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ison

“创毒”、“创假”还是“创新”？

中国人常说自己创新能力不足，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其实不然，中国人脑中的奇思怪想多得数不清，实现了的也有不少，只是它们几乎都跟“邪门歪道”扯上了关系。国人的创新发明，有时不仅是一般人闻所未闻，包你想不到的那种，而且听了还准会吓你一大跳——咸蛋加苏丹红，牛奶加三聚氰胺，油条加洗衣粉，黄鳝加避孕药，猪肉加瘦肉精，海蜇皮加福尔马林，馒头加漂白粉，白酒加甲醇。难怪有人笑言中国人的“幸福”。这不，近日又有媒体曝光广州及珠三角部分加气站违规掺和二甲醚，甚至可乐的新闻。

这二甲醚究竟是什么东西，一般市民相信并不清楚。维基百科解释：二甲醚又称作甲醚，氧化甲，是最简单的脂肪醚。室温下为无色、无毒，有轻微醚香味的气体或压缩液体。二甲醚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作为替代柴油和液化石油气的燃料。虽说这二甲醚是清洁能源，但国家质检总局早有明确表示，“向民用液化石油气中掺入二甲醚后充入液化石油气钢瓶，严重违反《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可能导致液化石油气钢瓶阀门漏气和焊接气瓶严重腐蚀，给气瓶安全使用带来很大危险”。可见，虽都属于能源，却不见得都能以同一种方法使用，适合所有人群。如果霸王硬上弓，很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在液化石油气里掺和二甲醚虽不会像在食物中添加“毒素”那样，会直接损害食用者的身体健康，但一旦发生爆炸，也不是闹着玩的——人命和财产的损失。为了贪那蝇头小利，却草菅了人命，这样的代价也太大了吧。中国有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些造假骗人之徒要负相当一部分的责任——多少人因为吃了“加料”的食物而生病入院，有时甚至破了财还未必能消灾。损人利己，这些事还是不要做为好；薄利多销，发财要有道。

过去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去年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如果中国真的既可以说不，又可以不高兴，那么中国应该对谁说不，不高兴谁呢？在我看来，不是对周遭四邻，而是对我们自己。看见类似有人在牛奶中加三聚氰胺，用甲醇兑白酒这样的行为，我们一要不高兴，二要坚决说不，三要向有关部门及时举报，尽公民之责。这样做，维护了公众的利益，也即维护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古人说，吃一堑长一智，可我们不知吃了多少堑，智却没随着长（还是长歪了？）。近日又闻吾国再度曝出四个批次的奶制品，存在三聚氰胺超标问题，看了真是揪心不已。“物极必反”，“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样简单的道理，相信造假者一定都听说过。头脑灵光，却不务正业，尽使那些小聪明。这样做不见得能肥了自己，但一定害了别人。把奶变成毒奶，把液化石油气掺和成“可乐混合液化天然气”，这样的“创新”，不要也罢。中国需要创新，不是“创毒”和“创假”。

冯广宁

2010-1-28

如果校园也有“口罩男”

言论的力量有时很微小，因为言论者往往不能决定什么，而要取决于耳闻者的态度，不然许多问题就不会在人们提出批评后，非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在重复不断地出现。

几天前，广州一位“口罩男”的“碎碎念”，引来媒体的争相报道，一时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结果，市建委认同了“口罩男”亚运整治工程存在铺张浪费之嫌的看法，叫停了昂贵的道路装饰计划。其实，只要是为完善政策而做出的改动，即使是朝令夕改，那又何妨？政策有失误和不足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错，还要一意孤行，不见棺材不掉泪。总的来说，市建委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其他部门也应该效仿学习。

如果细心留意，相信市民还会发现学校也是一个经常重复建设，存在铺张浪费之嫌的地方。花草树木本来种得好好的，但不久就被铲草除根，种上新的，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想必这是许多学校都会出现、学生早已见惯而不怪的有趣现象。有些学生、老师笑言，那是因为如果学校不施工，钱就没有地方花，钱花不出去，领导就会不高兴。言外之意大家都明白，栽种花草树木一来美化了校园（其实，不在原来的地方栽种新的，说不定会更美），二来有了工程，相关领导就不愁没有回扣了。一举两得，何乐不为？而且，在监督校园政务上，社会舆论一直没有投放多少注意力，也没有这个传统习惯，这就给那些为非作歹吃回扣的校领导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以为“躲进小楼”，就可以高枕无忧。即使有去年若干高校领导受贿落网的实例，给那些仍然心怀不轨的校领导敲响了警钟，可害怕者并不会因此增加多少。因为，这种偶尔打击一两个来杀鸡儆猴的做法，只能治标不治本，对遏止校园浪费、贪污之风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长远之计，在我看来，就是要实现“校政民主化”。艾未未说过，凡是不能公开的，必定是肮脏的。如果政府财政可以公开，那么学校的财政也应该公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若是私立学校，至少要接受学生及其家长的监督）。毕竟，学校花的钱、学校浪费的钱和落入私人腰包的钱都是纳税人（家长）的血汗钱啊！唯有这样，才能有效根治学校的铺张浪费和贪污腐败。试想一下，如果学校所花分毫都一一列明在学校的账本上，公众又可以查看账本，那么，在财政如此公开透明的情况下，相信校领导都会有“口罩男”的节约意识，随意花钱之风也将得到遏止，无论是他们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因为，人要脸树要皮，没有多少人会愿意背上一个“胡乱花钱”或“贪污腐败”的臭名。

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在“口罩男”身上得到了体现，他理性平和，懂得如何合法使用自己的权利。他的意见让广州市建委修正了自己的政策，这不仅源于他的意见合理和切中要点，而且还因为广州市建委的领导认同政府施政应该公开透明的价值理念，愿意倾听市民的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如果校园里也有“口罩男”，如果“口罩男”是校领导，相信我们的校园不仅会保持洁净美丽，纳税人的钱也一定会用得其所。

冯广宁

2010-1-24

一个南勇下去，另一个“南勇”上来
 

世界杯4年一度，本是球迷的饕餮盛宴，可近日有消息传来，今年6月举行的南非世界杯，因为当地治安差和往返机票昂贵等原因，多国出售的门票都滞销，欧洲及非洲销情尤其惨淡。
 

如果世界杯换在中国举行，情况一定会大不一样。因为中国有许许多多对西方足球狂热的粉丝，这只要看过“欧洲列强”来此地“淘金”时，大批球迷围观的盛况，就能知道。而且，无论国足踢得有多糟，人们嘴里骂过多少遍娘，还是会有一大群从不死心，也死不悔改的拥趸支援中国足球。
 

“中国世界杯”还是梦想，足坛“打黑除恶”却轰轰烈烈展开。如今，中国足球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南勇、杨一民等足协官员的被警方带走调查的事。“商业贿赂操纵足球比赛和赌球”，也即贪污腐败的一种，从官场走向球场，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两者同样是名利场。足球这个“场”，如果没有机制制约监督，当权、利与官位三者扭曲合一时，必然会催生出贪婪这个怪胎，假球黑哨自然就有了萌芽生长的土壤。
 

阿克顿曾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足坛虽是中国最有言论空间的地方，但媒体和球迷的监督并不能制约足协最高层的权力。用公权谋私利，这当然有官员个人素质不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问题。足球应该职业化、市场化，但绝不可以“行政化”、“官僚化”。官员升迁与否，更不应该和足球乃至成绩扯上任何关系。因为若此，一心一意搞足球的人恐怕就没得混了，而三心两意谋升官的人就会如鱼得水好滋味——他们很可能把时间放在如何打好各级关系，思考怎样才能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上，至于发展足球事业的本职工作，早被他们晾在一边了。
 

    中国足球为人诟病的地方多到数不清，其中一个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在我看来，此次韦迪临危受命，接替南勇的职务，极有可能重蹈谢亚龙之覆辙，最终他不是另谋高就，就是黯然下台。当年一心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国足，在擅长田径运动的谢亚龙的带领下，最终只取得了“冲出中国，走向亚洲”的涩果。这次国家体育总局派了一个非足球运动专业出身，且毫无足球管理经验的韦迪，接掌中国足协，前景自然又是一片黯淡。
 

一个南勇下去，另一个“南勇”，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南勇”上来。因为中国足球的症结不再，也不仅仅是南勇，抑或“勇南”这样的贪官污吏，而是水缸里的水早已发黑变臭，需要立即换掉的问题。再不换，鱼都会被憋死。无论南勇，还是韦迪，若掉进这样的水缸，想不臭不湿地爬出来，简直就是做梦。如果害怕麻烦，就不去更换被污染的水，人们又怎能期待水缸里的水保持干净清澈？
 

竞选美国总统时，奥巴马言不离“Change（改变）”，除了拉选票，还因为他知道，社会不在动态中变化更新，这个社会就会僵固老化。其实，中国足球何尝不是这样？变，则有活的可能；不变，那就只能等着慢慢枯萎了——只是这样，就苦了那些对中国足球仍然不离不弃的球迷。
 

冯广宁
2010-1-23

城市发展需要报刊亭支撑 

美国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文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基层动力，它具有独立性，可以和经济生活产生互动，但文化绝不是经济的被动反映。这种看法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也适合某些地区的情况，但却不能反映中国目前的现实。反而是人们熟知的“经济决定文化”、“经济生产和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更符合复杂多变的中国。 

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我越来越相信这个有趣的“规律”：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该城市的文化氛围。虽然未必尽然，但从城市拥有的报刊亭的数量与其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上，人们很容易就能够印证这个“规律”。或许有人会批评，仅从一个城市拥有的报刊亭的数量上去观察，并不足以充分说明该城市文化发展的情况，但以某个侧面出发，从微观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也未必不可。 

只要曾在广州居住，除了每日的车水马龙，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道路周边有许多报刊亭。里面出售的报纸杂志各式各样，琳琅满目，好不热闹。虽然不能就此认为广州文化气息浓厚，但至少可以说明广州市民有阅读的习惯，不然这些报刊亭早就关门大吉，越开越少了。 

若把目光投向孙中山先生的故土，人们一定会惊讶于中山——这座如今以工业发展为重心的城市——对文化建设的冷漠。不要说在工厂密布的地方，哪怕漫步于市中心，你也不容易看到报刊亭。即便有，但与广州的报刊亭相比，里面出售的报刊杂志的种类也大为减少。原因之一是这里有许多外来打工者，大部分廉价劳工（不含任何贬义），一来文化素质不高，二则每日忙于工作，无钱购买，也无暇阅读。由此，也不难推断中山部分市民对阅读的态度以及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 

如同这座城市混乱的交通一样，湛江的文化状况也令人堪忧。如果说中山报刊亭数量少，那么，湛江的报刊亭可谓少得不能再少了。我很怀疑，在这座城市居住的人，究竟有多少会阅读报纸杂志。这里的人怎能不关心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一个城市，发展经济当然重要，但如果人们不阅读，那么他们的素质又怎能得到提高？在我眼里，湛江市民横过马路乃家常便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这就是忽视文化建设导致的其中一个恶果。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实，城市，除了应该让生活更美好，同时，也应该让人们的生活更有品位。这种品位，不建基于经济的高度，不是物质上的品位，而是文化上的品位。 

过去中国的文化沾染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处处表征着官方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民间文化活力增强，空间加大，文化更多元，草根阶层也有了发声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如今的时代，人们是“娱乐至死”，把不该娱乐的东西都娱乐化了。这种看法值得我们留意，因为对现代化的着迷已经让中国落入对“发展”的崇拜与迷信中，决策者似乎忘记文化建设是件艰巨费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工的事情。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容易，但假如没有文化去制约欲望，激情的释放很容易会泛滥成灾，人们最终将会“娱乐至死”。这就是为什么报刊亭——作为文化的肢体——的数量之于城市是重要的。假如人们在赚到钱以后，一个个都跑去桑拿浴室，歌厅夜总会，我想，这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危险的。城市经济发展若能同时带来文化的繁荣，那么，在消费主义高奏凯歌、金钱至上的今天，对城市的健康发展，将起到相当有益的作用。 

如果我的批评过于严苛，那也只是爱之深责之切，因为，我实在不愿见到那些口口声声要把某某城市建设为“文化名城”，却又什么也不愿、不去做的人；他们的宣传，仅仅是因为，在当下，说“文化”是一件时髦的事。 

冯广宁 

2010-1-22 

心胸狭隘 

为了正确引导舆论，甘肃省计划建一支共六百五十人的网评队伍。此事经内地媒体报导后，马上就引起网民的围观热论，批评嘲讽之声不绝于耳。可是，时不过一日，该新闻就从各大网站上消失了，相关文章也被删除。 

政府删除新闻效率之高为人惊叹，只可惜这种高效用在了错误的地方。组建“五毛大队”不是什么秘密，各地早已有之，政府为何还要遮遮掩掩？如果对自己确实做过的事，政府也不敢坦然承认，不愿让广大市民知道，那么，在应对带有主观色彩的个人意见和批评时，政府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人们也就可想而知了。 

无可否认，中国经济实力强大，但同样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依旧只是个经济强人，道德与政治的侏儒，是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国家。经济再强大，也不代表政府可以肆意妄为，大规模屏蔽网站；官员可以评判市民行为的高雅或低俗，侵犯市民的通讯自由；更不能像重庆政协委员王小波那样，提案建议市民生小孩要先测试道德伦理，不合格者缓发准生证。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类似的事当然属于奇闻怪谈，可今天中国社会仍旧处在从“非常”逐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中。雷人雷语凸显的是政府和官员施政水平之低劣与行政思维之僵化，同时，也体现了不受制约的权力，只会给政府官员带来盲目的自信与蛮横高傲的态度。这样的政府只容得下马屁精的阿谀奉承、小人的穿凿附会，而鄙视不属于锦上添花的批评言论，厌恶真心爱国的异议者。 

深谙“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政府，在封堵不利于己的消息一事上，可谓绞尽脑汁，用尽了各种各样的计谋。在网络上，先有金盾工程的防火墙（GFW），后有被指侵权的绿坝，而被过滤的敏感词更是无处不在。在电视上，言论雷区也遍地皆是——只要报导内容稍与内地的负面消息有关，香港电视台的信号就会中断。而时事类报刊杂志，在更多的时候，也只能透露给你“一半”的讯息，剩下的一半唯有自己去寻找，原因不外乎问题过于敏感或中宣部已有文件或通知下达。不是说社会或网络不需要政府的管理，而是，政府不能什么事都管，什么事都理，以为市民不懂分辨黑白对错。可在这个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国度，要想政府开放宽容，难哉！因为这无异于把政府手里的枪交给市民，让市民有时刻监督和挑战自己的机会。 

生活在信息都不能享有自由的国度，气愤是常有的事。因为在我看来，政府承认自己不足是在平常不过的事，这不仅不会损害政府的威信与尊严，反而是政府清醒与有反思的表现。政府存在问题、犯错不可怕，因为没有一个政府是十全十美，从不犯错的。可怕的是，它知错不改，还意图掩盖自己的错误，把言论者和批评者视作危险人群，假想市民都是暴民，不可以让他们拥有智慧和权利，获悉事情的真相。 

大国崛起之声喧嚣不已，但我真的怀疑政府懂得《墨子•亲士》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长生保国”的道理。只许别人赞美，却不允许批评、反对自己，这怎么可能是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政府？中国土地广阔，政府心胸却异常狭隘。两相对照，这真是十分的讽刺，十足的悲哀！ 

冯广宁 

2010-1-21 

未来中国是个“想象体”

今天的中国包含了太多的元素，想简单地用一个概念或一连串词语去概括中国，无疑都是徒劳且片面的。这样做，反而把复杂的中国模糊和抽象化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如今不仅是个世界工厂，而且还是梦想工场，允许人们发挥无穷的想象——所有新奇趣怪的念头，都可能在中国大地实现。
 

未来的中国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图景？作家陈冠中在《盛世》一书中作了“描绘”。2013年的中国是一个“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民族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的国家。虽然“十项国策”矛盾重重，但谁敢轻易断言它们不会出现在未来中国？你只要看看刚刚过去的2009年，你就会发现中国一切皆有可能。
 

尽管未必贴切，但我们不妨试着把当下中国“想象”为一支足球队。面对不同水平的比赛对手，中国的表现有好有坏。在处理外交和国际事务上，中国自然是输赢皆有，但总体来说，国人还是基本满意的。高速增长的经济就像到处攻城拔寨的前锋，为中国赢得不少的掌声，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在09年的金融危机中挽救了资本主义。而后防线的漏洞百出则给中国增添了不少变量，是中国亟待增强的一环。如果食品安全、环境保护、贪污腐败等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前锋进再多的球，也将无法避免球队的失败。一个好的守门员必定有宽广的视野，能够洞察场上的变化。而中国恰恰少了这样一个守门员。所以，在处理许多问题的时候，决策者没有展现长远的眼光，以短期成效和利益为先。
 

球队的教练决定了球员的命运，能否运筹帷幄、及时应变，成了球队输赢的关键。如果教练没有一颗包容的心，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接受别人合理的批评，那么，这个教练绝不会是一个好的教练，球队也不会是团结的球队。众所周知，一个球队，如果不团结，其结局一定是以失败收场。09年，多位异议人士的因言获罪说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信念没有得到当政者的尊重。而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是百害无一利的。因为任何压制不同声音的企图，最终换来的只会是自食其恶果，而不是社会稳定和谐。
 

中国有足够能力加强球队的实力。招兵买马，中国不缺钱；排兵布阵，也不愁没有好的人才，中国最缺的是理念。这种精神不是金钱可以换来的，其源自于对普通个体的尊重、对不同声音的包容和对多元价值的肯定。中国若要成为世界一流强队，那么，政府允许个人独立思考、鼓励各方理性对话和多元并包，则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纵使有很好的球技，但球队没有精气神，没有良好的球风，要想得到对手的尊重和钦佩，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就像一个拥有很强经济实力的国家，如果对普世价值持一种蔑视的态度，那么，即使别人在你面前毕恭毕敬，可他们内心却根本瞧不起你。
 

看到中国各地的千变万化，憧憬未来，相信许多人都会抱持一种乐观的态度。其实，乐观悲观不是划分对错的标准，因为未来中国是一个众人的“想象体”，但盲从却是需要警惕的。在盛世来到时，许多人已经忘记要反思过去，正视现在。他们不再承认中国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以为中国统领世界已经指日可待了。盛世中国已经有太多的豪言壮语，如今，我们更需要的或许是“盛世危言”。

冯广宁

2010-1-5

社会应该有多元的角度
 

香港“五区总辞”一事讨论正酣，有人反对，有人支持，也有人没有意见。这在一个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同意见的表达只是代表他们有不同的价值判断，立场各异，而不说明任何一方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观察角度的不同，往往不能全面看待问题，会使社会陷入盲目冲动的泥淖中而不自知，结果是伤害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损害了民众的福祉。
 

文革就是其中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人不仅为此付出十年的光阴，而且无法估量的，是对个体精神造成的巨大伤害。君不见，民众长期以来都不敢在公共场所表达自己的意见，哪怕关乎切身权益。莫说市民不敢对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态，就是有稍稍与主流社会不同的看法，人们也宁可默不作声，而不愿把想法说出来，生怕招来不必要的麻烦。“宁鸣而生，不默而死”之人是非常少的。
 

但近年来，民众集体“散步”之事时有发生。从厦门PX、上海磁悬浮、到近来番禺市民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场事件可以看出，人们对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越来越关注，也越来越敢于参与。这是一个社会开始正常发展的良好现象，因为从这些公共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在更多的时候是冷静理性的，愿意用平和的方式说出诉求，而不是在气急败坏或群情激愤中失去理智。虽然起初有搪塞民众之嫌，至少没有积极应对，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还是愿意开展对话，听取市民的意见，没有把上街的民众当成是“专政对象”或“阶级敌人”。毫无疑问，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表现，它与经济的发展同等重要。因为这说明民众的权利意识正在觉醒，当政者的思想观念也在改变中。一个社会要想协调发展，市民和当政者观念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试想一下，如果一面是高速发展的经济，一面却仍是随地乱丢垃圾的恶习和漠视民意作出的决策，这样的社会又怎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当然，在处理关系公共利益的事情上，政府和市民需要检讨和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看，它当然希望民众以大局为重，不要有反对政府施政决策的行动；而在市民这边，像在居民区附近兴建化工厂或垃圾场这样的工商市政建设，势必会引起市民的抵触，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够接受自己健康的受损与居住房屋的贬值。这是一个在不同利益的驱动下，政府与市民间产生的分歧。政府认为所做的事是为了当地的发展与改善居民的生活，而市民却认为是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政府是错的。在这看似两边都有道理的情况下，并非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若政府能够摆脱过去那种维护政府和商家利益的思维，更多地考虑普通市民的观感和利益，问题的解决将会容易许多。因为，政府的存在不是也不能以维护政府的利益为出发点，而是要替市民把蛋糕做大，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政府的作用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每个人的尊严，而不是要求个人无条件服从政府的利益。
 

社会的光谱何其广大，政府与市民、市民与市民间有不同的看法是很正常的现象。切莫认定这种“不同”一定就是对抗性的，它其实更可能是一种“善意反对”的表现。如果没有不同群体的相互监督和观照，社会大众没有经过仔细的权衡和思考就一直向前冲，另一个“大跃进”早晚会到来。一个社会需要有环顾四周的时候，而社会的左、中、右就能给你提供一个个观察的哨所，帮助你发现四周的问题，让你更安全地向前行。
 

冯广宁 
2009/12/7

行动才能带来改变的希望 

日前，广州番禺区区委书记谭应华明确告诉市民垃圾焚烧厂项目已经叫停。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事得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民的强烈反对和内地媒体及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番禺政府改变最初的决定，不是政府突然良心发现，而是不得不屈服于民众的愤怒。尽管还有许多不如理想的地方，但政府能够改变初衷，已经说明市民的反对对当政者不是毫无作用的。 

毫无疑问，每个市民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政府或立法机关在作出任何决策前，理应倾听民意。当遇到市民对某项政策抱有极大的疑虑，甚至引起强烈的不满时，重新检视和反省自身的施政决策，继而推出更符合民意要求的政策，则有相当的必要。否则，最后必会得不偿失。 

不论是解决区域性问题如番禺建垃圾焚烧处理厂，还是处理全局性问题如政治体制的改革，政府尊重民意都是必须和理所当然的，因为所有这些事都关系都市民的福祉与权利。这样的道理不言自明，但如果因为政府或人大早有决定，就放弃说出心中真实的想法，不用行动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宁愿哑巴吃黄连，不去得罪上级，这不但是对自身权利的漠视，更是小人的行为。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有云：“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你的沉默怕事、惟命是从不会带来幸福，相反，没有真实民意为参考而作出的决策，往往会带来灾难，而你自以为替当政者排忧解难，实际却陷当政者于不义，是社会倾颓的制造者之一。这样的行为，难道还不是小人之举吗？ 

不敢表达真实的想法，为人处事以计算得失利益为先，又认为行动过于激进且不能带来改变，但又一心希望得到别人施舍，满足自己的欲望需求，这就是许多人内心深处真实的写照。面对一张张铁丝网、别人的拳脚，甚至失去自由，志愿者没有停止调查地震遇难学生人数的工作。他们没有因为政府公布了遇难学生的人数，就停止对真相的寻找和对公义的渴求，因为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都是无价的。而他们的调查行动，也让世人看到了地震不为人知的一面；揭示政府讳莫如深的真相，是他们用毫不畏惧的行动换来的。 

即使你从“黑头人”等到了“白头人”，有些事也不是安坐家中就可以等来的。我不是鼓吹人们“抛头颅，洒热血”，但有时只需要拿出你的勇气，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事情就可以起变化。厦门PX事件，市民不是用自己的脚步和声音带来了改变吗？为何忘记得如此之快？目标的达成往往需要一点理想主义的色彩，若纠缠于利益得失或行动效果问题的争拗，似乎太过短视了，也注定会一事无成。有时把眼光放远一点，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很大，悲观实在没有必要，未来会向着对自己有利的一方发展。有人对行动持有不同的看法很正常，但只要你真心向善，暂时失去部分人的支持，这不要紧，因为往后你很可能得到更多人的赞赏，因为人们最终会明白谁才是真正为民请命的人，就像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11年的刘晓波，即使有许多人未必同意他的改革建议，但谁能否定刘晓波在努力用行动改变中国，他是一个心系国家与民族未来的好人？ 

冯广宁 

2009-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