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心

今天（2010年2月28日）是农历虎年的元宵节，一个中国传统的民族节日。然而，在曾经（也许还包括现在）的岁月中有多少家庭是因为文章中相似的状况而家破人亡。数日前本人在博讯网上看到此文后便稍加文字的修改，特地放到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上传以表警示之意。

冷战时期，东德最有名的特务头子是绰号叫“隐形人”的：马尔库斯•沃尔夫（Markus Wolf），德国犹太人，他任前东德安全部（STASI）副部长达34年，其领导的驻外情报机构与前苏联的克格勃齐名，对内恐吓、监控、迫害本国居民，监禁记者、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德国统一后，他畏罪逃亡苏联，在苏联解体前夕，他回到德国，提出通过帮助德国政府解开冷战中的一些谜团以换取赦免，但未能如愿。最终他两次站在审判台上接受正义的审判，被判有罪。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八天后，东德国家安全部(MFS)更名为国家安全办公室(AFNS)。但是，这个更名没能使它活得更久。12月8日，莫德罗总理下令解散了AFNS。自此，世界上最著名的秘密警察组织之一终于走到了尽头。
MFS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斯塔西（STASI，德语“国安”一词的缩写）。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构建起了一张由几十万线人组成的大网，将几乎所有的东德公民罩在网中。身边有形或无形的监视者、监听者和告密者――无论他们是出于有据可查的事实，抑或只是来自传言、怀疑或想象，皆成为东德人日日夜夜置身其中的现实。斯塔西及其似乎无处不在的秘密线人，就这样定义着东德人的日常生活，成为每个人言行起居中朝夕相处、必不可少，有机而且动态的组成部分。
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这种稳定的程度不仅大大强于其东部大家庭的兄弟们，如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甚至超过了在六、七十年代经历了巨烈动荡的资本主义同胞、西邻的近敌联邦德国。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幻象，是因为这种稳定并无坚实的内在基础。稳定之得以保持，端在内部的高压和外部两大强力集团难分伯仲的对抗所造成的平衡。一旦对抗失衡，内压立刻决口，整个体系顷刻间瓦解，国家瞬间不复存在。
二十年过去了，斯塔西对东德人造成的社会创伤、心理阴影和情感痛苦仍旧难以平复。
 

最强大最有效
 

东德似乎并不公开鼓励检举揭发，亦不大力宣扬告密文化，而是通过广泛、细密、有效的组织工作，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肌体。从上至下，层层布控，有效预防，对公民一切可能危及政权稳定的言行实行全面监督。德国人为共同目标而不惜冷对个体的哲学渊源，做事务求条理分明、执行程序严谨高效，甚至刻板至教条主义的行事作风，均为斯塔西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最有效的秘密警察组织起到不可忽略的作用。自1950年创设以来，斯塔西的雇员始终在稳定增长。1974年，该组织已有全职员工55718人，1980年有75106人，到1989年，则达到91000人。这些人的亲友往往知道其身份。真正的“地下工作者”是数以十万计的、散布于社会各个行业、各个角落的非正式雇员，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告密者”（本文将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线人”，来代替感情色彩强烈的“告密者”一词）。
1995年，根据已不完整的官方记录（斯塔西在解散前已开始档案销毁行动），1989年时的斯塔西有非正式雇员17.4万名，约占当时东德18－60周岁公民的2.5%。约翰•科勒(John Koehler)在所著《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秘史》(2000)一书中认为，其总人数可能接近50万（另据一位前斯塔西上校的估计，若将临时线人也计算在内，则线人总数可能高达200万人）。平均每166位东德公民，便有一位斯塔西警探“照看”，东德因此便成为了世界上秘密警察密度最高的国家。苏联克格勃有4.8万雇员，监控全国2.8亿人，平均每人负责5830位国民。若是计入非正式雇员，则斯塔西每人监控66人。如果连临时雇员也包括在内，那么每6.5个东德公民中，便有一人为秘密警察工作。
东德所有的大企业中，均派驻有全职斯塔西警官。每座居民楼亦指派一人，充任监视者，直接向管片民警报告。每有住户的亲戚朋友在此过夜，斯塔西都会得到报告。宾馆房间的墙壁通常开有秘密孔洞，以便斯塔西用特殊的针孔照相机或摄影机进行秘密拍摄。若有敌对嫌疑人进入监控名单，斯塔西便会在其家中布设设备，秘密监听。大学和医院这些敏感单位，更是被广泛渗透。
斯塔西的座右铭是“党的盾与剑”（Schild und Schwert der Partei），这句话在电影《窃听风暴》中曾两次被提及。线人的工作亦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但因工作性质的不同，又有细分。据芭芭拉•米勒 (Barbara Miller)的《统一后德国之罪疚与顺从的叙述：斯塔西线人及其社会影响》（Narratives of Guilt and Compliancein Unified Germany_Stasi Inform ersandtheir Im pact onSociety，Routledge，2000）一书所述，人数最众、分布最广的是非正式雇员（IMS），即民间线人。1979年的一份斯塔西纲领指出，IMS“在全面确保国内安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其工作是预防性的，为“应对新的安全需求而进行早期的辅助侦察与落实”，特别是要弄清“谁是谁”的问题。
斯塔西极为看重IMS，其各个时期的正式文件亦不断强调这一点。“非正式雇员是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1958)；“非正式雇员是国家安全部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1968)；“我们的政治工作所期望达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有赖与非正式雇员进行高质量与有效的配合，他们是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1979)。
 

东德没有英雄
 

两德统一最初的欢欣之后，原来的东德人很快发现，曾经憧憬的美好生活并未到来，社会主义体制下的生活和职业保障却一去不返。失业率猛增，东部人不得不接受再教育，学习谋生技能。尝试着去适应曾经向往如今突然而至的自由，学会自己做决定。相对于国家替你决定一切的旧体制，统一后的自由反而令许多人不知所措。傲慢的西部人施于他们的歧视和怠慢，相较于旧体制的压制，似乎更加令人不堪。现在，他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个人或集体的理想与自尊，过往的人生变得一钱不值。在东部，自怜和恋旧的情绪高涨，已经不复存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竟然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已逝的天堂。2009年春天，BBC播出了一套系列纪录片讲述东欧人对社会主义大家庭时代的回忆，好坏兼有。一位女士说：“较之现在，东德时代的妇女更为独立，在婚姻和工作中有更多的选择”，她面对镜头说，“我们感到安全及被照料”。
然而，国家不仅照料其公民，亦监控他们，而这种监控的深度和广度，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府可能都难望其项背。统一后斯塔西秘密档案的逐渐公开，对许多东部德国人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逼使某些人重新审视那个失乐园。“这些文件不仅有助于前东德人得知并了解自己的历史，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们重新定义过去”，芭芭拉•米勒女士写道。
档案的某些部分足以令人震惊：例如1987年的记录显示，当时东德作协的19位最高委员中，竟然有多达12人是斯塔西的线人。也正是由于这一点，200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经深受秘密警察之苦、1987年从罗马尼亚移民西德的赫塔•米勒，坚决反对在没有甄别清算前东德作家历史污点的情况下，实行两德作家组织的合并，并为此于1997年宣布退出德国笔会中心。
在德国东部地区，赫塔•米勒并不是很受欢迎的人。1999年，柏林墙倒塌十周年的时候，她告诉RFE电台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语部的米尔恰•约尔古莱斯库，尽管已经统一多年，但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两个德国之间的鸿沟仍然存在，德国东部更近于东欧而非本国西部。“在德国的东部，有些人拒绝我去朗读作品”，她说，因为他们不想以直接了当的批判回望过去。但也有人请她。赫塔•米勒说“可以这样说，在德国西部大多数人只是对我的书抱有理论上或文献上的兴趣，而东部人会通过我的书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人生，有些人为此觉得不快。许多次在德国东部，我朗读完，首先就会听到听众提问说‘罗马尼亚的情况当然比我们这儿恶劣’。于是，我告诉他们‘这要看你怎么看待那些事’。她说，许多东部人不愿意相信的是，从整体上讲罗马尼亚和东德之间的不同没有他们愿意相信的那么大，可听众不喜欢这种看法”。
随着秘密档案的公开，线人们不断曝光并受到谴责的同时，公众也发现自己每次都会落入相同的、极为复杂的道德困境。“斯塔西的线人们始终是（东德）国家机构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大多数东德人用沉默来作为配合，这一体系断然不会如此有效运转”。芭芭拉•米勒就此写道，“作为机会主义的盲从者，个人之所以与集体保持一致，是因为他们在这种物质安全、社会安定的平庸图景中安于浑浑噩噩，其中之个人则坚定不疑地服从于那种对简单及相对和谐之生活的欲望”。“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通常情况下，他们会找到救赎者”。
2009年初，意大利的翁贝托•艾柯教授援引一例指出：1931年，当时的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勒令全国1200位大学教授宣誓效忠。其中仅有 12人拒绝，并为此失去工作，其余皆为保住教职而屈从。“也许这1188人是对的”，艾柯说，“但是那12个人挽救了其大学、乃至我们国家的荣誉。这就是为什么你必须说‘不’，即便这样做毫无益处。因为有朝一日，你可以说，你说过不”。
十二君子仅仅是大学教授集体的百分之一，在全体意大利人中的比例更微不足道，但事后他们足以为集体羞耻感提供一个排遣的通道，虽不至完全脱罪，亦可让失序的心理找回某种平衡。如果一个集体找不到可引为代表的英雄，帮他们卸去颈上的重轭，让他们有理由说出：“我们也曾反抗过”，那么这个集体终将不能自如地面对过去。
 

羞耻以及失忆
 

1993年初，前东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丝塔•沃尔夫（Christa Wolf）被指认曾在1959至1961年间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雇员，代号“玛格丽特”。沃尔夫女士的反应具有典型性：她最初完全否认，半年多之后，档案将不可辩驳的证据呈现于前，她又改口说已将这段往事完全忘却，并辩称从未对同胞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在身份曝光之前，前线人大多保持沉默，直至白纸黑字的证据出现。然而对那段不光彩的往事，他们真的有可能失忆吗？芭芭拉•米勒在前述专著中对上述情况做了分析：传统的记忆复制理论认为，人的记忆是对过往事件的精确复制，但心理学家近年来的研究却表明，自我记忆的机理往往与此相反。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社会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罗斯发现，个体会使用“绝对自信的理论来构建其个人历史”。也就是说，人们趋向于用当前对自我的理解来“推断”他们过去的行为。除非有明确的信息让我们相信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然我们便很可能有意夸大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并以此重构记忆。
“谢天谢地，我好像很早以前就忘记了”。沃尔夫女士写道，“如果我还记得那件事，我怎么能活过那么多年，怎么还能继续写作，我还能相信谁？”。
事发后，她立刻遭到了舆论潮水般的猛烈攻击。然而在舆论最初的歇斯底里过后，不断出现的档案逐渐还原出更为客观的历史：沃尔夫与斯塔西的合作只是“最低限度的”，并且只持续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不仅如此，自从年轻时的政治幼稚之后，她日益转向政权的对立面（她被称为“忠诚的异见者”，在批评政府的同时仍然保持社会主义信念）。并为此与丈夫一起遭受了斯塔西长达20年的不间断监视，写于1979年、但直到1990年才得以出版的半自传体小说《余留之物》（Was bleibt）记述了那段监控之下的生活。
该书甫一面世，即遭指责。评论界指其伪善，以东德时期的既得利益者之身，又图谋于新时代。三年后斯塔西秘档曝光，舆论众口一辞，大有将她打入地狱之势。这正是面对历史时的乱局与困境，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皆难以脱逃，亦难以承担。
斯塔西死去二十年了，时间似乎漫长，却又像弹指一挥间。它的幽灵仍然纠缠着许多人，也许每夜都来徘徊于枕边，让他们至死不能释怀。
 

后记：如果哪一天，中国也被扔进了这么一块民主德国式的石块，试问我们的湖水还会像往日那样子平静吗？我们的生活还会像往日那样子和谐吗？
也许那一双警惕的眼睛就是你的同事、你的邻居，甚至于是你同床共枕的亲密爱人，请问那时候我们又做感想呢？是淡然一笑还是嚎啕大哭？说不定自己也曾经是那双猫头鹰式的眼睛！
就像当年的卡廷惨案一样，历史的真相终究要浮出水面的。当真相显现而使人的情感崩溃的时候，我们除了检讨自己的人性懦弱和人格缺陷之外，更应该去控诉那个黑暗的世界！
尽管它曾经被竭力歌颂为无时无刻都由金色和温暖的阳光所照耀着，十几亿（过去是6亿、7亿、8亿……）人民都幸福地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天堂里！

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逝世5周年的日子。2005年1月17日7点01分，在那个曾经被他自己领导过的中共当局软禁了长达15年多之后，赵紫阳先生终于因病离开了这个曾经属于他的世界。

在他去世不久，他的女儿王雁南女士给众多好友发送了一条内容相同的言简意赅的手机短信：他终于自由了！

是的，他老人家终于自由了！但是，以这样子的方式获得自由实在令人心酸。他自由了，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自由？在某种程度生存状况还不如5年前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用赵紫阳先生的那种方式来获得我们心灵的自由呢？

5年过去了，即便50年过去了，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因为他是我们心中永远的英雄，他曾经和我们一起战斗过！

人民报（注意是人民报，不是人民日报）消息：最近网上热议《地雷战》：什么“欺骗了几代中国人的谎言”，“太行山根据地老乡们所讲的……”，“欺骗国人的……”等等，都是说那《地雷战》是凭空捏造的。什么地雷所埋之处，是在村头村尾的大小路上，村民每天进出要走好几趟，而日本人十天半月也不一定来一次，能炸死几个鬼子？什么倒霉的还不都是我们中国百姓？什么国际组织调查结论……等等。

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依作者看，都把问题看偏了——人家那是科幻片！有什么好指责的。相反，我对影片编导的科学功底和幻想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影片的开头写得清清楚楚，这是一部“教学片”。序言里也说：“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的光辉业绩。”什么是“教学片”？就是专门“教授科学幻想的影片”，简称“教学片”。

每次鬼子进村前，都是守护在村口的少年“眼尖”，发现不远处的日军大队。于是少年大喊：“鬼子来啦！鬼子来啦！”——这就算是拉警报了。

只见全村的人扶老携幼、牵驴赶羊、拖牛拉马地离开村庄，多数人还要肩扛手挽地搬运粮食衣物和棉被枕头。如此兴师动众，自然行动缓慢，没有半天一天是出不了村的，看得我心里着急。但是，导演却能安排得天衣无缝——待全村人都上了山，日本鬼子还没走到村头。一直等到民兵们埋好地雷之后才放鬼子进村。于是，鬼子们被炸得魂飞魄散自不必说。

有一次，龟田小队长带大批日军袭来，而导演只安排了三位年轻的村姑来对付他们。村姑们看上去应该是玩绣花针的料，但个个如史泰龙一般。把大队日军打得晕头转向。导演还让日军一点作战经验都没有，一点也分不清姑娘们放到是鞭炮还是机关枪。只好向东扫射一番，再向西扫射一番，完全搞不清方向。直到成功地拖够时间后村姑们才撤离。

这时，大队日军狂追在后，眼看就要追上了。我心里急得发慌：被鬼子逮住必死无疑也，还有可能被糟蹋，日本鬼最爱的就是这个，能不急吗？但事实证明我是干着急：只见那三村姑不慌不忙，边打边退。虽然只剩最后一颗子弹，照样弹无虚发，而且不需瞄准，睁着双眼抠动扳机就把敌人给“报销”了。我的老天，真神啊！

不久，伪军头目发现了村姑们弹尽粮绝，他高喊着“抓活的！抓活的！”扑了上来。眼看离着最多只有二三十米了，我急得直冒冷汗！活捉的后果是什么大家都知道，怎能不急？但没想到这次还是干着急：村姑们不紧不慢，还有时间埋雷，挂上绊弦，再找到隐身之处躲起来。轰隆一声，跑在最前边的最前边的两个敌人倒地。

这时，更令人担心的事出现了：姑娘们竟然冒险往回跑，从两名倒地的敌人身上夺下了三八步枪……。就在我急得心脏病要爆发时，导演终于救了我一命：他没让后面的鬼子开枪，甚至没让他们向前挪动，于是姑娘们从容离去。

在残酷的对敌战斗中，乡亲们发明了许多种类的地雷：什么绊雷、踏雷、子母雷、钉子雷、飞雷、连环雷、石雷……等等，简直就是武器制造专家。有一种地雷叫“天女散花”，就是在山坡上埋炸药，再铺上碎石，引爆后碎石散落下来，对头戴钢盔的日军似乎没什么杀伤力。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那洒下来的碎石照样可以使鬼子死的死伤的伤。

我最佩服的就是“天雷”，即把雷弦挂在两颗小树之间，那弦细得敌人看不见，一绊上就炸。但风吹树摇就怎么也不炸。如此高科技能不令人佩服吗？

还有那“头发丝雷”也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此雷竟然可以炸探雷器！“头发丝雷”暴露在地面的一边是铁夹子，用头发丝连接到另一边的铁钉子上。敌人使用的探雷器，虽然可以探到深埋地下的铁制物体——地雷，但地面上的铁夹子和铁钉却探不出。如此尖端科技今天都难找到，难怪“头发丝雷”频频把日本的探雷工兵送上了西天。

还有一种“蝎子雷”，竟然可以辩认出敌我：不炸走在队伍前面的二十几名被逼迫踏雷的村民，只炸后面的日本鬼子。当年就发明了如此先进的地雷，大家怎么都没想到吧？

还有你更想不到的呢！在收麦子的那天，我们的民兵竟然把大量的地雷埋到了日军据点门前，炸得鬼子出不了门。怎么埋的？看到有人埋雷，炮楼上的鬼子不开枪吗？关于这个问题，影片没有交待。我知道这是编导们的为难之处：不说吧，又不好。说出来吧，又涉及到军事机密——这可是一项绝顶的军事机密。

这项机密到了2010年，刚好过了法定的保密期，为了给历史一个交代，今天我还是把它披露出来吧——当时埋雷的民兵都穿上了隐身衣。

乡亲们还把地雷埋在自家的门头上、墙脚下、酒缸边、篮子底、凳子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任何一颗爆炸，都会将自己的房屋夷为平地。但我们的人民群众都没有怨言，甚至打心眼里高兴：炸死一个日本鬼子，没房子住也值得——您瞧瞧：这觉悟多高啊，哪像现在的那些只要钱的屁民钉子户！

事后没有爆炸的地雷怎么办？要请专家来处理吗？如同龟田队长请来排雷专家渡边一样吗？不用，完全不用！

乡亲们会轻而易举地一个一个地起出来。什么？不信！你太低估群众的能力了。凡是被认为危险的事，在党的领导下就会变得很安全。你看那民兵队长赵虎，身上挂着七八个地雷，在山沟边悬崖上摸爬滚打，上窜下跳，一点危险都没有。不时埋上个地雷，让紧随在后的鬼子飞上了天。还有，上级派人送来两筐地雷时，乡亲们抱起地雷欢呼，连小孩都不例外，安全得很！

就算出一点意外，也不需要涂药，用手摁住伤口就没事了。你看那石大爷，被日本的重机枪击中前额，只用手捂了一会儿就自动愈合了。科幻片，涂啥子药嘛！

世上本无事，洋人自扰之。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中华五千年，从来没有宪法，也没见什么损失嘛！汉唐强盛，有宪法吗？满清准备玩宪法，结果亡的更快。教训是深刻的嘛！可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所以，迷信宪法的思想是极其错误的，是要亡党的。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人民群众还受国民党法治思想毒害的悲惨国情，为了争取时间，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在不得以而为之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化害为利，最大限度的缩小宪法的约束，坚持党的领导。当然啦，将来如果有一天，条件成熟了，有人提议废除宪法，永远不要制定宪法，我会第一个举手的，不举手的肯定是国民党。公安机关不是汇报说国民党很难抓吗？我看，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如果没有我们党的领导，谁会执行现在这部宪法呢？有人不是说，敌对势力最尊重宪法吗？敌对势力如果把党赶下台，头一件事肯定就是废除这部宪法，这你们能否认吗？如果党不领导宪法，党就得下台；党下了台，宪法也就完蛋了。同志们，你们说，党不领导宪法能行吗？如果哪个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那我们也只好说：这个人比工农群众还无知，需要到广阔天地接受工农群众的再教育、再改造！

我们的党，好比诸葛亮，对于“宪法”这个阿斗，是怀有极其复杂的感情啊！不公开承认阿斗的领导地位是不好的，是无法向人民群众交代的；如果不把阿斗当摆设，也是不好的，是无法让党随意向人民群众发号施令的，也是迟早要被司马懿抓去砍头的。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在全国所有学校取消宪法课，开设政治课，让全国人民明白，第一，阿斗还是有的，诸葛亮也受他的领导，不会胡作非为的，放心好啦；第二，诸葛亮是最厉害的，是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不听他的话，后果会非常严重的，严重到比地球爆炸还可怕！

不顾公共道德的行为，在中国已经是十分普遍了。如今中国人的素质之低，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地铁还没有停稳，车内的人都没有出去，车外的人就争先恐后地向车上挤；看见老人跌倒在地，好心人上去扶一把，却被诬为肇事者；小偷行凶，上百人围观无人伸援手；少女在大街上被人强奸，数十人旁观无动于衷；见义勇为的救火英雄被烧伤后无钱医治被赶出医院；看着人生受挫打算跳楼轻生的绝望者，围观人群群起嘲笑其做秀，最终把人逼向绝路……。面对这群黄色的面孔，人们只能长叹一声：“唉，这就是中国人！”。难怪有人惊呼：“中国已进入无道德生活时代！”。

号称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地步？谁应该对中国人的道德沦丧负责？当然是专制政府！下面就让笔者来分析一下道德沦丧与专制政府之间的逻辑关系。

虚荣心、贪小便宜、图方便、心存侥幸等等都是人之常情，不管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都是如此。如果这些行为没有给别人造成损失和不便也就不必认真对待了，但是如果这些行为给别人造成了损失和不便，那就侵犯了别人的权利，因此必须给予惩罚。一个良好的政府，会有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去发现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对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进行制止，社会因此朝着健康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的精神素养也随之不断得以提高。

相反，一个劣等的政府，由少数人把持着政权，官员们整天忙于自己的利益，跑官的跑官，捞钱的捞钱，谁都没有心思去想一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因此社会上的丑恶现象长期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虽然对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梦寐以求，但是他们没有权力参与国家的管理，所以只能唉声叹气。有点文化知识的人，只能按照政府规定的基调进行批评，把所有丑恶的社会现象都算在封建残余的头上，如果谁不按照政府规定的这个基调发表意见，胆敢把这笔账算在专制政府头上，就会受到政府的严厉惩罚。殊不知，专制政府这种对待批评的态度，是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行为。他们独占国家的管理权，却又不肯为管理的失败承担任何责任。

一个人之所以敢于违反社会公德，是因为有权管他（她）的人常常懒得去管他（她），而深受其缺德行为伤害的人，想管他（她）又没有管他（她）的权力。有权惩罚缺德行为的人之所以敢于玩忽职守，是因为他（她）知道有权惩罚自己的人同样也懒得来管自己，而对自己玩忽职守行为深恶痛绝的人又没有权力惩罚自己，他们最多只有上访的权利，而上级最终都会相信自己人。因为执掌权力的每一层次都存在着玩忽职守的动力，所以最后的结局就是整个执法体系的瘫痪。

当然，执法者通常有一个最好的借口，就是借口说，有的事情他们想管，但是却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可以让他们去管，所以只好不管。比如说因为赌气故意将轿车停在小区道路上的违反公共道德的行为该不该交警管，解释权永远在交警那里，老百姓做不了主；是不是举行一个听证会来明确一下管理职责，还是交警说了算，老百姓没有召开听证会的权力，而交警不会傻到为了给自己增加工作负担主动举行听证会的地步。政府职能部门如果不想管，可以找出一万条不该他们管的理由来。这是政府不作为的执法上的逻辑。

既然政府不作为的原因仅仅是没有法律依据，人们就会问，为什么不制定法律呢？因为专制制度下，立法权也被政府把持了，政府自己是不会制定法律来督促自己工作的。老百姓又被剥夺了成为立法议员（人民代表）的权利，面对混乱的社会秩序，他们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专制制度下，法律与社会生活是脱节的，所以社会矛盾就长期得不到解决。这是政府不作为的立法上的逻辑。

火气大的老百姓如果咽不下这口气，决定自己来维护公共利益的话，因为他（她）没有管理公共秩序的权力，别人就不可能听从他的斥责，结果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或造成财产损失。事情闹到政府不得不管的地步后，不得不到现场处理问题的官僚们绝对是各打五十大板，虽然他们也会批评一下缺德者，但是却会同时斥责维护公共利益的那位侠客不该自己多管闲事，有事应该向政府反映，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因为多管闲事的侠客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给他人造成了损失，所以应该承担赔偿责任。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矛盾，政府不想管，老百姓无权管，结果就是社会秩序的普遍混乱。

一个木匠发现有三个人偷了他的电动自行车，正骑着逃跑，就追上去想夺回来，结果双方发生了搏斗。木匠被他们打昏在地，醒来后到医院缝了十几针。那三个小偷跑掉了。可是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木匠收到一张法院的传票，原来是那三个小偷中的一个在那天的搏斗中也被木匠打伤了脾脏，现在告到法院要求木匠赔偿。结果法院判决木匠赔偿那个小偷五万元。这是多么荒唐的法律！老百姓连自己保护自己的权利都被剥夺殆尽了！

在这种混乱的社会秩序中，贪、滑、毒、狠的人总是可以占到便宜，他们在市井社会中充当着雷老虎的角色，善良的百姓无不对他们心怀畏惧。雷老虎现象，给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树立了坏榜样，使他们从小就知道了“鬼怕恶人”的道理，因此横行霸道之徒不绝于世。一个好人得不到保护，坏人不会受惩罚的社会，好人就会越来越少，坏人却会越来越多。

中国的公共场所禁烟令颁布多年了，可是仍然有许多人在公共场所吸烟，人们之所以不敢管，就是害怕发生冲突后听到政府官员那句“应该通过法律途径去解决问题”的屁话！多少次，笔者开车经过野外看到有些老人小孩站在路边想搭便车，真想顺便捎他们一段路；多少次，笔者在公共场所看到小偷行窃，真想冲上去一把抓住。可是一想到那些好心人的可怜下场，笔者忍住了做好事的冲动。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感到十分痛苦，我仰天长叹，问苍天，我们日夜生活其中的社会啊，何日才能结束这样的原始状态！

我不希望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去做好人，因为那是无谓的牺牲，根本改变不了中国的现实。我们应该努力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建立一个能够有机运行的社会机制，依靠制度来发现矛盾、解决问题。只有民主能够救中国！因为在民主的中国，我有和每个中国人一样的平等权利报名参加国会议员的竞选。如果人民投票选举了我，我会提出很多法律草案来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我会用法律的武器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让他们找不到玩忽职守的借口；我会用法律来保护敢于站出来维护公共利益的勇士，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我要让中国的坏人越来越少，好人越来越多。

人是生物，是生物就有生物的特性，比如好逸恶劳、投机取巧等，目的无非是趋利避害，给生命的存在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是一样的，没有哪个民族更优秀、哪个民族更劣等。他们的差别，除了生活习惯以为，都是政治制度造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被人看不起，被人称作劣等的民族，那不是人民的责任，而是政府的责任。世界上没有劣等的人民，只有劣等的政府！

2009年11月13日早晨，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的“拆迁”事件女主人唐福珍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最后“自焚”于楼顶天台，烧得面目全非。事后数人被拘，数人受伤住院。11月29日晚，唐福珍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唐的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地方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

据唐福珍妹妹唐福英介绍，自从11月13日发生自焚事件后，唐福珍的病房（重症监护室）日夜有4名治保人员监守，亲人都见不到唐福珍。11月29日下午，她侧面听说三姐唐福珍病危，晚上七点钟左右，唐福英匆忙赶到成都军区总医院，看到楼下大批警察站着，四楼烧伤科门口也有多位统一身着制服的治保人员守卫，她被天回镇派出所曾所长挡在门外，而后唐福珍的丈夫胡昌明和儿子在政府官员和警察的陪同下来到病房，见了她最后一面。

另据唐福珍的一位亲戚称：当晚9时许，看见金牛区副区长、天回街道办书记等人来到医院，当时楼下有10多辆警车，许多警察和治保人员、城管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很多亲属强烈要求政府把羁押在看守所的唐福珍的其他亲属带来，以期见唐最后一面，但未得到允许。11月29日晚11时许，医院方面宣布唐福珍死亡。

据悉，近日新的“拆迁条例”正在相关部门的讨论之中，估计不日就将“面世”。这就像当年的孙志刚的离奇死亡，导致了推行多年的“收容制度”的终结，至少形式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的进步和法制的完善非要以一些人的宝贵生命去推动呢？难道我们不觉得这样子的成本太“昂贵”了吗？

现在很多所谓的社会学者，他们认为那些人是社会底层的渺小人物，是时代前进必然的牺牲品。对于这些精妙的理论以及那种的对生命的漠视，我觉得应该有机会也让这些精英们体验一下那样的“社会进步”。人只有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他才会对一些社会的不公产生强烈的反抗意识。坐在书桌前和站在讲台上，一些知识精英是不会有什么怜悯之心的，看起来当年的毛太祖在流放臭老九这一点上还是非常英明的。

孙志刚、唐福珍他们不是无谓的牺牲品，他们是时代进步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符号。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殉道者，尽管他们不如遇罗克和张志新那样著名。对于早已经沦为利益阶层代言人的政府，我们还怎么能指望它们“心为民系，权为民用，利为民谋”呢？为了捍卫自己的合法（别忘了那些法可是当权者制定的）权利，现在人们已经到了只能靠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做微不足道的抗争了，这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哀吗？

蔑视个体是会危及整体的，因为任何形式的整体都是由无数渺小的不起眼的个体组成的。一个普遍缺乏安全感的国度，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下一个孙志刚下一个唐福珍。每一个在这片“神奇”的“温暖”土壤上生活的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包括那些当权者。20年前的那些东欧共产党的领导人最后不也成了他们所制定的那些体制的牺牲品吗？有的例如齐奥塞斯库之流不是被那些被蔑视的个体用冲锋枪打成筛子了吗？

诚然，现在我们是一个严重缺乏英雄的时代。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和那些渺小人物的倒下，伟大的英雄人物会出现的。因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不是我们官方宣传的“新时代”。伟大的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人物，也许这个伟大的人物就是我们自己！

英雄呼之欲出，因为那是历史的必然。时代呼唤英雄，我们期待英雄。漫长的岁月和无尽的苦难不会磨灭人们对理想对信念的不懈追求，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都渴望过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等到理想真的实现（请相信一定会实现的）的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欣慰而自豪地说：我们是这个伟大时代的建设者，我们是这个幸福生活的奠基人！

今天上网看到一篇好文章，现在转载于此供大家交流：

我常有这种想法：若干年后人们看我们这段历史，会觉得我们这代人，是一群可笑又可气的小丑！

我们点头哈腰、卑躬屈膝、挑拨离间、蝇营狗苟。我们早上吃地沟油炸的油条，中午吃毒大米做的米饭、晚上喝含甲醛的啤酒。我们交了高昂的学费却找不到工作，找到了工作却被当作劳力，我们耗尽父母的积蓄给自己买了一套小户型，我们在医院忍受着医生的白眼。我们现实的生活是如此的可悲，所以我们翻开历史书，沉浸于千年以前的辉煌，我们趴在电脑前喊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一类的口号。我们走上街头，砸了别人的汽车，商店，还把这种暴行美其名曰“爱国”。

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如此的突兀，我们以为举办一两个盛会，拿一两个世界冠军就会赢得别人的尊敬。我们以为盖几座大楼就可以代表繁荣。我们憧憬着10年后成为世界GDP最高的国家，却忘了自己还有30年房贷要还。我们揪住别人的种族歧视问题不放，却对身边的农民工兄弟翻着白眼。

我们口口声声喊着”中国人”，”中华民族”。实际上，除了我们说汉语、用筷子，过春节，我们跟那个传统的中华民族已经失去联系。日本、韩国、台湾反而比我们更中国。传统的割裂、道德的沦丧从未象今天这样彻底，决绝。今天，这里已经成为理想主义的焚尸炉、道德良心的乱葬岗。我们彻底的臣服于物质，把灵魂出卖给通货，为了钞票，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前仆后继，死而后已的精神，即便是60年前的抗战将士，恐怕也要自愧弗如。

然而我们浑然不觉，我们群情激昂的喊着“崛起”。对于世界各地的排华事件，我们不但不反思，反而兴高采烈地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强大导致了人家的害怕。我们就像一个傻大个，在文明世界裸奔，摆着各种奇怪的造型，觉得自己身材很好，以为别人会害怕。

我隐隐约约看到，在后人的眼睛里，我们这代人是一群小丑。

今天是刀客杨佳就义一周年的日子，此时此刻内心百感交集。一年来我们所处的生存环境没有任何的改观，连形式上的也没有。就像去年杨大侠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在这样一个被警察管理着的国家，一个遵纪守法二十几年的公民最后都会被判刑坐牢的！

槽糕的心情让人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因此就拿去年在牛博网上的旧文来充一下数。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我们死去的英雄！

另附牛博旧文《杨大侠，一路好走！》：

今天上午在上海的提篮桥监狱，我们仁慈的当局给了北京青年杨佳最人道的待遇—注射死刑！不知道杨佳现在到了天堂没有，但我知道此时此刻他的父母一定是心碎肠断。节哀顺变，杨爸爸杨妈妈！也许以后你们会有更多的儿女，因为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现在才真正地知道什么是感同身受。 

冬天就这样来了，来的不仅仅是气象上的冬天，更是经济上的冬天和人权上的冬天！晚上我第一次喝了酒，当然这不是为了身体的御寒，而是为了驱散心头的那种悲愤。我一共喝了两杯，一杯是自己喝的，另一杯是替冤魂—刀客杨佳喝的！兄弟你放心去吧，在天堂那里是没有一名警察的。 

新华网巴黎１１月１６日专电（记者尚栩）在法国北部诺尔省经营咖啡馆的埃里克最近自感患了忧郁症，原因在于他收到一张法国奥朗日电信公司寄来的天价上网账单，令他感到迷惘和不解。

据法国《巴黎人报》１６日报道，事件起源于几个月前。当时，刚迁入新居的埃里克为方便上网，通过电话向奥朗日电信公司申请了一张月租９５欧元，可全天候使用的３Ｇ无线上网卡，并于今年８月开始使用。然而，当埃里克收到当月无线网费账单时却“傻了眼”，因为奥朗日电信公司向他讨要４５９２３．６１欧元。

为弄清这张账单的来龙去脉，埃里克先后给奥朗日电信公司去电１０余次，最终得到的答复是，他所申请的无线网卡虽可全天候、在任何地方上网，但却规定了流量上限，一旦超过，便要根据相关计费标准补交钱款。还有一名奥朗日电信公司的服务人员对埃里克说，许多人都碰到过这种问题，只不过“你需要交纳的金额最多”。

对于这一解释，埃里克表示很难接受。他认为，在向奥朗日电信公司购买服务时，并没有人告诉他相关注意事项。埃里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到这张账单时，“以为只是一个玩笑”，但现在“觉得自己必须要去看医生了，因为自己因此患上了抑郁症”。

而奥朗日电信公司一名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否认公司存在欺诈客户行为，并说埃里克的账户已被暂时“冻结”，公司客户服务部门正展开详细调查，以最终找到解决办法。

今天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20年前的今天，东西方冷战标志的柏林墙被推倒。柏林墙的倒塌，象征着极权、专制的结束和自由、民主的胜利。

1989年11月9日晚，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在国际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从根本上放宽民主德国公民的出境限制。于是数千名东德公民蜂拥穿过东西边界到达西柏林，而这也是民主德国消亡的开始。

1989年11月9日19点，无论是在东德还是在西德，和往常的夜晚一样，数百万电视观众坐在电视机前看着新闻。几天以来，新闻头条一直都围绕着东德，也就是民主德国的内政问题。东德大街上要求出境自由的游行已经持续了数月，人们还要求更多的民主、开放和改革社会主义国家体制。

10月18日，民主德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将其职务交由埃贡－克伦茨，但是这位新上任的领导人仍然没能赢得东德人民的信任。在历史性的1989年11月9日这天通过的新旅行法原本应该稳定民主德国的局势。但是相反的情况却发生了。

民主德国发言人君特－沙博夫斯基在每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现出完全西方化的风格。当时他几乎是顺带着提了一下这个新法案：“今天通过了一项规定，使每一个民主德国公民都能够穿过边境出境旅行”。

就在此时，现场的一名意大利记者问道，该项规定何时能够生效？信息掌握不完整的沙博夫斯基给出了一个错误的答案说，这项法案立即生效。几分钟内，这个爆炸性的消息就传遍了全世界：树立起28年的柏林墙在这一天晚上被打开。

这是民主德国公民第一次不需要说明出行理由就能直接前往联邦德国。这个消息在民主德国产生了巨大的效应。立刻有第一批人走向勃兰登堡门和柏林的另一个边境关卡。边境的官员被弄糊涂了，因为他们并没有接到打开关卡的指令。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关卡，墙的另一边人群也聚集了起来，于是边境的官员们也不得不放弃阻拦。

在过了半夜不久，第一批东德公民踏上西德的土地，他们受到了热情的欢迎。陌生人都相互拥抱，喜极而泣。当晚的情形只能用“疯狂”来形容，每一个东德人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那太疯狂了，简直无法形容。真的，柏林墙没了，柏林墙没了…

1961年8月12日凌晨，两万多东德军队突然开到东西柏林边境，开始了修筑柏林墙的工程。一夜之间，柏林墙就树立在柏林中心。一九六一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发表了着名的讲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他还说：“今天，我们都是柏林人！”

1989年11月9日，横亘在东、西德之间，以及东、西方之间的“柏林墙”，在存在28年零91天之后终于被人们推倒了。实际上，人们推倒的不仅仅是一座“隔离墙”，而是一个政权，一个无自由、无尊严的共产主义极权政治。德国人毕竟是幸运的，他们一直被关注着：柏林墙见证了德国人的痛苦。全世界分享了他们的痛苦。无论如何，柏林墙的故事已经结束了。

20年过去了，此时此刻在距离德国万里之遥的东方，作为共产主义极权政治的最后堡垒中的人们更在关注着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我们的“柏林墙”什么时候能被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