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原律师

“两袖清风”，也说作“清风两袖”，是古代对清廉官员的赞誉。这“袖”即指衣袖，古时的官员和有地位的人都穿袍子，袍袖又宽又大，可以装东西，就象现在衣服的兜儿一样。

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说，袍袖里没有什么东西，只装两兜清风—样。说穿了，就是说官员没有贪污受贿。

 明朝人都穆的《都公谭纂》卷上所说的于谦故事，就是这句成语的来历。

    于谦是明朝颇有政绩的清官，也是很有才华的诗人。他在明宣宗、英宗、景宗各朝，都做过大小的官。那时的官，绝大多数是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在外地做官或京官奉差外出的，更乘机搜刮民众，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他们进京时，还要征集大批贡品礼物，献给皇帝和送给朝中权贵，以博取高升重赏。而于谦却不来这一套。据说，于谦当“兵部侍郎”时，有一次去河南视察，回京之日，却不带一物，并作诗一首道：

  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绢帕、蘑菇、线香，都是民间土特产，一般官员常以这类东西作为礼品，带进京去。于谦在诗中说，这类东西是供百姓享用的。只因官员征调搜刮，它们反使人民遭殃了。于谦接着说，我什么也不带，只带两袖清风进京去朝见天子，免得老百姓的非议。

  1457年，英宗发动“夺门之变”夺回帝位。于谦成了宫廷权力之争的牺牲品，被英宗诬以“谋逆罪”，惨遭杀害。抄家时，却没有发现于谦家里有多余的财产。

  东汉时期，荆州刺史杨震调任东莱太守。他从荆州赴东莱上任时，途中经过昌邑。昌邑县令王密热情地接待了他。原来王密也是荆州人，杨震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以后还需要他提携。有了这两层关系，于是王密便在深夜带着黄金，悄悄地来到杨震住处，对杨震说：“多亏大人当年的举荐，小人才得以任此县令。昌邑无特产，仅与十斤黄金赠送大人，聊表心意，请大人一定笑纳，以后还望大人多多关照！”

见到那么多金灿灿的黄金，杨震面显怒色，很不高兴地说：“作为故友，我是十分了解你的，可你为什么不了解我呢？”王密小声地说：“现在已是深夜，没有人会知道的，请大人放心！”

  杨震哈哈大笑，用手推开房门，拍着王密的肩膀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你还是赶紧把黄金拿走吧！”王密见讨好不成，只好带着黄金灰溜溜地回去了。

   杨震一生生活俭朴，为官清廉，子孙们跟着他，吃的是素菜淡饭，出门都靠步行。有官员奉劝他为子孙后代置一点产业，他却说：“让后人说他们是清官的子孙，这可是留给他们的最丰厚的产业啊！”

  杨震最看不惯官员们的贪侈骄横，多次上书切谏，贪官们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予以除之而后快。公元124年，杨震被贪官中侍郎樊丰诬陷而罢官，被逼自尽。

  于谦、杨震都是那个时代的好官，但他们却没有得到好的人生结局，令人惋惜，这真是做清官难呀！

（注：此文曾在报刊发表，是本人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时所作）

网上流行的标语：飞车抢劫就击毙，抢劫不如去炒股

判处郑筱萸死刑，是否太重了？

从郑筱萸被判死刑所想到的

包养“二奶”打欠条，告上法庭竟赢了官

富人与穷人，应先保护谁？

凤凰卫视郭记者上个星期打电话给我，说要采访李志平死刑冤案。媒体能关注李志平案件，这是一件好事，我爽快地答应了，并表示一定会与李志平联系，到时一起来接受采访。我联系上了李志平后，与郭记者约好在星期一上午录节目。

按约定的时间，今天我与李志平来到位于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凤凰会馆，接受《社会能见度》节目采访。节目录制从上午十时半开始，至到下午一时才录完。

  《社会能见度》是凤凰卫视一个反映民生、民声节目，收视率很高，节目内容主要“围绕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主题层层追查，毫不留情，敢于触碰灰色地带和具有争议的问题，对其进行深入解剖分析，抽丝剥茧，用另类的角度呈现事件真相，并带来深刻的思考。”

从2006年6月起，《民主与法制时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方圆法制》、《燕赵晚报》、《法制周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香港《文汇报》、日本《读卖新闻》，曾先后对李志平死刑冤案进行过报道。

由于有了媒体的关注，才使这起二十多年的沉冤曝光。也促使公安机关解除了长达十六年的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取保候审解除，李志平虽然成了自由人，但这并不等于还了他的清白。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撤销故意杀人案后，才算彻底平反了冤案。由于公安机关至今拖着不予撤案，我与李志平仍然在四处“呐喊”。

（李志平死刑冤案有关材料，见我博客专题）

因“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改判无罪时已坐牢十年，为讨赔偿上访二十六年

谁来关注一名患绝症老人的悲惨命运？

北京电影学院的小余，拍摄一部反映上访人在北京生活的记录片，五一前她就与我联系上了，说要对我进行采访。

五一假期过后，我从外地回了北京，她到律师事务所与我谈了采访计划，当天因没有带摄影机而无法拍摄。双方约定，5月23日一起去北京南站。

  5月23日上午，小余来到律师事务所，对我进行了采访。下午，我与她一起到北京南站见的采访对象。

吃了中饭，我与小余一起坐车去北京南站。

“上访村”，位于北京南站附近，这里离国家信访局信访接待室不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各地的来京上访户开始在此聚集而形成。据说，在此居住的上访户，时间长的有十几年，最长的则达二十年多年，他们以捡垃圾中的废品，维持最低的生存条件。我本想去上访村看看，小余说那里的人太多多，如去了他们知道你是律师，很多人会围着你递材料，到时无法拍摄。

  小余约的那几户，住在离北京南站一站地远的地方，他们在一个工地墙边上搭了几个极其简陋的棚子。我们去找他们时，有一个老者正在外边烧水，其它在外边坐着。

而我们要见的“重点”人物，一个外号叫“哑巴”的上访老人却不在，他们说“哑巴”去上访村帮助别人写材料了。

于是，我就与他们聊了起来。在询问一个名叫肖世斌老人时，他诉说的冤屈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自己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曾被司法机关以“反革命”罪判刑二十年，坐了十年牢后，才在1981年被改判无罪。出狱后有关部门没有给他任何经济赔偿和补偿。为此从1981年开始，每年都会来北京上访，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我看了他当年的有罪判决书、无罪判决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对他上访问题的回复函后，确认他所说的全是事实。

有关部门的答复是，1981年改判他无罪时，由于当年国家没有出台赔偿法，对他进行赔偿没有法律依据。虽然当年中央有政策规定，可以由民政部门来救济。但是，因他是河南省人，而犯罪被判刑却是在安徽省。因此，安徽省司法机关认为，应当由他的户籍所在地民政部门给予生活补助或者救济。而河南省的有关部门认为，对肖世斌的错判不是河南省司法机关造成的，故应由安徽省有关部门来救济。

1981年，肖世斌无罪出狱后，河南省当地不接受他的户口，导致他的户口无法从监狱迁出，至今他的户口还在监狱，由于没有户口，他也办不了身份证。监狱曾多次要求他转走户口，终因当地公安不接受，此事无果。

肖世斌的冤案虽然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由于有关部门不按当年的政策给予经济救济，以至二十六年了这起冤案的  后工作得不到任何解决。

他说，自己在前几年已患上直肠癌，开刀手术治疗后，现癌症已经转移，由于经济困难钱，无法再作治疗。

肖世斌老人今年已经68岁了，他因冤案坐了十年牢，为讨经济补偿上访二十六年，半辈子光阴就耗在冤案上。真不知他在有生之年，能不能得到国家经济上的救济？

在离开之前，我答应帮助他整理一份上访材料，递交给中央有关部门。

作为一名律师，我没有什么权力，只能尽个人的微薄之力，为他发出一声“呐喊”，那怕“呐喊”是多么无力。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

注:如有媒体关注此案,请与我联系,我手中有详细材料.

据德国《明镜》周刊21日报道，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社会民主党人)正计划开征一项新的联邦税。德国《图片报》的报道称，德国妓女将根据工作日交纳这项联邦税。

据报道，性工作者们今后将每天向国家支付25欧元的联邦税。《图片报》是根据联邦政府财政部的一封公开电子邮件作出上述报道的，电子邮件称开征这一税种是为提高国家税收收入。报道称，性工作者和其他纳税人士一样都可以在每年年底时镇写纳税情况表，据此享受退税或者补交税款。

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还没有就性服务的税收问题作出规定，地方政府曾出台相关的税收规定。德国2002年通过了性服务合法化法律，提供或购买性服务都不再是违法行为。性工作者可享受病假和养老保险，至少在名义上是这样。有报道称德国目前有40万妓女。

德国总理施罗德当政时，在2001年通过一项法律，保护妓女的工作权利，并使她们享有社会安全福利。卖淫在德国是合法的。德国的妓女们可以与嫖客签订合约，若嫖客事后拒绝付款，妓女们则可根据合约对其进行指控。

昨天晚上，王立堂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起诉“藏秘排油减肥茶”生产厂家、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虚假广告”一案，明天十时在北京崇文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如有时间，请一定去我法院旁听“指导”。

今天九时三十分，我与所里一名律师来到了崇文区法院。王立堂先生与他的两名代理律师，此时已在法院门口了。

我与王先生交谈后，提前进入了法院并办好了旁听证。十时，原、被告及其旁听人员进入了十三号法庭。合议庭组成人员到庭后，马上就说：请旁听人员先出去，双方当事人及代理人留下来。

我想法官可能要给双方做庭前调解吧。

我们出去只一会儿，王立堂先生就出来告诉我们说，法官说给被告《保定日报》的开庭传票忘了寄出，今天无法开庭了。说完，王立堂又进了法庭继续与法官“理论”。

王立堂和代理人对法官的庭前工作失误，都到很不满。特别是两位代理律师，他们因出差在吉林省延吉市办案，昨天特意坐飞机赶回北京开庭，现开不了庭了还得赶回吉林省办案。这不仅浪费了时间，还造成了差旅费损失。

法官与双方当事人谈了将近四十分钟，才结束了“理论”。

2006年7月，王立堂向北京市崇文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生产厂家因虚假广告宣传，欺骗消费者行为，双倍赔偿货款，由报社、郭德纲承担连带责任。此案第一次开庭时，因《保定晚报》只是一个编辑部，隶属于《保定日报》社，故变更《保定日报》为被告，同时《保定日报》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经过长达半年多的管辖权之争，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已在2007年3月份驳回了《保定日报》提出的管辖异议。

央视“315”晚会曝光郭德纲代言的“藏秘排油减肥茶”虚假广告宣传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3月23日崇文区法院通知王立堂27日来拿合议庭组成人员的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3月27日，王立堂来到崇文区法院，提出要求给予一个月的举证期限。法官表示不同意，经过他的据理力争，法官最后答应了，定于5月8日原被告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到时再决定开庭时间。

5月8日，王立堂和被告按约来到法院，当时定的开庭时间是5月16日，因王立堂到时要去新疆出差，法官就将开庭时间定为5月21日上午十时。当天《保定日报》派了一个年轻人到法院，说报社已经撤销了原代理人的授权，由于此这个报社没有给这名工作人员代理授权，法官也就没有将开庭传票给他。事后，又忘记将开庭传票寄给《保定日报》社，造成今天无法开庭。

由于法院没有通知《保定日报》开庭时间，所以《保定日报》社不到庭，法院是不能缺席审理。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只有在被告收到开庭传票，到时不来开庭才能进行缺席审理。

造成今天无法开庭审理，责任应在法院。

今天郭德纲本人没有到庭，但其代理人按时到庭参加庭审。

据王立堂先生称，审判长决定此案延至6月11日上午开庭。

从此案的“一波三折”，可见消费者要维权是多少的艰难。

（作者：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

今天我登陆搜狐博客后，提示收到一张“小纸条”，内容是：

呵呵，天下那有这等好事，这是我第一次在搜狐网上遇到的骗子。

天上那会掉陷饼，这类骗人的把戏，对我来说见得太多了。

我在江西工作时，业余时间喜欢搞收藏，曾在当地报纸发了收藏信息，说有藏品可以转让。后来引来一个骗子，此骗子说其是上海的，对我的藏品感兴趣，愿意出高价购买。由于其出价远远高于市价，且他在来之前的电话联系中总是提醒我不能带人来见他，他说怕我带人来会威胁他强买，这引起了我的警觉。

他到了后，见我与妻子一起来见他，就显得有些不高兴。但还是没有完全表露出来。他草草地看了我的藏品，就说不感兴趣，要我回去再拿好点的东西。我回去后，再拿了一些藏品到旅社，我妻子上班了就没有去。

我进了他的房间，他也不着急看我的藏品，而是请我喝可乐。我看桌上放了两瓶易拉罐装可乐，还放着两个茶杯。他没有将一瓶可乐递给我，而是自己打开一罐可乐，并将可乐倒进茶杯里，要与我碰杯“庆祝”相识。

此时，我心里想刚吃饭时，敬他酒表示礼节都不喝，吃了饭后还喝什么可乐“庆祝”。我怀疑茶杯里放了“迷药”之类的东西。他见我迟疑不喝，就将自己杯中的可乐喝了。我说自己不喜欢喝可乐，他可能感觉我怀疑上他了，便端起我面前的那杯装着要喝的样子，就在茶杯快粘到嘴巴时，他手就故意抖了下，茶杯掉下把可乐全倒了。

他显得很慌张，我就说他：你今天不是来要藏品的吧？别做什么小动作了。他说不与我谈了，说要与我妻子谈购藏品一事，他的意思是要将我支开好逃跑。

我走开后立即去找人，想把他抓起来，有朋友说他没有骗到你算了吧。等我再去旅社找他，服务员告诉我说他已退房走了。

我到北京后，还两次遭遇过骗子。2004年，我参加了一个大型的同乡聚会，聚会发的同乡通讯录上有我的联系方式。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此人称也是江西人，且说与我同姓。他说自己在北京的一个工地打工，问我老家有没有“刘姓”族谱，想了解一下他们那里的刘姓，与我那里的是不是同一个宗。他这样一问，我以为他是想了解刘氏祖先来历吧。我说这方面的资料网上可以找到，我对此没有研究，也不感兴趣。他马上又说：“刘律师，我在丰台区方庄的一个工地打开，我在工地挖基足时，挖出一个瓶子，里面装有一些古懂，还有一张很破旧的纸条，我没有什么文化根本看不懂，您有时间来不能帮我看看。”

他还想说什么，我立即打断他的话，我知道又遇上骗子了。我对他说，如你真挖到了文物，按法律规定应上交国家。如不是最好不要去骗人，行骗被抓获后，要坐牢很难受的。我是律师这方面的事见多了，但为江西同乡，我虽不认识你，但还是要警告你。他听了后一声不吭就挂了电话。

2006年，我又一次接到了类似的行骗电话。

象这种行骗把戏，只想认真想一想就知道了，从来没有见过面，为何会信任一个陌生人，会将自己挖到古懂一事告诉你，如果此事传出会被收缴的。他们故意装着不懂，就是好让别人上当受骗。

2006年初，北京警方抓获了一批这样的骗子，这些骗子都自称是民工，以挖到金银财宝和古懂为钩饵，骗那些贪便宜的人来上当。有一个老总，一次就被骗去了八十万元。

各式各样的中奖行骗，其实还是很好识别。如接到通知说你中奖了，首先应当想想，自己是不是参加了该项活动，这项活动是不是公开进行的，组织单位是不是合法成立的，如果你没有参加，组织单位的真实情况也无法搞清，此时千万别信，你想想别人怎么平白无故的将一个奖给你，难道对方是傻子白白给你送钱？

特别是那些要你寄奖品的邮寄费和交税费的中奖通知，更加不能信，他们目的有些是想骗你的高额邮寄费和税费。等你钱一寄出，对方就会石沉大海。不过，有的骗子还会讲点“良心”，你寄给他二百元的邮寄费用，他会寄回一个只值五十元的奖品给你。

要防止这类“小儿科”式的诈骗，我想记住一句古语就够了：天上不会掉陷饼。

献给母亲的花——康乃馨

每年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一个极有人情味的节日——母亲节（Mother’sDay）。这天，细心、孝顺的子女都会买一束康乃馨，亲手送给生养自己的母亲，以报答她多年的养育之恩。

康乃馨，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母亲节上的首选花卉。如果说人们对母亲的赞颂是一曲永远没有结尾的乐章，康乃馨则是这乐谱上跳动着的色彩缤纷的悦耳音符。

康乃馨，是香石竹的音译名称，学名是Dianthuscaryophyllus 为石竹科多年生宿根草本花卉。茎质坚硬，灰绿色，节膨大。叶厚线形，对生。花大，具芳香，单生或成聚伞花序；萼下有菱状卵形小苞片四枚，先端短尖，长约萼筒四分之一；萼筒绿色，五裂；花瓣不规则，边缘有齿，单瓣或重瓣，有红色、粉色、黄色、白色等色。原产于欧洲。石竹在我国是一种最平凡最常见的草花，名花谱上向来没有它的位置。

康乃馨，原产地中海沿岸，喜凉爽和阳光充足环境，不耐炎热、干燥和低温。宜栽植在富含腐殖质，排水良好的石灰质土壤里，花期4月至9月，保护地栽培四季开花。康乃馨是优异的切花品种，花色娇艳，有芳香，花期长，适用于各种插花需求，常与唐菖蒲、文竹、天门冬、蕨类组成优美的花束。

香石竹的出名得益于1934年5月美国首次发行母亲节邮票。邮票图案是一幅世界名画，画面上一位母亲凝视着花瓶中插的石竹。邮票的传播把石竹花与母亲节联系起来。于是西方人也就约定俗成地把石竹花定为母亲节的节花。每当母亲节这一天，母亲健在的人佩戴红石竹花，并制成花束送给母亲。而已丧母的人，则佩戴白石竹花，以示哀思。世上没有无母之人，石竹花也就成了无人不爱之花。石竹花因母亲节而蒙上一层慈母之爱色彩，成为献给母亲不可缺少的礼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中外文化的交流，母亲节也渐渐传人中国，香石竹也就真正“香”起来，普通百姓也慢慢接受了好听的洋名字—-康乃馨。

康乃馨，这种体态玲珑、斑澜雅洁、端庄大方、芳香清幽的鲜花，随着母亲节的兴起，正日益风靡世界，成了全球销量最大的花卉。

母亲营造了温馨，祝天下的母亲健康平安！

  有记者问：据报道，美国人权团体“自由之家”不久前发表“2007年度世界各国新闻自由度调查报告”，指责中国的新闻自由状况，称中国为“不自由国家”。你对此有何评论？

　　姜瑜回答说：“上述论调十分荒唐，不值一驳。”

　　姜瑜指出，中国依法保护公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中国媒体依法享有充分的报道自由。同时，与任何法治国家一样，中国媒体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开展工作。

  一个网友的点评,评论有些过偏激,但不无道理:土地自由地征，房价自由的涨，手机费自由地调，票价自由的浮动，工业原料自由地往食品里添加，穷人们自由地卖血，富人们自由地超生，官员们自由地吃喝玩乐,网络警察在网上自由的监控,网络管理员自由的删除博文——怎么能说中国是不自由的国度?

  我的点评:中国的新闻是否自由,对此深有体会的不是我们,也不是外交部,应是媒体记者和编辑.如让他们来反驳美国对我们新闻自由度的攻击,这会很有说服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