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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donison</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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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爲蒼生說人話。</description>
	<pubDate>Tue, 16 Mar 2010 13:05:28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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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非友即敌思想束缚中国发展</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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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16 Mar 2010 13:05:28 +0000</pubDate>
		<dc:creator>馮廣寧</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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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非友即敌思想束缚中国发展

    　198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放年代，纪录片《河殇》和「官倒」一词的出现，实际上宣告了在十年浩劫后，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迎来了「解冻期」。但这种说法又是片面的，因为与此同时，凛冽的寒风——「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未停止对80年代的持续骚扰，而89年惨剧不仅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且是过去「非友即敌」思想的可怕再现。 
 
  
    　出版于198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与其说是对文革的概述，不如说是一次政治批判，「四人帮」的确十恶不赦，但攻击、丑化、嘲讽只能唤起仇恨与暴力的意识，对人们了解这段历史却没有任何帮助。虽然作者之一的严家其曾提出「废除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进步观点，但「非友即敌」的思想在他笔下仍随处可见。那一代的学人试图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制和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但讽刺的是，深陷于「绝对主义」思想泥沼不能自拔的，往往也包括他们自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90年代中到来，「经济奇迹」不仅改变了人们着装饮食，而且满足了人们许多奢侈贪婪的欲望。在消费和娱乐上，人们充分享受到了「自由化」的滋味，「小资」也逐渐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活方式。不过不时出现的反日、反美事件却提醒着国人和世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思想没有过时和消失，它只是穿上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外衣。 
 
    　当「异化」了的思想与政治行动扯上关系，官方的神经总会变得异常敏感，因为「四项基本原则」不容挑战。虽然网络的出现渐渐使过去那种局面——「主旋律」掌握了所有的政治话语权——有所改变，但空间并不是线性地向前开放，而是迂回曲折，时松时紧，往往令人难以捉摸。 
 
  
    　非政府组织能够弥补政府施政的不足，其在四川地震救灾中的良好表现有目共睹。这本来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可「公盟」、「结石宝宝」和「艾未未工作小组」的遭遇却一再说明，公民维权之路在今天依旧满布荆棘。教育部认为香港乐施会「用心不善」、「竭力向我内地渗透」、「负责人是反对派骨干」，要求各高校做好防范「乐施会招收大学生志愿者计划」的工作。 
 
    　大批判时代的字眼，今天用在香港乐施会身上，这实在让人感到诧异和难过，因为这与建立公民社会的精神背道而驰。与「维权机构」有联系或许不符合「一切听指挥，接受党的领导」的官方思想，但「一棍子打倒」的做法与强权高压无异，也过于粗暴。因为在「非友即敌」之间其实还有中间地带，「打倒」和「封杀」之外还可以有其它选择，先沟通对话，进而相互理解，最终达致妥协包容。 
 
    　如果有什么能束缚民间社会的发展，那一定是「非友即敌」这种思想，因为真正的公民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相互敌视的基础上。但若只有市民的努力争取，而没有官方的包容、妥协与主动让步，那么社会开放的程度也将相当有限。中国错过了1980年代改革的机会，造成的伤口久未愈合，今天，若能抛弃「非友即敌」的思想，那么，中国就迈出了抚平伤口的第一步。

冯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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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雙重標準」下的中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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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4 Mar 2010 02:38:11 +0000</pubDate>
		<dc:creator>馮廣寧</dc:creator>
		
		<category>未分类</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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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雙重標準」下的中國

「殺人」一事可否「量化」？這個問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１》一書裏有清楚的答案。作者楊奎松對「土改」、「三反」、「五反」運動作了較客觀的分析，得出許多與過往史書不同的結論。
除此之外，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毛澤東等人對「量化」癡迷。不僅地主、富農、中農、貧農的數量可以根據政治運動的發展形勢隨意定出一個百分比，甚至該殺多少人來達到平民憤、動員群眾的目的都可以一一量化，往往不顧各地實際情況之差異──因此而被殺寃死的平民百姓相信不在少數。
 

信仰數字又排斥數字
改革開放後，過去對「量化」的迷信，逐漸變成今日對「數字」的信仰。ＧＤＰ大小不僅是衡量地方政績的重要指標，更成為中國在國際社會立足的重要資本──這也是今天舉國上下對ＧＤＰ盲目崇拜的一大原因。因為百多年來受盡西方列強的欺淩，所以中國還逐漸養成了一個「時時事事都要爭第一」的習慣，以此證明中國人不再是「東亞病夫」。每年都有數不清的人、團體、地方政府急着打破、保持「健力士」世界紀錄、建世界最大或最高的建築物，就是最好的說明。
但中國不是推崇所有的「數字」，而只是相信那些自己創造或有利於自己的「數字」。許多世界非政府組織在每年公佈的調查報告中，常把中國的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人權狀況，甚至國民幸福感指數排在名單的中下游。對此，中國不是以「干涉中國內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回應，就是用「與事實不符」、「無中生有」加以否定，但卻從不作進一步解釋。這是中國回應境外聲音的慣常做法。
對內，它則採取「和諧」的方式處理，不允許媒體報道相關消息，甚至由政府作出相關回應和聲明──間接印證了「恐懼來源於心虛，心虛則導致恐懼」這句話。掩蓋消息在過去的確有效，但在網絡時代，這已不再可能，甚至還給網民提供了揶揄惡搞的機會，如《草泥馬之歌》和《網癮戰爭》。
 

尊嚴只適用於某些人
中國不僅有數字，而且有言語上的「雙重標準」。溫家寶在春節團拜上提到「要讓人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在和網民交流時，他進一步解釋尊嚴的其中一個方面，就是「每個公民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範圍內，都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和權利，國家要保護每個人的自由和人權」。類似的話聽過不少，起初還讓人有所期待，但殘酷的現實卻一再說明，溫總理的話，給人的感覺是反諷的味道要遠遠大於承諾的意思。這不是說中國完全做不到，而是存在「雙重標準」──對某些如中央電視台突出報道的「模範人物」適用，對另一些如絕迹於內地媒體的市民則沒有多少意義。
中國還有許多的「雙重標準」──規則有「明規則」和「潛規則」，腐敗有「暴力腐敗」和「溫和腐敗」，承諾有「真承諾」和「假承諾」，這不禁讓人想起《雙城記》裏的名句：「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說它好，是最高級的；說它不好，也是最高級的。」今天的中國不正是如此嗎？
 

馮廣甯 
20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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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廣東用工荒凸顯兩個結構難題</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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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04 Mar 2010 02:35:19 +0000</pubDate>
		<dc:creator>馮廣寧</dc:creator>
		
		<category>未分类</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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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廣東用工荒凸顯兩個結構難題


    　如果10年前有人預言廣東會出現高達幾十萬的職缺，許多生意人一定說那是杞人憂天。但近兩年出現的用工荒」卻告訴人們，一切皆有可能。 
    　隨著改革開放的「內陸化」，許多內地城市都有長足的發展，廣東對許多農民工而言，已不再具有過去那樣強的吸引力，留在家鄉或去北京成都成為他們另外的選擇。雖然廣東沒有立刻失去發展的「人口紅利」，但「流動人口」的減少，給沿海工廠帶來的潛在損失卻是明顯的──用工成本增加（主要是工資、福利提高）將導致企業利潤的減少。相信大多數人會同意：「用工荒」只是短期現象，就業形勢嚴峻才是中國的常態。 
    　人找不到工作 工作找不到人 
    　唯一能夠安枕無憂的或許是技術工人，特別是高級技工，因為廣東總有數不清的工廠需要這些有技能的人。人才比例的失衡，迫使高校畢業生向「下」轉移，與農民工一起競爭廉價崗位。農民工競爭力表現在能吃苦耐勞，但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往往更能吸引企業的青睞。轉移出廣東、另謀出路，則成為許多農民工必須考慮的事。高薪厚祿一定與他們無關，找一份體面的普通工作是絕大多數農民工最大的希望。所以，拿偶然、特殊的個例來論證「農民工已經翻身當主人」注定是乏味無趣的，因為這與事實相去甚遠。 
    　沒有什麼比「有人找不到工作，有工作找不到人」，能更好地說明廣東用工「供過於求與供不應求」並存的怪異現實。廣東乃至中國人才結構一天不改變，農民工、大學生、技工不能各安其位，情況就不可能改變，「用工荒」就會如大戲般一年一度上演。 
    　廣東經濟轉型、面臨人力考驗 
    　數以百萬計的廉價工人曾為改革開放之初的廣東實現資本的「原始積累」。但未來是高新技術與知識經濟的天下，勞動密集不再吃香，也不符合現代化的要求。廣東產業結構升級與轉移讓專業人士和高級技工有了更多發言權，而一批批農民工則在一次次生產效率提高的過程中被「精簡」出工作崗位──從大城市到小城市，最後離開廣東是他們最常選擇的「求生路徑」。可說到創新，廣東從來就不是排頭兵，專業人士和高級技工想到和選擇的也往往是北京、上海、成都，而不是以出口加工聞名的廣東。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在廣東打工的農民工正在慢慢減少、離開，而專業人士和高級技工卻總是不足的原因。 
    　能否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關乎廣東未來的發展前景，但在轉型過程中，必須考慮如何才能既保證農民工不過快流失，又能及時引進專業人士及技工，使轉型震蕩的幅度與陣痛時間降到最低。人才結構調整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完成，短期而言，「努力留住」與「大力吸引」將是廣東保持足夠競爭力的關鍵。否則，廣東非但不能順利實現產業的升級換代，反而還會因為早已存在的「技工荒」與「農工荒」阻礙了經濟的平穩增長。
 
冯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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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教育部关于防止「乐施会」中国分部在高校招聘「志愿者」的通知</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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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ue, 23 Feb 2010 10:48:06 +0000</pubDate>
		<dc:creator>馮廣寧</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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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中共教育部党组织关于防止香港「乐施会」中国分部通过互联网在我国高校招聘「大学生志愿者」的紧急通知（全文）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教育（高校）工委、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部属各高等学校党委：
 

据有关部门掌握，2005年以来香港「乐施会」中国分部一直与境内部分「维权」组织合作开展「大学生志愿者」培训项目。近期，该机构决定采取「互联网群发」方式，将招聘信息直接发布到境内各高校指导中心，鼓励院校教师推荐人员，再由其筛选出「合适人选」安排到各大城市有合作关系的「维权」机构实习。实习期为2010年3-6月。
 

香港「乐施会」属于竭力向我内地渗透的非政府组织，且其负责人是反对派骨干。鉴于我教育系统特别是高校的特殊性，要断绝与其任何来往，不与其有任何形式的合作。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统一思想，提高警惕，认识到香港「乐施会」招聘我「大学生志愿者」的用心不善，切实做好防范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香港「乐施会」在我高校招聘「大学生志愿者」的监控，特别是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我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及校园网招聘信息版面的管理。高校广播电视、校报校刊、板报墙报和校园网等不得刊载任何与所谓培训项目有关的信息。
 

二、要求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及各院（系）不得以任何形式为所谓培训项目推荐人员。如发现师生已参与所谓培训项目，要立即采取妥善措施加以劝阻，并做好教育引导工作。
 

三、规范学生社团活动审批程序，坚决防止香港「乐施会」及其合作机构以资助、赞助等形式，在校内宣传造势。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实习的组织管理，认真做好就业指导服务，进一步加大对特殊群体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力度，防止毕业生到所谓「维权」机构「实习」。
 

各地和高校在开展工作时，既要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又要内紧外松、注意方式方法，防止别有用心的人的借机炒作。凡涉及重要情况，要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和教育部。
 

中共教育部党组
 

2010年2月4日
转自：http://inews.mingpao.com/htm/INews/20100223/gb21519p.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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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中国需要思想与制度上的现代化</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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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13 Feb 2010 01:42:37 +0000</pubDate>
		<dc:creator>馮廣寧</dc:creator>
		
		<category>未分类</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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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中国需要思想与制度上的现代化
 

自从前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图强”就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旋律”。经过百多年的努力，中国终于有了现代化的规模。但可惜，中国仍缺乏现代化的实质——“大国崛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济的成就和都市的繁华固然令人高兴，但未完成的思想启蒙与制度的落后，却限制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乃至奥运世博的举办，只能说明中国有“宏大叙事”的本钱，但这并不会让巨龙实现真正的腾飞。
 

官场有种非常流行的看法：只要经济好了，其他方面就不会有太大问题。换言之，经济发展是挡箭牌和万金油，可以掩盖社会内部的诸多矛盾。这种“发展观”——思想没有现代化的一个例子——犹如魔鬼，只会把中国带向空虚浮华，扭曲人性。我没有怀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毫无批判地把“发展主义”奉为圭臬却是危险的。由于对现代化过度着迷，中国就落入这种对“发展”的崇拜与迷信中。不少决策者以为，只要建设能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所有的拆迁、引资、兴建都应该鼓励和接受。他们或许没有想过，许多时候，低矮房屋的价值并不亚于一幢幢高楼大厦，一条河流的清澈要比一座化工厂的兴建更招人欢喜；这样做，究竟有利于整个社会，还是只惠及了小部分人？老百姓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又是多少，究竟值不值得？真正的发展靠的是质量，而非数量。“大炼钢铁”的教训，难得我们忘记了吗？
 

中国经济不可能飞速增长一百年不变，国家想要保持活力和竞争力，唯有依靠与时俱进的思想和不断完善的制度。
 

“中国模式”不能只有经济，而无制度上的内容。必须承认，“经济决定一切”的话语逻辑无法在世界畅行，因为这只是另一种“霸权”——“经济霸权”——的表现（若干国家认为中国在非洲实行“新殖民主义”就是这个的原因）。中国若不通过完善自己的制度，没有一套为世界接受且认可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掌握真正的话语权、走向实质意义上的现代化。
 

民主和法治是制度建设的核心，也是中国亟待完善的地方。民主和法治的重要性无须赘言。民主能够让人们有选择的自由，而法治则允许人们在选错后，有补救的可能。选票可以让政府不能为所欲为，法治又让社会不至于陷入民粹。繁荣经济背后的种种问题，甚至繁荣的经济本身，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没有真正的民主机制去制衡和监督，以及法律的疏漏与法治的不彰所造成的。在中国大陆，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却无法绕开——改革若不触及政治体制，毒奶粉、豆腐渣工程、矿难、黑砖窑等问题的卷土而来，就不会是“新闻”。
 

世界每天都在变，中国的经济环境也如此，可如果人们的脑袋不跟着变，体制不随着改，中国能向世界输出什么，又靠什么去实现现代化？
 

冯广宁
2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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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宽以待人才能达至社会和谐</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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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13 Feb 2010 01:41:56 +0000</pubDate>
		<dc:creator>馮廣寧</dc:creator>
		
		<category>未分类</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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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原刊于香港《信报》，有删节，现为全文。
 
宽以待人才能达至社会和谐
——给温家宝总理的公开信

温总理：

先让我告诉你一件事：《零八宪章》发布不久，我在课堂上曾和老师有过一次小小的辩论。虽然对某些建议有不同的看法，但课后，老师悄悄告诉我，如果没有妻儿，他就会联署这份温和的改革文本。现在看来，老师的担忧，不无道理。

我不认识刘晓波先生，但他这些年为国家和市民所做的事，值得我为他写下这封信。而且，我知道，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声援刘晓波，而且为我自己，还有那些相信言论自由的人们。

当得知刘晓波被判刑11年的消息，我感到无法理解，更难以接受，一种莫名的愤怒涌上了心头。刘晓波决定上诉后，我就一直在等待二审的结果，希望奇迹的发生。在看到谭作人被判5年刑期后，一定会有许多人笑我天真无知，竟然还对你领导的政府抱有希望，但如果二审能够还刘晓波公道，我愿意做一个天真的傻瓜。可惜，奇迹终究没有出现。
 
没有想到，圣诞节那天，竟然有不少人在法院外声援他，有许许多多的人希望和他一起承担罪责。在你眼中，这会是一件咄咄怪事——市民支持一个“黑手”和他的“犯罪行为”——吗？
    
你在不久前说过：“当前，关键是要营造一种包容和宽松的环境，使人们能够独立思考，敢讲真话。有些真话，虽然领导不爱听，但确有价值，因为它包含着真理。领导者应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去除思维定势，包容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春秋时代，齐威王为听真话，曾颁布命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结果齐国大治。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尚能如此，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做得更好。”这番话说得很好，听后我也曾有过短暂的欣喜。可冷酷的现实却一再提醒我，你领导的政府，并没有你所说的雅量——上书谏言的刘晓波，非但没有得到任何的赏赐，反而身陷囹圄。

刘晓波与你一样深爱这片土地，如果他想获取名利，“六四”后他就做到了；他本可以成为一只自由飞翔的海鸥，或海外民运的一员大将，但他却选择留在中国，选择一条艰辛之路，继续针砭中国时政之弊。因为他爱这个国家，对执政者还抱有希望，渴望国家迈向民主和法治，人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与许多人相比，他更直率，更有勇气，也讲了真心话，即使他的批评太过尖锐或是不正确，激怒了政府，但那只不过是爱之深责之切，而绝不是“犯罪”。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真的很可怕，可刘晓波的手里不过只有一支笔！他的文章我看过不少，相信与许多人一样，他的观点你未必能够同意。但许多不认同他意见的人，也和我一样坚信，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有表达自己政治意见的自由，不会因为持有与执政者不同的政见而感到恐惧。如果双方的政见有分歧，大不了各自保留意见，又何必动用手把人送入监牢？我相信，如果没有在政治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在其它问题上的言论自由就没有多大意义，而且也往往难以得到保障。
 
在现代社会，我们要以理服人，更需要宽以待人。无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平民百姓，他们说的话不可能每一句都是真理、绝对正确。个人意见对执政者有所冒犯，执政者应该予以最大限度的包容。因为这才是一个政府有雅量的表现，才符合你“营造一种包容和宽松的环境”的说法。历史上，我们曾吃过像“两个凡是”这样盲目崇拜的亏，忘记独立思考之重要。你也说过，曾经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能重复；曾经付出的“学费”，我们不能再交。那为什么今天，我们还不吸取教训，仅仅因为刘晓波写的批评文章，就要将他重判；还要背负“以言入罪”的恶名，一错再错，背弃普世价值？ 
 
你喜欢从网上听取市民的批评和建议，所以，相信你早已发现网友经常会以隐喻和调侃的方式去表达意见。这不是因为网友文采出众，而是无可奈何的表现，是怯于如果直言不讳地表达不满，像“煽动颠覆”这样的“帽子”，很容易就会扣在自己的头上。而这，也正是我的老师不敢联署《零八宪章》的原因——即使认同其理念，但政治上的巨大压力令大多数人望而却步。一不小心，就会丢掉饭碗，还连累了家人。

构建“和谐社会”是你任内的目标。在我看来，只有宽以待人，才能达至社会和谐。宽待赞美你的人，制裁批评你的谔谔之士，这不是宽以待人。换言之，检验一个政府是否宽容，不是看那些赞扬政府的人有没有得到嘉奖，而要看那些批评政府的人有没有得到包容和尊重，他们的意见有没有得到重视与采纳。不少政府官员喜欢把中国的经济成就当成了万金油和遮羞布，用以掩盖社会内部的诸多矛盾。如果不放弃这种想法，而且还要用无情的方式去对付批评政府的人，那么，在一个只允许为君王唱赞歌的社会，你和你的政府又怎能获得弱势和被边缘化群体的讯息？没有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苦楚无人理会，这个国家又怎会安定和谐？

在彻查四川地震豆腐渣工程一事上，你没有兑现你的承诺，谭作人等批评豆腐渣工程的人更被逮捕入狱，令我非常失望。为什么你的人会这样狠？难道你所说的“以人为本”，就是这样来体现的？在刘晓波一案上，我唯一的期望就是，你领导的政府能够宽以待人，人民法院能还刘晓波自由，重新彰显社会的公义，不要令中国在世人面前蒙羞。

村上春树在耶路撒冷演讲时说过：“无论高墙是多么正确，鸡蛋是多么错误，我永远站在鸡蛋这边。”今天，选择鸡蛋，就是选择站在公义与宽容这边。温总理，你会选择站在鸡蛋这边，是吗？

祝：
身体健康

中国大学生
冯广宁 敬上
20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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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创毒”、“创假”还是“创新”？</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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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30 Jan 2010 13:53:29 +0000</pubDate>
		<dc:creator>馮廣寧</dc:creator>
		
		<category>未分类</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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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创毒”、“创假”还是“创新”？
 
 

中国人常说自己创新能力不足，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其实不然，中国人脑中的奇思怪想多得数不清，实现了的也有不少，只是它们几乎都跟“邪门歪道”扯上了关系。国人的创新发明，有时不仅是一般人闻所未闻，包你想不到的那种，而且听了还准会吓你一大跳——咸蛋加苏丹红，牛奶加三聚氰胺，油条加洗衣粉，黄鳝加避孕药，猪肉加瘦肉精，海蜇皮加福尔马林，馒头加漂白粉，白酒加甲醇。难怪有人笑言中国人的“幸福”。这不，近日又有媒体曝光广州及珠三角部分加气站违规掺和二甲醚，甚至可乐的新闻。
 

这二甲醚究竟是什么东西，一般市民相信并不清楚。维基百科解释：二甲醚又称作甲醚，氧化甲，是最简单的脂肪醚。室温下为无色、无毒，有轻微醚香味的气体或压缩液体。二甲醚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作为替代柴油和液化石油气的燃料。虽说这二甲醚是清洁能源，但国家质检总局早有明确表示，“向民用液化石油气中掺入二甲醚后充入液化石油气钢瓶，严重违反《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可能导致液化石油气钢瓶阀门漏气和焊接气瓶严重腐蚀，给气瓶安全使用带来很大危险”。可见，虽都属于能源，却不见得都能以同一种方法使用，适合所有人群。如果霸王硬上弓，很可能就会发生危险。
 

在液化石油气里掺和二甲醚虽不会像在食物中添加“毒素”那样，会直接损害食用者的身体健康，但一旦发生爆炸，也不是闹着玩的——人命和财产的损失。为了贪那蝇头小利，却草菅了人命，这样的代价也太大了吧。中国有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这些造假骗人之徒要负相当一部分的责任——多少人因为吃了“加料”的食物而生病入院，有时甚至破了财还未必能消灾。损人利己，这些事还是不要做为好；薄利多销，发财要有道。
 

过去有一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去年有一本书叫《中国不高兴》。如果中国真的既可以说不，又可以不高兴，那么中国应该对谁说不，不高兴谁呢？在我看来，不是对周遭四邻，而是对我们自己。看见类似有人在牛奶中加三聚氰胺，用甲醇兑白酒这样的行为，我们一要不高兴，二要坚决说不，三要向有关部门及时举报，尽公民之责。这样做，维护了公众的利益，也即维护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古人说，吃一堑长一智，可我们不知吃了多少堑，智却没随着长（还是长歪了？）。近日又闻吾国再度曝出四个批次的奶制品，存在三聚氰胺超标问题，看了真是揪心不已。“物极必反”，“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样简单的道理，相信造假者一定都听说过。头脑灵光，却不务正业，尽使那些小聪明。这样做不见得能肥了自己，但一定害了别人。把奶变成毒奶，把液化石油气掺和成“可乐混合液化天然气”，这样的“创新”，不要也罢。中国需要创新，不是“创毒”和“创假”。
 

冯广宁
201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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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如果校园也有“口罩男”</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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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30 Jan 2010 13:51:00 +0000</pubDate>
		<dc:creator>馮廣寧</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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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如果校园也有“口罩男”
 

言论的力量有时很微小，因为言论者往往不能决定什么，而要取决于耳闻者的态度，不然许多问题就不会在人们提出批评后，非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反而还在重复不断地出现。
 

几天前，广州一位“口罩男”的“碎碎念”，引来媒体的争相报道，一时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结果，市建委认同了“口罩男”亚运整治工程存在铺张浪费之嫌的看法，叫停了昂贵的道路装饰计划。其实，只要是为完善政策而做出的改动，即使是朝令夕改，那又何妨？政策有失误和不足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有错，还要一意孤行，不见棺材不掉泪。总的来说，市建委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其他部门也应该效仿学习。
 

如果细心留意，相信市民还会发现学校也是一个经常重复建设，存在铺张浪费之嫌的地方。花草树木本来种得好好的，但不久就被铲草除根，种上新的，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想必这是许多学校都会出现、学生早已见惯而不怪的有趣现象。有些学生、老师笑言，那是因为如果学校不施工，钱就没有地方花，钱花不出去，领导就会不高兴。言外之意大家都明白，栽种花草树木一来美化了校园（其实，不在原来的地方栽种新的，说不定会更美），二来有了工程，相关领导就不愁没有回扣了。一举两得，何乐不为？而且，在监督校园政务上，社会舆论一直没有投放多少注意力，也没有这个传统习惯，这就给那些为非作歹吃回扣的校领导有了可乘之机。他们以为“躲进小楼”，就可以高枕无忧。即使有去年若干高校领导受贿落网的实例，给那些仍然心怀不轨的校领导敲响了警钟，可害怕者并不会因此增加多少。因为，这种偶尔打击一两个来杀鸡儆猴的做法，只能治标不治本，对遏止校园浪费、贪污之风不会有太大的作用。
 

长远之计，在我看来，就是要实现“校政民主化”。艾未未说过，凡是不能公开的，必定是肮脏的。如果政府财政可以公开，那么学校的财政也应该公开，要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若是私立学校，至少要接受学生及其家长的监督）。毕竟，学校花的钱、学校浪费的钱和落入私人腰包的钱都是纳税人（家长）的血汗钱啊！唯有这样，才能有效根治学校的铺张浪费和贪污腐败。试想一下，如果学校所花分毫都一一列明在学校的账本上，公众又可以查看账本，那么，在财政如此公开透明的情况下，相信校领导都会有“口罩男”的节约意识，随意花钱之风也将得到遏止，无论是他们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因为，人要脸树要皮，没有多少人会愿意背上一个“胡乱花钱”或“贪污腐败”的臭名。
 

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在“口罩男”身上得到了体现，他理性平和，懂得如何合法使用自己的权利。他的意见让广州市建委修正了自己的政策，这不仅源于他的意见合理和切中要点，而且还因为广州市建委的领导认同政府施政应该公开透明的价值理念，愿意倾听市民的意见，接受公众的监督。如果校园里也有“口罩男”，如果“口罩男”是校领导，相信我们的校园不仅会保持洁净美丽，纳税人的钱也一定会用得其所。
 

冯广宁
201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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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一个南勇下去，另一个“南勇”上来</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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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30 Jan 2010 13:49:11 +0000</pubDate>
		<dc:creator>馮廣寧</dc:creator>
		
		<category>未分类</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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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一个南勇下去，另一个“南勇”上来
 
世界杯4年一度，本是球迷的饕餮盛宴，可近日有消息传来，今年6月举行的南非世界杯，因为当地治安差和往返机票昂贵等原因，多国出售的门票都滞销，欧洲及非洲销情尤其惨淡。
 
如果世界杯换在中国举行，情况一定会大不一样。因为中国有许许多多对西方足球狂热的粉丝，这只要看过“欧洲列强”来此地“淘金”时，大批球迷围观的盛况，就能知道。而且，无论国足踢得有多糟，人们嘴里骂过多少遍娘，还是会有一大群从不死心，也死不悔改的拥趸支援中国足球。
 
“中国世界杯”还是梦想，足坛“打黑除恶”却轰轰烈烈展开。如今，中国足球界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南勇、杨一民等足协官员的被警方带走调查的事。“商业贿赂操纵足球比赛和赌球”，也即贪污腐败的一种，从官场走向球场，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两者同样是名利场。足球这个“场”，如果没有机制制约监督，当权、利与官位三者扭曲合一时，必然会催生出贪婪这个怪胎，假球黑哨自然就有了萌芽生长的土壤。
 
阿克顿曾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足坛虽是中国最有言论空间的地方，但媒体和球迷的监督并不能制约足协最高层的权力。用公权谋私利，这当然有官员个人素质不高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体制上的问题。足球应该职业化、市场化，但绝不可以“行政化”、“官僚化”。官员升迁与否，更不应该和足球乃至成绩扯上任何关系。因为若此，一心一意搞足球的人恐怕就没得混了，而三心两意谋升官的人就会如鱼得水好滋味——他们很可能把时间放在如何打好各级关系，思考怎样才能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上，至于发展足球事业的本职工作，早被他们晾在一边了。
 
    中国足球为人诟病的地方多到数不清，其中一个就是“外行领导内行”。在我看来，此次韦迪临危受命，接替南勇的职务，极有可能重蹈谢亚龙之覆辙，最终他不是另谋高就，就是黯然下台。当年一心要“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国足，在擅长田径运动的谢亚龙的带领下，最终只取得了“冲出中国，走向亚洲”的涩果。这次国家体育总局派了一个非足球运动专业出身，且毫无足球管理经验的韦迪，接掌中国足协，前景自然又是一片黯淡。
 
一个南勇下去，另一个“南勇”，或许还会有更多的“南勇”上来。因为中国足球的症结不再，也不仅仅是南勇，抑或“勇南”这样的贪官污吏，而是水缸里的水早已发黑变臭，需要立即换掉的问题。再不换，鱼都会被憋死。无论南勇，还是韦迪，若掉进这样的水缸，想不臭不湿地爬出来，简直就是做梦。如果害怕麻烦，就不去更换被污染的水，人们又怎能期待水缸里的水保持干净清澈？
 
竞选美国总统时，奥巴马言不离“Change（改变）”，除了拉选票，还因为他知道，社会不在动态中变化更新，这个社会就会僵固老化。其实，中国足球何尝不是这样？变，则有活的可能；不变，那就只能等着慢慢枯萎了——只是这样，就苦了那些对中国足球仍然不离不弃的球迷。
 
 
冯广宁
20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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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城市发展需要报刊亭支撑</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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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30 Jan 2010 13:47:39 +0000</pubDate>
		<dc:creator>馮廣寧</dc:creator>
		
		<category>未分类</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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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城市发展需要报刊亭支撑 
 
美国学者詹明信（Fredric Jameson）认为，文化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基层动力，它具有独立性，可以和经济生活产生互动，但文化绝不是经济的被动反映。这种看法虽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正，也适合某些地区的情况，但却不能反映中国目前的现实。反而是人们熟知的“经济决定文化”、“经济生产和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更符合复杂多变的中国。 
 
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我越来越相信这个有趣的“规律”：一个城市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该城市的文化氛围。虽然未必尽然，但从城市拥有的报刊亭的数量与其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上，人们很容易就能够印证这个“规律”。或许有人会批评，仅从一个城市拥有的报刊亭的数量上去观察，并不足以充分说明该城市文化发展的情况，但以某个侧面出发，从微观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也未必不可。 
 
只要曾在广州居住，除了每日的车水马龙，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道路周边有许多报刊亭。里面出售的报纸杂志各式各样，琳琅满目，好不热闹。虽然不能就此认为广州文化气息浓厚，但至少可以说明广州市民有阅读的习惯，不然这些报刊亭早就关门大吉，越开越少了。 
 
若把目光投向孙中山先生的故土，人们一定会惊讶于中山——这座如今以工业发展为重心的城市——对文化建设的冷漠。不要说在工厂密布的地方，哪怕漫步于市中心，你也不容易看到报刊亭。即便有，但与广州的报刊亭相比，里面出售的报刊杂志的种类也大为减少。原因之一是这里有许多外来打工者，大部分廉价劳工（不含任何贬义），一来文化素质不高，二则每日忙于工作，无钱购买，也无暇阅读。由此，也不难推断中山部分市民对阅读的态度以及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 
 
如同这座城市混乱的交通一样，湛江的文化状况也令人堪忧。如果说中山报刊亭数量少，那么，湛江的报刊亭可谓少得不能再少了。我很怀疑，在这座城市居住的人，究竟有多少会阅读报纸杂志。这里的人怎能不关心每天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一个城市，发展经济当然重要，但如果人们不阅读，那么他们的素质又怎能得到提高？在我眼里，湛江市民横过马路乃家常便饭，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这就是忽视文化建设导致的其中一个恶果。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其实，城市，除了应该让生活更美好，同时，也应该让人们的生活更有品位。这种品位，不建基于经济的高度，不是物质上的品位，而是文化上的品位。 
 
过去中国的文化沾染了太多的政治色彩，处处表征着官方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后，民间文化活力增强，空间加大，文化更多元，草根阶层也有了发声的可能。与此同时，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也提出了自己的担忧。他认为，如今的时代，人们是“娱乐至死”，把不该娱乐的东西都娱乐化了。这种看法值得我们留意，因为对现代化的着迷已经让中国落入对“发展”的崇拜与迷信中，决策者似乎忘记文化建设是件艰巨费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工的事情。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容易，但假如没有文化去制约欲望，激情的释放很容易会泛滥成灾，人们最终将会“娱乐至死”。这就是为什么报刊亭——作为文化的肢体——的数量之于城市是重要的。假如人们在赚到钱以后，一个个都跑去桑拿浴室，歌厅夜总会，我想，这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都是危险的。城市经济发展若能同时带来文化的繁荣，那么，在消费主义高奏凯歌、金钱至上的今天，对城市的健康发展，将起到相当有益的作用。 
 
如果我的批评过于严苛，那也只是爱之深责之切，因为，我实在不愿见到那些口口声声要把某某城市建设为“文化名城”，却又什么也不愿、不去做的人；他们的宣传，仅仅是因为，在当下，说“文化”是一件时髦的事。 
 
 
 
 
 
冯广宁 
2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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