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好文欣赏' Category

Mar 09 2010

好文转贴:《百万美元宝贝》（Million Dollar Baby）评论

Published by 欧阳峰 under 好文欣赏

作者: shijie

【博主注：师姐的文笔我一向钦佩，这篇短文更是精品中的精华。我的任何评论赞美只能是狗尾续貂，还是请大家自己欣赏吧。】

xx推荐的《百万美元宝贝》（Million Dollar Baby）确实是一部好影片。

说实话，如果不是xx推荐，我肯定不会看这部电影。影片一开始，灰暗的画面，拳击格斗的场景，都是我很不喜欢的东西。按照我的喜好，我肯定在前十五分钟就会放弃观看的。但是，我又好奇，为什么xx “看的时候泪流满面”？同时我还想看看Clint Eastwood。带着这个好奇，我硬着头皮度过了前十五分钟。然而，很快，我就被影片吸引了。影片的情节很简单，就是一个年轻贫穷、勇于奋斗的女拳击手跟一个孤独自闭、固执冷峻的男拳击教练的之间发生的故事。说起来也是个老套的故事题材了，然而却有着超凡脱俗的情节处理。影片没有虚伪的标签，也没有矫情的渲染，平铺直叙、出神入化地演绎了一段梦想的实现和爱情的超越。它将众多社会问题逐一展开，娓娓道来，诸如亲情隔阂，老人孤寂，贫民奋斗，执着人生，自强不息，师徒之情，忘年相恋，理想实现，梦想幻灭等等。不到影片结束，你无法摆脱俗套结局的预期。开始我想，这是一个关于奋斗励志的题材，女拳击手“有志者，事竟成”；后来我又以为这是一个超凡脱俗的爱情故事，孤独固执的老头儿被热情执着的女孩儿温暖感化，两人在实现梦想的征途上相知相爱。然而，就在这些预设的结局快要出现的时候，影片峰回路转，出乎意料地让一个刚刚领略了梦想成真喜悦的成功者戛然倒地。那个已经登上了冠军宝座的女拳击手被阴毒的对手偷袭，打碎了脊椎骨，颓然倒在擂台上。最终，在深爱她的恩师的帮助下，永久地离开了苦苦追求的人生拳击场。。。

直到影片结束，我才突然醒悟，这是一部哲理片。影片通过一个近乎傻子的拳击练习者之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知道了，每个人都会输。” 从贫穷到辉煌，从底层到冠军台，从一无所有到身家百万。然而，一个不经意的转身，竟意味着生命的结束。成功之后的梦想实现并不像期盼中的那么美好，百万美元也不能改变家人的亲情交融。人可以失去肢体，但不能放弃意志和理想。人不能平庸地活着，哪怕流星一闪，也有美丽的永恒。追逐梦想的努力，可以超越生死的极限。。。

感谢Morgan Freeman和Clint Eastwood，没有把《百万美元宝贝》拍成励志片，俗套如：女拳击手底层奋斗，九死一生，战胜伤痛，重上战场，最终打败卑鄙的对手。。。

对了，Morgan Freeman和Clint Eastwood的表演自然老到，炉火纯青；Hilary Swank的表演也可圈可点，令人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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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 18 2009

转载mendel文：《从“胎教”开始》

Published by 欧阳峰 under 好文欣赏

【博主注：这是mendel发于星湖沙龙的文章，链接在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50486,5...。文后附上我们的问答。以前本博转载过作者的科普文章《血疑》和散文《村外》。让我们欣赏Mendel的另一篇佳作。作者最近也开博了，http://blog.sina.com.cn/newscientist 。】

从“胎教”开始

有句俗语，叫“活到老，学到老”。事实上，学习，永远不会显得太迟，同样，学习，也永远不会说来得太早。对就要为人父母的夫妻来说，“胎教”是实现他们望 子成龙望女成风的第一步。事实上，哺乳动物的胚胎，确实能对外界的声音的刺激有所反应。这种反应是否能影响胎儿大脑神经的发育或如何影响发育，以及对未来 出生后婴儿认知和行为能力的影响，恐怕还没有一个定论。然而，对两栖类动物来说，“胎教”是人生学习的开始。我们知道，许多生物在受到捕食者袭击的时候， 会向周围散发出一些同伴可以感知到得化学信息，同伴通过这些警告式的化学信息，立刻提高警觉，做出躲避捕食者的行为。这是许多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和出生后 早期学习所得。

那么这种学习或认知能力，到底有多早就具备？来自密苏里州立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实验证实，一些两栖类动物在胚胎事情就具备了“学习”能力。

首先，他们每天两次向饲养饲养环纹钝口螈受精卵的水中加入饲养过环纹钝口螈幼虫的水，连续加3天。同时，加入饲养过牛蛙蝌蚪的水作为对照组。对蝾 螈来说，大的幼虫会吃小的幼虫，就是天敌，而牛蛙的蝌蚪不吃蝾螈幼虫。3天后，受精卵全部换清水饲养。蝾螈受精卵孵化后成为幼虫。那些曾经接受过环纹钝口 螈幼虫的水的幼虫，明显表现出预防捕食者的行为：活动减少，或静止不动。而对照组孵化出来的幼虫，活动表现正常。这说明，胚胎就能感受到外来捕食者的信 息，并孵化后，做出相应躲避行为。我们可以说，环纹钝口螈受精卵孵化后的行为可以说是一种“本能行为”，那么，下面的实验就不能成为“本能”，而是“学习 ”了。

接着，他们做了这样的实验。在饲养木蛙受精卵的水中，加入含有被捣碎或伤害过的蝌蚪的水，这水同时含有饲养过红腹蝾螈的水。另一组饲养木蛙受精卵 的水中，单单加入含有饲养过红腹蝾螈的水。红腹蝾螈并非木蛙蝌蚪的天敌，它们也从来没有见过红腹蝾螈，但是红腹蝾螈吃其他蛙类的蝌蚪。当木蛙受精卵被孵化 成蝌蚪后，让这些蝌蚪再接触饲养过红腹蝾螈的水。曾接触过混合有被捣碎或伤害过的蝌蚪和饲养过红腹蝾螈的水的蝌蚪，表现出躲避捕食者的行为：活动减少或静 止不动，而只接触过饲养过红腹蝾螈的水的蝌蚪，活动正常。木蛙蝌蚪前面的行为，不能用本能来解释，因为红腹蝾螈并非他们天敌。这里说明，木蛙的受精卵具有 学习和记忆的能力。在胚胎期，它们就能把同伴受害时散发的化学信号和同时在的其他生物的化学信号联系起来，并影响其孵化成蝌蚪后，对红腹蝾螈的适应行为。

木蛙胚胎时期的这种学习和经历如何影响后来蝌蚪时期的行为，其分子机理还不清楚。这种胚胎时期的人学习或经验影响孵化或出生后的行为是否在其他物种也有发生，程度如何，目前还不清楚。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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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希望能给出参考文献。 (324 bytes)
Posted by: 吴礼
Date: July 17, 2009 08:06AM

第三段有些乱码，能重贴一遍吗？第四段我看了几遍才懂。建议先介绍背景（红腹蝾螈并非木蛙蝌蚪的天敌，它们也从来没有见过红腹蝾螈，但是红腹蝾螈吃其他蛙 类的蝌蚪。）再提出问题（木蛙是否会躲避红腹蝾螈），然后描述实验，再给出问题的答案（只有木蛙感受到红腹蝾螈与被伤害的蝌蚪之间的关系时才会躲避）。

那些被捣碎的蝌蚪，是木蛙的蝌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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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by embryos and the ghost of predation future (43 bytes)
Posted by: mendel
Date: July 17, 2009 10:45PM
http://www.usask.ca/biology/chivers/13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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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捣碎的蝌蚪和不吃蝌蚪的动物味道混合 (30 bytes)
Posted by: 吴礼
Date: July 17, 2009 10:26AM

以后那种动物能吓跑木蛙蝌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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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太清楚。这是文章的弱点 (0 bytes)
Posted by: mendel
Date: July 17, 2009 09:47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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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20 2009

好文推荐：村外

Published by 欧阳峰 under 好文欣赏

【《村外》是网友mendel的作品，首发于星湖沙龙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45388,4...。

以前曾推荐mendel的科普作品《血缘》（http://www.de-sci.org/blogs/fouyang/archives/12623）。这次的散文《村外》不是关于科学，而是 作者回乡的感受。这篇文章的文学手法我非常佩服。文章的主题是晨雾中旧地重游。文中多次提到“雾”，使得现实中的乡村，记忆，遥远的现代生活在“雾”中忽隐忽现，交错交融，真是绝妙的构思。文中也有不少很美的句子，如“只有乡村的泥地路才配手衲底的布鞋。”， “河面的漩涡或波纹似乎在说我正惊吓了一条早起的鱼。”

这样好的文章，不敢不与朋友们分享。】

村外

农历己丑年后，就没有好过一两天。连绵的阴雨天，又冷又湿。看CCTV整天播放北方的抗 旱新闻，让人领略到大自然的喜怒无常：是自然之母决定着人类的生活方式。

苏北的农村，特别是农村的夜晚和清晨，让你真正体会到自然之母的安详和宁静：你可以在 北京时间二十点安然入睡，窗外是乌黑乌黑的。

只有真正的黑夜，才有真正的睡眠！

清晨6点，是我身体的自然生物节律而不是马路上汽车或人群的嘈杂声唤醒了我的睡眠。 穿上母亲手衲的布底鞋，向村外跑去。虽然村里已经有了水泥路，我还是沿着儿时的记忆， 沿着泥路，向村外的荡田跑去，只有乡村的泥地路才配手衲底的布鞋。

这天是漫天的大雾，离开村外不多远，我回头一看，这个我曾非常熟悉而又有点陌生的小村 庄，笼罩在一片奶白色的浓雾之中。只能看到隐隐约约的房舍。流经村庄的河流上面，漂浮 着一层缭绕的烟雾。刚升起的太阳，呈现出惨红的颜色，悬挂在村子的东头。

我沿着村外西边的小路向西跑去。泥路的两边散落着三三两两的坟茔，似乎和二十多年前没 有什么区别，至多是添加了一些新坟。一些坟茔前也竖起了水泥碑刻。我一边跑步一边努力 地辨认着碑刻上的名字。每见一个熟悉的名字我就努力地回忆一张熟悉的脸孔。泥路的左边 依然是那条非常熟悉的小河，我曾经多次在这条河里叉鱼。河面的漩涡或波纹似乎在说我正 惊吓了一条早起的鱼。

路的右边是一片片的荡田。可惜今天的雾非常的大，能见度非常低。虽然我看不远，但是我 的记忆能让我“看”到雾后面一块块熟悉的田地。尽管快速的城镇建设和农村的道路发生了 许多的变化，但是我发现这些农田的格局其实没有什么变化，我甚至能找到我儿时曾走过的 那条田埂。

我的跑步声也惊动了河边的一只水鸟。当我再回头看的时候，除了悬挂在东边的惨红色的太 阳外，周围都是雾蒙蒙的一片，村庄已经消失在浓雾之中。只有脚边的枯草和脚下的泥土告 诉我现在身至何处。周遭是那样的静谧，我甚至能听到我的脚触碰每一根枯草的声音。我努 力地垫着脚步，害怕给周遭带来讨厌的噪音。

早春的清晨，本来就有些清凉，再加上漫天的浓雾，我感到有些水汽凝集到我的外套上面， 冷气透过衣服直逼肌肤。我有意识地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鼻孔也劲力地嗅着泥土的气 息。我试图让身体的每一个感觉器官和感觉细胞能感受到此刻的“感觉”，这是自然的感觉，也就是城里文化人叫做的“原生态”感觉。

当我返回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地听到前方庄子里叫卖声和路过的机动车的嘈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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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 23 2008

血缘（转帖）

Published by 欧阳峰 under 好文欣赏

【这是网友mendel首发“星湖沙龙”的文章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39836,39836#msg-39836 这篇文章浅显易懂地介绍了一个有趣的课题。通过遗传，选择的现象来回答一些人类学的问题。这个例子也说明，有些时候并不需要多么高深复杂的知识，而是需要一个新的视角。文中提到人群长期演变的结果Rh或阴或阳但会纯化，这与物理中的“自发对称破缺”有相通之处。】

在现代遗传学诞生前，人们往往用“血缘”这个词来表示生物个体（包括 人类）的亲近关系。所谓血脉相连，人们从自己朴素的生活经验中，认为 亲代和子代的亲近关系存在于他们的血液当中。中国人就有用“滴血验 亲”的方法来确定子女的关系。

“血缘”这个非常传统，古老而朴素的认知，事实上也有些现代遗传学的道理。

生活在西班牙中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Basque)人，一直认为他们有 自己独特的而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生活传统，语言文化。他们应该有自己独 立的一个叫Basque的国家。我们知道，欧洲大陆上的那些众多国家，基 本是沾亲带故的。而巴斯克人认为，他们有自己更独特的而和欧洲大陆其 他民族不同的血缘关系。当然，他们寻找独立的愿望作为一个政治话题， 一直没有实现。

1937年，美国科学家Karl Landsteiner 和Alexander S. Wiener 发现猕猴 （Rhesus Macaque）血液里面的红细胞会在兔子体内产生一种可以和某些 人血液里面的红细胞相结合的抗体。也就是说，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不 同于ABO系统的新的血型。他们把这种血型叫为“Rh血型”。Rh血型 是由人血液里面的红细胞表面的Rh因子决定的。红细胞表面有Rh抗原的人 就叫Rh阳性，没有Rh抗原的人就叫Rh阴性。

有一种新生儿溶血病一直困着欧洲大陆的妇女。她们的头胎孩子总是平安 无事，但是她们的第二胎小孩就会在出生后，血液呈现紫色，呼吸困难。 1937年，Rh血型被发现后，人们终于知道了原因。如果一位妇女是Rh阴 性，而她的头胎小孩刚好是Rh阳性的话。头胎小孩的红细胞进入母体 后，就会在母体内产生Rh抗体。因为母亲是Rh阴性，所以这些抗体对她 没有任何危害。但是，当这位生过头胎的母亲再生第二胎，而第二胎又刚 好是Rh阳性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母亲血液里面的Rh抗体就会通过胎盘 进入第二胎的血液系统里面，和第二胎红细胞表面上的Rh抗原因子结 合。在母亲体内，胎儿是通过母亲血液得到氧气的，自己的红细胞并没有 起什么作用。但是，一旦分娩出生后，他/她自己的红细胞就必须工作， 而此时他/她的红细胞已经遭到来自母亲Rh抗体的破坏，于是就出现了血 液供氧不足的现象。

那么为何新生儿Rh溶血现象在欧洲大陆经常发生，而较少在亚洲、非洲 或南美洲大陆出现呢？原来在欧洲以外的人群，99%以上的人是Rh阳 性，只有低于1%的人群是Rh阴性，而欧洲大陆的人群，有高达16%的 人群是Rh阴性。

很明显，Rh阴性比较越高，人群中第二胎新生儿Rh溶血现象就会越多出 现，对人群越是不利。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看，如果一个人群的存在时间 越长久，Rh阳性或阴性的等位基因的一方就会被渐渐淘汰掉，Rh等位基 因在人群中就会越纯：人群中99%以上的人，要么全是Rh阳性，要么全 是Rh阴性

那么，为何现代欧洲人群中含有这么高比例的Rh阴性呢？聪明的读者立 刻会说“因为现代欧洲大陆的人群形成的时间还不够长。”，You get it !

有遗传学家认为，因为新生儿Rh溶血现象的进化压力的关系，不知什么 原因，欧洲的人群曾经几乎都是Rh阴性，而亚洲大陆的人群却进化出几 乎都是Rh阳性。后来，亚洲，特别是中东一带Rh阳性的亚洲人渐渐向欧 洲迁移，和欧洲Rh阴性的人发生混杂，Rh阴性基因就慢慢被淘汰。

现在欧洲大陆人群中还存在高达16%的Rh阴性，是因为这个淘汰的时间 还不够长。

更让人们吃惊的是，Rh阴性在巴斯克人群中的比例竟然高达35%! 这说 明，巴斯克人是一群更古老的欧洲人。他们的基因被来自亚洲的Rh阳 性人群的“污染’相较欧洲大陆其他人群来得少，所以他们会保存有更多 的Rh阴性基因。

以前巴斯克人只能从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强调他们和欧洲大陆其他人群的 不一样，1937年后，Rh基因的发现更进一步从遗传学上证明他们确实是 和欧洲大陆其他人群不一样。 所谓的巴斯克血缘，在他们的血液里面得到了遗传学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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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07 2008

转载：格林思潘笔下的中国

Published by 欧阳峰 under 好文欣赏

【这是网友剑关于格林斯潘自传的读后感，着重于关于中国的部分。可以与我的书评相互补充。本文转自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28888,28911#msg-28911】

读格林思潘的新书“颠簸的年代—历险于一个新的世界”

The Age of Turbulence: 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

在二十世纪末及本世纪初,在这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具有美国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思潘(AlanGreenspan)那样巨大的影响力了.他的每次讲话,甚至于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的表情都会引起美国及世界范围金融市场的动荡.以至“几家欢乐几家 愁”,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变成了美国及世界范围金融市场的晴雨表.当他在位时,如果你走进美国任何一所中学或大学,可能知道当年洛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生风毛鳞角,但我清楚地记得几年前,当我女儿申请大学在回答斯坦福大学的问题,你将来想当什么样的人物时,她在申请文章中就提出自己将来想当一个格林思潘式的人物,成为美国联储局的Chairwomen.与此可见格林思潘影响力之大.

格林思潘于1987年世界金融风暴前一个多月前担任美国联邦储備局主席一職直到本世纪初2006年1月以80岁高龄退休. 退休后,他还到处发表演讲,并担任一些投资公司的顾问.前不久,他还出版了其回忆录“颠簸的年代—历险于一个新的世界”一书.该书洋洋500多页,总结了他自己的一生,特别是他担任美国联邦储備局主席20年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所经历过的种种事件,及结识的各种人物.读来特别有趣.特别是他在第十四章题为 “中国面临的抉择”(The choices that awaitChina)以整章的篇幅谈到他和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以及对中国经济及金融体制改革的评价.我想重点对此作些介绍.

1. 对一些中国领导人的评价

格林思潘在这一章的开头就提到他与朱熔基总理在2005年10月最后一次在钓鱼台的会面及他们之间11年之久的友谊.当时,朱熔基已退下来.但格老对朱熔基大加赞赏,认为朱对中国经济的缺陷及如何改进的经验非常丰富,认为朱对金融事业及经济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在世界各国领导人中也属罕见.当然格老也 谈到双方都为这可能是双方最后一次见面而感到感伤.

格林思潘还提到1994年他第一次访华和李鹏的会见.他认为李对美国经济也很熟悉.双方就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了辩论,但谁也没能说服谁.另外,格老认为在中国迅速增长中, 他和许多中国经济及金融高官会面,已经没有人和他谈到马克思和共产主义了.

格林思潘在书中还提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周和他的同事们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金融市场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2. 对中国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评价

格林思潘在书中多次提到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他认为单从中国人的购买力来说,中国经济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钢产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从80年代的自行车王国一跃成为2006年年产7百多万各式汽车的汽车生产大国.中国的出口以每年17%的速度递增,从1980年的年出口额180亿美元,去年已达到了9,700亿美元.

谈到香港回归问题时, 格林思潘提到当香港在1997年回归时,他抱着一个怀疑态度.他认为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设想不可能实现,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共存.但十年来的事实证明其判断是不正确的.香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不仅没有被中国的社会主义取代,而是越来越多的影响到中国大陆.

3.对中国经济改革及其存在问题的评价

格林思潘提到在其任美国联邦储備局主席时,曾就促进美国国会作出有利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做出努力. 他是一位竭力鼓动让中国加入世贸的一员.在2005年5月,应克林顿总统的邀请,他在白宫发表了将中国完全纳入世界市场的讲话.他认为只有让中国全面的开放进入世界市场,才能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繁荣,并增进个人人权和加强法制. 听了格老的讲话,克林顿总统说, “我们都知道格林思潘主席讲话,全世界都听他的,我希望我们的国会也听他的话.”

格林思潘提到了中国领导人面临着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和过去以马克思主义为思维方式的矛盾.在他的书中他提到一位中国的老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原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等人对中国要求进一步明确私营企业产权的批评.以及胡锦涛针对这些自称所谓马克思左派的批评,提出了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 改革.”我本人在读大学时还读过不少刘国光这些所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大作.现在想起真是可笑.许多文章不是从当时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引经据典,说马克思在某处怎么说得,恩格斯又是怎么说的,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该怎么办.我想,中国如果能早摆脱这些教条,也许我们能快一点走向现代化.格林思潘认为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回避了承认马克思主义是错的.我想这就是中国提出的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吧. 格林思潘提到在苏联和东欧等国的实践都证明马克思的关于走集体和国家所有制的道路可以创造财产和正义的理论是失败的.

在谈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问题时,格老谈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他认为在过去处10年中,每年有1.4%的人口从农村移入城市.这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率,因为城市的投资回报率及生产出率要比农村高出3倍.

二是改变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格林思潘引用了世界银行的材料,认为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比美国和俄罗斯都严重.他提出给予农民以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也许有助于缩小这一差距.

三是中国需要大量的金融专家人才.他谈到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光参观美国联储局.格林思潘与其谈到中国银行真正需要的是大量曾在市场经济中工作过,有着锐眼并能作出竞争性决策的西方投资贷款专家.刘也提出将进一步对外国银行开放以引进更多人才.格林思潘认为现在中国已取得很大进步,但还有很多事要做.

另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台湾问题.格林思潘认为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就会吓走外国投资并阻碍中国建立世界第一流经济的进程.

4. 对未来的预测

除了在第14章专门讨论中国以外,格林思潘也提出了对世界经济格局作了一个估测.

他在分析了欧洲国家,日本,印度和俄国等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以后,提出到2030年,唯一能挑战美国首号经济霸主地位的是中国.他认为中国在13世纪前比欧洲富强的多.虽然,他不可能给出一个准确的结果关于中国的未来,但他认为只要中国坚定不移地走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一定会促进世界的繁荣 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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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 18 2008

酒到陈时味方醇

Published by 欧阳峰 under 好文欣赏

【下文是我的朋友老舒的作品。舒大哥的人品，成就和阅历都是我非常佩服的。我特别倾服的，是他的亲和力。在大学时有一次我们出去旅游，想找个人帮我们拍张全体照，可是附近一时没有游人。舒大哥不出一会就从别处领来了一位。拍完照分手时，他们已是勾肩搭背的哥们了！今天，他的朋友高至紫禁城内，低达贩夫走卒。而他都以平常心待之，不亦乐乎。

 

我总觉得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人际技巧天才。看了这篇文章，我才体会到他的“天才”来自内心真诚的博爱。是啊，有这样的晚辈追忆想念，他的外公外婆是如何福气！而作为珍惜亲情，懂得感恩的人，舒大哥又是如何幸福！】

 

扬州扫墓

清明时节了，兄妹四人相约到扬州给外公外婆扫墓。我一直认为，扫墓是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对话和时空的穿梭。站在墓前，我感到外公、外婆离我是那样的近，伸手可及；但又是那样远，天上人间。小时侯，每逢暑假，我总要到外婆家住几天。外公讲的因果报应故事、外婆腌的糖番茄、午睡时我头上微微晃动的芭蕉扇、夏日里晶莹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客堂里昏黄灯光下整齐的线装书。。。。。，哦，一切的一切又都在眼前显现。

我至今还想不明白的，是外婆居然能够一个人做出两桌菜肴来的，要知道她是缠着小脚的啊！更让我震撼的是，在那个食品配给的年代，糖、油、肉、鱼的供应是以两（50克）计算的，要供我们十几个狼吞虎咽的晚辈，两位老人平时是怎样地节俭啊！

我至今无法学会的，是外公用扬州话背诵李白《蜀道难》，那抑扬顿挫所传递的诗歌的韵味真是妙不可言。如果让今天念经的和尚听到，他们一定会煽自己耳光的，发誓永不念经了！

扫墓后，很迟才吃午饭，我们是下午三点多才进瘦西湖的，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六点多了，游人散尽，只有这时，瘦西湖才显露出她特有的风韵。陪伴我们的是无涟的水面、归林的倦鸟、静静的白塔、稳稳的亭桥、依依的垂柳、熠熠的桃花。这时，你不由自主地会和大自然对话，会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融入大自然之中。

在五亭桥的东北面，在桃柳相间的岸边，有一棵几乎成90度折弯的柳树，那是多少年来游人靠着摄影的结果，这里是拍摄五亭桥和白塔的最佳地点。就在这个地方，几十年间，我和外婆、母亲数次伫立，欢声笑语还在耳边，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时，我才体会到李清照的《武陵词》中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受；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几十年都到同一个地方休假几天，坐在同一个位置上、欣赏同样的风景，甚至住同一个旅馆、进同一个餐馆、点同样的菜、，那是在感受生命啊！那是最昂贵的“消费”，说昂贵，不是指钱，有钱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但是，在旅游中感受生命的价值，由此所获得的精神享受，没有时间的积累是无法获得的，就象人们常说的，一夜成暴富，几代出贵族。

夕阳的余晖笼罩了整个瘦西湖（见照片），外公外婆还在继续眷佑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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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27 2007

“师姐”专辑

Published by 欧阳峰 under 好文欣赏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在数理化之余也喜欢舞文弄墨，写个古诗，对个对子之类，自觉思路敏捷，沾沾自喜。有一次和中文系一位大哥谈起，他说：真正学中文的都不玩这一套，而是讲究语言平实，意境高雅。听后我很郁闷，却还是不明就里。

最近在网上认识了“师姐”，才得以一睹高人风范。“师姐”不仅为人厚道，阅历深广，而且文字功夫很深。不管是胡言调侃（师姐语）还是引经据典，在她面前总有看高手下棋的感觉：同样是这几个字，同样是这些个语法规则，结果却大不相同。什么叫“功底”？这下至少有了些感性认识。

以下是一位网友编的《shijie－师姐专辑》。

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45,2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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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 16 2007

秦晖: 全球化的第三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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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usiness.sohu.com/20071031/n252976358.shtml

【博主按：秦晖是我很敬重的作者。这篇文章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在考虑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和影响时，需要注意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影响。不幸的是，和经济竞争不同，在制度和文化上不一定是优胜劣败的。在没有政府管制的情况下，一个不守规则的玩家可能导致整个规则崩溃。这是我们预测将来时需要考虑的可能。】

 

对于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处在什么地位，通常有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说中国的体制不适于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肯定出问题，所谓“中国崩溃论”；还有一种比较积极的说法，认为全球化是对中国的改造，世界会用比较先进的规则改造中国，中国将会和世界接轨，首先讲的是和市场经济接轨，还有讲民主制度接轨，只是没有明确说。
我有一个看法，现在来看，除了这两者，恐怕也有第三种选择和第三种可能。

　　这第三种可能，有有可能是中国演变了国际规则，而不是世界演变了中国呢？当然，过去我们经常讲要解放全人类，要用社会主义的那套东西拯救世界上2/3的苦难兄弟，现在当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转变了——我觉得有一种可能，就是用中国在权力不受制约的前提下形成的有某种特征的市场经济，改变了全球市场经济经过100多年已经形成的某些规则。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面前，国际上经济学界一片唱赞歌的声音，这包含了他们在理论上没有办法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的无奈。中国的这种经济模式既不是自由放任、又不是福利国家，这种状况应该是世界上的左派、右派都不满意的，但是现在左派、右派都想用中国的高增长来为他们的理论提供注解，所以出现了左派歌颂中国，因为中国的自由竞争还不是很发达，右派歌颂中国，因为中国福利水平很低。

　　随着全球的资本拥进中国，中国的廉价商品流向全世界，中国的经济模式对世界的两大主流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冲击。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趋势：福利国家必须降低福利标准，而自由贸易国家好像最后将不得不重塑贸易壁垒，否则对中国都无法应付，而且这仅仅是开始，这的确是很值得研究。这个现象引起了国际国内的批评，国际的批评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所谓要求人民币升值只是这种批评的一个很初步的反映。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左派赞扬中国低自由和右派赞扬中国低福利的状况，不久就会变成左派批评中国低福利，右派批判中国低自由，这是迟早会出现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崛起，不仅是在于低工资，我觉得仅仅说中国低工资不能概括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现在中国所有要素价格都很低，如果说中国的低工资是因为劳动力充裕，那中国的低土地成本又是因为什么呢？中国的土地显然不多余。中国低成本使用资源，低成本使用环境是因为什么呢？中国显然也不是资源大国，也不是环境特别好的国家。而且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上也是特别廉价的，尤其我们长期以来采用追加公共资金的方式来招商引资，可能全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这样进行招商的（就是说你能够招来多少钱，我的公共资金会等量投入多少，或者按照一定比例追加多少）。实际上，公共资金的使用、资源的使用、土地的使用、劳动的使用都是廉价的，所有这些因素汇到一起，根本在于目前中国体制上利益的博弈不充分，公民社会的进步很小，不受制约的权力可以反常地压低所有的一切价格。因此，这种趋势的发展，使得福利国家的趋势不能持续，而且全世界的工会运动都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现象，这种现象不仅造成了国内的社会紧张，实际上也造成了其他国家的社会紧张，全球化机制把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稀释到全世界，我这里讲稀释而不是化解，因为这种现象很难说是化解。之前，所谓的民主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左或右，基本就是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博弈，但是在福利国家往往看到责任比较大的国家，当然权力也比较大，所谓自由放任是国家的权力受到限制，它的责任也不会很大，就是说它一边要求权小责也小，一边要求权大责也大一点，但是很少有提出权要大，责要小的主张。但是最近我们看到开始出现这样的趋势。

　　法国5月份大选出现的萨科奇，他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他强化在权力上国家更加强大，这和以往的自由放任政策也完全不一样了，另外一方面他强调福利包袱要卸除，就是在责任方面他要妥协，这就要求更大权力和更小责任是兼而有之的，这种倾向在以往的西方权力政治中是从来没有的。所以你很难说萨科奇是传统意义的左派还是右派，如果你说他是左派，他主张低福利，你说他是右派，他又主张大国家，这个东西很难说。劳资关系失衡、失业增加、移民问题、公共财政困境，所有的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欧美一些国家的社会矛盾积聚，最后一些人会发现，像中国的做法还是不错的。当然萨科奇是走的第一步，如果沿着萨科奇的道路继续往下走，权力越来越大、责任越来越小，最后我讲得不好听一点，世界中国化都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世界中国化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福音，也不是什么自由主义的福音，而是这两者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但是我想这种现象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

　　要改变这种趋势，我觉得也很简单，主要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国要作出努力：一个是为自由而限权，不受制约的权力在中国的未来改革中要有所改变；另一方面就是所谓为福利而问责，中国的低福利状态也必须转变。的确，我们应该继续扩展全世界已经被证实为有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人民福祉的那些自由，同时我们也应该扩展现代国家应当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尤其是要保证这种公共服务职能应该是真正的“正福利”。我们国家长期一直搞二次分配，过去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是二次分配往往搞成了“负福利”，就是有权力的人收入也多、福利也高，无权力的人收入也少、福利也低，二次分配以后的基尼系数不仅没有比一次分配下降，反而还升高了一些。

　　我们现在要讲建立现代福利制度，首先要避免二次分配，由于我们的体制缺陷，反而变成了向有权有势者倾斜，比如说最近有一些企业开始恢复盖福利房，这就引起了很多的争议。我觉得，福利房就看什么企业在盖，如果是私营企业，如果是全部开放竞争的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为他们的职工盖福利房，这当然是一个好现象，可是如果是垄断行业，如果是用垄断的方式获得了高额利润的行业，在他们很不正当的高收入的情况下再增加高福利，我觉得就是很大的问题。我认为，中国在未来发展中要避免的，就是“尺蠖效应”，所谓“尺蠖效应”就是说不管是实行放开的政策还是收紧的政策，都有那么一些得利者，另外相当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是得利比较少的。

　　比如，2005年法国发生移民骚乱，实际上严格说不是移民骚乱，而是移民第二代的骚乱。发生了骚乱以后有朋友曾经问过两位法国朋友，说这个骚乱对中国有什么教训呢？当时两位法国朋友都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说给穷人盖的福利房不能太多地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可是过去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给这些新移民盖什么福利房，恰恰相反，我们不给他们盖，他们自己要盖一些房子，我们还叫它“违章建筑”。我们过去是既不给新移民盖福利房、也不允许他们形成所谓的贫民窟，我们只允许他们以单身劳工的方式住在所谓的工棚里面，而他们在工棚里面是永远无法在城市定居的。

　　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很危险的。老实说，自由多，这些人就会私搭乱建，就会形成所谓贫民窟，如果福利多，就会出现大片的福利公屋区，但是中国这两种在过去都没有，都是单身住工棚，两亿多人生活在单身工棚中，我认为对中国未来发展是有很大隐患，也会产生畸形的一代。中国很多的留守儿童，只是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见过父母，很多孩子都是在不太正常的氛围中成长，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价值判断，乃至人们的行为模式都是被扭曲的，这样下去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很难设想。我想，他们有更多的自由有一些违章建筑，还是国家给他们解决一些福利房（中国最近在花力气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对于维持两亿多人的家庭生活，对中国的未来发展都会有很大的意义。（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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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6 2007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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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者按：

 

我想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目标是怎样的社会制度，即甘阳笔下的“民主”和“自由”的关系。二是如何达到这个社会制度，即“英国”和“法国”的选择。（我假定作者同意今天的英国和法国的制度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他说的英，法区别只是社会变革过程的不同。）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政治学知识不能了解“自由”与“平等”为何矛盾。我理解甘阳“自由”可能是“精英统治”的意思。这其实不是自由派的立场。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反对政府管制，其实倒是反精英权力（但也许支持精英的话语权）的。其实，甘阳与其研究托克维尔，还不如研究美国建国初期联邦主义和民主-共和党的论战。毕竟托克维尔的书是以记叙为主，不象联邦主义的文章那样值得仔细推敲。“人人平等”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实际上治理一个大国是不可能“人人平等”，总要有些人掌握更多的权力，作更重要的决定。问题是如何从民主到集中，和集中的程度。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地精英意识太浓，不注意超脱自身利益来为民众说话。政府也有意识地把知识界培植成一个利益集团，把它与民众隔离开来。所以甘阳提出这样的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只是把“自由主义”作为攻击对象似乎有点文不对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中国的社会转制（假定这已经是共识）应该通过革命还是演变来实现？这又是另一个问题。“演变”就必然有妥协，如英国容许贵族继续存在。革命是实现理想的快捷直接的途径，但是其代价高昂，而且结果难料（法国革命的结果很难说是理想的吧）。这是另一个讨论题目，与国情和国内各种势力的互动很有关系。在理想和意识形态的层次讨论这个问题，我看不出会得到什么结果。

】

 
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
●甘阳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的一个基本轨迹，大体上是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批判激进主义思潮出发，日益走向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形态则往往表现为以自由主义之名贬低和否定民主与平等，其结果是把所谓的“自由”更多地理解成了一种少数人享有的“特权”，而不是所有人具有的“权利”。事实上，今日许多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高谈阔论主要谈的是老板的自由加知识人的自由，亦即是富人的自由、强人的自由、能人的自由，与此同时则闭口不谈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出发点是所有的人的权利，而且为此要特别强调那些无力保护自己的人的权利：弱者的权利、不幸者的权利、穷人的权利、雇工的权利、无知识者的权利。如果说，一生致力于研究市场经济与自由关系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开山祖奈特（Frank Knight）在其经典论著《竞争的伦理》中曾严厉警告所有经济学家：“最大的谬误莫过于把自由和自由竞争混为一谈”（No error is more egregious than that of confounding freedom withfree competition），那么，“这种最大的谬误”现在恰恰成了中国知识界的集体信仰，亦即把把自由归约为市场的自由，认为自由经济能自动地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更是罪恶的，反倒是弱肉强食成了自由主义的第一原则。( http://www.tecn.cn )
        我把这种集体信仰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因为这种信仰只能表明中国知识界几乎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这种集体信仰同时还可以称为“中国知识界的集体知性低能症”，因为它表明中国知识界没有能力把握当代学术探讨的基本问题意识和隐含共识前提，这就是，今天一切人文社会知识领域的探讨几乎无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切入“每一个人和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道德个体”这一“平等的自由”的理念－－或探讨什么因素阻碍之，或探讨什么制度安排较能接近之，或探讨这一理念本身的困难所在。但这样的自由理念，在中国知识界几乎渺无踪迹。相反，中国知识界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不平等的自由”。尤其滑稽的是，当少数人正在疯狂掠夺多数人的财产并且日益威胁多数人的基本保障时，我们却听到许多人在那里摇头晃脑地谈什么“多数的暴政”，不知是要显耀自己刚刚知道了民主会导致多数暴政，还是想标榜自己虽还不是大款但也属于“少数”，决不属于“多数”，不然如何高人一等呢？( http://www.tecn.cn )
        我想今日中国知识界不要再虚张声势地扎起一个叫做“官方”的稻草人从而来标榜自己是“民间”了，装什么腔，作什么势呢？难道中国知识界的这种市场经济主义不早就是最流通的官方硬币了吗？难道现在还有比市场经济主义更主流的意识形态吗？为什么不诚实一点，承认自己早已是一半为官方一半为大款驱走的得力马弁？为什么不拿出点勇气来深刻反省一下，现在的中国知识界到底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权力服务于少数人的“特权”，还是在伸张所有人的“权利”？ ( http://www.tecn.cn )
        以上用“中国知识界”这一说法诚然未必适当，因为事实上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同上述集体信仰。但我指的是主流倾向，并无意针对任何个人。( http://www.tecn.cn )
    　　
    ◆　一
        本文因此试图对九十年代中国保守主义提出一些初步的批判检讨。由于这种保守主义的基本论述形式并不仅仅在于市场经济主义，而且更在于以自由主义的名义贬斥民主与平等，本文因此暂不直接讨论市场经济主义等问题，而试图着重就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重新提出一些讨论。( http://www.tecn.cn )
        自由主义与民主及平等的关系或张力是自由主义理论的老问题。泛泛而论，这一张力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方式来解决，亦即“不平等的自由”与“不自由的平等”都是不可接受的，关键因此在于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尽可能保持这种张力的适当平衡。由于在以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自由的理念特别收到排斥，而平等的理念则至少在理论上受到认可，因此知识界特别有必要高度突出自由的首要性。这事实上也是我个人以往的主要努力所在。( http://www.tecn.cn )
        但我以后日益感到这种思路的局限性。因为沿着这一思路走下去，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陷入某种“时代错乱症”（anachronism），这就是不由自主地膜拜“前民主时代”的英国自由主义即贵族自由主义，从而恰恰忽视了欧洲自由主义特别是英国自由主义在法国大革命以后逐渐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这一关键历史转变过程。如下面将会指出的，托克维尔当年之所以转向研究“民主在美国”，而非“自由主义在英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认为，大革命以前的英国自由主义（常以1688年革命为象征）乃是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这种非民主的旧式贵族自由主义已经不足以帮助自由主义者面对民主时代提出的挑战。托克维尔由此提出民主时代的来临意味着“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因为现代自由主义的“问题不在于重建贵族社会，而是要使自由从民主社会中生发出来”。换言之，自由主义在民主时代必须走向民主的自由主义。托克维尔因此高度评价并表示完全认同当时“英国激进派”（English Radicals）的改革理念即：“使公民大众处于应有的统治地位并且使他们能够统治”。就此而言，我以为对今日中国更有借鉴价值的英国自由主义经验不是其1688 年革命，而是其 1870 年代的格莱斯顿改革（ GladstonianReform,1867-1895），因为只是在此以后英国才逐渐开始进入民主政治，英国政治体制也相应发生根本大变。( http://www.tecn.cn )
        我把自由主义从贵族政治形态转向民主政治形态的问题称为“托克维尔问题”，因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史上，正是托克维尔第一个集中提出了扬弃贵族自由主义，走向民主自由主义的转型问题，从而迫使所有自称自由主义者的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所自许的自由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主义？是非民主甚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 http://www.tecn.cn )
        我在这里提出“托克维尔问题”，同时也是因为托克维尔当年思索的问题与中国知识界今日思索的问题有相当的相似性和相关性。如果说中国知识界主要是由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阵痛而检讨法国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那么对于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就意味着更直接的个体痛苦和家庭悲剧，因为托克维尔一家事实上与法国大革命有不共戴天之仇。托克维尔的曾外祖就是在革命恐怖时期挺身而出为法王路易十六担任辩护律师从而被全欧贵族奉为偶像的著名法国贵族领袖梅尔歇布（Malesherbes），辩护失败自己被送上断头台，连同托克维尔的外祖父也被一并处死；托克维尔的亲身父母则在新婚蜜月时期被革命政府逮捕判处死刑，仅仅因为在等待处决时雅各宾专政倒台才虎口余生，但托克维尔的母亲已经为此而终身神经惊恐。托克维尔从小的家庭教育氛围因此充满憎恨大革命以及缅怀被处死的国王的气氛。但托克维尔的不同寻常就在于，早在二十岁之前他就开始超越了自己家庭以及自己所属社会阶层的狭隘贵族视野和保守主义立场，而逐渐形成了他自己认同法国大革命原则的立场并终生不渝，如他在私人信件中都一再强调的：“促使我们行动的并不是个人动机，而是坚定地要求我们的原则不受任何破坏，我们的原则说到底只能是1789年大革命的原则”。正是这种立场使得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检讨绝然不同于柏克（Edmund Burke）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如托克维尔后来在评价柏克时所指出，柏克对大革命的分析虽然在许多局部问题上不乏洞见，但柏克所描绘的全景却是“一幅全盘错误的图象”（a false picture altogether），因为“大革命的一般品性、大革命的普遍含义，以及大革命的预兆，从而大革命的起点，完全都在柏克的视野之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柏克生活并拘囿于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英国，因此不能把握法国大革命的全新之处和普遍意义”。托克维尔远高出柏克之处就在于他最早慧眼独具地看出，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乃在于它标志着“民主时代”的到来。( http://www.tecn.cn )
        我以为中国知识界目前的保守主义将会导致的最大自我障蔽，即在于它将难以充分认识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问题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因为中国知识界的保守主义基本上是一种柏克式的立场。中国知识界今天对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等问题的看法也仍然拘囿于柏克的视野内，并且是从这种被托克维尔称为“尚处在旧世界之中”的狭隘视野出发而进一步引申出对自由主义与民主等更基本问题的片面看法。尤为重要的是，托克维尔突出地强调了所谓“民主”远非只是一个政治范畴，而同时甚至首先是社会、文化、习俗，家庭、婚姻，以致知性活动方式、感性生活方式、及基本心态结构等人类生活一切方面的普遍性范畴。确切地说，托克维尔是把民主作为现代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来分析和考察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考察视野，使他特别敏感地指出，民主将永不会在某一阶段或某一领域就停步不前，而将成为对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永无止境的挑战过程，如他以揶喻的口吻所言：“难道谁会以为，民主在摧毁了封建制度和打倒了国王以后，就会在中产阶级和有钱人面前退却？”( http://www.tecn.cn )
        我个人以为，中国知识界近年来对革命和激进主义的反省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而且开始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因为这种反省并没有使中国知识界真正加深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尤其是，它并没有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自由主义在现代条件下只能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反而得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许多人都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完全走错了道路，原因就在于很不幸地没有走上英国道路，而是错误地模仿了法国模式。晚近以来的许多近代史研究因此往往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追问为什么近代中国人会走错了路，例如为什么中国人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渐进走激进，不爱自由爱平等，不追求“消极自由”而狂热向往“积极自由”，等等。这种非历史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只能促使中国知识界日益走向“前民主时代的自由主义”，并时时以此为名义贬低民主和平等，从而高抬保守主义甚至极端保守主义。( http://www.tecn.cn )
        我认为，今天已特别有必要提出：拒绝以自由主义为名否定民主，拒绝以英国革命否定法国革命，拒绝以柏克否定卢梭，拒绝以所有这些为名否定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史和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思想史。相反，所有这些都应该从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主时代来临”这一广阔历史视野上来重新审视。我们需要的，不是从批判激进主义而走向拥抱保守主义，而是要同时“超越激进与保守”！( http://www.tecn.cn )
    　　
    ◆　二
        让我首先指出，目前已为中国知识界相当熟悉的柏林本人，并没有因为他对“积极自由”理念的深刻检讨就走向否定法国大革命，更没有因为他对“消极自由”的阐发就拥抱柏克的保守主义，恰恰相反，他把柏克列入反动者的行列，以致引起他的朋友们的质疑。但柏林回答：“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国大革命，也是在这程度上不能不对尊敬的柏克有某种厌恶之心”。原因如他所言：( http://www.tecn.cn )
        “在我看来法国大革命确实唤起了人民去攻击偏见、攻击迷信、攻击蒙昧主义、攻击残忍、攻击压迫、攻击对民主的仇视，从而为各种自由而斗争。……简言之，象‘反德雷福斯案’这类传统乃直接来源于法国大革命。在法国，意识形态的分野一向可大体划分为拥护法国大革命与反对法国大革命，而那些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动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须要站队，我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尽管所有那些荒缪与恐怖确实都与大革命同在。”( http://www.tecn.cn )
        柏林在冷战结束后的这番“站队自白”真所谓黄钟大吕，振聋发聩！我认为，就中国知识界而言，1989年后许多人都不约而同地走向批判激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以及重新检讨法国革命传统和卢梭思想等，本来是非常必要的反省，但今日确实已不能不问，这种反省的水平如何，这种反省的结果又在把中国知识界引向何方？这种反省路向是否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亦即一方面从检讨法国革命的否面效果出发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国大革命本身的正当性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则把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当成所谓“英美自由主义”的真谛，甚至把“尊重等级制，尊重士绅精英的统治”这类“极端反自由主义”观念统统都反变成了堂而皇之、天经地义的“自由主义”观念？( http://www.tecn.cn )
        正是在这一点上，柏林对柏克的批判是极其值得今日中国知识界深思的，因为这一警告事实上提醒我们，自由主义对法国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批判，更不能与“反动分子”对法国革命的全盘否定同流合污。应该一方面深刻总结大革命的教训，另一方面则又以捍卫大革命的原则为己任。因此，如果说柏克仍是从旧秩序的立场来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法国自由主义则恰恰首先肯认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并从这一立场来批判检讨大革命。法国自由主义的史学重镇基佐（FrancoisGuizot,1787-1874）在西方史学史上首创“文明史”这一概念来连接“过去”与“现在”，强调大革命所标示的现代性并不是与过去的全盘断裂，而恰恰是文明进展的“合法继承人”，从而以自由主义史学对“历史”的解释破除了保守主义对“历史过去”的独占解释权。基佐的父亲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送上断头台处死的并导致基佐七岁就随母亲流亡国外，但他在反驳保守主义对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时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国自由主义强调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场，他说即使把大革命期间发生的所有错误甚至罪行都加起来，他仍然要说“法国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战斗（terrible but legitimate battle），它是权利与特权之间的战斗，是法律自由与非法专横之间的战斗；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节制革命的任务，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纯洁化的任务。”( http://www.tecn.cn )
        换言之，只有首先“站在法国大革命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大革命。基佐的学生托克维尔很快把这一基本思想转换为：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边”才能真正批判检讨民主，因为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民主革命”，法国大革命的问题因此说到底是民主的问题。托克维尔由此拈出了“民主时代来临”这一概念：“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发生在我们中间……平等的逐渐扩展因此是某种命定的东西，这一扩展的主要特点是：它是普遍的、永不停歇的，而且每天都在突破人为的障碍”。( http://www.tecn.cn )
    　　
    ◆　三
        今天的读者一般不会问托克维尔当年为什么要舍近就远，不去英国考察自由主义，却要去美国考察民主？换言之，托克维尔为什么要写“民主在美国”，为什么不是“自由主义在英国”？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但对了解托克维尔的思路极为关键，而且对了解自由主义本身的发展都非常重要。就托克维尔而言，他把视野转向美国首先就是因为他认为，对于大革命以后的法国和欧洲，所谓英国光荣革命模式并不具有示范作用，恰恰相反，在他看来英国以往的革命由于是前民主时代的，因此只具有地方性、局部性的意义，法国革命则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因此他认为今后的问题并不是法国要效法英国，而是英国迟早要走上法国的路，惟一的问题只在于英国是否能避免法国那种狂风暴雨的形式。他在考察当时英国的改革后由此指出，英国在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的变革不同于英国以往的革命之处就在于它已经是欧洲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其实质是法国革命在英国的延续。( http://www.tecn.cn )
        这里应当指出，目前相当流行的所谓“英美自由主义”这个概念乃是一个非常含混而且不乏误导性的术语，因为它极大地模糊了英国和美国之间的重大差异。首先，就托克维尔时代而言，没有人会把英国和美国看成是同一类型，而是普遍被看成代表完全不同以致相反的政治方向，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了解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历史意义；其次，在英国1870年改革进入民主政治以后，英国和美国恰恰代表民主政体内的两大极端，即美国是所谓“纯粹总统制”，而英国则是“纯粹议会制”。这一差异绝非无足轻重之事，而是深刻影响两国从制度安排到思想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例如所谓“三权分立”人们常以为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制度安排，其实只是美国总统制下的制度，而决非英国“议会至上”制度下的安排。总之，泛泛空谈所谓“英美自由主义”只能使人一切都不甚了了。( http://www.tecn.cn )
        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在托克维尔的时代，美国和英国事实上代表两种非常不同的政治选择。在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以致欧洲的一般思想氛围就象今日中国思想界，充满了关于英国模式和法国模式的比较，充满了以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为样板的向往。柏克对法国革命的批判在当时尤其对整个欧洲都具有笼罩性的影响，人们几乎很自然地都以英国为模式来思考欧洲在大革命以后的重建问题。因此，如果托克维尔也是这样看问题，那么他也就根本不必去考察美国的“民主”，而应该去考察英国的自由主义。但托克维尔恰恰从很早开始就非常怀疑当时这种言必称英国的倾向，并在他访美以前写下的重要长文“英国历史反思”中得出了自己的基本结论。意味深长的是，托克维尔在那里给予正面评价的是英国1640 年革命，而对 1688年革命即所谓“英国光荣革命”的评价却是否定性的，因为他认为 1640年革命是英国平民的胜利并建立了共和， 1688年革命则是封建贵族的回潮，从而使 1640年革命成为未完成的革命，因此在该文结束前他特别表示他看不出当时法国人期待法国的1688年革命有什么益处，并说他在总结了英国史后反觉得“更加骄傲自己出生在海峡的这一边（即法国）”。毫不奇怪，两年后法国爆发七月革命，当许多自由派都将之看成是法国的1688年革命时，托克维尔却以更加认定“英国不足以被看成样板”的心情离法赴美。( http://www.tecn.cn )
        这里尤可一提的是，托克维尔在访美归来后，在正式动手写《民主在美国》以前，终于下决心非亲赴英伦考察以后才能下笔，以便印证他的基本信念，即贵族自由主义制度即使在英国也已不可能再持存下去。这次考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感，即英国本身已处在民主革命的漩涡中。托克维尔访英回来后，再无犹豫，开始全力投入《民主在美国》的写作。( http://www.tecn.cn )
        这里有必要指出，托克维尔这本名著的书名不宜译为《美国的民主》，而只能译为《民主在美国》，因为正如托克维尔特别强调的，他这本书要表述的只有“一个思想”（a single thought），这就是：“在全世界范围，民主都在不可抗拒地普遍来临”。换言之，托克维尔的中心问题首先是民主时代的来临问题，并强调民主问题将是“普遍而持久的”（universal and permanent），惟其如此，他才反覆强调，他这本书要提出的问题“并非仅关美国，而是与全世界相关；并非关乎一个民族，而是关乎全人类。”民主“在美国”的情况之所以特别引起他的兴趣是因为他认为，“民主时代”来到欧洲无一例外要以摧毁贵族制度为前提，从而以“民主革命”为必经阶段，美国则因为历史短暂是一个没有“贵族时代”的国家，因此“民主在美国”的独一无二性就在于它不需要以推翻贵族制度为前提从而避免了欧洲那种民主革命。托克维尔认为，由于民主在欧洲是伴随革命而来，因此许多人已习惯于认为民主与动乱及革命之间有某种必然联系，而他对美国的考察则要告诉人们，民主带来的动乱只是在转型时期的暂时现象而非民主的本质，因为民主与革命的真正关系毋宁是：民主越发达，动乱越少，革命越不可能。( http://www.tecn.cn )
    　　
    ◆　四
        我们知道，托克维尔决不是“民主万能论者”，相反，他着重的是民主时代来临的不可避免性及其结果的多重复杂性。他预见到他对民主的分析既可以被用来辩护民主又可以被用来反对民主，因此说他自己毋宁怀有一种双重目的，即希望那些拥护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美好，而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不要把民主想得那么可怕，如果“前者少一些狂热，后者少一些抵制，那么社会或许可以更和平地走向它必然要抵达的命运终点。”本文不可能详加讨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但希望在这里指出其最基本之点，即他所谓“民主”的对立面是指“贵族制”（aristocracy），而非泛泛与专制相对而言。事实上托克维尔的所有论述都建立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分析构架上，即民主制与贵族制的对反。因为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作为与贵族制相对立意义上的“民主”才是现代最根本的问题性所在。因此他把“民主”主要看成是一种“现代”特有的状况，认为古希腊城邦和罗马共和都不是民主制，而只是“贵族共和国”。因为就所谓“古代最民主的”雅典而言，“公民”本身就是一种特权的标志：“三十五万以上的总人口中只有二万人是公民，其他都是奴隶”；而在罗马，所谓“大户”（patricians ）和“平民”（ plebeians）的斗争在托克维尔看来只是同一大家庭内部之争，因为“他们全都属于贵族阶层”。他因此强调，古代所谓的“人民”本身就是指贵族，其含义与现代所谓“人民”乃截然不同。( http://www.tecn.cn )
        现代性的最大挑战在托克维尔看来恰恰就在于，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求被作为平等的个体来对待，这是古希腊罗马人在理论上就不能接受，而中古基督教则只能在理论上承认但无法落实在“现世”而只能寄予“彼岸”。欧洲旧式贵族自由主义不再能适应民主时代的原因也就在于它乃以“不平等的自由”为基础，即自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而非每个人的权利。而“民主时代”即现代的根本诉求恰恰在于它只承认“平等的自由”（equal freedom），即自由必须是每一个人的自由，而且这种每个人的平等权利日益成为人们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的诉求。( http://www.tecn.cn )
        托克维尔对民主理论的重大发展，在于他不象以往那样单纯把民主看作一种政体形式，而是把民主看成是从政治、法律、社会构成一直到人的思想、情感、心态、以致文化和学术活动方式等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将发生的一种深刻变化。晚近十余年来托克维尔在西方学界受到的重视日益有超出其他经典思想家的趋势，其原因实际也在于，托克维尔指出的这种民主永不会停步的特性，即使在西方也只是在本世纪后半叶才变得越来越突出。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女性主义的挑战等等，事实上都是托克维尔所谓“文化民主化”问题的日益尖锐化表现，从而也就使“民主”的问题在今天更加复杂化了。托克维尔的中心关切是他所谓“民主人”（democratic man）即现代人的基本“心态”即追求“各种条件的平等”的强烈“欲望”与民主社会的“制度”之间的持续张力。但他指出，现代“民主”的一个悖论在于，当“民主”即“各种条件的平等”不断进入所有其他领域时，民主却可能在“政治”领域反而停步不前。正是在这里托克维尔提出了他著名的关于民主时代的人爱平等远甚于爱自由的理论。托克维尔这里所强调的“自由”恰恰是“积极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 http://www.tecn.cn )
        贡斯当已经指出，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失误之一在于革命者仍从亚理斯多德观点出发把人看成“政治的动物”，从而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由此忽视了“现代人”所向往的“自由”首先是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贡斯当因此强调，“古代自由”的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但他同时强调，“现代自由的危险则在于，由于人们一味沉浸于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和追求个己的特殊利益，因此他们太轻易地放弃了分享政治权力这一本属于他们的政治权利。”换言之，现代社会有两种危险，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over politicization ）和“过度私人化”（ over privatization），而且常常是从前者转向后者，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是“过度政治化”，导致人人厌恶政治而走向“过度私人化”从而有拿坡伦的上台。贡斯当由此突出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乃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型塑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从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这所谓“两种自由”的关系，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http://www.tecn.cn )
        在托克维尔那里，社会生活“过度私人化”而导致政治生活萎缩这一危险成为更突出的主题。他所谓民主时代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也正是针对这个问题而言，亦即因为在民主时代人们有自然地更关心非政治领域的“平等”而同样自然地不关心政治的倾向，只有非常的努力才能防止政治的失调。半个世纪后，韦伯对民主化问题提出了和托克维尔完全一致的论述，并突出地强调了，一个非政治的民族是没有资格参与世界政治的民族。不妨就让我在这里用韦伯在“普选与民主在德国”一文的结尾来结束这篇文章：( http://www.tecn.cn )
        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唯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中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象管理牛羊般对公民们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们成为“共同统治者”（co-rulers）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之中。一个“主宰民族”对此只可能选择后者，因为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世界政治”中进行角逐。诚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时阻挡，因为有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以及恐惧症在这里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化。但为此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用来与国家作对，因为这国家乃外在于他们，大众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会使某些社会集团得益，但却断然违背整个民族的利益。(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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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 11 2007

转载：钱理群：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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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6069
 
钱理群：承担，独立，自由，创造
——在北大“我们社”和出版社主持的《民国那些人》座谈会上的讲话
● 钱理群

( 续完）

这篇讲话实在太长了，但我还有话要说。（笑）那就再简要地讲一点吧。（鼓掌）
    我要讲的是，这样的有承担的学者，教授，知识分子，就自有一种精神。在我看来，主要是独立精神，自由精神与创造精神。( http://www.tecn.cn )
        独立精神：“匹夫不可夺志”
        还是先讲几个小故事吧。
    1944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长孔祥熙发难，揭发其在发行美金公债中贪污舞弊，会后，蒋介石亲自请他吃饭，为孔说情。席间，蒋介石问：“你信任我吗？”傅斯年答曰：“我绝对信任”。蒋介石于是说：“你既然信任我，吗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立刻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鼓掌）——有人说，这样的对话，“当今之士，且不说有过，又可曾梦想过？”（鼓掌）( http://www.tecn.cn )
    还是那位刘文典教授。1928年蒋介石掌握大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曾多次表示要到刘文典主持校务的安徽大学去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是他在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并没有领袖希望的那样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切皆因刘文典冷冷掷出的一句话：“大学不是衙门！”（鼓掌）后来安徽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很是不满，进而两人冲突升级，刘文典指着蒋介石说：“你就是军阀！”蒋介石则以“治学不严”为由，将刘当场羁押，说要枪毙。后来多亏蔡元培等人说情，关了一个月才获释。——后人叹曰：“今天，这样的知识分子已无处寻觅，所谓‘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鼓掌）( http://www.tecn.cn )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不仅“笑傲王侯”，对“洋大人”也如此。研究现代英美诗的叶公超教授在出任驻美大使时，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维尔（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弁而已”。（笑）( http://www.tecn.cn )
    小故事里有精神。什么精神？孔夫子说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独立人格，气节和风骨也。（鼓掌）
    我还要向诸位郑重介绍一篇北大校史上的不可忽视，却长期淹没的雄文，我也是在读本书时才知道的。1939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三度训令西南联大必须遵守教育部核定的应设课程，全国统一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等。——这样的在当今中国教育中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行政干预，却遭到了联大教务会议的拒绝，并公推冯友兰教授起草《抗辩书》。其文写得不卑不亢：对教育部的训令，“同人所未喻”，不明白者有四：“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此“未喻者一也”。“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构”，“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岂可由“教育行政机关”随意指令：此“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智”：此“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未喻者四也”。最后又归结为一点：“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自有其传统，“似不必轻易更张”。( http://www.tecn.cn )
    作者说：“今人读之，拍案称绝，继而叹息良久。知识分子的尊严应该是这样的，政府，官员尽可以发号施令，但请注意，我们不敢苟同更拒绝执行——此之谓‘同人不敏，窃有未喻’。知识分子的矜持也应该是这样，不滥说成绩，但内心怀有对学术的自信和对传统的期许——故‘不必轻易更张’”。( http://www.tecn.cn )
    我们已经有了陈寅恪纪念王国维的雄文，为学人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境界，让我们永远怀想；而现在，面对冯友兰这篇“抗辩”雄文，所立起的“力争学术自由，反抗思想统制”的标杆，不禁发出感叹：魂兮胡不归，大学之独立精神！（大鼓掌）( http://www.tecn.cn )
        “还是文人最自由”
        这是叶公超教授的一句醒悟之言：他先当教授，后又去从政；但终因“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而弃官，回来当教授，于是，就有了“还是文人最自由”的感叹。——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http://www.tecn.cn )
    但说“还是文人最自由”，仍有部分的道理：我们在包括叶公超先生在内的这一代学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一种自由精神：所谓身子被捆着，心灵是自由的。( http://www.tecn.cn )
    这样的自由精神，在我看来，不仅表现在这一代人大都具有的传统“名士”的真性情，真风流，更是一种“大生命”的“大自由”。( http://www.tecn.cn )
    我们谈到了这一代的“大承担”；其实，“大承担”的背后，是一个“大生命”的观念。如鲁迅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所谓“心事浩茫连广宇”，在他们的心目中，整个民族，整个人类，整个宇宙的生命都和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只要国家、民族、人类、宇宙有一个生命是不自由的，他们自己也是不自由的。有人说，真正的诗人是能感受到天堂的欢乐和地狱的痛苦的；看到别人被杀，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因此，他们追求的个体精神自由是包含着博爱精神，佛教所说的大慈悲情怀的。这是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独立不依他的，不受拘束的，同时又可以自由出入于人我之间、物我之间的，大境界中的大自由状态：这是令人神往的，也是这一代人的魅力所在。相形之下，我们一些人所追求的一己之“自由”，就显得太委琐了。( http://www.tecn.cn )
        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
        读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民国那些人”的创造力，实在惊人。
    请看这位语言学大师赵元任教授：他一生最大的快乐，就是到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后，他到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巴黎穷了”。（笑）后来他又去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笑）赵元任的绝活，是表演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语，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三十三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惊叹）人们说他是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恩格斯早就说过，文艺复兴是一个出“巨人”的时代，而思想文化学术上的巨人，是不受学科分工的限制的，是多方面发展的通才：而未来学术的发展，将越来越趋向综合，所呼唤的正是新一代的通才。( http://www.tecn.cn )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前面提到的北大西语系的吴兴华教授也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别的不说，他打桥牌的做派就是朋友圈里的美谈，十足“谈笑风生，睥睨一切”：他一边出牌，一边讲笑话，手里还拿着一本清代文人的诗集，乘别人苦思对策的间隙，扭过头去看他的书。（笑）——你可以说这是“逞才”，但却不能不叹服其过人的才气，而才气的背后，是充沛的创造活力。逼人的才情，逼人的创造力，人活到这个份儿上，就够了。( http://www.tecn.cn )
    面对这一代思想学术上的创造，我常想：人的创造力究竟有多大，真的是无穷无尽，无穷无尽！在前辈面前，我们也不必自惭行秽，因为就人的本来的资质而言，我们并不缺乏创造力。前人做得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年轻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 http://www.tecn.cn )
        把“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
        这就是“民国这些人”：这是有承担的一代学人，这是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因此而成为民族的脊梁，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的顶天大柱，并且如鲁迅说的那样，为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作为后人，得以得到这一代人精神的守护与滋养，是人生之大幸。但斯人远去，黑暗依在，只有我们自己来肩住闸门，自己来承担，自己来坚守前辈留下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是你们这一代，“80后”的这一代的历史使命，也是你们“建立信仰，确立生活目标与方向”的一个关键。( http://www.tecn.cn )
    我最后要说的是，体现在这一代身上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要追寻的北大精神，所要倾听的北大真声音。追随这样的北大精神，倾听这样的北大真声音，将把我们带入人生的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如果我们只是咀嚼一己的悲欢，并且视其为整个世界，我们就太卑琐，太可怜了。但我们还要自觉于，善于把这样的“承担，独立，自由，创造”的北大精神化为日常生活伦理，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中，这就是我经常说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而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恰恰是北大人的一个弱点，或者说一个误区，甚至成了北大人的一个历史包袱。今天的北大人，不仅有继承北大精神的责任，还有克服北大的历史积弊，成为既目光远大，又脚踏实地的更为健全的新一代北大人的使命：这都是“后死者”应有的历史承担。( http://www.tecn.cn )
    我的讲话完了，谢谢大家。（长时间的鼓掌）
        2007年9月16日——20日整理，略有补充
        （《民国那些年》，徐百柯著，中央翻译出版社，2007年出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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