什么那时学生提出同样的诉求是错误的，现在却是正确的？如果那时因各种原因导致了政府的判断错误，现在，20年后，是否应该重新评价当年的爱国民主运动，还死难者一个公道？

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在经历了10年浩劫后，那一代的青年大多心怀理想，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政府的改革后，国家能够繁荣，富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增强国家的软实力，硬实力和巧实力。可惜的是，这段激情，这些理想，学生和市民的心声，因89年的错误镇压，永远湮灭了。

我希望“在真实中生活”。我需要真相，不是一再重复的谎言。

冯广宁

2009-06-27

從A到Z——Smile（微笑）

讓我們用微笑鄙視強權

以微笑對待強權，這不是犬儒，不是懦弱，是嘲諷般的鄙視。強權自認為權威，那就讓我們告訴它世界沒有絕對的價值。眼神的鄙視、言語的嘲諷，不似秋風掃落葉般犀利，卻是人們對抗強權時勇氣與堅毅的彰顯。帶着你的微笑出發，一路走，一路嘗試用微笑融化強權的堅冰，為國家、社會和國人送去滋潤的自由之水。

為了憲政、自由和民主，我們都需要微笑。

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裏寫道：「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劉曉波沒有遺忘，他記憶着百多年來國人為爭取憲政、民主和自由所付出的汗水、淚水和青春。劉曉波不是英雄，他是這個社會的良心；他犧牲自己的自由，為了換取國人更多的自由；他沒有在六四後退卻，他堅守着一個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為中國的進步孜孜努力；他沒有在強權下成為拜金者，他維護的是憲政、自由和民主的信念；被逮捕的他不會孤獨，因為千萬人在為他吶喊。他的名字──劉曉波──注定載入中國民主發展歷程的史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但劉曉波卻因起草和發起《零八憲章》被警方帶走，並「監視居住」長達七個月。像這樣侵犯公民基本權利的行為甚麼還可以一直存在？《世界人權宣言》第十九條規定：「人人有權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過任何媒介和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消息和思想的自由。」可劉曉波卻因他的言論遭到當局「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指控。

《零八憲章》究竟顛覆了甚麼？獨立中文筆會在強烈抗議北京當局逮捕劉曉波先生的聲明裏寫道：「《零八憲章》作為一份凝聚了各階層希冀國家實行政治民主化變革共識的文本，其溫和、理性和建設性已在海內外引起了越來越廣泛的贊同。」《零八憲章》不過是一個建議性的文本，不過是一次國人為國家進步出謀獻策的舉動。聯署者何來顛覆的意圖？劉曉波那來顛覆的罪責？

如果說劉曉波有罪，他的罪就是在強權統治下做了別人不敢做的事，說了別人不敢說的話；他的罪就是不唯強權之命是從，進行獨立的思考，踐行「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箴言，他的罪就是沒有在六四後流亡海外，繼續為中國的憲政、民主和自由奮鬥，一次次刺激當局脆弱的神經。不需要劉曉波說的每一句話都成為真理，因為那是不可能的；但需要他和所有國人都擁有說話的權利，因為這是天賦的人權。劉曉波知道，只能一個人享有的自由即使再多，那也是污濁和短暫的；只有人們共同享有的自由，才是純潔和長久的。他用自己的筆印刻着自由的美貌，用他鏗鏘有力的文字書寫着民主的英俊。他失去自由，但他傳遞着愛和謙卑──對國家和國人。

微笑是我們每個人的權利。當我們在強權面前失去所有，別忘了你的微笑，別忘了自由之花一直在你心中綻放，沒有甚麼可以奪走她。劉曉波像中國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在「不為君王唱讚歌，而只為蒼生說人話」，這樣難道也是一種罪過？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零八憲章》的聯署人和在校大學生，我強烈要求北京當局立即無罪釋放劉曉波先生。

刊於2009-6-26 《蘋果日報》

馮廣寧

从A到Z——Responsibility（责任）

我没有读过福柯，没有读过萨特，甚至没有读过洛克，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什么是存在主义，什么是自由主义。虽然才疏学浅，但我至少懂得，无论卑微如个人、组织，还是宏观如国家机器，只要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他（它）就必须承担义务和责任。个人要对自己和所做的事负责，组织也有其社会责任，国家的政府更要对全民负责。承担责任的对象会有不同，但没有有无责任的问题，就像做错事后要道歉，只有道歉者的不同，没有需不需要的争论。

山西襄汾尾矿溃坝，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三鹿生产毒奶粉曝光，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G7记者会“醉酒”失态，日本财务大臣中川昭一引咎辞职。上面这些高官的引咎辞职，不是一种亡羊补牢的举动，因为辞职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事，不能挽救逝去的生命，不能减少伤者的苦痛，不能补救遭损害的形象。它要传达的讯息是：我错了。我现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我是个有担当的人，请求你（你们）原谅。作为市民，你可以选择原谅他，也可以不原谅，这是个人的选择问题，无关是非对错。其实，市民最关心、最迫切想知道的是这些由纳税人养着的官员有没有尽己所能地为民做事，在其位，谋其事；是否承认自己犯下的错误，承担应负的责任。

如果我告诉你，20年前，有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可在这漫长的20年间，这个政府非但没有承认、反思自己犯的错，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打压那些希望讨个说法的受害者家属，那些坚持说出真相的国民，还先扭曲，后掩盖，再回避铁铮铮的历史事实，颠黑倒白。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你有何感想？这会是一个有担当，为人民的政府吗？

从1989到2009，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已经过去20载。经历过那场血腥的人们，有的从过去的怀梦之年，走到了今天的不惑之年；有的从当年的初现沧桑，走到了今日的白发苍苍，有的甚至入土为安了。这些人，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生活着，上了路，走进黄土，带着遗憾。他们渴望为六四正名，盼望在有生之年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希望当局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可时至今日，在中国，六四仍是言论的禁区，六四二字仍绝迹于中国的主流媒体，偶有提及，必遭整顿，如《成都晚报》。六四虽过去20年，但仍很多疑问，仍很多真相被掩盖，我们想知道死亡人数、死者名单，更想当局重新调查六四。我想，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做的；这才是真正的“对死者的告慰，对生者的慰藉”。

摘录一段2004年蒋彦永先生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的公开信里的话：

“1998年我曾到杨尚昆同志家去，向他汇报我去台湾访问的情况（杨是一直分工领导台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我谈了堂兄蒋彦士对两岸统一的一些看法。随后我告诉他，我是在六四时负责处理送到301医院来的伤员的外科主任，问他是否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他表示愿意听，我就把我的所见如实告诉了他，还把我1998年写给中央领导的信给了他。杨表示，六四事件是我党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他已无力去纠正，但将来是一定会得到纠正的。”

如果这真是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看法，我想问的是，谁才有能力去纠正错误？这个所谓的将来又是哪一天，我们还要等多久？谁可以给我们答案？实际上，我们不需要学富五车，懂得什么高深的理论知识，不需要有经天纬地之才，稍具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应该承认，要向别人道歉。政府犯了错误，难道就可以推卸责任，甚至颠黑倒白？如斯政府怎能成为市民之表率，树立权威，为民信服？广东有句谚语，家长常对自己的孩子说的：“错就要认，打就要企定（站好）。”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难道比不上一个孩子，难道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知错能改，或许能够亡羊补牢；知错不改，那就是罪大恶极。

我相信，除了那些与政府沆瀣一气的人，没有人会喜欢一个死不悔改的政府；除了那些既得利益者们，没有人会拥戴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如果你爱你的人民，请你勇敢地承认错误；如果你真心向善，请站出来，承担你的责任。不需要任何人引咎辞职，只需要你尊重事实，还死伤者一个公道。

我没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也没有为了市民的福祉，可以上刀山下火海的勇气，这不是我该做的，也不是我能做的。我如此卑微，只是这14亿人口中的沧海一粟；我没有能力干出一番大事业，更不敢说出像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那样的豪言壮语。我能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的信念，说自己知道的，做一个有担当的人。我相信，一个普通人能做到的，我们的政府同样可以。

20年了，我们还要等多久？难道还要让更多的人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

冯广宁

2009-06-21

从A到Z——Question&Answer

虽然过去20年，但六四从来不是历史。没有真相的过去，永远不可能有沉淀后平静的历史。20年前，电视画面，亲历者已经告诉人们，六四发生了什么，六四是场暴乱还是爱国运动，可质疑声也一直伴随六四走过20年。支持中共镇压的人的言论总是令人厌恶，因他们的论据难以立足，早被人驳斥得体无完肤。近来，我仍听到不少人用那样的话来为六四镇压辩护，所以只好挑若干“典型”简单回应一下。

1. 你没有亲眼目睹六四的发生，所以你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你现在所知道的都是道听途说的，不可信。

这样的话我听得最多。比我年长的人总是这样教训我，好像他们真的知道很多。殊不知他们自己也是道听途说回来的，六四的时候他们根本不在北京。

如果没有目睹六四的发生就不知道六四的真实情况，那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有谁又一一经历过？如果都要目睹过才知道，中国的历史科考试早应该取消了，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如果我们可以凭借当年的图片，影像资料和其他文献资料，甚至在世者的口述了解当年的南京大屠杀，我们现在就有足够的资源还原六四的真相。20年前亲历六四的人大多还活着，他们是历史的见证，可以告诉世人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如果那些“五毛们”硬要说亲历者都在胡说八道，只有听当局说的才不算是“道听途说”，那我除了鄙视你们，也就做不什么了。

2. 六四已经过去多年，不应该再说了，因为这是在挖共产党的伤疤。你要看到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百姓有饭吃了。

镇压繁荣论是近几年兴起的“靓丽风景”，也是准五毛和五毛们很喜欢用的论据。X老师曾说：“你老是挖别人的伤疤，那个人一定会不高兴的。”我同意这个说法，但前提是：伤口没好，上面还有很多小石块，我们需要把伤口清理好。如果不管它，伤口将会红肿发炎。本来你想让它快点复原，到头来却更严重了。六四就是伤口上的小石块，如果我们忍着痛，清理完遗留的石块，这个伤口才会抚平，伤疤才能好。所以，说六四，平反六四，是为了让伤口快点好，而不是让伤口继续发炎，腐烂。

六四不应随时间的过去而淡忘，应该作为历史的教训来反思。要让我们的后代好好认识这段伤痛的历史，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为了民主自由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我想，这才是国民教育最好的材料。我们不挖伤疤，但应该记住伤疤是什么造成的，从中吸取教训才是最重要的。

3. 天安门没有死人，其他的地方有暴徒被杀，军警也有伤亡，所以是非对错现在还不好说。

香港电台“头条新闻”的主持曾志豪曾在节目中说：“如果你和南京人讨论二战时南京人是死在城内还是死在城外，你猜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六四的死难者是死在天安门还是死在木樨地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局的暴力镇压造成了严重的伤亡，无辜的死伤者有很多。我想，没有人会否认有军警的伤亡，就像没有人会否认死者中有学生。六四的是非清清楚楚，不存在好说不好说的问题。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知道六四经过的人都应该清楚，六四镇压绝对是错的，是当局犯下的罪! 这个是非判断20年不会变，100年后也不会变。调查六四，寻找更多的真相，然后追究施暴者的责任，赔偿受害者家属，最后平反六四将是当局结束极权统治所要迈出的十分重要的一步。能否实现，不靠我，靠它自身的反省与醒悟。

4. 派军队镇压是因为六四是场动乱，不是爱国民主运动。

“六四时学生太激进了，又不肯妥协，所以学生是有错的，特别是柴玲说要流血的那番话更是错上加错。”很多人就是凭上述的论据证明六四是场动乱的。的确，我认为学生犯过不少的错误，但这并不等于有错误就可以否定这场爱国民主运动的本质。几十万的游行队伍夹杂个别坏分子，这一点也不奇怪；在天安门静坐的学生发生矛盾冲突，这也可以理解。年青人谁没有冲动的时候。可游行的学生市民有同样的愿望，那就是希望中央整治贪污腐败，改善民生，给予公民更多的民主自由的权利。这些合理的诉求，哪里错了？学生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为自己的国家呐喊，这难道有错？难道游行示威就是动乱的标准，不是人民依法享有的权利？“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究竟又是谁在制造真正的动乱？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终究会给出答案。梁国雄：“不信秦皇千秋在，容你洒墨染血痕。”

托克维尔：“于是，我想象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把法律视为自己的创造，他们爱护法律，并毫无怨言地服从法律；人们尊重政府的权威是因为必要，而不是因为它神圣；人们对国家首长的爱戴虽然不够热烈，但出自有理有节的真实情感。由于人人都有权利，而且他们的权利得到保障，所以人们之间建立起坚定的信赖关系和一种不卑不亢的相互尊重关系。（《论美国的民主》）”如果我们能够尊重历史和记忆过去，活在真实中，不再惧怕权威，那托克维尔的社会将不再是想象。因为我们将拥有充满希望的未来。

冯广宁

2009-6-17

从A到Z——Promise（承诺）

“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语，都是兑现的。（《解放日报》1941年5月26日）”可惜，在党就是政府，政府就是党——“党天下”——的局面下，当今政府背离了当初的承诺，甚至与当年国民党政府走着一条十分相似的道路。1989年六四事件后，戈扬在纪录片《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里说：“我们当年反对的，就是学生现在反对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变成一个反人民，反学生的党？”当年学生反对的，20年后的今天，一群有良心的国人依旧反对着。反对，是希望你兑现自己的诺言；反对，是因为有着一个不公义的体制；反对，是因为我们尚存良知。

在那本《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里，政府的元老和喉舌说过如下动听的话：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

共产党要夺取政权，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这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诬蔑。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刘少奇选集》上卷第172-177页 ）

把一党专政化一下妆，当做民主的代用品，方法虽然巧妙，然而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中国的人民都在睁着眼看：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新华日报》1945年1月28日）

当年的理直气壮，信誓旦旦，今天看来，一个个都成了谎言。我对当年那些真心为民、热心为国的共产党员心怀崇敬，对那群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心有赞许，但对今天的变质走样，我是嗤之以鼻的。挥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红旗，喊着宪政民主的口号，却走着与之相反的路，这无论如何都让人心生厌恶。难道政府真的不懂得，正是因为当年你说过的豪言壮语——“民主第一”、“ 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法制与人权”，市民才选择你。无可否认，60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市民有饭吃，大多数孩子有学可上了，可还有很多很多学生市民的生活依旧困苦，基本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想，单单用中国人口多是不足以解释的。制度不健全恐怕是中国出现诸多问题的关键。

我们的社会不民主，法治不彰，权利无保障，贪官污吏遍地，黑恶势力横行，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不时曝光，所有的这些，是不能借口于人口多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是制度问题。当一群呼吁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热心社会公共事务的学生市民学者站出来，说当年中共说过的话，要求民主，自由，宪政，人权的时候，这些有良知的人，却一个个遭到打压，有的家破人亡，有的身陷牢狱，有的失去生命，。殊不知，当年“在野党”的喉舌说过：“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的爱国运动却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新华日报》1945年12月9日）”当年它这样谴责镇压学生运动的国民党政府：“一般青年学生只不过激于爱国热忱，凭了赤手空拳，起来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究有何罪?而国民党反动派竟采取残暴手段，惨加屠戮，并在屠戮之后，为了‘嫁祸’起见，还不惜含血喷人，肆意诬蔑，居心恶毒以至于此，真是史无前例。但是人民是不会受欺骗的，人民是最公正的裁判者，国民党反动派要想一手掩尽天下耳目，徒见其日益心劳力拙而已。（《新华日报》1945年12月7日）”可是，在89六四民运时，当今政府的行径却与当年国民党政府毫无差别。为什么一个谴责国民党政府暴力镇压学运的政府会在若干年后做出同样的行为？难道同一性质的事，你做就是对的，他人做，就是错的，要受到你的谴责？

从“反右运动”到“六四民运”，再到“《零八宪章》事件”，在这几十年里，政府从未改变其打压敢言、敢说真话、敢批评政府的人或曰异见人士的做法。异议者如章伯钧，王丹，刘晓波等人的遭遇国人皆有目共睹，在此亦无需赘述。可当年中共却说：“英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辩论和评论，非常重视，所以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新华日报》，1944）”如今的异见者没有要求政府“由国库拨款成立反对党，使之评论政府”。异见者希望你尊重市民说话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希望你保障宪法赋予每一个中国公民知情，监督，批评，人身自由的权利，用王丹的话说就是：“不要求你做什么，只要你不做什么”。我希望政府明白，异见也是一种意见，不要轻易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帽子扣在异见者头上。无论你同意与否，他们的意见需要我们的尊重。难道这样卑微的要求也算是一种奢侈？

市民给了政府一个又一个机会，政府却一次又一次食言。甜言蜜语听过无数，可社会不会因此和谐，伤口更不会因此愈合。我们不要什么天长地久，海誓山盟，我们只需一个言行合一，切实身体力行的政府，一个兑现承诺的政府。60多年前的承诺，在今天兑现，行吗？答应人民的，就要做到。对政府，我没有太多的要求：说人话，做人该做事。

冯广宁

2009-06-17

从A到Z——Ours（我们的）

六 四 是 现 在 ， 六 四 关 乎 你 我

六 四 不 是 二 十 年 前 的 事 ， 不 是 他 们 的 事 ； 六 四 是 现 在 ， 六 四 关 乎 你 我 。

在 美 国 波 士 顿 的 犹 太 人 屠 杀 纪 念 碑 上 ， 铭 刻 着 一 位 名 叫 马 丁 尼 莫 拉 的 德 国 牧 师 留 下 的 短 诗 ： 「 起 初 纳 粹 追 杀 共 产 主 义 者 ， 我 没 有 说 话 ， 因 为 我 不 是 共 产 主 义 者 。 接 着 纳 粹 追 杀 犹 太 人 ， 我 没 有 说 话 ， 因 为 我 不 是 犹 太 人 。 后 来 纳 粹 追 杀 工 会 成 员 ， 我 没 有 说 话 ， 因 为 我 不 是 工 会 成 员 。 此 后 纳 粹 追 杀 天 主 教 徒 ， 我 没 有 说 话 ， 因 为 我 是 基 督 教 徒 。 最 后 纳 粹 追 杀 我 ， 也 没 有 人 为 我 说 话 ， 于 是 我 死 了 。 」

二 十 年 前 ， 学 生 和 市 民 勇 敢 地 走 上 街 头 反 官 倒 ， 争 民 主 ， 为 自 由 ， 维 护 广 大 市 民 的 利 益 。 二 十 年 前 ， 他 们 为 民 发 声 ； 二 十 年 后 ， 我 们 不 该 忘 记 他 们 。 他 们 的 抗 争 没 有 带 来 实 质 的 飞 跃 ， 却 用 人 类 的 良 知 与 勇 气 告 诉 世 人 ： 面 对 强 权 ， 他 们 没 有 退 却 ； 面 对 公 义 ， 他 们 勇 往 直 前 。 他 们 流 下 的 眼 泪 和 鲜 血 谱 写 成 一 首 首 哀 曲 ， 时 刻 警 醒 我 们 ， 「 妈 妈 我 饿 ， 但 我 吃 不 下 」 ， 「 民 主 ─ ─ 我 们 共 同 的 理 想 」 。 他 们 用 年 轻 的 身 躯 和 生 命 诠 释 了 爱 与 纯 洁 ， 向 世 人 发 出 真 挚 的 呼 唤 ： 「 我 们 只 有 一 个 希 望 ， 那 就 是 让 我 们 能 更 好 地 活 着 ； 我 们 只 有 一 个 请 求 ， 请 你 们 不 要 忘 记 ， 我 们 追 求 的 绝 不 是 死 亡 ！ 」

陈 一 谔 们 ， 詹 培 忠 们 ， 吕 智 伟 们 ， 还 有 祖 国 千 万 扭 曲 事 实 的 同 胞 们 ， 请 你 们 用 双 眼 看 看 当 年 发 生 了 甚 么 ； 用 你 们 的 良 知 告 诉 我 们 ： 六 四 镇 压 带 来 的 绝 不 是 今 天 经 济 的 繁 荣 ； 六 四 镇 压 绝 对 是 错 的 ； 六 四 需 要 平 反 ！

英 国 诗 人 约 翰 多 恩 写 到 ： 「 任 何 人 的 死 都 使 我 蒙 受 损 失 因 为 我 是 人 类 之 一 员 切 莫 问 丧 钟 为 谁 而 鸣 丧 钟 为 你 我 敲 响 。 」 纵 观 新 中 国 六 十 年 历 史 ， 你 会 发 现 ， 除 了 毛 泽 东 ， 没 有 人 能 够 安 稳 地 活 着 。 不 论 官 高 如 刘 少 奇 彭 德 怀 ， 还 是 平 民 如 遇 罗 克 林 昭 ； 不 论 是 支 持 中 共 的 ， 还 是 对 中 共 有 微 词 的 ， 活 在 中 共 这 种 专 制 体 制 内 ， 你 就 随 时 面 临 牢 狱 和 死 亡 的 威 胁 ， 原 因 仅 仅 可 能 是 你 说 了 与 主 流 不 同 的 意 见 。 不 想 昨 天 发 生 在 学 生 市 民 身 上 的 灾 难 他 日 降 临 你 头 上 ， 那 就 请 你 站 出 来 ， 不 要 沉 默 了 。 鲁 迅 有 云 ： 「 不 在 沉 默 中 爆 发 ， 就 在 沉 默 中 灭 亡 。 」

天 安 门 前 今 天 可 以 花 团 锦 簇 ， 但 历 史 的 血 痕 是 任 何 鲜 花 也 无 法 掩 盖 的 ； 天 安 门 前 今 天 可 以 人 来 人 往 ， 可 历 史 的 伤 口 不 是 时 间 可 以 抚 平 的 。 二 十 年 前 ， 北 京 国 际 广 播 电 台 响 起 了 李 丹 的 声 音 ： 「 请 记 住 一 九 八 九 年 六 月 三 日 。 在 中 国 的 首 都 北 京 发 生 了 最 悲 惨 的 事 件 。 几 千 名 民 众 ， 其 中 大 多 数 是 无 辜 的 市 民 ， 被 全 副 武 装 的 士 兵 们 在 向 市 中 心 推 进 的 过 程 中 杀 害 … … 士 兵 们 驾 驶 着 装 甲 车 ， 用 机 关 枪 来 对 付 千 万 名 试 图 阻 挡 他 们 向 前 推 进 的 本 地 市 民 和 学 生 们 … … 北 京 中 国 国 际 广 播 电 台 英 语 部 深 切 悼 念 那 些 在 这 场 悲 剧 事 件 中 遇 难 的 人 们 ， 并 呼 吁 所 有 的 听 众 与 我 们 同 声 抗 议 这 一 严 重 违 反 人 权 、 残 暴 镇 压 人 民 的 行 径 。 」 二 十 年 后 ， 人 民 没 有 忘 记 。

当 我 在 讨 论 区 发 出 有 关 六 四 事 件 的 帖 子 ， 网 管 很 快 就 把 它 删 除 时 ， 当 我 看 到 身 边 的 青 年 朋 友 对 享 乐 的 热 衷 远 胜 于 对 六 四 的 关 注 时 ， 当 每 年 六 四 都 很 平 静 到 来 又 很 平 静 过 去 时 ， 我 没 有 生 气 。 因 为 我 知 道 ， 那 些 冷 漠 的 人 终 有 一 天 会 明 白 ： 六 四 不 是 我 的 事 ， 六 四 不 是 你 的 事 ， 六 四 是 我 们 的 事 。

二 十 年 来 ， 物 是 人 非 ， 不 变 的 是 那 份 执 着 与 诚 挚 。 多 少 年 来 ， 不 少 人 试 图 用 各 种 方 法 歪 曲 六 四 ， 模 糊 焦 点 ， 可 他 们 没 有 成 功 。 这 是 因 为 不 灭 的 烛 光 一 直 站 在 正 义 的 一 方 ， 指 引 人 们 坚 守 道 德 的 底 线 。 我 衷 心 地 希 望 维 多 利 亚 公 园 的 烛 光 一 直 燃 点 下 去 ， 照 亮 神 州 大 地 。

原刊于2009-06-05《苹果日报》

冯广宁

从A到Z——Nasty（卑鄙的）

家长制式政府与六四

哲学家康德：“一个建立在对人民——就好比父亲对子女般——关爱的原则上的政府，称为家长式政权。这种政府视臣民如同未成年子女一般。由于未成年子女尚无法辨别何者对他们有益，何者对他们有害，因此臣民就被迫相信统治的善意，依照统治者所做的判断，来决定其追求幸福的方式。这种家长式政权乃是吾人所可能想象得到最专制的政府。因为，这么一来，臣民的所有自由被夺得一干二净，他们也因此丧失了一切权利。（《论俗语：这在理论上可能是对的，但在实践上却不适用》）”可见，政府时时代表市民发言、做事并不一定真正能够为大众带来福祉。相反，这或许是政府想要控制市民思想、行动的阴谋。

在现代民主社会，一个政府不可能将上至制定国家发展大计，下至管理百姓衣食住行完全包揽于一身；它会下放权力给各种民间机构，让不同的社会团体参与社会管理，使有需要的人得到及时的帮助；它不会经常说自己国民素质不够高，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所以凡事都要经过政府的同意才能做；它不会总在说人民当家作主，而行动上却总把市民当成未成年人，是没有理性的，从而拒绝市民希望投票选举各级领导人的合理要求。

朱高正：“如果政府把老百姓看做是乳臭未干的子女，处处替他们决定追求幸福的方式，也就否定了人民运用理性的能力，从而也否定了人民有就公共事务公开运用其理性，并发表与统治者意见相左的言论的权利，这就彻底否定了人权，这种家长式政府无疑是最专制的政府。（《朱高正讲康德》）”

为什么康德和朱高正都认为“家长式政府无疑是最专制的政府”？个人认为，一是因为这种政府把自己当做了绝对的权威，犹如上帝，它所说的，所做的一定是正确的，而且背后还有一个坚固的道德后盾作支撑——政府所做的都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二是因为这种政府所推行的绝对价值使人民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权——自由。新中国六十年历史上的诸多政治运动，如反右、大跃进和文革等就是因为绝对价值作怪使得灾难一次次降临中国大地。在这种家长式政府统治下，不少市民明知这些运动的荒谬却苦于自己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而集体失语。即使市民清楚知道亩产不可能达万斤，他们却不敢向上汇报，说出真相，因为这样做你很可能会被说成犯了“右倾”错误，严重者还会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帽子。绝对价值下，你不能也不敢提反对的意见；慢慢地，你也就失去了理性的思考能力，跟随政府一呼，百应起来，陷入狂热的革命浪潮中，不知自己已是别人斗争的棋子。举个不甚恰当的例子，著名思想家爱丁·雅尔逊说过：“哲学家在一开始是自由的，他可以任意选择一种原则来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但在做出选择之后，他只能按照这一原则基础进行思考，再也不能任意地去思考。”市民一开始也是自由的，当选择了这种奉行绝对价值的政府，最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再也不能任意地去思考”了。剩下那些坚持己见的人，大多不是坐牢，如张光人，就是含冤而死，如张志新。

虽然我们身处的时代比上一辈好多了，可这种家长式的思维没有远去。六四事件的性质不言自明。这场爱国民主运动曾经唤起人们的良知，可二十年后的今天，却有不少人认为六四镇压是对的或有点问题、没有六四镇压就没有今天中国经济的繁荣、学生才是最该负责的人。我想请问那些当年“尚且为六四民运而动容”的人：是不是今天政府不允许市民言及六四，我们就该马上闭嘴，保持缄默？是不是政府认为镇压带来稳定，然后才有今天的发展，我们就要跟着附和一番，表示认同？是不是政府认为六四民运是一场反革命暴乱，我们就要泯灭良知予以认同？是不是人的良心要再次拜倒在家长式政府脚下？面对悲剧，为什么可以一再沉默？

馮廣寧

2009-6-10

Penny Fl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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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微笑，六四是改革开放必然的牺牲品

今天早上还在熟睡中，忽然一则陌生电话打来。铃声响了半天，终于在极不情愿下听了。一女人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来：“你是冯广宁吗？请来一下3号楼办公室，政院团委办公室。”听后一惊，心里想到：3号楼办公室在哪？政院团委办公室？我既不是团员又不是党员，且从不和什么团委打交道，怎么会找我，难道想强制这个全班唯一不是团员的人入团？继续想想：这么高级的部门，当然是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事才找我，难道是国保找上门了？事后证明这当然是我主观臆想出来的。国保是更高级的部门，我这些屁民是不够资格见到国保叔叔的。

但人总喜欢往坏的方面想，于是在炎炎夏日下带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情到了政院团委办公室。敲门进去发现里面没有国保，心甚失望。只见X辅导员手里拿着一份作文，走向我，准备说话。我心想，我向来不参加学校的征文比赛，也没向校报投过任何稿件，为什么拿着这东西和我说话？谜团很快解开了。原来是若干星期前上交的形势与政策一科的作业出现问题，科任老师将作文交到了X辅导员手上，目的至今未明。

此番作业的要求是讲讲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我想，这可是每个中国人最熟悉的题目。如果今年高考全国各地的作文题目都改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我相信满分作文要比不满分的多出几百万（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上一年最多人高考作文满分的纪录）。因为经过12年的熏陶，对学生来说，写改革开放的成就实在太简单了，简直就是送分。既然要写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又不大想得满分，所以只好将题目定为《艰辛后的成果》，一边说改革开放的经过，一边说成果。没想到这就惹来X辅导员的严重不满、X书记的很不满和X研究生（X辅导员的助理）的不爽。

X辅导员拿着我的作文很有自信地说：“你要对你写的东西负责任啊。”我也很有自信地回答：“我从来都对我写的每一个字负责。”X辅导员继续自信地说：“你看你这篇东西，写的很偏颇，还拿什么邓力群的话来说事，是不对的。（注：作文原话：邓力群说过：每逢双年，自由化泛滥；每逢单年，左派反击）”我也继续自信地回答：“我不觉得很偏颇，每篇文章都会有它的立场。而且，你说不对，哪里不对了？”X辅导员开始改变声调：“哪里对了？”我依然自信地回答：“你说我写的东西不对，你认为哪里不对，可以说出来。”X辅导员沉默片刻，见打我不倒，说到：“你说的什么斗争，看的是国外的人写的东西，不能相信。”（注：作文提到改革开放期间改革派与保守派对不少问题的意见存在很大分歧，并引用《改革历程》有关保守派失误的话）我说到：“国内也有很多学者说到这个问题，例如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经过一大段超级无聊的对话，话题脱离作文内容，转到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六四。X辅导员话说现在的政治体制还不需要改革。中国走的路是对的。并且引用印度俄罗斯为例，说明他们因为实行这样的体制改革造成了贫穷，百姓生活悲苦。当我质疑要到什么时候才需要改革的时候，他面带胜利者的笑容说：“你有没有投票选过乡长？你去问问她（X研究生），看看她家乡投票是怎样的情况。人们素质不高，很多人拉票，谁给钱就投给谁。人们素质不高时不能这么办的。”这是多么熟悉的论调啊！！！每次说到政治体制改革，保皇一派就会大义凛然地拿出人们素质低还不能投票选举的论据，并常常拿印度俄罗斯来比较。当我问X辅导员什么时候人们的素质才符合高的标准、是不是要一党专政下去，不用投票时，X开始失去王者风范，只一味强调，现在还不是时候。

当说到六四的时候，我知道X辅导员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X辅导员说我没经历过六四，不知道情况。他是那个时代的人，他很清楚，并且看过所有的电视资料等。没有任何画面可以看到有枪杀死人。或许他以为现在的学生没有多少是知道六四的，就算知道，也仅只知道它是场政治风波，可以用他的扭曲伎俩欺骗无知的我。我反驳他：“你也没有经历过南京大屠杀，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X辅导员：“有图片可以看到。”我说：“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就是真的，六四就是假的吗？”X辅导员开始胡说：“没有图片有死人的。”“当然有，要不要我上网找给你看”，我质疑到。……X辅导员沉默，转而说：“那些东西太片面，你没经历过，不知道。”我建议X辅导员：“当年在天安门采访的64名香港记者出版了《人民不会忘记》这本书，现在重版，你可以去看。而且有记者是被子弹打中的。有的人被坦克压去双腿，你可以看看他们讲的东西。”X辅导员或许没有想到该怎样回答，只好苦笑。……像这样了无意义的对话竟花去了1个小时，想来真是不值。20年来，这样的说法被说过无数遍，可还是有人愿意不断地重复被人驳倒的论据。真不明白这些人是怎样想的。

这位X辅导员还说到有外国势力的介入，这又是多么好玩的论据。20年来，如果当局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相信它会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台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播放，好证明自己的正确。事实是它没有找到。X辅导员还拿出朝鲜的原子弹技术是从哪里来的问题来考我。我当然是不知道的。然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是从中国偷去的。中国还派人去包围了朝鲜的大使馆，要他们交出东西。X辅导员说这是从他以前看到的史料知道的，以此作为支持他“六四有外国势力介入但没有证据”的论据。X辅导员最常说的是要两面看问题，当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六四写进教材，让学生知道时，他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中央的意思；当我质疑不把六四写进教材学生怎样两面看问题、什么时候才是讨论六四的时候，难道要历经过六四的人都死光了，可以让你随便写历史时，才是让学生市民知道六四的最好时机时，他哑然，最后抛出“经济繁体则可以忘记论”。当我三次询问他六四是爱国还是暴乱，他才不情愿地说这是中性的！当我质疑他是不是应该给那些无辜的死者名誉的平反时，他说现在还不好说。当我说像反右时50多万人戴着右派的帽子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公平，对心理的伤害是巨大的时，他说不是这样的，可又说不出是怎样的。

对话到了尾声，X辅导员终于说出心里话：“六四就是改革开放的牺牲品。”不知是不是对我心有不爽，X研究生听到这句话，立刻上前满脸笑容对我说：“六四是改革开放必然的牺牲品。六四是阻碍改革开放的，不对的。”两个X的意思都是六四死的人都活该，镇压得好啊！没有镇压就没有今天的繁荣。

对于这位只会微笑的研究生（打电话把我吵醒的女子），我十分怀疑她对六四有否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因为她曾向我提出一个傻X问题：“六四怎么爱国了？”我很客气地告诉她：“反贪污，反官倒，要求新闻自由不是爱国，难道是卖国？”

“六四死的人和你们没有关系，你们当然可以在这里轻描淡写地说。死的人是你的亲人，看你会不会这样说。”说完，我扬长而去。吃饭的时间到了。

像这样所谓的交流，我是不屑于参加的。面对一群准五毛，说什么都是浪费时间。面对这样的老师和研究生，我真感到耻辱。面对手握大权的老师，我还能做什么，只能听从他的要求，重写一篇作文。于是我花20分钟写了一篇，交了。题目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

研究生在说六四时的微笑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记起最近常被引用的一句话：“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人还是强权，我选择为人。微笑的研究生，你呢？

冯广宁

2009-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