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高帽子”的律师
刘晓原 律师 06月 30th, 2007
2007年6月24日至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律师法修订草案。为了解律师界对法律修改的意见和建议，检察日报社于6月28日下午，在北京财富中心40楼，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会议室，召开了“律师地位与律师法修改”研讨会。笔者应邀参加了研讨会，下面是本人书面发言稿的内容摘要。
别给律师戴高帽子
这次《律师法》修订草案，将律师定位为：“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职业人员。律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为使命。”
这个定位，比以前《律师条例》和现行的《律师法》提高了很多。
《律师法》颁布实施前，律师属于“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法律顾问处属于国家“事业单位”编制，律师费收入也不用交税，律师拿国家工资。
1996年《律师法》颁布实施后，律师不属于“国家法律工作者”了，将其定位为：“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提供法律服务职业人员”，这真正体现了律师职业属性。这一界定体现出对律师职业的重新认识。
某市律师协会会长说，草案对律师职业性质的定位，体现了律师的职业特点，有助于增强律师的职业责任感、使命感，有助于提高社会对律师社会角色的认识和尊重。
但是，我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拔高律师的定位，对律师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国家对律师行业、对律师寄予了这么高的厚望，而律师业的现状却是难以承受这神圣使命。
律师事务所属于服务性机构，从某些方面来看，与会计师事务所很相似，都是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它即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它只不过是利用知识，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服务。律师是受聘于律师事务所的员工，为律师事务所服务，受律师事务所指派从事业务。
律师没有执法权和裁判权，律师接受委托后，服务的对象是自己这一方当事人，只维护委托方的合法权益。只要律师的服务符合法律规定，符合与当事人签订的协议约定（当然这个约定的内容是不违法的）就可以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应当体现在司法机关的裁判上。律师的服务也许可以体现正义，但难以体现公平（也只能体现在委托方）。
《律师法》修正案中，强调了对律师队伍的监督管理，却忽视了对律师行业和律师的支持和扶助。
国家对律师行业，除了在法律上进行支持外，在经济上不给予任何支持，司法行政机关也没有扶助新成立的律师事务所和新律师发展的政策。
律师事务所和律师，除了按规定缴纳各种税（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建税共10。5%）外，每年还得缴纳巨额的律师年检注册费、会员费（在北京，律师事务所会员一年一万，律师一年2500元），律师每年还得为困难者提供法律援助。
对新入行的人来说，如是做提成制律师，由于自己没有案源，收入非常低。做工薪制律师，每月的工资估计也就给个一千五（在大城市）。对实习律师，有的律师事务所还不给工资。
在这种现状下，却要律师肩负起“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正义和公平”的神圣使命。
一方面要生存，一方面是正义与公平，另一方面国家不给经济上的支持作后盾。律师肩负了太多的重担。律师毕竟是人，他不仅自己要生存发展，还要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
将《草案》对律师的定位，与《法官法》、《检察官法》相比，律师的定位明显“高于”法官、检察官，《法官法》、《检察官法》第二条、三条，对法官、检察官的定位是：法官（检察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检察权）的审判（检察）人员；法官（检察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但是，律师的实际地位却无法与司法机关人员相比，法官、检察官不仅政治地位高于律师，而且还有国家给予的各种社会保障。
律师与同为法律人的法官、检察官相比，律师是一个矮个子的小孩，法官、检察官是一个高个子的大人。现在，将律师的定位拔的那么高，等于是给律师戴上了一个高帽子，从外表上看起来，三者“旗鼓相当”。
表面上的高定位，背后却没有权力作保障，难道能改变律师业的现状吗？
也许有人会说，律师赚钱容易，有些律师赚钱是比法官、检察官多，但是如把保障机制算上去，除了少数人外，绝大多数的律师可能还比不了司法人员。
我不知将来修改《法官法》、《检察官法》，会不会对法官、检察官进行重新定位，如果定位不修改的话，律师的定位明显高于法官和检察官，这完全不符合司法现实。
所以，我认为对律师的定位，还是维持原定位，这符合客观事实，不要人为去拔高。
切莫将《律师法》，修改成《律师处罚法》
现行的《律师法》更象一部义务法，律师执业保障很少，更没有经济保障权。
《律师法》草案，仍然用了大量篇幅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约束，对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的处罚规定占了很多篇幅，原有处罚条款六条，草案则增加了四条，共十条处罚条款。草案全文共五十九条，处罚条款就占了六分之一。
与处罚条款形成反差的是，对律师权利条款却规定的不多。
《律师法》草案与《律师法》相比，虽然增加了几条律师权利条款，但是由于规定不明确具体，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
草案对《律师法》有一个很大的改动，就是增加了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经济处罚，在处罚金额上幅度还很大。由于对违规行为规定不具体，很笼统，律师事务所和律师一不小心违规，就会面临巨额罚款。
《律师法》原来是没有对律师进行经济罚款的规定，只是没收违法所得。司法部制定的《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处罚办法》同样没有罚款规定。
草案将使《律师法》，变成了《律师管理法》、《律师处罚法》。
同为规定职业人的法律，如《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务员法》、《执业医师法》、《注册会计师法》、《教师法》，都设有“法律责任”或者“惩戒条款”，除了《执业医师法》、《注册会计师法》对单位违法行为进行罚款处罚外，对医师、会计人员没有直接罚款处罚规定。但有一个例外，《公证法》中也有对公证员进行经济处罚规定，司法部是律师与公证员的主管行政部门，不知为何司法部只盯着钱不放？
将草案与上述所提到的职业法相比，说《律师法》成为了《律师管理处罚法》，这个说法并不为过。
草案规定的罚款处罚也不轻，一般的违法行为最高可以处以五千元罚款。在《治安管理法》中，只有赌博、卖淫嫖娼等严重违反治安行为才会罚款这么多。
有人说，中国的律师是一群没娘的孩子,只对他们“喊打”要钱，却没有哪个部门给他们关心和支持。
据媒体报道，法学院校毕业的学校，直接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比例很少，很多人都是选择去公检法，或者党政机关做公务员，甚至宁愿选择进企业做法务工作，也不愿去做律师。
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问题是做律师没有保障，特别是刚跨入律师行业的新人，这个日子是很难熬的。前不久，有媒体报道北大毕业生去法院做书记员，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建设法制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维护人权方面，律师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对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政策，却没有赋予律师什么权利，相反却赋予了他们太多的社会责任。
在承担社会责任上，国家对律师的要求高于法官、检察官。这难道是对律师们“高看一眼”吗？我以为这是对律师的不平等。
没有平等权利，何来同等义务？
执业权利遭到侵犯，谁来救济？
当前律师执业环境艰难，许多应当享有的权利难以实现，其深层次的原因，与《律师法》没有规定律师权利的救济程序不无关系。当律师执业权利受到侵犯时，救济无门，投诉无路，这是立法上的一个明显不足。
如会见权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律师受其家属聘请后，紧接着就是会见了解案情。但是，有的公安机关就是以种种理由拖着不让见，有的说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审讯，要等审讯完后再安排会见。有的干脆不说理由，就是不让见。
法律明明有规定，公安机关就是不执行，律师该怎么办。投诉公安机关吧，往往是石沉大海。向律师协会或者司法局反映，他们也管不了公安机关。据媒体报道，前几年有一个地区的律师，由于公安机关总是不安排会见，处处为难律师，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最说还败诉了。
当律师会见权得不到保障时，权利就不为权利了。在立法中应设置律师权利的救济途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
律师不能顺利会见到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家属就责怪律师“没能耐”，说律师在公安机关关系不硬。在这种司法环境下，有的律师迫不得已去找关系。
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时，公安人员总是站在旁边监听，有的还规定不能问案情，时间不能超过20分钟。
一个警察站在旁边监视，犯罪嫌疑人不仅怕说，律师心理上也感到有压力，感觉自己在做坏事一般。不让案情，律师又如何了解案情，如何提供法律帮助？
在侦察阶段，律师会见起不了什么作用，无非是代家属问问有什么需要，转告一下家里的情况，
现草案规定，在已经采取安全措施的场所内，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
这个规定对公安机关来说，还是有空子可钻。因为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还得有一个前提条件“已经采取安全措施的场所内”。
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都是在看守所，看守所都是有安全措施的场所，如此规定不是多此一举吗？如果有公安人员提出，我们看守安全措施不好，要求在场监听，律师又不是无可奈何吗？
所以，我认为应当改为“在看守所内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会见室内不准安装监听设备”。
阅卷难问题，在侦查阶段，则不让看任何材料；审查起诉阶段，只让看起诉状副本，审判阶段好些，法院一般不会为难律师。
调查取证难，这是一个普遍问题。刑事案件就不用说了，辩护律师很难行使调查取证权。由于《刑法》第306条有一个辩护人伪证罪，律师也不管轻易去调查。
在民事案件中，律师要行使调查取证权同样很艰难，主要原因是被调查人或者单位不予以配合，遇到这种情况，律师又没有强制取证权，也没有处罚权，很是无奈。而法官一般不会进行调查取证，由于取证不到，就面临着败诉。
《律师法》草案修正后，虽然保证了律师的阅卷、会见、调查取证权，但是由于没有规定行使执业权受到侵犯时，如何解决的途径，那么在执行时又会遇到难题。
另外，对律师在刑事、民事案件中的取证权，以后修改《刑诉法》、《民诉法》时，应当加以细化。如规定在律师调查取证，遇到有关单位不配合情况，应当由法院去调取，或者由法院出具调查函给律师，如被调查单位不配合，应按妨碍诉讼论处，由法院进行司法处罚。
特批律师——特权产物
《草案》第八条规定：“曾经从事法律研究、教学等专业工作，并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的人员，申请律师执业的，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可以准予律师执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律师法》第一次修改前，规定了司法部有特批律师权利。2001年12月29日《律师法》修改后，取消了特批权。因为国家实行了司法考试制度，要想成为律师，必须要先通过司法资格考试。
司法资格制度实施后，那些不愿参加考试，又想做律师的人就没有办法了。
应当承认从事法律研究和教学，有着高级职称的人，理论学术水平很高，让他们去参加这种应试式的考试是显得“小儿科”。
但我想，既然国家制定了考试制度，而且是国家级的考试，按照游戏规则，大家应当在同一起跑线上来公平竞争。如果要给予照顾的话，也只能照顾国家贫困地区的考生们，那里的律师少呀！当然啦，如专家们愿意去国家贫困地区做律师的话，我想国家不仅要特批照顾，还应当给予大力表彰。
专家们既能水平高，却又怕考试，这有点说不过去。如果专家教授参加考试，过不了关的话，不是他们的水平低，而是考题存在问题。但是，这些司法考试题目，可是由专家们出。
如果考试制度无法体现人的水平，建议还是予以取消吧。只要法学院毕业的人，不经考试就可让他们做律师。从理论水平来讲，通过三年或者四年的法学理论系统学习，法律知识足矣。
以前将“特批律师”废除，无形中削减了行政部门的特权。权利是好东西，可以带来地位和各种利益呀！现草案中重新提出要恢复特批律师，完全是特权思想在作怪。
我想，如果可以有特批律师，是不是也可以有特批法官、特批检察官、批准医师、批准教师呢？
允许司法行政部门有特批律师权，这是对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挑战，无法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
据媒体报道，在审议《律师法》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和一些委员对“特批律师”规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