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不是顛覆國家政權者？
（一）
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的動人場面依然歷歷在目，但如今，内地參加者都有可能成為像四川作家譚作人那樣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者”，因為这些人“從事了所謂的紀念‘六四’的活動”。
身在燭光集會現場的老者、家長們，一定對譚作人說的“八九年，是中國當代史上的美麗；八九年的北京，更多的是真理的價值和人性的光輝”這句話深有感觸。因為不僅在北京，而且在香港，你們也看到了人性美麗的一面——對北京群眾授之以廣博的同情，施之以溫暖的援手。
二十年來，你們沒有忘記那個“人類的醜惡和人性的美麗交織在一起”的八九年的北京。可是，那個曾在天安門廣場見證血淚的人，那個與你們一樣心系國家的人，卻因為從事紀念六四的活動而深陷牢獄。譚作人在他的罪證文章《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里寫道：“堅守。守住的不是廣場，而是人的尊嚴與價值。”明年的六四燭光集會，相信仍會見到你們守護良知的身影，因為你們知道，那不僅僅是爲他人而守護；你們明白：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你們與我們本是一家，但又分明不是。你們的聲音可以在大氣中傳播，我們的想法只能在內心默念，這或許就是香港最為獨特之所在，也是香港人比內地同胞要肩負更多責任的地方。兩地人血溶於水，可又被一道道無形而無處不在的高牆阻隔，六四只是其中一道——墻這邊，主動忘卻；墻那邊，承擔記憶。這難道不是另一堵“柏林牆”？
譚作人只是寫了《1989：見證最後的美麗——一個目擊者的廣場日記》，只是在“義務獻血點以獻血的方式紀念‘六四’”，只是“向王丹發了一份《六四我20周年紀念活動建議》電子郵件”，這對於生活在自由都市的你們來說是件多么平常的事，這又怎麼可能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但這確實是繁榮中國的真實一面。
這是一個“維穩”聲四起的季節，也是為“輝煌六十年”紀念而開展“掃蕩”的年份。“公盟法律研究中心”被取締，公盟創建人许志永和工作人員庄璐被拘留；NGO北京益仁平中心被北京市公安局、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執法人員強行檢查，理由是“涉嫌从事出版活动”； 因在网络上发帖，认为严晓玲可能是“遭轮奸后遇害”，网民范燕琼、吴华英、陈焕辉、郭宝峰、游清佑五人被警方以涉嫌“诽谤”的罪名抓捕……在這裡，誰人不是煽動者，誰人不是顛覆者？
持不同的政見會被視為“反革命”，發帖可能被視為“宣傳煽動”，這是王者的邏輯，也是王者世界一大特色。可是，如果王者不去革除體制的弊端，不去反思自身的過失，卻一味要求別人“開胸驗肺”以證沒有“反革命”之清白，一面又做著“使相對人的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忘我”舉動，那么覆舟之水想必很快就會到來。舟覆也就不遠矣。
這個國家的異見者內心光明，處境卻淒慘，正如捷克前總統哈威爾所說的：“希望與絕望同時存在，這正是中國異見者的寫照。”譚作人不是第一個因六四而入獄的人，但希望他是最後的一個——一個見證正義與人類良知重新得到彰顯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者”，一個帶給我們光明而不是絕望的作家。現在和未來的中國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仇恨與暴力，需要的是寬容與自由的涵養，以及一朵綻放的民主之花。
（二）
512地震發生后，四川乃至中央政府都表示會“徹查公共建築”，後來卻極力淡化這個問題，最後則完全否認豆腐渣工程的存在，并以經過“權威部門”實地調查作為其真確性的來由。如果政府對自己的結論真的有信心，那就應該公開參與調查的專家學者的名單和實地調查的報告；更加應該讓民間人士前往災區調查，消除民間的雜音。可四川省政府給市民看到的卻是另一種做法：不公佈調查報告，只告訴你一個蒼白的結論；對質疑採取迴避的態度；打壓調查的志願者。如果你正確，怕什麽？這樣做，不讓人聯想到“做賊心虛”，難道還能指望人們高呼公正不阿嗎？
譚作人這個名字為我所知是在四川地震后。不僅因為他的言論“巍巍龍門山脈，請您證明：我的言說，出自事實；我的懺悔，出自真誠”，“哪怕提筆就死，我無怨無悔”令我震撼，而且因為他三千公里的“長征”，走訪十縣八十鄉四十五所學校調查地震豆腐渣工程及死亡學生名單的堅毅舉動讓我欽佩。
中山大學教授艾曉明說：“作人的好，在於身體力行，這是我的第一印象。”譚作人與其他四川地震志願者只是做了一件政府不願做、可災民和全國各地市民都迫切希望知道的事——調查四川地震死亡學生人數和收集名單。這真的這麼重要嗎？答案是肯定的。一位北川母親在信中寫道：“我唯一希望做的就是讓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女兒曾經快樂的在這個社會生活了七年，我希望大家記得她的名字，記得所有遇難同胞的名字！”每一個活著的人聽到這樣的話都不可能無動於衷，何況是“一個面對他人的痛苦無法轉身的人，一個愛國愛得嚇死人的人”？於是，他做了，像歷次參加環保活動那樣。
可惜，在還沒有來得及完成四川地震學生檔案的建立工作時，譚作人被當局帶走的消息就出現在互聯網上，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秘密，利益，穩定，這樣的名詞使他失去了自由。
那一刻，不少人撰文表達他們對此事的關注和對當局做法的不滿，如艾曉明《四川好人譚作人》、冉雲飛《你不是一個人在戰鬥》、崔衛平《自發而美好的思想感情》、肖雪慧《“顛覆罪”，你相信嗎？》等。
是的，調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和死亡學生人數又怎會涉及國家機密、構成“顛覆國家政權”？所以，在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里，譚作人的罪證成了“多年來以各種方式從事所謂紀念‘六四’的活動”，“對黨中央處理‘六四事件’進行歪曲描述和誹謗”，與境外敵對媒體和敵對分子有聯繫。這麼多的罪證足以構成“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了，可它不能震懾像艾未未調查小組那樣的志願者繼續從事收集死亡學生名單的行動，不能阻止像“天災與人禍的合謀，成為謀害中國北川孩子的兩把刀子；前一把刀子可以傷人；而后一把，人禍的刀子才是真正致命的”這樣的話繼續流傳于民間。因為這個社會、這裡的人們尚存善惡是非之心，仍懂得分辨黑白對錯。
嗚呼，下民可虐，上天難欺！做一件善事，卻泥足深陷，窘境難移。這種荒誕的故事一再發生，難怪鐘祖康會說，中國比小說更離奇。
（三）
胡傑在紀錄片《我雖死去》里還原了一個文革故事。在目無王法，唯有鬥爭的歲月里，超過百萬的生靈就葬送在革命的狂熱浪潮里。死者卞仲云的丈夫王晶垚對公義的不彰曾寫下這樣鏗鏘的話：“法治其名，人治其實。官官相護，何患無詞！”文革結束三十多年，在這個國家，所謂的法治依舊遙不可及。
多次細看成都市人民檢察院起訴譚作人的起訴書，發現裏面有這樣的字句：“文章刊登不久，境外敵對分子王丹利用電子郵件與其主動聯繫，并多次向其投放‘六四’的宣傳資料”，“接受境外敵對媒體‘希望之聲’的電話採訪”，“發表了大量嚴重詆毀我黨和政府形象的言論”。
讓我困惑的是，要是被動接受信息也能成為犯罪的證據，哪天自己的郵箱收到一些教你洗黑錢和偷漏稅的信件，那我不是也要坐牢？顯然，以此作為罪證很牽強。
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究竟什麽媒體是“境外敵對媒體”？如果法律沒有規定哪些類型的媒體屬於“境外敵對媒體”，市民接受境外媒體採訪豈不是很危險？相信絕大多數市民不會在接受境外媒體採訪前先詢問採訪他的媒體是不是“境外敵對媒體”，后致電相關部門尋求權威答覆。還有，今天可能是友好的媒體，明天就上了黑名單，市民又怎能清楚知道？是否屬於“境外敵對媒體”實際上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意志，裁量自由之隨意、空間之巨大，實有限制公民言論自由的嫌疑。以接受“境外敵對媒體採訪”為起訴的理據之一，這或許可以達到“殺一儆百”的效果，但長此以往，還有多少市民敢于向境外媒體表達自己對國家真實的看法？到頭來，損害的又是誰的聲譽？
先不論法律上有否“詆毀我黨和政府形象”的罪名，起訴書已經給人這樣一種感覺：先假定“我黨和政府”是絕對正確的，公民所發表的質疑、批評“我黨和政府”的言論就是屬於詆毀。這種奉“絕對價值”為圭臬的思維早已不適合現代國家發展之需，為社會所拋棄。真理是越辯越明，真相是越辯越清的，沒有哪一個政府與政黨可以是真理和真相的代言人，正如梁文道所說的：“任何自以為是真理化身的精英都是可恥可笑的自大狂。”中國法律明文規定公民有批評建議權、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況且，歷史事實證明，“我黨和政府”在建國六十年中曾犯下許多錯誤，并公開承認。有批評才有進步，如果簡單地將涉及對“我黨和政府”的批評視為詆毀，污蔑，誹謗，煽動，顛覆，這個國家，誰不是顛覆國家政權的人？
四川地震與六四可謂風馬牛不相及，但政府在處理相關問題如有民間人士調查豆腐渣工程和死亡學生人數、災民家長集體請願遊行時，背後所顯現的思維方式卻驚人地一致：穩定壓倒一切。爲了穩定，政府可以不問事情對錯，可以犧牲真相和部份人的利益，甚至可以無視法律的存在，充分體現人治的靈活性。當有不知好歹的人試圖懷疑、挑戰政府所下的不容置喙的結論，國家鎮壓的機器就會悄然而至。
不解決問題，不維護真相，卻以恐嚇的方式阻止人們化解矛盾，尋找真相，這難道不是往炸彈里添加火藥而非拆彈的舉動？這樣做，不正好揭穿了“以人為本”不過是宣傳口號的美麗謊言？一句“穩定壓倒一切”就可以將法律與個體尊嚴拋諸腦後，這體現的究竟是關愛人民還是對“絕對權力”的癡迷？諷刺的是，這種違背常識的做法卻一再得到官員的支持，有人甚至以為它是治國的“金科玉律”，卻不把譚作人“一個失誤，可以彌補；一個錯誤，可以改正；一連串錯誤構成的因果鏈條，必定釀成災禍，禍國殃民”的話視為施政警句。
譚作人觸動的不是當局諱莫如深的六四記憶，是他的調查觸及了太多權貴階層的既得利益與危及了太多人的權位。在一個“穩定壓倒一切”的社會，這樣的舉動是不被允許也不會成功的，縱使有“哪怕提筆就死，我無怨無悔”的豪邁氣概。因為當你跟它講公義良知時，它會說“法治高於人治”；當你跟它講法治時，它會說“穩定壓倒一切”。知道嗎，它永遠是對的；你卻永遠不知道那把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何時會劈下，硬生生把你砍成“顛覆國家政權者”；你只曉得，在這裡，誰人不是顛覆國家政權者？
馮廣寧
200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