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和王后陛下，各位殿下，杰出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委员，美国公民及全世界公民们：
获此殊荣，我深怀感激并深表谦恭。这个奖表达出我们的最高理想——尽管这个世界存在种种凶残困苦，但我们并不任命运摆布。我们的行动是有作用的，能够推动历史向正义方向发展。
不过，如果不坦承你们这项厚爱有加的决定所引起的相当激烈的争议，那我就有失疏忽了。（笑声）其中部份原因是，我在世界舞台上的奋斗才刚刚开始，而不是接近尾声。与曾经获此殊荣的一些历史巨人相比——史怀哲（Schweitzer）和马丁·路德·金(King)；马歇尔(Marshall)和曼德拉(Mandela)——我的成就微不足道。还有全世界为追求正义而遭到监禁和殴打的男女志士；那些为减轻苦难而在人道组织中艰辛工作的人；那千百万默默无闻地以充满勇气和关爱的无声行动让最悲观的愤世嫉俗者也受到感召的人们。我绝不反驳那些认为这样的男女志士——有些知名，有些只为他们所帮助的对象所知——远比我有资格获此殊荣的看法。
但与我获奖有关的最深层的问题可能在于我是一个正打着两场战争的国家的三军统帅。其中一场战争已接近尾声。另一场并非是美国挑起的冲突；有包括挪威在内的42个国家在与我们共同努力，为的是保护我们及其他所有国家不再遭受攻击。
然而，我们仍处在战争时期，是我派遣成千上万名美国年轻人远赴战场。有些人要杀射，有些人要被杀射。因此，我是带着对武装冲突的代价的敏锐感觉来到这里的—— 心中充满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以及我们为用和平取代战争而努力的难题。
而这些问题并不新鲜。战争，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随着人类的诞生而出现。在历史初期，战争的道义性无人质疑；它是如同干旱或疾病一样的现实——是各个部落以及后来的各种文明谋求权力和解决分歧的方式。
后来，随着旨在控制群体内部暴力的规范的出现，哲学家、宗教领袖和政治家也纷纷致力于用条文限制战争的破坏力。“正义战争”的概念由此形成，亦即认为，在符合以下几个具体条件时，战争是正义的：如果战争是最后手段或是为自我防御；如果武力程度适当；以及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不对平民使用暴力。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人类历史的大部份时间内，这种“正义战争”的概念鲜被理会。人类显然有无穷的能力不断想出新的方式相互残杀，同样也有无穷的能力毫不怜惜那些外貌不同或信仰不同的人。军队之间的战争变成国家间的战争——模糊了战斗人员与平民界线的全面战争。这种战争大屠杀曾在30年内两度侵吞这块大陆。虽然难以设想还有什么比击败第三帝国（Third Reich）和轴心国（Axis powers）更正义的事业，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的平民总数超过了战死疆场的军人。
在这种毁灭之后，并且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战胜者与战败者同样清楚地认识到，这个世界需要有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的机制。为此，在美国参议院拒绝接受国际联盟（L eague of Nations）的四分之一世纪后——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正因为提出成立国联的设想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美国带动世界建起维护和平的体制：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和联合国，对发动战争的规范，以及保护人权、防止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限制最危险武器的各项条约。
这些努力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不错，可怕的战争仍然发生，种种暴行依然出现，但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爆发。冷战以兴高采烈的人群推倒一堵墙而告结束；商贸将世界大片地区紧密连在了一起；数十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自由、自决、平等和法治的理想断断续续地向前推进。我们是先辈们的坚韧精神和远大目光的继承人，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的业绩。
然而，在进入新世纪已10年之际，这一旧有的架构正在越来越难撑新生威胁的重压。世界或许不再为两个超级核大国之间可能发生战争而颤栗，但核扩散可能会增加发生巨大灾难的危险。恐怖主义一贯是一种手段，但现代技术会使少数怒火超量的小人以可怕的规模残杀无辜。
而且，国与国的战争正在日益被国家内部的战争所取代。民族和宗派冲突的重新抬头、分离主义运动、叛乱活动和失控国家的增加，都越来越将平民困于无休止的动乱中。在今天的战争中，平民的死亡大大超过军人；埋下未来冲突的种子；破坏经济；摧毁公民社会；形成大批难民；使儿童遭受创伤。
我今天没有带来对战争问题的决定性解决办法。但我确知，应对这些挑战要求具有几十年前那些英勇无畏的前辈所具有的远见、勤劳和坚韧不拔。这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思考正义战争的含义和正义和平的必备条件。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这个严峻的现实：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不会根除暴力冲突。会有一些时候，国家——不论是单独或共同行动——发现使用武力不仅必要，而且为道义所需。
我说这番话时并没有忘记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多年前在这同一仪式上说过的话：“暴力永远不会带来持久和平。它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只会制造新的、更复杂的问题”。我站在这里，作为金博士毕生奋斗的直接受益者，就是对非暴力的道义力量的活见证。我知道在甘地（Gandhi）和马丁·路德·金的信念与人生中，绝无软弱——绝无消极——绝无天真。
但是，作为宣誓保卫自己国家的一国元首，我不能只以他们的榜样为指南。我面对的世界是现实的世界，我不能面对美国人民遭到的威胁无动于衷。因为，切莫误会：邪恶在世界上确实存在。一场非暴力运动不可能阻止希特勒的军队。谈判不能说服基地（al Qaeda）组织的头目放下武器。说武力有时是必要的并不是让大家变得愤世嫉俗 ——这是承认历史；是人类的不完美和情理的限度。
我说起这一点，我以这一点开头，因为今天在许多国家，对军事行动，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存在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有时候，这种矛盾又掺杂着对美国，这个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射性的不信任。
但世人必须记住，不简单地是因为国际体制——不只是条约和宣言——才给二战后的世界带来稳定。不管我们犯了多少错误，一个明白的事实是：美利坚合众国在60多年里，以自己公民的鲜血和军力，帮助维护和保证了世界的安全。我们的男女军人的贡献与牺牲促进了从德国到韩国的和平与繁荣，使民主能在像巴尔干这样的地方扎根。我们承受这些重负并不是因为我们谋求强加我们的意志。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开化的自身利益——因为我们为我们的子子孙孙追求更美好的未来。我们相信如果别人的子子孙孙能生活在自由和繁荣中，他们的生活会更好。
所以，是的，战争的手段确实在保卫和平中具有作用。但这个事实必须同另一个事实共存——不管理由多么正当，战争导致人间悲剧。军人的勇敢和牺牲无比光荣，表达了对国家、事业、战友的忠诚。但战争本身决不光荣，我们决不能如此宣扬。
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部份来自于调和这两个看似不可调和的事实——战争有时必要，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人类愚蠢的表现。具体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努力放在肯尼迪总统（Kennedy）很久以前所指出的使命上。他说：“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更实际，更能取得的和平上，这种和平不是基于人类本性的突发革命，而是基于人类体制的逐渐演进。”
这种演进可能具有何种形式？哪些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步骤？
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无论强弱，都必须遵循对使用武力的规范。与任何国家元首一样，我保留在必要时采取单边行动保卫自己国家的权利。然而，我确信遵循标准— —国际标准——的国家更有力量，而那些不遵循标准的国家会陷于孤立，并且被削弱。
“9.11”之后，全世界团结一致，与美国站在一起，并在今天继续支持我们在阿富汗的努力，这是滥杀无辜的残忍与公认的自卫原则使然。同样，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入侵科威特时，世界也认识到必须与其抗衡。这一共识发出的清晰信息是：侵略必须付出代价。
另外，美国──以及任何国家──都不能在自己拒绝遵守规则时要求别人遵守规则。如果我们不以身作则，我们的行动就会表现为专横武断，使未来进行干预的合理性受到影响，无论理由多么充足。
当军事行动的目的超越了自卫或帮助某一国抵抗侵略者的防卫行动时，这一点变得尤其重要。我们大家都越来越多地面对棘手的问题：如何防止一国政府屠杀本国的平民？如何制止一场其暴行和所导致的痛苦会殃及整个地区的内战?
我认为，基于人道理由的武力是正当的，例如在巴尔干地区或饱经战乱的其他地区。不采取行动不仅折磨我们的良心，还会导致未来以更高的代价进行干预。因此，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必须相信使命明确的军事行动所能够发挥的维护和平作用。
美国将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确保全球安全。然而，在这个威胁日益蔓延、使命日趋复杂的世界里，美国不能独自行动。美国独自行动不能带来和平。在阿富汗如此，在恐怖主义和海盗伴随饥荒肆虐、人民受苦受难的索马里等政府失控的国家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这种状况在今后岁月里会继续存在于动荡地区。
在阿富汗，北约国家以及其他友邦和盟国的领导人和军人以自身能力和勇气证实了上述论断。可是，在许多国家中，奉献者作出的努力与公众的矛盾心理之间存在脱节。我理解战争不受欢迎的原因，但我也知道：单凭向往和平的美好意愿很少能够带来和平。和平需要承担责任。和平需要作出牺牲。这是继续不能没有北约的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加强联合国及地区维和行动，不能将此重任推卸给少数几个国家的原因。因此，无论是在奥斯陆或罗马、渥太华或悉尼、达卡或基加利，我们都对那些完成维和行动与海外培训任务归来的军人给予极大的荣誉，因为他们不是战争制造者，而是和平缔造者。
请允许我对使用武力的问题最后再说明一点。即使我们对出兵参战一事作出了艰难的决定，我们还必须认真考虑我们如何参加作战。诺贝尔委员会在向亨利·杜南（Henry Dunant）颁发第一个和平奖时认识到这一点。亨利·杜南是红十字会（Red Cross）创始人、《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幕后推动力量。
凡有必要使用武力的地方，我们出于道义与战略上的考虑，需要受某些行为准则的制约。即使我们遇到不遵守任何规则的邪恶对手，我认为美利坚合众国也必须一如既往成为遵守战争规范的楷模。这就是我们区别于作战对手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我禁止酷刑的原因。这就是我下令关闭关塔那摩湾监狱的原因。这就是我重申美国坚决遵守《日内瓦公约》的原因。我们为保卫自己的理想而战，如果我们放弃这些理想，我们就会自取其咎。（掌声）我们维护——我们维护这些理想，不论如何顺利，也不论如何艰难，都对这些理想恪守不渝。
我刚才比较详细地谈到我们在选择出兵参战之际，必须深思熟虑的问题。现在让我转而谈一谈我们为避免这类悲剧性的选择进行的努力，谈一谈我们维护正义和缔造持久和平的三个途径。
首先，对于那些不遵守规则和法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必须采取一些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式，但需要有足以改变其行为方式的强硬措施——因为如果我们希望实现持久和平，那么国际社会说的话必须算数。不遵守规则的国家必须承担责任。各种制裁必须迫使对方付出实际的代价。如果拒不悔改，则必须施加更大的压力藉以抗衡——全世界只有通力合作才有可能施加这样的压力。
举例来说，努力防止核武器扩散，争取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上世纪中叶，各国同意受一项条约的约束，其内容十分明确：各国都可以和平使用核能；没有核武器的国家将不谋求核武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努力裁减核军备。我坚决支持这项条约。这是我采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我正与梅德韦杰夫（Medvedev）总统为削减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军备进行合作。
但我们大家也都有责任坚决不允许伊朗和北韩等国家玩弄这个制度。声称尊重国际法的人不能在这些法律遭到践踏时视而不见。关心自己安全的人无法忽视中东或东亚地区军备竞赛的危险。希望和平的人不可在一些国家为发动核战争建立军备时袖手旁观。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那些违反国际法，残酷压榨本国人民的人。当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种族大屠杀，当刚果发生层出不穷的强奸事件，当缅甸采取镇压行动的时候——必然会产生后果。是的，会进行接触，也会有外交行动——但当这些做法无法奏效时，必然会产生后果。我们如果更密切地合作，就很少有必要在武装干预和纵容专制压迫之间进行选择。
这就关系到我要讲的第二点——我们所寻求的和平的性质。和平并不仅仅意味着没有可见的冲突，只有基于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尊严正义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持久和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正是这种真知灼见给了《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起草者们以动力。在巨大的灾难之后，他们意识到，如果人权得不到保护，那么和平只是空洞的承诺。
但是，人权宣言被漠视的状况屡见不鲜。某些国家将人权原则是西方原则、与当地文化格格不入、不符合国家发展阶段等作为不维护人权的不实借口。在美国，那些自称为现实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的人之间，长期以来也存在矛盾——它代表着在狭隘地谋求利益与无休止地在全世界推行我们的价值观之间的僵化选择。
我拒绝这些选择。我认为，在那些公民无权自由发表意见或按照自己的意愿信教、不能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或自由集会的地方，和平是不稳定的。被压抑的不满情绪会激起怨恨，压制部族和宗教的认同可能引发暴力反抗。我们也知道其实相反的情况。欧洲在赢得自由之后才最终享有和平。美国从来没有同民主国家交战，我们最亲密的友邦也都是保护其公民权利的政府。不管多么苛刻地界定，压制人的理想不会有利于美国的利益，也不会有利于世界的利益。
因此，即使在我们尊重不同国家的独特文化和传统的同时，美国仍将一如既往地为这些全人类共同的理想而大声疾呼。我们将为昂山素姬（Aung Sang Suu Kyi）那样具有沉静尊严的改革者见证；为不惧殴打而参加投票的津巴布韦人的勇气见证；为成千上万名在伊朗街头默默游行的人见证。这些都说明，那些政府的领导人对本国人民的理想的畏惧甚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力量。全世界所有自由的人民和自由的国家都有责任明确宣告，我们站在这些行动——希望和历史的行动——的一边。
我还要这样说：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第三，正义的和平不仅包括公民和政治权利——它还必须包括经济安全保障与机会。因为真正的和平不仅摆脱恐惧，而且无乏匮之虞。
无可置疑，如果没有安全保障，发展难以扎根；同样肯定的是，在人们缺少生存所需的衣食，净水、医药和住所的地方，不会有安全。在孩子没有希望受到良好教育或人们没有可能得到工作养家的地方，不会有安全。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因此，帮助农民养活本国人民——或帮助一个国家教育本国儿童并照顾病患——不仅仅是慈善之举。这也是全世界必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几乎毫无争议的科学事实是，如果我们无所行动，我们将面临更多的干旱、更多的饥荒、更大规模的流离失所——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未来几十年引发更大冲突。为此，不仅是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动——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军事领袖也都知道，我们的共同安全处在紧要关头。
各国间的协议。强有力的机制。对人权的支持。投资于发展。所有这一切都是实现肯尼迪总统所说的逐渐演进的至关重要的要素。然而，我认为，如果没有另一个要素，我们就不会有意志、决心、持久力去完成这项工作——而这便是我们不断扩展的道德想像力；一个对我们共同享有某种无法削弱的东西的坚定信念。
随着世界越来越小，人们可能认为，人类会更容易认识到我们是多么相似；懂得我们基本上都在追求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希望在我们一生中，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带来某种程度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但是，由于全球化令人眩目的进程以及现代化带来的文化趋同，人们担心丧失他们所珍视的自身特征——他们的种族、部族，以及也许最强有力的，他们的宗教。在有些地方，这种担心导致冲突。有时，我们甚至好像在倒退。在中东，随着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似乎深化，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形。我们在因部族间的冲突而四分五裂的国家看到这种情形。
最危险的是，我们看到，宗教是怎样被那些歪曲并玷污伟大的伊斯兰教，以及那些从阿富汗向我国发动攻击的人当作谋杀无辜的借口。这些极端分子不是第一批以上帝名义进行屠杀的人；对十字军（Crusades）的暴行有大量记录。但是这些提醒我们，圣战绝不会是正义的战争。因为如果当人真的认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时，就根本不必有所收敛——不必对孕妇、对医务人员、对红十字会工作者、甚或有自身宗教信仰的人留情。这样一种扭曲的宗教观不仅与和平的理念不相容，而且我认为它与信仰的目的本身不相容——因为每一个主要宗教的核心教义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坚持爱的法则常常是人性挣扎的主要内容。人难免要犯错误，我们会做错事，我们会受自负、权力、有时甚至邪念所诱。即使是我们中那些最怀善意的人们有时也未能改邪纠偏。
然而，即使我们知道人性不是完美的，我们仍然可以相信，人类的状态是可以改善的；即使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不是个理想世界，我们仍然能够追求让它变得更美好的理想。甘地与马丁·路德·金等人所实践的非暴力也许不是在所有情形下都切合实际或者可行，但他们所宣扬的爱——即他们对于人类进步的基本信念——必须永远是指引我们前行的北斗星。
因为，如果我们丧失了那个信念——如果我们觉得它愚蠢或过于天真而不屑一顾；如果我们在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决策时抛开了它——那么我们就丧失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就失去了能为的信念，我们就失去了道德指南针。
和以往世世代代的人们一样，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样的未来。多年前，金博士在同样的场合曾经说道：“我拒绝接受以绝望作为对历史含糊性的最后反应。我拒绝接受所谓反映人类现实状况的‘实然’(isness)使其无法从道义上达到永远需要面对的终极‘应然’ （oughtness）。”
让我们努力达到世界应该达到的境界——神圣的火花仍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中激荡。（掌声）
今天，在某一个地方，此时此刻，在现实的世界上，一名士兵知道自己势薄力单，但仍然坚定地维护和平。今天，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一位年轻的示威者知道将受到政府的残酷镇压，但她仍然有勇气大步前进。今天，在某一个地方，一位母亲受尽贫困的折磨，但仍然不惜花时间教育自己的孩子，凑集仅有的一些零钱送孩子上学——因为她相信，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仍然有一线空间可以实现孩子的梦想。
让我们以他们为榜样生活。我们可以承认，压迫将经常伴随着我们，但我们仍奋力争取正义。我们可以认为，腐化难以消除，但我们仍积极要求获得尊严。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可以知道，战争将会爆发，但我们仍努力争取和平。我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人类进步的历程；这是全世界的希望；在当前面临挑战的时刻，这必须是我们在全球从事的工作。
多谢诸位。（掌声）
（完）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即时发布
2009年12月10日中欧时间下午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