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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著名“汉奸”的故事
照时下“爱国”义士们的标准，他是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汉奸无疑。
当初，“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人侵占东北，全国人民群情激昂，纷纷要求政府与日本绝交，对日宣战。他却于此时站出来唱低调，泼凉水，主张冷静应对，与日本直接交涉，为了保全东北主权，不惜屈辱地承认日本开列的五大条件。这不是汉奸是什么？
１９３３年，日本人打到热河，对华北虎视眈眈，有血性之士著文号召，“就用‘无组织’与‘非现代’与日本一拼！”主张用大刀长矛、大车骆驼、人拉肩扛，驱使人民赤膊上阵，“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而他，却拍案而起：“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也不愿学着这壮语作战！”
两年后，他居然跟侵略者日本勾搭，在日本报刊发表文章，提醒日本人不要轻视四亿中国人的仇恨，不要因轻举妄动而毁灭日本民族光荣的过去和伟大的前途。他说，日本只有放弃武力征服，才能真正赢得中国的人心。从这些话中，鲁迅先生警惕地看出他教日本征服中国人心的阴谋，痛斥他“出卖灵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再两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正待奋起抗战之时，他竟同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等人搞在一起，大唱低调，企图尽最后的和平努力。他还给他们这个小圈子起了个名字，叫作“低调俱乐部”。以至于八月七日的南京中央国防会议上，国军参谋总长程潜指名道姓大骂其为汉奸！
确实，这样的人不是汉奸，谁是汉奸？
然而，这个汉奸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却远远超过了许多慷慨激昂纸上谈兵的“爱国”义士们。正是他，在国家危难之机，毅然放弃自己极端珍视的超然独立地位，应召出任中国驻美国大使。他称自己“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全副心力投入了争取美国支持中国抗战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位著名历史学家毕尔，写了本《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探究美国卷入战争的根由。他总结道：美日之战本可避免，但罗斯福总统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才惹起日本来偷袭珍珠港。此说虽不尽正确，却也反映了一班历史学家对这位中国大使所起作用的评价。
拖美国下水，正是他早在１９３５年，即全面抗战爆发的两年以前，就已经定下的策略。这年六月下旬，他连续给当时的教育部长王世杰写了三封信，谋划抗日策略，并托后者转达蒋介石。他对世界局势作了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判断是，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的局势。第二个判断是，在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场最惨的国际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
以此作为基点，他提出两个可能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与日本公开交涉，作有代价的让步，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换取十年和平，争取时间解决国内武装割据，同时发展经济，整军备武，积累本钱，以便在将来的国际大战中一举翻身。
这固然是委屈求全，忍辱求和，然而却有一个基本原则：“委屈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倘辱而不能全，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不免于一战。”于是有第二个方案的提出，此即苦战四年的计划。
苦战的目的，不是凭中国自身实力独自战胜日本，而在于加速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的实现，促使中日战争演变成国际大劫。为达成这个目的，非有中国下绝大牺牲决心不可。这个“绝大牺牲”的限度，将会是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他指出：
“只有这样，可以促进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四年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两年之后，历史正好按照他这里所设想的第二方案展开，而这其中，也有他本人作出的不懈努力与不小的贡献。事后回顾，实在令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踏实的思路与惊人的预见力。与他相比，什么《论持久战》之类的玩艺儿，真是小儿科。
然而，最令人感佩不已的，还不是他的预见力，而是他对国家民族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是他在群情汹涌主战的时候敢于主和当“汉奸”的勇气。他虽然看清了中日之战的前途，看清了苦战之后中国必能翻身的结局，但是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以前，他却始终不是一个坚决的主战派，甚至在七七事变之后仍然与汪精卫等人一起试图谋求和平之路。因为他看到那一条苦战之路太惨烈，因为他觉得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太大，因为他悲天悯人而没有某位伟人那种“全世界死一半人，剩下的还能建设社会主义”的草菅人命的伟大气魄，他自始至终就一直试图努力争取实现那相对而言能给国家民族带来最好结局的第一方案。所以，在举国汹涌澎湃的浮躁激情中，他坚持唱理性的低调，坚持说逆耳之言，坚持讲负责任的话。苟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哪怕千夫所指，万众唾弃，负汉奸之名，又何惧哉！
与汪精卫相比，他毫无争权夺利的私心，也不象汪精卫那样对中国前途悲观失望。对于中国最后的翻身，他始终充满信心。一九三三年华北停战以后，当汪精卫主持行政外交一味对日妥协，举国抗战声音趋于消沉时，向来不怕唱低调的他，却不能不站出来唱高调，提醒政府不可只顾眼前安宁而承认侵略合法化，牺牲掉我们在国际上抬头做人的资格和我们将来翻身的本钱。１９３５年，在举国趋于消沉之时，他公开站出来，呼吁大家反对华北特殊化，以致被日本军方视为“一二九”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当抗战全面展开，中国人已经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他更是成了坚决的主战派，正式与汪精卫分道扬镳。因为代价已经付出，只有坚持到底，才不致前功尽弃。当汪精卫发出艳电投向日本怀抱之时，他却提醒政府，现在是和比战难百倍，我们已经逼上梁山，除了苦撑待变，别无他途。
这就是他，一位曾经遭人唾骂的汉奸，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他的名字是胡适
此文该提，有清理肠胃功效！
我没反驳哦，也没攻击哦。
Mar 04, 2008 at 11:14 am我反倒想攻击一下，在正式开战之前，胡适对时局的发展好像没有估计这么准，不过要回去再翻一翻胡适文集。
Mar 04, 2008 at 11:41 am美国参战还是胡适的功劳?
Mar 04, 2008 at 11:48 am我完全赞同胡适是一个爱国者，他的本心完全站在了中国人的立场。
不过我从来不接受“唯心论”，“坚定的爱国者”和“正确的爱国行动”绝对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完整的看待一个人所有的言行同样是必要的，盖棺才能定论，其实这本来就是世人公认看待历史人物的做法。
顺便说一下，和尚，我猜你应该是胡适的FAN，貌似这篇文章特别强调了“不要高喊正义，必要时也可委屈求全”这个概念，你怎么看？
Mar 04, 2008 at 4:30 pm呵呵，只是偶然有感，直觉相同，而未有理性推导的感触而已，大家尽可批判。“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仅此而已。
Mar 04, 2008 at 11:53 pm１９３５年，在举国趋于消沉之时，他公开站出来，呼吁大家反对华北特殊化，以致被日本军方视为“一二九”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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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是日本军方哪位代表人物视胡适先生为“一二九学生运动”背后的黑手？
以往查询资料，发现“一二九学生运动”真正的幕后黑手其实是美国记者斯诺。
Mar 05, 2008 at 7:41 am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前，日本人组织流氓地痞在北平游行请愿，为“华北自治”创造舆论氛围，而宋哲元态度暧昧，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对日本人若即若离。
一日，北平某大学学生会的骨干找斯诺打听“华北自治”的事情。斯诺说，此事很可能即将发生。那学生十分悲愤。斯诺建议说，日本人以组织流氓请愿制造舆论欺骗全世界，许多外国人都以为日本人搞的“华北自治”得到了华北中国人的赞同。如果，北平的学生们能组织起大规模抗议游行，就会让全世界了解到华北人民真正的态度和意愿，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抵制日本对华北的侵略。那学生表示，当局已经下决心要镇压一切反日游行，会用野蛮的手段屠杀学生并阻止游行的发生。斯诺承诺将会组织外国在北平的记者准时出现在现场，相信面对国际媒体的镜头，当局不敢有太野蛮的举动。
12月9日，北平的学生走上了街头，组织了大规模的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并引起市民的响应。斯诺也落实了承诺，联络了大批外国记者在现场采访、观察。当局果然出动了军警进行镇压，使用了大刀、水龙。可面对外国记者们却不敢表现得过于野蛮。
为了打开被军警关闭的西直门城门让郊外各大学得学生游行队伍进城，城内的一些学生试图强行打开城门，其中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学生当众发表了激昂的演说，并带头冲向城门，结果被警察逮捕。斯诺等外国记者立刻跟随而去，迫使警察不得不较为文明地对待这位中国女孩子。
一个美国记者拍下了这个女学生演讲的照片，并在美国的报纸上见报，标题是中国的贞德昨天被捕。一时间引起欧美公众的普遍关注和钦佩，并引发了国际舆论对日本阴谋策划的“华北自治”的谴责。
在这种情况下，北平当局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出现明显软化。学生们的游戏抗议行动得到了默许。
受国际、国内舆论的影响，国民党中央政府也表示了对“华北自治”的反对，华北实力派首脑宋哲元也开始态度强硬地拒绝了参予和承认“华北自治”。
一直被中国政府因惧日而野蛮压制的民间抗日呼声从此突破了封闭，开始成为社会强烈、公开的呼声。
哦，据党国说，一二九这事跟其他人等没关系，全是共产党的功劳。
Mar 05, 2008 at 8:18 am另有资料说，一二九是学生自发的，一二一六，才是我党参与发动的。
Mar 05, 2008 at 9:36 am“一二九运动”的参予者里有共产党员，如后来的中共外交家黄华，中国的贞德后来也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但这场运动绝非某一党派使然，而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学生面对日本贪得无厌的侵略行为，深感国家危亡在即，最终愤怒地走上街头以表示真正的民意，并向全国和全世界发出反对日本侵略的呼吁。
Mar 08, 2008 at 6:06 pm“一二九”运动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打破了中国数年来对日屈从和压制抗日运动的沉闷政治气氛。国民政府由此开始转向对日强硬态度，不再屈从日本无理的侵略索取要求，各地军阀也不再顾忌中央政府的态度，宽容辖区的抗日行为。从“九一八”之后一系列战事挫折到国府残酷镇压民间抗日行为而导致的举国低沉沮丧的情绪由此荡然无存。
日本人在“华北自治”上制造的民意闹剧，最终被中国民众的民意爆发所粉碎，并让日本人对华北的侵略变成赤裸裸的战争犯罪，无法再欺骗国际舆论。而中华民国政府也第一次不再也无法接受任何肢解中国领土的要求。日本对中国的任何领土侵略都将引起中国的武力抵抗，双方已经必然要走上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
快乐怪物：
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九一八之后，张学良要是听从汪精卫的安排，对日打一下（汪到北京的一次会面强烈要求，张说蒋都有信（他说丢了）给他，也有此意，但蒋没有强行要求张），早点打的话，会不会爆发一二九？
我始终认为一二九有苏联的操纵，到目前为止没有准确的证据，有点影子。蒋对日，那时，现在看，不是那么合理，有军阀的关系？一二九打乱了蒋的对日计划。
Mar 08, 2008 at 6:43 pm“九一八”时，如果张学良和日本人打一仗，绝对会输得一塌糊涂。而日本国内、特别是陆军军部受少壮军官的影响，肯定会把战争进行下去。倘若东北军率先返回关外全力作战，结果是日军仍然吞并东北，而中央军不予以支援，中国的民间抗日运动将把矛头指向南京政府。
汪精卫是典型的政客，知道国府决不会全力支持张学良抗日作战（中东路战争就是先例），却要唱高调，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同时也是给张学良和他的大哥蒋介石设套。
至于“一二九运动”与“九一八”并无直接关系。事实上，在“九一八”后，中国已经出现过大规模学生运动，要求南京政府抗战收复失地。但都被国府设法弹压敷衍过去。特别是之后几年，国民党对抗日运动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由于“九一八”后日军又侵入华北北部以及塘沽协定、中央军、东北军从华北被迫撤兵，北平社会各界的抗日情绪最强烈，国民党还专门设立宪兵第三团，由蒋介石的侄子任团长，对抗日人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以致于宪兵三团和团长蒋孝先在国内舆论臭名昭著。而宋哲元对日本人也十分“亲善”。种种原因，导致了日本人愈来愈肆无忌惮地准备炮制“华北自治”，而北平、华北乃至全国的抗日运动和行为都处于低迷状态。
“一二九运动”则释放出这低迷状态下蕴集的巨大反抗能量，改变了中国坐视被蚕食、灭亡的命运。它表明中国的民意真正走向，鼓励了包括国民党内部将领和军阀实力派的抗战决心和意志，使抵抗成为国家舆论的主流。
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虽然肯定有中共人员参予，但苏联在北平的实力以及中共的实力都显然不具备操纵的能力。我到很重视斯诺等外国记者的作用。不过，他们也不能算操纵者，只是对这次事件的发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Mar 11, 2008 at 7:02 am至于蒋介石的对日计划，我个人的观点后来作秀的可能性比较大。其实，不论谁主持国府的对外防务，都会有类似计划。但从那几年国军采购的装备、训练的假想敌、经济建设特别是军事工业建设的布局来看，蒋介石并没有真正开始进行对日作战准备。相反有借助此借口趁机进行剿共和消灭其他地方军阀作战准备的嫌疑。否则，就日本的海空军和军工实力来看，中国应该在内地抓紧建立军事工业企业，而不是在南京修马路和建什么钱塘江大桥，同时早就该建立起兵员预备体制。
历史不是靠涂脂抹粉可以掩饰的，有事实在，作秀也没用。
我先解释下，对所谓的“政客”与你不同的理解：政客的道德责任是“以最小的代价解决国家内外争端，保证国家民族利益，至于手段和方式是历史的情况决定，不能今比夕论”。
就蒋介石和汪精卫具体这俩个人的关系纠合，涉及民国史的定论，历史是为政治提供依据的，不可以小视！
现在，中国人比较忽略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研究，袁世凯的治国思想，现在看忒行了，可惜！可惜这老袁（美国记者在他称帝失败后接受采访时的自称）封建思想的不退化，使中国出现了危局——对这样一个人要求太严格了也不对——中国人真是的，运气不好！
这就是历史：当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时，国家机器的运转就失控了，因为“过去的”被宣布“落后了”，“现在的人”又没有驾御国家机器的能力——这种“真空”对于社会是可怕的——这种“真空”下，必然出现独裁，民主的话，吵都吵不完了，还办什么事！
我认为，汪精卫与蒋同为民族主义的爱国者，只不过是走了不同的道路。汪自开始从某种程度是相信党内民主的，自1927年的四一二国共反目，斗争队伍复杂了，独裁是必然了！（这就和陈水扁现在总挑斗中央政府的道理有点一样），汪自四一二后，尤其是八一起义后，汪的思想认识变成：没有绝对权力改变不了现状。
蒋介石的独裁现在看，功远远大于过，这是历史的悲哀，中国人的不幸。据我认为“蒋是个软弱的独裁者”，蒋的历史责任重要的就一条：抗日后的内战！ 不知您看没看过“蒋的日记”（这个有真实性，里面大实话多）。国民党军内的好战分子促成了内战，中国共产党自三几年到老毛升天，就喜欢打仗——好玩嘛。
我想问您的，不是事情的大致经过，是根据某些史料，历史的可以性的推论。
关于民国的人物，历史的大环境如果搞得清清楚楚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可以度量——只是立场问题。
Mar 11, 2008 at 4:09 pm看看这事的正史记载：
1935年12月9日，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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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目前的官方说法，不能说不靠谱。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二九？——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朋友们，好几部分，这个日子看伟大领袖毛泽东他老人家在哪？
党史中现在这么说：
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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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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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党史中出现的这几个人和中共河北省委与苏俄有多大关系，这些人的具体背景在中国共产党内是什么派别。对了，一二九与美国人斯诺多少有点关系。
Mar 11, 2008 at 5:05 pm再看看在一二九前后的国际国内情况：
日本脱亚成功后的中国混乱，所形成的亚洲格局，要影响亚洲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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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面上”的史学家，不负责任！中日关系为什么不提“诺门坎事件”？——因为它是个国际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北进的失败，而转向了南进！影响了二战的结局！！
一二九运动是1935年，诺门坎是1939年，现在日本史学家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在1939年之前，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采取的是什么政策！
因为史料非常简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没头脑”与制定侵略政策的历届日本文人内阁早就不一个调了。
蒋介石在七七事变暴发前，甚至暴发后的一段时间，都想谈！想不到能真打！！中国人真不幸，民国政府找不到人谈？！因为当时日本决策层非常之混乱！！
1937年日本就攻陷了南京，在1939年日本还能以最精锐的部队发动“诺门坎战役”，说明，日本当时打中国，就是玩！打俩个都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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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太明确了，日本在1939年之前一直是准备北进的！！关于后来的顺利，蒋介石的不屈，日本想直接打掉蒋介石——当时的国民政府的“新生活运动”已经开始了六年！！蒋介石在当时中国百姓资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是“皇上”，汪精卫老百姓知道的不多——再说，蒋介石不屈，汪精卫也属于叛国——这就是日本人的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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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苏联在与德国发生战争前，是盟友！！ 苏联在德国有不少间谍，德国与日本也是协定国，所以苏联对日本的情报非常准确！—— 斯大林心里明镜：日本一定会打苏联！！
斯大林是什么办法呢，支持蒋介石抗日！！！ 蒋介石在1935年之前是要与日本玩“政治地位不定论”的！！！！！ 斯大林同志怎么办呢？？共产国际的一贯招法——发动知识分子捣乱——中共河北省委是苏联一手操办的，斯诺算是半个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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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个事，您就会看得非常清楚，朝鲜战争的时候，苏联飞行员驾使的飞机轻易都不敢过雅路江，而在1937年的武汉会战中，国民党的飞机几乎都是苏联的，飞行员80％算多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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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几个小时后，张学良的第一道命令是让关外的东北军撒向关内，一天多后，日军一看“张少爷”没反应，关外东北军的退路几乎被切断，在一个多月内，退不出来的东北军都投降了。 张学良后来在报纸上说“他们没骨头”——？？？
这个张学良是个典型的历史罪人——虽然晚年他也不辩解。
美藉历史学家唐德刚后来就问晚年的张学良：为什么关内的部队不能出击打一下呢？
因为，其一，能保住关外的东北军和东北的机关和里面的大学有关人员尽可以多的撤向关内，其二，从后来的日军资料看，当时日本发动九一八，就想与国民党谈判，要下东北。九一八的发动是背着“日本总参谋部”的，更可笑的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这个日本军人，反对后来的对华战争扩大化——这个人曾出席过东京审判的作证！！！
张学良对唐的解释，大致跟您说的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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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纯纯的历史误会！！！
我建议，通过对一二九运动的大讨论，纠正一下中国人的历史常识。
要了“面子”丢了“良心”的事，中国人不能再干了！！！
Mar 11, 2008 at 6:07 pm这是很“没头脑”的历史描述。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20世纪起，日本对华的态度一直处于来回摇摆的态势。原因很简单，中国太贫弱，可又是各国的肥肉。每逢欧洲列强忙着自己间争斗，日本人就开始想以战争手段或军事威胁从中国获得利益，一旦欧美闲在那里有干涉的可能，日本人就占了便宜便罢手。同时，日本人也决不允许中国能强大起来。
Mar 15, 2008 at 8:09 am但是，日本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际政治的变化。在西方主流观念里，殖民主义侵略已经过时了。
同样，由于剥削代替了掠夺，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始以工商业获取利润代替了直接的战争掠夺，间接带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发展。国府对中国的“统一”则重新能够组合起庞大的国内市场和资源，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乐观的前景。
这是日本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
中国在辛亥革命前，清帝国在慈禧太后的积极倡导下，在满汉大多数官员的响应下，曾经有过一个被革命党人有意忽略和淡化的新政时代。如果不是慈禧太后病逝、满清皇族太子党复辟揽权，中国很可能走向君主立宪制的民主政治，同时在稳定和平的秩序下实现工商业快速发展。在这一时期，清帝国曾经计划重新组建强大的远海作战舰队，购置包括12000吨级的战列舰，其目标所指可谓不言而喻。
没有基督教的慈善事业，更缺乏西方人文主义的道德素养，连虚伪都学不好的日本人一向都是中国民族主义仇视、愤恨的主要目标。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不顾中国当时暗中帮助日军击败俄军的不公开盟友关系，拒绝将俄罗斯在中国东北的重要权益归还给清帝国，反而变为其权益。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当德国已经主动准备将青岛交还给中华民国，日本人却不顾北洋政府的反对，出兵抢占了青岛和几乎整个山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相互死掐时，日本竟然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接受21条亡国之约。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利用西方列强精疲力竭之际，公开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对中国山东的占领和肢解。
北伐战争后期，日军悍然出兵攻占济南，并增兵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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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之前，日本人已经使自己成为中国民族主义最痛恨的敌人，也最肆无忌惮地侵蚀着中国的领土和利益。
在日本内部，随着全球经济大萧条，陆军军部和少壮派军官愈来愈肆无忌惮干预国政。军方以“下克上”的刺杀、暗杀等手段逐渐迫使文官政府不得不让出权力，并在天皇裕仁的默许下将日本变为军国主义国家。
Mar 15, 2008 at 8:44 am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军方、特别是少壮军官都公开喊出满蒙是帝国生命线，把肢解中国东北作为日本不容推翻的国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顾当初制造事变的借口，也不在乎国内某些政治势力的反对，在已经占领了沈阳的情况下，不断继续肆无忌惮地攻占黑龙江、锦州，夺取了整个中国东北，成立满洲国，明目张胆地侵占肢解中国的大片疆域。
更有甚者，日军军部和侵华激进军人在建立满洲国后，几乎不间断地向关内推进。日本政府已经无法控制（当然也乐意不予控制）日军的大规模蚕食行动。
从沈阳到热河、从山海关到平津，从冀东伪政权的建立到策划整个“华北自治”，日本人正在不断地给中国民族主义带来愈来愈强烈的刺激。中国人逐渐发现，除了抵抗，自己的国家已经无法遏制日本不断的肢解，并最终被激怒了。
国府对外的软弱和对内严厉镇压反日运动，无疑更刺激了中国人自发抗日的情绪。
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必然发生的社会基础。
日本人太骄狂了。
甚至连当初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某些日军将领也无法阻止少壮军人们一次次挑起事端，强迫日本整个军队乃至整个国家不得不被牵入到一次次战争中来。
中国不可能永远任由日本军人为所欲为。
中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快乐动物：
咱俩所描述的史实大致都没错，只是想论证自己不同的看法：
你认为一二九运动是广大知识分子发动的，并且认为是中华民族的一次觉醒。
而我认为，正是苏联想利用蒋介石抗战，一二九运动是中共河北省委从人力物力上起到了关键的发动作用，一二九运动是全面爆发中日战争的第一步，是中国人的灾难，也是日本人的灾难！
这个就象高自联时候的大学生，不难理解吧，只是作用大小的问题，但有证据表明，是中共最开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你说的日本也靠谱！错在，正是一二九给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日本国内争夺权力的借口，从日本的档案中，德国（德国军人是日本军人的师傅）的假情报（是否跟斯大林有关系）也起了不少的作用。也正是开始（九一八事迹）没抗战，使疯狂的日本军人失去了理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都懂军事，但他们只是在地图上看中国的纵深，不懂一个民族在危亡的时候，会团结并奋起的道理——这是不是两国的悲哀！
我为什么总提“诺门坎”呢，不仅因为这个战役改变了日本的战略方向，主要的是诺门坎战役与日本关东军有关！！！ 现在在日本“是关东军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已成定论。
一二九的时候中国军事几倍落后于日本，你是同意的！ 这么一个弱国是不是应该首先争取外交上的解决，那个时候剿匪是必须的，因为共产党的军队是靠苏联武装的。自1927年后，国民党军队便失去了苏俄的援助，蒋介石就去了日本，条件没有谈好，便通过了日本与德国接上了头，自那以后国民党军队就有了德国的军事专家（蒋纬国就是那时去的德国学习的军事），这就表明了蒋介石是要与日本与德国合作来对抗苏联的！！——这段历史非常重要，重要到现在的正史一直回避！！！！
一二九背后有很多背景，值得中国人深思！！！！
Mar 15, 2008 at 5:26 pm答复如下：
1、苏联人在北平根本没有那么大能量，中共也一样（之前的“左倾冒险”已经弄得元气大伤），而且宋哲元可能同意参加“华北自治”只是“一二九运动”前不久的事情，中共根本没可能在当时通讯联络条件下得到中央的意见组织如此大规模行动。
2、早在“一二九运动”前，甚至在“九一八”前，日本少壮军人就已经开始有“下克上”和干预政治的风气，皇道派与统制派也早就形成，海军与陆军的矛盾，原明治维新时遗留下来的军队派系问题也一直影响着军队。所谓“一二九运动”给日本军人争权夺利的借口，实在是牵强附会。
3、关东军是侵略中国的急先锋，但日本之所以陷入中国战争的泥沼，是因为卢沟桥事变，而这不是关东军所为。当时，日本驻平津部队已经与二十九军商议好停战，但日本政府却下令动员5个师团到华北作战，把本来已经快结束的战事扩大了。这是日本人贪得无厌的结果。抗战结束后，一个美国女记者曾经问岗村宁次，为什么日本不在塘沽协定后停止对华侵略？岗村宁次感叹道此女记者比日军大本营更有战略头脑。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如果日本得到中国东北不再侵华，则不会影响英美在华利益，蒋介石也得不到英美支持，日本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东北这块蛋糕。
4、诺门坎战役是日军转向南下战略的原因之一，但并不是决定性原因。因为，日本即使到“关特演”时，关东军也不过70多万精锐部队，而坦克、飞机、火炮的数量与质量仍然无法与远东的苏军抗衡。最致命的是，美国对日本的石油、钢铁禁运已经使日本陆军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对苏作战，日军已经不得不南下去掠取印尼的石油和东南亚的橡胶、矿产品，否则将完全瘫痪。当时，东京的出租车都已经因为缺油而停开。
5、弱国当然要争取国际支援，可20世纪30年代，欧美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根本不愿意和日本闹翻。日本也退出国联，对国际干预给予了拒绝和蔑视，中国只有以坚决抗击的态度迫使日本有所收敛。其实，日本人一直觉得中国根本不敢真的进行大规模殊死抵抗，甚至认为动员令一下达，5日内中国政府就会吓得老老实实屈从日本的要求。这种狂妄自大也导致日军没有一下子集中兵力击败国军，而是随着中国的继续抵抗不断逐次增兵，最终导致双方相持，陷入了长时间战争。最后被美国人趁机发难，逼得走投无路而发动了自杀性的太平洋战争。
6、中共那时的军队并不是靠苏联武装起来的，一是无得到苏联军火的通道，二是斯大林觉得国民党军队才能对付日军，不愿意全力武装中共军队－－红军四方面军西征军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苏联突然拒绝其开往中苏边境获得苏联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剿匪”其实是一石多鸟，被其他军阀怀疑是借剿共来消灭异己力量。自1927年国共破裂，蒋介石主要的剿灭对象并不是红军，其大规模的行动大多是为了消灭其他军阀（如中原大战）。红军遭受的大部分围剿也都不是中央军所为。而且在“一二九运动”前后，蒋介石已经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张学良一直被蒙在鼓里。
历史的推测必须有史实的支持。
Mar 18, 2008 at 9:24 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