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言论自由作为人民应有的权利的论述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中有关言论自由的条款
3。国家领导人有关尊重人权和保护言论自由方面的表态
4。通过新闻和言论传播改变了旧状，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和谐的具体案例
5。中国近几年来由于言论而受到打击迫害的案例（具体的以一些记者报道腐败而受报复和民间维权受报复等为主，暂时避开那些“煽动颠覆国家罪”的案例）
6。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开办报纸杂志新闻媒体等方面不利于民间独立资本介入的管制条款
7。官方介入管制传统媒体导致网络上出现更多的猜疑和传言的案例
8。陈述言论自由与澄清事实之间，维护和谐的关系
9。呼吁放开对民间独立资本进入媒体行业的管制
10。呼吁从法律上明确区分合理的批评与诽谤，杜绝权力以“诽谤”之名压制批评
11。呼吁建立健全言论自由保护相关法律，参照英美已有的案例和法律，建立中国自己的言论和新闻自由保护，依法管理新闻和舆论

欢迎大家转贴和补充！！

刘晓波 2008年12月9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
1996年10月8日—1999年10月7日被劳动教养3年
1995年5月18日—1996年1月被判刑
1989年6月6日—1991年1月因参与六四事件，犯下“反革命”罪而被捕。

黄琦 2008年6月10日又被拘押，罪名为““非法持有国家机密”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有期徒刑五年（2000~2005），

胡佳 2007年12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三年半徒刑

陈道军 2008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三年

郭飞雄（杨茂东）2005年4月底，“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事拘留15天
2005年9月13日~2005年12月27日， 9月13日晚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后被公诉机关决定“不予起诉”而获释
2007年11月12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裁定其五年前做书商时涉及非法出版的“非法经营”罪名成立，判其有期徒刑5年及罚款4万元

高智晟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刘荻 在2002年11月9日被北京市的便衣警察“国保总队”以涉嫌参加“非法组织”的名义从校园抓走，关在北京秦城监狱一年多，在2003年11月28日连同另外两人得到假释，后被免于起诉。

罗长福 因发表网络言论声援刘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有期徒刑三年

周志荣 2006年9月，周志荣因参入湖北省赤壁市移民的维权行动，被当地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刑一年半
因8*8事件坐牢5年，

阿根廷不相信眼泪：阿根廷农民为什么选择种植转基因大豆？
不是钟馗也打鬼

一个美国人叫威廉·恩道尔，写了一本充满谎言与冷战思维的畅销书，题目叫《粮食危机：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如同一头西方蛮牛，拉下一堆热气腾腾的牛粪，立即引来无数无头苍蝇的阵阵欢呼。从它们的阵阵欢呼声中，我分明听到一个熟悉得不能在熟悉的名曲旋律：阿根廷不相信眼泪。原来爬满这堆牛粪的苍蝇们在哭诉：阿根廷的农业是如何被孟山都控制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全球最大的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供应商——美国孟山都公司在阿根廷现身时，阿根廷农业自给自足，还能产生大量的剩余。2002年，美国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大豆占据了阿根廷大豆种植面积的99%，并开始收取种子的专利费。为了除掉杂草，农民不得不使用孟山都的除草剂“抗农达”。阿根廷的这种改造使得大规模的森林为大豆田让路，传统的作
物为大豆让路，机器替代人工，农民一贫如洗。

一个美国人和一群苍蝇般的追随者在为阿根廷而哭泣，但阿根廷不相信眼泪。2009年阿根廷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第一季度阿根廷的出口额为157.89亿美元，其中谷物和油料作物等农产品出口的增长最为迅速。报告指出，由于国际市场农产品和其他初级产品价格不断上涨，使阿根廷的出口收入实现了大幅增长。阿根廷的农民也不相信眼泪。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种植转基因大豆。因为从1996年开始第一次种植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以来，真正受益的是农民，种植转基因作物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迄今为止，阿根廷农民已经广泛种植了耐除草剂大豆，耐除草剂玉米，抗虫玉米和抗虫棉。阿根廷出产的大豆，99%是转基因大豆。阿根廷的农业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在十几年的种植和收获中，农民收入显著提高，阿根廷农民和美国农民一样，
是这种生物技术作物应用的最大利益获得者。

首先，由于耐除草剂大豆不需要像传统大豆一样在种植过程中需要多次喷洒多种除草剂，农民节约了购买除草剂的花费，减少了多次使用除草剂的费用，同时也节约了农用机械的使用费用。在这方面大约减少投入约为每公顷24~30美元，相当于每公顷增加净收入21~29美元。仅此一项，2007年阿根廷全国的转基因大豆的净收入提高了4亿8千万美元。其次，由于杂草的减少，农民收获的大豆品质更纯，因此他们能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种高质量大豆，这一部分相当于提高了收入0.5%。第三，相比于传统的大豆，转基因大豆种植程序大大简化，杂草管理容易，收获程序和收获后处理过程也大大简化，因此需要的人工耕种投入明显降低，农民可以在一个种植季节用节余的时间种植第二作物，比如在一个耕种季节里先种小麦再种大豆。因此
，2007年阿根廷有30%的大豆是二茬种植的大豆，而在1996年只有8%是二茬大豆。

综合以上三点，2007年阿根廷种植转基因大豆的实际增加利润为16亿美元，从1996年至2007年间累积获额外利润78亿美元。如果换成附加值角度来讲，在过去三年里，由种植转基因耐除草剂大豆所增加的收入相当于一年平均收入的4~7%，其中有30%增加的收入来自二茬种植。另外，在阿根廷种转基因大豆的专利技术成本的投入显著低于美国，在美国大约是每公顷15~25美元，而在阿根廷大约为每公顷1~4美元。在阿根廷大约75%的转基因大豆种子是农民自留种，而只有25%是由种子技术公司提供的种子。

事实的真相如此简单，阿根廷的农业既没有面临一场不为人知的阴谋，也并没有如威廉·恩道尔所渲染的那样危机重重。2007年，阿根廷农畜产品年出口值近240亿美元，是世界最大的豆粉、豆油、葵花籽油、蜂蜜、梨和柠檬出口国，是玉米和高梁的第二大出口国，是大豆的第三大出口国，是小麦和牛肉的第五大出口国，年GDP达2000多亿美元，其中农业GDP约占30％。阿根廷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10％，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9.4％。阿2007年大豆总产量达4748万吨，在拉美仅次于巴西，列第2位，在全世界居第4位。根廷大豆大约98%属于转基因品种。中国是阿根廷最大的大豆消费市场，阿根廷出口的大豆四分之三销往中国。此外根据阿根廷IES咨询公司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是阿根廷农药和草甘膦的最大供应国，占41%，其次是巴西，占16%，美
国第三，占15%。

我们当然不指望所有的西方人都是白求恩。但当一个美国人假惺惺地为阿根廷而哭泣时，为什么总有那么几个中国人也披麻戴孝，哭天喊地的呢？发展中的阿根廷农业充满希望，勤劳的阿根廷农民不相信眼泪，他们使用孟山都的转基因抗草甘膦大豆品种，购买中国的草甘膦除草剂，向中国出口转基因大豆。二十一世纪的地球村，夜晚很宁静，但也很不平静！

作者：午夜星河
           近日，一位叫徐开彬的“旅美学者”在凤凰网的评论版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转基因安全疑问须由专家自身试验破解》。这位美国费城天普大学传播学院的助理教授，在文章中说“国外正在被不断证实转基因食物不安全”。为了证明这个说法，并且呼应《转基因安全疑问须由专家自身试验破解》的题目，他举了欧洲几个转基因玉米争议事件作为例子，包括法国人Seralini及其同事的论文、奥地利泽特克及其研究小组的论文等。在反对转基因的各种文章中，有人喜欢举出国外转基因安全事件的“例子”来说事，但像徐开彬先生这样，不但举出“例子”，而且注明了文献出处的，还真不多。
 
争议事件（1）

徐开彬在文中说：“最近，《国际生物科学学报》2009年第7期上发表的四位法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喂食三种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玉米三个月后能让老鼠的肝脏、肾脏和心脏受损”。我根据徐先生提供的文献出处，查阅了《国际生物科学学报》2009年第7期，结果发现：
1. 法国人Seralini及其同事并未亲自做实验

徐先生文章的题目是《转基因安全疑问须由专家自身试验破解》。这是一个好题目。的确，转基因安全不安全，只能通过科学家自身试验才能做出正确回答。那么，徐先生举出的法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究竟是如何“自身试验”出来的呢？我查了原文，法国人Seralini及其同事确实于2009年在《国际生物科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但从文章中，我没有看到Seralini及其同事的“自身试验”，倒是清清楚楚看到文章作者说，他们讨论的对老鼠喂食三种转基因玉米（NK603、MON810、MON863）的试验，原始数据来源于欧盟政府，而欧盟的数据则是转引美国孟山都公司的实验数据。原来，这几个法国人所做的“工作”是把别人几经转手的数据拿来重新做了一个统计分析。我想，按照徐先生的题目，这几位未“亲身试验”的科学家恐怕是不
能“破解”转基因安全疑问的。
2. 法国人Seralini及其同事并未说老鼠肝脏、肾脏和心脏“受损”

徐先生说，法国科学家“研究结果”表明食用转基因玉米“让老鼠的肝脏、肾脏和心脏受损”，可是鄙人反复拜读法国科学家的“研究结果”的全文，也未能发现转基因玉米让老鼠肝脏、肾脏和心脏“受损”的字眼。“受损”一词英译应为 “damage” 或 “harm”，法国人写的文章中压根就没有用过这个词。
3.法国人Seralini及其同事的文章未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同
既然法国人并没有说“受损”，为什么徐先生要拿他们的文章来做自己的文章呢？原来，法国人把欧盟转引的美国孟山都公司的实验数据重新做了一个粗浅的统计分析，认为食用了90天转基因玉米的老鼠，与食用转基因玉米不到90天的老鼠，其肝肾生化指标有差异。据此把这种差异解释成食用转基因玉米后造成的。Seralini及其同事的文章发表后，马上受到科学家及相关监管机构的广泛质疑和批评，现列出一些让大家看看。
——法国生物技术高级咨询委员会（French High Counsel on
Biotechnology）否定Seralini文章的科学性。该委员会指出：在Seralini及其同事发表的论文中仅列出了数据的差异，却没能给予任何生物学或毒理学上的解释，而且这种差异仅反映在某些老鼠和某个时间点上，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此外，Seralini及其同事没有进行独立实验，仅仅是对孟山都公司原始数据做了重新分析，显得粗略、证据不足、或解释错误，根本不足以推导出转基因产品会导致某些血液学上的、肝肾的毒性迹象这样的结论。总之，Seralini等人的论文没有任何新的科学信息。同时，Seralini等人在2010年1月5日的公共网站链接上引用的所谓“奥地利开展的转基因玉米喂食老鼠的研究”，早已被该试验的研究者本人承认是错误的。（http://ogm.gouv.fr/communiques/CP_Saisine-Grosdidie... ) 。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 (FSANZ)用事实指出了Seralini等人的错误。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独立调查分析了Seralini等人论文中的数据，结果认为喂食转基因玉米后，老鼠表现出的差异性是完全符合常态的。该机构指出，Seralini及其同事的统计结果与其他病理学、组织病理学、组织化学等方面的相关数据之间缺乏一致性，并且没能给予任何看似合理的科学解释。Seralini及其同事歪曲了毒理学上的显著性，忽略了其他相关因子对差异性的影响。该机构强调，Seralini及其同事的论文中提到的差异性与老鼠性别及喂食剂量均无关系。
（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scienceandeducation...)
 
争议事件（2）
在查阅文献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影响更大的事件，那就是早在2007年，法国人Seralini及其同事就曾对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原始数据作出过统计分析，得出了与他们2009年公开发表的论文类似的结论。而且在文章发表后，他们同样受到了国际同行和业界的广泛质疑和批评。科学家们 (Doull et al., 2007; Mond, 2007) 和来自欧盟、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的监管机构在审查后均宣布该文对孟山都原始数据进行的重新统计分析中存在大量的错误和缺陷，不认同该文的结论，而支持最初的分析即转基因玉米MON868是安全的。
其中，国际期刊《食品与化学品毒理学》发表了同行评议专家组对Seralini et al. (2007) 及孟山都公司的试验研究 (Hammond et al., 2006) 的评价和复审结果。该专家组由国际上认可的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6位毒理学及统计学家组成。下面是结果的部分要点。

1．关于安全性评价的毒性试验的设计、执行及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
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经合组织、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权威部门均为安全性评价的毒性试验提供了明确的相似的准则或条例。孟山都公司用转基因玉米喂食老鼠90天的试验设计是完全按照经合组织测试准则第408条进行的。
关于90天亚慢性毒性试验数据的分析，经合组织测试准则第408条明确规定，“数据的分析应当采用合适的、被广泛接受的统计方法，这些统计方法及要分析的数据的选择应当在试验设计阶段决定”。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指出统计方法及要分析的数据的选择应当先于试验开展，在试验设计阶段进行。而Seralini et al. (2007) 是选择性利用孟山都公司的部分原始数据，并采用不为同行所认可的统计方法进行的，显然是一种不被接受的事后分析法(Post hoc analyses)。
由于统计方法众多，为保证毒理数据分析上的一致性，监管机构已经就此专门提供了指南。按照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红皮书中的描述，统计方法类型的选择应当完全取决于毒理学试验的设计以及要回答的问题（注：这表明在试验设计完成时就已限定了将使用何种统计方法分析结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Gad和经合组织的要求，假设检验的统计分析按惯例包括喂食啮齿动物90天及慢性毒性试验。这些试验及分析方法已被监管机构广泛接受（注：监管机构审查亚慢性和（或）慢性毒性试验结果，以此作为转基因产品能否获批准的重要依据之一）。
孟山都公司使用的所有统计程序均与世界卫生组织 (WHO, 1987) 制定的食品添加剂安全性评价原则一致 (Hammond et al., 2006)。此外，这些试验统计方法被全世界范围内的合约研究机构所通用，被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欧洲食品安全局、加拿大卫生部、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局，以及日本卫生和福利部等权威部门广泛认可。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 2004) 还称赞这些方法是“具有统计学上极佳的设计”。
值得指出的是，Seralini et al. (2007) 提到当采用与孟山都公司一样的方法进行分析时，得到了与Hammond et al. (2006) 相同的结果。专家组发现，在血清生化、血液学及临床化学数据的统计分析上孟山都公司与Seralini et al. (2007) 都使用了方差同质性检验及各种成对比较方法。主要差别是Seralini et al. (2007) 没采用方差分析的方法，缺少了多重比较方法的t测验极易扩大显著水平，导致更多的数据间具有显著性差异。在对老鼠体重的数据分析上，孟山都公司 (Hammond et al., 2006) 采用了常用的方差分析及参数分析，但Seralini et al. (2007) 使用了the Gompertz model。 Gompertz模型是建立在假定每周老鼠体重具有相同方差的基础上的，由于老鼠体重在增加，该假设根本就不能成立，所以该模型几乎不被同行用来分析体重数据。

（2）关于统计分析结果的解释
在毒性试验中，通常最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被测验的物质是否产生了重要的生物学效应（注：与人体健康风险评价相关的效应）。尽管统计学提供了一个工具去比较对照及处理组，但对于任何在统计上具显著性的效应，均需要从生物学意义上分析更广泛的数据来判断，正如Wilson et al.（2001）所描述的那样，这些数据应当包括：是否具有与剂量相关的效应；是否具备重演性；与其它同类研究结果的关系如何；显著性差异的程度如何；是否在两性间发生情况相似。比如，Wilson et
al.（2001）指出，当血清中仅丙氨酸转氨酶一个指标在某时刻点出现了统计学上的升高，这是不大可能与处理相关的；而如果血清中天冬氨酸转氨酶也出现了升高，并伴有肝细胞的坏死，这时就能合理地推断出确实与处理有关，在生物学上确实出现了问题。此外，显著性差异偏离正常范围的程度及此时反应的一致性，动物生理的、身体的、生化的及代谢的异常反应之间的联系都必须考虑。在毒理学试验中由于试验组规模有限而出现统计学上的假阳性是很常见的。这时必须采取个案分析的原则，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如变化的方向是否一致、有无剂量效应、动物的另一性别是否也出现类似效应，以及是否有临床病理学上的其他证据等。
另外，还须考虑控制完全是由随机因素引起的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世界卫生组织 (WHO, 1987) 对此作了明确说明。比如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对100个独立变量进行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比较，其中至少有一个变量是仅由随机因素引起而出现显著性差异的概率高达99.4%。孟山都公司 (Hammond et al., 2006) 在试验中设置了参考对照组（与处理组及近等基因对照组在相同实验室、相同时间及相同条件下进行试验，其关键营养成分与近等基因对照组完全一致），用于减轻背景噪音 (to mitigate the effects of background noise)。该方法常用于统计分析中，经合组织对此还特别予以了肯定，专家组也认为设置参考对照组是完全必要的。但该部分数据竟然被Seralini et al. (2007)弃用。
专家组发现Seralini et al. (2007) 对于结果的解释仅停留在统计学上，完全脱离了生物学本身的意义去分析。比如对于老鼠体重的分析，饲喂33% MON863（高剂量组）的雄鼠最终体重是502g，其近等基因对照是515g，减3%；饲喂33% MON863的雌鼠最终体重是289g，其近等基因对照是278g，增4%；饲喂11% MON863（低剂量组）的雄鼠最终体重是496g，其近等基因对照是513g，减3%；饲喂11%
MON863的雌鼠最终体重是286g，其近等基因对照是278g，增3%。专家组指出，这些体重方面的小波动在雄鼠没表现出剂量效应，在雌鼠还表现出相反的效应，因此这些数据在生物学上是没有意义的。此外，高剂量处理组与6个参考对照组的平均体重没有差异，只能认为体重方面数据的波动完全是由随机因素引起。又如，对于老鼠肾脏重量的分析，由于处理组、等基因对照组及6个参考对照组的方差分析不显著，孟山都公司按常理不进行进一步的多重比较分析(Hammond et al., 2006)；而Seralini et al. (2007)
却利用t测验对数据进行了比较，认为高剂量雄鼠处理组与近等基因对照组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但专家组认为，该差异很小，并且处理组与6个参考对照组的平均值没有差异，另外血液中尿素氮及肌氨酸酐水平也没有出现相应变化，说明肾脏功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3）总的结论
专家组认为，Séralini et al.（2007）对孟山都公司原始数据的重新分析结果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喂食转基因玉米MON863会导致老鼠出现不良副作用。在各种情形下，Séralini et al.（2007）及孟山都公司Hammond et al. (2006) 报告的统计结果实际上均表明与处理无关，或者不具备生物学及临床上的任何意义，这是因为结果并没有显示出剂量效应；不具备重演性；与其他比如组织病理学上的相关变化没有关联；不在两类性别间均发生；没有发生超出正常范围的差异；或者在生物学上不具有如因果联系的合理性。总之，Séralini et al.（2007）对孟山都公司原始数据的重新分析结果没有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新的科学数据来表明转基因玉米MON 863在90天的老鼠喂食研究中会导致不良副作用。
 
争议事件（3）
徐开彬在文中还提到，“2007年，在奥地利政府的资助下，泽特克教授及其研究小组对孟山都公司研发的转基因玉米NK603（抗除草剂）和转基因玉米MON810（Bt抗虫）的杂交品种进行了实验。在经过长达20周的观察之后，发现转基因产品影响了小鼠的生殖能力”。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2007年，奥地利泽特克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确实对孟山都公司研发的两个转基因玉米杂交品种进行了动物实验。关于转基因玉米是否影响老鼠生殖，共进行了三项研究，其中仅Zentek博士负责的一项发现了潜在问题。此事引起奥地利政府的高度关注，奥地利联邦卫生家庭及青年部对此展开了调查，并于2008年11月11日发布了一个报告，称Zentek博士负责这一项研究被多方证明是不靠谱的。
首先，Zentek博士的研究结论在发布时未经同行科学家评审，Zentek博士自己表示，其研究结果与其他两项研究很不一致，确实显得初级和粗糙。
其次，两位被国际同行认可的专家 (Drs. John DeSesso and James Lamb) 事后专门审查和评议了Zentek博士的研究，并独立地发表申明，认定在Zentek博士的研究中存在严重错误和缺陷，该研究并不能支持任何关于食用转基因玉米可能对老鼠生殖产生不良影响的结论。
此外，欧洲食品安全部评价转基因安全性的专家组最近对该研究也发表了同行评议报告，认为根据Zentek博士提供的数据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
事实上，Zentek博士研究活动涉及的两个转基因玉米品种已被世界上至少20家监管部门认定是安全的。但由于Zentek博士的草率，造成错误的判断，进而又造成错误的传播，被一些反对转基因的组织和个人“以讹传讹”，拿来误导公众，成为一个典型的“伪事件”。这个教训十分深刻。
(http://www.monsanto.com/monsanto_today/for_the_reco...)，
 
参考文献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2007a). Statement of the Scientific Panel on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on the analysis of data from a 90-day rat feeding study with MON 863 maize. Adopted 25 June 2007.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 (2007b). EFSA review of statistical analyses conducted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MON 863 90-day rat feeding study. 28 June 2007.
Bfr, 2007. 90-Tage-Studie an Ratten mit MON 863-Mais: Keine Hinweise auf gesundheitliches = [Risk of 90-Day Study on rats with MON 863 Maize: No Indication of a Health Risk]. Bundesinstitut fur Risikobewertung (BfR) [Federal Institute for Risk Assessment], Berlin. Opinion No. 009/2207 from the BfR on 29 March 2007.
<http://www.BfR.bund.de/cm/208/90_tage_studie_an_rat...>
AFFSA, 2007. de l’Agence franc¸aise de se´curite´ sanitaire des aliments relatif a` la re´cente e´tude publie´e1 sur le ma?¨s ge´ne´tiquement modifie´ MON 863. Agence Franc¸aise de Se´curite´ Sanitaire Des Aliments. La Directice Ge´ne´rale. AFFSA Dossier No. 2007-SA-0109, 26 April 2007
Doull, J., Gaylor, D., Greim, H.A., Lovell, D.P., Lynch, B. and Munro, I.C. 2007. Report of an Expert Panel on the reanalysis by Seralini et al. (2007) of a 90-day study conducted by Monsanto in support of the safety of a genetically modified corn variety (MON 863).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45 (2007) 2073–2085.
FSANZ. Review of the report by Séraliniet al., (2007): “New analysis of a rat feeding study with a genetically modified maize reveals signs of hepatorenal toxicity”. Food Standards Australia New Zealand July 2007.
http://www.foodstandards.gov.au/_srcfiles/Review_of...
Monod H., 2007. Expérience sur rats menée par Monsanto en 2001-2002 avec certains régimes comportant du maïs génétiquement modifié: analyse statistique des courbes d’évolution du poids. Study conducted upon request of the CGB (Commission du Génie Moléculaire, France).
Yap, A.C., 2007. Review of the Issue Regarding the Rat Feeding Study of GM Corn Event MON 863. 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from Secretary Arthur C. Yap.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May 16, 2007本文引用地址： http://www.sciencenet.cn/m/user_content.aspx?id=301...

主播Andrew Brittain首先向观众介绍：“普兹泰是苏格兰Rowett Institute的教授，他的实验关于长期食用转基因食品是否会损害健康。他们用两种转基因土豆喂养老鼠，这两种转基因土豆既没有在市场上销售，也没有被人类食用过。”普兹泰向观众介绍他的实验：“这些食用了转基因土豆的老鼠出现了轻微的发育迟缓现象，免疫系统也受到影响。”

节目播出以后，不仅在舆论界引起了反响，科学界也一片哗然。普兹泰在实验尚未完成，数据没有发表的情况下 ，贸然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自己的结果。这种行为违反了基本的学术规范，倒是很有些中国民间“科学”家的做派。他研究的转基因土豆在当时根本没有上市的可能，不存在宣传实验的任何紧迫性。Rowett Institute组织了一个由本机构和其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共同组成的委员会，调查普兹泰实验的真实性。

需要提前说明的是，普兹泰的实验材料是他自己构建的转基因土豆。普兹泰转入土豆的基因编码了两种植物凝血素。其中一种在当时已经证明对哺乳动物有低毒性，另外一种凝血素虽然被认为相对安全，但是也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的检验。这种转入凝血素的土豆从来没有商业化种植过，没有出过实验室。今天商业化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包括中国的转基因水稻）中的转基因成分大多数是一种来自苏云金杆菌的蛋白。这种蛋白经过了数十年的大量的测试，被认为对哺乳动物是完全无毒的。所以那些拿着普兹泰的实验反对中国转基因水稻的人从一开始就打错了靶子。

普兹泰一共做了12组实验。其中10组实验是短期的（10天），另外两组是长期的（110天）。实验主要测试老鼠的发育和免疫系统的状况。令人费解的是，对于低毒性的凝血素 Con A,普兹泰并没有用转基因的方法把它的基因转入土豆中，而是人为地向老鼠食用的土豆里加入了超过正常情况5000倍的Con A 蛋白质。即使这样，虽然实验组老鼠出现了发育变慢的情况，但是这种变化非常小。GNA是更可能被应用在商业种植的另外一种凝血素。这种凝血素无论是在转基因实验组中，还是被人为地加入土豆中（含量是转基因土豆的100倍），都没有对老鼠的发育产生任何的影响。
在检测免疫系统是否受到影响的实验中，普兹泰事实上得到了没有意义，甚至自相矛盾的结果。如果土豆煮熟的话，不管里面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老鼠的免疫系统没有显示出显著的差异。其实这个结果更能说明问题—人类食用土豆之前都会把它煮熟，因为生土豆本身就有毒。人为地向生土豆中加入凝血素喂养老鼠确实会损害免疫系统。不过如果用乳蛋白-淀粉喂养老鼠，即使加入了凝血素也没有发现免疫系统的变化。这说明损害老鼠免疫系统的其实不是凝血素，而是更可能是土豆作为单一的营养来源导致的。

基于以上事实，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普兹泰的数据不能作为支持转基因食品会损害发育和免疫系统的证据。

此后，英国皇家学会组织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对普兹泰的实验进行了评估。他们发现了更多的问题。普兹泰的实验设计中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假设，没有设置清楚的对照组，也没有采用双盲的方法取样。因为对动物器官的测量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所以采用双盲的原则是有必要的。另外，实验的样本太小，各个实验组织间的结果出现矛盾，饲养条件有缺陷导致老鼠的健康出现很大的波动性，而且普兹泰用的统计方法也有问题。

经过了1年的修正，普兹泰将他的实验结果发表了。发表的实验部分修改了被指出的错误。不过普兹泰的实验仍然存在问题，比如他的样本量仍然不够。在他的六组实验中，每组只包含了6只老鼠。此后，很多实验室希望能够重复普兹泰修改过的实验，不过都没有成功。鉴于普兹泰违背了学术规范，Rowett Institute 1999年让他退休了。那时他已经79岁了，确实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不过这并不妨碍很多人把这件事当成学术界迫害有良心的科学家的例子。在网上流传极广的《粮食危机》中有这么一段话：

引用:
孟山都把“普兹泰这个麻烦”告诉了克林顿，后者转身就告诉了布莱尔。布莱尔接着又告诉了罗威特研究所的所长菲利普.詹姆斯。24小时后，阿帕德?普兹泰博 士就被扫地出门了，还不许他谈论他的研究和与他以前的同事交往。这种阴谋论在地摊文学上非常常见，因为能吸引眼球。但是这并不是事实。普兹泰通过媒体向公众宣传自己的实验以后，Rowett Institute 和皇家学会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对他的结果进行评估。在普兹泰的文章发表以后，不同国家的独立实验室也试图重复他的结果，但是没有成功。说明普兹泰的文章要么在设计上有重大的问题，要么伪造了实验数据。后者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是不可饶恕的。

下一次，我们会研究一下俄罗斯科学家伊丽娜•叶尔马科娃的实验，她得到了爆炸性的结果：食用转基因大豆的老鼠，其幼鼠超过一半在3个星期内死亡。

从前，有一个小朋友叫拇姬，他是个好孩子。拇姬小朋友向来爱生活，爱科学，爱文艺，更爱文艺女青年。拇姬上大学的时候报了中文系，毕业以后在一家报社做编辑。

一天早上，拇姬照例从床上爬起来准备去上班，突然觉得一阵头晕脑热，天旋地转—他发烧了。怎么办呢？如果不去上班，那个长得很像政治局常委的总编肯定会拿菜刀砸自己的头。拇姬叹了一口气，爬起来，给自己泡了一杯板蓝根，就出门了。话说如果运气不好，得了金牌也得先感谢国家，北京偏偏起了沙尘暴。拇姬吃了一肚子沙子，才来到报社。政治局常委一天都没有好声气。好不容易下班了，拇姬刚想回家，突然接到女朋友的电话。女友说，我们好久没见了，今天见一下吧。拇姬虽然一肚子不愿意，但是女友是做IT的，家里铺满了CPU。拇姬又叹了一口气，只好去了。女友用温暖柔软的嘴唇安慰着拇姬的心灵。没多久，拇姬实在觉得需要休息，借口有事，就走了。当拇姬走到家打开房门的时候，说来也怪，他惊异地发
现，自己的病竟然好了!

这时，问题来了。爱生活爱思考爱科学的拇姬小朋友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自己的病好了？

理论上，板蓝根，沙尘暴，老板的脸色，女友的关怀都有可能治好自己的病。甚至如果再仔细一些，还可以提出更加复杂的理论。比如吞进肚子里的沙子在老板严厉的目光下会发酵，然后变成一帖良药；或者只有当老板严厉的目光和女友温暖的嘴唇按照一定顺序出现时才能治病……换句话说，从生病中恢复的过程有着很多变量，要确定哪个变量才是起决定作用的最重要的原因，只凭经验是不够的，哪怕几千年的经验也不行。要知道病是怎么好的，需要精心设计的实验。这些实验严格地控制绝大多数变量，然后只改变某一个变量，通过对结果的比较就能判断这个改变的变量是不是关键的因素。现在拇姬想看看是不是女性的安慰能治病，那么他就要做一个设计良好的实验。为了严格得控制其它所有的变量，拇姬在一个寒风萧瑟
的夜晚，把窗户打开，把头淋湿了，伸进冰箱静止10分钟。在那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刻的冰冷中，拇姬感受着彻骨的宁静。第二天，拇姬果然感冒了，他给自己冲了一包板蓝根，迎着沙尘暴出门了—如果那天没有沙暴，拇姬可以自己吸一些从昌平采来的沙子，人为模拟这一情况。拇姬来到报社，故意把总编惹毛，让他给自己脸色看。下班以后，拇姬按时来到报社后面的小树林里。这时，等候已久的猛犸突然冲了出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猛犸紧紧地抱着拇姬，用自己的双唇封住了拇姬急促的呼吸，双手轻轻地摩挲着拇姬光滑的脊梁……

这一次，拇姬的病好得可快了。仔细的拇姬还研究了各种其他可能性。为了验证老师的疗效，拇姬找来了剃刀；为了验证重量级选手的疗效，拇姬找来了疯和尚；为了验证军事迷的疗效，拇姬找来了变形机器猫；为了验证上帝的疗效，拇姬找来了D哥；为了验证双飞的疗效，拇姬找来了松鼠会头号猛男组合哈林+八爪；为了验证打假帝的疗效，拇姬找来了c2blog；为了验证植物帝的疗效，拇姬找来了田不野；为了验证沛县美食家的疗效，拇姬找来了沐右；为了验证宅女的疗效，拇姬找来了窗敲雨；为了验证腐女的疗效，拇姬找来了清蒸鲥鱼；为了验证年轻女性，拇姬找来了红后；为了验证中年女性，拇姬找来了fujia阿姨（自称不野妹）；为了验证论坛新加各靠谱ID，拇姬找来了but,老飞，蒸汽，csxiao……当然，拇姬也必须试一试一
个人都不找是什么结果，这叫做空白对照，是为了检测找人本身是有效的。检验现代药物是否有效的逻辑是类似的，为了排除心理因素的干扰，必须采用双盲实验。

拇姬终于做完了所有的实验，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抚摸着自己已经有些麻木的嘴唇，心中却充满了祥和和喜悦。因为他的手中拿着一张写满数据的纸。对数据的分析显示，猛犸的激情相对空白对照来说，能明显减少痊愈时间，并且是所有实验组中痊愈时间最短的。现在拇姬小朋友可以得出结论，猛犸同学是最有效的吗？

他不能。因为如果拇姬这么草率地得出结论，李清晨老师会悲伤地说：“我在找你的路上，遇到一个中药贩子向我推销双鞭壮阳汤…..我心情很坏，影响了状态。”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很多时候，情况是如此的错综复杂，以至于即使实验人员努力地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也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这时，就需要随机的大样本的实验，把噪音对结果的干扰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所以，拇姬就做了200次实验，其中100次用猛犸，100次用李清晨，然后比较结果。这里还有一个技术问题，即使猛犸和李清晨的效果是一样的，他们各自占优的次数比也不一定就是绝对的100：100了，可能在这附近的区间内波动。这就需要用一些统计学的工具去分析数据，看看他们是不是谁的效果要好一些，或者用统计学的术语说，他们的疗效是“显
著”不同的。

好了，现在拇姬小朋友花了大半年时间，把这些都做完了。结果仍然显示，猛犸有着神奇的疗效。现在拇姬能不能宣布猛犸可以治感冒呢？仍然不能。因为即使猛犸能治拇姬的感冒，他也未必能治姆挋；即使他能治姆挋，他也未必能治拇挋；即使他能治拇挋，他也未必能治姆姬……所以，一个正确的实验是能够被不同的人，不同的实验室重复的。这正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她是普适的，对任何民族，任何阶级都能适用。科学家在做实验的时候有时会出现错误，有时候实验条件会有偏差，甚至有些时候某些科学家会故意隐瞒不良的结果，编造实验数据。这些情况都使得实验的重复性变得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实验不能被重复，那它的结果就不应该被采信。在学术界外有一种普遍的想法，就是某实验涉及到人类自身健康的时候，
如果出现了一个不能重复的，但是说明某种物质对人体有害的证据，为了保险，应该相信这样的实验证据。这种想法看似正确，却不可操作。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零风险的，如果翻遍学术论文，就会发现，大部分食物都能致癌，同时几乎大部分食物都能治癌。我们不需要因此就什么都不吃，而是应该相信科学界中主流的观点，而主流的观点，是基于可以重复的实验产生的。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可靠的实验必须具备 1）清晰的对照 2）足够大的随机样本量3)良好的重复性。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些具体的例子。为了顺应当前的政治形势，紧跟着的几集都是关于不靠谱的转基因作物的实验。不过，后面的文章绝对不会像这篇文章这么有趣。因为在这集中表现精彩的诸位群众演员们即将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倒霉的科学家。他们要么是做实验的时候犯了错误，要么是水平太低，要么是故意弄虚作假；总之，他们留下了不好的记录，既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也误导了公众。

    甲型H1N1流行期间，看到不少人对甲流疫苗都深怀疑虑，担心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发出来的疫苗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有点杞人忧天。 疫苗的安全性问题，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个是生产工艺带来的物质的安全性，一个是作为疫苗有效成分的物质——病毒、细菌或其亚单位成分，类毒素的安全性。疫苗的可靠性问题，则主要从能否诱导产生相应的特异性免疫应答，以及产生的免疫应答能否切实起到保护作用，降低感染的发生两个步骤上去检测。 

    具体到甲流疫苗，无论是H1N1或HXNX，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属正粘液病毒科，流感病毒属，其常规的生产工艺，都是将毒株接种到鸡胚中进行培养，然后收获，灭活，分装并上市。生产过程中所用到的物质，鸡胚，裂解剂，分离手段（有的用蔗糖密度梯度分离，有的用膜过滤，有的用色谱层析）抑或分装时的疫苗佐剂，保护剂等等，无一不是此前的普通流感病毒疫苗生产中已经用过的东西，只需严格遵守生产工艺，比如关注卵清蛋白的残留量，热源的含量，严格控制防腐剂的含量等等，生产工艺带来的物质的安全性从理论上已经得到保证。而对于疫苗有效成分本身，其安全隐忧在于成为传染源和引发大规模的过敏反应。由于流感类的疫苗都是灭活的甚至是亚单位的——-先碎尸万段再取其中一部分作为疫苗，控制裂解过
程的质量，即足以保证疫苗不至于成为复壮的传染源；而且生产过程中，病毒的灭活是否彻底，按规定还需要细胞学或动物实验来验证——-动物不感染或细胞不死，才算过关。而疫苗是否会引发过敏反应，则需要临床前实验来验证了。 

    至于可靠性，即能否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则有两个步骤来保证。首先，发布毒种的国际机构也会同时发布标准抗血清，首先标准抗血清就要用来验证制备出的疫苗中是否含有特定抗原；制备好的疫苗，在给实验动物进行注射以后，还要通过标准抗血清来检查是否在活体中引发了特异性的免疫应答，研发阶段的话还要做动物实验验证注射过的实验动物确实有了保护性（当然，对于流感这种变异性，爆发性和季节性很强的，时间上可能不允许做这样的实验）。 

    综上所述，作为流感的一个变种，甲型H1N1疫苗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其实与季节性流感疫苗一样无可多虑。但是，就我所看到的新闻上讲，天朝和帝国主义还是有所不同。据说天朝之所以甲型H1N1疫苗出来的速度比帝国主义快（考虑到天朝海关及相关机构的办事能力，毒株的进口和分发本来就落后于帝国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同样面对重大疫情的特事特办，帝国主义面对新的病毒变体，要求临床实验的病例是普通流感疫苗的两倍，天朝则一如既往。所以，屁民们对新疫苗的警惕性，虽然从科学技术原理上来讲，有些无理，如果是出于对天朝制度的了解，倒也不为无因。 

    顺便八几个疫苗的卦： 
    
    1.目前在pubmed上查到的最早培养病毒做疫苗的记录是日本人野口英世，Noguchi, Hideyo. Pure cultivation in vivo of vaccine virus free from bacteria. J. Exper. Med., 21:539, 1915.，知道他用的什么作为病毒的宿主吗？？——睾丸，现在好像还有动物疫苗用睾丸细胞培养的，可怜的动物们，这才真的叫“蛋疼”啊！！ 

    2. 在pubmed上查到的最早使用鸡胚细胞做病毒培养的一篇文章，Li, C. P., and Rivers, T. M. Cultivation of vaccine virus. J. Exper. Med., 52:465, 1930.，看第一作者的名字，似乎还是个华人，不知道有谁知道这位前辈的事迹。不过，这是将鸡胚细胞与人工培养基混合的培养，还不是现代疫苗工艺中常规的用鸡蛋进行的培养。

    3. 真正发明了可用于生产的鸡胚病毒培养方法的是这位老兄Goodpasture, E. W., Woodruff, A. M., and Buddingh, G. J. Vaccinal infection of the chorioallantoic membrane of the chick embryo. A m. J.Path., 8:271, 1932. 瞧瞧人家那姓氏，就知道是LouisPasteur的亲支近派啊！！不过俩人一个是高卢公鸡一个是山姆大叔的说。 

    4. 最早的病毒减毒就是在动物或宿主细胞上不断地传代培养然后接种筛选找出弱毒株来，从巴斯德开始就这么干的。中国的人痘和天花衣也是暗合此理，但是由于没有事前验证而凶险万分，一个玩不好疫苗接种就变成了传说中的“找病”；HBO电视剧集《约翰.亚当斯传》里，亚当斯夫人艾比盖尔就曾经给孩子们  接种过人痘，幸好，帝国主义的土地不够神奇，好人好报，搁天朝估计他们全家死绝——-虽然约翰亚当斯一开始并不是独立分子，但就冲他那只认律法不讲政治不从民意的德行，估计不会比谭作人下场更好。最安全的是英国的琴纳的牛痘，为啥？？因为牛痘病毒根本不是天花，它是天花病毒的亲戚，有相同的抗原性但不具备一样的致病性。

    5. 鸡胚培养流感病毒的方法虽然成熟，但是操作太过繁琐，所以现在有人在开发使用犬肾细胞（MDCK)和非洲绿猴肾细胞（VERO）作为宿主来培养病毒，到时候疫苗厂就不会来和大家抢鸡蛋了，不然的话，哼哼，等到新乡华兰和深圳巴斯德的流感疫苗线全面开工的时候，大家就只好吃人造鸡蛋了。有闲钱的，赶紧到靠这俩地儿近的地方开蛋鸡场去吧！！

    6. 由于流感病毒的多变，每年都要变换毒种，而且有些毒种其实对鸡胚的驯化性不好，在鸡胚中长得慢，出毒少，疫苗生产成本不好控制，所以现在也有人在研究流感病毒的保守区段，试图一劳永逸地获得一种通用的流感病毒疫苗。

    话说如同天朝的安保措施分三重：军队，警察和城管，人体的安保措施也可分三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皮肤：边防军；没有特异性只要碍眼的一概干掉的溶菌酶，吞噬细胞：城管；具有特异性，进行精确打击的特异性免疫系统：警察和国保。当然，人体的边防军更象断掉海底光缆的局域网，管他是河蟹还是山洞癫蝠，一概拒之门外，以至于人类为了能通过皮肤给药不得不想尽办法；而人的二三防线和警察国保城管一样，也经常枪口对准自己人，常会发生类似水箱碾卵民，成都审谭黄的事情，那就是自体免疫疾病了，这类病通常很难治疗。

    警察和国保抓人需要照片和身份信息，疫苗就是给人体内的警察和国保发放的犯人照片和身份信息。

   
疫苗大致可以分为六大类：灭活疫苗，彻底杀死的病原，相当于把反革命分子枪毙以后曝尸示众，由于是已经死掉的阶级敌人，往往导致革命队伍警惕性不很高，常需要反复刺激；减毒活疫苗，其实就是可以改造好的黑五类后代，经过教育改造，已经减弱或丧失了危害性，进入人体后现身说法介绍反革命分子的长相，并且可以繁殖供长期围观，效果很好，但也存在突然又反叛的危险，所以在筛选时耗费时间极长；亚单位疫苗，是除去其他成分后提取病原体中有效免疫原所得，如多糖类疫苗等，相当于将谋逆贼子砍头后传首九边以供识别；类毒素疫苗，是处理后的细菌外毒素，相当于阶级敌人的便便经过消毒后给革命群众作为识别特征；上述种种，均直接来源于病原，真正像照片的，是基因重组疫苗和DNA疫苗，它们都是对病
原体照相——-找到编码免疫原的基因—–这个相当于底片，前者插入表达系统——比如把乙肝的HBS抗原基因植入酵母菌当中，酵母菌就是冲片机，表达出的抗原相当于照片，经过纯化制成疫苗；后者是将编码抗原的基因转入真核表达载体后注入人体，因为它需要人体细胞来表达抗原——相当于上级只发放底片，得自己冲洗。

    疫苗的制造过程，其实主要可以分成4部分：1.筛选；2.扩繁；3.处理纯化；4.验证批签。

   
由于同种细菌和病毒通常都有很多的亚型，免疫原种类也多，即便是重组疫苗和DNA疫苗，也需要筛选出共性多，引发的免疫应答强的种类才能保证有良好的保护效应。灭活疫苗相对简单，分离出毒株，扩繁后灭活注射到实验动物身上，再接种病原，有保护效应就算成功，但对于减毒活疫苗就麻烦了，在自然界里寻找弱毒病原是一条路子，通过人工处理，加速病原变异然后筛选是另一条路子，今年来随着人类对病原体认识的深入，通过有目的的基因改造来减毒成为一个不错的方法；另外由于减毒活苗存在突变成致病株的可能性，所以即便找到了减毒株，还需要在实验室里经过多代繁殖，反复接种动物，观察其突变成致病株的可能性，直至其安全性得到确认，或者至少在一定代次内的安全性得到认证———比如某个株型的某一
代在传代20次后没有发现突变成致病株，则该代病原及其20代以内的传种皆可以作为毒种。甚至一些用作灭活疫苗的菌种毒种，其传代次数也受到限制，例如伤寒疫苗，无论是灭活的还是提取多糖做疫苗的，按2005版国家药典，其种子株传代都不能超过5代。个人猜测，这倒不是怕复壮，而是怕5代以后不稳定突变成免疫原性低下的株型，不能有效激发免疫应答，起不到保护作用。对于某些多变的病原，例如流感，通常是通过头一年世界各地的疾控组织收集和观察，预测第二年可能爆发的株型，然后发布给全世界的流感疫苗厂家进行生产，所以注射流感疫苗相对来说是个赌博：如果第二年爆发的不是预测的株型，基本上就算白挨一针。

    病原的扩增和繁殖，细菌的，相对比较简单，扔到发酵罐里就是了，需要注意的就是培养条件。我就曾碰到过某知名疫苗生产企业，在生产类毒素和多糖疫苗时，因为换了个培养基的供应厂商就细菌就罢工了的例子。病毒的稍微复杂一些，除开乙肝有基因工程苗，通过酵母菌或CHO细胞进行表达以外，其他的病毒类疫苗在扩增繁殖的时候都需要培养寄主细胞，然后把病毒接种到寄主细胞上进行扩增繁殖。这类寄主细胞包括地鼠肾细胞，人二倍体细胞，非洲绿猴肾细胞（VERO），兔肾细胞，鸡胚细胞等。其中流感疫苗和大名鼎鼎的甲型H1N1疫苗就是在鸡胚细胞中培养出来。除开鸡胚细胞特殊，是把鸡受精卵孵化到一定程度后清洗再接种到蛋内，其他的，都是在转瓶，细胞工厂，细胞发酵罐等设备里培养细胞然后接毒。

    病原体培养完了，需要收获和处理。收获无非就是去除培养基杂质的过程，过滤，离心都可以；也可以把灭活处理和收获及纯化合并在一起；灭活通常是加入各种杀菌剂，裂解液等；纯化的方法可包括化学沉淀，超滤，液相色谱层析等。得到的原料，加入一些免疫佐剂，保护剂，吸附剂等配置为成品，自己检查一下安全性和有效性，再送到国家管理部门检查一次（批批检，批签发许可），就可以上市了。

   
吸附剂通常用于类毒素疫苗，可以缓慢释放疫苗，延长刺激时间，有效增强免疫应答；免疫佐剂相当于小脚侦缉队的大娘大妈们，可以有效地向警察叔叔举报可疑分子。一个有趣的疫苗行业八卦：狂犬疫苗都是在真核细胞寄主上培养，一种观点认为，寄主细胞DNA可能有致瘤致癌的作用，因此要求疫苗中寄主细胞DNA含量必须极低；而另一种观点认为，DNA作为一种免疫佐剂可以有效提高疫苗的效价；中国SFDA是致瘤派，这导致中国的狂犬苗厂家必须尽量去除产品中所含的DNA，无论其来源如何。偏偏有不信邪的厂家，比如大连金港安迪，为了能降低生产成本，于是在纯化后的原料里加入了其他来源的DNA，也是通过了SFDA认证的聚肌胞注射液。因为细胞培养是很花钱的事情，所以每剂疫苗里用的病毒量少，就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我估
计DNA作为免疫佐剂还应该是有效的，否则该疫苗无法通过疫苗效价的测试，所以当时打了金港疫苗的倒不用担心保护的有效性问题。但无论如何，为药品安全计，未经申报的添加就是违法，这是确信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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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6日，北京，财政部礼堂

首次公开发表是 《廉政了望》2010.1.13，这是四川日报的子刊，会议记录员的记录，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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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各位，近年来由于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以及腐败泛滥现象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冲突加剧，仇官、仇富心理严重。因为环境污染、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违法行政、司法不公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诸如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等等，大规模的恶性事件也越来越多，已经影响到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律师代理的涉及群体性法律事务也有很多。那么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有些什么特征，律师如何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案件？办理这些群体性事件案件过程中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进行自我保护，避免法律风险？今天我们十分荣幸地请到了于建嵘教授为我们做题为《社会冲突与律师建设性作用》的演讲。大家欢迎！

于教授系法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很简单。于教授的主要著作有《底层政治》、《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和《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批评》等等，于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将以当前我国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特征与对策为核心，与大家今天一起分享他的成果和高见，相信于教授的演讲一定能给大家很多启发，引发深思，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和收获。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于老师为我们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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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大家上午好！我实际上是 1987年的律师，做了八年，现在在社科院农村所工作，所以没有再从事律师的业务。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实际上原来想叫《让宪法成为社会稳定的底线》。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就是想对中国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还会发生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这几个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

中国社会已进入矛盾冲突的多发期，中国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关于中国社会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社会会发生很大的社会动荡。这个观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议论的就比较多。认为中国在2009年和2009年以后会发生动荡的包括伍凡先生，包括一些英国国外的主流媒体。年初的时候我曾经在《财经》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在我看来，中国社会虽然会发生很多问题，但是总体上是稳定的，2009年应该不会发生社会动荡。也就是说，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存在，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刚性稳定结构，社会动荡离真正发生还有一定的距离。

不过最近我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他有这么一段讲话，他说“你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动荡，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动荡，而且时间不会太久”。我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他们也有这个结论，说中国的社会动荡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真的会这样吗？我自己也感觉到越来越迷惑，所以魏大忠律师和魏汝久律师请我到这里和大家交流的时候，讲实话我有点底气不足。这个问题我在国内外讲了一年，包括在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和中央党校，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没有底气。为什么？因为我访问了这些人之后，他们的判断在影响我的认识。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一定会发生动荡呢？到底应该怎么办？前两天有一批律师到我家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假如一
些主要的精英人物都认为中国会发生动荡，我们这些法律人士应怎么办？我们当时的结论是宪法是维持中国社会稳定的底线。所以我今天临时把这个题目改成了《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想和大家讨论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寻找社会稳定的底线，这个底线又是什么？

实际上年初的时候，中央的有关领导人也曾经认为2009年的日子不好过。虽然今天是26号，再过四天这年就过去了，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严重。这种社会形势最直接和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群体性事件。事实上，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到了90,000 起，2007年、2008年包括今年都超过了90,000起。最关键的是特大群体性事件的增加。这些增加的确在动摇执政者对国家的判断。表面上看我们有很好的楼建起来了，有很好的公路开通了，大家好像感觉到莺歌燕舞，但实际上有这些事情在动摇执政者对中国前途的判断。

我首先要和大家探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几年我曾经对中国群体性事件做过简单的分类，大约可以分为维权、泄愤和骚乱这三种类型，而维权活动又可以分为农民、工人和市民这三部分。

我先重点分析一下维权活动中工人发生了什么，农民发生了什么，市民发生了什么？把每一个部分的特点进行一个简单概括。

当前中国农民的问题，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这本书我调查的是湖南的农民，写的是2004年以前的中国农村。我想回答一个问题：2004年以前中国农村发生了什么？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农村2004年以前主要是抗税斗争。（放PPT）这是我2002年在湖南农村调查时拍的照片，当时说坚决打击抗粮、抗税、抗合理上交的不法分子。抗粮，大家知道指不交公粮；抗税，指不交国税或者地税；抗合理上交就是抗费，不交各种名目的税外收费。后两者我们简称为税费问题。（放PPT）这是2002年我在江西农村拍的片子，它是政府在宣传“皇粮国税不可抗拒”。（放PPT）2002年12月22
号，我在湖南农村调查的时候，拍了这副图片。它说的是什么呢？这批农民在组织农会。当年毛泽东组织第一个农民协会的地方，离这儿不远。这儿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夏明翰，说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个地方所有的农民都会告诉你这句话，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某某某，还有后来人。我在这个地方曾经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组织农会？他们告诉我，组织农会就是要和地方的贪官污吏抗争到底。当中我心中充满了震撼，回来之后我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标题叫做《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我提出来，天下可忧的在民权，天下可惧的在民怨。这么多农民因地方的贪官污吏而产生民怨的时候，你这个政权要思考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

报告出来之后，社科院以要报的形式报给了中央。后来中央有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在2004年的3月5号，温家宝在两会期间宣告取消农业税。宣布之时，所有的人大代表站起来向他鼓掌。

农业税费的取消实际上与当时的湖南农民很有关系。（放PPT）这个人叫彭荣俊，他是当时组织农会的领袖。2008年12月6号，他被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十大农民英雄。我今天想讲一句话，中国的政治改变并不一定是由于中央政治理念的改变，不是由于领导人的爱民或者亲民，而主要是来自于社会压力。当时中央分析，这种社会压力下，征收农业税所获得的利益和成本相比，还不如放弃农业税，从政治上、经济上考量之后，中央才做出了这么个决定。农业税取消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了，我告诉你没有解决，情况马上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中央焦点访谈的一个数据统计。每天都有许多人打电话到焦点访谈去投诉，它专门有人记录这些投诉。我和它有个协议，它让我进入所谓的绝密系统，进去就会知道今天有多少
人在告什么人，打什么官司，发生了什么问题；我每个月要给它提供两份报告，告诉它最近中国的焦点问题是什么。根据对焦点访谈电话系统资料的观察，从2004年6月开始，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村的焦点问题。

我们先分析一下农村土地问题有什么特点。2004年9月2号，我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个调查报告，说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焦点问题。

首先双方当事人发生了变化。（放PPT）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省委书记被包围起来的一起事件。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想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没想到农民把他认出来了，为了抢救他动用了武警。你们看一看这副图片，就会发现这是一些什么人？老年人，老年妇女。我在调查中国农民抗税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妇女，她的父亲被打死了，她家只有这一个闺女，所以她来抗税。而农民土地问题，你会发现大量的妇女和老年妇女走到了第一线。什么原因？两个。我曾经去访问她们，她们告诉我，第一，我们是老年人，我们要为子孙万代留下一块土地；第二，地方官员不敢对我们老人采取措施。所以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她们是软实力。你不要看这是一些老年人，地方政府的确怕她们，它不怕年轻人站到这里，拖你一下没关
系，这个老人一拖可能到医院去了。

其次控告的对象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控告县乡政府，而农民土地问题则控告市政府、省政府，一直控告到中央。

再次地域也发生了变化。农民抗税的时候主要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这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而农民土地问题则主要发生在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这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抗税主要发生在边远的农村，而农村土地问题就在城市的周边地区。

最后方式也发生变化，农民抗税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找不到人，见不到人，而农民土地问题他主动地走到你面前。

农民抗税的时候，中央有明文规定，不允许动用警力去收税费。农民土地问题，现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说可以用警力，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以所谓社会重点工程等为名大量使用武力，包括特警和武警。所以农民抗税和反对征地时的暴力化程度是不一样的，外力介入程度也不一样。

农民抗税费时，很少有外力介入的；但是农民土地问题大量的外力介入，主要包括律师和黑社会两种势力。大批律师介入，我分析了两个原因。第一，这些年来，社会的公民教育、维权意识、公共知识分子、公共律师大量产生，他们介入到了农民土地问题。第二，农民抗税费时，你去代理官司收入很少；而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会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我不认为经济利益是错误的，但现实是很多律师介入农民土地问题，是由于农民土地问题可能产生比较大的律师费用。

另一方面，黑社会介入中国农民土地问题也很严重。今天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土地案件都有黑社会的背景。黑社会势力现在什么事都敢干，甚至真的开枪打农民。最严重的如2005年6月定州事件。定州市委书记动用黑社会抢农民的土地，现在判刑了。我曾经去访问他，我说你做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不容易，你可能要请客送礼、开后门，不知道想了多少办法才做一个市委书记，你怎么会动用黑社会去抢农民的土地呢？这个市委书记这么回答我：他说我很冤，我并没有组织黑社会，没要黑社会去，只是这个公司说你政府不能解决，我试着办行不行？我当时答了他一句话，“你去做吧”。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会用黑社会真枪实弹去打农民。这个市委书记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你去做吧。我发现这句话真是说不得，说了麻烦就大
了。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笑）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
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农村问题的最新发展，一个是对地下资源的掠夺在增多。大家可能知道2009年12月12号又打死了四个农民，也是真枪实弹地打，就是为了抢夺地下资源。第二个是林权纠纷在增加，我们分析五年之内可能都会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林地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第三，农村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并且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工业性的污染发展到资源性的污染，也就是因采矿等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水力发电等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上面讲了农民问题，现在讲工人问题。

对这个问题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是安源煤矿当年毛泽东搞工人阶级运动的地方。共产党真正搞工人运动的地方就是安源煤矿，在这儿成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支部。中国共青团、少先队都与安源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安源。这儿我调查了四年写了一本书，就是安源工人他们在干什么。调查发现，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比较而言更加复杂。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散步和旅游。（放PPT）你们看一看，这是2009年4月3号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来散步。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
候，他们已经快走到徐水县的收费站了。当时北京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很紧张，派了大批的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么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错了吗？没有错，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工人马上回答他们，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再说你们不能这么走到北京旅游。工人说我没有钱怎么不能到北京走去呢。形势非常紧张，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工人说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们只是旅游的问题，你看我们没有拿上访材料，没有打标语口号，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上访，不告状，我们旅游。最后当场表态把他们的公司董事长抓了，这些工人才回去。散步大家可能知道最早是厦门，实
际更早的就是安源煤矿。我对安源煤矿产生兴趣就因为此。有些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没有人理他们，到法院起诉不立案，打报告给公安局说我们要游行示威，公安局不理。最后这批人到北京来上访，因为超过了五个人，抓了一批人。最后没办法，他们约定在一天两万工人同时走进了安源所在的萍乡市，萍乡是一个地级市，两万人在马路上散步是什么概念？对于这种合法与非法与否很难界定的行为，我们最近也在进行研究。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
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发生了罢工，把总经理打死了。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了标语口号，其中一个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吓得很多国有单位改制工厂的老板不敢上班。为什么？怕打死。这个事情之后我连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我讲《劳资和谐需要制度建设》。全国总工会9月份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培训班，把全国各个省市的总工会主席、研究室主任叫到浦东去学习。我去讲课，工会的人都提出来，为什么现在工人不听我们的话了？我说凭什么听你们的话，你们不代表他的利益，他怎么能听你的话。现在闹事了，你们才想到为什么工人不听你的话了。我们判断，工人暴力化趋势在一个阶段可能会明显，原来已经好像解决了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安源煤矿早几年闹了，已经停下来
了，现在又开始了。安源工人现在又是散步，又是旅游，各种活动又开始了，原来的历史问题重新掀起。

出租车罢运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最典型的发生在2008年的11月的重庆。重庆的市委书记当时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他见了这一批人，一件他表态说你们的份子钱减下来，你们可以建立你们的工会。他一表完态之后，全国一片叫好。但是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全国其他地方怎么办？国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表态？2008年11月10号三亚市也发生了出租车罢运，当地市委书记叫江泽林，是我们社科院农村所毕业的博士。他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见，但他没有办法，必须见。重庆的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只不过是海南省的省委委员，你能比过他吗，他都见了你不见。后来江泽林不得不去见这些人，也不得不表态。但是中国出租车行业能真正代表司机的工会能不能建立？当时我们很少几个人在北大法学院开了一个会，我就提出来，根
据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中国现在高层人士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析，我认为不会，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第二重庆的出租车行业能否就此健康发展下去？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所有的领导不再见这些人了。而被判刑二十年的黑老大黎强，被指控的罪状就涉及到组织重庆“11．3出租车罢运”。

2008年以来教师停课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教师很聪明，没有一个教师说我们罢课的，他们只叫停课。为什么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关法律规定教师的工资不能低于同地区的、同类型的公务员的工资，这一点做不到。最新情况是由绩效工资不公平引起的。

对于工人问题，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国有单位改制，劳资冲突将是工人问题的关键。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资冲突应该是工人将来发生的主要问题。

对于市民的问题，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我有一个读博时的师妹，现在是党校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市民维权的。今年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四个博士答辩，我去了，有三个博士写的都是市民维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市民维权了，根据他们的研究，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房屋拆迁发生的纠纷最严重的是甘肃陇南，去年11月17号把市委砸了。我们分析市民的维权活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会增加，大家要密切关心。最新的事例是昆明螺丝湾拆迁引发的较大群体性事件。我前不久专门到了昆明，想去了解螺丝湾发生了什么。

对于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行为，我前面讲了不同的情况，现在对其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第一，我认为市民维权就是为了利益。

不论工人、农民或市民，维权活动最大的特点是：维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简单说要钱不要命。他只是要钱，不要你的权力，不是要你的官位；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要法，不搞革命，只是争钱。还没有人走向街头说共产党必须交出政权，地方官员必须交出政权。没有人提出来像文革一样造反夺权，哪怕把你的政府砸了，也是争利，而不是要你的权力。不是说把你政府砸了，我们再建立一个新政府，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利益之争是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

我讲一个故事，2007年中国的广东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抄谁的家？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我们抄你的家。吓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往外面逃。当年5月7号我陪一个国家领导到广东去调查，
5月8号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他说我们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笑）这句话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在我看来，像张德江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规则意识大于了权力意识。

（放PPT）这句话是这个人说的，她叫裴宜理，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位政治学家。她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说1989年以后，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要崩溃，但是20年快到了，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崩溃。西方人一旦看见中国的民众走向街头就欢欣鼓舞，说共产党又要崩溃了，但是过了几天他们又回去了，为什么呢？她说我们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判断对，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我们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走向街头和我们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向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向街头的讲的是规则。

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走向街头？中国老百姓会说，你答应给我十块钱，为什么你现在只给我五块钱，你讲话不算数。你的法律说了村民应该选举，征地应该经过村民同意，现在怎么又不搞选举，不经过我们同意把我们地卖了，你地方政府不按国家的法律办。总而言之就是你讲话不算数。那么西方人走向街头会怎么说，他说给我十块钱凭什么？根据人权，根据自然权利，应该给我一百块钱，规则错了。

中国老百姓现在大量的行为，我称为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很少有老百姓会说法律错了，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你北京上访村去，你会发现访民常常复印大量的文件。他最多说地方政府的规则违背了中央的规则，没有人敢挑战中央的规则。裴宜理认为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她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规则错了，你这个政权就危险了。因此，裴宜理说共产党身在福中要知福，你的老百姓太好了，你的老百姓只是说你没有按规矩做，你只要按规矩做，他还会拥护你。裴宜理在2008年的7月请我到了哈佛大学，我们讨论了一个礼拜，写了一篇文章，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叫做《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发表在《南风窗》。昨天的《南方周末》又发
表了我和裴宜理一个新的对话，标题叫做《中国政治的活力和困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还能活多久？

第三个特点叫做反应性大于进取性。

这个观点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老百姓的问题，是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一般不敢找你的麻烦。比如拆迁，他老百姓会说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你怎么拆我的房子不给我赔钱。哪怕他明知道这个拆迁有好处，也绝对不敢找你说，你怎么不拆我的房子。就是一般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不找你的麻烦。

第四，目标的合法性与行为的非法性存在一个模糊的地带。

中国民众的维权活动，大量的活动是在一个合法性模糊的地带。以上就是目前占中国群体性事件80%以上的维权活动的特点。

那么2009年6月17号湖北石首发生的问题又是什么呢？武装精良的部队，在街头被老百姓打得丢盔弃甲，到底发生了什么？它和我们前面讲的维权活动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我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取这个名字给我惹了很大的麻烦，还“双规”了（笑）。2007年10月30号我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做演讲，我讲中国目前发生了一种新的群体事件，它和维权活动不一样，我当时第一次将其称为社会泄愤事件。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是老百姓对社会发泄心中的怨恨。他们对什么不满？对公权力和有钱人不满。第二个是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

11月8号我一回到北京，麻烦来了。手机一打开，接到一条短信，我们所的党委书记给我发的，叫我回来之后马上与他联系。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书记我回来了，你有什么事？他说你回来了吗？我说刚下飞机，还没进海关。他说你马上回单位来。我说什么事情？他说很严重的事情。我说明天来行不行？他说不行，必须今天来，必须第一时间赶过来。我们单位是不坐班的，不去根本没有人管你，平时我一年难得去几次，他们经常开玩笑说我顺访社科院，顺便去访问他一下。（笑）但是他这一说没办法啊，我听了感到很严重啊，我又拿人家的工资，没办法背着包就去了。一进我们单位，见了我们书记，我说书记什么事情？我们书记拿了一张纸给我看，是有一个部门，专门给中央打小报告的部门给中央领导写的一个报告，标题叫
《社科院于建嵘教授在美发表演讲》，第一句话叫于建嵘说中国发生一个什么泄愤事件，主要是由于对公权力和财富的不满，就是仇官、仇富，大概三百多字。有一个刚从地方到了中央领导，在旁边做了个批示。他批得很好，很委婉，叫建议社科院与于建嵘同志谈一谈，著名学者要注意影响，签了个名。这一搞麻烦了。

这个报告到了我们单位，就是大事，单位的大领导又不在，秘书很生气，在旁边做了个批示，农村所好好和于建嵘谈。（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拥护我们政府的，哪有愤可泄呢？！既然人民没有愤哪有泄愤事件呢，你不是胡说八道嘛？我们领导就说叫你不要乱讲，你到处乱讲（笑），现在不是麻烦了，你看看。我说这有什么麻烦呢。他说怎么还不麻烦，中央领导批示要我们跟你谈，我们必须要和你谈，而且所有谈话记录要回覆到中央去，这是一个规矩，你不谈怎么办？我就问我们领导，我说你看过我的演讲稿吗？他说没看，你这个家伙到处做演讲，从来不给领导看演讲稿。（笑）我说你听过录音吗？他说没听，你在美国讲我到哪里听呢。那我说不谈。他说为什么不谈？我说你们的祖师爷毛泽东说的，没有
调查没有发言权，我在美国讲了三个小时，凭什么三百个字我就和你谈，不谈，要做调查，没调查不谈。我就躺在那个沙发睡觉了，我说倒时差。我们那个书记讲话轻言细语的，我一不谈，书记麻烦了。最后所里党委一开会，开完之后书记来向我传达了一个决定，说党委讨论了，你说现在不谈也有点道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还要讲道理，那么好，党委决定，你可以今天回去，但这个礼拜之内不能离开北京，随叫随到。我说那不是“双规”了嘛。（笑）。等了五天，书记给我打电话，因为他知道我最喜欢到处跑，哪个地方发生问题，我都想去看一下，所以他知道把我关到北京不准走我心里很难过。我说书记怎么样了可以谈了吗？他说不要谈了，我说为什么不要谈了？他说我们从伯克利大学的网站上把你演讲的录音下载
下来了，请了一个懂湖南话的人（笑）把这个演讲录音变成了文字，我们党委都看了一遍，我们认为你没有错，你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同志（笑，掌声）。听完这个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我在伯克利的演讲，《南方周末》和南方报系很多报纸都讲了。

现在社会泄愤事件是大家通用的概念了，新华社、人民日报都用。特别去年发生“瓮安”，今年发生“石首”之后，很多人开玩笑，说于建嵘你有先见之明，你发明一个定义，发明一个概念，你了不起。实际上我没有先见之明，中国早就发生这个问题了，只不过是大家没有注意。

我最早注意这个问题，是2004年10月18号重庆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姓于的挑夫在挑担换肩的时候撞了一个姓郑的妇女，这个妇女就骂这个姓于的，说你瞎了眼啊，挑担都不会挑。于挑夫在外面也做了很多年了，心里想开个玩笑把事情过去了，他就说我怎么瞎了眼啊，我的眼睛在前面，你是在后面，后面的眼睛瞎了，前面的眼睛没瞎。这一讲麻烦了，姓郑的的老公过来了。老公甩了姓于的一巴掌，说你撞了人，你还不认错，你还强嘴啊！姓于的把担子一放，把扁担一拿，说你怎么打人呢？我撞了你，撞伤了你，我把你送医院，撞坏了你的衣服，我赔你的衣服，你凭什么打我呢？这一下就发生争吵。一吵之后，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说对啊，你怎么打人啊？你城里人什么了不得的，怎么打人呢！

这个老公讲了一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话，他说我是国家公务员，打了你又怎么样呢。（笑）麻烦了，老百姓越来越多，公务员又怎么样了，很多人围过来看，外面的人看不见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一问，说不得了，一个国家公务员打死了我们一个“棒棒”“（重庆话“挑夫”之意）（笑），还说白打死，那怎么行呢！所以老百姓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事情到了派出所老百姓包围派出所，要派出所交出尸体交出凶手。派出所说没死人。谁说没死人，都说死了人。最后把派出所砸了，砸完派出所之后，说派出所归政府管，干脆把政府砸了算了，又把政府砸了。

这个事情发生后，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带了一帮队伍去调查。当时我们也想这么一万多人把政府砸了，是不是像原来说的有黑社会。但调查发现，根本就没有，非常偶然。

事情经过的发生，就是那么个小事，突然来了，打完之后都走了，回去喝酒去了。（笑）我们当时还想到底有没有动员，结果发现没有组织，不但没有正规组织，也没有黑社会，什么都没有，就是非常偶然的。最关键一个问题，这批人与这个事没有关系。当时抓了一批人，我们去问，你们认识姓于的挑夫吗？不认识。你们认识姓郑的吗？也不认识。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去砸政府？说我们要为我们死去的挑夫报仇啊，我们要为他主持公道啊。我们又问，你们这个公道是怎么来的？他说就是当官的人打死我们的人还不当回事，我们不为这些老百姓主持公道，谁为他们主持公道啊！

接着马上又发生了一起新的事件，2005年6月26日在安徽的池州。有个老板开着部车，挂的是江苏的牌照，在一个路口撞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刘亮。老板车子停下来了，司机很紧张，但是发现刘亮站起来了，开车的心态你们知道，先是很紧张，一看到站起来之后声音嗓门就大了。就骂这个孩子，说你走路怎么走的，刚才我不踩刹车，不把你撞死了嘛。刘亮是高中生，人很高大，但吓哭了，说你撞了我，你还怎么样，就扑到车子上。两个人就撕扯起来了，刘亮就把反光镜那个地方扳了一下，可能扳过来了，车里面几个人就围过来把他拦开。这时候来了两个踩三轮车的人，围过来说你撞了人，不送医院不抢救，你还怎么样啊，怎么还打人啊！司机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不是没有撞着人嘛，不是好好的嘛。这个老百姓说那怎么知道
好的呢，不送医院，不照一个片子，怎么知道好的呢。现在好，等一下不好怎么办呢！这时车里一个乘客讲了这么一句话，说不是没撞死人嘛，就是撞死了人，在你们安徽也就是赔三十万嘛，有什么了不得的。麻烦了，老百姓越来越多，外面的问里面的人发生什么了。不得了，江苏的老板开着车撞死了我们一个孩子，还在尸体上踩了两脚。（笑）还说安徽人算什么，不就是死一个人三十万嘛。这个消息迅速地传遍了池州，老百姓说安徽人民算什么，胡锦涛还是安徽的。（笑）那怎么办呢？砸他们的车子，把和他有关系的一个超市全部抢了，到了派出所砸派出所。

凭着这两个案件的调查，我当时心中产生了一种疑惑。我在想中国社会是不是发生了某种变化。一听你是当官的、公务员，一听你是有钱人，就心中充满了怒火。参与者与这个事情没一点关系，他们根本不认识刘亮，也根本不认识开车的这个人，更不认识那个开超市的老板。他们心中就是知道有钱的人压死了我们的人，欺负了我们没钱的人。调查完之后，我开始在想，这种事情和维权活动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区别，能不能用一个新的定义界定？我想来想去就想到怨恨、愤怒。所以后来我称之为泄愤事件。

泄愤事件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权威信息。自从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短信，现时代的中国已经没有了权威信息。（放PPT）这是2006年8月在浙江瑞安市。瑞安是温州下面一个不大的城市，但是很富，这个人跳楼了，她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学英语的大学生，嫁给了瑞安的一个做模具的老板的孩子。灰姑娘嫁给了白马王子，她应该幸福地生活着，但是她跳楼了。她一跳楼老公就报案了，公安局一看说这个不就是自杀嘛，她家属不同意，特别是她学生不干了。学生把这幅图片贴到了网上，在网上问了全国人民，浙江人民、温州人民、瑞安人民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会自杀吗？（笑）全国的网民马上回答不会。（笑）她怎么能自杀呢，你看她那么漂亮，那么充满阳光，眼神都在向往着美好的生活，她怎么会自杀呢！
所以有很多网络上的人在分析，她应该是他杀，那么怎么杀的？应该这么杀的，杀了之后这么丢下去的。她的学生一看分析，全国人民都说不是自杀，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为老师主持公道。怎么主持？（放PPT）你看上街砸他们家工厂，冲政府。

所以我说，现代科技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态。很简单，你戴一个很好的手表，大家手机都有拍照的功能，给你拍个照片上网了，说这个人是国家公务员，是个某某领导，凭他工资怎么能戴一个几十万的手表呢？网上开始搜，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来了，你老婆在干什么，你儿子在干什么，最后得出结论——贪官。这个结论可麻烦了，原来没有网络的时候你凭块表告贪官，市委书记看了可能说声无稽之谈。现在老百姓只要在网络上形成一个观点，说你是贪官，你的麻烦就来了。不要以为你的市委书记不查你，老百姓就会放过你了。不会的。老百姓开始说，这个人是贪官，为什么他们市委书记不查他，开始把市委书记又要搜，这个市委书记是干什么的，一搜两搜，发现这两个家伙原来在一起做过事。这个市委书记一看不
能搜我呀，还是搜他吧，查他。（笑）所以市委马上就决定立案调查，老百姓好不查我啊。一查果然不错，贪官。现在人不经查啊。（笑，掌声）有网络之后，你要害人也很容易，我们开会的时候，你买一包很好的烟给他，两百块钱一包，他进来开会坐到这里，把烟送过去，再拍个照片，又上网了。你一个国家公务员你怎么能抽这么好的烟呢？一查同样的故事又发生了，贪官。前不久一个检察长开部好车，网上一查麻烦了，又有贪官之嫌。所以有了网络，它马上会把一个“细枝末节”变成一个公共事件。

有时候我们的确需要利用网络这个力量，可以先把一些腐败现象先变成公共事件，再变成一个法律事件。我经常在思考，现代社会的科技已经改变了很多政治生态。今天来了一个上访的农民叫张居正，有一次我在政法大学做演讲，他带了一个包去，拿出了一个像一个录音笔的东西，我问他是什么？我以为是录音笔，这个东西我们多的很，这不是，还有针孔摄像机！我一看很惊讶，我说你这个家伙是不是搞特工的（笑），他说什么搞特工，我买的，我到中关村200多块钱买的。我不相信，他告诉我真的是买的，我给他钱，说这个卖给我了，他隔两天又帮我送一个过来，还告诉我还有钮扣那么大的东西，多少钱？两百多块钱。我当时很惊讶，到了中关村去，果然不错，到处这个产品，什么手表、钮扣什么都有。所以我现在和人家
谈话，首先看他带笔了没有，（笑）这个钮扣对不对，为什么？没办法。原来这个都是高科技，尖端特工才有的，现在老百姓都可以使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用上了。

我曾经讲过自从有了复印机，就改变了中国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你们可能知道，找你打官司的农民，口袋里复印了很多中央文件。你们不要小看复印机，假如没有它，农民跟政府的关系就不一样。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我当时在湖南调查，那些湖南农民走到政府那里去，会把文件拍到桌子上说，你反对中央，我们才是中央的政策执行人。那个政府很惊讶，说我们什么时候反对中央？农民说你看看中央文件说收税不能按人头收，你怎么按人头收呢。那个政府官员一看真的有，很紧张，麻烦了，你什么时候拿到这个文件了，我怎么没看见？他可能打麻将去了（笑），而老百姓他打官司，他天天琢磨这个事情，很多老百姓复印的文件有时候比我们律师还多。假如没有复印机，农民敢不敢说这句话？不敢。你把文件放到某某领导
桌子上，那个领导把桌子一拍，伪造中央文件。你不管抄得多好，总会抄错一个字吧。

我在湖南遇到这么一个农民，我书里写他是农民宣传家。他是一个什么农民呢？这个农民我没见他之前，我想象他是能说会道，相貌堂堂的。我见了他之后，发现他是一个老实的不能再老实的农民。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当时收税费的时候，他在广东打工，不在家，地方政府官员把他的棺材抬走了。他回来听说棺材抬走之后，工也不打了，买了一个扩音器，买了一个录音机，把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叫人读了录下来。从此以后，他就是每天挑着担子到你政府门口去放，你到什么地方收税，他什么地方放高音喇叭，中共中央减轻农民负担文件，搞的那个地方官员特别恨他，但是又没办法对付他，因为他宣传中央政策啊（笑）！

我曾经去问过这个农民，你为什么要用录音机录下来？他说第一我年纪大了看不清，我说话不流利，每次读我很麻烦；第二最关键的问题，我请老师录下来，录下来之后，我告诉地方政府，我这个文件录音带很多很多，我放在很多地方，你们不要想对付我，因为我没有讲错一句话，都是这个中央政策那个文件。就算将来有一天他要抓我坐牢的时候我也不怕，我有证据啊，我没有乱说话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都是中央说的。（笑）不要小看这个东西，我写书的时候对他做了很多访谈，深刻地认识到农民的智慧和农民利用国家法律对付不法政府的勇气。假如没有复印机，他敢说吗？没有这个录音机，没有这个录音带，他敢去宣传吗？他不敢。因为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说你伪造中央文件，你搞反动宣传。所以我们律师这方面有的
还不如农民呢。我一再建议大家，要多利用现代科技，不一定需要我拿出来作证据，但我起码要保护我自己，我当天讲了什么，我有录音录像。

第四个特点，无规则底线。前面我讲维权活动的时候，我反复讲他们讲规则。而泄愤事件没有规则底线，打、砸、抢、烧的行为经常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假如没有的话就不叫泄愤。今年一年也发生了几次很大的泄愤事件，有海南东方事件，四川的南充事件等等。

讲了维权，讲了泄愤，再讲骚乱，骚乱和泄愤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大家看一看这个，（放PPT）2008年9月湖南发生了骚乱。你们看把人民政府的招牌砸了，这个事情经常发生；关键看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超市，老百姓把这个超市抢了，最后发现这个超市与这个事一点关系没有。这就是维权活动、泄愤事件和骚乱最关键的区别，骚乱会攻击无关人员。维权活动针对的主要是侵权人和政府，泄愤事件它针对的是政府和侵权人，而骚乱它针对的是无关人员。那么你再看，这像不像过狂欢节一样，抢超市了，抢商店了，高兴得不得了。2008年10月国庆节期间，那儿商店基本上全部关门不敢开，最后真正用的野战军部队进去才恢复秩序。这种行为我们称为骚乱。骚乱可能还有一种由意识形态引起的。2008年3月拉萨的问题我也认为是骚乱，最
关键的问题在于它针对了无关人员。今年新疆发生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它是恐怖活动，我认为不是，还是骚乱。

这就是我对目前群体性事件的一个简单归纳。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是有比较明确的利益诉求，泄愤事件它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主要是发泄心中的怨恨。骚乱和泄愤最关键的区别在于骚乱它主要针对无关人员，即无辜的人。一旦你发现这起事件针对了无辜的人员之后，这个问题就是骚乱。

根据我对群体性事件的分类和特点，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目前中国社会总体上是稳定的。这表现为中国政治统治是统一的，还没有发生反对中央政府的行为。我们政治学研究政治首先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能力。有人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国现在中央很弱，中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我告诉你另外一个分析方法。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地方领导敢站出来说反对中央。你看中国所有地方领导人，只要中央开了一个会，不管心中再不服，再不满，他一定表态，坚决拥护中央的决定，坚决团结在某某人周围。不敢说不表态，不表态要下台，这是我们一个政治共同体的需求，现在没有人敢公开说中央错了。而社会管制还是有效的。不要看到今天发生很多问题，共产党现在还是有能力把社会管理住。比如说非典来了，猪流感来了。
比如要搞那个国庆节庆典了，我们在北京生活最了解这个问题，它可以动用一切的力量来维护所谓的管制秩序。只要一声令下，那些老太太都戴着袖章，站到那个路口：“你是什么人！”就开始了。你不要看老百姓说我怎么不服它了？真正有那一天，它现在还是有这个能力。我们都知道国庆节期间，谁敢踏近一步，那些老头、老太太马上把你揪出来，人民战争共产党还是可以打。所以我得出了第一个结论，目前中国社会应该还是稳定的。

但我第二个结论是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刚性稳定是我今年发明的，借用了自然科学特别搞建筑科学的一个词，我认为它有三个特点：

第一，真正的社会稳定它讲的是社会持续的稳定，讲的是国家法律持续的稳定，而我们不是。我们所有的稳定围绕着一个目标，政治权力的垄断性，就是共产党怎么垄断权力是它一切重点的重点，所谓坚持党的领导。四个坚持其它都可以不要，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要。其他都可以改，就这个不能改。为什么？权力垄断性是目前我们这个政权最关键的特点。它垄断和封闭权力，不允许其他人进入，也不允许挑战政府权力垄断的一切行为，这一点是共产党的底线。这个底线就说明我们的稳定和西方社会的稳定是不一样的。西方社会的稳定就是怎么保护宪法持续的稳定性、法律持续的稳定性，你政府是可以改变的，你这个人当不当总统没关系，但是这个国家的基本宪政制度不能变。我们这个地方是你这个基本制度怎么样无所谓
，但是我共产党的权力不能变。所以刚性稳定的第一个特点就叫做权力的垄断性。

第二点，本来正常社会行为的都可以被当成不稳定的因素。比如把游行示威、罢工，罢运这些行为都视为不稳定，现在还把上访也变成不稳定因素。地方政府的很多文件都说，现在不稳定因素主要是上访，哪些人上访就是不稳定，以什么方式上访就是不稳定。其实上访是你宪法规定的权利，是你信访条例规定的权利，为什么也变成不稳定呢？因为它们认为对地方权力的冲击也是一种不稳定，不只是对中央权力的冲击，对所有的权力冲击都是一个不稳定，所以这一点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三，刚性稳定它控制社会不是主要依靠司法，而是主要靠国家的暴力，靠意识形态，靠对社会组织的控制。所以说这种稳定是刚性的。假如要评价社会稳定指标，中国社会稳定远远高于西方的社会稳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非常刚性的稳定。但是刚性稳定它有巨大的风险，现在维稳已经成为了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本，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为了所谓稳定，地方的官员都要跑到北京来抓人，跑到北京来搞办事处。这种稳定也扰乱了整个国家，所以现在一提及社会稳定问题，我们就碰到最大的麻烦；只要地方政府说这个牵扯到稳定问题，你一切想法都完了。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国家政治上的最高目标，一切改革、一切东西都被稳定压倒一切制约住了。所以我们为了要“不折腾”，我们可以牺牲改革，所以我们可以牺牲法
律赋予老百姓的权利，因为它触犯了所谓的稳定。而这个稳定唯一的目标是什么？这一点不只是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看到，实际上很多人都看到。现在为什么流行着这么一种悲观情绪？就是大家都感觉到这种稳定能持久吗？我告诉你不会，这种稳定一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灾难。

那么该怎么办？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的时候，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司法部、公安部、武警总部、法院，包括信访局都想了很多办法。这些办法核心的观点就是控制社会上所谓对政权挑战的一切行为。这些办法行吗？我想来想去不行。那么怎么办？到底怎么才能稳定？

我最近反复讲一个故事，我在台湾访问的故事。2004年台湾陆委会邀请我去访问，请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做一个演讲，他们给我15天的吃住玩。当时我提出来，我说能不能这样，我做完演讲之后，你给一张地图给我，你再派一个司机，我说到什么地方，你就开车到什么地方，按照地图走行不行。他说你想干什么？我说想看一下，台湾的老百姓在干什么，想什么？他说没问题，我们台湾你可以随便看，我们老百姓想什么你随便问。但是我说还有一个，你要派个买单的，因为要包括吃包住嘛。（笑）没问题，派个买单的。

我演讲完之后，他们就开一个车，我说到什么地方，就把我送到什么地方。我问见到的台湾老百姓同样一个问题，地方官员不经你同意把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99%的台湾老百姓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拆我们家房子？不可能啊！我说假如拆了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到法院去告他，法官就会重判这个不经我同意拆我房子的政府官员，假如经过我同意赔十万，不经我同意他可能要赔一百万。

我接着问，假如法官不立案或者不依法判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又回答我不可能，他怎么敢不立案啊。（笑）因为我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有房产证，他没有合同拆了我房子，他错了，他必须赔，不可能。

我说假如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台湾老百姓告诉我，我找我的议员去告他，我的议员来调查，我的议员调查完之后，就会开新闻发布会，就会在议会上提出来，这个官员和这个法官都完了，做不了了。

我接着问，假如这个议员不管你这个事，不来调查怎么办？我一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台湾老百姓都讨厌我了。说“你这个大陆人怎么这么多假如呢？这种假如怎么可能发生呢？（笑，掌声）这不是我想让议员做的事，这是议员自己想做的事情啊，议员天天做梦都希望发生这个事（笑，掌声），他怎么会不来呢？不可能的！”

我说有可能，他说不可能。他们台湾老百姓有联系议员的那个电话卡，那就打电话试吧！我说不可能，他说有可能。一打电话，那个议员只要在附近，接到电话很兴奋就赶过来了（笑）。问：“什么事？什么事？”特别兴奋！因为议员只要调查到这个事情，他不单当了县议员，他可能当国会议员，还可能当“阿扁”啊（笑）！但是我我不甘心，我还要问，我说假如他就是不来怎么办？人家告诉我：那很简单啊，他不来，下一次他选举的时候，他要到我家来拜票啊，他拜票的时候我会把他用脏水泼出去，这个议员还能当议员吗？当不了！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从台北走到台南得到就是这么个结论。我今天讲台湾这个故事，实际上这个问题我问了许多国家的人，包括日本，包括德国、法国，包括美国，我到过很多国家，我问了他们很多人，基本回答都是差不多的，基本结论逻辑是一样的。为什么我讲台湾？因为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我们经常说西方的制度不适合我们中国，没关系，你现在不是说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嘛，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为什么那一部分的人可以回答不可能呢？我们不要看中央电视台今天说台湾打架了，明天说台湾骂马英九了，没关系，台湾的基层社会十分地和谐稳定。

我到了台中地区，住到了一个农民的家里，一个种花的老农。他当时很兴奋，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大陆人。他说今天我请你吃饭，我们不在家里吃饭，我们到镇里面去下馆子去好不好？我说好啊，下馆子当然很高兴啊，但是不要让我买单。他说怎么能让你买单啊，当然不让你买单。他就开着车带我去，他开着汽车，后面放着花，前面是坐人的，我们就走，走了两百米左右，我说停下来，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我们走的时候，我在最后一个走，没关门啊，我们大门没关，小门也没关啊，没关门，不行。他说没关门怎么不行啊？我说东西在家里。他说没事，我们家里装了电子摄像头，来了什么人，对着电子摄像头说一下，我就知道他拿了什么东西，我回来他还给我就行了。我心里想：在我们这个地方，回来的时候恐怕电
子摄像头都没有了（笑，掌声）。

所以我一直想一个问题，台湾和我们有同样的文化，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不可能呢？我想来想去，想一个社会为什么它是和谐的？首先它的产权是明确的，这个东西是我的就是我的，不要是我的又是你的。中国产权明确吗？不明确。今天我们去问，假如地方官员给你的房子拆了怎么办？我们中国老百姓肯定不敢说不可能。你出去买馒头的时候，房子没有了，这些不都发生了嘛。我们哪一个农民敢说这句话，说我的土地他不敢卖我的，谁敢说？没有一个敢说。只要想一个办法，你那个土地就没有了，而且打官司打不过人家。想拆你的房子，你不同意我就想一个办法，说你是非法建筑嘛。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产权，很难说这个产权就是我的。

前不久不是发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嘛，广西一个信访办主任成了上访的，他的房子被拆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人哪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我的权利完全得到保护了吗？你不敢说，因为我们没有那种明确的权利，因为人家可以想一切办法，把你的合法权利变成非法权利。

其实发生纠纷不可怕，现代社会都发生很多纠纷，但社会和不和谐，要有一个权威的司法机构。

西方也好，台湾也好，你说发生纠纷怎么办？人家告诉你到法院去告他。我们老百姓会说吗？我们老百姓不会说，你说到法院去告他，老百姓一律说法官怎么能相信呢（笑）？相信不得的（鼓掌）！问我们律师能相信吗？他说律师也不能相信（笑）。因为我们没有能将法律作为我们一个底线，没有这么一个制度啊！那么老百姓就想，我不管你法院怎么判，我就上访！上访又能相信吗？也不能相信。有一个美国人叫茱莉，她就是一个到北京来上访的洋人，为了她中国丈夫的事。她到我家里去访问我，向我请教。我就问她一个问题，你在美国怎么办？她说我肯定到法院去告。我说那你怎么在中国要上访呢？她说因为中国的法院不听话，不听中央的话，所以我直接到中央来告，希望中央让它听话。我说你告的有效果吗？她说没有
效果，我不告它还不抓，一告把老公抓了。因为一告之后，地方政府说这个问题麻烦了，一定要把它做实，做成铁案，所以把他判了。所以说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司法制度。

再次，我们有真正的代议制度吗？

我们也没有。今天在座的律师，我们有几个人真去投票选了我们的人大代表吗？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代表是谁，知道也没有用。人家说我又不是你选出来的，我只知道三个代表，可是我们找不到这三个代表啊（笑，掌声）！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代议制度不健全。

最后，我们有开放的媒体吗？

我们也没有。不要认为今天的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空间，那个互联网是人家没有办法啊！如果有办法，人家连互联网都希望不要啊！现在新疆不是没办法上网了嘛，你们法律界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贺卫方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在石河子。他告诉我，他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和我们联系，短信收不到，上网上不去，怎么办呢？我说谁叫你被人搞到石河子去了。

我们常说，现在我们开放多了，但这是科学的原因，不是政府本身的原因，不是由于它执政理念发生了变化。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地方政府说你批评我吧，有些当官的说你们批评我吧，你真的敢批评他吗？你说些不疼不痒的事情他做做秀可以；真正批评他，你马上下岗，你马上被跨省追捕！所以我想来想去，一个和谐的社会它应该要有明确的产权，有权威的司法结构，真正的代议制度，要有开放的媒体。

由于我们今天都很难做到这些，我特别感觉到法律的重要。（放PPT）这是我18号在苏州做演讲的时候拍的，街上出现的一副“打倒无法政府”的标语符号。什么原因？拆迁。这个无法政府很有意思，没有法律的政府。老百姓现在不说腐败政府，说它是无法政府。在我心目中，法律可能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底线。所以我反复讲，我们的司法能不能成为这个社会的底线呢？我认为我们的司法应该成为我们的底线，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的司法现在存在着很多问题，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司法地方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司法由利益集团控制越来越明确。政党兼理司法，这是你们的魏汝久律师他的观点。“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这是你们法律界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的话，跟中央领导讲课的一个人的话。他讲完课不久，中国政法大学请我去给学生做演讲，讲土地问题，讲完之后本来要走了，学生提了一个想法，说于老师你能不能对我们政法大学生提一点建议。我说我又不是名人，又不是国家领导，我提什么希望和建议呢？学生说你提一提吧，我说既然让我提，我认为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在中国这个政府已经失去了部分合法性的国家，在中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已经趋于瓦解的国家，我们法律人士要守住法律这个社会的
底线，守住了社会的底线，就守住了社会的未来，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守住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掌声）

我一讲完这个之后，本来背着包要走了的那个人——他现在是政法大学的大领导，他很高兴，把话筒抢过去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刚才于老师说要我们法大的人守住底线，这句话是没错的，但我们守得住吗？我们守不住啊（笑）！他说，前两天，我们政法大学要开校庆，湖南省高院的副院长到学校来。说某某老师，现在是书记管着帽子，哪个人当法院院长，哪个人当检察长还是听党委的；市长管着票子，你的经费在市里面啊，你要盖楼，市长说不同意你拿不到这笔钱啊；政法委管着案子，我们没办法，我们有良心没办法啊！

那个人讲完之后，我心想也算了，背着包要走了。那个政法大学的学生又站起来，说于老师你评价一下刚刚某某院长这句话？我说这不能评价，人家请我来做演讲，还给了钱，我怎么好评价呢？（笑）

学生说不行，你还是要评价一下。我说真的让我评价，我就做个评价，我说我没有想到，这种所谓的知名法学家他有什么资格站到我们政法大学讲台上！什么叫“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我们所有的法律人士，我们都敢提着乌纱帽来对抗的时候，不是有办法了嘛。麻烦了，我讲完之后背着包就跑，因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网上有个帖子，叫于建嵘怒斥某某某，说我骂了他一通。这个人几年都不理我，我们平时一起开会，他装作不认识我。但是现在关系好了，前不久有个土地案子，他又请我去开会。他就问我，于建嵘你给我讲心里话，我当时讲错了吗？你这个家伙比较坏，你要我的学生都去提乌纱帽，他们都下岗了怎么办？

我说你没有讲错，中国的现实的确是书记、市长和政法委管着，但是你怎么能在我们的学生面前让他们失去信仰呢！中国需要一大批信仰法律维护法律的人士，只有我们都坚守了法律这个信仰，我们这个国家才有未来（热烈的掌声）！你作为一个老师，你怎么敢和你的学生说这句话呢？（热烈的掌声）

中国要改革，怎么改？包括中国政权怎么改？我最近也提出一个想法，大改改不了，中央我们先不动，中央政法委不动它，最高人民法院不动它，我们能不能从基层做起？因为直接关系民众的利益主要是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从这两个开始行不行？我们不叫司法独立，叫司法制衡好不好？我们不说制衡共产党，我一说制衡你你共产党肯定不高兴，我们叫司法制衡地方政府好不好？我们拥护你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用垂直的司法来制衡地方政府，因为地方它直接面对民众的利益。

所以我最近开了几次论坛，专门请了中央党校的很多人来讨论能不能这样做？但人家不理我啊，写了报告上去人家不理我，说这个还是不行。但是我想中国的问题的确也在于此。所以我反复地讲，中国现在面对这么多问题到底怎么办？想来想去还是靠法律。我们脱离一切意识形态，不要再回想当年毛泽东时代怎么样，也不要说邓小平时代怎么样，我们就去守住我们的宪法。中国社会现在没有东西可守了，我们在一节一节的败退，我们的最后底线能不能守住？中国社会是不是会发生动荡？将来会发生多大的问题？就看我们最后的底线能不能守住。

曾有人忧心如焚地问我，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制度改革有没有可能？中国还有没有希望向好的方向转变？我的回答是有希望，这希望就在于面对社会压力时的理性选择！

当矛盾加深，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各种社会力量就要开始寻找底线了。假如不这么做，大的社会动荡就会发生，会彻底破坏社会秩序。面对这种情况，有两种最为基本的选择。其一，对这种灾难性后果的担心，会促使各个利益群体走向理性的妥协，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其二，也有可能因没有这种妥协而发生根本性的、革命性的动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社会的冲突能获得控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问题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存在利益冲突和政治冲突的阶层如何才能实现有利于社会结构稳定的某些妥协？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成员特别是冲突的各方能否寻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底线！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在我看来，如何促成宪法的真正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应成为全社会的公识！

我这样说，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宪法的真正落实，能够解决部分社会问题。

社会矛盾多发，是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不能满足现实需要？的确，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有许多上升的空间，但现在看来，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宪法赋予的权利如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并不落后，只是被《法律》、《条例》《细则》《办法》“红头文件”等层层稀释掉了，况且有法不依也比较严重。比如野蛮拆迁问题，手持燃烧瓶却锒铛入狱的潘蓉，以自焚相“威胁”却最终身亡的唐福珍，是谁将其逼入如此无奈惨烈的境地？因为宪法不保护她们的财产吗？《宪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重庆的“最牛钉子户”吴萍就
曾手持《宪法》保卫过自己的家园。但因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个违宪“恶法 ”的存在，才使得民众在维护私有财产时如此无力。如果能将宪法权利真正在立法和执法层面落实——虽然这并不容易，我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血拆”等类似问题的。

社会矛盾难以解决，是因为没有制度性的裁决机构和权利救济渠道？也并不完全如此。我国宪法规定由法院来承担这一职能，它向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现在问题在于，地方法院在人、财、权等方面不能独立于政府，造成了审判权力的地方化，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民冲突中的“ 政府保护主义”。

“上海钓鱼事件”中，被政府部门放出的“钩子”所钓的无辜市民，有部分提起了行政诉讼，但在白领张军一案前没有胜绩。原因很简单，法院的审理依据是与城管部门会商制订的，城管怎么可能不是“常胜将军”？

因此，落实宪法，让法院只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而不受地方影响，就能很大程度上保证权利救济渠道的畅通，保障社会正义的实现。

第二，在现行宪法框架下寻找解决办法，各方阻力较小，而可以做的事很多。因为这既不谋求执政党认可的宪法之外的利益，又不触及社会制度的根本问题，公权拥有者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因为落实宪法与保障人权、限制公权的价值目标不冲突，宣传普世价值者、欲走回头路者都不能加以指责，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

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都与官民冲突有关。其特点就是公权力为了某些利益无节制地侵犯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理论界讨论最多的是公民权利让渡、有限政府、权力制衡等问题。这当然是正确的。而事实上，我国宪法也正视了这一问题并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让人民来监督政府”。问题在于实践中桎梏太多，有流于形式之嫌。比如间接选举使得人大代表与选民脱节，选民不知其代表，代表不理其选民。即使是在实行直选的县乡级人大，因不允许报名参选、自由竞选，脱节情况同样存在。如果能针对这些情况加以改革，我认为人大在约束公权滥用方面还是能发挥一定作用的。

具体说，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如要求代表与本地具有一定的联系，如规定居住年限等，使其对当地更具责任感，让选民对其更有认同感；实行自愿报名、自由竞选；实行代表职业化，配给专门的经费、办公地点和助手；取消常委会，代之以各专门委员会，以更专业的方式行使职能。以使人大代表能真正反映民意，真正能代表选民对政府两院进行监督。要允许公民的自由表达和自由结社，给民意表达提供群体化事件之外的另一种温和渠道。要通过人和物脱离地方政权、司法人员流动回避制、加强审判权力的中央化和垂直管理化等，将国家司法与地方政权分离开来，保证地方司法权的独立。

总之，在我看来一个和谐的社会不能离开四大要素，即明确的产权、有权威的司法制度、真正的代议制度和开放的媒体，而在现行宪法框架下，这几点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一定要寄希望于更大的社会变革。

第三，宪法再不落实，就可能造成政权合法性的危机，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

回顾历史，初有国家时并无宪法。但宪法的出现，使得国家统治者的无须再靠神话、暴力或血缘来获得统治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转而来自于人定的规则，即人们为了一国之内所有人的最大利益而达成的妥协和互相承诺。统治的合“法”性，从合乎“天理”、“自然法”等，一定意义上变成合乎宪法这一直接而明了的标准。宪法不但决定了国家运转的基本规则，也要求其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运转，所有公民可以用实际感受来和宪法规定相对比。从理论上来说，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代表着人民的意愿，如果宪法长期被架空，就说明对宪法实施负有责任者，或是主观上违背了对人民的承诺，或是客观上有所失职。无论何因，都会造成政权合法性的流失。

比如劳教问题，《宪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但众所周知，实践中还有一个违法违宪的劳教制度存在。这个产生于建国初威权体制下的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一直被掌握行政权的政府用来在司法程序之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它追求的是一种“高效率”，目的是最大程度地保证公权力侵犯私权的能力。近年来，部分上访民众就被地方政府以劳教方式进行迫害。我了解到的有因在政府机关吵闹一次就被劳教一两年的，有被劳教数次累计七八年的。臭名昭著的劳教制度为人诟病久矣，如果仍然“我自巍然不动”下去，民众必然心存疑虑，对现政权的自发认同会大打折扣。这难道还不危险吗？而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而已。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我认为，我们可能还不满意目前宪法中间的很多东西，但以最大的努力促成宪法的落实，让宪法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石，也许在目前是种最不坏的选择。而要保证宪法的实施，有许多工作要做。在我看来，如何加快违宪审查制度的建设是目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如设立宪法法院，让每个公民都可以提起违宪诉讼，以司法的方式维护公民宪法权利；如建立民间的违宪审查委员会，使其有权向人大法制委员会提出违宪审查案等等。让每个公民都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促进宪法这一基本大法的落实，让它从“看得见”变成“摸得着”、“用得上”。当然，要做这些，首先还需要执政者对切实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性有所认识。

在这里，我想请大家记住的是这么一个故事。1967年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声讨刘邓陶”，事后，刘少奇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 但我想说，刘少奇在其执政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搞“四清”时，就公然藐视国家的法律、藐视民众的法律权利，他如何就没有想到自己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维护宪法是他最基本的义务呢？只有自己受到冲击和打击时，才拿出了宪法，可是晚了。这说明任何组织和个人，无视宪法都要自食恶果。

2007年12月19号，世界上一个有名的政治学家斯科特，在国务院发展中心的赵秘书长陪同下到了我家里，我们反复探讨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那么可怕吗？真的像有些官僚说中国已经没有希望了吗？还是像有些官僚现在说中国现在好的很吗？当然不是好得很，但我认为我们有希望。因为全世界都曾经经历过这个过程，全世界在社会转型中都发生过这些问题，但是人家有制度性的建设，而我们呢？

所以我送三句话给大家，面对中国目前的问题，我们需要理智，我们不要失望，更不能同流合污。对于执政的人，他们要有智慧，但是现在看来他们的智慧不够。它应该认识到治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维护的是什么？我认为它有智慧的话，就拉起宪法这个大旗，把所有政党、所有社会组织、所有人的行为都建立在宪法的基础上，真正变成一个宪法的执行者，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希望。执政者的智慧就在于寻找这个国家的底线并且带头维护。而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作为研究人员，包括各位在座的律师们，我们都需要品格，我们不要同流合污。我们要充满希望，不管我们自己有多少缺点，但是在维护宪法、维护这个国家的底线的这件事上，我们应该理直气壮。不管我们遇到多少问题，凡是我们认为与宪法相违背的问题，我们
就应该采取行动！我们不是为自己采取行动，不是为所谓的名利采取行动，而是的确需要有人来拯救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中华民族现在需要一批仰望星空的人。今天在座的都是律师，是法律人。我们仰望的星空就是我们的法律，而星空中最亮的启明星就是我们的宪法。守住了宪法，就守住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我们有责任和有义务来维护她。不管我们遇到多少困难，凡是我们认为与宪法相违背的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行动！我们不是为自己采取行动，不是为所谓的名利采取行动，而是为了这个社会最后的底线在采取行动。

我希望我今天的这个演讲对你有所帮助！谢谢各位！

（持久而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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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汝久：

各位同仁，我是北京市律师协会宪法专业委员会的魏汝久律师。在这个寒冷的周末，大家来听这个讲座，我向大家表示敬意！因为参加这样的讲座，是不会给各位的律师工作带来直接的好处的。如果一位律师参与代理群体性或者敏感性的案件，这位律师反而有可能要倒霉。比如我就曾经因为办理了这样的案子，被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开除了。这个律师所随后出台了一个规定：如果谁敢再办这样的案子，就解除聘用。我把这个书面规定拍成了照片，准备将来放到“中国律师博物馆 ”。所以，我对于那些没有来听讲的律师表示理解！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大家关心我们的宪政建设、关心基本人权保障这样的题目，表示诚挚的敬意！

如果我们不正视真实的社会现实，不去捍卫宪政和法治建设的底线，那我们就会被人家称为只知道“捞钱”、“混迹”于律师界多少年等等的“讼棍”！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一职业的未来在哪里；就不知道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我们国家的宪政建设和基本人权的保障，都来关心我们宪法委员会的工作，都来参与到我们宪政建设和人权保障的事业中来！

下面我们就和于老师互动一下，大家可以自由地提问任何问题。首先由我对于老师的这个讲座提出三点批评，我认为于老师有三个“严重的错误”。

一、于老师犯了一个法律错误。于老师说他几乎是被“双规”了一个星期，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双规”是中国共产党依据其《党章》对它的党员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党纪措施。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必须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基本法律来规定，但《党章》这一党的文件却凌驾于法律之上，规定党可以限制党员的人身自由。我们知道于老师不是党员啊，你想被“双规”的资格都没有，你怎么被双规了呢？这是一个法律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观点错误。于老师说要维护宪法的权威，要实现宪法司法化，这是错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长公开说“宪法至上”、“党的利益至上”和“人民利益至上 ”。但是最高法院却发了一个内部通知，关于“宪法司法化”的问题，规定法官办案不能适用宪法；也不允许法官参与宪法司法化的研讨会；也不允许法官发表关于宪法司法化的文章。“宪法司法化”成了一个口号而已。大家看这叫什么“宪法至上”，这叫“牌坊至上”。

第三个是政治错误。至于是什么错误我一时想不起来了。

我们宪法专业委员会，坚定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关于“律师要讲政治”的指示；要认真学习重庆市司法局关于律师要顾大局的讲话。这个局长的前任不是东西，这任司法局长到底是不是好人我不知道。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向于老师请教，请大家提出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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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汝久说我刚才犯了一个法律错误，是他本身搞错了，因为那个党的规定不是法律，所以没犯法律错误。是魏汝久律师刚才犯了一个法律错误，把一个不是法律的说成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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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看纸条）这位律师第一个问题是转户口的问题，说宪法规定公民可以，但现实中为什么不行。外地律师户口一直不能调到北京，小孩在北京长大，又要回湖南高考，怎么办？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说这方面律师和农民工差不多，一样的待遇，不要认为律师就享有了比农民工更多的权利。当然律师也不应有高于农民工的权利。最近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的课题，现在户口本身没有太大意义了，关键是说户口背后的东西怎么办？比如说你刚才讲的高考问题。这个问题，我认为既是一个法律问题，又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个制度问题，要从户籍制度建立起来的过程来考察，并做到逐步地将附着在户籍上的东西剥离。

第二个问题是说他没有参加选举，问我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跟你一样的看法。我也没有参加选举，我认为没有一个真正的选举制度，我们没有必要陪人家玩这个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心中，还有那么一点信仰，还有那么一点东西，我总希望能够坚守这点东西，不愿意同流合污。

李庄那个案件，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叫做《妖魔化律师制度不是正确的态度》，批评的是中国青年报。它错误在什么地方？我认为不管李庄这个人怎么样，你报纸不能随便引申到说我们律师制度怎样了。说律师只有5%的胜诉率，5%的胜诉率了不得了，哪怕1%都是中国律师的伟大胜利啊。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我们当事人的权利就是最大的胜利。

有的律师想进入政界的，我告诉你，将来一定会是这样。因为将来你看一看世界上所有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它都是从英雄时代之后，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工程师时代，最后都要进入法律时代，就是法律人士的时代。法律最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国家政府最后的底线。今天的律师为什么没有进入政界？就是说很多人都不想进去或者人家不让你进去。但是我相信，将来中国真正管理这个国家的一定是法律人士，而且很多人可能就是律师出来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是世界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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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看纸条）这位律师说让讲一讲骚乱的特点。骚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针对无辜的人。泄愤事件是对法律底线的突破，它开始突破法律，放火，砸你的公安局，但是泄愤事件有一个底线，社会的道德底线它不突破，你与这个事无关，我就不针对你。而骚乱突破了社会道德的底线。不管你什么人，我们都要抢，我们都要打你，所以这是与泄愤的区别。

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叫“政治 ”？司法部长说律师要讲政治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报纸上，叫《司法部长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什么叫“政治”？我认为律师最大的政治就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做法律让你做的事情。法律让你干什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就是法律赋予我们的政治，是我们唯一的政治。律师不需要顾全大局，我们的职责就是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做到这一点，就是维护了这个国家的底线、社会的底线。这一点假如我们做律师的、我们学法律的、法学博士、法学硕士们都不知道的话，我认为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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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看纸条）能不能谈一下法L功的问题？对法L功，我没有调查，不好发表意见。我不是怕政治问题，而是没有做过调查的事我从来不讲。

但是我最近调查过家庭教会，去年我们曾经就此写了三个报告，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要关心。根据我们的调查，全国现在仅基督教的信教群众大概就有7,000万左右，而三分之二是家庭教会。政府现在对家庭教会的态度是视而不见，当作没看见，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去年我们在北大做了演讲，呼吁应该要正视家庭教会，首先是要“脱敏”、要讨论，装作看不见是不行的。我基本上不认为家庭教会本身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多大的问题，我主要担心的是共产党对它的态度。

但是家庭教会本身有一个问题我是担忧的，是什么？就是家庭教会的培训学校。假如你们将来有兴趣办这类案子，我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我在温州调查的时候，南方周末的笑蜀等得到消息都赶过去了，那天晚上我带他们见了他一生中都震撼的事情。我们通过很多关系，进入一个一般的居民楼里面，那里有将近20个全国各地来的孩子，在封闭进行家庭教会的培训。我为什么担心？因为我们不知道他教了什么，不知道他们学了什么，而且也不知道他们对这个东西怎么看，所以这个问题我很担心。魏汝久曾经办过一个案子，他把材料给我看，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秘密化有利于邪教的传播，只要公开化就不可怕。所以我最近一再呼吁，一定要让家庭教会公开化，我反对的是秘密化，你越秘密化可能越麻烦。所以我最担心的不
是家庭教会的聚会，而是地下学校。我建议在座的律师多关心家庭教会的一些事情，对家庭教会应该在发展过程中间有些什么样的法律问题，我们不要说去辩护、去代理，起码要有一些研究，我分析将来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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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我提一个问题，您认为律师在这个社会群体事件当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除了当辩护人之外，在制度、程度设计方面您有什么考虑？

于建嵘：

我认为律师可能能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当这个事情还没发展成群体性事件的时候，假如他找到你，你应该给他提一些比较好的法律方面的建议。如果律师能真正介入的话，效果可能会比较好。第二才是发生后的作用。但律师在群体性事件中间的作用，确实是存在瓶颈。根据我的了解，中国很多大的群体性事件，特别维权活动，事件发生之前都找过律师。但是他找律师，律师没办法，因为人家不立案，律师有什么办法呢。而政府也不支持。你们大家可能知道，云南孟连事件发生之后，说是律师在怂恿、唆使胶农，起到坏作用。我认为政府这个态度是错误的。另外，一些律师也不想做，因为当事人交不起诉讼费、代理费，很多事没闹之前也没有名。实际上现在社会对律师的评价是分离的。最近李庄事件发生之后，我写了一个
妖魔化律师制度文章，很多人评论，说谁来妖魔律师了，是你律师自己妖魔自己。所以我还认为律师还是应当多介入弱势群体的维权案件，特别是土地问题。但为保护自己，我还建议我们律师协会能不能做一个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规范，比如说这个案子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自己有个规范，可能就是保护我们的一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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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比如这个规范，规定了律师不能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必须要合伙人回避，必须要向司法局和当地司法局备案等等，那怎么办？

于建嵘：

那有什么问题呢。我认为不接受外国人采访是对的，我同意。我们何必给自己惹麻烦嘛！我从来不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凡是外国记者打电话给我，我一定说没时间。如果外国记者打电话到我们单位去，说我们要采访于建嵘，我们领导人肯定告诉他找不到我。你外国人找我必须经过院里面批准，而且还必须正式文件告诉我，不然我不见。不见对我没有损失，对你有损失。（笑）。所以我倒建议这种问题我们不要和它纠缠，没有必要纠缠。在今天中国有时候做律师也好，做社会人士也好，做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也好，你还是要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底线。

但是法律中哪些东西有利于保护律师的，我们要列清楚。发生或可能发生维权、泄愤事件这种情况下，律师如何参与，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做一个规范，不怕麻烦。有时候我们需要妥协，在中国需要有生存智慧，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也需要寻找我们行为的规范底线。这个底线就是我们去维护这个法律的尊严，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个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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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于老师，我问您一个问题，根据中国目前的情况来，制度改革有没有可能？您刚才也谈了，中共中央政法委等机构不愿意撤销，那更谈不上司法独立。还有整个体制新的转型的问题。您认为中国未来的出口在哪儿？这个改变还有没有希望？

于建嵘：

我认为还是有希望，这种希望在于社会压力。现在看来，这代领导人有没有这个想法很难说。但是这个社会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都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寻找共识和底线了。我早两年说让宪法成为我们社会稳定的底线，大家可能会笑话我。今天我告诉你，没有人笑话我了，因为我们没有底线了。我们在退，我们一直在退，我们没有东西了，这个民族都没有东西了，到了今天，假如执政党它还想执政的话，假如这些执政的人还想对这个民族抱有责任的话，他就是要寻找到社会各种力量都能接受的底线。这个底线不是什么政治，不是什么三个代表，我认为就是宪法。相对而言，中国的宪法现在有很多规定，我们很难挑出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的，中国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动荡？我认为假如不寻求这个底线，会发生。但是发生动荡会不会彻底地把社会秩序打乱？也不会。发生之后，大家可能重回底线。因为通过暴力夺取的政权它一定要用暴力来恢复，那么这个民族又重新走向了一个60年以前走过的路，这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社会发生动荡，反而可能促使大家认识到，唯一能走的是去理智地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底线，去维护这个底线。否则，社会动荡将可能带来一个很大的灾难。现在大家在妥协，不停地妥协，双方妥协；双方争论，压力越大，政府开始妥协。我认为这就是在找底线，最后找来找去，没有其他东西，什么顾大局、讲政治都是空话，唯一的东西就是宪法。而这个宪法就是我们共产党都认可的宪法，你全国人大制定的
宪法。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底线。当然宪法中间有很多东西，我们可能还不满意，那我认为那是可以改变的。我的判断大概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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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嵘：

（看纸条）这位律师讲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传统文化在中国还能起作用吗？昨天下午就有一个维护传统文化非常有名的人陈明到我家里去。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社会是需要的，但是目前靠传统文化去维护社会稳定这个很难。靠传统文化是没有办法作为中国社会稳定这个底线规范的。我这几年调查基督教问题，我认为想从文化方面找到中国的共识已经很困难了。这点可能与我们学法律的有关，法律人很多是讲规则，而中国传统文化很多规则是模糊的。有人现在提出来要重回孔孟之道，孔孟之道能救中国吗？救不了。在我看来，唯一能救中国的只有宪法。我们大家都坚持这个宪法，把宪法的原则变成社会规范的底线，可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是这么一个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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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时间已经快到了，今天于教授给我们做了很精彩的演讲，有一些答案，他是从宏观的角度给了大家启发，需要大家思考，深深地思考。让我们最后以热烈的掌声对于教授的讲课表示感谢！

（持久而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