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平

　　定州无辜农民李志平被保定市中级法院两次判处死刑后，河北省高级法院两次发回重审，并将案件定为错案。在高层领导的关注下，案件刚刚有了一点进展，蹊跷的事情就发生了：先是保定市中级法院的卷宗丢了，接着是定州市公安局的侦查卷宗也找不到了。一起拖了23年的冤案至今未得到昭雪。
　　

李志平冤案申诉代理律师–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接受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记者采访

　　定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办公室主任李月昌

　　一个农民从被拘留到最后被判处死刑，中间要经过侦查、批准逮捕、审查起诉、法院审理等一系列环节；而经过如此多的层层把关之后，得出的结论还是个冤案，而且这个冤案一拖23年得不到昭雪，这怎能不叫人心痛？
　　
　　23年冤案得不到昭雪，凸显了执法者对法律的蔑视。在河北省高级法院将案件定为错案的情况下仍然得不到纠正，将产生多个负面效应：一是影响了高级法院的形象；二是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保定中级法院的卷宗和定州市公安局的侦查卷宗丟了，显然是别有企图，如果冤案不了了之，以后再出现冤案就模仿丟卷宗了。
　　
　　保定市中级法院敢于置河北省高级法院的结论于不顾，并制造了毁灭证据的恶劣事件，背后肯定有与省高院不一致的利益分歧。若保定中院拒不执行省高院的决定而又得不到应有的惩处，那么省高院的权威性将扫地，以后制造冤假错案的成本也会越来越低，利益分歧或者腐败背后的冤假错案将会越来越多。
　　
　　23年的冤案得不到昭雪，还折射出一个现实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法制国家怎么才能成为法治国家。这么多年来，我们在法制建设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也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打官司难、得到公正判决难、判决得到有效执行难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
　　
　　李志平冤案的制度背景
　　
　　定州之所以产生李志平冤案，一是与办案人员有罪推定的逻辑思维、刑讯逼供的取证方式有关。依照有罪推定原则，李志平一旦被列为怀疑对象，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就会招致残酷刑讯。
　　
　　二是，河北省高级法院本应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李志平杀人案，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推定李志平无罪。然而，河北省高院在认定“保定中院认定李志平犯故意杀人罪并两次判决死刑所依据的六条证据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没有一条证据是铁证，也不符合刑诉法第35条(1979年刑诉法)的规定”，而且“结论是李志平故意杀人案是一个错案”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裁定，将“疑罪从无”变成了“疑罪重审”，使得案件的诉讼程序出现逆向运转的局面，使得被告人李志平继续处于被追诉的状态。正是如此，才出现了李志平第二次被判处死刑，二审法院第二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而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二审发回重审的次数，如果保定中院第三次判处李志平死刑，李志平再次上诉，那么河北省高院会第三次“撤销原判，发回重审”。如此周而复始，李志平岂不将永远处于被追诉的状态？我们这样的法律制度设计得合理吗？
　　
　　李志平冤案应当尽快昭雪
　　
　　有什么比有冤无处申更痛苦？有什么比冤案不能雪更可怕？
　　
　　李志平“马拉松冤案”是一个携带病毒的符号，不要说放在现代政治理念面前，就是古代政治中，也绝对是一件恶事。李志平的漫漫申冤路竟然达23年之久，证明了冤案能够发生与不能及早得到纠正不是一种偶然。但无论如何，冤案23年未雪，在他的内心深处将永远是一种痛苦甚至是侮辱一生的煎熬。同样，李志平的悲剧，也将是人们心头难以抹去的悲痛。
　　
　　从佘祥林案到李志平案，我发现竟有惊人的相似。在佘案中，高院两次采取了发回重审，而李志平案也是高院两次发回重审。应该说，李志平比被错判坐牢11年的佘祥林还要冤！其实这样一个冤案错案的骇现，进一步揭示了制造冤案的责任人负担冤案责任代价的严重过轻。去年4月，蒙冤11年的佘祥林的冤情终于被洗刷；那么，蒙冤23年的李志平，他的冤情何日才能洗刷呢？我们期待着河北省有关部门尽快有一个说法，不要让无辜的人继续蒙冤了。
　　
　　我们的司法制度缺乏纠错机制
　　
　　又一起尘封历史的冤案被揭露
　　
　　几乎与任何一桩冤案相同，从“命案必破”到刑讯逼供再到有罪推定，“李志平案”遵循着如同导演般的剧情脉络。如果不是高层领导的关注，如果不是媒体记者的披露，我们不知道这个被尘封了23年之久的“马拉松冤案”，何时才能够重新摆上司法纠错的平台，已经家破人亡的50多岁的李志平还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得到昭雪。
　　
　　剖析每一起冤案，都能找出无数个环节上的漏洞，正是这无数个漏洞，最终使得司法的指向偏离了公正。侦查机关不仅以刑讯的方式逼取口供，还替嫌疑人编造犯罪“动机”；检察机关只是履行批准逮捕的手续，而完全虚置了自己的审查职责；法院一审认定的两条主要证据都不能成立，“整个法庭上，谁也不知道凶器弄哪去了，对此大家面面相觑”，但就是这样仍然作出了死刑判决。从中不难看出，无论是公安机关的调查取证，还是检察机关的批准逮捕，以及审判机关的轻易定罪，这些环节都透射出公检法三家“紧密配合”的默契。有学者曾经将公检法之间的关系比喻作“饭局”：公安机关是“做饭的”，检察机关是“送饭的”，而法院是“吃饭的”。在这种关系中，三机关只注重了“配合”，而忽略了“制约”。一旦司法权力结成一体时，诉讼中个人权利的保护将陷入危险境地，难免成为“饭局”中被随意定制的对象。
　　
　　当然，现在分析当年的办案情况，多少有些时过境迁的因素。20多年前，无论是司法制度本身，还是办案人员的观念和素质，都不可能与今天同日而语，所以我们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苛责过去的错案。但是，一件拖了23年之久的陈案至今仍无法解脱，至少说明我们的办案人员在观念上仍然延续了过去的思维。不管是因为怕担责任也好，还是认为是历史遗留问题也罢，案件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之后依然无所改变，足以显示出当前司法纠错机制的失灵和司法公正的某种困境。为什么法律修改以后无人纠正持续了10年之久的违法的取保候审？为什么司法机关至今仍然无法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纠错？为什么只有等到“高层领导关注”之后方能重新提起？当司法自我纠错的环节无法指向公正的时候，领导的介入无疑是当事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这也正是当前上访申诉增多的原因。然而，这种领导引动司法纠错的现象，对司法正义功能的回复来说却是一种莫大的嘲讽。
　　
　　一个人在其将近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内都处于“待罪之身”，这决非一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社会的悲剧。我不知道历经20多年后，司法还给当事人的清白还是不是清白，正所谓“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至少在司法诸多环节上消耗的绝不仅仅是诉讼效率，更是社会对于正义的期望和信赖。一次次公正的失守，终究会让“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走向崩溃。因此，认真对待每一个司法环节，让监督的阳光充盈于办案的每一个瞬间，让纠错的机制运行在司法的每一个角落，这样才能将公正的价值环环相扣于司法的全过程。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虽然这起案件发生在与今天完全不同的法治环境中，但深入剖析这一范本，无疑对于我们改变司法观念、革新司法制度，仍然具有极强的警示价值和现实意义。我们期盼着在今天这样的法治环境中，别让公正再度失守.（文/民主与法制时报）

图/嘎子陈

　　公路堆石块　司机误撞身亡　不知“元凶”归谁　家属索赔犯难———

　　镜头回放

　　2005年5月20日傍晚，彭某驾驶轿车沿某国道由东向西行驶，撞上了堆放在公路上的一堆石块，造成车毁人伤，彭某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

　　经交警现场勘察，发现堆放在公路上的石块是事故的“元凶”。据附近居民反映，那堆石块长期堆放在那里，但不知属谁所有。

　　请问，彭某的家属应找谁索赔？

　　律师分析

　　刘晓原律师认为，在找不到石块所有人的情况下，彭某的家属可以要求公路管理部门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为作为该道路的管理部门，其有义务保障本辖区内道路的完好、安全与畅通，对于道路上堆放的可能导致事故的障碍物，应进行及时的清理。由于公路管理部门未尽到法定的管理职责，所以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驾驶员彭某在公路上行驶时未注意观察路况，没有尽到谨慎慢行等注意义务，对事故的发生也应承担一定责任。

　　2006年6月24日的民主与法制时报，以河北定州农民两次被错判死刑蒙冤23年未昭雪为题，报道了无辜农民李志平，被保定市中级法院两次判处死刑的过程。读来令人震惊！

　　本来一桩办案人员涉嫌刑讯逼供的错案，在被保定中院两次错误认定，两次判处死刑，两次被省高级法院发回重审后，却变成了一桩23年难以昭雪冤案

。在高层领导的关注下，案件刚刚有了一点进展，蹊跷的事情就发生了：先是保定市中级法院的卷宗丢了，接着是定州市公安局的侦查卷宗也找不到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李志平无辜蒙冤，一是与办案人员的有罪推定的逻辑思维，刑讯逼供的取证方式有关。1983年6月19日，发生在定县西城乡南町村发生了一起命案。当时正值“严打”，有关领导要求限期破案。因为与死者同村的李志平，恰好在案发那天早上离家外出，因此被警方列为怀疑对象。依照有罪推定原则，李志平一旦被列为怀疑对象，便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罪犯，若不认罪，就会招致残酷刑讯。西方国家把违法的取得的证据称之“毒树之果”，早就限制在诉讼中应用。而我国的现行刑诉法中缺乏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也只是规定了“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这与我国诉讼制度的缺失不无关系。

　　其次是，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本应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李志平杀人案，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推定李志平无罪。然而，河北省高院在认定“保定中院认定李志平犯故意杀人罪并两次判决死刑所依据的六条证据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没有一条证据是铁证，也不符合刑诉法第35条(1979年刑诉法)的规定。”而且“结论是李志平故意杀人案是一个错案”的情况下，做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判决，将“疑罪从无”变成了“疑罪重审”，使得案件的诉讼程序出现逆向运转的局面，使得被告人李志平继续处于被追诉的状态。正是如此，才出现了李志平第二次被判处死刑，二审法院第二次做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判决。试想，在我国刑事二审的发回重审没有次数的限制的情况下，如果保定中院再次判处李志平死刑，李志平再次上诉，那么河北省高院再次做出了“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判决，如此周而复始，其结果是李志平岂不将永远处于被追诉的状态？我们这样的法律制度设计的合理吗？

　　河北定州农民李志平，两次被错判死刑蒙冤23年未昭雪，折射出一个的是个沉重的话题——有罪推定阴魂未散。

    两次被保定地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两次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定州市农民李志平如今虽然被解除了取保候审，但仍然背负着杀人罪名。从1983年到2006年，立案已有23年；从1990年取保候审到解除

，也已经过了16年，其间案情经过反复审理，李志平也多次找有关部门上访，还是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人们不禁要问：公民为个人申冤要付出多高的成本？纠正一起错案有多难？

    去年曾引起广泛关注的佘祥林案件，虽然最终被昭雪并获得了国家赔偿，但佘祥林为此度过了11年的牢狱生活，身心遭到的巨大伤害可想而知。今年6月30日《华商报》报道：7年前，陕西省蓝田县农民周安相被当作抢劫杀人犯关押，随后判死刑。1年前，该案被确认是错案，然而，周安相这一关就是5年。

    分析一下这些案情，在办案过程中，有关部门不是没有发现疑点，李志平案就曾因为证据不足两次被省高院发回重审。可是一些冤案、错案还是得以铸成。虽然最终会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可公民为之付出的代价实在太过沉重。究其原因，关键在于司法机构纠错机制的缺失。

    长期以来，司法工作的绩效考核一直采用所谓“批捕率”、“有罪率”、“维持率”等传统标准来衡量评判。比如，公安机关抓了人就希望能被批捕，如果没有被检察院批准，就没有成绩，这会促使他们尽量搜集有罪证据，而忽略无罪证据。检察机关批捕了、起诉了，就希望刑事被告得到有罪判决，假如被法院判决无罪，他们等于办错了案子，也没有成绩可言，甚至还可能导致赔偿。对法院来说，一审作出了有罪判决，如果被告人上诉，当然也希望得到二审法院的维持。正是这种绩效考核方式，对于司法各方的互相制约，避免错案，保护公民权利，均有一定弊端。

    一些地方虽然实行了错案追究制，初衷也是好的，问题是，一些办案部门曲解了错案追究制的本意。把错案与办案人的经济利益、个人升迁挂钩，这就使得办案人员很可能会把错案的风险转嫁到无辜者身上。为了逃避责任的追究，对于明显的错案，一捂再捂，造成一错再错，最终酿成更大的冤案。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不甚合理的考核制度和被曲解的错案追究制度，充当了制造冤假错案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要让公民的冤情有处可申，并最大限度地降低他们的申冤成本，确保所有人员在所有的环节都能最大限度地追求案件真实，实事求是地处理案件，就要对执法部门的绩效考核办法和错案追究责任制进行适当修改，并在司法机构建立和完善纠错机制。如果发现知错不改、一错再错的情况，处理力度要重于错案追究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办案人员的责任心，提高办案质量，避免更多的冤案、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