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救世主》（以下简称《遥远》）是一部视角独特，涵盖面相当广的小说，后被改编为电视剧《天道》（王志文，左小青主演）。作家豆豆也可说是一位奇才。据说她是学经济出身，在德国留过学，后来才成为作家。但是她的身世并无正式披露。这本书的官方简介为：
“效力于德国一家私募公司的商界怪才丁元英，用他超出常人的手段，将从德国募集的资金投进中国股市，用“文化密码”疯狂掠夺中国的钱财，后来又良心发现，退出了公司，但退出是要受到惩罚的，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所有分红被冻结，甚至穷到天天吃方便面。回到古城“隐居”时，认识了从小在法兰克福长大、如今在古城刑警队任职的女刑警队员芮小丹。两人从相识到相知，从一对音响发烧友演变成了一对爱情发烧友，上演了一出精彩、浪漫、传奇的天国之恋。”
在我看来，这个简介远远没有点出本书的精髓。“天国之恋”只是情节中的一部分。而全书的中心，是围绕着“天道”，也就是社会，人生的客观规律，书中称为“文化属性”。所以读这本书的过程，实际上是跟着主人公“悟道”的过程。
“道可道，非常道”。真正的道，也就是 “终极真理”，远远超出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而且不管谁来讲“道”，他（她）的自身局限也就在其中了。所以“道”不是“道”的，而是“悟”的。不同的人，基于自己的经验，知识和悟性，“悟”的结果也就不同。《遥远的救世主》描写了几个“高人”惊世骇俗的行为和经历，为“悟道”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在这篇读后感里，我和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感受。
1． 商道：有没有“取款机的密码”？
《遥远》的男主角丁元英是以“商业怪才”的身份出场的。他主持的私募基金在中国股市上取得惊人利润。后来，他为了取悦女友随便出手一下，就在几个月中获得超过一倍的股票回报。但这些书中都语焉不详，只是说“中国的股市成了一台取款机，谁破译了文化密码谁就能开箱取钱。”。不过本书详细描述了另一个商业案例：丁元英带领几个“发烧友”和一帮农民，以一百万的资本引发音响业地震，逼得业内大亨林雨峰自杀，他主持的“乐圣”公司低头就范。通过这个案例，展现了丁元英通过“文化属性”获得的料事如神的能力，以及他独特的商业理念。有人说，这本书是商人必看的教科书。
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丁元英本人是一个音响发烧友，自己开创了“双推动”音箱的技术，得到超高的性值比。为了“扶贫”，他以这个技术和一百万资金为底子建立了“韵律诗”公司。主要产品是音箱和机柜。他把王庙村的农民组织成独立公司承包“韵律诗”的订货，用“不把自己当人”的心态达到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水平。在销售方面，通过在欧洲数国设立代销和请外国实验室鉴定的方法建立品牌，然后在全国展销会上突然降价一半多，当天把一年多积存的音箱产品销售一空。这个做法把它的同行和供应商，音箱界的十几年大佬“乐圣”公司逼入绝境。“乐圣”认为“韵律诗”低于成本销售从事不正当竞争，而提起诉讼。但法庭上“韵律诗”证明了它低成本的生产模式，赢了官司。“乐圣”无路可走，只得放弃自己的音箱生产线而与“格律诗”合作，把王庙村的农民生产网作为自己的生产基地。而这，恰恰是丁元英引发这场地震的真正目的。
《遥远》把这场商业博弈称为“杀富济贫”：打破了“乐圣”超额利润的市场，给王庙村的农民创造了机会。这个故事中也表达了很多的理念，特别是丁元英“料事如神”的能耐：整个过程历时两年，完全是按着丁元英的脚本发展的。的确堪称一个以小博大，无中生有的“神话”。但是，虽然作者精通商业，毕竟不是神。所以，要写神话就不是那么容易。在我看来，这个商业“神话”有不少高明的地方，但也有它的漏洞。
从总体上来说，丁元英的战略是典型教科书的“后发制人”战略。新来者进入市场最好的办法，是突进型策略（disruptive）。在这里，丁元英用的是商业模式上的突进：通过与农民企业网联合运作，躲避公司本身的劳动保护，环境保护等法律责任，而大幅度降低成本。这样以低价优势，可以打破老牌企业如“乐圣”的市场占有。至于“双推动”的技术优势和“外转内销”的品牌建立方法，只是这个战略成功的条件而已。
但问题是，教科书上的“突进战略”的目的是避免直接与老牌企业竞争。而丁元英却恰恰相反，他是要与老牌企业“乐圣”决战。通常，这样的做法无疑于自杀：悬殊的实力使新来者没有取胜的可能。但是“乐圣”有两个致命弱点：它的资产负债比很高，经不起任何信心的冲击。它的总裁林雨峰刚愎自用，不会把“格律诗”看成平等的对手。正因为丁元英掌握了这个“文化属性”的“密码”，他才在这场不可能胜的博弈中稳操胜劵。这个事例，说明了丁元英的高明，他对事物本质性的认识。
但是，商场毕竟是有客观规律的。高明的商人有优势，但是“点石成金”这样的事是没有的，除非对手特别愚蠢。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个案例。
首先，从数字上看，“格律诗”的优势并不那样明显。“格律诗”的批发价是3400元（三十章）。丁元英说每对赚110元，即成本为3290元。而“乐圣”请专家的估价（三十一章），音箱价格是3446元。相差并不大。而“专家估价”中，“格律诗”自己制造或加工的只有音箱板材（120元）和接线柱（720元）。书中没有交代接线柱是如何省钱的。音箱板材的加工费部分也没有交代。所以，如果“格律诗”与“乐圣”的价格相差如此之大，以至一推出就足以置乐圣于死地，并非因为它的成本有革命性的降低。
第二，“格律诗”的农工式生产有其本身的弱点。首先，它的质量难以保证。虽然书中提到加工环节相互监督的质量控制措施，但毕竟音箱的质量不是农民肉眼手工能检验的。生产条件不能严格控制，质量是保证不了的。第二，它的生产能力也有限。它降价一天，就卖掉了一年多所生产的五百套音箱。这样的运作是不能持久的。（市场规模可以用“乐圣”库存量2601套作参考，见三十一章。）所以，它不可能抢走“乐圣”的市场。当然，它的降价对“乐圣”是一场公关灾难，因为消费者的期望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不是不能应对的。当然，“乐圣”有了新的竞争者，必然要影响盈利。但不会到生存不下去的地步。更何况“格律诗”的“双推动”音箱与“乐圣”的产品在品质和成本上都是有相当差别的。通过适当的行销策略，“乐圣”完全可以分割市场而把对自己的影响减到最小。可是林雨峰没有选择商业的应对而是选择意在置“格律诗“于死地的诉讼。这尚可归因于他自大和心胸狭窄。在准备诉讼时，“乐圣”方面调查没做到家，居然连对方的生产基地都茫然不知，这就不是心态能解释的了。
第三，败诉后，“乐圣”也不是无路可走。只要通过公关披露“格律诗”的生产方式及其在质量和产量方面的局限，很难想象有多少消费者还愿意为了价格差别而选择“格律诗”。退一万步，“乐圣”也可以照搬“格律诗”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模式既没有专利，也不需要超常的经营能力。“格律诗”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形成了生产能力，“乐圣”完全可以做到同样的转轨。即使音箱的利润大受影响，但“乐圣”的喇叭等产品，可能因为音箱市场的扩大反而增加利润。但是，“乐圣”选择了另一条路：总裁林雨峰自杀，公司以投降的姿态与“格律诗”合作。这其中唯一的理由就是“资产债务比”。但是教育债主就这么难吗？
所以，这一场商战的结果并非是因为丁元英掌握了什么“密码”，而是因为对手太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