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峰的博客

以前认为，科普就是这些内容，翻来覆去也不会有多少新意。但最近读了三本科普书，虽然内容有交迭，风格却大相庭径。

第一本是“与基因共处”（Living with Our Genes by Dean Hammer and Peter Copeland, 1998）。这本书主要讲遗传与性格的关系。作者之一Dean Hamer 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的遗传学家。他从事关于基因在人的行为中作用的研究十几年，特别是以研究同性恋中基因的作用而闻名。他这本书涵盖的领域是比较窄的，大多数章节都与他自己的研究有关。另一位作者是专业作家，大概负责文字修饰吧。

这本书讨论了人性的许多方面，包括追求刺激，担忧，愤怒与暴力，成瘾，性取向与性需求，智力，体重，衰老等。书中不仅以统计（主要是人群研究和双生子研究）证明人的这些素质与先天遗传和生理特质有关，而且讲述了具体相关的基因和这些基因起作用的渠道。所以，不但本书叙述的问题饶有兴趣，它也提供了一个接触生物生理学和遗传学的窗口，让外行了解到这些领域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因为是本行专家写的，这本书对研究的结论和得到结论的方法同样重视。对于每一个结论，书中都介绍了有关证据是如何发现和得到的，这些证据说明了什么，以及还留下什么疑问。在不少问题上，为了保持严谨，本书宁可冒着使读者困惑的危险而展示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而不是只推出“主流结论”。这种介于“综述”和“科普”之间的写法，很容易失之于枯燥，特别是对于没有科学训练的读者。但这本书却没有这个问题。所有作出发现的经过都通过故事来叙述，而其意义也说得既准确又简明。读这本书，就好象跟着作者在科学研究中探险一样。这个通俗易懂的特色，恐怕就是专业作家（第二位作者）的贡献了。

第二本是“异想天开的物理”（Physics of the Impossible by Michio Kaku, 2008）.作者是一位研究超弦理论的物理学家。但他近年的著作却以科普和科学政策方面的为多。

在这本书里，作者针对科幻小说（特别是“星际旅行”系列）里出现的“未来技术”，从科学（主要是物理学）的角度分析其可能性。他把“异想天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今天的技术做不到，但不违反任何已知的物理定律。这些有可能在一百年左右时间内实现。第二类是在我们今天知识的边缘，有可能在一千年时间内变为现实。这类大多涉及时空变形，如时间旅行。这些目前只是粗略的概念，并不知道在数学上是否有解。即使有可能被广义相对论所允许，其所需的能量也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能力，而需要收集整个太阳系以至整个银河系的能量。第三类则是与已知的物理定律矛盾的。除非我们对物理的了解发生根本改变，这些永远不可能实现。但即使这类“异想天开”，也值得仔细讨论，例如“永动机”有没有可能使用“暗能量”？

这种“物理学家写物理”也算是专家著作。但是物理这个领域比上一本书涉及的“行为遗传学”大得多，面面俱到的“物理学家”是没有的。事实上，我觉得作者在他本行的基本粒子和引力论以外，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在讲到“隐身”材料时，没有说到“光线转弯”和重现被挡住的影像并不是一回事。在说到用等离子体形成“力场装甲”时，对等离子约束方式的限制也没有提及。在谈到他的本行时，对超弦理论的推崇不无偏见。和上一本书相比，这本书科学上的严谨性就差远了。但是它起到了另一个作用，就是揭示了科学中想象力，创造力的作用。科学不只是从已知到未知一步一步的旅行。它还包括对遥远的未知的憧憬和想象。而科学的基本理论又为这种“幻想”同时提供了燃料和限制。例如“时空旅行”问题，除了具体实现的途径以外，还有科学家（包括霍金）试图从基本的数学和物理原理上证明或排除其可能性。对星际旅行所需要的“高速度，高能量”挑战，听起来像个技术问题。但其中涉及也不少宇宙学的基本问题。例如，有一种设想是收集空间中的反物质粒子作能源。这就涉及到“反物质在空间中的密度”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了。

在科学的严谨和幻想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是很多科普作家的目标。这个目标对开阔科学家的思路和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都很有意义。作为物理学家的作者，在这样的层面上描述和讨论物理的基本原理，是很适当的。虽然这本书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作者个人的研究，但他对物理基本原理的透彻了解是写这本书所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受过大学本科的物理教育，那么即使能读完这本书，恐怕也体会不了其中的精髓。

第三本书是“准则”（The Canon: A Whirligig Tour of the Beautiful Basics of Science by Natalie Angier, 2008）。这是一本全面讲述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地质，天文等学科基础知识的书。作者Angier是物理和英文本科毕业，担任《纽约时报》的科学记者，普利策奖得主。她的目的是向很少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介绍科学基础知识，使他们对科学不觉得恐惧，而是发生兴趣。这本书并不涉及很多尖端知识，但却通过很多比方，笑话和俏皮话来把基础知识介绍得非常引人入胜。从这方面说，她非科学家的背景反而是长处，因为她更容易知道哪些是特别难于理解的东西，而且有她自己简化这些知识的办法。她不是科学殿堂的建造者或管理员，而是其中的一个导游。

有人在讨论，科普的作者是不是必须是本行的专家。上面三本书的对比给了我们一个答案：科普本身有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特色。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对科普作出不同的贡献。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科学的态度：有一说一，而不是不懂装懂。做到了这一点，我们都可以成为科普百花园中的一员。

【这是网友mendel首发“星湖沙龙”的文章http://www.starlakeporch.net/bbs/read.php?1,39836,39836#msg-39836 这篇文章浅显易懂地介绍了一个有趣的课题。通过遗传，选择的现象来回答一些人类学的问题。这个例子也说明，有些时候并不需要多么高深复杂的知识，而是需要一个新的视角。文中提到人群长期演变的结果Rh或阴或阳但会纯化，这与物理中的“自发对称破缺”有相通之处。】

在现代遗传学诞生前，人们往往用“血缘”这个词来表示生物个体（包括 人类）的亲近关系。所谓血脉相连，人们从自己朴素的生活经验中，认为 亲代和子代的亲近关系存在于他们的血液当中。中国人就有用“滴血验 亲”的方法来确定子女的关系。

“血缘”这个非常传统，古老而朴素的认知，事实上也有些现代遗传学的道理。

生活在西班牙中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Basque)人，一直认为他们有 自己独特的而不同于欧洲大陆的生活传统，语言文化。他们应该有自己独 立的一个叫Basque的国家。我们知道，欧洲大陆上的那些众多国家，基 本是沾亲带故的。而巴斯克人认为，他们有自己更独特的而和欧洲大陆其 他民族不同的血缘关系。当然，他们寻找独立的愿望作为一个政治话题， 一直没有实现。

1937年，美国科学家Karl Landsteiner 和Alexander S. Wiener 发现猕猴 （Rhesus Macaque）血液里面的红细胞会在兔子体内产生一种可以和某些 人血液里面的红细胞相结合的抗体。也就是说，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不 同于ABO系统的新的血型。他们把这种血型叫为“Rh血型”。Rh血型 是由人血液里面的红细胞表面的Rh因子决定的。红细胞表面有Rh抗原的人 就叫Rh阳性，没有Rh抗原的人就叫Rh阴性。

有一种新生儿溶血病一直困着欧洲大陆的妇女。她们的头胎孩子总是平安 无事，但是她们的第二胎小孩就会在出生后，血液呈现紫色，呼吸困难。 1937年，Rh血型被发现后，人们终于知道了原因。如果一位妇女是Rh阴 性，而她的头胎小孩刚好是Rh阳性的话。头胎小孩的红细胞进入母体 后，就会在母体内产生Rh抗体。因为母亲是Rh阴性，所以这些抗体对她 没有任何危害。但是，当这位生过头胎的母亲再生第二胎，而第二胎又刚 好是Rh阳性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母亲血液里面的Rh抗体就会通过胎盘 进入第二胎的血液系统里面，和第二胎红细胞表面上的Rh抗原因子结 合。在母亲体内，胎儿是通过母亲血液得到氧气的，自己的红细胞并没有 起什么作用。但是，一旦分娩出生后，他/她自己的红细胞就必须工作， 而此时他/她的红细胞已经遭到来自母亲Rh抗体的破坏，于是就出现了血 液供氧不足的现象。

那么为何新生儿Rh溶血现象在欧洲大陆经常发生，而较少在亚洲、非洲 或南美洲大陆出现呢？原来在欧洲以外的人群，99%以上的人是Rh阳 性，只有低于1%的人群是Rh阴性，而欧洲大陆的人群，有高达16%的 人群是Rh阴性。

很明显，Rh阴性比较越高，人群中第二胎新生儿Rh溶血现象就会越多出 现，对人群越是不利。从群体遗传学的角度看，如果一个人群的存在时间 越长久，Rh阳性或阴性的等位基因的一方就会被渐渐淘汰掉，Rh等位基 因在人群中就会越纯：人群中99%以上的人，要么全是Rh阳性，要么全 是Rh阴性

那么，为何现代欧洲人群中含有这么高比例的Rh阴性呢？聪明的读者立 刻会说“因为现代欧洲大陆的人群形成的时间还不够长。”，You get it !

有遗传学家认为，因为新生儿Rh溶血现象的进化压力的关系，不知什么 原因，欧洲的人群曾经几乎都是Rh阴性，而亚洲大陆的人群却进化出几 乎都是Rh阳性。后来，亚洲，特别是中东一带Rh阳性的亚洲人渐渐向欧 洲迁移，和欧洲Rh阴性的人发生混杂，Rh阴性基因就慢慢被淘汰。

现在欧洲大陆人群中还存在高达16%的Rh阴性，是因为这个淘汰的时间 还不够长。

更让人们吃惊的是，Rh阴性在巴斯克人群中的比例竟然高达35%! 这说 明，巴斯克人是一群更古老的欧洲人。他们的基因被来自亚洲的Rh阳 性人群的“污染’相较欧洲大陆其他人群来得少，所以他们会保存有更多 的Rh阴性基因。

以前巴斯克人只能从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化强调他们和欧洲大陆其他人群的 不一样，1937年后，Rh基因的发现更进一步从遗传学上证明他们确实是 和欧洲大陆其他人群不一样。 所谓的巴斯克血缘，在他们的血液里面得到了遗传学的证明。

你走进一家拥挤的饭店，服务人员递给你一个号码，请你等候叫到号码时再入座。你看了看号码：97号。你用心地记住了它，免得叫号时错过。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排队流程，还是饭店企图让你提高消费水平的暗招？

提这样的问题并不是阴谋论作怪。1974年，心理学家Tversky和Kahneman报道了这样一个实验。[i] 他们让受试者猜测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百分比。在给出猜测前，受试者先面对一个由轮盘赌随机产生的1至100的数字，并回答“非洲国家的百分比是否高于这个数字？”然后，受试者才给出自己的估计。结果表明，这个明显无关和随机的数字，竟会影响受试者估计的结果！接受到10和65的两组人，所估计的百分比的中位值分别为25%与45%。在另一个实验中，受试者被要求很快估算8的阶乘。正确答案是40320。而两组受试者答案的中位值分别为512 和2250。其区别是，第一组受试者面对的问题是1×2×…×8，而后一组的问题是8×7×6. . . ×1。

这个现象被称为“参照效应”（anchoring effect）。参照效应是指人们在作决定和估计时基于某些已知值，尽管这些值与面对的问题没有关系。比如，在估计对一个物品自己愿意出的价钱时，受试者先被问到：如果该物的价钱等于你社会安全号的最后两位数，你愿不愿意买？然后受试者被要求给出自己的出价。虽然大家都清楚，社安号与商品的价格是没有关系的。但由于第一个问题，它就影响了受试者对价格的估计。而且，这种影响只是引进一个偏向：“参照值（anchor）”高的人的平均出价也高。但不是出价数真的等于参照值。

有一种理论说：人们在缺少信息的条件下估计一个数字时，往往从一个初始值开始然后进行调整。而调整的幅度往往是偏小。所以，初始值就会影响到最终的结果。而那个与问题无关但引起人们注意的“参考值”，就成为了估计的初始值。ⁱ   照这样说法，对于已经有所了解的估计对象，参照效应就应该减少了。确实，研究表明，让受试者估计自己对一件物品的出价时，如果提醒他们价格的不确定性，参照效应就变强，而如果告诉他们店里的标价（但不是实际售价），参照效应就减弱。[ii]但是即使是很熟悉的事，我们也还是逃不开参照效应。即使在有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比如对于摆在眼前的熟悉的物品出价（了解市场价格），或者对忍受一段已经放过的噪音要价（了解主观需求），参照效应还是很明显。而且参照效应一旦形成，无论是新的暗示还是新的事实，都难以消除其影响。[iii]

聪明的商人早就知道和利用参照效应。比如商家打折时总是列出更高的“原价”（list price），尽管从来没以那个价钱卖掉过商品。研究表明，适当选择的“原价”能影响消费者对商品价格范围的估计和对实际价格之吸引力的感受。[iv]  即使“原价”高得不可信，它对提高消费者对实际价格的估计仍然有正面作用。[v]另一个例子是卖奢侈品的精品店。[vi]  精品店里商品价格高得离谱，普通行人进去后，会发现大多数东西都买不起。但是正因为此，顾客却认定了这是“高档”店，愿意花比外面高得多的价钱买些小玩意儿。那些离谱的高价，就起到了“参照值”的作用，使顾客认为现在花的只是“小钱”而已。而有时候，商家需要打破顾客已有的“参照值”。比如星巴克（Starbucks）就是成功地把“咖啡”变成了“体验”，从而不受其他便宜咖啡店的参照值影响。通常说的“市场定位”，参照效应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

参照值不仅来自外界，也可以是自己的固有观念。例如，研究表明当人们搬到一个新的城市时，对房屋价格（买或租）以及通勤距离的选择往往接近于自己以前的情况，尽管市场和选择空间有了很大变化。直到一段时间后，才在心理上适应新的市场。[vii]^{, [viii]}  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对报酬的满意程度，往往取决于工资增加的幅度，而不是绝对值。也就是说，以前的工资值成为提薪后的参照值。ⁱⁱⁱ

不要以为参照效应只对凭感觉，不理性的人才起作用。实际上大多数有关参照效应的实验都是以大学生，商学院学生为对象的。而且，参照效应与理性并不矛盾。在作一系列相关决定时，虽然参照效应影响了初始值，但这些决定之间的相互关系还是理性的。例如，由于参照效应，一个人为买酒愿出的价格会不同。但是每个人在不同时间对不同品质的酒的出价高低顺序却是相同的。ⁱⁱⁱ   经济学上的流行看法是：每个人对不同的需求有个“实用曲线（utility curve）”，也就是不同的物品和服务对自己的价值。“参照效应”的理论指出，这个“需求曲线”是有的，但对于每一类的物品和服务，这个曲线只能决定他们相对的价值。而决定其绝对值的参照点，则很可能取决于某个偶然的，或别人暗中设置的“参照值（anchor）”。

关于参照效应的最早研究，就是本文第二段应用的工作。事实上，这两个实验只是那篇论文中的一小部分。论文的题目是《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直觉与偏向》。从那以后，Tversky和Kahneman这两位作者进行了一系列工作，证明人们并非传统经济学中所假定的“理性动物”。相反，人们的很多决定是依赖直觉的，而直觉往往是错的，特别是涉及到数字或几率时。这个工作使得Kahneman分享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Tversky当时已过世）。[ix]  今天，了解直觉和参照在我们决定中的作用，仍然是很有益处的。

很高兴来到德赛博客与大家做邻居。我的博客主要是自己学习的笔记和杂感，也有一些回忆文章。欢迎大家光临指教。等我学会导入数据，就开始啦！

【续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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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出高风险经营可以说是信贷社危机的主要原因。当然这期间有不少广为报道的犯罪行为，有些是信贷社及其客户的高级主管，也有些涉及到政府官员。但是从总体上说，由于犯罪造成的损失只占总损失的很小部分（有人估计为5%）。同时风行的垃圾债券也对信贷社危机有贡献，但也不是主要的。是什么造成了当时的高风险经营呢？以下我们总结几条，并与目前的金融危机参照。

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对利润（特别是账面上利润）的过度追求。追求利润本来是所有企业的共性。但是一个企业应该权衡短期利益（包括利润）与长期利益（包括安全性）。这种权衡的结果也受经营条件的影响。在1981至1982年，信贷社面临利率倒挂，常规业务亏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生存，只好竭力追求利润，而置风险于不顾。类似的利润压力也是目前次贷危机的成因之一。由于美国政府多年的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加上巨额贸易逆差，美国投资市场上资金充盈，从而回报就下降。于是投资机构为了维持经营业绩，就有高风险行为的动力。而企业“让数字说话”的传统，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只要经营业绩（利润）亮丽，投资者，同行和政府监管机构就不会对企业运作太挑剔。而其背后的风险，也就不被质疑了。再者，在从事高风险经营时，风险（特别是系统性的风险如利率变化，市场泡沫破裂等）往往不是随时发生的。但与之关联的高回报却是经常性的。所以从一段时期看，投机越厉害的企业业绩越好。而这种业绩设定了行业的盈利标准，而诱迫其他企业跟风而行，直到危机发生算总帐。所以虽然大多数从业人员是清醒的，但整个行业“发疯”的现象却层出不穷。

其次，风险和回报的承担者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信贷社有联邦保险，最终的风险由政府承担。所以储户根本不用担心信贷社的风险。从事高风险投资的信贷社，反而有条件提供更高的存款利息，从而更有竞争力。特别是当信贷社已经资不抵债时，连管理层也没有控制风险的动力了。他们避免破产倒闭的唯一希望，就是赌博成功而得到超额利润。如果赌博失败，他们的下场也和不赌博一样而已。政府为了避免理赔而让资不抵债的信贷社继续经营以期翻本，从整体上说只会让他们越陷越深。从另一个层次上说，对于高级管理人员来说，他们的报酬与企业表现的联系是不对称的。企业赚钱时，他们可以按比例得到奖金和股票利益。企业赔钱时，他们失去奖金和股票利益，但只限于当年的收入。所以从自身利益来说，与其让企业保持稳步小赚，不如大赚大赔。这种管理人员与企业的利益冲突，在今天的华尔街仍然存在并且风行。

对风险的评估也是一个难题。百多年来，金融界对风险评估很重视，发展了一套定量方法，并有专门评估的百年老店。除了参照穆迪，斯普等专业机构的评级外，大的投资机构还有自己的模型来评估各种金融产品的风险。保险业的精算更是看起来无懈可击。这种情况给人一种安全感：风险评估已经是一门科学，其结果是可靠的，客观的。但实际上远不是如此。风险评估不论程序如何复杂精致，其出发点总是以往的统计数字。所以，它的结果只有在市场参与者行为不变的情况下才有效。然而，现实世界并非总是稳态发展的。常常是一个新的金融潮流或概念改变了很多人的行为，而风险评估不能及时跟上。当年的房产开发热潮与信贷社和开发公司之间的“私通”，以及今天的次级贷款，都是这样的例子。更糟糕的是，同样道理，会计规则改变的影响也很难预测，因为这种改变也会改变人们的行为。信贷社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保险机构对风险预测不现实。在躲避目前理赔的同时，大大增加了未来的风险，而使自己陷入更深的泥潭。这次次贷危机开始时，从政府到企业对危机的规模估计远远不足，也是因为套用以前贷款违约的统计数据，而没有考虑到过去几年放贷行为的变化。特别是可变利率的贷款在利率上升和房价下跌同时发生的情况下非常危险，而这种情况在可变利率贷款风行以来还没有发生过。所以过去的经验并不能反映未来的风险。希望通过这些历史教训，业者对于风险估计的可靠性有个现实的认识。

与之相关的，是利用保险来管理风险的做法。信贷社危机中，信贷社成批倒闭而使得联邦保险机构无力应对，是第二阶段问题的根源。次贷危机中，为房贷债劵提供保险的AIG的保证金不足也是影响企业间信心和信任，从而使银行间资金往来停摆的重要原因。在这两个危机面前，保险机构及其背后的政府起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作为风险的最后承担者，为行业和公众提供了信心，保证了系统正常运转。但另一方面，有了保险，企业和其客户就不关心风险，而他们恰恰是最有条件监控风险的。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如何平衡这两个作用，是一个讨论了很久但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保险这个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风险。保险的基本做法，是从各家收来保险费，用来救助有需要的客户。这对于随机发生的灾难（如事故或疾病）是有效的。但金融界的某些灾难是全行业性的：灾难一来，每家都需要救援。而这是不可能靠保险费的储备来满足的。所以避险的方式除了保险和企业自身的资本后备外，还需要针对市场性和行业性危机的对冲措施。对冲已经是目前常用的避险措施，但尚未列入监管法规中。由于对冲比起资本后备和保险要复杂得多，这也要求监管机构更为专业和积极。

政府在危机面前的应对失据，也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危机初起时，政府往往采取消极的对策，希望业者自行摆脱困境。信贷社危机第一阶段中，政府采取放宽经营和会计限制的对策。基于对这个危机短期性（与利率超高有关）的认识，这个对策不能说不合理。但问题是，对随之而来的投机行为和可能的后果预计不足，没有采取有效监管。在危机初现时，出于种种原因反而更放松了监管，一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后换了一届总统，才在1989年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以国库注资彻底清算关闭有问题的信贷社。这次也是如此。华尔街投机之风盛行已经多年，政府一直听之任之，对于新推出的种种产品也没有相应的管制法规跟上，对于金融机构过度运用杠杆，借款和证券重组等工具的行为也不予管制。到了危机爆发，才在目瞪口呆之后出手救援。

金融业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对整个经济健康的影响。在其他行业，业者操作失当的后果通常局限在本行业。如果提供的产品不对，自然卖不出去而停止。但是金融行业的产品是资金，而资金是不会“过剩”的。金融行业的操作造成资金配置失衡，并不总是会被市场纠正。相反，整个经济会变得畸形来适应这种“配置”。在信贷社危机和这次的次贷危机中，资金不顾风险流入房地产，就造成房地产建造过热和价格泡沫，进而影响到消费者信用和其他行业。这样，面对恶果的，就不光是始作俑者，而是整个经济了。而房地产和股市是特别容易受影响的“牺牲者”，因为它们运行的价格没有客观基准，而是取决于“需求”（即资金数量）的水平。而且这两个行业本身就有很多投机者。所以，对金融业的管制和其他行业不同，不能完全依靠市场反馈，而且对安全性的要求也应该更高。从对国计民生的影响来说，金融行业的重要性可以和医药业相比，但其受监管的程度和方式却大不相同。这里有很多可以深思的问题。

经济行业自由经营，自负盈亏，是天经地义，政府不应该当“保姆”。但是另一方面，政府的职责是看管好国计民生。如果企业行为的后果会危害到公众利益而有可能依赖政府救助，那政府不监管其经营就是失职。平心而论，政府对金融业的管制是一直存在的，也有专门的机构负责。但是各种条例的制定与实施是否合乎客观规律，则很值得检讨。首先一个问题，是政治考量的干扰。信贷社危机的第一阶段中，政府采取放宽管制“饮鸩止渴”的对策，主要就是因为想避免联邦保险机构FSLIC的事实破产公开化而造成政治影响。在2006年，政府为了推行帮助低收入和少数民族拥有房屋的社会政策，指令房利美和房地美（FennieMae 和FredieMac）购买含有次级贷款的证券。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两房”进入次贷市场不仅为这个高风险的市场注入巨资火上加油，而且对投资界释出“政府会为次贷市场背书”的信息，引发更大的投机热。可见，在遇到难题时，政客们往往把放松管制，鼓励冒险作为“无本万利”的应对措施。但最终往往造成更大的经济成本。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的法规往往跟不上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创新。长期以来，信贷社的经营范围被限制在居民存款和居民房屋贷款。这样当短，长期利率倒挂时，它们面对亏损就无计可施。这一次，在次级贷款及其衍生证券出现时，也没有适当的会计和融资法规来规范这个新市场。所以，政府管制机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需要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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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爆发后，金融界的业者学者眼镜跌了一地。连自由经济的“大师”格林斯潘都认错，并坦承到现在都不能解释背后缘由。他说：“现代的风险管理框架在几十年中被确认无疑。但是这幢大厦却在去年夏天轰然倒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这个废墟上我们将建设何种新的理论和实践。虽然这场危机迫使政府和纳税人出手救援，但这并不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终结。相反，这场危机的原因也许恰恰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被违反（例如得利益者出成本）。如上所述，信贷社危机和次贷危机是最近两次最大的金融危机而且有不少共同之处。回顾信贷社危机的始末，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次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为将来的资本主义金融系统建立完善一些的安全体制。

中国有句俗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换成金融界行话，就是高风险带来高回报。现代金融工程的种种“发明”和“产品”，说到底就是在风险和回报之间打转，以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基于各种模型，公式，风险和回报的权衡被量化。往日的“投机”，如今成了戴着科学光环的“对冲”。

然而，“风险”这头怪兽并不那么容易被驯服。它每每探出丑恶的头，把华尔街以至整个经济拖入危机。目前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给美国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动荡，也迫使美国的纳税人承诺七千亿之巨款支撑陷入困境的银行和投资行。这场灾难引起民怨沸腾，也给共和党的竞选带来致命一击。这不禁令人想起二十多年前美国的另一场危机：持续整个八十年代的“信贷社（Savingsand Loan）危机”。虽然从涉及的行业和金额，以及涉及的金融工具的复杂性来说，现在的危机都要远远超过信贷社危机，但是这两个危机有一个共同点：两者都是因为风险管理的失败而引起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一下信贷社危机这段历史，对我们了解今天和预见明天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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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信贷社（Savings and Loan又称thrift）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萧条期间建立的，旨在提供住房贷款，帮助民众拥有住房。与商业银行相比，它的业务比较简单，仅限于接受个人存款和提供居民房屋贷款，而不从事针对商业机构的银行业务。政府对信贷社的监管也和对银行有所不同。和银行一样，信贷社的存款也有联邦政府提供的保险。但在1989年以前，它的保险提供者是联邦信贷保险公司（Federal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或FSLIC）。虽然它由联邦政府背书，但理论上它是自负盈亏的。任何来自政府的资助都需要国会批准。相比之下，银行的保险提供者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或FDIC）是直接由财政部支持的。

美国的信贷社危机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到九十年代初才基本解决。它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79年至1982年间，由于利率变化而引起许多信贷社陷入亏损以至破产边缘。政府放松了有关法规，希望这些企业能“自救”。这是第一个阶段。在第二阶段，1982年起，信贷社行业出现快速增长。但资不抵债的企业也迅速增多。这个趋势持续到1989年。1987年起，政府开始动用国库进行救援。到1995年救援工作基本完成。

第一个阶段的危机，主要是由于七十年代的利率高涨而造成的。信贷社的基本运行模式，是以短期的存款来资助长期的房屋贷款。一旦把存款得来的资金注入贷款，就需要以新的存款来支付老存款的提取，直到贷款到期。在这期间，由贷款收来的利息可用来支付存款的利息。这个模式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一直没有问题，但到七十年代却遇到了困难。首先，由于通货膨胀造成利率上升，使得存款利息支出增加。但是长期贷款是固定利息的，就造成信贷社入不敷出的亏损局面。而且在利率上升时，固定利率贷款的市场价值自然下降，使得信贷社的资产情况变坏。其次，当时联储会采取紧缩银根的政策对付通胀，引起“利率倒挂”，即短期利率高于长期利率。这样，信贷社即使新的生意也必然亏损（长期贷款得来的利息不足以支付短期存款的利息）。更为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利息高涨，社会上出现很多新的存款方式如货币市场（moneymarket）。而信贷社的存款利率是受管制的，没有竞争力。这样信贷社的存款减少，引起迫在眉睫的现金流困难。

这些问题造成不少信贷社资不抵债，实际已经破产。照理，FSLIC应该关闭这些机构，进行理赔。但是当时政府没有这样做，其主要原因是FSLIC已经没有足够资金去理赔，而当时的政治环境又使得从政府注资十分困难。另一方面，有关人员也相信这些困难来自于利率上升这个短期因素。等到经济状况改变，利率下降之后，这些问题都会烟消云散。而目前只要现金流没有问题，即使资不抵债的信贷社也可以继续运行。在里根“自由经济”的理念指导下，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放松监管的措施，以期信贷社提高盈利，改善资本状况，度过难关。

这些陆续推出的措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改变会计规则，使得账上的资产状况得到改善，以增加公众信心，保证现金流。这些措施包括：

》降低净资产的要求（从5%到4%和3%）。这使得资产不足的信贷社得以生存（但资不抵债的风险更高）。对新建立的信贷社要求更低。

》允许在出售资产（例如房屋贷款）时，对因为利率变化造成的价值损失分到十年中减扣。这样当年的账面营业损失就会减少。

》允许信贷社将贷款资产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卖给保险机构（FSLIC）换取所谓“资产证”（net worthcertificate）而计入资产值，而在市场变化后（资产增值后）再换回。这等于是FSLIC替信贷社承担了资产价值变化的风险；如果信贷社破产，FSLIC就承担了资产贬值的损失。这个方法隐藏了信贷社资产不足的表现。

》允许信贷社将营业部房屋等财产计入净资产要求中。因为这部分财产是很难变现的，这实际上是降低了运营资产的要求。

》把“商誉”（goodwill）的减扣时间从十年增加到四十年。商誉是购买资产时，所付价格与资产的实际价值的差别，也就是所谓的无形资产。举个例子：如果一家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其实际价值为负100万。而因为它在营运中还能赚钱（每年2.5万），另一家公司可能愿意无偿收购它。这样，收购公司就需要扣减100万的商誉。如果分40年减扣，每年要扣2.5万，正好与收购资产产生的盈利相抵，而不亏钱。显然，减扣的年份越长，这种收购案就越有吸引力。另一个例子更奇怪：如果有一笔100万元的房屋贷款，5年到期，期间只付利息，到期才还本金。因为它的利息比现行利息低，所以市场价只有80万。如果一家公司花100万买了这个贷款，它就需要扣减20万的商誉。分40年，则每年扣5千。但是5年到期后，这笔贷款还是能返回100万的价值（本金）。所以5年中贷款的价值从80万增加到100万。公司可以每年计入4万收益（再加上利息收入）。两者相抵，原来受损失的贷款，就因为转了个手，居然就变成赚钱的了！当然，这只是账面上的戏法，因为还有剩下那些年的扣减要对付呢。这个规定，意在鼓励其他机构收购有问题的信贷社或有问题的资产，免去了FSLIC理赔的责任。同时，没有扣减完的商誉还留在资产报表上，有助于满足净资产储备的要求。所以，“商誉”的宽松处理从收支和资产两方面都带来了好处，尽管仅仅是账面上的。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中，类似的规定又被实行了（见2008年9月17日的《纽约时报》）。

第二类措施是放宽经营上的限制，让信贷社从事获利更大（往往风险也更高）的业务，希望由此增加它们的盈利，度过难关。这些措施包括：

》把存款保险限制从每户四万提高到每户十万。这样鼓励储户多存钱，帮助信贷社的现金流。但是保险费却没有涨，等于FSLIC无偿地承担了更多风险。

》允许跨州的存款。所谓“存款掮客”应运而生。他们从储户那里收集大批资金，在全国范围内选择利率最高的信贷社存款。这种追逐最高回报的“热钱”，更加速了信贷社从原来的社区组织到纯利润推动经营的蜕变。

》放宽拥有者的限制，允许更多种类的公司收购信贷社，并允许收购中更大的借款比例。这样等于为信贷社行业注入资金，使得有问题的信贷社得以生存下去。但是结果是大批投机资金涌入，改变了行业的经营传统而大大增加了风险。而且还造成利益冲突的情况（见下文）。

》去除利息限制，允许信用社用高利率吸引存款。这对改善现金流有利，但也迫使信贷社从事风险更高的投资来偿还高利率。

》允许信贷社进入其他贷款领域，特别是商业地产开发的贷款。这不仅带来高风险，还造成了开发公司收购信贷社，反过来为开发项目提供贷款的利益冲突局面，更增加了风险。

总的说来，这些措施鼓励信贷社大大增加营业风险，并扭曲了营业表现，把盈利提前，把亏损推后。除此之外，信贷社行业还自己“发明”了种种“技术”进一步增加风险和修饰报表。例如：

》炒地皮：把一块土地在几家机构间反复倒卖，提高价格。这样每家都有盈利，而最后一家的亏损直到清算时才显示出来。

》定时炸弹贷款：开发商贷款的数额包括初始费用和利息支付。这样借款者在贷款到期前一分钱都不用自己出，所有风险都由信贷社承担。也因为此，信贷社得以收取高额的“贷款费”（反正是贷款本身出），改善当年的运营业绩。而这些背着巨额贷款的开发项目更难盈利，从而就更容易破产（特别是开发商没有任何资金投入），给信贷社造成损失。

》现金买垃圾：借款给别人来购买信贷社自己拥有的烂帐财产，从而隐藏损失。

》稻草人贷款：提供多个贷款但实际资金流入同一个项目，增加风险。

》刮油：把增值的财产出售，把贬值的财产留着。这样增值的部分反映在交易盈利上，而贬值的部分则不反映在账面上。（会计原则是：对于持有的财产，不按市场价格波动来调整。只有真正交易时才调整价值。这个规定有其道理：市场价格往往不稳定，而且有时很难估计。反正财产有涨有跌，平均下来差不多。但是“刮油”的做法，就引进了系统误差，使得企业的财产值在账面上被高估了。）

由于这些原因，在1981到1982年的财政困难后，信贷社竟然进入一个兴隆时期。特别是得克萨斯州，由于石油业的兴旺和房地产价格上扬，信贷社更是快速发展。在这几年中，信贷社数量剧增，盈利也非常亮丽（至少在纸面上）。不久通胀压力减小，利率回落，信贷社的困境应该解除了。然而好景不长。1984年以后，因为油价下跌，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各种隐藏的问题爆发，同时政府又收紧管制，信贷社又一次进入危机。这就是第二阶段了。

这一次，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动用巨款注入FSLIC清算破产的信贷社。后来又把信贷社保险并入FDIC，用健康的银行系统来帮助救助信贷社。一直到1995年，救助的任务才算基本完成，信贷社数量减到高峰时的一半，退出了银行业主流。这次救助，总共花了纳税人大约一千二百亿美元，外加几百亿美元的“半公半私”的债劵。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