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Only Socialism could save China
1979: Only Capitalism could save China
1989: Only China could save Socialism
2009: Only China could save Capitalism”
—-United States Treasury Secretary Paulson 2008
来自某qq群，消息不可靠，不知是意淫还是反讽。
中国网3月11日报道 今年的阅兵式备受瞩目，罗援委员表示，因为阅兵有一种特殊的社会功效。他认为阅兵分为三个类型，一个是出兵式阅兵，一个是凯旋式阅兵，还有一个是庆典式阅兵。庆典式阅兵有几个功效：
第 一，向党和人民做一个汇报。现在西方社会要求我们中国军事透明，这个透明不仅是向国际社会透明，更重要的是向国民透明，就是我们的国民交税，我们的钱用来 建设军队，养着230万军队，我的钱现在落实得怎么样，有什么成果，人民群众有知情权，他要知道现在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化、正规化到达了什么程度，所以第 一个是向党和人民做一个汇报。
第二，它是一个现实的国防教育。一个民族要有一种尚武精神，要有一种阳刚之气，所以我们的队伍从大家眼前走过，能提升全民的民心士气。
第三，对军队来说，我们从天安门广场走过，可以有一种荣誉感、自豪感，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很重。从天安门广场经过，接受和人民的检阅，而且看看我们现在的战斗力，整体水平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提高，对我们的军队本身也能鼓舞士气。
第四，不可否认，阅兵式仍然对那些对我国还存有敌意的敌对势力也是一种震慑。从阅兵式中可以看出扬我军威、国威，体现我们的军队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展示我们的形象，不管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它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都非常有好处。（罗琪）
强烈要求国家不要拿钱填农村这个无底洞了！都是我们纳税人带血的钱！中国目前存在一些傻子政策，对农民爱护过了头！其实农民的生活大多还是过的去，有的以 相当的富了，各地又给农民盖房子，又买电视，每亩地补贴59元直接打入存则里，农机补贴，农资补贴，合作医疗补贴，孩子学费全免，总知都是惠农政策！赶上 养大爷了！农村到处都超生也没人管！家庭妇女清闲的不得了！抱着超生的孩子到处扯老婆舌！这是她们的工作，不扯难受！强烈要求把我变成农民，我要分地！中 国城乡低保制度养了上千万懒人！城里拿低保的如工作争的钱还没有低保多！那谁能愿意上班，中国有句名言叫【救急不救穷】，当然了有些严重的残疾人和刑事案 件与车祸得不到赔尝的受害者应予救助，其实人都有一双手！中国以没有穷人如果认为自己是穷人那就是懒。比如在城市打工每天的民工收入以到80元，好的泥瓦 匠每天收入100元每年能干10个月，家里在有20亩地玉米打2万斤收入非常可观。吃菜不用买自家园子里有，扣棚菜50米能收入2万，养几头猪也能争几 千，千万别说没本钱以上这些国家都给无息贷款。农村有些低保户都是村长的亲戚！中央目前绞往过正整天农民农民的。其实比农民更难的是城里下岗职工。但是不 管城里和农村整天麻将声声无所作为还受穷就别赖共产党。一个字就是‘懒’。农民,你有地，又没要你上缴什么东西，你本身就比城市人多了本钱，穷也是你自己 有问题！看见城里人住洋房,开洋车,那也不是国家分的，是自己赚的,你也可以,你不用脑,你勤劳,你怨谁呢！国家一直在照顾你们,城里人也是老百姓,不平 衡是一定的,不知道羞耻么?你可以说有人有房有车是贪官贪来的,那只是各案吧,大部分还是白手起家的老百姓,不信你也可以看看是不是一部分还是来自农村的 呢,从小本生意做起的,后来变大老板了,国家是真的很照顾你们,就是想让你们好好过日子,给你们更好的待遇也是想让你们更好的做本职工作(种地),毕竟粮 食是根本。说下医改，昨天巧遇一位刚退下来的老领导，言称他最近正忙着把户口迁到农村去。令人惊诧不已，总是听说农村往城市转户口的，从来没有听说过城里 人往农村转的，这年头虽说城里户口已经不值钱，但总不至于不如农村吧。
看我一脸不解，他解释说：“现在农民的医疗保险多实在、多有保障啊，每人每年交10元，各级财政有配套资金，一家老小大小病全保了，住院治病，出院就能报60到70%，再说真有大病报销比例也远远低于农民。”
土地改革开始了，如今是农民时代！农民最吃香！城里买套房子需100万！这农民也要和城里拉平！和邪社会吗！农民在家坑头一座到年底数钱！那没地的就不公平吧！—–城市地卖完了,开始卖农村土地啦!
怪不得什么资源都是国家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明天不种地了,卖地去…..———国家本来就应该看到这种土地买卖的差异给国家带来的损失，眼看国家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用作工业用地，尤其农村本来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由于比城里便宜，很多都要被建成工厂了!!!!。
杨外长称，中美两国由于历史制度的不同，人权上有分歧，但双方都同意在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进行对话，缩小分歧，他说，“虽然目前北京气温比较低，但我相信世界上看到笑脸最多的地方是中国”。
作者：吴恩远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关于苏联历史的新观点
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俄罗斯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引起思想界的强烈震动
苏联解体十余年来，在俄罗斯社会和广大历史学家的意识中发生着显著的重大变化，表现为多数群众对肆意贬低国家历史的不满，要求尊重自己的历史，因而增长了对过去值得肯定的东西、对本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的兴趣。当这股思潮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舆论时，必然引起当局注意，从而使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发生重大变化。
2007年6月18日～21日，俄罗斯在首都莫斯科召开全国社会科学教师会议，着重研讨历史及人文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一线教师、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及俄教育部和科学院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主要内容是探讨俄罗斯新版历史教科书问题。同年6月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郊外官邸亲自接见部分代表并与他们进行座谈。
教师代表列昂尼德•波利亚科夫向普京作了汇报。他说，在1990～1991年，我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和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学说，在思想领域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全人类价值的一些抽象、模糊的概念：如“自由”、“民主”、“市场”、“人权”、“公民社会”等。俄罗斯必须改变盲从西方民主的观念。
普京指出，由于过去人文科学和历史教育领域的混乱，造成俄罗斯国内历史教科书内容及版本混乱，不能客观反映国家现代历史事件，许多有外国背景的教科书充斥着诋毁俄罗斯的内容。普京呼吁全俄科教工作者在历史学和社会学教学中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普京警告出版界必须对出版的教科书承担责任。国家要制定统一的教学标准，鼓励编写和出版新的历史教材。绝对不容许丑化、歪曲我们民族的历史。2007年7月，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批准出版了给教师参考的历史教学书：《俄罗斯现代史 1945-2006年》。
2007年10月12日，笔者陪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访问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俄方对李慎明副院长的到访高度重视，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库库什金院士、系主任列奥诺娃教授等以及该系教授、《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年》一书的作者安德烈•菲利波夫会见了我们。列奥诺娃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由于国家取消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出现各种观点的历史教科书，教学水平下降，社会上充斥着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苏联历史的观点，包括对苏联历史人物斯大林、安德罗波夫等都是持批判态度。目前这种观点已经遭到俄罗斯史学界的反思和批驳。俄罗斯最近出版的这部历史教师教学参考书就是个反映。由于在教学中教师是中心环节，所以国家希望制定一个教学的标准，提高历史教师的教学水平。
安德烈•菲利波夫说，当初他写这本教学参考书完全是出于自己的观点，没有任何人指使，也没有受到任何政治压力。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通知他的书已经入选。他强调说，俄罗斯目前还是多元化的思想，自己这本教科书也不是唯一的标准，但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实际上国家希望确立对祖国历史的一个比较一致的观点。这本书就是给出了一个评价祖国历史的标准，以便对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中心的教学。教师可以不同意这本书的观点，但必须按照这个大纲进行教学。
他谈到这本书的特点时说，一是强调了俄罗斯历史从沙俄到苏联到俄罗斯联邦的连续性，而不是割断历史，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和对祖国的自豪感;二是注重历史资料，一切结论均从史料出发。
俄罗斯历史新教科书的出版引起社会极大反响。从对苏联历史的评价而言，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震动。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第一，这是苏联解体后经过国家权威部门认定的第一本历史教科书，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出版这本书，是由俄罗斯高等教育人文科学协会的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长亚•丘巴良，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维•萨多夫尼奇，俄总统科学、技术和教育委员会书记沙•巴雷耶夫以及教育科学部代理副部长伊•加里宁共同做出的，具有学术权威性，加上普京总统对教科书的亲自关注，使它又具有了官方色彩。
第二，更主要的是这本书对于苏联历史和苏联历史人物有了与戈尔巴乔夫时期完全不同的评价，可以说是震动俄罗斯思想界的一次“拨乱反正”。当然，反对的声音也不小，“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就宣称要出100本关于斯大林的书与之辩论。
第三，俄罗斯修改历史教科书问题与苏联解体一样，已经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世界各国有影响的报刊，如《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英国《独立报》、西班牙《国家》报等新闻媒体都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报道和分析。2008年3月，笔者在日本还看到颇有影响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两天辟专栏评述俄罗斯这本教科书。引起西方震动的，是认为普京重新评价苏联历史和斯大林，为苏联历史“平反”，是“从民主体制的倒退”，意味着普京政权开始走向不民主。
苏联体制确实存在弊端，但断言苏联体制完全失败的观点是幼稚的
国内外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问题，是苏联体制或曰苏联模式已经丧失发展的潜力。的确，当时的苏联体制确实存在否定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必须改革苏联模式的理由；但绝不存在“这个体制已经丧失了发展的潜力”而必然灭亡的道理，因为其自身也还有肯定的因素。这本教科书也持同样观点。书中引用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承认“在我执政的时期，体制也还是足够稳固的”，说明这个体制并非到了必然灭亡的地步。教科书指出，当时的苏联体制，对内“在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面，是有保障的”；对外则“百分之百地可以抵御外来危险”，“不论是相对于西方的科技落后、还是由经济缺乏效力引起的经济困难，本身都不能导致体制更迭”。书中写道：“苏联体制的激进反对派断然回答说：不！体制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将其摧毁！随着经济困难的加重，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普遍。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但是，十五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说服力。”所以这本书最后做出判断：“断言说苏联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这种说法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
所以和戈尔巴乔夫时期对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不同，这本书对苏联70年历史总体上持肯定的态度。在书中论述苏联1930年代的国家制度时，从没有使用“集权制度”这个词。书中写道：“苏联不能说是一个民主国家，但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它却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早在1918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证明必须立即在英国实行普遍选举权时援引了俄罗斯的例子。按他的说法，如果从前线回来的士兵不能尽快地看到国家社会体制发生好转的情况，他们会效仿俄罗斯的样子。众多西方国家在内政方面所做的有利于人权的调整，就是受到实现了社会革命和赢得了最残酷战争胜利的超级大国苏联存在70多年来很大的影响。”教科书对苏联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给以了肯定：“否则，我们这个由于战争而濒临消亡边缘的国家如何能够飞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在探索宇宙、和平利用原子能、大规模建设和许多其他方面取得惊人的成就？”
所以，书中引用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话评价苏联解体事件：“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
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这本书对苏联时期历史事件的分析、对斯大林的评价有一些新的角度和新的评价。在此，仅介绍该书关于战后时期的几种观点。
关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学界有一种论点认为，苏联战后国民经济的恢复成就不大。苏联在战争中的物质损失估计达25000亿卢布，其中敌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达6790亿卢布。这大约是苏联国家全部财富的30％。占苏联战前45％的国民生产总值和47％的农业可耕地的苏联人口最稠密、工业最发达的地区经济遭到破坏，苏联最发达的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被拖后了10～15年。但在斯大林领导下，恢复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苏联在最短的时间内，以难以置信的努力为代价，不仅恢复了过去的实力并保证经济的进一步增长。1948年工业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总体水平。成功地恢复了在战争年代毁坏的电站、冶金、机械制造和采掘工厂。在俄罗斯联邦的西部地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工业重新投入生产。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了提高工业生产的总体计划。根据正式资料，1950年工业生产的水平超出战前水平的73%。1950年苏联国民经济总值（以1964年的10亿美元计算）达到1260亿美元，当时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美国是3810亿美元，英国710亿美元、法国500亿美元、德国490亿美元、日本320亿美元、意大利290亿美元。在国民经济总值方面苏联占据了世界第二位，这已经超出了战前水平。
关于战后科技的发展。苏联战后很快恢复了众多科学研究机构，对科学的投入规模比战前扩大了2.5倍，科研部门的威信和科学家的劳动报酬都提高了。从1949/1950学年起，国家开始把教育转为实行七年义务教育，着手启用“劳动后备军”制度培养工人干部——开办了手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和厂办学校。企业开设了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分校来培养本生产企业的专家。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到1960年大学生的人数比战前增加了3倍，达到240万人。
1949年8月29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附近的试验场上成功进行了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而1948年10月10日，苏联发射了第一枚弹道火箭P-1。1953年夏天，完全由苏联独创的研究成果氢弹又爆炸成功。1954年在奥布宁斯克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电站。苏联还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功率为10万千瓦的蒸汽涡轮机等。
关于民族政策。过去谈及斯大林时期的民族政策侧重在对少数民族的“镇压”。这本教科书没有回避1949～1950年在新的共和国和各个州开展全盘集体化以后，许多农民出于对强制性的集体农庄化的抵抗而成为了民族主义者。莫斯科当局不得不“承认错误”、发出“纠正过火行为”的指示。同时，教科书也强调了苏联当局对民族主义者镇压的必要性。因为民族主义者采用了大规模残暴的恐怖手段，甚至对本民族人民也不例外。杀人与恐怖手段的受害者是普通党员、军人家属、教师，不少是集体农庄的农民。1944～1954年间，苏联西部地区有4万平民死在民族主义分子手上，其中2.5万人是在乌克兰西部地区。战后苏联军队和内务部队的军事损失可以同卫国战争的战略行动的损失相比。10年内单是在乌克兰西部，就损失3万军人。因此，苏维埃政权加强了对民族主义者地下活动的打击，并取得人民的支持。民族主义运动在失去了居民这个群众基础的支持以后，就不复存在了。共产党最终赢得了西部地区的国内战争的胜利。教科书认为：“斯大林民族政策的形成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既有作为国家组成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的政治支持，也有来自民族共和国的物资支持，而在这两种支持之间保持平衡是斯大林民族政策的特征。”
关于战后的清洗问题。战后确实存在又一次清洗高潮。在1940年代末的“列宁格勒案件”中，受害者中有联共（布）第二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俄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米•伊•罗季奥诺夫，还有一些部长、一些大党组织的书记以及其他有影响的领导人。“列宁格勒案件”受害者人数约有2000人，他们中许多人被枪毙。和1930年代的大清洗一样，也存在一些人无辜受害和目无法制的情况。但斯大林为什么会发动又一次清洗？其目的是什么？教科书指出了其中一个以往被人们较为忽略的情况。书中写道：“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开辟的先河，使后人把大恐怖的发生仅仅归结为斯大林残酷、专横、不容他人意见等等个人品质的原因。例如当时著名诗人达•萨莫伊洛夫说道：‘只有是一个完全的非决定论者，才能相信，1937年大清洗唯一的历史目标是巩固斯大林的政权，他贪图功名、追求虚荣和残酷性的力量就能够任意扭转俄罗斯历史的方向，他一个人就制造了1937年骇人听闻的现象。’”教科书进一步写道：“国内和国内历史学家的研究都确认了1930～1950年镇压的主要受害者正是党内统治阶层这一事实。正如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所说：‘1940年代许多人害怕被提拔到国家高官的位置并不是什么秘密。这直接就意味着危险。大清洗主要针对共产党的性质甚至连大多数非党人士也一目了然。在那些年代，这些非党人士夜里睡得比共产党员要安稳得多。’”那么，为什么要针对党内官员？教科书分析道：“对管理阶层的人员实行强制手段的目的，是为了动员并保证管理机构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及在战后恢复经济时期运转更为有效”，指出当时的镇压不全是“滥杀无辜”，执政党的初衷是对自己内部“管理不善”者的清洗。教科书引用巴伊巴科夫的回忆录《在政府工作的四十年》中一个事例，说明当时是如何采用严厉的手段对待管理精英。1942年时任石油工业副人民委员的巴伊巴科夫接到斯大林命令，要他前往北高加索，在苏联军队撤退时炸毁采油场。斯大林是这样指示的：“必须竭尽全力做到不给德国人剩下一滴油……因此我警告您，如果您给德国人留下哪怕是一吨石油，我们将枪毙您。但是如果您毁掉了采油场，而德国人没有来，我们又没有燃料用，我们也枪毙您……”管理集团的中高层人员成为镇压的主要对象这一事实，说明当局渴望保证管理机构发挥最大的功效。
关于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教科书充分肯定了斯大林的巨大功绩：“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而且某些地方还超过）；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使得不仅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俄罗斯高达47％的人对斯大林在苏联发展中所起作用给以肯定的评价。教科书中称“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可以说甚至斯大林生前也没有使用过这样高的评价。当然，对于斯大林时期苏联“领土扩大”的“功绩”，笔者也有不同看法，必须指出这里面有大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因素。
同时，教科书也指出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问题：第一，轻工业的恢复落后于重工业。书中写道：“国家领导人没有把人民日用消费品的生产看成如同发展国防力量和资源那样紧迫的任务。在一系列轻工业部门中（例如纺织业）不仅没有完成计划，甚至没有完成战后重建。”第二，农业的落后面貌没有大的改善。“农业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仅达到战前生产规模的99％。换句话说，五年计划在农业领域是失败的。战后农庄经济恢复得比莫斯科预计的要慢得多。农村劳动力不足。似乎被宣布为最重要任务的农业机械化，经常是按剩余原则进行的，即最后才轮到它。”第三，他的成就是通过极大压制民众取得的。斯大林时期国家经历了几次大镇压浪潮。斯大林本人就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倡导者和理论家。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经济学家（叶•斯•瓦尔加），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物理学家（尔•德•兰道、普•尔•卡皮察等），生物学家—遗传学家都遭到了激烈的批判。导致某些学科领域（如遗传学、控制论、世界经济研究等）、学术流派遭到封闭或者研究受到实质性的限制。
产生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形成的高度集中体制。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二是管理的高度集中，压抑了地方、企业、个人的生产积极性。这是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也是今天我们改革开放、突破斯大林模式弊端需要汲取的教训。这本教科书完全没有回避、隐瞒斯大林和斯大林时期的错误。但和戈尔巴乔夫等人对这些事实简单的批判、否定不同，它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来进行分析，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谁应当对此负责。
教科书认为，首先是迫于形势的需要：在1930年代就已经很明显的不可避免的对德大战、战争的进程、国家战前工业化和战后经济重建需要加速进行，这些事实成为苏维埃时期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具有高度集中特征的重要决定因素。为什么会“残酷剥削人民”？因为急缺资金。迫于战争威胁，需要“争先恐后地同时间赛跑”，不仅决定了实现工业化的时间不够，而且加剧了现代化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因为无论国家总体积累还是国防开支在预算中都注定占很高份额，而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资金就会减少。根据当时的财政人民委员亚•格•兹韦列夫的说法，甚至在卫国战争期间苏联也只积蓄黄金储备，而不曾卖过1克黄金。这使得人们劳动的强度和被迫处于不断动员状态中的人力资源的使用程度都超乎寻常。
教科书认为，斯大林个人性格、心理特征对形成高度集中体制的影响仅仅是第二位的，主要还是客观环境的需要和俄国历史的传统。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要求有相应的权力制度和建立能够实现这一方针的管理机构。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和历史传统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由关键部门集中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那些能够实现这种集中的人被推出来作为国家的第一人，权力集中于一个中心并实行严酷的集中管理体制。
尽管当时有存在这种集中的必要，但教科书同时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观点，指出这种集中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统治的变形。主要的变形是——把对强权的现实需要变成对强权最大限度的服从，而使这种必要性逐渐消失了。在一定程度上伊凡雷帝、彼得大帝和约瑟夫•斯大林的统治都符合这种论断。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应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
在我国学界一直存在着苏联解体是现实因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的错误）还是历史因素（斯大林模式的弊端）为主的争论。但在俄罗斯，多数人认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执政者应当对苏联解体承担主要责任。这本书再次论证了这个观点。
书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颇有意思的“假设”：如果戈尔巴乔夫上台时不搞改革，苏联会不会解体？他引用戈尔巴乔夫自己在75岁生日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不搞改革，我到现在仍然会继续“当苏共中央总书记”。作者的意图当然不是说不应当对苏联旧体制弊端进行改革，而是要证明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等人的乱“改革”，苏联至少不会解体。
教科书认为，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公开性”造成混乱。甚至连美国前国务卿也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在于，他给苏联公民政治自由先于向市场过渡的完成。由于党组织和全社会不断激化的讨论，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是形成全党、全国统一的意志，而是“汹涌而来的社会大辩论”，使得对国家的发展前景缺乏统一意见；“由于宣布了公开性路线，劳动者走上街头喊着抗议的口号，罢工潮在全国蔓延”，招致经济的崩溃等。
其次是经济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没有连续性的、深思熟虑的经济政策，不但没有实现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反而导致生产下降、国民生活水平降低，以及群众对党的领导人的不满”。在和平时期，货架上原因不明地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从肉到火柴。为了调节局势，对某些生活必需品（如香皂）实施配给制，商店前排起了长队。从市场的商贩那里可以买到商品，但是价格要高好几倍，大部分居民买不起。结果，一些日用品的国家定价多年以来首次迅速攀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下降。
第三是叶利钦在苏联解体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1990年6月12日，身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鲍•尼•叶利钦将《俄罗斯国家主权宣言》提交代表大会表决，在走向独立、摧毁苏联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也是果断的一步。根据规定，如果苏联法律、法规破坏俄罗斯主权，俄罗斯权力机关可中止其效力；法律还规定，只有在得到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批准之后，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苏联总统的命令和其它法规才能生效。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通过的主权宣言和法律，实际上破坏了《苏联宪法》，导致联盟国家爆发宪法危机。紧随俄罗斯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相继通过了独立宣言。接着又爆发了在加盟共和国内部宣布主权的洪流。叶利钦在一次讲话中甚至对俄罗斯各自治地区提出“你们能消化多少主权，就去拿多少主权”。这本书认为在这条路上，叶利钦走得实在是太远了。
第四是民族问题的爆发。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分析当时局势的时候说：“我究竟错在什么地方？错就错在：对民族主义的能量估计不足。”但正如教科书指出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困难在于中央领导权的削弱。
第五是涉及到一个最重要问题，即苏共领导权是怎样丧失的问题。书中指出，在戈尔巴乔夫修改苏联宪法时，“废除了关于作为政体核心的苏共的领导作用的《宪法》第六条；实行多党制原则”。这不仅意味着削弱了苏共的领导，同时削弱了国家政权。因为“苏共本身也是苏联国家管理机构的基础”。
同时叶利钦又发布《关于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和部门的活动》的命令，“这是对苏共在社会和国家中地位的第二次严重打击，削弱了苏共对俄罗斯和苏联政治进程的影响”。而当时作为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面对“非党化”命令采取了妥协态度。教科书指出，“总书记的绥靖立场使苏共领导机构瘫痪，党进一步解体，大大削弱了联盟中央，因为：一个统一的共产党仍然是苏联体制的重要环节”。
根据上面的叙述，这本教科书最后对苏联解体的责任人有十分明确的结论。书中写道：“苏联解体并没有命中注定的必然性。被改革唤醒的活动家（首先是俄罗斯政治家）的政策和改革者们自身的错误，导致苏联不复存在。”教科书最后引用2001年俄罗斯民意调查的结果证明：56％以上的民众认为戈尔巴乔夫为国家造成危害，只有14％的人认为他的作为对国家有利。
山寨、恶搞，凸显出网络异常强大的力量，彰显出网民不可预估的想象力，也让更多的娱乐话题就此诞生。但是，在浮躁的现实社会，除了消遣的娱乐之外，我们更需要积极、阳光、健康、正面的和谐社会。
就比如，产自南美洲的羊驼，因其独特和鲜有人知的外表，竟成了风靡网络的“中国神兽草泥马”。我们不得而知，究竟是谁将国骂的谐音强加于羊驼的身上，但我们在恶搞升级而最终误导更多人、扭曲更多人对于羊驼的理解的时候，我们是否需要做点什么？我们是否该助纣为虐增长歪斜之风？还是该尽自己的最大力量将恶搞还原于现实？我们是否忍心让不懂事的孩子也随着寻求开心的网民一起让羊驼在中国变味呢？
我们需要娱乐，但我们更需要真实。羊驼是可爱的动物，而“草泥马”“大夷马”终究只是娱乐下的产物。希望大家消灭“草泥马”，不要让这句网络粗口而将可爱的羊驼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我们一起努力，还归羊驼的真实身份吧！
消灭“草泥马”、消灭“大夷马”、消灭“山寨”，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
法制网长沙2月5日电 2月4日，湖南省常德市公安局对故意捏造事实、拨打电话谎报常德火车站发生一死三伤踩踏事件，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周某给予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1月29日，常德市公安局接到长沙铁路公安处常德车站派出所报送的《关于旅客投诉“1.28常德站发生旅客伤亡踩踏事件”的情况说明》，称该所于1月28日16:10至16:50期间，分别接到广铁集团春运办、铁道部春运办电话，通报有人用电话投诉到铁道部，反映常德站在1月28日中午发生了造成数名旅客伤亡的“踩踏事件”。经核实， 28日中午，常德车站正在发售常德至广州、上海方向临客车次车票，临时售票处约有近2000人在等候购票，在公安、武警及工作人员的组织下，现场秩序良好。13:30左右，广场集结区尾部的旅客在少数人员的鼓动下，突然起哄，瞬间秩序混乱，部分购票旅客冲过有二十余名公安民警及武警组成几道警戒线的集结区与候票缓冲区间，挤开进口处的防护栅栏，涌入购票区。发现情况异常后，现场指挥人员迅速组织大批工作人员、公安、武警采取前面拦阻、后部截断、分块整理的措施，及时控制了局面，秩序迅速恢复正常。当时在场的常德市铁路春运工作人员、公安、武警均未发现有旅客因拥挤而造成伤亡情况，事后常德车站、常德车站派出所也未接到旅客求助及报警。显然，这是一起投诉人别有用心、歪曲事实的投诉。
接到该《情况说明》后，常德市公安局局长汤向荣亲自挂帅，迅速组成专案组，明确由治安支队牵头，相关警种配合开展侦破工作。根据铁道部门反馈的线索，办案民警采取调查访问、调取现场录像资料、摸排布控等措施，对嫌疑对象进行反复甄别，通过两天的紧张工作，最终确定嫌疑对象为返乡务工人员入赘到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丁家坪村1组严清胜家当上门女婿周某。1月31日，办案民警根据掌握的情况先后多次赴鼎城区草坪镇、黄土店镇、许家桥乡等地开展线索核查、人员查找工作。2月2日，在获取周某将乘坐该日18:02常德至上海南的L301次火车返回上海的线索后，常德市公安局迅速组织民警在火车站第四候车室将混在人群中候车的周一举抓获。通过对其携带的物品及手机进行检查，发现其钱包内有一张用铅笔书写的“铁道部010-51843418”的纸条；在其使用的手机通话记录中，发现有2009年1月28日16:33曾拨打过 “010-114”号码，16:34拨打过 “010-68500114”号码，17:08分别拨打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电话“010-68579889”及铁道部春运办电话“010-51843418”。周某向铁道部谎报警情的事实已基本得到证实，在随后的询问中，周对其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本文来源：法制日报 作者：赵文明 吴林芳) 
作者：石扉客
法制日报：男子谎报火车站踩踏事件被拘 http://news.163.com/09/0206/09/51F8HPLT0001124J.html
这哥们干的事情基本如下：“…… 其钱包内有一张用铅笔书写的“铁道部010-51843418”的纸条；在其使用的手机通话记录中，发现有2009年1月28日16:33曾拨打过 “010-114”号码，16:34拨打过 “010-68500114”号码，17:08分别拨打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电话“010-68579889”及铁道部春运办电话 “010-51843418”。……”
警方的态度是：“……常德市公安局局长汤向荣亲自挂帅，迅速组成专案组，明确由治安支队牵头，相关警种配合开展侦破工作。根据铁道部门反馈的线索，办案民警采取调查访问、调取现场录像资料、摸排布控等措施，对嫌疑对象进行反复甄别，通过两天的紧张工作，最终确定嫌疑对象为返乡务工人员入赘到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丁家坪村1组严清胜家当上门女婿周某……”
法报的定调是：“……周某向铁道部谎报警情的事实已基本得到证实，在随后的询问中，周对其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显然……这是一起投诉人别有用心、歪曲事实的投诉…… ”
68501114 是央视总机，我的基本判断是，这哥们其实很可能就是一乡村热血青年，属于骨子里相信铁道部，相信CCTV，相信党中央的那种。我不太相信这种底层常见的热血个体，会在这种事情上别有用心和歪曲事实。但权力的合谋，以叹为观止的无耻，绞杀了这种淳朴的相信。你什么时候见他们对解决诸如春运购票难等民生问题上，也如此大动干戈地“亲自挂帅、调查访问”？这种无耻的合谋和绞杀，逻辑上其实和影帝在剑桥痛斥阿迪达斯一样，背后都是对异见的深恶痛绝。
唯一让人心气稍平的是，经此前的舆论大力阻击，此番他们还不敢过分嚣张，只是对其处行政拘留7天。问题是，遭此打击后的青年，很难再相信法律和正义，要么愤世嫉俗，要么走上类似张君或杨+之路。总之，中正平和的人生信念，就此路断。
已经有多久了，我好像听到很多年前，当时我在北方宽阔的马路上，我看到笔直的烟囱里冒出浓烈的青烟，还看到远处人们平和的笑脸，渐渐地风吹了过来，好像带来的是我们小的时候的大声歌唱。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但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像一颗种子，渐渐地埋藏，起伏。
是渐渐地埋藏，起伏。有时候失踪，无影无踪，好像我并不生活在此国度。城池上，我顾影自怜，满腔都是自己的哀伤与忧愁。
我偶尔看到别人的苦痛，好像自己的一样，见证地渐渐多了，柔弱的哀怜，渐渐地失去了力气，从此只道是别人的，与我无关。
如L所言：那便是你的世界。风花雪月，与他人无关联。
所以，当月亮冷清清地悬在人世间，北京的冬天往往如此，前日大风如千军万马，近日晚上，氤着寒风，便是朗朗的晴天。我突然想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落下来，你看，我是多么脆弱。
年初的时光。仿佛与我不关联。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行走在路上，大风吹起，雪花飘忽，一年就这么一次，唯有中国人有这习惯，奔波在路上，分别的，要去团聚；贫穷的，好像要相遇奢侈；无数人在路上的时候，无数人就在等候，等候他们的妻子父母，兄弟姐妹。在外受气的，可以诉说委屈；在外强横的，展示柔弱。无数人在风雪中前行的时候，他们看到的是力量。但我并不认为这与我有什么关联。因为彼时的我，在北方温暖的家中，飘忽不定。
春寒的时光，火炬被争夺，那个时候，我也曾鼻子酸，想起国家百年来的屈辱，想起这个渐渐富起来的国家，如我周边的人一样，渴望被尊重。那个时候，我就想，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我看那些视频，血脉翸张，仿佛欺凌的不是国家，而是我们的父母。我生在80年代，我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的喜怒哀乐，与这个国家能够关联。如20年前，我一个人在白雪皑皑的山上奔跑，及至看到父母，然后委屈地落下泪来。人们常说大国心态，你跑到国外，别的国家的先走，然后留下你们，在黑屋子，电话没收；我常常想起这些情景，所以我说像保护祖国一样保护我们的圣火。
5月，地动山摇。我看到他们流离失所，有的死去，他们曾经是我们的兄弟姐妹，可是来不及躲闪，与我们分离。哀悼日那天，我庄严地和许多人一样，低下了头，那一个月我流了比任何一个月都多的眼泪。感觉到生离死别如此容易，自己越来越脆弱，内心温暖地崩溃。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渐渐地知道我就是一个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祖国这个庄严的故事，也爱祖国的草木江河，还有兄弟姐妹。这个名字平常远离我，可是很多时候，他藏在我的内心，突然崛起。
8月。最震撼我的不是奥运会的恢宏，最震撼的是2000年前的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可从来没有想到过，这句我初一就知道的话，竟在此时如此地震撼。这是这个国家的气度，这是这个国家人民的气度，柔弱的力量，你看，就排山倒海地到来。
这是真相，比如所有的过去都不过是脑子里的电波，所有的梦境都是过去的故事，云波诡谲，那是你的内心。生命无常，处处都是大风飞扬的宇宙。L说，你以为你是救世主，但不是。这也是真相，加沙人民的生命如草芥，我安慰自己，那里的人不害怕生死。是啊是啊，几十年来无一日的安宁，奔波在苦难中，苦难已经成为他们的一部分。H动辄嘲笑津巴布韦，他说他没有钱，只有几万亿的津巴布韦元。大家哄堂大笑，那里，人们买油要用克来计算，而独裁者，在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横眉冷对。
从来没有一刻，像现在一样奔腾。这是凌晨的北京，大风吹起，洪荒安宁。当我写下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的时候，我的鼻子一酸，差点落下眼泪。
别跟中国人民玩黄的
近日在香港《黑白》杂志08年二期，看到一篇鲍尔森的《黄色封面的红色期刊》，不禁联想到当前的“扫黄打非”。该文材料丰富，语言调侃，恰好适合当下。比如某些躲在阴暗角落里企图颠覆中国政府的汉奸学者，一会玩白的，一会玩黄的，都把他们的险恶文章伪装成“学术”啊、“研讨”啊、风花雪月啊，滋阴壮阳啊，明明是野鸡卖身，非要叫鸡巴宪章，连高尚一点的创意都拿不出来。孔和尚出于同情，给他们介绍介绍共产党当年打天下的诀窍。启发他们要想推翻共产党，就明火执仗地高举着星条旗膏药旗去冲锋陷阵就是了，不要平时裤腰上别两个死耗子装英雄，，一赶上“严打”就互相出卖，表示自己很左，把咱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脸都给丢尽了。
咱们用共产党当年所办的“非法出版物”来举例吧。瞿秋白教授创办的《布尔什维克》，肯定不能公开发行的，那属于“洪水猛兽”啊。于是就取名叫《少女怀春》，其实里面怀的是共产主义的春天。国民党有所察觉后，又改名叫《小学高级用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假装是课改成果。里面涉及到历史，就叫《中国古史考》，涉及到经济，就叫《经济月刊》，涉及到文化，就叫《中国文化史》，涉及到社会，就叫《平民》。 共产党本来就是北大教授党，玩点学问，那是猪八戒吃豆芽，小菜一碟。反正内容是“布尔什维克”就行了，外表叫“孔胖子杀人放火记”也没关系。
还有一本《红旗周刊》，也不可能公开上市的，红就是革命，红旗就是革命的发令枪啊。于是就叫《快乐之神》，好像是都市男女的颓废读物，其实宣传的是让劳动人民早日快乐的精神。此外还叫过《时事周报》、《实业周报》、《真理》、《出版界》、《新生活》、《摩登周报》、《晨钟》之类，仿佛中产阶级读物，另有《经济统计》、《佛学研究》、《光明之路》等，只要觉得有危险，有麻烦，就随时改名，简直跟鲁迅的笔名有一拼了。你没发现许多共产党领袖都对名字特别感兴趣，都喜欢取名改名吗？跟共产党在名目上玩捉迷藏，那简直就是孔老师门前卖《百家姓》嘛。
中共中央指导全国总工会办的《中国工人》，也在查禁之列。工人嘛，都是夏衍写的“呻吟着的锭子上的冤魂”，属于“恐怖分子”阶层啊，不懂自由民主和扑食价值，怎能允许他们乱出刊物呢——这就是汉奸们死命推崇的国民党时代的言论自由。于是，《中国工人》摇身一变，改名为《红拂夜奔》和《南极仙翁》，一个女侠，一个洪七公，成武侠小说了。其实孔和尚看《红色娘子军》中的吴清华逃出椰林寨一场，那不就是“红拂夜奔”么？红拂奔的是真命天子，而吴清华奔的是红色根据地——那不也是中国20世纪的“真命天子”吗？
总工会发布的《全国第五次劳动大会宣言》，封面上印的是《万王之王》。看，那时候的弱势群体，就想到以后要成为“领导阶级”了。上海的工人同志最聪明，十天一期的《上海工人》，封面上印的是《时新毛毛雨》、《散花舞》、《冬天的故事》——跟丫的《春天的故事》正好相反。还有《西厢记》、《劝世文》、《滑稽大王》、《佛祖求道记》、《观音得道》、《苏东坡走马看花》、《春花秋月》等，给后世学者进行期刊研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看来共产党也分京派和海派呀。
共青团的机关刊物，开始叫《先驱》，后改为《中国青年》、《无产青年》、《列宁青年》，这都属于愤青找死，无法通过检查。后来聪明了，改为《美满姻缘》、《闺中丽影》，多甜蜜的名字啊，甚至还用过《何典》。《何典》是一本从头到尾充满了粗话脏话骂人话的令人爆笑的骂世小说，很黄很暴力，鲁迅郑振铎他们大力推崇为天下奇书的，用来伪装痛骂旧世界的文章，倒也合适。国民党只“打非”而不“扫黄”，实在蠢笨。而共产党就懂得，“黄”里边就暗藏着“黑”，有二奶的肯定是贪官——没有二奶的可能是大贪官。所以“扫黄打非”要并举，甭以为黑的行不通，就跟我玩黄的。
有些翻译的书也需要伪装。共党领袖王明同志翻译了一本《武装暴动》，这是掉脑袋的书啊，其罪相当于一万个杨佳打酱油啊，可人家封面上写的却是《艺术论》。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刀枪，你分得清吗？再看《共产国际纲领》，印的是《人口粮食问题》，这也对，共产党人要解决的，不就是全世界人民公正吃饭的问题吗？
尽管共产党有七十二变，但人家国民党中藓部也不是吃素的，掌握着那么多科研经费是干嘛吃的？利用特务叛徒加上海外龟孙子，长期跟踪，仔细盘查，总有追尾和剐蹭的时候。不少机关被破获了，许多刊物被叉烧了。在国民党《中央查禁反动刊物表》里，就严正指出了《快乐之神》和《实业周报》，丫的原来是“宣传共产主义鼓吹阶级斗争”啊，还有《新时代国语教科书》，也被发现与中高考无关，而是“布尔什维克之化名”。那时候被发现了这种事儿，可不像今天这么轻松。今天的汉奸天天盼着因为反共反华被查禁，查禁之后不但名利双收，还可以仗着美国爷爷撑腰，大肆裸奔一番。那时候刊物被查禁了，人就有生命危险，是随时可能尸投黄浦，血染华蓥的。
国民党发布了“查毁共党假名刊物”密令，跟共党的“文化黑客”展开了殊死搏斗。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共党那时候朝气蓬勃，正是吃顿红烧肉就算腐败的花样年华，玩这些小把戏轻车熟路，花样百出。玩到1948年元旦，许多上海市民收到一本《恭贺新禧》，署名是“大众公司敬贺”。打开一看，哇，是新华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口号》、《解放军南征部队发布口号》和共产党的土地法大纲。孔和尚20年前就指出，共产党早早在文化上提前得了天下。抗战之前，虽然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导致了红军长征，但文化界早就不是国民党说了算啦。后来的三大战役和百万雄师过大江，不过是文化胜利之后军事上的水到渠成而已。许多善良的朋友和愚昧的汉奸以为共产党只是会打仗才得了天下，谬矣。那时候的共产党最懂科学，最懂文化，把平等正义的社会主义思想从“少女怀春”的“闺中丽影”，发展成了“美满姻缘”的“快乐之神”。共产党里的精英，都是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出版家，连最优秀的小资，都成百上千地投奔延安，这天下还用得着打吗？到了1948年，中国的天下，已经是毛泽东说了算，蒋介石算了说，苏联算说了，美国说算了。
忆往昔峥嵘岁月——愁啊。今天，只要共产党认真去除腐败，重新执政为民，党代会上集体给人民鞠一躬道一歉，善良的中国人民是会原谅他犯过的那些错误的。而共产党一旦恢复了蓬勃的朝气，坚决走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康庄大道，那些汉奸卖国贼，别说玩黄的，玩黑的，就是玩鲁智深三拳揍出来的五彩缤纷的，也根本，不堪一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