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峰的博客

当时为了钓鱼岛的事，先是群情激愤与日本人掐，后来阵营内部又分为”激进派“和”稳健派“相互掐，相互指责对方“不爱国”。

温故而知新。请各位看看，这十多年来我是不是唯一没有长进之人？】

   民族主义是非谈

　　民族主义在海内外是一个热门话题。对其功过是非也有许多感性和理性的讨论。本文试从几个比较抽象的角度提供一些参考。

　　历史证明，民族主义可以有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如何判断“好的”或“不好的”民族主义呢？有人提出，“进攻的”民族主义是不好的，“防守的”是好的。但这有时很难划分。在美国独立战争时，美方是要争得“不可剥夺”的人权，英方是要维护“自古以来”的领土主权。谁是防守？核武器是用来打击别国目标的，该算进攻。但核武能使侵略者有所顾忌，又可用于防守。如果发展核武是防守，阻止别国发展者是否就是进攻？比拥有核武进一步，在别国或公海布署核武，是否仍然是防守？又有人说，要争得平等待遇，是好的民族主义。然而什么是平等？南非前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被国际社会排斥抵制多年，是否平等？中美公民在对方境内都须遵守当地法律，是平等。但由此而来，中国人可以在美国以各种方式来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而美国人在中国则无相应可能。这又是否平等？也有人说，民族主义没有正义不正义，只有利益与实力。这也不解决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所谓国际舆论是由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形成的。象海湾战争，美国出兵当然是出于自身利益。但它能得到许多盟国的参与和联合国的首肯，而其它阿拉伯国家却没有一个公开支持伊拉克，这恐怕与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的不义行径有关。再者，对一个特定的人，民族的定义并不总是很清楚的。比如一个伊拉克的库克人，他可以为库克的利益反对中央政府，也可以为伊拉克的利益支持它。他可以为伊拉克的利益支持对伊朗的战争，也可以为阿拉伯的利益反对这场战争。所以光是民族主义并不足以作为行为准则。

　　你可以说这些例子都是纯论辩，在现实中是非通常是很清楚的。那是因为我们通常有一些广为接受的原则，如和平、发展、遵守条约和国际法。最重要的看来是主权国家的观念。上面列举的问题，几乎都可以用这些原则来解决。然而，这些原则都是在某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质疑与本文化不符的普遍原则。如东方文化中的“国”，其疆界、权力范围和相互关系，都不是那么神圣的。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也。如果我们认为主权国家是民族主义中不可分离、不可否定的一部分，那也许我们应该称之为“国家主义”。但是这样一来，其道德上的地位似又不如民族主义那样自然了。

　　由此可见，光从基本逻辑是得不到关于民族主义的是非标准的。要判断“好的”或“不好的”民族主义，我们还需要建立其他一些共同原则。把“文化特色”绝对化，就会带来思维和行为上的困扰。

　　不少批评者认为民族主义会导致专制主义。希特勒德国就是一例。但也有不少民族主义盛行的国家却是民主体制，如以色列和法国。事实上，很多“主义”都可以为专制所用。君不见多少专制国家以“民主共和国”命名？其实专制主义所需要的，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具有维一的、不可挑战的道德标准的地位，而且专制者拥有维一的、不可挑战的解释权。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专制，但它的确比较容易被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具有很大感性号召力，而且有很大的解释余地。要想保持民族主义的独立地位，就要排除上述两个条件。

　　世上有很多思想和主义，单独来看都是正确崇高。但它们相互之间却往往有矛盾。如自由和秩序，公平与效率等。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在其中取某种平衡。把一个主义推到高于一切，不容置疑的地位，往往是它弊端渐生，走向衰落的开始。以前的儒家和基督教，当代的共产主义都经历过这样的命运。民族主义恐怕也不例外。

　　即使在民族主义的框架内，也可以有很不同的观点。什么是民族利益，它们之间的优先顺序和相互关系怎样，应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这些利益等，都须要通过各种考虑研究来解答。前一阵海内外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讨论，基本属于这个性质。不能认为我是民族主义者，所以反对我即反对民族主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这样说：“好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容许其他观念价值并存，并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解释和推绎。把握住开放这一点，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困扰和混淆。

刊登在 1997 华夏文摘 cm9701e

【下文是我的朋友老舒的作品。舒大哥的人品，成就和阅历都是我非常佩服的。我特别倾服的，是他的亲和力。在大学时有一次我们出去旅游，想找个人帮我们拍张全体照，可是附近一时没有游人。舒大哥不出一会就从别处领来了一位。拍完照分手时，他们已是勾肩搭背的哥们了！今天，他的朋友高至紫禁城内，低达贩夫走卒。而他都以平常心待之，不亦乐乎。

我总觉得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他的人际技巧天才。看了这篇文章，我才体会到他的“天才”来自内心真诚的博爱。是啊，有这样的晚辈追忆想念，他的外公外婆是如何福气！而作为珍惜亲情，懂得感恩的人，舒大哥又是如何幸福！】

扬州扫墓

清明时节了，兄妹四人相约到扬州给外公外婆扫墓。我一直认为，扫墓是精神的洗礼、心灵的对话和时空的穿梭。站在墓前，我感到外公、外婆离我是那样的近，伸手可及；但又是那样远，天上人间。小时侯，每逢暑假，我总要到外婆家住几天。外公讲的因果报应故事、外婆腌的糖番茄、午睡时我头上微微晃动的芭蕉扇、夏日里晶莹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客堂里昏黄灯光下整齐的线装书。。。。。，哦，一切的一切又都在眼前显现。

我至今还想不明白的，是外婆居然能够一个人做出两桌菜肴来的，要知道她是缠着小脚的啊！更让我震撼的是，在那个食品配给的年代，糖、油、肉、鱼的供应是以两（50克）计算的，要供我们十几个狼吞虎咽的晚辈，两位老人平时是怎样地节俭啊！

我至今无法学会的，是外公用扬州话背诵李白《蜀道难》，那抑扬顿挫所传递的诗歌的韵味真是妙不可言。如果让今天念经的和尚听到，他们一定会煽自己耳光的，发誓永不念经了！

扫墓后，很迟才吃午饭，我们是下午三点多才进瘦西湖的，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六点多了，游人散尽，只有这时，瘦西湖才显露出她特有的风韵。陪伴我们的是无涟的水面、归林的倦鸟、静静的白塔、稳稳的亭桥、依依的垂柳、熠熠的桃花。这时，你不由自主地会和大自然对话，会感到自己已经完全融入大自然之中。

在五亭桥的东北面，在桃柳相间的岸边，有一棵几乎成90度折弯的柳树，那是多少年来游人靠着摄影的结果，这里是拍摄五亭桥和白塔的最佳地点。就在这个地方，几十年间，我和外婆、母亲数次伫立，欢声笑语还在耳边，但是今天他们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这时，我才体会到李清照的《武陵词》中的“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受；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几十年都到同一个地方休假几天，坐在同一个位置上、欣赏同样的风景，甚至住同一个旅馆、进同一个餐馆、点同样的菜、，那是在感受生命啊！那是最昂贵的“消费”，说昂贵，不是指钱，有钱可以到任何想去的地方。但是，在旅游中感受生命的价值，由此所获得的精神享受，没有时间的积累是无法获得的，就象人们常说的，一夜成暴富，几代出贵族。

夕阳的余晖笼罩了整个瘦西湖（见照片），外公外婆还在继续眷佑着我们。。。。。！

我们这些如今四，五十岁的人，从小就习惯于“发愤努力”。“学海无涯苦作舟”。靠着“头悬梁锥刺股”的劲头，我们挤过了高考的“独木桥”，又挤出了国门，在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异国拿到硕士博士，扬名立万。也是靠着不断的奋斗，终于在这篇新大陆立住脚跟。古人说的“三十而立”，对我们来说都是汗水和心血换来的。

然而人到中年，这套奋斗换成果的实践却遇到了新问题。这不仅因为随着地位的变化，很多事情更依赖于机遇，环境和资源，更重要的是，随着各人走出自己的路，我们不再有升学，升级，涨工资那样的明显目标。不管自己如何努力，过去几年似乎处境没有多大变化，而放眼将来，似乎直到退休的路也能看到头了。这种时候，常常就会扪心自问：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下半辈子该如何渡过？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年危机”吧。

其实这个“危机”不是失，而是得。我们的上半生，基本是按照社会公认的要求走过来的：做一个好学生，好职工，好父母，好配偶，等等。人到中年，我们挣来了自己的一片天，在满足公认要求以外，还有了自己追求，发挥的空间。就像一只离开笼子的鸟儿，在展翅飞翔以前，先要四处望望，确定自己的位置和方向。所以，在我们为下半生的目标而困扰时，让我们先庆祝一下新得到的自由吧！

我的中年危机发生在几年前。受周围朋友的影响和鼓动。我也开始对“海归”创业蠢蠢欲动。但到“临门一脚”的时刻，我却总是下不了决心。后来慢慢想通了：创业并不适合我。当然我在金钱和权力的吸引力面前也不能免俗。但它们对我的意义毕竟没有如此之大，以至于我愿意承担象创业那样的努力和风险去换取。而我其实更看重的，是工作中的智力激荡和自由，也渴望有工作之外自己的生活。所以，我最终选择了一个适合我的工作，与“创业梦”告别，开始了生活中新的一章。从这段经历，我悟到一个道理：自己的价值观，才是人生的最终指南。能相对不受外界的左右而追寻自己的价值，是下半生幸福的基础。

人总是要有追求，要有目标，否则生活就会空虚无意义。这是我们从小就学到的道理。可是，不是所有目标都能实现的。人到中年，也是必须放弃一些梦想的时候。失望，遗憾永远是人生情感的一部分。但是，不完美的人生不等于失败。一个人从青年而上，就是理想和现实不断接近的过程。既要创造现实来实现理想，也要调整理想来适应现实。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好，就能有健康，幸福的心态。当然，现在离生命终点还远，还是需要有超越现实的目标。但是和年轻时不同，现在的目标是建筑在对自己价值观和能力更透彻的了解基础上。所以实现目标的过程也会给我们更多的享受与满足。年轻时的浪漫和执着，要让位给现在的智慧和务实。

我参加过一个老人的聚会。那里的来宾，一生经历各不相同。有的是公司高管，有的是将军，也有普通职员。年轻时，很难想象这些人会聚到一起。但是现在，每个人的身份都一样：退休老人。大家谈旅游，谈园艺，谈子女，谈健康，根本没有尊卑的区别。的确，进入老年，最重要的财富就是朋友和健康。这也是我们今天就该做好准备的。多锻炼，广交友，就是为自己未来的打工。过去的奋斗和成就有没有用？当然有。它造就了我们丰富的人生。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挥它的价值，以各种形式把我们的经验与社会和后人分享。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年又是一个承先启后，为前半生作总结，为后半生做准备的阶段。

中年时期还有一项重要功课，就是审视自己的信仰。我们是在无神论环境中长大的，以后忙于生活，很可能也没有真正认真考虑过生命的终极意义，人生的主宰和归宿这些“虚无”的问题。如今生活压力小了，又有了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可以再一次审视信仰的问题。我认为，信仰是很个人的事。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选择，基于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感悟。我只想说，如果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或者总是“现在太忙，以后再说”，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应该提上日程了。

我们年轻时常说自己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此说来，现在就是正午的太阳，正在热力最旺的时分。不过，把一生比作日升日落，虽然不失贴切，却总有些无奈的味道。我觉得，不如用一年来比一生。年轻时相当于春天的播种耕耘。那时的辛劳是为了将来的回报。同时，春天也是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时光。而人到中年，就好像到了收获的季节。不管年成好坏，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总是有着无可替代的满足。收获的时光是庆祝的时光。让我们以健康，欢乐的心境迈入中年，继续以自己的经验和技能造福社会，造福后代，也为自己的天地增添更丰富的色彩。

《纽约时报》2007年1月8日发表一篇报道“研究表明减税得益最富的人最多”（TaxCuts Offer Most for Very Rich, StudySays,，http://www.nytimes.com/2007/01/08/washington/08tax.html)。这篇报道引起了广泛注意。在Google上用“New YorkTimes”和文章题目搜寻，能找到977个网站。这篇文章是基于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Budget Office）的一个研究结果。文章没有给出有关报告的出处。但看来是2006年12月发表的“1979年到2004年有效联邦税率历史”( Historical Effective FederalTax Rates: 1979 to 2004，http://www.cbo.gov/doc.cfm?index=7718)。

这篇文章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例行报告。基于国税局的报告和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国会预算办公室分析各个群体的收入和联邦税赋的情况。《纽约时报》着重的，是各个收入层的税率（即交税数与收入数之比）。这篇报告除了所得税以外，还分析了其他种种税赋，包括社会安全税（含雇主负担的部分），杂税（烟，酒等），和公司税赋。其中不是个人直接付的部分，也按各人的消费和收入结构折算到个人头上。报告把全体国民按收入分为五层，每层占20%的人口。另外，收入顶尖的1%，5% 和10%（按人数）群体也分别列入统计。

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个原始数据，分析一下《纽约时报》所报道的几个“事实”。

《纽约时报》说：“虽然布什先生的减税降低了每个阶层的税率，但是最最富有的人，特别是顶尖百分之一的人，得到最大的好处。”文章还给出具体的例子：对于中等收入阶层（平均收入$56200），其税率从2000年的5%降到2004年的2.9%，而顶尖1%收入的阶层（平均收入$1.25M），税率从24.2%（2000年）降到19.6%（2004年）。文章得出结论说：富人的税率降低是中产阶级的二倍。

其实，这要看怎么算了。税率的变化，富人是4.6百分点，中产阶级是2.1百分点。文章说的没错。从比例说：富人的税率2004年是2000年的0.81倍，而对中产阶级来说是0.58倍。这样看，中产阶级减得更多。

以下是历史上总税率（包括所有联邦税）和所得税率的历史图表。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现象。首先，从总税率看，布什减税引起的变化并不是如此之大（顶尖1%与中间20%者的2004年税率2004年分别是2000年的0.94和0.90）。第二，从这二十五年的历史看，最富者（顶尖1%和最富的20%）的总税率和所得税率都大致和历史最低点持平。而其他收入层的税率，都明显低于历史水平。

美国有很多特有的节日。其中有一个人人痛恨的，就是四月十五日的“税日”。那是上一年个人所得报税的最后期限。每到这个时候，报纸，电台都会有很多有关税务的文章，报道。四月十五日这一天，邮局会破例开到晚上很晚，电视里会播放民众排队邮寄税表的场景。。。

其实，美国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所得税的。联邦政府的收入曾是来自交易税等其他途径。1862年，为了支付内战费用，国会开征了所得税，直到1872年停征。在1894年和1895年又曾开征过所得税，但后来被最高法院判为违宪。1913年通过了宪法第十六修正案，赋予国会征收所得税的权力。从此，所得税就成了美国生活的一部分了。

开始征收时，所得税的税率是很低的。富兰克林卢斯福总统为了对付经济萧条和支持二战，大大提高了税率。战后税率仍然居高不下，一直到1980年代“里根经济主义”大大减低了税率。下图显示了各种收入阶层（应税收入，以2007年币值，以往年份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税率历史（平均税率，不是边际税率）。（资料来源：税率历史：http://www.infoplease.com/ipa/A0005921.html；物价指数历史：ftp://ftp.bls.gov/pub/special.requests/cpi/cpiai.txt）

谈税，另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公平。美国的税制是累进的。收入越高，税率就越高。这符合公平的原则：富人应该多做贡献。但是税率差别多大才公平？这却没有绝对的答案，而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中折冲平衡。由于富人的人数少，给他们加税政治阻力最少。但是也有些政治家主张对资本利得征低税率来鼓励投资。而这又相对便宜了富人。所以每次加税或减税，贫富之间的平衡总是一个热点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在所得税中，还不仅是累进税率影响贫富差别。税法中有各种有利于穷人的补贴，减免等，富人是享受不到的。另一方面，富人也有自己逃税，避税的办法。所以，说到底是拿工资的高级白领交税最没商量。

下表比较2007年联邦所得税（夫妻合报）的两个假想情况（资料来源：TurboTax数据处理）。“低收入”可能是蓝领双收入或白领单收入家庭。“高收入”可能是资深白领双收入（夫妻各15万年收入，加上5万利息收入）。这两者都属于中产阶级。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高收入的子女扣减福利明显减少（从2子女到4子女没有任何变化）。在其他扣减中，一开始大家都失去标准扣减，而低收入的损失相对较大。但随着扣减数额的增加，高收入的相对税额减少不如低收入多（税率比随着扣减额增加而增加）。由此可见，光用纸面税率来比较而不考虑扣减，是不够准确的。

2001年小布什上台后减税，在给各个收入群体都降低税率的同时，并降低了资本利得和红利的税率。这个做法引起了广泛的批评，说减税总数的26.2%给了收入最高的1%的人，减税总数的67.7%给了收入最高的20%的人。所以布什是“给富人减税”。但是考虑到这些富人交的税占总数的很大一部分，他们得到大部分的减税也不奇怪了。事实上，减税的结果，富人在税赋重的比例还增加了。从这个角度，穷人是占了更大便宜。下表显示2005年预计各个收入组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以及他们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数据来源：美国财务部2005年3月报告，http://www.treas.gov/press/releases/reports/factsheetwhopaysmostindividualincometaxes.update.pdf）

这是假定所有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事实上，各个收入群体的税赋比例不光受税率的影响，还受收入分配和收入组成（工资和投资）变化的影响。比较合理的分析，是税赋比例与收入比例的商（我称之为归一税赋比）。在各个收入组之间比较，归一税赋比反映了赚同样数量的钱所要交的税。使用比例而不是绝对数，就排除了平均税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下图显示过去十多年来归一税赋比的变化。（数据来源：http://www.taxfoundation.org/news/show/250.html）

可以看出，除了低收入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以外，其他没有什么长期的变化。而低收入组下降的原因除了税率的原因以外，也因为贫富差别一直在增大。由于累进税制，这部分人的收入相对来说在下降，他们的相对税率也就下降了。另外，在没有大的税法变化的年份（1993到1999，2003至今），最高收入群的归一税赋比呈下降趋势。原因之一是贫富差别增大。进入高税率档次的钱越来越多，每块钱相对的贡献就低了。另外，高收入者根据税法调整自己的经济和财务行为，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虽然我没有数据证明）。

总之，交税是美国式生活的一部分，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目前的大选中，税也是一个容易触动选民神经的热门话题。不过说到底，各人提出的“改革”，相对于近百年的所得税历史而言，都是微调而已。我们不要太感情冲动，还是要凭数字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