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峰的博客

【引言】

2009年3月2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AIG执行副总裁JakeDeSantis的辞职信。这是我看到的华尔街高层面对公众关于高层奖金的愤怒的首次公开回应。这封信在全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以下收集了我和一些朋友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从这些讨论，可以看到人们观点差别的巨大。这也提醒我们，在一个民主社会，个人的经验和处境对于其观点的影响。原信请见http://www.nytimes.com/2009/03/25/opinion/25desantis.html，中文翻译附于本文最后。

【阮一峰的评论，引于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04/jake_desanti...】

首先，我必须承认，JakeDeSantis先生非常聪明，写了一封看似非常有力、能够博取同情的抗议信。当然，这不奇怪，搞金融投机的人总是很聪明的，要不然他们怎么能拿到“远比大多数人优渥”的薪水呢？要是他们不聪明，又怎么能把整个国家拖入泥潭、让我们所有人跟着一起受罪呢？

但是，我就不明白了，如果DeSantis先生真的那么聪明，他为什么就看不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呢？那就是，他拿到的年终奖，不是AIG的钱，而是政府的钱。如果不是美国政府援助，6个月前AIG就已经破产了，他一分钱都拿不到，早早就失业了。换句话说，他口口声声遭到背叛的“年终奖合同”其实早不存在了，如果知道自己的钱会被用来支付奖金，纳税人还会同意援助吗？纳税人凭什么向他提供742,006.40美元的年终奖呢？奖励他把整个国家搞垮了？……所以我觉得，他用到了“背叛”这个词，实在太可笑了。我不确定，他到底是不够睿智呢，还是故意混淆视听。

DeSantis先生声称自己从未介入那些导致亏损的交易，所以对公司的困境毫无责任，不应该被惩罚。那么我要问，那些因为金融风暴失去工作或住房、对未来感到绝望、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的贫苦人们，又有什么责任呢？他们做错了什么，要受这样的惩罚？难道是他们要对金融风暴负责吗？

DeSantis先生还强调，自己是一个具有爱心的人士，响应政府的号召，愿意接受1美元的年薪，并且还要把年终奖全部捐给金融风暴的受害者。真是太感人了，但是我仔细一看，怎么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呢。首先，他真正的报酬除了1美元之外，还有742,006.40美元的奖金。原来在他看来，奖金不是报酬。其次，他真正捐的钱比这个数额少得多，因为国会准备征收90%的奖金税，他真正能捐的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钱，何况还有检察官威胁要公布姓名，那么捐款简直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最佳策略了。

总之，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在明摆着的事实面前，DeSantis先生居然能够写出这样义正词严、振振有词的抗议信，还向《纽约时报》投稿。他是不是太狂妄自大了？或者因为没有拿到742,006.40美元的奖金而懊恼不已，昏了头，把世人都当作傻瓜了？

不错，DeSantis先生可以声称自己也是金融危机的受害者，但是让他愤愤不平的遭遇，同其他人相比，简直就不值一提。他确实是一个受害者，不过，是一个比其他受害者舒服得多的受害者。

《奖金税法案》的提出者之一、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议员艾伦·格雷森有一句话，可以送给DeSantis先生自省：“任何人都无权利用纳税人的钱致富。任何人都不应从严重的错误中致富。”

最后，我还有一些话想说。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私欲膨胀、贪得无厌、将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上、并且因此获得高薪奖赏的金融从业者和这样的一个行业，我们这个社会才像现在这么糟糕。金融证券业是一个鼓励投机、奖励贪婪的行业，人人都在不顾一切地追求利润，动用所有社会资源为私利服务。当经济繁荣时，投机的暴利被少数人攫取，而一旦经济发生危机，他们种下的恶果就要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尤其是主要由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来承担。这是不公平的，也是有害的。有句话说“危机毁灭了一切，但也创造了一切”，我对这次金融危机的期望就是，它至少可以改变一些事情，不要危机结束以后，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

【我的评论】

我觉得这封信是关于金融界问题的一份极好教材。多读几遍，肯定会感触很深。

1. 德山迪的信中充满了entitlement和骄横的感觉。从他个人成长经历的回顾，到他对AIG的"贡献"，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对社会，对机遇的感激之情。他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自己聪明和奋斗的结果，都是他理所应得的。而他对于"公司和政府"作出的"贡献"，也是理所应当得到高额报酬的。其实，这种心态并不是异数，而是华尔街的"共识"。正因为此，德山迪才毫无顾忌地表达他的感受。也正因为此，华尔街才"理直气壮"地贪婪投机，置社会与大众的利益而不顾。

2.德山迪的主要论据，就是他对金融危机和AIG的垮台没有责任，因为他没有参与CDS的交易。这里又反映了两个问题。

a。作为AIG的高级主管，德山迪实际上是在经营自己的"德山迪公司"，而AIG只是一个客户或合伙人。当AIG表现好时，他利用这个平台尽可能从中得益。而当AIG陷入困境时，他眼中只有AIG与他的"合同"。不是他对AIG的困境负有责任，而是AIG"背叛"了他。我在想，AIG的股东们是不是知道，他们每年几百万所雇来的是这样的"管理层"？

b。尽管德山迪的开脱对他自己不成立，但是对于AIG得低级职员是成立的。的确，在奖金引起的全民愤怒中，很多人被不公平地包括进去了。这其实是任何政府管制的必然后果：一刀切，外行领导内行。但是，这次政府介入华尔街运作，实际上是华尔街自己酿成的苦酒：是他们捅出这么大的乱子而需要纳税人的援手。但是他们至今不反省，这也是十分可悲的。

我对于"奖金门"的更多评论，请见

http://www.de-sci.org/blogs/fouyang/archives/27671。当然，关于"华尔街高管无人回应"的说法，现在是过时了。

【朋友的评论】

2008,是我在大摩的第四个年头. 当年60块买的公司股票跌到过10块以下; 一起打牌的兄弟上了英国报纸的头条– 他从雷曼大楼走出来后, 被记者抓了个正着. 更讽刺的是, 在租房子的时候, 本来最受欢迎的banker, 现在被要求先付六个月房租, 不然免谈.

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次金融风暴中受到了冲击. 但我又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因为我还有一份工作; 我不像雷曼的董事们, 几百, 几千万的股票一夜之间变得一文不值; 更重要的是这次经历, 从中所学到的东西, 一定能让我受用无穷;  以后拿出来给孙子讲讲故事, 应该很好用.  但如果他问我2008金融危机的原因的话, 我应该不会把全部责任归咎于华尔街.

思考了很久, 有以下几个很零星的观点, 请前辈指正.

1. 问题的爆发点(in this case, Wall Street), 往往不是问题的起始点.

2. 和传统东方教育相比, 西方的确更注重"entitlement", "pride" 和 "contract". 这不是华尔街独有.

3. 你的上司不止一次向你保证, 你会得到承诺的奖金, 最后一刻, 他食言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有理由表达愤怒和不满

4. 如同购房者, 房屋中介, 存款人, 投资人一样, 所谓的华尔街也只是系统中的一部分.  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也没有能力独立捅出这么大的乱子.

5. 纳税人不应该在wall st. 表现好的时候, 从这个平台尽可能地获得利益; 而当wall st. 陷入困境时, 和它划清界限; 毕竟, 救它也是救自己. 拆了它, 日子也没法过. wall st. 的所有人， 都也是纳税人

6. 当我每天工作的时候, 我不知道, 也不认为我在做对社会大众不利的事; 但如果wall st. 这个子系统让我们这些人的工作, collectively, 对社会造成了"危害", 那么, 要检讨的恐怕就不只是这个子系统里的人了.

7. 刺激购房的政策从clinton时候就有了; 低利率从911以后就一直存在; 穷人靠买房, remortagage过日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中国买美国国债几十年了吧. 那么, 华尔街以外, 究竟还有谁该检讨?

美国总统? 中国总理? 美联储? 财政部? 证监会? 合同法的起草人?  哲学家? 人的贪婪? 人的从众本性? 中国人爱储蓄的习惯？美国鼓励消费的政策？再说下去, 好像人人都有责任了; 不是吗?

出了问题, 如果能找到是谁错了, 那么问题都好解决. 怕的就是, 谁都没觉得错, 问题还是出了, 怎么办?  说小了, 就是policy 和 procedure 的问题了; 说大了, 是人类生存,经济发展系统的问题;  不过找个替罪羊永远是最容易的了.

每个人的思维都有它的局限性, 和他所处的角色, 教育背景, 成长环境都有直接的关系. 这也是很多相左意见的起源. 以上所有, 仅为个人意见， 不代表家父或公司的观点. 其实, 关于这些问题, 我和父亲也争论过很多次了. 好像没什么结果.

由此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人到底能靠争论说服对方吗？ 我悲观地认为不能；因为在没有逻辑错误的前提下，想对称的信息应该推出一样的结论．不同观点的来源，在于信息不对称；而人从来就是更相信自己亲自掌握的信息，而不是别人口头提供的．

【我对另一位朋友的回应】

"制度决定一切"是标准的一阶近似。但到了更高阶，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

完全涵盖一切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不说执行成本，我们也有以下的权衡：管得太死，使得被管理者没有犯错的余地，也就同时压制了他的创造力，降低了他的价值。这条线划在哪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对被管理者的信任（包括能力和职业道德）程度。所以，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的最大损失还不是上万亿的金钱，而是"信任和信用"。从今以后，政府会对金融业严加管制，而这对华尔街未来的发展有长远的负面影响。

华尔街和山西煤矿的情况有点不同。在华尔街存在着更大程度上的信息不对称。华尔街提供的产品是知识和服务。它的客户没有能力完全了解这些产品的实际价值，而只能信任华尔街的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会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华尔街更像医疗业，其中双方的信任是业务运行的必要条件，不管制度有多严密。

【附：JakeDeSantis辞职信的中文翻译：引自http://www.ruanyifeng.com/blog/2009/04/jake_desantis_aig_resignation_letter.html】

亲爱的Mr.Liddy，

我很遗憾地在此递交辞呈。我决定从“AIG金融产品部”（译者注：后文简称AIG-FP）离职。我希望您能抽出一些时间，将整封信看完。在我详细叙述辞职的理由之前，请允许我说一些心里话：

我对于自己在AIG-FP的商品与权益部门所做的一切，感到自豪。导致AIG大幅亏损的CDS交易，我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或是应该对此负责。现在AIG-FP的400多位员工中，和此事有关的人员屈指可数。大部分应该负责的人都早已离职，而且显然躲过了如今外界公众的咆哮。

经过了12个月的辛勤工作——其间公司多次跟我们保证，我们将在2009年3月获得年终奖——现在，我们这些AIG-FP部门的员工，感觉自己被公司出卖了，而且还遭受到政府和国会的不公平对待。作为对此的回应，我准备离开公司，并且把我得到的税后奖金，全数捐献给因为这次金融风暴受害的人。对于这笔钱，我一分钱都不留。

在做出这个决定前，我已经为公司奉献了11年高质量的服务。但是如今我没有办法在这种不正常的环境下继续善尽我的职责，而且公司也不再为此付我薪水了。和你一样，我也被要求以年薪1美元的代价工作，而且我也同意了，因为我认为我不只对公司有责任，而且也对提供援助的政府有责任。但是现在两者都让我失望了，我没有办法再每天花上10个、12个、甚至14个小时，不陪伴家人，却为了让我失望的人的利益继续工作。

你和我从来没有单独见面或交谈过，所以我想和你谈谈我自己的一些背景。我的父母都是学校教师，我是在钢铁厂里长大的，那些厂如今都倒闭了。我努力学习，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靠奖学金读完了大学。我在自己身上实现了美国梦。

1998年，我作为一个债券交易员，加入了AIG。随后，成为了商品和权益交易部门的主管。在危机发生的的数年前，被提升为商品部门的业务开发主管。在这段时间内，我的部门持续盈利，大部分的年头都能获利超过1亿美金。最近，在AIG-FP解体的过程中，我也是主要负责把声誉良好的商品指数部门卖给瑞士银行的人。如你所知，类似这样把业务单位卖掉的交易，对于AIG的生存、以及将来偿还美国纳税人的援助，是非常必要的。

显而易见，我的薪资报酬主要来自于我们部门的高盈利。我从来没有从现在导致公司巨额亏损的CDS交易中领过1分钱。而且，我和许多AIG-FP部门的同事一样，在这些亏损的CDS交易中，损失了不少毕生积蓄，因为我们都把推迟支付的工资，投资在AIG-FP中。如同广大的美国纳税人一样，我们从未从CDS交易中获利，却深受其害。

我对你目前在AIG的角色，抱着崇高的敬意。因为在CDS交易上，你和我一样无辜，而且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你勇敢地站出来响应政府的号召，但是现在却因此而饱受抨击。

你也相当清楚，这个部门内大部分的员工都和这些巨额亏损毫无关联。你没有站在我们一边，让我感到相当失望。上周三，你面对国会议员和媒体关于我们年终奖的不实指控、以及后来纽约检察官发表一些无事实根据的评论的时候，却没有办法挺身而出为我们辩解。我们AIG-FP部门的同仁深深感觉自己被背叛了。

去年10月，当你知道这个年终奖的发放计划时，我猜想，你认为AIG-FP部门的人员需要一些诱因才能够留下来。而且，这个年终奖，既合乎道义又有实际效果，应该得到执行。这大概就是公司在那个月里，先后三次跟我们保证会履行诺言，发放年终奖的原因。

这大概也是你决定让这些年终奖提早3个月发放的原因。这个决定让我们感受到你对我们的支持，这一点都不像一个真心认为这些合约“难以接受”的人会做的事情。(译按：AIGCEO在被炮轰的时候，曾经这样形容这些年终奖合约。)

最后，这大概也是你在3月13日最终授权支付这些年终奖的原因。

在过去6个月你领导AIG的期间，你从没有要求我们修改、重谈、或是放弃这笔年终奖，直到你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数小时前。

我想你刚开始的想法是，既然这些年终奖原则上没错、在财务上也说得过去，那么应该给予尊重。但是这个做法现在看来在政治上不讨好。那么显然，你要么是误解了同联储、纽约州检察官、国会议员、财政部之间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协议，要么就是不够坚定，无法抵挡这些政治压力。

现在，你要求AIG-FP部门的同仁缴回这些他们应得的年终奖。你可以想像，我们对你破坏了大家对公司的信任是多么怒火中烧，怨声载道。

既然我们大部分员工都是无辜的，罪恶感当然不是让我们缴回年终奖的动机。我们勤奋工作了12个月，现在理应按照合同被支付薪酬。这就好像一个水管工修好了水管以后，一个粗心的电匠却把房子烧毁了，水管工不应该被责怪一样，我们这些员工也是无辜的。

过去六个月当中，许多部门内的同仁，因为这份年终奖的缘故，拒绝了许多比AIG更稳定的工作机会。AIG高层一直不断保证，这笔年终奖会如期支付。同仁们现在因为被骗，而感到非常愤怒，不愿意为了帮你的忙就把奖金缴回公司。

现在唯一让他们缴回奖金的动机其实只有恐惧。检察官已经放话，威胁要公布所有得到奖金的“可耻的人的姓名”。可是，检察官的正确做法，理应是在法庭上处理案件，而不是诉诸媒体。

所以，我该怎么办？这不是轻松的决定。我知道，在此前经济繁荣的时候，由于我的辛勤工作，我的生活要比大多数人过得优渥，我也仍然有足够的储蓄让我的家人不至于在这次风暴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有些人可能会批评我们这行业的人报酬过高，我对此没有异议。

这就是我决定把税后奖金100%地捐出来、帮助受到金融风暴打击的人的原因。这不是什么避税花招；我只是希望，我最低限度能够对自己的红利奖金应该怎么使用做主，而不是听任这些钱消失在AIG复杂的帐务中，或是消失在政府预算中。我们的年终奖吸引了太多大众的注意力，让大家没办法把目光放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我希望能够尽点力量，帮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3月16日，我收到了公司支付的税后年终奖，总计$742,006.40。因为目前相关税务和法规还不确定，所以我实际捐赠的金额可能会小于这个数字。事实上，很可能是远小于，如果国会现在关于这笔奖金的90%惩罚性税法通过的话。总之，当我把这笔钱尽数捐出以后，你会立刻收到收款对象和捐款明细。

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对的。我祝其它AIG-FP的同仁好运，希望他们能够心情平和地在这个困难的处境下做出决定，但愿他们不要被恐惧的阴影围绕。

Liddy先生，我也祝你好运，祝你能够实践把红利退回给政府的承诺，也祝你能够继续把AIG整顿好，尤其是那些不好处理的CDS交易。短期内，我会继续帮忙确保没有什么问题发生，但是在这周发生的事情以后，我没办法再留下来很长时间了，因为有太多嫌隙和不信任。我不知道你将如何看待我的离职信，但是我想纽约检察官应该会感到欣慰，因为我是自愿离职的，而不是如他所威胁的让他“扫地出门”。

JakeDeSantis敬上

不久前我和一位住在中国的长辈谈起几十年前的生活：打电话要走一里路到村口，没有空调，坐小汽车是难得的奢侈……我们都感叹：那是听起来多么遥远，真难想象人们曾经过着那样的日子。当我向孩子提起这段谈话时，她却问了一个问题：你还记得没有互联网，没有Google的日子吗？

是的。互联网流行才十多年，我们的生活有了多大的改变啊。不仅我们查找资料，购物通信都方便了很多，而且我们的社交，娱乐方式也随之变化。至于企业，则更是每天面对着互联网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就把二十一世纪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归因于信息技术发展而带来的“平坦化”。互联网给我们这个世界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这里要介绍的一本书，就从一个独特的侧面来讨论这些变化和我们的因应之策。

“What Would Google Do?” 是Jeff Jarvis2009年的新书。它在Business Week畅销榜上名列十三。Newsweek在2009年1月刊登了独家采访。作者Jeff Jarvis在媒体行业做过多种工作，也经营着一个相当热闹的博客。他目前是纽约市立大学的副教授，主持一个媒体课程计划。

Jarvis主要是靠博客出名的，他这本书也充满了博客的风格。各个章节有点像相互独立的博文，重复有余，脉络不足。所以这里只能说些我自己的体会。

这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顾客得到了控制权”。在传统商业中，客户是分别地与供应商打交道。在供应商-客户的双方作用中，通常供应商是决定因素，而客户只有接受和离开两个选择。但在互联网时代，顾客可以独立于供应商而形成社区，通过协调行动给供应商施加压力。Jarvis自己就无意中“领导”了一次“聚众对抗”Dell公司的运动。结果他得到了所要求的服务，Dell改变了对待顾客博客的态度，也使得作者的博客一夜成名。所以，聪明的商家应该放弃对购货过程的控制，承认顾客社区的地位而不是与之对抗。Google地图与facebook都是免费提供平台，让客户自由选择使用的方式。Google还改变了建网站等人上门的做法，而是把广告服务加到客户的网页上去。这样客户越自由，它的天地也就越大。另一个成功的例子是Amazon。它的价值不在于廉价，而在于用户的评论对产品提供了可信，客观的信息，以及它通过持续观察用户行为而能有效提供产品建议。

互联网刚流行时，人们很重视“入门网站”。客户到了入门网站，商家就可以控制他们的注意力。但是如今Google搜寻如此普遍，大多数客户都是通过搜寻直接到了要找的网址，而不是通过入门网站的链接。所以商家要吸引眼球，不能靠控制入门，而只好把网页办得有价值，以图在Google搜寻中得到好的排名。互联网带来的另一个变化，就是信息不再受到少数人控制。以前很多中间商，如广告经纪人，地产商等，是靠垄断信息赚钱的。如今，他们必须改变方式，以更好地收集和组织信息来提供价值。

顾客得到掌控权，对商家来说也不全是坏事。相反，这提供了重大的商机。有了掌控权，顾客社区就会自发开发应用，提供信息，创造价值，而聪明的商家可以从中得益。上面说到的Google Map和Facebook就是利用客户的开发提升产品价值的好例子。除此之外，有不少厂家开发新产品的设计过程，让顾客出谋划策。既改善了产品性能，又增加了顾客忠诚度。以前顾客和商家的关系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谁都没有免费午餐。但是如今不同了，因为顾客形成了社区。他们有别的动机来做出贡献，而商家可以免费受益。作者称之为“馈赠经济”（gift economy）。这也是理解商业互动的一个关键。

“What Would Google Do”主要是从商业上（着重于媒体和广告业）来考察互联网的影响。当然，互联网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远非如此。我最近在想的，是互联网对于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人们常说的是互联网给了大众力量，因为大众有了获取信息和协调行动的渠道。政治的“进入壁垒”也降低了。任何人都能在网上发表政见，吸引追随者。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对领袖的特质有了新的要求。按照韦伯的理论，权力有三种来源：法理，传统和个人魅力。西方政治体系通常注重法理基础上的权力（当然个人取得这个权力的方式可以是通过传统和个人魅力）。但在互联网上，呼风唤雨的“权力”却和法理无关：没有明确的选举挑选程序，也没有“任期”。追随者可以被吸引，也可以随时被失去。当“网上社区”在现实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个人魅力”型的领袖是否会改变西方的政治体系？这次奥巴马总统竞选过程中facebook等互联网工具大显神通，是不是反映了一个趋势？

还有就是所谓digital divide。个人在网上的影响力与掌握网络技术（如制作网页和推销网站）的程度有关，也与一个人能花多少时间上网有关。Google也使得广告商能更精确地瞄准消费人群，从而更重视有消费能力的人。这些会不会改变一个民主社会的生态？结果是好还是不好？

另外，我觉得互联网上社区的形成过程中，“雪球”效应相当重要。越是有人气的社区，对别人的吸引力就越大。所以即使竞争者在实质表现上旗鼓相当，最后还是会有一家取得绝对胜利（赢者通吃）。也就是说，在Web 2.0的博弈中，赌注更大，随机因素更重要。对创业者来说，这个特性就要求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评价成功与失败，风险评估也需要有新的视角。

“What Would Google Do”声称揭示了互联网新时代的新规则和新规律。但这是如此宏伟的任务，任何人都无法完成。Jeff Javis当然也有其局限性。他的所谓“普遍规律”，其实只限于他经验所及的那部分工业。但是这本书对我们生活和社会的很多问题提出了思考的框架。对于在互联网时代寻找生存发展之道的人，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最近方舟子写了一篇关于博弈论在生物学中应用的文章(1)，其中介绍了麻省理工学院Gore等人关于酵母菌在产生单糖策略上的合作与欺骗的研究(2)。“传播数学”对此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方舟子文章中的一些问题，同时也给了一些关于博弈论的介绍(3)。 方舟子为此贴出回应，被网友作为评论转帖到“传播数学”的文章后面(4)。 其后，“传播数学”又写了两篇回应文章(5)(6)。

这些文章中有很多涉及人身攻击的语句，起因于网站与网友之间的恩怨。但是其中涉及到的争论确实属于一个科学问题，值得继续探讨。本文试图局限于科学范围，对这两位作者的争论提出自己的理解。

方的回应提出有两点(4) ：1.酵母菌的研究是否属于“博弈论”。2.“囚徒困境”是否稳定。

本文试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关于此问题的背景和有关知识，在以上引用的文章中已经很好地介绍了，这里就不再重复。

麻省理工的工作是否属于博弈论？

“传”文认为，因为酵母菌的行为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能改变，所以这个酵母体系是个动力学问题而不是博弈问题 (3) 。 但在后续讨论中，作者也指出，种群中“好人”和“坏人”的比例，是可以与“个人”的选择策略联系起来的(7)。他说：“设想一下在两种酵母都稳定的情况下, 新加入种群的酵母, 当好酵母和当坏酵母, 收益都一样才行, 否则种群不能平衡。”

方文认为，原论文摘要的最后一句提到了“strategy”和“cooperate”这样主观的词，所以显示这是博弈(4)。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看一看“博弈”的定义。以下是一本博弈教科书的开头：(8)

“博弈论是关于冲突与合作情况的逻辑分析。具体地说，“博弈”定义为具有如下特征的情形：
至少有两个参与者。参与者可以是个体，也可以是公司，国家甚至生物物种。
每个参与者有若干个可能的策略，即他所遵循的行动计划。
参与者选择的策略决定了博弈的结果。
与每一种可能的博弈结果相联系，对每个参与者都有一个数量化的回报值，代表了这个结果对于各个参与者的价值。

可见，一个博弈需要有至少两个参与者，每个都有不同策略的选择。而且博弈还需要定义一套回报函数。那么对于参与者和回报函数这两个要素，这个酵母菌工作是否满足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作的原始论文(2)。

这个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研究一个酵母群体中，制造单糖的品种（“好人”）与不制造单糖的品种（“坏人”）之间的比例。作者发现，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延续会达到一个稳定值。这个稳定值与初始条件无关，而与培养基的条件有关。根据我的理解，这个系统可以用下面的方程来描写： 【注一】
R_c=f(S+s)-e
R_d=f(S)
这里R_c和R_d是合作者（好人，c）和叛变者（坏人，d）的生长速度。S是环境中单糖的浓度。s是“好人”截留的单糖量。【注二】 f是一个函数，表示回报值依赖与酵母能得到的糖的总量。这是一个递增非线性函数，其斜率随自变量增加而递减。e 是“好人”的代价。它有两部分。一是制造单糖的代价（耗费能量），二是 “好人”对组氨酸的特有依赖性（可能是人工引进的）。在培养基中组氨酸浓度降低时，e的值增大。单糖浓度S取决于“好人”的比例和外加单糖的浓度。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体系的“动力学”了。在“好人” 比例低时，S值小。f随自变量的增加快。所以R_c通过f 得到的好处多于通过e付出的代价。“好人”占优势。但在“好人” 比例高时，S的值大，f随自变量的增加变慢。这样“好人”通过f得到的好处少于代价，就处于劣势。在两者之间，有一个平衡点，使得
R_c=R_d
这个对应的“好人”与“坏人”的比例就是平衡比例。通过改变培养基中外加单糖浓度和组氨酸的浓度，可以改变这个平衡点。这样，基本就可以描出f函数的特性来了。

你看，我描述这个工作，根本没有用到博弈论的语言。与上面博弈的定义对比，我们也许可以说“生长速度”相应于回报函数。但这里没有“策略”的选择。即使我们把“好人”和“坏人”的比例看成是等价于个体对于混合策略的选择(9) ，那也只有一个参与者。个体“博弈”的对象是它的环境，而这个环境是固定的。个体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在给定的R_c和R_d中选择较大的一个。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优化问题，而不是博弈。

在Gore等的工作中，个体与其他个体的相互作用是通过环境来实现的，而环境只是反映了其他个体行为的总和，而不是每一个个体的行为。关键问题不是所考虑的个体有没有策略上的选择，而是它的“对手”有没有策略上的选择。Gore等工作与博弈论的关系，只是表明了酵母系统的“回报函数”属于雪堆博弈而不是囚徒困境。而Gore等对于参与者的策略的考察并不属于博弈论。囚徒困境和雪堆问题之所以引人入胜，不只是因为它们的回报函数反映了现实中的很多现象，而且是因为它们引出了博弈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多次博弈，混合策略等等）。而这些概念在Gore等的文章中没有体现出来。

关于方文的争辩(4)，Gore等论文摘要的最后一句的确提到strategy（策略）。但是摘要的那一句是总结论文中的一个观察，就是“好人”种的酵母并不总是合作（制造单糖）。在单糖浓度较高时，它会改变行为停止制造单糖，也就是改用“坏人”策略。但是这个观察与论文的主要结果没有关系。在论文附录(10) 图5的说明中，作者提到，以上几段所提到的“竞争实验”是在低单糖浓度中进行的，所以“好人”菌种总是在制造单糖。进一步分析也可以旁证这一点。从论文附录图5a看，酵母单糖转换的能力大约在单糖浓度为0.01%时开始下降，到单糖浓度为0.1%时降为零。而从论文(2)图3看，所有结果都在单糖浓度在0.01%以下就清楚显示了。对照图3a与图1中的“好人”比例，我们可以看出图1也是在单糖浓度低于0.01%（“好人”比例高于10-3）的情况下的。所以，“好人”与“坏人”的转变与这部分研究没有关系。

但是Gore等论文的确多次提到博弈论，以此作为他们讨论的语境。那么是不是在生物学研究中，“博弈”的意义有所不同呢？

的确，有一门“进化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ESS）的学科，有时也被称为“进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它并不假定个体有选择策略的自由。但通过采用不同策略的个体的生存情况来分析群体的进化。这一点很像Gore等人的工作。有人评论说，这个ESS理论的出发点实际上与博弈论很不一样。而它的平衡点与纳什平衡点相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应该说是一个意外(11)。

ESS的创始是J. Maynard Smith(12)(13)。在(13)中，作者说道：“一个ESS可以是混合策略．．．这时候，一个稳定的群体可以是遗传上多形的（genetically polymorphic），其中有适当比例的个体采用某种纯策略。或者，它可以是单形的（monomorphic），其中每个个体都适当地随机选取策略。”这前一种情况就相对于Gore等论文的情况。所以Gore等的工作可以说是属于ESS的。然而，即使在ESS中，人们也常常是考虑个体之间的博弈，而不是个体与环境的博弈。如Maynard Smith的工作(12)(13)就是考虑动物种群内个体之间争斗的策略（既要赢，又不能彼此消耗太多）。Gore等人引用的另一篇Wxelrod和Hamilton的工作(14)，也是关于个体间“囚徒困境”的互动。这篇论文还花了很大篇幅讨论“记住对手”的能力在互动中的作用。事实上，该论文结论就很依赖于两个个体有足够高的机会再次相遇（以下还要讨论）。

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ESS工作比Gores的更接近博弈论。但目前我不知道有多少ESS工作与Gore等的工作是一类的。

综上所述，博弈论的基本概念来看，他们的工作至少不算博弈论中具有挑战性的部分。作为普通报刊上的科普文章，跟从原作者的意思而将之看为博弈论工作也不算大错。只是读者不要得到这样的印象：这样的工作已经涵盖了囚徒困境和雪堆问题的主要课题。

2. “囚徒困境”群体是稳定的吗？

方文说道：(1) “他们认为这像是“囚徒困境”。在这样的群体中，好人和骗子分享全部的资源，而好人要承担生产成本，因此好人总是竞争不过骗子，一旦出现骗子，它们的后代数量会越来越多，好人的数量会越来越少，等到骗子们统一了天下，末日也就快到了，好人遗留下来的单糖被耗尽后，群体就会灭绝。一个处于“囚徒困境”的群体是很不稳定的。”“传”文认为，“囚徒困境”在多次博弈的情况下，“以牙还牙（tit for tat）”的策略是稳定的。这一点的根据是Axelrod的文章 (14)。方的回应 (5)则根据Gore等论文中的一段话来证明“囚徒困境不稳定”是科学界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欺骗者总是会比合作者长得快，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成为所谓的囚徒困境，而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策略不能在充分混合的环境下持续”。在另一个类似的工作中 (15)，作者也说：（关于囚徒困境博弈）“在合乎生物现实的仿真中表明，当存在重复互动，变异，错误时，或者在一个具有空间结构的环境中，没有单一的稳定解。而且个体策略的演变可以是周期性的或杂乱无章的。”

在ESS中，“稳定”的含义是：采用一种策略的群体不能被采用其他策略的群体侵入(13)。也就是说，少数采取其他策略的个体不能占到便宜而壮大起来。而众所周知“合作”不是囚徒困境中的稳定策略。但这不等于囚徒困境的系统就不能采取其他策略而达到稳定。（有趣的是，在Gore等的论文中，通篇没有用“稳定“这个词，而只是说“平衡”。）

从文献上看，Axelrod等关于囚徒困境和生物群体的工作(14)只是这个领域的开始。这个工作证明， “以牙还牙”的策略在囚徒困境群体中是稳定的。但是，这需要一定的条件，主要是开始就有足够多的“以牙还牙”者，而且个体之间有足够高的重逢的机会。Axelrod等的论据是：只要能做到“日久见人心”，任何其他策略在“以牙还牙”面前都占不到便宜。但是后来有人指出(16)，这样的证明是不够的，因为可能有第二种策略（比如“以牙还牙”的一个变种）虽然在对付“以牙还牙”时不相上下，但在对付第三种策略时比“以牙还牙”有效。这样当第三种策略不断入侵时，这第二种策略就会占上风。当博弈的规则有少许变化（例如允许“骗子”躲避受过骗的人），或者在群体中引入空间结构时，情况还会更为复杂。囚徒困境的群体稳定是一个相当复杂有趣的问题。是否稳定与很多因素有关(17) (18)。

然而，在Gore等工作的语境内，以上的讨论都不适用。因为这里没有个体之间的多次博弈，所以类似“以牙还牙”的策略不能被采用。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方文所说，任何试图合作的个体都会吃亏，最后“骗子”占据整个群体。也许这就是方所说的“不稳定”的含义。但是，“骗子当道”却是ESS意义上的一种稳定策略（“骗子”群体不能被“好人”所入侵）。Gore等文章中说的“合作策略不能持续”（ 至少在ESS的意义上）不能等同于“不稳定”。

方文中的不稳定，也许是指他前面的一句话：“等到骗子们统一了天下，末日也就快到了，好人遗留下来的单糖被耗尽后，群体就会灭绝。”但是，这不仅不是ESS意义上的不稳定，而且依赖于一个条件，就是“骗子黑吃黑”的回报函数使得群体不能生存。这个条件对我们面对的酵母菌问题是成立的，但对于囚徒困境问题来说不是普遍成立的。例如，如果外界能提供少量的单糖，那么一个“骗子当道”的群体虽然不如一个合作的群体活得好，但还是活得下去的。

所以，方的原话应该被理解为对于一个特定情形的评论，而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陈述。

综上所述，虽然争论双方看来针锋相对，实际上只是在不同的视界看问题而已。对于有不同背景的人，对一些词语和陈述的理解不同是自然的。如果硬要分出胜负，往往会走向“咬文嚼字”的牛角尖。但是除去人身攻击部分，这些讨论还是有助于读者超出直接讨论的论文而得到更全面的知识。

“掐架，是学习的动力。”

【注一】这个方程是大大简化和不严格的，其目的只是要指出下面谈到的特征。
【注二】严格地说，“单糖浓度”和“单糖量”不能直接相加，需要一个换算。不过这个关系不大，这里就不考虑了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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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oebeli, Michael; Hauert, Christoph. Models of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Prisoner’s Dilemma and the Snowdrift game. Ecology Letters. 2005, Vol. 8, 748-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