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自凯迪，作者不详
[灌水]《以王八为师，以野兔为戒》
按照鲁迅的说法，搞民主宪政，得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洗净了,素质提高了才能搞，嘿嘿。哪位想在中国搞民主宪政的，只好耐心地至少等三百年才行，嘿嘿，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嘛。
鲁迅旗手二十七岁在留学日本期间，曾以文言撰写了《文化偏至论》，该文对西方议会民主进行了激烈批判，并称民主制度“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 鲁圣尚且对民主如此警惕，俺们当然就更没理由加快民主的进程了，难道，俺们会比旗手更深刻么？嘿嘿。
鲁圣教导俺们，有好的国民，才能够有好的政治。因此只有把国民的劣根性洗净了，国民的素质提高了，才可以谈论好的政治，否则，民主制是搞了也白搞，这是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基础。例如，鲁迅在《华盖集-通讯》里这样理解西方议会民主：“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
等着吧，三百年尚早，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嘛，咱们要学会忍嘛。当然，咱们也有的是时间慢慢洗净劣根性，提高国民的素质，再来考虑是否实行民主的问题，嘿嘿。例如鲁圣就说“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就是说，国民的素质不提高，民主宪政就不必先搞起来，否则搞起来也是“全不行的”，嘿嘿。
而要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几百年呢。因此，鲁圣给俺们开出的搞民主宪政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大家有耐心，就是要先根除国民的劣根性，就是要先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嘿嘿，这是一盘很大的棋，没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能办到么？
因此，鲁圣在《忽然想到》中就曾说：“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有敢来阻碍这三事者，无论是谁我们都反抗他，扑灭他！”，这话，听的耳熟吧？嘿嘿，这正是什么50年乃至500年不变的立国基础嘛。谁和俺们谈人权，俺们就立马搬出鲁旗手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三权来挡驾，吃饱肚子，养活十三亿人口才是当务之急嘛，嘿嘿。
不丹、尼泊尔在未提高国民素质、未彻底改造国民性的前提下就妄搞民主制大跃进，那肯定是“全不行的”，早在鲁圣的预料之中，不信就等着瞧，嘿嘿。鲁圣的素质论，正拨云破雾，高屋建瓴，指引俺们缓缓行进在光明大道上，王八与野兔赛跑的结果，相信大家都看见过吧，嘿嘿。野兔为何输了？就是因为素质不高，骄傲、轻敌嘛，嘿嘿。
因此，要搞民主，俺们也要以王八为师，以野兔为戒，对吧？
很想为先生辩诬，但笔力不够，记得看过一篇分析阿根廷，现代化程度越高，民主进程反而开始走回头路的文章，觉得那篇文章其实倒可以为先生的观点提供部分的支持。民粹，或者多数暴政的确是民主的实现时，在制度设计时需要精心考虑的一件事。好在西方国家和那些民主制度执行得不太好的国家能提供足够的借鉴。先生所谓的改造国民思想，其实首先就要求有言论自由，让人权平等和自由的思想深入人心，让理性和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但是，那并不意味着必须先改造人，才可以实行民主制度，如GCD在未夺权前向当时的执政党呼吁的那样，在实行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宣传和改变人的思想，才是正道。
Sep 03, 2008 at 3:21 am找到了，转贴如下：
《现代化、民粹主义与官僚威权》
羽良 为本期《独立阅读》撰稿
曾有评论说，战后阿根廷的政治参与者只有两个半“庇隆主义、喜欢干政的军队和没有主心骨的反庇隆主义联盟”。而阿根廷如钟摆一样的“从投票选举到军队政变”的反复，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南美洲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也最高的国家，阿根廷的民主制度在战后没有走向巩固，反而屡屡被军队政变所打断，以至于军队干政成为阿根廷政治最鲜明的特征。几乎所有的政治参与者都对民主报以“不忠诚的反对”，阿根廷（还有巴西）推翻了人们对现代化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经验性观察。
最早致力于解释阿根廷现象的学者，是生于阿根廷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吉列尔莫·奥当奈（Guillermo O’Donnell）。与其兄弟帕科·奥当奈（Pacho O’Donnell）留在阿根廷国内坚持从事文学创作和政治实践的选择不同，吉列尔莫在1966年阿根廷翁加尼亚军政变两年后，选择前往美国留学。 1971年，奥当奈完成了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三年研究生学业。他的学位论文《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成为解读阿根廷乃至整个南美战后政治发展的奠基之作。
在奥当奈之前，美国的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M.Lipset）曾对现代化与民主问题做出过重要的论述。李普塞特所做的论述往往被后来者描述为“现代化程度越高，走向民主的可能性越高”。但这并非李普塞特的本意。事实上，李普塞特只是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探讨用来支持民主政治系统的社会条件，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南美国家的反常情况。
在李普塞特的研究基础之上，奥当奈对阿根廷和其他主要南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和结构作出了更细致的分析。阿根廷的现代化发展极不均衡，大城市依靠贸易、外国投资和对内陆市场的巨大优势迅速建立起的现代化并没有惠及全国。经济上的进口替代政策为日后的政治危机埋下了深重的伏笔。进口替代政策满足了国内企业家实行重商主义的政治压力，国内企业得以通过初级的简单产品迅速在国内市场获得优势地位，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国内市场的消费反过来继续拉动内需。但进口替代政策所能带来的繁荣和谐却面临着两个严重的长期问题：一是对技术产品和资本品进口的依赖，和由此产生的外汇需求。二是国内的资本和技术优势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内资本寡头手中。
进口替代政策显著的影响了国内的收入分配。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使得工会力量高涨。同时，国内消费的繁荣给工人和本国企业家阶层带来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这为民粹政治家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深受国家社会主义影响的庇隆上校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使得工人阶级和中小企业主成为庇隆的坚定支持者。但是，能够令进口替代政策持续有效的基础，并不是支持庇隆的工人阶级，而能够带来外汇收入的国内寡头资本家和国外投资者，这些人却大多站在反庇隆主义政党的阵营中。
奥当奈发现，尽管庇隆掌握着更多的选票，但他的对手却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广受爱戴的艾薇塔·庇隆（即大名鼎鼎的庇隆夫人）凭借自己超凡的女性政治魅力帮助庇隆稳固了工会的支持，同时更是通过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帮庇隆拿到了一个新的大票仓。但这只是强化庇隆的民粹政治家底色，却无助于弥合深刻的社会分裂。随着阿根廷的出口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大幅度下降，外汇短缺以至于技术和资本品的进口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同时，初级产品在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内外因素催生了阿根廷的战后经济危机。
外汇短缺和内部市场增长停滞导致进口替代政策的全面失效。但此时，庇隆为了继续赢得工会和社会中下层支持者，不得不坚持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收入分配政策，收入分配变成了零和博弈。这极大的损害了国内企业寡头的利益。
当庇隆在1955年被军队政变驱逐下台后，军队将政权移交给反庇隆主义政党，但他们也并没有实现更好的执政业绩。在1966年翁加尼亚军政变之前，阿根廷政府在动荡的经济危机中反复摇摆自己的经济政策，在位的总统要么要讨好庇隆派的选民，要么必须面对军队和国内寡头集团的威胁压力，国内收入水平停滞不前，但收入分配的零和博弈游戏却几经变化，当有一个阶层得利时，几乎必定有其他的阶层真实收入受到严重侵蚀。奥当奈指出，不均衡现代化的阿根廷在公民权利方面同样不均衡。当反庇隆主义政党联盟和军队意识到庇隆主义政党在选票上的巨大优势时，他们做出的反应是关闭庇隆主义政党的参政渠道，硬生生的剥夺庇隆支持者的选举权，以达到选举获胜的目的。“民主”，也在这样的选举操弄下变了味儿，成为一个不值得信任的名词。
摇摆不定的政策，频繁更迭的政府以及民粹思想泛滥所带来的群众普力夺主义，激活了一个新的政治群体：即随着阿根廷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技术官僚群体。在奥当奈的分析中，技术官僚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分化的深入，不断渗透进整个阿根廷社会网络之中。技术官僚往往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同时，他们更注重效率导向的政绩评价，而不大看中衡量全面的政治进步指标。技术官僚群体所普遍带有的“角色模仿”特征，成为他们按照“专业视角”改造社会的政治驱动力。奥当奈的这个观察颇耐人寻味，令人很难不联想到今天中国社会声誉颇佳的“技术官僚”和很多人期待的“专家治国”论调。很多人天真的以为技术官僚代表“非政治化，高效，高素质和低腐败”，事实上，在一个非民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们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理解往往偏激的令人发指。他们几乎天然的厌恶“缺乏效率”的选举和社会运动，是威权政治，也曾经是极权政治天然的爱好者。
奥当奈敏锐的从1966年政变军人身上，看到了技术官僚群体僭越民意的本质。如同翁加尼亚将军在就任陆军元帅时所作的 “军队非政治化”宣言中暧昧的措辞所指向的那样，作为技术官僚的职业军人在阿根廷的“非政治化”实质上只是通过这一姿态，换取军队保持其独立的政治思考和政治干预权力的修辞，也是其在“军队认为应该的时候”进行自我授权的合法性来源。而当这样的“非政治化”军队以保卫共和国宪法的名义进行政变时，它的“高效、高素质和低腐败”组织形象，赢得了市民社会的广泛支持至少是默认，军队竟然被认为是拯救国家的最后一支可靠力量。
这样一支军队，连同其他追求“效率”的技术官僚群体，已经不再为交接政权设置时间表。他们认为必然会赢得选举的庇隆主义政党是社会冲突的根源，而反庇隆主义政党则缺乏执行有效政策的能力，而且几乎不可能从前者手中赢得选举。于是，一个反民主的官僚威权就这样仅仅通过自我授权获取了权力。
奥当奈的研究指出了民粹政治的危险。民粹政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激活数目庞大的政治群体，但在政治参与空间狭小的情况下，在位者必须不断的通过政策讨好被激活的群体以保持支持率。这势必造成政策上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反民粹的寡头集团掌握着更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源，可以轻易的破坏现行规则以关闭支持民粹阶层的政治参与通道。换句话说，寡头集团的政治权利在与平民群体的政治权利相较量时，总是取得不对等的胜利，从而深深危害平等的民主原则。最终，当冲突各方意识到这种零和博弈不可持续时，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就面临着崩溃，“富于效率”的官僚威权政治反而成为“呼之欲出”的共识。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天生的“移植”因素和模仿偏好。然而，由于社会结构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并不会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推进。现代化可以巩固民主，同样也可以催生威权、巩固威权。在这个意义上，对现代化与民主关系的误解，也许只是“电气化共产主义”在冷战之后的世界中一个新的翻版。
Sep 03, 2008 at 3:24 am看完此文，觉得民粹固然有害，但最需要警惕的还是官僚威权。
Sep 03, 2008 at 3:28 am这种对鲁迅污蔑的文章正好对你们胃口。
(哈哈，这就是口口声声号称“理性”与“科学”的哲人王，继续表演你的“理性”，不过大家恐怕要怀疑你的阅读理解能力了。先生当年在民主制度尚不十分成熟时洞鉴了制度设计和思想准备上不足可能造成的危害，而某些人在民主制度经历了实践和修正已经有了那么多针对这些缺陷所做的有效的制度设计的时候还在以这些问题为借口反对甚至仅仅是对民主思想的宣传和普及，攀污了先生英名的，正是这样一群王八蛋，还在这里给我装什么正经！！——–草民疯和尚上）
Sep 03, 2008 at 4:48 am在民主口号下，民粹往往是最具有欺骗性和煽动性的工具。甚至在非民主政治体制下，民粹也是愚弄公众最好的手段。
一方面是高喊亲民，以小恩小惠来争取公众支持，一方面发展官办垄断企业，加大政府财政收入与开支，实际上从公众口袋里获取更多财富，以强化政府的统治与奢侈资源。这种现实状况恰好是民粹危害性的范例。
防官甚于防贼，官家的民粹主义依然要严防警惕。
真理是在辩述中被人们所认识。
阻止真理的办法之一是控制话语权，不容他人自由表达，其二是以民粹口号为掩护实施暴民舆论压制。
因此，民主的言论自由不仅要自由，还要有“绅士风度”和宽容公平的规则。没有了后者，希特勒照样可以在民主政治机制下上台，并最终摧毁民主政治。
因此，一个没有建立起相应社会道德规范的国家或地区，其民主政治往往患有先天缺陷。
这种缺陷也可能导致专制复辟。
一个党会如此。
一个国家也会如此。
中华民国建立后不久，宋教仁遇刺。孙中山借此想搞倒袁的二次革命。黄兴曾劝其暂缓，因为毕竟司法机构已经立案调查，可凭借司法追究惩办元凶。但孙中山执意以非法的军事行动来推翻北洋政府，结果一败涂地。孙中山逃到日本后，以党内缺乏纪律（而不是国家缺乏法治）为理由，堂而皇之地在国民党内实行了绝对服从于己的个人独裁。而以民主革命为目标的国民党主流也支持了这一独裁。从此以后，国民党走上了专制的体制，中华民国也在民主政治的道路上大开倒车。
想当年，中国的老百姓为什么会一度厌弃共和，反而渴望恢复帝制？
因为，先天缺陷的革命党比皇帝专制还祸国殃民，以一大堆不是皇帝却类似皇帝的大大小小独裁者误国害民。
因为，先天缺陷的中华民国在民主政治的标榜下出现了社会动荡分裂。军阀混战，捐税比皇帝收得更狠。
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Sep 03, 2008 at 5:27 am偶认为民主的具体实践更重要一些。所谓要给民众提高“理性”和“素质”不过是借口而已。没有具体的实践，那有什么理性和素质的提高？如果素质论成立的话，请问素质到底要多高才行？怎么量化？谁来评判？况且如果执政党由于自身利益一味愚民的话，是不是民众永远也够不到享用民主的标准？
Sep 03, 2008 at 9:23 am相反，对于执政党，则必须要求有理性，唯有如此，才能引导各个阶层的相互妥协，形成良好互动，走向民主。做的好就多方面赢，做的差则多方面输。
搞宪政的输给了假民主真独裁的共产党，这个是中国现代史和苏俄的现实写照，广大百姓很容易被糊弄，等到后悔了，专制集团却显得过于强大，只好等待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出现。
Sep 03, 2008 at 10:45 am其实还有个重大的区别，先生是做为权力的对立面，作为一个张扬自由与个性的先驱，怀疑在民众素质不变的情况下只改变制度能否达到理想的效果，也并未要求一定要先完善素质再实行民主；反观当下某些会深得执政党欣赏的高论，也谈条件，也谈素质，但出自权力者之口，并要求先完善素质，而民主，甚至对民主的宣扬都应缓行，其居心不问可知——–这个时候用得上赵老的扛旗论：看看是谁在扛这面“民众素质需要改变”的旗帜；如果是向来以警惕“权力”为己任，自身又非权力的既得利益者的先生，那么这种惕厉是在实行民主时可以借鉴的警钟；如果是已经高高在上的执政者，或者是以为执政者们辩护为己任的“理性”哲人们，只好当个居心叵测的屁放掉算了。
Sep 03, 2008 at 10:28 pm试帖。
Sep 04, 2008 at 1:26 am欢迎老Z归来
Sep 04, 2008 at 1:43 am偶认为民主的具体实践更重要一些。所谓要给民众提高“理性”和“素质”不过是借口而已。没有具体的实践，那有什么理性和素质的提高？
Sep 04, 2008 at 7:20 am＝＝＝＝＝＝＝＝＝＝＝＝＝＝＝＝＝＝＝＝＝＝＝＝＝＝＝
纯属废话。
提高民众民主政治素养本身就是实践，问题是别光说不做，此外做的要有明确目标和进程，当年讽刺国民党训政遥遥无期就是前车之鉴，五年也罢、十年也罢，啥时到啥层面做啥事都要明确清晰，否则难免变成敷衍拖延。
一小步、一大步都是向前的变化，别原地踏步做样子就行。
这次四川地震，国内媒体的自由度增加了，执政党应该从此看到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给媒体更大的自由未必天下大乱。新闻有法，何须杞人忧天？循序渐进，完全可以避免媒体滥用话语权的弊端。关键是有没有实行政治改革的意愿和勇气。在民主政治上玩叶公好龙，绝对没有前景。
偶认为民主的具体实践更重要一些。所谓要给民众提高“理性”和“素质”不过是借口而已。没有具体的实践，那有什么理性和素质的提高？
Sep 04, 2008 at 11:02 am＝＝＝＝＝＝＝＝＝＝＝＝＝＝＝＝＝＝＝＝＝＝＝＝＝＝＝
纯属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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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没有看到这是反驳bluesea的中国人素质论吗？“当所有人想要民主….”
PS：今天面瘫好了吗？
当初蒋蒋和毛毛当政后的做法和噜噜的观点真是不谋而合啊, 估计噜噜要是不英年早逝, 未必不能混得开.
Sep 05, 2008 at 12:50 amLMS:
Sep 05, 2008 at 1:40 am不见得，鲁迅先生写文化偏至论的时候是据说深受了无政府主义和超人哲学的影响，主张的是张扬个性，崇尚的是个人的自由和发展，他是权力的天然反对派——无论这权力来自专制的僭主抑或多数民众的授权，他都是同样的警惕的——这也应当是知识分子的天然职责，所以，GCD作为政府反对派的时候会得他的同情，上了台，恐怕就是他警惕的对象，不然不会有太祖的那句论断：不是闭了嘴，就是在监狱里。以先生的个性，恐怕在监狱的机会更高些。
您没有看到这是反驳bluesea的中国人素质论吗？“当所有人想要民主….”
Sep 05, 2008 at 6:05 am==============================================
我没有看到，可我的的确确是在反驳你的高论－－“偶认为民主的具体实践更重要一些。所谓要给民众提高“理性”和“素质”不过是借口而已。”
因为，提高也是实践，除非光说不练。
以后说话注意点逻辑，如果加上一个光喊着所谓。。。。也不会被诲人不倦了。
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