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是个“想象体”
未来中国是个“想象体”
今天的中国包含了太多的元素,想简单地用一个概念或一连串词语去概括中国,无疑都是徒劳且片面的。这样做,反而把复杂的中国模糊和抽象化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如今不仅是个世界工厂,而且还是梦想工场,允许人们发挥无穷的想象——所有新奇趣怪的念头,都可能在中国大地实现。
未来的中国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图景?作家陈冠中在《盛世》一书中作了“描绘”。2013年的中国是一个“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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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ison
不為君王唱贊歌,只爲蒼生說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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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中国是个“想象体”
今天的中国包含了太多的元素,想简单地用一个概念或一连串词语去概括中国,无疑都是徒劳且片面的。这样做,反而把复杂的中国模糊和抽象化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如今不仅是个世界工厂,而且还是梦想工场,允许人们发挥无穷的想象——所有新奇趣怪的念头,都可能在中国大地实现。
未来的中国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图景?作家陈冠中在《盛世》一书中作了“描绘”。2013年的中国是一个“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
...社会应该有多元的角度
香港“五区总辞”一事讨论正酣,有人反对,有人支持,也有人没有意见。这在一个较为成熟的公民社会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同意见的表达只是代表他们有不同的价值判断,立场各异,而不说明任何一方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观察角度的不同,往往不能全面看待问题,会使社会陷入盲目冲动的泥淖中而不自知,结果是伤害了整个社会的发展与损害了民众的福祉。
文革就是其中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人不仅为此付出十年的光阴,而且无法估量的,是对个体精神造成的巨大
...行动才能带来改变的希望
日前,广州番禺区区委书记谭应华明确告诉市民垃圾焚烧厂项目已经叫停。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事得以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民的强烈反对和内地媒体及知识分子的积极介入。番禺政府改变最初的决定,不是政府突然良心发现,而是不得不屈服于民众的愤怒。尽管还有许多不如理想的地方,但政府能够改变初衷,已经说明市民的反对对当政者不是毫无作用的。
毫无疑问,每个市民都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政府或立法机关在作出任何决策前,理应倾听
...「被污染」的孩子
陝西鳳翔「血鉛超標」污染事件被媒體曝光後,各地類似的事件在短時間內成為了內地輿論關注的焦點。「血鉛孩童」也成為繼「大頭娃娃」和「腎石娃娃」後,又一具有中國特色的辭彙。這些受害孩童的命運被各界廣泛關注的同時,筆者不禁想起了魯迅小說裏那發人深省的話:救救孩子。
孩子們頂多是個屁民
曾幾何時,「再窮不能窮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成為人們重視教育、關心孩子的流行語。如今中國教育之不堪
...大脚印儿要自省
2009-09-08 冯广宁
最近在大陆随手翻开报纸杂志,打开电视收音机,或闲逛于大街上,都可以见到各式各样关于庆祝大陆建国60周年的宣传广告。在笔者看来,这个国家缺少的从来就不是庆典,而是政府自省的精神。
如果政府认为反思历史上的风风雨雨过于沉重,那么我们不妨先从反思现在开始吧。
矛盾源于法制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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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叫心虛
四川作家譚作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一案受到海內外廣泛的關注。案件一審開庭時,法院外數百人的聲援讓筆者想起了香港搖滾樂教父夏韶聲《媽媽我沒有做錯》里的歌詞:“人民狂怒的呼吸,埋葬鎮壓的聲音。”這些到場聲援他的人已經用行動告訴了成都市政府,任何形式的打壓都不會讓這個國家喪失她最後的正義,也不會令這裡的人們埋沒他們最後的良知。“國王”若要砍下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所說的“自由之樹”,那遠近四方的人定會吹起號角,振臂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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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不是顛覆國家政權者?
(一)
維園六四燭光集會的動人場面依然歷歷在目,但如今,内地參加者都有可能成為像四川作家譚作人那樣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者”,因為这些人“從事了所謂的紀念‘六四’的活動”。
身在燭光集會現場的老者、家長們,一定對譚作人說的“八九年,是中國當代史上的美麗;八九年的北京,更多的是真理的價值和人性的光輝”這句話深有感觸。因為不僅在北京,而且在香港,你們也看到了人性美麗的一面——對北京群眾授之以廣博的同情,施之以溫暖的援手。
...从A到Z——X
俗话说,十年人事几番新。六四走过二十年,当年那些“六四人”早已星散四方,有些留在国内,有些则被迫流亡海外;这些人中,有的依然奋战在一线,有些则隐于一隅,过着平静的生活。无论何种选择,他们都对得住自己和家人,对得住当年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对得住这个曾经给予他们希望的国家。
二十年的时光使当年青涩的脸庞留下了岁月斑斑的痕迹;二十年的日日夜夜使当年沸腾的热血铸成了今天稳重的脚步。他们曾亲眼看着梦想的
...从A到Z——Watch(监察)
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南方都市报》的社论文章认为“这是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进入制度化时期的标志性文件”。如果这一问责规定能够在地方政府部门得到真正的落实,对于追究官员在食品生产安全和官民冲突等事件中的责任的确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仅依靠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要想取得更大的效果,则远远不够。
除了自上而下的问责,更要有自下而上的问责。这种问责,基础是保障民众和媒体的批评权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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