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迅批判者的无差别扫盲

题记:“那我就不如烧完!”
                                               ——《死火》

         今年写的文章大多语调沉闷,比以往少了些插科打诨的劲头,大约是因为在网上混的有点意兴阑珊——年景不好,写什么都有人觉得你别有用心,为此我还特意在牛博和德赛公园寻了场子,效仿狡兔三窟,流窜起来方便。这两个地方传说有不少铁肩道义妙手文章的主儿,像我这样的小愤青跟着起起哄也倍有面子,是吧?

         不过现在我也基本上不去了,缘由是泛泛之辈哪里都有,文章也是不过尔尔,读来没有快感,反倒忍不住皱眉头。有时候真想驳斥一番,还是罢了,跟个把人作对有什么意思,若要反,就反一种现状、反一套机制、反一批人等。前些天在德赛看到一篇批评鲁迅的日志,今天我就想说:那些所有怀着各种目的在人格和思想意识上批判鲁迅的人,若说理不清、史料欠实、论证偏颇,我将平等的致以我最高的鄙视。

         话到此处,可以想象到必定有些人面露不屑:你这样志大才疏的愤青当然尊崇鲁迅了,你们成长在和平时代,初识些社会阴暗面便按捺不住的口诛笔伐,宣泄青春期的冲动情绪,你们这些青年对无聊生活的叛逆,和鲁迅那副苦大仇深的泼辣脾气不谋而合。无非是类似的话吧?哥们,能不能有点新意?首先,我不像愤青,更像个流氓,不起哄不废话,看不惯就骂,讲不听就打;其次,不要再用“愤青”、“小资”这样俗气的标签往人脑门上贴,除了这个会不会干点别的?尽拣些用破用烂的套套还想猥亵别人,真出息啊你们。

         来看看几种对鲁迅的否定态度。其一,有些人从小到大,除了语文教材之外基本上不接触鲁迅作品,对学生时代解析其文法的痛苦仍挥之不去,进而厌烦于鲁迅一副不苟言笑的枯涩面容。见到现在别人批判鲁迅骂的起劲,油然而生一种推翻思想独裁者的快感,也藉此机会表明心迹:我讨厌这个落伍的老家伙很久了!哪怕在只有红色书籍可看的年代,读懂鲁迅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因此大众有这种蔑视崇高的心理,十分正常。其实大多数人都是不喜欢鲁迅的,说的露骨点,大多数人只是在官方一味的推崇下,相信鲁迅是一个好人而已

         网上喜欢模仿鲁迅的语气来达到娱乐效果,并称之为“鲁迅腔(鲁迅体)”。我先得请教一下,究竟什么叫做“鲁迅腔(鲁迅体)”?我发现这个鸟词现在屡屡被提起,却没有人正儿八经的总结所谓“鲁迅腔”的行文特点。私以为,人们所聒噪的“鲁迅腔”,更多的只是白话文倡导时期的文风特点,一些断句、一些语气助词、一些习惯用法,并非鲁迅的专利。当然,鲁迅是有一种独特的腔调的,但这腔调并不在于形式,而藉话锋之顿挫流淌于字里行间,深沉而无奈,愤怒又悲凉。

         其二,把鲁迅定位于左翼作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尴尬角色,偏颇取证后认定其是红色苏联的崇拜者,中国敏感词过滤的宣传工具,是特定时代下被造就的“神”,于是在意识形态多样化的年代,就该用现代价值重新评估其言行,将其请下神坛。

         这种态度在学术界可谓小有规模了。这个复杂的年代,所有的领域都喜欢重新洗牌,把一些以往的争议人物捧起来,一些传统规范的圣贤榜样踩下去,整个世界处于不断的解构和重建中,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浩荡之间,荒烟蔓草的气息扑鼻而来。乍看下,这种态度是不无道理的,其实在出发点上就错的离谱了,谁为你定义鲁迅的

         周海婴曾在书中说过一件事,大家可能有所耳闻。1957年“反右”时,毛泽东在上海与周谷城、罗稷南等湖南籍人士座谈。当时罗稷南问毛泽东:鲁迅如果还在世,他会怎么样?毛泽东的回答是,鲁迅如果活到今天,或许是坐在牢里继续写,或许是识大体不做声。毛泽东是否如此作答,暂且按下不论,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毛以一己好恶左右中国政治时,当大批的知识分子在批判中含冤而死时,当人民群众在恐惧和荒谬中噤若寒蝉时,鲁迅坐的住吗?独裁统治和言论自由可一直是他最热衷的话题啊。我看他连牢都没的做,大抵是迅速定罪秘密枪决的命。我想不出那把硬骨头要如何软化,才能像郭沫若般顺滑如荑稗?

         政党为政权的合理性,总是要标榜一些正面人物作为精神旗帜的。鲁迅曾竭力赞赏当年的红色苏联,并对共产主义寄予同情和支持,这都是事实,因此也不免“被”成为主流意识的代言,那又如何?鲁迅并不站什么阶级立场,也并不真正信奉什么主义,他只是站在一己的判断上,仇视专制,倡扬民主,他的观点往往与当时的进步认识所契合,然而又不局限于时代。鲁迅更不是什么革命家,革命党要他去干刺杀满清权贵,他不去;中共领袖李立三请他出面发表革命宣言,他也不去。他从不做无谓的“革命”,因为在黑暗的时代,挺身迎铡看似英雄之举,却是大大便宜了不择手段的对手。

         其三,把鲁迅看成尼采“超人”学说和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徒,指责其乌托邦思想,质疑鲁迅对民众的消极看法。的确,鲁迅在文体和思想上都受到尼采的影响,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息弥漫笔间。鲁迅的生存哲学认为既然人唯一的归宿就是死亡,那么无论我们是逆来顺受听天由命什么也不做(冻灭),还是拼命反抗努力奋斗做能做的一切(烧完),最终都要沉入无尽的虚无。先生最终选择的是:“那我就不如烧完!”死火固然熄灭,但那燃烧的光彩照亮了黑暗的世道和人心的深渊,七十多年过去了,先生用生命烧结的钙质依然源源不断的给予我力量。

         我只在文字里识得鲁迅对中国人的羞辱和嘲讽,可从未听说过先生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欺侮同胞。我倒是见多了言必称人民的、慈祥端庄的体面人物,骑在孱弱百姓头上拉屎撒尿放臭屁。先生说劣根性,说吃人,说阿Q,都是激烈而不中听的,却每每切中肯紊。我时常会想,先生说的对,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真得注意,倘若从骟如流,从此便不易抬起头来。行,算我贱,乐意受骂,可再贱也比自我感觉良好的不知所谓强些。怎么,现代公民了是吧,致富小康了还是参政议政了,觉得是时候扔掉“奴才”这顶破帽子了?没有这种奴才的品性,谁有本事愚弄一个民族十年之久?没有这种奴才的品性,谁能把青年人的激情和鲜血像蛛丝一般抹去?没有这种奴才的品性,哪个政府敢无视死难儿童的姓名而包庇在豆腐渣工程里捞钱的权贵?操。

         谁说鲁迅冷面好斗?对漱园、柔石这样的朋友,萧红萧军这样的后辈,马珏、许广平这样的红颜知己,刘和珍、杨德群这样的青年学生,先生都是关怀备至,温柔有加。也许你会忍不住问,怎么鲁迅爱护的都是女学生啊?换说他人,我会嬉皮笑脸的:嘿嘿,潜规则嘛…但你只要认真读过他们的信件、日记等有关的记叙,你大概会无言的。我这个人有时很龌龊,但从来不会也不敢对先生有这么龌龊的想法。男学生嘛,举个冯省三的例子,这小子挺逗,讲义气而不拘小节。当时他是北大的旁听生,一日突然跑到鲁迅家里,往床上一坐,跷起脚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立马给他拿去修好,冯大爷连句谢谢也没有说就走了。鲁迅后来提到这事就是一笑:“山东人真是直爽哇!”篇幅有限,先生的温情故事说不完,可每当说起这些事,我心里的感觉不是温暖,而是彻骨的凄凉。

         真实而残酷的历史,总在鲁迅的温柔之外。一个人对值得爱的人如何深爱,他就对这处处逼迫的环境如何痛恨。鲁迅幼时家道开始中落,祖父入狱,父亲病死,少年时期便频繁出入于当铺与药铺之间,饱尝人情冷漠;婚姻包办,兄弟反目,使得鲁迅在感情生活上屡受创伤;病痛折磨、国民麻木、政府打压、文人诬陷、同僚排挤,一生如此挣扎着走过来,先生若时时都不过激,反倒真是奇怪了。说鲁迅不理性,把鲁迅的境遇随便抛件给你试试,你再他妈给我谈理性。
   
         回来说我近日看到那篇批评鲁迅的日志,作者名号我就不屑提了,脏了我的博。他批判鲁迅有一点是:鲁迅不署真名,总以各种各样的笔名发表文章,是怯弱和不负责任的表现,并洋洋自得有曰,你看我评点时事,从来都是真名实姓的。对于如此的愚蠢我也不屑驳斥了,还是看些先生当年所作的“辩解”吧: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谈》和《动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经想过: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开初的一两期还不妨,假使接连不断,它就总归活不久。”“我常常写些短评,…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的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做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明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花边文学》序言

         “今年七月,在上海就设立了书籍杂志检查处,许多‘文学家’的失业问题消失了,还有些改悔的革命作家们,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他们是很熟悉文坛情形的;头脑没有纯粹官僚的糊涂,一点讽刺,一句反语,他们都比较的懂得所含的意义,而且用文学的笔来涂抹,无论如何总没有创作的烦难,于是那成绩,听说是非常之好了。”——《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我的全部作品,不论新旧,全在禁止之列。当局的仁政,似乎要饿死我了事。”——1933年致信山本初枝

         “待到1930年我签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等’的时候,我将朋友给我的信都毁掉了,这并非为了消灭‘谋为不轨’的痕迹,不过以为因通信而累及别人,是很无谓的,况且中国的衙门谁都知道只要一碰着,就有多么的可怕。”“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两地书》

         鲁迅的著述被查禁就像家常便饭一样,1934年的《二心集》,38篇文章被删掉22篇,只好改名《拾零集》出版;《集外集》也被删去10篇,后来编入《集外集拾遗》出版;被禁止出版的还有《门外文谈》,编译的《竖琴》、《一天的工作》,以及杂文集《准风月谈》也遭到查禁,主编的《译文》则被抽去稿件。请再翻翻当年充斥暗杀和迫害的历史,你有权要求一个选择继续战斗的人去送死么?你好意思吗?一个无病无灾悠然于和谐盛世捣鼓些鸡毛文字的时评家,居然来责怪鲁迅不用真名写作,这家伙估计是长不出胡须的。说到时评,鲁迅既是你们的祖师爷,也是你们一生高山仰止的楷模,有你们这样的不肖后辈,他老人家真是师门不幸啊。

         我倒是希望现在有些舞文弄墨的文人能认真点去评判鲁迅,无论美言还是非议,起码能让我觉得:嗳,这家伙说的还像回事。可是总有太多的无赖犯臆症,把自己初中生水平的破落文笔当作三言二拍,往鲁迅的残影上泼粪。每个民族都有属于他们的伟人,这些伟人像一块块刚健的骨节,构合成一个民族的脊梁,不尊重伟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咱们国家能做这块料的伟人本来就不多,还有那么一大批庸货,自忖成不了气候,便干起了盗墓鞭尸的营生。每次看到你们这些文人活跃的身影,我就觉得先生所言真是超越时代。每当我反省自己是否太狂妄、太轻浮、太过分时,是你们让我开了眼界。哥服你们,你们是绝对的三无人员,无知、无畏、无羞耻;你们是使用中文写字的人中之极品败类。真的,别跟哥谦虚,我一点都没夸张,我是真心实意发自肺腑这么认为的。

          我且引用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回忆录里的有关内容结束本文,如果你要说史沫特莱是亲共的,她自然要赞美鲁迅云云,我保持沉默,不再废话。她写道:“在他的一生的最后的几个月里,他的夫人和朋友曾劝他出国,但他总是不肯离开中国。他说,他不能在中国这种危急的历史关头离开。他知道他自己病已很深,可是他不能离开他所爱的这片国土。他说中国需要每一个人。我们回答他说,除非他出去休息一年,否则他是不能帮助中国了。但是他希望能够好起来,而他这人是很执拗的。作为一个作家,作为一个执笔的战斗者,他是天才,但这天才太执拗了。也许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他情愿死在自己的国土上。”

可望不可及的“网络乌托邦”

上个月去上海出差,在人家办公室里百无聊赖的翻杂志,发现某电影月刊有一篇Fling(欺骗我)的影评,四个小标题分别是:XX爱讲冷笑话、XX这么牛逼了还是没有妞爱他、当时XX就震惊了、回想往事XX就一阵恶心。这几个小标题我还是挺面熟的,毕竟在豆瓣一年不是白混的,这应该是几个很有人气的小组名字。再看整篇影评的语气用词,也很有豆瓣评论的特点——随意、文艺腔又脂粉气。

我想说的是,这并非是一个偶然案例,我已经看到不少平面媒体从网络上撷取灵感、甚至收集口水的现象了。书籍的话暂且不论,单就报刊杂志类纸质出版物来说,它除了备忘录的功用外,还剩下多少实用价值呢?与网络媒体相比,它既丧失了全部的时效性,又在趣味性上大打折扣(需要更加严格的文字和图片审查),更重要的一点是,其信息获取费用明显要高于网络,这是多么的不可理喻!试想,我买一本当月的电影杂志,印刷精美定价昂贵,结果发现它推荐的电影早就可以下载而且饱经热议,它提供的图片毫无新意、影评陈词滥调,岂不是冤枉至极?

从传播速度和开放程度上来看,网络当然是个好东西。有人非常乐观的认为未来的一切人类活动,购物、会议、工作甚至做爱都可以在网上进行,也有人对网络上的集体无意识感到悲哀,进而发问:网络有什么用?众口纷纭,光说不练。这个问题的提法就没意思,就像问hip-hop有什么用、抽象画派有什么用一样,你想要什么样的用处呢?网络本身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说因为有了一种渠道的言论表达、内幕曝光,就指望其行之有效的根治社会之弊病。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们有理由对网络心怀感激,它毕竟在帮助很多人脱离蒙昧状态上居功至伟。蛇在引诱夏娃吃禁果时说出了实情:你们吃了并不会死,而是眼神明亮,如神般能知善恶。如果说网络文化是一种禁果,那么有罪的既不是网络,也不是网民,而是先验性霸占话权、用标准和规则混淆视听的神祗们。 

网络文化的所有危险在于非理性和党同伐异。梁文道在谈论网络文化时指出: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有什么两样。除此之外,我还得替梁兄补充两句:这些部落之间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势如水火,然而思想是不可妥协的、观念是不可统一的、语言又是充满歧义的,因此在这些交缠的巴别塔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变乱与迷茫。

在网络文化与现实政治不断交融、激化的今天,理想主义者总希望有朝一日,互联网能够聚集起足够强大的声音,体现普世价值的人性化姿态和话语权的解放。我也曾这样冀望过,现在看得明白些,不由的就想泼泼凉水。或许我们可以将这种理想形态称为“网络文化共同体”(Web-culture community),显然这是个意义含混的词组,它在哲学、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连在理论上构建都是步履维艰。

首先,网络社会的成员同样是现实社会的组成,几乎囊括了各种不同收入和知识水平的人群,那么如何保证言论权利的平等?最明显的,上网本身就是一个准入门槛,客观上对社会底层意见造成了拦阻,而他们是最需要舆论支援的。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代言时,是否有能力作出清晰的表述?如果用网站来打个比方的话,大多数活跃在时事评论前沿的所谓知识分子,有些人像豆瓣,有些人像牛博。前者连鸟毛都被阉掉了,一天到晚自我催眠的自娱自乐;后者就是一副“听我话,否则我抽你丫”的流氓救世主姿态,闹的像个菜市场。指望他们引领民众汇聚起成形的网络文化?笑话。

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当代政治学要遵从的原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国家应该以平等的关心和尊重对待其公民,此即谓“平等主义高原”,使得我们可以在不平等的现实基础上追求平等。但是,在网络上实现“平等的对待”又谈何容易?

至少存在两种意义上的平等,一是在规则制度面前的平等,二是共同体成员身份的平等。表面上看起来,人人都有网上言论的自由,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自由”转个身就要撞到鼻子。而且每个人对网络资源的占有能力和兴趣倾向非常不同,全中国99%以上的比特是用来娱乐的。人们是有权娱乐的,这毫无疑问,但过分的娱乐毕竟导致了严重的信息浪费,因为网络资源的作用与网民角色的发挥密切相关,那些全神贯注于八卦新闻的人是不可能明智的探讨政治议题的。而且占有网络资源的不平等导致了影响力的不平等,许多网络名人们占有着大量的网络资源,可他们的总体素质实在是不敢恭维。名人们放个屁,马上就有一大群人跟着讨论该屁的香甜,并进而对名人的饮食冷暖等作出科学有据的推断,而有些地方死了人、闹出事、把清白无辜的公民妄加牢狱,网民们却常常是或主动或被动的闭目塞听。

由此推进便可提出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假设“网络文化共同体”得以在概念上成立,那么成员之间如何建构价值观念?有些成员热衷于谈论政治,但有些成员只愿意谈论自己的主观趣味,但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点:反对控制。假定我认为,一个愿意探讨自由、权利、社会正义的人比一个半夜上开心网偷菜的人更适合作为共同体成员,但我无权说服后者放弃游戏的权利来与我谈论枯燥的政治。共同体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然养成的信仰,无论在客观上看起来多么正当,都不可以强制实施,否则就是背离了网络自由的初衷。饭否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争执,最后结论是,谈政治的谈政治,谈娱乐的谈娱乐,两不相涉便好。两不相涉,满足了“反对控制”的大前提,但也证明了“共同体”的乌托邦属性。

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由于智识水平、社会地位、网络资源占有程度以及趣味倾向等诸多因素限制,一张网络就像一片深浅差异极大的海,表面的波涛汹涌之下,并无短期内形成巨大规则洋流之可能。我不能弃杖为蛇,也不能取水作血。傲慢的脸色和卑微的心,不是愿你懂我,不要你听信我。信息遍地,观念自取。

明星们,祖国老妈叫你们回家吃饭了

    《2010》里的老大哥王二在碱场劳改,管教问:王犯,你是冤案,写份申诉材料吧。王二就正气凛然的高呼:我申请加刑——为国家的碱业贡献青春!结果才被减了刑。这里就有一个渊源流长的中式潜规则:很多时候你根本无法袒露自己的内心想法,无论这个想法多正常多人性化,你得装,你得不动声色或者正话反说。长此以往的装下来,中国人就显的特别有城府,特别高深莫测,说一套,做一套,心里还打着一副小算盘,表面上云淡风轻,心腹里噼里啪啦。

    这眼瞅着就快六十周年了,多大的喜事啊,文艺得跟上。肤色一致而国籍各异的知名影星齐聚韩导麾下共商《建国大业》,也是一次政治同文艺同衾共被的和谐盛举。明星们胸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横眉冷对戏份少,俯首甘为跑龙套,多不容易啊。这搁平常行吗?打个电话给“欲女”:“小章,我这有部戏给你露脸,站人边上笑一个就行…”怕是张艺谋都不敢这么来吧?现在呢,只要演的角色是人就行,什么台词什么动作都无所谓,只要能露脸——露不了全脸露四分之三张也行。

    再者说了,韩三平招呼着,谁敢不给他面子?韩导何许人也?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现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世纪英雄电影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人家确实是中国电影界手握实权的腕儿,2008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他是娱乐圈中唯一入选的代表。文艺这个东西,如果不和政治和经济玩好3P的话,是永远上不了台面的。韩导这个面子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是韩导背后中国电影工业这个更大的面子以及背后的背后…好了不说了,说深了就要被喝茶了,不能回家吃饭了。

    在宏观文艺方针的指导下,自然形成了一个很好的默契:你们这些明星,名让你们出了,利叫你们收了,翅膀硬了换个国籍也是你们的自由,但是该轮到你们配合政治宣传的时候,你们就该回家吃饭了,甭管这碗饭里几颗米,老老实实坐下来,一起摆个喜气洋洋天伦之乐的全家福造型,完事了你们再该哪哪去。丫真敢不回来吃饭,老子真能砸了你混食的钵盂。你们那些小脸儿,是中国人民大眼瞪小眼看熟的,无论你换成美国籍加拿大籍毛里求斯籍巴布亚新几内亚籍,还能离不了中国电影市场这碗家乡饭?

    所以我说,明星们踊跃加盟,嘴上都是很统一的:我强烈要求来凑热闹,为国庆六十周年献礼,为中国电影票房high到爆而奋斗终身——啊呸!我端一颗小人之心呵,我替明星们琢磨一下心理:哎哟怎么搞呢,不去的话影响不太好哦,无所谓喽,一起耍耍嘛。这个首发阵容要是进不去,我他妈不成了二流影星了…谁知道他们打什么小九九呢?人心隔肚皮,就算我冤枉了那一小撮爱国人士,起码没有对不起外籍明星吧?您都不是中国人了,何不潇洒来句:分手了,就别来找我。逮这大宴宾客的时候来献媚,起什么腻啊?

    唉,看我这么一扯,似乎是多少有点刻薄吧,其实本人的态度还是很淡定的。明星们换国籍是他们的自由,参演与否也是他们的自由,六十周年银幕巨献招揽什么角色要依据市场需求,关我们老百姓屁事啊,咱只要看着熟脸就满足了。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题材本身没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发展是一部无可复制的传奇,但就冲这种扎堆干活捞取资本的心态,《建国大业》注定拍不成什么特别经典的作品,但也未必狗血,影片的水准关键在于导演和主要演员的发挥,现在下结论还有点早。当然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开映以后的票房百分百会大卖,不但工厂、机关、学校、部队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会组织观看、派发门票,普通市民们也愿意一窥偶像芳迹——对应全民胃口的新生代老前辈中老年妇女之友全都齐活了,就不信这么一大把蒜里面没一两条您看得上的葱!于是回家吃饭的明星收益,看人吃饭的观众满意,摆饭局的祖国老妈也倍儿有面子,多好!嘿,咱家祖传的这盆大锅乱炖,从来就是这个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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