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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非常日报</title>
	<link>http://www.de-sci.org/blogs/sizhejiashu</link>
	<description>原《甘后村人民日报》</description>
	<pubDate>Sat, 13 Feb 2010 08:38:07 +0000</pub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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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作人,你不说真话会死啊?</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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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13 Feb 2010 08:38:05 +0000</pubDate>
		<dc:creator>常非常</dc:creator>
		
		<category>乱七八糟</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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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作人,你不说真话会死啊?
    翟明磊
       昨天晚上，就是谭作人被判五年的晚上，我失眠了。失眠对于我是很少见的事，《民间》被查封，我是在与夫人吃中饭时得知的，得知后仍从容吃完饭，饭量未减。碰到一些事，晚上也睡得不错，虽谈不上每遇大事有静气，自想也能与东坡先生一样，关在冤狱，呼噜打得一样很舒坦。
      那天我失眠了，那天晚上上海雷电交加，每次闪电，照亮了我心中的一些念头，于是信手写下来，供师友官长一笑。
      中国是个什么国度？我们说是正在崛起的大国。
      楼倒倒事件后，日本报刊评论中国真是一个神奇的童话般的国家。
       我想称之为谎言的国度。最近有一些流行语，有人仿“你不恋爱会死啊？”“你不卡拉OK会死啊？”创造了一句“你不说真话会死啊？”未想一语风行，正当时也。
      友人互相劝诫：“你不说真话会死啊？”也就是沙叶新老先生的名文标题《国事管它娘》的意思。
     在推上，刘晓波的爱人刘霞，说“我可以上庭旁听，就要见到我们家傻瓜了。”
     谭家的傻瓜就是谭作人君了罢。他说出彭州石化的真话，说出汶川校舍倒塌的真话，有幸要做国家的五年大宅男。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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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This Hour And What Is Dead</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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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Fri, 18 Dec 2009 04:44:07 +0000</pubDate>
		<dc:creator>常非常</dc:creator>
		
		<category>乱七八糟</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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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This Hour And What Is Dead
李立扬 （Li－Young Lee）
Tonight my brother, in heavy boots,
is walkingthrough the bare rooms over my head,
opening and closing doors.
What could he be looking for in an empty house?
What could he possibly need there in heaven?
Does he remember his earth, his birthplace set to torches?
His love for me feels like spilled water
running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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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item>
		<title>汪精卫和平运动始末</title>
		<link>http://www.de-sci.org/blogs/sizhejiashu/2009/12/14/aecaaoeaeasaaeo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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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14 Dec 2009 01:04:06 +0000</pubDate>
		<dc:creator>常非常</dc:creator>
		
		<category>乱七八糟</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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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作者：推倒柏林墙
http://www.sgwritings.com/bbs/redirect.php?tid=3922...
一：明枪暗箭，内忧外患
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汪精卫是个高度脸谱化的人物，很多人对他的了解基本上到“汉奸”就算完了。实际上抗战以前的汪精卫所展现出的，几乎是个政坛道德完人的形象，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不畏死，年纪轻资历老功绩高长得帅，全身上下都是光环，这样一个人会去“投敌”，可以说是让不少人大跌眼镜、百思不得其解的。至于日后有人评价此君
“为了和蒋介石争权夺利才投靠日本”，基本属于无稽之谈。纵观汪精卫的前半生（对此就不做详细介绍了，不是重点），对权力可说是毫无追求，事实上作为民国时期宪政思想的领军人物，汪精卫的眼界远远超出后来的某些农民政治家（所谓农民政治家，就是一进城就开始享福的那一类），权力在他的眼里，根本就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这种“争权夺利说”可说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管汪精卫出于什么动机投敌，和卖国求荣、贪生怕死之类都是完全沾不上边的。
抗战时的中国有四股势力：蒋介石、汪精卫、日本人和共产党。在谈论汪精卫的投敌史以前，有必要先谈论一下当时的日本。与很多人的旧有印象不同，侵华战争并非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结果，而是日本军部的“随性所至”。二战时的日本正处于军人完全压制政府的态势，对于侵华战争这出闹剧，活在暗杀阴影下的日本政府可说是敢怒而不敢言。以九一八事变为代表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绝大多数是军队绕过政府的个人行动，战争早已成了日军军官升官发财、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中国作为日本周边的一个弱国，不幸的成了这种政治乱象的牺牲品（参看前作《日本是如何走向灭亡》）。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整个抗战史、甚至于反思当下中国流行的反日思潮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惜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始终也是高度脸谱化的，此类论点在俞天任的连载开写以前，在国内几乎可说是鲜为人知。早年在日本留过学的汪精卫，对当时日本的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深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只要交涉得当，中日之间可能完全没有交恶的必要，这一点可说是其整个
“和平运动”的基础。
到1931年，以石原莞尔为首的一批军部狂热分子偷偷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一举拿下了东三省。当时的日本首相犬养毅强力主张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日本军部内的爱国人士也不手软，一枪崩掉了这个卖国贼，其他日奸从此人人自危，正应了一句话：流氓会武术，神仙也挡不住。由此事件也可看出日本当时的军政形势，国民政府基于这种状况，制定了一套“有限抵抗”的对日政策，以和为主，以战为辅，战争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垮日本（这一点上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是通过有效的迟滞来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使得日本国内的卖国路线能在和爱国路线的对抗上占据上风，从而获取两国和谈的筹码。从这个角度来看，九一八事变的结果对国民政府来说就像是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张学良这孙子连一枪都没开就把东三省给送掉了，使得日军在人数占绝对劣势的情况下获得意想不到的完胜，这无疑让军部狂热份子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度的膨胀，大大加强了他们在日本国内说话的分量，日军也在东北得到了充分的滋养，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假如张学良当时能遏止住关东军，哪怕守不住，至少也要给日军迎头一记闷棍，那石原莞尔一流很可能会因此而成为日本国内一例经典的反面教材，其余狂热份子也不可能因九一八事变的巨大胜利而将中国视作创造奇迹的宝地，下克上的风气会被压制，日军侵略中国的步伐也会被大大延缓，甚至于整个抗日战争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说日本是军队压倒政府，其实民国当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当时的军队既非国军，也非党军，而是各大军阀们的私家军，谁拳头大谁就牛逼。北伐结束还没几年，中原大战的硝烟尚未散尽，各军阀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新仇旧恨一箩筐，在军事实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本的情况下，没有多少人会想拿自己的军队跟日本人碰，你中央政府真逼他们去打，他们还说你是趁机削藩，反正总有一套大道理。这种行为说白了就是在比谁更不要脸：谁越能坐视国家陷于侵略者之手，谁在未来权力斗争中的筹码就越多。很显然，“让日本人多占地才爱国”的老毛因此笑到了最后，不过我们先不忙着谴责老毛，继续看张学良这个孙子。以我看来，此君哪怕没有西安事变时的愚蠢行径，依然是民国历史上最大的罪人。九一八事变之后，民国政府将忍耐的底线划到了锦州，命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到1931年末，日军来犯，张学良却推脱说武器兵力不足，要求国民政府给予支援。当时孙科政府是穷得叮当响，连内裤底也早就已经拨给张学良了，实在是一毛钱都拿不出来，于是张学良在遭到拒绝后，在兵力二十余倍于日方的情况下，果断的把锦州也送了出去，蒋介石当时急的就差没管张学良叫爷爷了。没隔一个月的一二八事变，陈公博亲自前去敦请张学良发兵从后方起兵牵制日军，被张学良一口回绝，一二八事变又以民国政府吃了个大苍蝇而告终。再至1933年，张学良负责镇守热河，结果我就不重复了。当时汪精卫痛斥道：“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两百万；所责于铁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于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时，中央财政歇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
张学良的老子好歹也是敢于查抄苏联使馆、杀李大钊这个苏联奸细的人物，不知怎么偏偏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张学良的一连串失败在当时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使得民国政府的那点小算盘全部打了水漂。不过对民国政府而言，日本人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被我们遗漏的第四股势力——共产党。
当时的情况是国军将士在前线抗战，他们的老父则被当成地主恶霸，被吊在老家的某棵大树上享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汪精卫对日本政局的了解极为透彻，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最初可说是落后了老蒋一大步。在1927年以前，汪精卫是共产党的铁杆粉丝，当时国民党内部的反共声势高涨，汪坚持己见，差点搞到与全党决裂的地步。汪精卫是那种原则性非常强的政客，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哪怕千夫所指，也绝不向现实妥协，后来干脆这么说：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我辞职算了（在另个党里是这样：你们都跟我唱反调，那你们一起辞职算了）。汪精卫当时一没派系，二没军队，但因早年名望过盛，功绩辉煌，俨然是国民党里“我称老二，谁敢称老大”的人物，人气甚高，众反共者见伟大领袖要甩挑子不干，个个痛心疾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劝汪精卫放弃拥共立场，继续主持大局。汪精卫却是软硬不吃，坚决不从，他还不明白像他这样的人要是放在延安的话，很可能早在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被人一板砖拍死了。汪精卫拥共的原因有二，第一“联俄容共”是国父遗训，第二汪精卫周围的共产党人大多“与众不同”，例如后来的两位小汉奸周佛海、陈公博，属于共产党创始人级的人物，都是汪精卫日后的左膀右臂；再比如陈独秀，此人也和其他窑洞里的马克思主义土鳖不同，算是有几分才学，而且一直反对共产党内部的激进路线（后来被其他土鳖联手踢出了革命队伍）。放眼看过去陈汪二人都是真正支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两人日后的下场却都不太好。汪精卫与这类人交往甚密，一时不查共产党的真面目，在党内放言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5月才有所改观，当时共产国际给中国支部发来“五月密令”，也不知是真把汪精卫当成了自己人还是怎么着，事先把密令拿给汪过目了一遍。汪精卫看完后是倒抽一口凉气：这份密令赤裸裸的要求共产党无视国民党的禁令，继续深化土地改革（其实就是抢劫），组建私人武装，渗透国民党，伺机夺取全国政权。套用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没有任何一个政府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汪精卫这时候才幡然醒悟，原来共产党根本不是工农的代言人，而是苏俄的代言人。到1927年末，共产党内的激进势力抬头，在广州城内发动打砸抢，按李宗仁的话来说，“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史称广州暴动，解放后改称广州起义。此事之后，曾采取亲共立场的汪精卫一度引咎辞职，之后终于在反共的问题上和蒋介石达成了一致。
汪精卫识破共产党的真面目之后，其认知水平一日千里，很快又领先了老蒋一大步。其实国民党内能看清共产党危害的人也不少，例如蒋介石就曾说过，“日本只能伤到中国的表肤，共产主义却能危及灵魂”，可谓一语中的。问题是他们还是低估了共产党的能力，觉得共党不过一群匪众，何成气候，最后甚至以虎谋皮，一度搞起了国共合作，换来的则是黄桥之战一万余人被友军歼灭的惨痛教训。汪精卫则认为，中日只要开战，中国必将陷于共产党之手，“我们与日本讲和，不是怕打下去中国会被日本征服，日本是不能征服中国的；乃是怕战争延长下去，中国会亡於共产党。而於日本，战争延长下去亦将招来其在国际地位上的大祸，故中日两国有可讲和的利害交点”，“现在中国问题的中心是不要弄到共产党手里。共产党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没国籍，中国让共产党发展下去那真是亡国了，中国永世不能翻身”。以我们这些马后炮的角度来看，汪精卫简直就是高瞻远瞩、当世半仙，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政治观点还是过于超前了，别说是蒋介石，就连汪的心腹陈公博都不以为然：“他总以为中国共产党要煽动中日战争以收渔人之利，因此更应该求和平”。陈公博说这句话的时候，抗战才刚结束没多久，假如他能活到1949年，那恐怕是要唏嘘不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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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得不战的蒋介石与不得不和的汪精卫
摆在汪精卫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简单——只有和平这么一条路可以走。从1931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不光是日本国内的爱国路线和卖国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民国政府内的斗争路线和妥协路线之间也发生了多次碰撞，汪精卫尚未来得及组建他的伪政府，便早就以汉奸卖国贼之名而蜚声在外了。当时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民国政府签署了被后人称为“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划定了大片非交战区，其好处是封死了日军从长城一带发起的进攻，坏处是变相承认了日军对满洲国一带的占领，引发社会上一片骂声，蒋、汪二人更是首当其冲。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个协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地是肯定被日本人占了，你抢也抢不回来，假如中国和日军交战下去，结果也只会是扩大军事上的失败，导致丢失的领土越来越多，当时就打全面战争，当时就要亡国，这才是真正的愚行。民国政府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用这种方法拖延时间，这和当今某负责任的大国不断变着法子的割地送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策略以当时的口径叫“以空间换时间”，按现在的说法叫“韬光养晦”，日后民国政府又陆续签订了《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等类似条约。当然，空间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制的换下去，否则中国迟早要被蚕食殆尽。蒋汪当时也绝非一味妥协退让，而是另有打算，一是期待众列强的干预（这一等就等到白了头）；二来中国当时的国力可谓日进千里，1937年时的民国和1927年时相比已是不可同日而语，每多喘息一日便多一分优势，真到不得不战时手上好歹也能有块砖头；三来是幻想着日本国内能西风压倒东风，中日和平自是水到渠成，届时这些条约也不过是废纸而已——它们既没有给日本赔钱，在领土的归属问题上也没有让日本人从法理上占到一分便宜。事实上站在日军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日方签这种协议是相当愚蠢的，颇有点见好就收、回家领赏的感觉，只能怪军部的狂热份子政治上不过关，一个个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巨婴，这才给了蒋汪拖延时间的机会。
不过在《塘沽协定》签定之前，汪精卫并不知情，所以这次“卖国”行径跟他其实没什么关系。陈公博当时劝汪精卫及时跟《塘沽协定》划清界线，保留一个好名声。这个事情是我最擅长干的，比如社团工作出了什么问题，要把责任赖给学生会，我上去讲话，就是这样：“大家知道，这个学生会吗……咳咳。”摆出一副欲言又止、痛心疾首的架势，台下众人立刻做出恍然大悟状，明白了，明白了！对社团工作表示出了充分的谅解。汪精卫是这么答的：“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事实上，汪本人也赞成签这个协定，并公开作出辩解：“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历史怎么评判先不说，至少在当时，这些个“卖国协定”换来的多是口诛笔伐。汪的家人劝汪至少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汪竟突然大哭起来：“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照理说汪精卫在历史上多次辞职（民国时期政客引咎辞职是件很平常的事，汪精卫、蒋介石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中国的日益发展这种传统已被平调和保外就医所替代），再多辞一次也无妨，何况当个外交部长也没球意思，这会儿正是他最该明哲保身的时候，汪精卫反倒赖着不走了。他认为，以自己的威望，出来“卖国”可能还有人支持，换一个人的话早被唾沫淹死了。这话确实不假，汪精卫主持外交，人们还将信将疑：汪先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这背后想必有什么苦衷。再套一句粪青常爱说的话：你不在领导人那个位置，不知道其中的艰难。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热衷于替汪精卫翻案，也是相同的原因：汪精卫革命时期所展现出的那种舍身取义的气节、有官不做的潇洒，使人们相信他日后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卖国贼。汪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国家需要两种人，一为薪，一为釜。釜要长期忍受烈火的煎熬，薪则要靠燃烧自己发热，最终化为灰烬。而汪精卫是一贯选择做薪的，停战协定是必须得签的，主持外交的人是肯定要挨骂的，别人不敢做的脏活累活，就由我汪精卫来做。汪精卫原名汪兆铭，后来改名“精卫”，也正是取“精卫填海”之意。
蒋介石看中的正是汪精卫这一点。蒋介石实际上也是个主和派，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以当时中国的情势和蒋介石所处的地位，即使主和对国家再有利，蒋介石也必须要摆出主战的架势。当时有这么些人，自己有能力抗战，嘴里也整天喊着抗战，惟独就是不去抗战，只等着把枪口转向民国政府。按周佛海的话来说：“当时的舆论，似已为有作用的野心份子所左右，高调仍然是奉为最高原则，有人主张谈和的，就成为攻击的目标，就是汉奸！日本的意向，一般人固然不知道，而我国军事上劣势的机密，政府也不能宣之於国人。”“共产党、桂系以及一切失意分子，都很明白地知道，抗日是倒蒋唯一手段。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全面的抗日战争。蒋先生本想以更高的调子压服反对他的人，而这些人就利用蒋先生自己的高调，逼著蒋先生钻牛角。调子越唱越高，牛角就不得不越钻越深。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这个“低调俱乐部”的名字还是胡适给起的，胡适本人也是坚定的主和派，要不是当时被公派出国，胡适多半也是要跟着汪精卫混的，到时便又要有个大思想家变成大汉奸了。
这就是为什么汪精卫会认为中日交恶是被人恶意煽动起来的。不过公允的说，这个煽动的责任不能全部赖到周佛海口中“失意分子”的头上，中国的传统是，不管情势到底能不能战、该不该战，主战的永远是英雄，主和的永远是汉奸。汪精卫对此也有阐述：“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蒋介石第一没有汪精卫那种敢背汉奸骂名的气魄，第二作为中国的军事领导人，主和会使他的威信受到根本动摇，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正如汪精卫所言：“蒋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其他利抗战之局而坐大观成败者，亦必于蒋言和之后，造为谣诼，以促使国府之解组混乱，国将不国。”汪精卫就不同了，首先他是文官，不需要领导军队；其次汪精卫的人生信条是“说老实话，负责任”：“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还说：“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无怪乎日后胡适对汪精卫做出如下评价：“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对蒋来说，汪精卫是一笔宝贵的财富。1935年南京监察院以“媚日外交”的罪名弹劾汪精卫，汪已做好了辞职的打算，蒋介石吓得立刻派出蔡元培慰留汪精卫，坚决不放汪精卫走，不然的话蒋介石很难找到第二个这么尽职的替死鬼，那“汉奸”就只好他一个人来做了。
37 年前的局势，是汪在前蒋在后，力压全国主战派，同时他们也在等待日本的主和派压倒主战派，那就是他们胜利的一天。不过主和在中国难，在日本同样很难。军部高唱战争大调，是民族英雄，日本政府则整一个像是日奸团体，人人喊打，谁也想不到日后的结果是民族英雄葬送了国家，日奸团体中的不少人还不幸做了陪葬。
1935年时广田弘毅还许诺“不威胁，不侵略”，到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少壮派军人干脆把日奸大臣们杀了个清洁溜溜，这时候再指望日本政府能镇住军部，希望极其渺茫。中国这边，主和派一样陷入过街老鼠的境地。1935年11月，爱国军人孙凤鸣高呼“打倒卖国贼”，对着汪精卫连开了三枪（本来可能是想打蒋介石的，但蒋介石见当时秩序混乱，缩着没敢出来）。汪精卫当时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对蒋介石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以后，要你单独负责了。”这三枪倒未能当场取下汪精卫的性命，但其中一颗子弹无法取出，使汪精卫的身体每况愈下，九年后便一命呜呼。之后外交部副部长唐有壬也遭暗杀，主和派势力顿时锐减。
汪精卫出国养伤之后，蒋介石不得不“单独负责”，却又实在负不起这“卖国”之责。后来又冒出个西安事变，又是张学良这傻逼出来捣乱，在各种压力之下，蒋的政策便也渐渐从主和转为主战，最终将战火从华北引到上海，开启了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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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君为其易，我为其难
蒋介石要战，但他明白不能按一般的方式和日本作战，否则只会是如汪精卫所言，越打则中国越倒霉。蒋介石对当时的局势也有很清醒的认识，提出日本对中国，“只能蚕食，不能鲸吞”，鲸吞的话一口吞不下去，最终将演变成日本所不乐见的消耗战，日本想要抽身而出，就只有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因此蒋介石决心拉日本打全面战争，如果能把欧美列强都拉下水，那中国就有救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便有了1937年后的全面抗战。
不过这个计划有几个问题。第一是低估了日本的决心，军部图的就是一个脸面，至于真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这些疯子们首要考虑的问题（事实上，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并取得胜利正是他们得以压服日本政府的重要手段）。别说是消耗战了，就连美国他都敢打，小日本真发起疯来，鲸吞中国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第二欧美列强良心大大的坏，迟迟不肯出手，只有苏联还肯援助一点破烂，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有非分的企图。国民党每多抵抗一日，苏联便不必担心与日本碰撞，自可高枕无忧，而且蒋介石扛得越久，中国军力越衰弱，经济越崩溃，民心越思变，共产党日后夺权的机会便越大，所以苏联及中共巴不得坐山观虎斗，中国最好打个八十年，整得越破越好。基于这两点，蒋的全面抗战进行得异常艰难，即使后来美国给予援助，士兵每月也只能配到四发子弹，一个星期刚好开一枪。蒋介石苦闷之下，几次想要自杀，以至于最后都不敢相信日本是真的投降了，要是美国不帮忙，中国还真就被鲸吞完了。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这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日本军部疯成那个地步，招惹到美国是必然的事；假如他们不疯的话，那也不会有什么八年抗战了。
当然和谈这步棋也是要照常进行的。当时世界上各大列强在日本人眼里基本都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豺狼，蒋介石能找的中介只有德国，德国却对调解中日战事兴致缺缺。好在蒋介石打了一手漂亮的外交牌，你再不调解，再不调解我跟苏联好了啊，这才把德国人给拉下水。德国大使陶德曼当时负责中日间的调停，他认为和谈是非常明智的表现：“中国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战精神，如今已到结束的时机。欧战时，德国本有几次好机会可以讲和，但终信自己力量，不肯讲和，直至凡尔赛条约签订的时候，任人提出条件，德国不能不接受。”这悲剧还恰恰就在中国重演了。日方当时开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承认满洲国，顺带一堆建立非军事区等附加条件，日军则分期撤出中国。对于满洲国蒋介石其实是无能为力的，但对附加条件还是不甚满意，想再讨点便宜，于是一口回绝。到1937年11月，上海也被日本人给占了，广田弘毅通知蒋介石，虽然我们正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不过谈判条件基本不变。到这时民国政府的心态已经变了，面对一连串的失败，再不和日子就没法过了，于是仔细审视了一下和谈条件，都觉得不算苛刻，虽情感上不愿接受，理性上却没有拒绝的道理，从中国这个弱国的立场上来说无疑是最好的结果了。蒋介石甚至奇怪：“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要打呢？”国民党内即使有人反对，也只是担心反政府分子趁机兴风作乱，这也是件很奇怪的事情：明明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却得不到国人的支持。所以蒋介石当时提出了两点要求：第一是德日两方必须对和谈内容保密，否则“中国就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中国就会发生革命”；第二是在牵线完之后，把主持和谈的任务完全抛给了汪精卫，很明显是想再次利用汪精卫的“死且不惧，何畏乎骂”的特点，这方面老蒋表现得还是比较猥琐的。汪精卫自己倒是无所谓，一肩扛起了新的卖国任务。可惜就在众人讨论的这个当口，时间轴已经拉到了1937年12月，连南京都给人占了，日军当时气焰极为嚣张，主战派势力大大抬头，立即主持修改了和谈条件，开始问中国要钱了，这一下又让民国政府倍感煎熬，面子里子都说不过去。再到1938年1月，日方又对条件作出了修改，这个新条件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已经没法看了，民国政府断然无法接受，日方则以为民国政府只是借和谈拖延时间，发表了“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近卫内阁声明，导致此次和谈彻底破裂。
之后蒋介石也做出几次议和的努力，只是每次谈判都只敢偷偷摸摸的搞，而且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绝不敢把规模弄大，绝不表现出积极的议和之心，以防自己一不小心也变成“汉奸”。这种和谈的力度，汪精卫是无法满意的。他深知一点：中国除了和平，没有别的选择，武力抗战到底唯一的结果，要么是亡于日本，要么是亡于共产党，所以是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汪精卫不止一次形容对日和谈是“与虎谋皮”，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蒋介石不愿公开主和，周佛海便于1938年派高宗武秘密前往日本，打的不是政府的名义，而是主和派的名义。此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也是可以一谈的对象，日军陷入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政府早生退意，周佛海此举正中近卫文麿的下怀。双方一合计，最后高宗武提出可以让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主持和谈，并阐明了蒋介石不可议和的原因。日方对此也表示理解，提出了“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原则。高宗武心下大喜，回国后便给周佛海写了报告，当中有“日方希望汪精卫出马”字句。当时周佛海找到汪精卫，问要不要先将这些内容删掉再拿给蒋介石看，汪精卫回答道：“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蒋介石拿到报告，得知高宗武私自跑到日本，只是说“荒唐，荒唐”、“高宗武是个混蛋，谁让他到日本去的”，但既没有处理高宗武，也没有说反对议和、不允许汪精卫出面之类，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此一来周佛海便心中有底，开始和汪精卫策划起了下一步的行动。
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汪精卫若留在重庆，议和根本无从谈起；退一步说，即使能议和，也仅仅是影响到蒋介石的威望，从而影响到整个抗战，“非铭脱离渝方，不能无碍于渝局”，因此从行动开始之初，汪精卫就计划离开重庆。当时他的计划分为五步：首先汪精卫离开重庆，宣布下野，日方则发出和谈声明，提出撤军、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等原则；接着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国民党能接受则最好，若不能接受，则由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响应汪的号召，成立新政府；新政府与日本完成谈判，收复沦陷区；新政府与国民政府谈判，完成中国统一。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新政府”和日后汪精卫的“伪政府”是两回事，这个新政府是计划在国统区、而不是沦陷区内成立的。如果是换其他人进行这项工作，难免有借机割据云南、两广甚至全中国的嫌疑，但以汪的一贯作风，假如新政府成立，只要日军撤离中国，汪必会宣布解散政府，顺利完成中国的统一。
此后汪精卫一派“汉奸”们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先是说得“云南王”龙云参加和平运动，接着经过八天的谈判，和日方达成了《重光堂密约》。该密约规定日方在两年内撤出中国、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各种条件都对中国十分有利，唯一引人诟病的是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并且允许日本在蒙古驻军。这个和谈条件可以说跟陶德曼调停那次不相上下，甚至还更优惠一点。日本方面当时还希望把中国切割成几块，形成王克敏的北平政府、梁鸿志的南京政府、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汪精卫的云南政府这样四分五裂的局面，以减少日本可能面对的威胁。汪在这点上寸步不让，要求必须由日本来撤消北平政府和南京政府，日本政府最后也予以让步，同意了汪精卫的要求。这么一看，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了。不过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汪本人却是要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虽然这次行动成功了对国家有利，就算失败也对国家无害，但是失败了必然被骂成汉奸，成功了还未必被称为英雄。出走重庆之后，万一事情有变，更是再无退路。
如今有两种流行的观点，一种认为汪精卫搞和平运动的本意是救国救民，只是对中日局势的估计过于悲观，是消极妥协、投降主义；另一种认为汪精卫是反对蒋介石
“焦土抗战”政策，认为越抗战则老百姓生活越惨，所以才要搞和平运动。这两种理解都有所偏差，汪精卫确实反对“焦土抗战”，但还不至于拱手把国家让给他人；汪精卫虽然知道中国敌不过日本，但也从没有消极妥协过。汪真正的态度，正如前文所说，其实是“边战边和”：“一年零七个月的抗战，我们自己已证明了中国是不可以灭亡。然而这还不够，我们还要指示出来日本除了灭亡中国，还有第二条路，并且必须走这第二条路。”在汪的眼里，主战与主和从来不是割裂、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惟有在正面对日本予以痛击，损害军部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日本政府才有可能重新主导局势；只有艰苦卓绝的抗战，才能换来和谈时足够的资本。事实上，汪后来成立南京伪政府后，也一直不忘对日交涉，能交涉出多少东西，则全赖蒋介石正面战场与美军太平洋战场的战果。从这点上来讲，汪其实既非主战派，也非主和派，而是真正的实干型政治家。汪一生也一贯如此：先拥袁再反袁，先拥共再反共，先反蒋再拥蒋，先英雄再汉奸，无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线。问题是，一些头脑发热的主战派却将和与战完全对立了起来，水火不容，更舞着道德大棒四处打压，使得领导抗战的蒋介石不敢公开主和，如此便只得由蒋来战，汪来和，蒋做英雄，汪做汉奸。汪离开重庆之前，给蒋介石留下一封长信，末尾写道：“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和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前所留给胡汉民的血书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今为薪，兄当为釜”。从当时局势来说，汪所选择的路，不仅赌上了性命，更赌上革命几十年来累积的声誉，确实比单纯武力抗战要困难的多。
可惜的是，之后发生的事情，和汪精卫所策划的偏出了十万八千里。
汪精卫于1938年末离开重庆之后（很明显蒋介石再次睁了只眼闭了只眼），近卫文麿如约发表了声明，并且撤消之前“永不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强硬立场。问题是，这个声明虽然声称日本没有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云云，却没有提到最关键的“日本撤军”一条。这倒不是近卫文麿存心忽悠汪精卫，如前文所说，当时日本是军政平行，政府决定好的事情，还非得军部同意不可，这样荒唐的事偏偏就发生在日本。而以《重光堂密约》的内容，等于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辛辛苦苦打了这么长时间，几乎是打了白打，不仅没捞到什么好处，还把租界给搞没了，对这样“丧权辱国”的事情军部当然是坚决不从。近卫文麿拿军部根本没辙，最后的声明只得打了个折扣。
汪精卫知道主和派在国内不好混，在国外也不好混，也理解近卫文麿的处境，他相信和谈一旦能顺利进行，条件仍有回旋的余地，所以仍然发表了著名的“艳电”（当时电报以一个字代表日期，“艳”即12月29号），一方面支持近卫声明，一方面也态度强硬的提醒日方自己的政治底线：“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这个“艳电”后来被评为“对日投降宣告”，很明显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但噩梦这才刚刚开始。近卫声明仍无法让日本军部感到满意，近卫文麿本人被骂作“和平运动家”，再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日奸，结果“艳电”发表五天之后，近卫文麿竟然顶不住压力辞职了！中日两国的和平运动参与者无不愕然，连日方都破口大骂近卫文麿背信弃义。不过这近卫文麿也是个可怜人，事实上他原来根本就不想干这个首相：“即使有天皇命令，但陆军内部没有可以商量政策的人。”当时日本的文官普遍受军部压制，一般都干不了几天就辞职了，最后干脆只好由东条英机这个军人来组建内阁。事情急转之下，少了日方撤军的承诺，龙云也不再支持汪精卫，没有接汪到云南成立新政府。重庆方面仍邀请汪精卫回去复职，但汪精卫却表示自己留在重庆根本无法发表意见，不愿回去；即使回去，也徒惹纠纷，自己的立场既然已经表明，愿不愿意采纳取决于政府。汪精卫当时准备动身前往法国，重庆政府一方面开除其党籍并在报纸上大加批判，一方面又派谷正鼎送来出国的护照和旅费，顺便游说汪精卫继续为国府效力。至此，汪精卫最初所构想的“和平运动”以完全失败而告终。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这一步，恐怕汪仍不会被后世称为“汉奸”，并且在抗战胜利后还很有希望回国。但就在谷正鼎返回重庆的第二天，又一起行刺事件发生，彻底改变了汪精卫的想法。
行刺者本打算摸黑枪杀汪精卫，结果却错打成了汪的秘书曾仲鸣。从后来军统一方的回忆录来看，行刺汪精卫一事简直可以说是办得吊儿郎当，说是重大任务，人员班子全是临时拼凑，连谷正鼎都可以轻易的找到汪精卫的落脚点，一众特工却搞不清汪精卫住在哪里，而且望远镜都没配一架，近处不敢逗留，远处无法监视，情报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戴笠当时曾不止一次去过河内，负责刺汪的陈恭澍对此竟一无所知，行动失败后也没受到任何惩罚，整件事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点也不“军统”。据说陈恭澍后来曾对人说：“汪先生在河内并非幸免，当时若为刺他，有几个汪先生也刺杀了。”也不知是真的工作失误，还是故意摆个与汉奸决裂的姿态。
汪精卫一直将曾仲鸣看作自己的儿子，两人私交极好，而且曾死得还颇为煽情，临死前对汪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还把以他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存款的支票上全部签了字，这才断气，活脱脱是现在电视剧里一些人临死前嘴里还直冒血泡的说“替我交党费”那种场景。汪精卫当时离开重庆，实际上无权无势，无国可卖，带出国的东西只有自己主和的立场而已，汪想不通蒋为何要对一个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势力的不同政见者采用暗杀手段，于是报复性的在香港的报纸上披露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二三事，并附上国防最高会议记录一份，引来不明真相的群众一阵围观，结果弄得蒋介石暴怒不已，这倒算是汪一生中所干的少有的一件糊涂事。
汪精卫一生从不拉帮结派，这样做的坏处是导致他手头一直没有多少势力，好处是在这种情况下仍肯留在他身边的，必是君子之交。汪身边一直不乏曾仲鸣、陈公博之类忠肝义胆的人物，这些人虽然被后世骂为汉奸，但在追随汪精卫这点上都是说一不二、忠心可鉴的，其中尤以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最甚。革命时期，陈璧君和汪精卫一起回国刺杀摄政王，临行前有人开玩笑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当场掏出护照，撕了个粉碎。抗战胜利之后，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在法庭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后来坐牢时，何香凝、宋庆龄等替陈璧君说情，只要陈璧君肯悔过并承认汪是汉奸，即可出狱，陈璧君也是一口拒绝，最后死在牢内。此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节，古今罕见，实在令人佩服。
曾仲鸣之死令汪精卫受了不小的刺激，“曾先生临死的时候，因为对于国事尚有主张相同的我在，引为放心。我一息尚存，为着安慰我临死的朋友，为着安慰我所念念不忘的他，我应该尽其最大的努力，以期主张的实现。”颇有点要行意气之事的感觉。此后汪精卫改变了出国的主意，而是领着一帮人跑到上海，决心把卖国之路一条道走到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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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假如事情只发展到“艳电”为止，想必到今天汪精卫早就已经被平反了，“主和”在中国虽然也算是“汉奸”行为，但跟“投敌”还是差了很大一个档次的。从主持卖国外交到出走重庆，最终再到成立伪政府，汪精卫的动机其实可以用他和陈公博的一段对话来概括。1935年时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于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精卫答道：“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要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
这段对话有一点说得很准确：汪精卫的行为严格来说叫“送国”，而不是“卖国”，因为他本人确实没从中捞到任何好处，反之还做出了大量牺牲。汪精卫其实大可坐在原地什么也不做，假如今后中国归国民党，他不是一把手也是二把手；假如中国归共产党，只要汪精卫肯适当的扇自己两耳光，还是能混个政协副主席；假如中国归日本，到时汪精卫再投日也一点都不迟。在乱世之中，像汪精卫这样声名显赫、人人敬仰的英雄，完全可以随波逐流，见风使舵，何必总是硬出头？甚至可能连
“送国”都谈不上，当时沦陷区早就归日本所有，日军对物资是想拿就拿，对人是想杀就杀，何须汪精卫来送，早就全是日本人的了，汪精卫赤手空拳跑到沦陷区，除了从日本人手上勉强争回一点利益，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供他送出去的？
但这个“送国贼”到底能不能做成，汪精卫其实心里也没底。日本人当时对他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要知道汪精卫唯一的政治资本是名声，现在他已经不是零资本的问题，是彻底一个负资本，对日本人来说根本就没什么利用价值。而且日本人需要的是一只听话的狗，汪精卫则是曾经躺在阴沟里打算跟人玩命的主，这样一条狗到底好不好使，日本人心里还真没底。最可笑的当时沦陷区早被各大汉奸瓜分完了，根本没有汪精卫的落脚之地，而汪精卫跑到上海后狮子大开口，说要吞并除了满洲国之外所有的地区。日本当时巴不得把中国切成几块，汪精卫的要求根本就是有悖日方的根本利益的，断然没有答应的理由。但也不知汪精卫的运气到底算好还是坏，在上海扯了一段时间皮以后，阿部信行上台，积极的支持起了汪精卫的计划。虽然这个新内阁没过几个月又被军部给推翻了，汪精卫的政权却是留了下来。
1940 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还都南京”，升的还是青天白日旗。当时关于旗子的问题发生了不少争吵，汪精卫坚持要挂青天白日，日本人则坚决不同意，毕竟跟青天白日旗打了这么多年仗，你说要在日本人的大本营里升这个旗，日本兵心里肯定也受不了。唇舌交锋之间，日本方面还是占到点理：就算不考虑咱日本人民的感情，你到处竖着和国民党政府一样的旗子，我们的军队分不清楚打错人怎么办啊？汪精卫方面一想，这倒还真是个问题，最后只能做了点妥协，在青天白日上加个黄色的三角旗子，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字，以示区别。当时沦陷区里挂的是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时隔多年，人们重新看见青天白日，照理来说心情总该舒坦一点，但是那不伦不类的黄色三角旗又分外扎眼，让人欢喜不起来。那边日本兵更是怒不可遏，直接愤起暴动，被军部强行镇压了下去，这种现象似乎已然预示了汪政权日后两头不讨好的命运。汪精卫在还都仪式上发表演说，语气低沉，早已不复当年慷慨激昂之风采，整个仪式就在低调的气氛中，迅速结束了，没有发扬出把丧事当喜事办的精神。
汪精卫当时除了要吞并其它汉奸的地盘和升青天白日旗，还有一个极重要的要求：绝不与国军交战。政权成立之初，汪精卫曾对影佐祯昭以及大日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说道：“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这个和平运动，正如一向所说的那样，完全是为了实现全面和平，而别无它意。因此，只要实现和平，今后中国政权由谁来掌握不是问题。因此，将来重庆政府倘能加入我的运动，我的目的就算完全达到了。为此，我会立即辞职。现在我事先清楚地表明白已的内心想法。”汉奸汪精卫的说法另两个日奸感动不已，在回忆录中都对汪的爱国精神和人格品质作出了极高的评价。及至后来板垣征四郎又想借用伪军的力量，汪精卫竟出口威胁：“如此我们的军队必反转枪口打日本军！”当时日本人给伪军配发的武器装备极差，但伪军到底人多势众，真在后方闹起来，就算不成气候，也够小日本喝一壶的，汪精卫此言让板垣征四郎碰了一鼻子灰，日后也就没再提“协同作战”的事。
当然对共产党所谓“抗日游击队”，汪精卫是从不手软的。说来搞笑，汪精卫在共产党眼里是汉奸，而汪精卫对于共产党的评价，虽没有直接用“汉奸”这两个字，意思也是大抵相近的。当时蒋介石偷偷摸摸的和，汪精卫光明正大的和，两边却都没有和成。反倒是共产党，不声不响的就跟日本人“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
了。据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记载，新四军一直与日军相互交换物资，陈毅当时负伤，竟是由日本宪兵护送至上海疗伤，共产党的代表公然住在沧州饭店内，汪精卫却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汪政权组织苏北清乡，日本人提前通知新四军和八路军，导致无功而返。日本大使馆书记官池田则完全成了共产党的说客：“共产党并不坏，其政治且较重庆和南京为进步。”陈公博是在汪政权解散、被国民党收押时写下这些内容，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为了曲意迎合蒋介石、换取轻判，但事实上陈公博当时已经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不仅放弃上诉，而且请求“尽快执行”，之所以要写“答辩书”，并非为了轻判，只为还后人以真实。
当然我们不排除陈公博成见已深，临死前还要污蔑我党一把的可能性。对于我党抗日的问题暂且不谈，总之汪精卫视共产党如洪水猛兽，这是前文早已说过的，甚至小黄旗上都要加个“反共”，其心志可见一斑。这对蒋介石来说可算是个利好消息，两军交战，情势不利时难免要投降，国军投降之后非但不会为日军所用，反而可以发挥余热，对付另外一个敌人，而且由于接受战俘的工作被移交给了汪政府，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南京大屠杀一类事件的重演。方先觉被日军俘虏之后，更是通过伪军的帮助才能逃回重庆。说到这里我感觉已经把我国抗战时一组奇怪的现象解释得很清楚了：日军基本都是国民党打的；伪军基本都是共产党打的；伪军基本上都是前国军组成的——因为不抗战的军队，就连做伪军的资格都没有。及至后来日本投降，蒋介石顺利收复沦陷区，一些未被收编的伪军还在孜孜不倦的进行剿匪事业。按陈公博所说，假如日本人在剿匪的问题上有所阻挠，那是翻脸也在所不惜的。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协商大会上，共产党急吼吼的闹着要解散伪军，除了要削弱国民党这边的实力，确实也有跟汪精卫苦大仇深的原因在里面。
平心而论，汪精卫能做到不跟国军交战这一点，作为一个汉奸而言也算是很不容易了。除此以外汪政权还收回了租界、废除了小部分不平等条约，民生上沦陷区可能比抗战结束和解放后的某些时日还要好很多，而且汪精卫对各派汉奸地盘的吞并确实从一定角度上来说降低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重新统一全国的难度（只可惜汪精卫吞并得还不够）。对日军也是尽力掣肘，物资能不给就不给，人丁是一个也没让日本抽到太平洋战场上去，日方甚至有言：“重庆是武力抗战，你们是和平抗战”，到抗战末期，双方颇有剑拔弩张之势……且慢，再这样写下去，就要变成“汪精卫、周佛海和陈公博等人发挥聪明才智，以拳拳报国之心，和愚蠢的日本鬼子巧妙周旋，最后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的一天，把沦陷区完完整整的还给了民国政府……”这是什么？这是红色电影《小兵张嘎》的演法。汪精卫对日斗争倒是不假，但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别人可能会卖一百分国，而他只卖了五十分。但这五十分终究是卖出去了（或者说送出去了），对汪一派人来说总归是一件屈辱的事，在日本人的屋檐下混，想诸事美好，团圆结局，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
周佛海曾有一个说法：二战假如盟国胜，则蒋介石胜，假如轴心国胜，则汪精卫胜，不管是谁胜，最终的胜利都属于中国，中国将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主和派和蒋介石只是在唱双簧而已。早先我觉得这几句话还有几分道理，现在想想真是儿戏之言。汪精卫初到上海的时候，对和平救国的理念还是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几番想要另组政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一个对日和谈的合适立场。按他的想法，中国虽然惨败，但日本胜得也是痛苦，这仗应该是打不下去了，这时候再不和谈还等何时呢？每次跟日本政府交涉，也确实多少能谈出点东西来，但是最终却死活过不了军部这一关，到最后军部甚至撇开政府，单独搞了个“兴亚院”出来，把外交工作也给包办了，实际上是连一点和谈的余地也没有留下了。当时日方和汪精卫一派签订《中日基本条约》，这个条约可以说已经完完全全超越汪的底线，接近于亡国了。汪几番交涉而不得，终于明白自己不过是俎上鱼肉，为了把沦陷区勉强维持下去，最后也只能忍辱签了字。签约那日，汪精卫对着紫金山的方向发呆，突然间“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的拔，用力的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渍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於槌胸顿足”。到后来这个条约内的种种内容，总算是在众人的努力下一步步废除了，但说实话，汪精卫等人能做到这一点，主要还是美军和国民党在正面战场重创日军的功劳，迫使日方不得不对汪一派的要求做出让步。所谓双簧之说、不败之地，假如日本胜利了，确实，中国名义上可能是归汪精卫而不是日本人统治，但那时等待中国的又将是个怎样一个条约呢？从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会去关心一个公认的汉奸到底为国家保存了哪五十分利益，只会在意他送出去了哪五十分利益，即使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至于汪精卫手下恶名昭著的“七十六号”倒是值得说一说的。以我观来，双方正儿八经的谍战中还是重庆一方逼得更狠一点，杀了汪精卫这边不少特工，死者中有不少是从重庆转投南京的（连河内负责刺汪行动的陈恭澍当时都投了汪），很有点清理门户的味道，军统一度将目标定为丁默邨本人，闹出了后来为人所熟知的郑苹如刺丁默邨案。而丁默邨、李士群除了报复和防御以外，还杀了不少新闻界的反汪人士，但是真正有价值的大鱼反倒没碰，例如蒋伯诚这个特务小头目就在七十六号的眼皮子底下活动，非但没被七十六号处理掉，最后蒋被日本宪兵逮捕，还是周佛海救了出来，周佛海本人更是跟重庆方面一直保持着联络。不过虽然没有杀掉重庆方面什么了不起的军政要人，七十六号的恐怖也是名不虚传，其手段极尽残忍，毫无人性，杀人无数。当时上海几乎没有哪个星期是不死人的，报纸上充斥着关于暗杀的消息。这里面很多人死得恐怕非常冤枉，例如被仇人举报，添油加醋的一说，立马成了七十六号的目标，死得莫名其妙。当时的汪精卫政府，虽也有极少数人是存和平救国之心、不计个人名利的为汪精卫卖命，但多数人也不过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的庸俗之徒，对于亡国一事没有任何感慨，每天还忙着相互倾轧，这也不过是中国社会的常态而已，七十六号这种组织堕落如斯，不足为奇。我观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写到双方谍战时，大意是虽然下面人拼得你死我活，重庆与南京的上层之间却有某种默契，并没造成什么实际损失，语气中好像还颇为得意。但是小人物的命就不是命吗？重庆方面要做个姿态给全国看，于是就把曾仲鸣乱枪射死，金雄白本身也只能算个小人物，几次险险死在军统的手上，双方无数特工更是惨死在这种没有意义的对攻战中，让人不禁感慨乱世人命贱于狗，七十六号本身也不得不说是汪一生的污点。
说到替汪精卫卖命，陈公博倒真可算得上是个奇人。汪精卫与周佛海理念相近，两人同进退并不足为奇，陈公博却是从汪精卫主持“媚日外交”开始就一直跟他唱反调了，他的观点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根本不赞成汪精卫脱离国民党，甚至可以说他早就看清了汪精卫最终的下场。尽管观点不同，但陈公博也确实敬仰汪的为人，深知汪绝不是卖国求荣之徒，所以也不愿留在重庆听别人说汪的坏话。当时汪精卫手下人才稀缺，高宗武、陶希圣相继叛变（说到这两个人要插句题外话。汪周陈三人组织伪政权后，谈到蒋介石时仍是毕恭毕敬，言必称“蒋先生”，这是国共伪三方的史料都有提到的。高陶两人倒是经常公开批评蒋介石，用词甚为激烈，最后见情势不妙，掉脸跑回重庆的也是这两个人），有些人即使能够理解汪精卫的主张，也不愿背汉奸的骂名去帮助汪精卫，陈公博见此情景，出手相助，心甘情愿的做了汪的陪葬。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于日本，临死前仍念叨着要回中国，终究未能如愿。随着美军的参战，日本也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周佛海跟重庆方面暗通声气，准备指挥伪军全面反攻。1945年初，周佛海通过蒋伯诚给蒋介石带信，写道：“五年以来，职临深履薄，无日不惄焉如捣，凡奉钧谕，辄竭驽骀……日寇已处穷途，反攻转瞬开始，职处身虎穴，一切策应反攻之工作，万绪千头，迟恐准备不及，急则泄漏堪虞……职以待罪之身，誓必效命前驱，俟最后胜利之来临，甘愿受钧座之严惩，斧銊所加，死且瞑目。”蒋介石读到最后几句，潸然泪下。到这个时候，只要周佛海能把反攻的事办好，汪精卫可能还有那么一丁点翻案的希望，谁知历史又开了个玩笑。就在周佛海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时，美国突然间扔了两个原子弹，日本直接投降了，这一炸终于让汪一派人永世也不得翻身了。
日后处理伪政权众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汪政权内一干要人，早知会有今日，走得颇为从容。任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被判死刑后见到金雄白，还说道：“你放心，我将来被枪毙时，不会让同志们丢脸的。”反倒是丁默邨双手沾满鲜血，被枪决时反倒吓得脸色苍白，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甚是讽刺。蒋介石曾有意重新启用周佛海，但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最终还是作罢，判了死刑。后来周的夫人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又允诺说：“这几年，对东南的沦陷地带，还亏了佛海，我是明白的。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在里面休息个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不过周佛海的命也不长，死在了大牢之中。
汪精卫一生追随国父孙中山，两人日后自然是合葬在了一起。国民党一方显然不能允许这种事发生，何应钦要求工兵队在蒋介石“还都”之前将汪墓拆除，无奈墓穴建筑质量过硬，工期紧迫，最后只好直接上了炸药。打开棺材，只见汪的尸体上盖着一副青天白日旗，衣兜里有一张纸条，上书“魂兮归来”，落款是“陈璧君”。一代汉奸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实在凄凉。而局势还是不幸应了汪的预测，日后蒋介石也没能和孙中山合葬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整个故事中最大的悲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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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一天我突发奇想，想看看台湾人对汪精卫是如何评价的，结果问了几个人才发现台湾人对汪精卫的了解居然比大陆人还要无知。大陆人好歹还知道汪精卫是个汉奸，台湾人除了对这个名字“好像有点印象”以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之后总算见到几个台湾人在聊汪精卫，说读完林思云的《真实的汪精卫》（想不到这篇文章在台湾也挺有销路），才了解到汪原来是这么复杂一个人，还感慨自己早年“被国民党灌了一脑子的党屎”。直到李安的《色戒》上映，汪精卫在台湾的媒体上才算是火了一把，但总体而言仍然是贬大于褒。国民党113年党庆时则展出了汪的照片，只说是国民党领导人，回避了他曾做过汉奸的问题。后来又找到一篇谈汪的文章，是那个著名统派人士“范兰钦”所写，洋洋洒洒，不着重点，最后笔锋一转，突然来了句“看看今日的台湾政客（此处范特指绿营）的嘴脸，比起汪精卫、陈公博差之远矣”。这话我倒是赞同，先不论忠奸，无论从眼界、学识、人品、风度还是胆魄来看，今天大陆的任何一个官员，离汪的水准都相去甚远。
说汪“复杂”，确实不假，在中国的历史上，恐怕找不出几个争议性比他更大的人物。有人相信以他的道德情操，不可能行卖国之事，也有人觉得他是晚年糊涂，最终误入歧途；有人觉得他是悲观主义，有人觉得他是错判形势；有人看重他送了一部分的国，有人看重他“送国”时也尽最大努力牵制了日本。在那些相信民族情感不可伤害、宁为焦土也要抗战的人眼里，汪无疑是个历史罪人；在那些相信共产党是中流砥柱的人眼里，汪就更是罪恶滔天了。无论汪是怎样一个人，我至少能确信一点，就是他绝非我们教科书上那个脸谱化的汉奸。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形象，总是尖嘴猴腮、无恶不作、贪生怕死、利欲熏心，“坏”字完全写在了脸上，让人一看便知，以至于一下出现个“易先生”这样的人物，许多人便完全无法接受了。可事实真是这样吗？假设一个游击队员藏在你家里，你把他交出去了，你就是个汉奸，可是你不把他交出去，或许全家人都会跟着一起陪葬；假设日本人逼你去做翻译，你不做，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孱弱的国家沦陷于他人之手，人民已经全部置于外人的统治之下，却还要去为民族大义、国家尊严之类的东西殉道，国家既然连保卫国民都做不到，还有什么尊严可言呢？人们不做汉奸便得死在日本人手上，做了汉奸却又要死在中国人手上，有人云“抗战打了八年是因为汉奸太多”，俨然是要一群连活路都没有的人为一个国家的弱小而负责了。
在这些汉奸当中，汪精卫还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他抛弃了一切跑去做一个别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卖国贼”，动机竟然是出于爱国。可是在那个年代，汪精卫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他想靠和谈拯救万民于水火，却无功而不得返；他在主持伪政权时努力的和日本人周旋，可用处到底也有限；他最担心中国陷入共产党之手，最终还是无能为力。整个中国，真可说是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甚至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也不过是在战争中打了一回酱油，整个世界局势几乎跟我们无关，连自己的命运都系在别人的手上，哪怕是出一个带着伪军进攻重庆的汪精卫、躲在山沟沟里种鸦片的蒋介石、运筹帷幄浴血奋战的毛泽东，日本可能总归是要投降的。汪精卫倒是怀着一片好心，想做些事情，可是除了背上一身骂名以外，真可说是一事无成。这不是他能力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我不排除汉奸里也有大奸大恶之徒，但对很多人来说，当汉奸恐怕只是个无奈的选择，就像社会再也无法保障人们的生存时，很多人去做小偷，恐怕也只是为了一小块面包而已。汉奸是一个时代的特定产物，里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好”或者“坏”的符号。当你把教科书扔到一边，重新深入研究历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自己过去并没有资格去对某些人、某些事作出评价，因为首先就连这件事物真实的面目都完全不知道。姜文的《鬼子来了》倒是足够真实，它被禁播了，这就是真实的代价。
我知道中国有那么一些头脑简单的人，他们看到小偷时尚且还绕着路走，在发改委面前只能流下他们屈辱的泪水，遇到吹牛逼不上税的场合时却会拍着胸脯保证自己会跟日本人斗智斗勇。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就连他们眼中的“抗日”
可能都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敌人总是那么愚蠢，被几岁的小孩耍得团团转，手中拿着枪也不用，排着队的往山上蠕动，然后被解放军叔叔用石块活活砸死，这类人的存在正是脸谱化教育最直接的成果。撇开汪精卫的问题不谈，我倒觉得那时候的一些人和事，和今天的情况是惊人得相似。言外国则必称战的人、夜郎自大的人、舞着道德大棒的人和唱着高调的人，如今仍比比皆是。这些人口称爱国，行的却尽是些祸国之事，而那些竭尽心力推动这个国家进步的人，反倒又被称为汉奸败类，让人渐渐开始分不清到底谁忠谁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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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喝茶是一件很可笑的事</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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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Mon, 07 Dec 2009 04:08:06 +0000</pubDate>
		<dc:creator>常非常</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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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喝茶是一件很可笑的事》
作者：三七
　　我平时不喝茶，偶尔喝水，只为了解渴。去别人家里做客，最怕水厄，或者本来不渴而被强灌一饱，或者渴而不得其解，因为端上的茶总是滚烫的，可以把嘴唇煮熟。这两年，我所在的城市里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茶馆。这种茶馆即不同于南方旧日那种“随便坐坐”的茶楼，也不同于北京“老二分”式的大碗茶，都设法弄出些古雅的样子，来骗人钱财，比如挂几柄大扇子，摆一架新制的古琴，再把圆桌弄方，方桌弄矮，软椅子改成硬木凳，硬木凳改成盘腿儿。如有院子，还要放几块石头，种两株花木，再挖一个沟，让自来水在里面流。开始我有些气苦，难道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只有这些了吗？用力去想，又想不出别的什么来。客人们进了这样高雅的所在，都文化起来，便有怨言，只好隐忍不发，因为既然要文化，原该受些罪的。上次我被人拉着同去这样的一家茶馆，先曾在别处喝过点酒，有些渴，看着他们种种繁琐，心里一阵阵难过。听了一车的废话，看够他们装神弄鬼，把壶盏浇来淋去，好不容易盼到茶水，却不让喝，是漱口的，真正上来喝的茶了，又只有一小盅，而且这一小盅也不让你喝得顺利，要先去闻，而且不让拿鼻子闻，要用“心”来闻。我装模作样地闻了一会儿，听到别人说香，我也说香，然后喝到嘴里，淡而无味。我见过据说为懂茶道的人喝茶，先在茶水里照镜子，看够了再深吸一口气，浅吸一口气，又深吸一口气，这才把茶水啜一点，舌头翻搅，在嘴里漱口，把旁人恶心够了，才喝下去，闭上眼睛回味；这时我暗中希望他咽下那口气，但很遗憾，他又吐了出来。
　　就我所知，把喝茶的事弄得如此麻烦，是从寺院开始的。据说主要有两种用处，一个是“僧房战睡魔”，一个是帮助消化。打坐而打盹儿，就该打屁股，或如马祖那样，困了便睡好了；而过午不食的人，居然要设法消食，实在可疑。编出来的说法，叫“茶禅一味”，其实都是淡而无味；皎然和尚说“三杯便得道”，得的乃是胡说八道。后世的许多名茶，当初都出自寺院；寺院吃茶成风，有茶头，有茶堂，你不来喝还要用“茶鼓”来催你。陆羽就是在寺院里长大的，他把这一套带到世间，走到哪里，都是一大套讲究，开始还有人看着厌烦，甚至让仆人给他三十文钱，说是“酬茶博士”；但“文人茶”盛行后，附和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地位也越来越高，直到成了神仙。
　　唐人吃煎茶，所用的茶器多到二十几种，不过这是广义的说法；皮日休作《茶具十咏》，包括了种茶的茶坞，在里面吃茶的茶舍，而且连采茶人也成了他的茶具，没有将上覆的天，下载的地，都当做他的茶具，也算给不吃茶的人留了条活路。最狭义的茶具，壶盏而已，后来的花样，都出在这里面。安徒生的童话里说：“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对它的瓷感到骄傲，对它的长嘴感到骄傲，对它那个大把手也感到骄傲。”这样了不起的茶壶，无论在人家，还是在茶馆，都可以见到，一肚子水，雄纠纠的。明以后直到现在，流行的是紫砂陶器，其功用之一是吸附，据说用得久了，不加茶叶，也可沏出茶水来。壶倒也罢了，茶杯也用它来作，想必连前面用过的人的口泽，也都吸在上面，思之好不作恶。
　　再要讲究，还有煮茶用的水。我们看书目，有种种《水品》，《汤品》，《水记》之类的专著，其他茶书，也都在水上做文章，还给各地的水排名位，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打得头破血流。据说有人请陆羽喝茶，用的是长江中的“南零水”，陆羽说你这下半桶才是南零水，上半桶不。；一问打水的军士，果然是撒了一些，取岸边的水充了半桶。这样的鬼话，从古到今都有人信。《红楼梦》里，妙玉给刘姥姥沏茶，用旧年的雨水，请宝黛来喝，则用江南古寺的梅花上的雪融成的水，这听起来很雅，但雅如林黛玉者，也没喝出特别来。鲁迅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必须有工夫，其次是练出来得特别的感觉。”有敏锐细腻的感觉，自然很好，但特别到妙玉这样，就有些装神弄鬼之嫌了。
　　唐宣宗时有一个老骗子，自称活了一百三十岁，宣宗问他秘诀，答曰喝茶。宣宗多半是相信了他，所以又活了十年。今天的人不信长生，却想延年，所以我们仍然可以听到茶叶“抗衰老”的好消息。维他命C，维你命D，你要什么，茶叶里就有什么。癌症流行，茶能防癌，电视流行，茶能防辐射，美容流行，茶能美容，感冒流行，茶又能预防感冒。它还能降血脂，防动脉硬化，尿结石，白内障，胃溃疡等等。如果你连这些都不信，不要紧，茶叶还能做花肥，治脚气，熏蚊子，烧鱼煮肉。如果还不信……你总会吃茶叶蛋吧？
　　其实这些都不可笑。生活本该精致一些，若有余暇余力，在细节上讲究，就当是一种游戏，也是有趣的。可笑的乃是喝出种种大道理，张口文化，闭口人生，连茶壶做得稳一些，也能看出“允执厥中”的意思。扬州有一家著名的富春茶社，其实以酒饭为主，北京话之所谓“二荤铺”；叫“茶社”者，姿态耳。富春里有个对联：“佳肴无肉亦可，雅淡离我难成。”然而那里的人，都是吃过了肉，才想到“雅淡”。我们可以看到各色人物，拿足架子，抿一口茶，轻轻摇动身子，作出两腋风生的样子，半闭上眼睛，好像有一些天外之想。其实他此刻用力在想的只是：“我真是个雅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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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李敖的逻辑是小孩的逻辑</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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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05 Dec 2009 05:34:06 +0000</pubDate>
		<dc:creator>常非常</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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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记得小时候，家长为了教育孩子，总会用小孩子身边的朋友做例子。比如家长会说：你看人家小明，学习多努力。这个时候，很多小孩子也许会用例子中人物的某个缺点作为回应。比如他会说：昨天小明还逃了班里的值日呢。要是家长脑子慢点，还真没准被绕进去而无法回应。不过一般的家长可能会加上一句：你净跟人家比这个！
说这个的事情，是因为最近在很多地方，看到大家讨论的时候，依然采用这种小孩子的逻辑。他们会列举各种实例，最后推导出与例子不相干或者偏离主题的结论。这让人觉得非常可笑。
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Richard Stallman曾经在他的political
notes里面提到过：美国发表了中国人权报告。紧接着，中国作为回应，发表了一份美国人权报告。两份报告的思路差不多，大概就是想说在该国人权状况如何恶劣等等。对此，我们的大胡子有个非常经典的评论：So
what? 讨论哪个国家人权更糟糕只不过是在转移话题。仔细想想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说美国的人权状况糟糕，就能够作为践踏人权的理由？这套逻辑显然是行不通的，可偏偏还有人愿意继续用这逻辑来说服别人。
哪怕连一向精明的李敖，李大师，也没能逃出这个怪圈。每次讨论六四事件的时候，李大师最喜欢使用的反驳材料是这样的：美国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参战的士兵得到了政府的承诺，说是1945年会给这些老兵一些钱作为参战的奖励或补偿。结果1932年爆发了经济危机。老兵们于是坐不住了，跑到首都政府的中央广场上静坐，盘踞不去。美国政府于是开枪，放催泪瓦斯，驱逐老兵。此时，李大师通常会拿出一些当时的报纸，比如1932年7月29号的纽约时报，来证明当时的情况。当时纽约时报的标题是：Troops
drive veterans from capital; fire camps there and at Anacostia; 1
killed, scores hurd in day of strife.
之后证实死亡并非只有一人。由此，李敖大师的结论是：如果外国人问起六四，就用32年美国政府的行为作为回应。虽然是个不幸的事件，但是很遗憾，我们中国政府不得已，学习了美国的做法。
这套逻辑听起来也很是让人信服。而且李大师把各种材料一一摆明，有图有真相。然而仔细想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不通的地方：难道说美国政府，德国政府，XX国政府杀人，就能表示中国政府杀人就是正义的吗？哪怕情景类似的情况下，哪怕是不得已，难道政府就不该受到指责吗？我并不认为当时六四时期的那场运动是一场绝对的正义运动，是一场单纯为了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因为从我看过的材料上来说，其中存在着各种复杂的细节。我甚至不想讨论政府的行为是否合乎道义。然而李大师的论证逻辑却似乎在说：因为你美国人也在同样情况下杀人了，所以中国政府杀人，虽然是悲剧，但也是出于不得已，所以不应该受到指责。
对于六四事件，我不愿意追究究竟是谁对谁错。谁的追求更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我的问题是：请问李大师那份1932年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是如何来的？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报纸上，1989年又是如何报道六四事件的？现在的问题不该集中在政府是否有理由以武力驱逐学生这一点上，而更应该讨论，同样是面对政府的暴力行动，舆论是如何反应的。究竟是客观地报道事实，还是煽风点火，扭曲真相。纽约时报可以在事件发生之后，立即公布死亡人数和伤亡情况；而当时的新华社是否做到了尊重事实呢？
相信一向重视言论自由的李大师，一定也注意过这一点。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讨论六四事件的时候，就把精力集中在细枝末节上了。倘若说当时的政府是出于无奈，被迫开枪，仅仅在履行一个政府的义务。那么作为舆论监督部门，媒体是不是也应该履行客观报道的义务呢？然而我们看到的是，哪怕到了现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每逢谈到类似的敏感话题，要么闭口不谈，或是避重就轻，要么干脆就摆出一副官方嘴脸，评头论足。我们希望看到的客观，公正的报道简直是难得一见。哪怕媒体摆出客观的姿态，把各种数字摆明，仔细分析起来似乎也是掺了水分的。而倘若民间胆敢对此发表言论，轻者封杀，重者监禁，至于有没有因此送上性命的，就不得而知了。
为此，还会特意引用小孩子的逻辑：因为某某国政府以前也这么做，所以我们也会这么做，所以谁也别再说什么，谁再说谁就是反对社会主义，算做反华势力。然而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作为一个公民，评论社会事件的权利。我们是不是也要像小孩子家长那样，回应政府一句：你怎么净跟人家比这个？
说完六四这么个敏感话题，继续说说其他常见的实例。
上次在爱枣报上，枣听节目中讨论到“群氓”问题。大概意思是在讨论国民素养，进而联系到民族劣根性这么个长久以来关注的话题。主持人引用读者的言论，认为中国当前处于资本积累时期，国民中出现如此素养的人是不可避免的。当时嘉宾的回应是认为我们可以吸取别国经验，绕过这样的时期。
这又是一套小孩子的逻辑：因为不可避免，所以现在正常。问题是，我们讨论的不是现实的合理性，而是面对如此问题，应该如何处理。哪怕如前所述，中国的确是因为处于资本积累时期，而导致了国民素养差。那么这是否就能为那些“群氓”的行为找到继续存在的理由呢？无论“群氓”存在是否具备合理性，我们都有必要为争取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做出努力。而批判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正是这努力的开始。
这种“存在即合理”的逻辑，在众多“犬儒”人士中，十分盛行。大概的情景是这样的：当你和他们讨论某个社会问题的时候，他们会摆出一副饱经风霜，看遍世间炎凉的姿态，对你说
&#8212; 这种事多了去了，在美国也一样有这种事情……或者会把整个事件的内幕披露一遍，以此推导出问题如何产生的，最后结论是“这事必然得发生，管它没用”。
倘若和这套逻辑纠缠下去，最终会因为论据不足，而无法继续讨论。原因很简单：我们无法有充分的论据证明说美国没有，或者少有这种事情；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这事不是必然发生的。
不过跳出这套逻辑，就会发现，整个的逻辑根本就是背离了主题。难道说证明一个问题存在的合理性，就有理由忽略这个问题？就有理由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显然不是。
很多人在成年之后，都保留着小时候的习惯。幼儿时期的各种经历，也塑造了每个人不同的性格。但是倘若要有理有据地把一个问题讨论清除，还是最好避免这种小孩子的逻辑。要是想趟浑水，那干脆就别摆出一副理性分析的嘴脸，不如把脸一横：老子就这么干！你能把老子怎么着？
# 来自：铁骑前螳臂当车的歹徒
http://monnand.appspot.com/post/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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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做个好人有多难</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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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05 Dec 2009 04:04:06 +0000</pubDate>
		<dc:creator>常非常</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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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朋友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最近和我聊到了她的烦恼。是关于现在的学术圈的，不用说大家也知道，这个圈子歪风邪气很盛，很多的潜规则，并不像表面那么清明，评定一个学者，总是要看他在所谓的核心期刊发表了多少文章之类，但现如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用钱搞定的，于是朋友就很苦恼，她是有实力的人，论真功夫丝毫不怕竞争，但现在却发现自己埋头做了十几年的学问，实力这一条却完全行不通了，那些明明并不比自己更出色的人，到是风生水起，四处炫耀着。可如果自己真去依样画葫芦，却又很痛苦，因为那会成为鄙视自己的人。不去做，却也不甘心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别人不劳而获。朋友讲完了这些就问我，这是不是很虚荣啊？我说不是，这样的纠结是很正常的。知道道理总是简单的，但真要放下，对谁都没那么容易。
　　这让我想起当年当老师的时候的一件事。我当时是在一个中学里当代课老师，因为一个正式老师生完孩子要回岗位，所以学校要辞掉当时四个代课老师中的一个。后来我知道，有一位老师冒充家长打电话给校领导。说我教的不好，实际上，我的两个班的学习成绩，一个是十二个班里的年级第二，一个是年级第三，后来事实还证明，这位打电话的同事，她之所以有一个班成绩比我的好，总是年级第一，是因为她一直在私自篡改成绩。最后中考的时候，她的那个班的成绩，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打电话的事情被我的一个在学校的同学知道，很气愤的跟我讲。两个女人就气愤的在电话里噼里啪啦的一通发泄。然后同学就说，你说你咋那么废物，就不能狠点？你也冒充家长打电话给领导。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后憋了半天说：我不行，我做不来。要不，你帮我打？我同学在那里很认真的想了半天，最后也运了口气说，我也不行。干不出那种事儿来。
　　结果后来，我成了离开那个学校的人。
　　前一阵子看《天水围的日与夜》，08年华语电影中最爱的一部片子，电影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节和很玄乎的矛盾冲突，只是讲了一个寡居的母亲和儿子，如何与楼下的一个孤单的老人成为朋友的经过，鲍起静扮演的那位寡居的母亲贵姐，是一个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好人，年轻时候家里穷，先辍学打工供了几个弟妹上学，然后又供儿子，也没念过什么书，只是在超市里打打工。过着老老实实的，却也安安静静的日子。对人的关怀和体贴，都是自然的，不给人压力的，若对方很抗拒，她到也不一定要做什么。母亲生病，撒娇要儿子媳妇熬燕窝粥给她喝，她是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不富裕的，儿媳妇到最后只是熬了鱼片粥，贵姐知道了，也没说什么，就真的熬了燕窝粥，叫儿子端去，还嘱咐说是弟妹叫送来的。老母亲仿佛也知道似的，喝了一口就和儿子说起来，你这个妈呀，一辈子都痴痴傻傻的，只知道干活。
　　儿子回答说，“哦”
　　我和一个小朋友聊起这个电影，就说，不相信世界上怎么有这样的好人。我说，没那么复杂吧，若我是那孤苦无依的老太，你难道不会叫儿子下来帮我搬一下电视机吗？难道不会陪我去看孙子吗？我身边的好多朋友都会做得到，我自己也会做的。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如此。我喜欢贵姐，不是因为她是个好人，做了这些善良的事，而是因为，她只是顺应了自己的本性而已。既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也不觉得自己多了不起，不像刘慧芳那种好人，事实上我从小就不喜欢刘慧芳那种好人，善良得如此高调，老是好像牺牲了什么，整天苦哈哈的，跟圣人似的，那样的善良，只会让周围的人都有压力，因为一跟她比起来，别人都是道德低下的，这样就让她周围的人负担沉重的很。但是天水围的这位母亲不同，她只是顺乎了自己的天性而生存而已。
　　我一直记得《北京人在纽约》里，有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片段，姜文对王姬说，这个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从来不做昧良心的事的人，一种是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的人，一种是根本没有良心的人。头一种和后一种，是从来不受良心的责备的，只有良心被狗吃了的人，才会一辈子不得安生。然后王姬说，你是说你想让狗把你的另一半良心也舔干净了是吗？
　　中国是一个讲厚黑学的地方，我经常看到很多甚至是刚刚毕业的小朋友感慨，社会黑暗，唯有把自己的良心和原则都出卖了，才能够立足。很久以前，我也是这样想的，并为我不能做出那些明明知道有利可图的事情而苦恼，就像我那位做学术的朋友一样，因为那等于我将永远不能获得这个社会所谓的“成功”，可是，后来经过了学校的那件事，我也算彻底把自己整明白了，我就没有人家那种什么底限都不顾，只考虑自己的本事嘛，厚黑的那些事，看上去好简单，但是对我这样的人，做起来就是好难，如果我那样做了，我就会受良心的责备，就会鄙视我自己。所以，那就这样咯，不能获得，就不获得呗，那我就是这样的人呀，我爹妈从小就没教过我这一套呀，我就是做不来嘛。那既然这样，就按照自己的本性来生存好了。不会厚黑嘛，就不要学人家去厚黑，就老老实实干活好啦，老老实实写字做人，到现在看来，不是也没饿死，不是还活得也可以吗？
　　“好人就是道德高尚的圣人，傻子，我不可能做圣人，所以我不会那么要求我自己”，这是我们现在流行的一种想法，但看完了《天水围的日与夜》，我由心理佩服贵姐，却绝不是因为把她当做了什么道德高尚的圣人，她固然是温暖的，善良的，但在我心里，她更是一个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人，而且懂得顺乎自己本性，不强求的聪明人，是最懂得舍得，也能做到的有智慧的母亲。对于很多人来说，要有钱有房，有名有利，这样才叫做有所得。但是，像这位母亲这样，内心安祥平静，快乐知足，又培养出了一个也是同样如此的儿子，这难道不也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吗？她做人做到的境界，有的人一辈子都做不到。
　　话还是说回我的那位朋友吧，最后两个人说起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说，你可以去试试，看你能不能做到别人做的那一套而不鄙视自己，要是实在接受不了，就不再做下去就是了，若是可以，就也顺其自然好了，这样至少也甘心。她说，就怕自己发现自己真的成了那种人。我说，不会的，你该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你的心会告诉你的。
　　于是朋友感慨说，人到中年，才发现做人好难。
　　听到这话，我笑了，想起了《天水围的日与夜里》，那位母亲和她自己的妈妈，也曾经有过类似的对话。
　　“做人好难啊！”母亲说
　　“哪有那么难啊。”贵姐在一旁削着苹果，随口淡淡然的回答道。
http://www.douban.com/review/2754539/
 作者: 水木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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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托尔斯泰太酷了</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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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05 Dec 2009 03:34:05 +0000</pubDate>
		<dc:creator>常非常</dc:creator>
		
		<category>乱七八糟</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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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　来自: 水木丁
　一、豆瓣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用了多久读了一本书，当我终于把《战争与和平》归到读过的一档里的时候，我发现我是从三月的时候读这本书的。但是确切的说，我读了上下两册加哈利波特的一到五册。可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我这三个月来只读了一本书。那些哈利波特啊，就好像吞下了很多麦当劳在胃里，它们就堵在那里，可是你却感觉自己什么也没吃。
　　二、《战争与和平》太巨大了，所以写下的读书笔记都要一条条的才行。否则我担心自己先把自己绕迷糊了。但即便这样，也只是三三两两，几句皮毛罢了。
　　三、“普弗尔是那些自信到不可救药、一成不变、宁愿殉道的人们中间的一个，这种人只能是德国人，因为只有德国人根据一种抽象观念——科学，也就是根据臆想的完美无缺的真理的知识，才有这样的自信。法国人之所以自信因为他认为他本人不论在智力还是在肉体，不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迷人力量。英国人很自信，其理由是他是世界上组织最完善的国家的公民，再者，一个英国人永远知道他应当做什么，而且知道他作为一个英国人所做的一切都毫无异议地正确。意大利人之所以自信，因为他总是激昂慷慨，容易忘掉自己和别人。俄国人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因为他不相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完全知道的。”
　　四、我看这段文字的时候是在半夜，躺在床上笑出了声，特别是俄国人那句，但是读完了整个的这本书，我才知道，托尔斯泰大爷不是幽默的自嘲，他是认真的。这么两大本一千多页的东西包含了很多内容，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解读。但是最主要的，他想告诉我们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五、花花说她在读二十四史，她说其实历史比看小说好看多了，我说不一样，不能这么比吧。她说哪里不一样，我就想拿卡夫卡的《城堡》来举例子，但似乎很难一句两句的说得清楚，不过看完了《战争与和平》，到是很清楚了，区别就在于，一个历史学家，是绝不会告诉你，也绝对不会承认，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的。他们最擅长的是，把他们知道的东西摆在你面前，来证明他们什么都知道。
　　六，原来我是因为这个才不喜欢看历史的啊，我一直以为是我哪里出了问题，我喜欢人类学，喜欢心理学，还喜欢很对乱七八糟的，可是就是不喜欢历史，我真的努力喜欢过它，但是未成功。看托尔斯泰把现代历史学家狂损一通，我才知道，历史学是好东西，但是原来我一直不喜欢的，是很多的史学家们一边埋在故纸堆里，一边装先知，装神弄鬼的那一套。你就直接告诉我出过什么事儿吧，别告诉我他们说明了什么，但是这些所谓“发生过的事儿”，也是经过人为修订过的，毕竟，历史是被“写就”的嘛
　　七，以人类的渺小，到底能知道些什么，我们总认为我们掌握了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有它自己的发展的规律，地球是如此，世间万物的发展也是这样，一八零几年的战争，这么多国家厮杀做一团，今天一群人从西边打到东边，明天一群人从东边打到西边，这到底是为什么。历史学家说，他们知道为什么，因为拿破仑感冒了，因为亚历山大和拿破仑吵架了，等等……托尔斯泰说，他不知道，并且那些历史学家也不可能真的知道。说知道的，都是扯淡。这个论述复杂的很，具体内容参见——《战争与和平》
　　八，在人生中设置太多的目的，结果实现的到底有多少是很难说的，因为即便是个人的生活，有时候也不是按照我们的计划那样的发展的，就像两军打仗，部署都很周密，小图图画得很细致，可到时候，部队不知道怎么搞得就乱套。看中国的小伙子在伊拉克打仗的战地日记，空军答应来炸一个糖厂，一声令下，倒数开始，大家呼啦散开五百米，小伙子留了个心眼，退了一千米。果然，几颗炸弹下来，乌烟瘴气，四周建筑全倒，糖厂纹丝没动。
　　九，托尔斯泰大爷其实就是想让我们知道，别跟这些较劲，世界大得很，人要学会顺势而为。该怎样就怎样。
　　十，全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竟然不是主角，而是库图佐夫老爷子和多洛霍夫那个混蛋，这是一个多么变态的组合呀。我看到最后几章，托尔斯泰为库图佐夫辩解的那一部分，就想，如果做库图佐夫这样的人，大概就是会有这样的结果，那么还要不要做？
　　十一，皮埃尔是大动物，他最后终究会达到库图佐夫的境界，成为默默无闻甚至遭人误解的伟大的人，安德烈公爵死的那一段，看书就比当初看电视剧清楚多了，他不是死了，他是醒了，所以我没哭，希望以后我也能这样死，这样醒。皮埃尔，代表着个人活着走出精神困境，走向圆满的幸福之路的一种可能性，但是这种幸福，是要经历很多苦难，放弃那些无谓的挣扎之后。并且，必须得承认，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福气的。皮埃尔，首先他是个贵族，在某种程度上，他有全力追求精神出路的优先条件，普通的人，常常要花很多精力去先解决面包问题，这对很多人来说，绝对是构成一个干扰的。但反过来说，也可以理解为，贵族也是人，再有钱，也一样有他的精神困境，安德烈如此，皮埃尔也一样，人生这摊混水，人人都要靠自己淌过去。
　　十二，忘记谁说的了，所有文学艺术大师都是翻译家，他们不创造，他们只是倾听，并且将神的声音翻译给人类。在我理解，这个神，在各种宗教里有自己的代表，上帝啦，先知啦，安拉啦，但是我是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所以我把它理解为，万事万物之间自然而然的发展规律和推动它向前进的力量。它不是属于某个具体的神的形象，但我相信它的存在。
　　十三，无论那力量是什么，它不是人类的。人是渺小的，我们只有学习尊重它，而不是掌控它。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戏剧性的事，所谓戏剧性，那是人造出来的词儿，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合情合理的，历史学家要解释它，让它为某种目的服务，人类以某种经验去把它分门别类的装起来，结果就矛盾百出，那些解释不了的，就被人说成了戏剧性。却不肯承认自己本来就是无知的。
　　十四，俄国人之所以自信，是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想知道。中国人自信，是因为他觉得他什么都知道。
　　十五，这确实是一本生命中很应该读的书，但是要看是谁的生命中了，有的人类一辈子为自己知道的那点东西而沾沾自喜不已，他永远不会懂得这本书要讲的是什么。他们永远没办法把他们的脑子腾空，把自己知道的那点东西倒掉。
　　十六，托尔斯泰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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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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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05 Dec 2009 01:24:41 +0000</pubDate>
		<dc:creator>常非常</dc:creator>
		
		<category>乱七八糟</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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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柴静
2009-12-03 01:02
三十五年前，十二月三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写这篇文章，了解他，纪念他，感谢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
　　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当天，他一句话不说在办公室坐了一个晚上，他的秘书陪着他坐了整整一个通宵，没有暖气，脚都冻痛了……天亮之后，他“使劲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一个人在盛年时由狂热汲于严寒，是什么心情？
　　有相似际遇的李慎之写过“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
　　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的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身。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六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二
　　朱学勤曾经提过一个问题“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何以如此？”
　　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你几乎可以看到他一根一根把脑袋里的桩子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8212;&#8212;-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
　　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命运的原因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
　　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8212;&#8211;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的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
　　这好象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出之处。
　　一月之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一直到1955年进中央党校为止，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数学上。
　　他受过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很容易上手，为数理中的逻辑感到狂喜，以至于沉醉其中，深夜受寒，得了急性肺炎。
　　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逻辑只是工具，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
　　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他依靠这个大步跳出了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篱笆，正好又赶上中央党校在学术上的黄金时期，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
　　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象顾准的成就，是因为“知识大限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那是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扣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顾准后来说过，这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
　　习惯一旦生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三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什么都干不了，也不存什么经世致用的念头时，功利也就自然消失，他只是以“不顾死活”的方式读书，作笔记，下蛮力，用笨功夫，来解开思想上的迷惑。
　　1956年4月，他开始思考凯恩斯为资本主义开出的药方是否会失效？
　　“我作过一个摘记，认为不会。”他说，“可是，（苏共）二十次大会的报告不是这样说法。这是说，我与他们（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一致的了……”
　　他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喃喃自语“这糟糕不糟糕？”
　　但他无论如何在逻辑上不可能认同计划经济体制“目前这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的严整性的”，他谴责斯大林“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理论体系，看来是注定要垮台的”。
　　几天之后，在中央党校的研讨会上，他忍不住想把这想法拿出来说说，跟别人讨论一下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个时候，中国的计划经济刚刚全面推行4年。
　　“这个题目，不必讨论了吧”学员说。
　　他只好收起来了。
　　他已经看到了那条醒目的红线，他在日记里规劝自己“可是不能继续弄了，再弄要出毛病的”，也有颓唐之感，“过过家庭生活，满足于几间房子，积几个钱买个收音机，老来准备结庵黄山拉倒了吧”
　　张爱玲看曹雪芹增删十年的纪录时感叹“看到了天才的横剖面”，我看顾准那两年日记时也有这样的感受。
　　从这横剖面中可以看出，人的心灵和头脑并非天赋，它们是一步步变得强壮的。
　　7月3日，他终于情不自禁，又是痛痛快快地向“出毛病”的方向走去了，“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他使劲推开了马克思所说的“地狱与科学共用的大门”，这扇门一旦推开，从此不能再有任何怯懦和犹豫。
　　推门而入时，他已经看到了未来会发生什么，1964年，他翻译熊彼得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里面有一句话“在民主法治制度缺失的群集环境，道德上的限制和文明的思想方法或感觉方法突然消失，……使我们面对谁都知道、可是谁都不愿正视的各种毛骨悚然的事实……”
　　他精确地预言，“中国的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一年以后开始”。
　　“在屋檐底下躲暴风雨，一定要躲过去”他写道。
四
　　“观察，而不是愤慨，可观察与纪录的就多。”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去农村之前在日记里写道。
　　他在河南商城劳动改造，他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
　　早已经没有了在上海时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了，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着人家拉完。衣服上全是粪，他可以不再用工具，“直接用手捡起来”。
　　这样每天15，6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之后，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充裕建设中的劳力来源，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凡是这样的队伍，军事化程度高，效率远高于民工……政治挂帅就是用政治手段来实行经济目的”
　　1959年秋冬的河南，劳动队三餐只吃红薯叶子，但在他眼里“已经是天堂”，大量的篇幅都在纪录他每天能找到的吃的，甚至偷的东西。他难以掩饰自己的卑微之感“人变得下流了”
　　“哀鸿遍野”的饥荒中，他已经没有余心再象1956年那样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激愤了，连感喟都没有。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
　　他分析当中的历史必然“旱与灾二者之后，决心对地球宣战，从历史命运说，是有某种必然性……减少农村人口以改变糊口经济的现状，除此之外，宁有他途？”
　　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让人心寒的冷静是来自斯宾诺沙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
　　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到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
　　这句话象刺一样扎了我一下。
　　可能是这瞬间，我理解了他&#8212;&#8211;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也不是为了“为刍尧献”，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作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块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
　　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他当然有愤怒，他不回避它，也不想装扮成漠然的旁观者，他只是从愤怒出发，向远处走去了。
　　他为哀鸿遍野时却努力求饱感到羞愧，但是，他说他要保存自己，“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大声说话，理应有此机会”，他写道。
　　1960年1月，他用扁担挑着行李回家，“从此一步步进入城市生活了，1959年秋冬，厉行上调，城市供应一定比较顺利，可是这个农村哪！”
　　他再一次写道“我禁不住一阵阵的心头绞痛！！！”。
五
       1960年之后，到他第二次被划为右派为止，将近十年，他没有日记留世。我只能找到他的一段纪录
　　从1966年9月起，到1968年8月监管开始为止，我（一）把书架上从前读过的历史书从头复读一遍，又读了乾隆“御批”通鉴；（二）系统地读了马克思全集二十余卷，《资本论》三卷，其他一些马恩著作，以及手头所有的和马恩有关其他作家的著作；在以上两项工作中，摘抄了二三千张卡片；（三）系统地读资产阶级经济学；（四）因为要了解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需要补充数学知识，费四五个月时间，复习代数，读微积分，读线性代数，最后一项只开了一个头；（五）过去有过经验，翻译是精读的好方法。于是在读了一批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以后，着手翻译乔安·罗宾逊的《经济论文集》第二卷，和约翰·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它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前者已全文译完，后者译了第一卷的四分之三。两者合计，已成译稿约四十万字。1968年8月监督开始搁笔。
　　所以，红卫兵让写罪行交代时，他在自己的大字报上只写了两个字“读史”，贴在墙上。
　　红卫兵让他解释，他说“最近什么也没做，只读了些史书，只能这样交代”。
　　事后他对张纯音说“这是一个非常的历史时期，冷眼旁观这一切，只当是在读史，看中国向何处去”
　　他并非刻意宁为玉碎，当初在劳动队时，他在日记里也写到过为了少受折磨，“卑躬屈节，笑靥迎人已达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但他始终有自己的底线，“文革”初期，在河南明城，外调人员要他写材料说明某人过去和国民党有瓜葛。顾准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对方当即打了他一个耳光。他干脆把脸送过去。对方一连打了十几个耳光之后，终于打不下去了。
　　与他一起下放的吴敬琏说“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
　　他可以接受自己是牛鬼蛇神和反革命，他从改造地回到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就是反三面红旗，我不反谁反？”
　　但他不接受道德上的泼污。
　　他从小就极倔强，老师在他作文上写“猫屎狗屎，臭不可闻”，他当众撕碎“既然臭不可闻，留它作什么？”
　　楼肇明与顾准下过棋，曾说很不敢恭维他的个性“尤其在复盘时，他往往指指点点，说三道四，对我的漏着、昏着特别敏锐，我虽然赢了棋，却终是给他不留情面地指斥训诲一番。他明明白白下输棋，却像一位十足的赢家。
　　后来他听说，顾有一本中英文对照的《圣经》，有一天他看的时候，被军宣队的一位参谋发现了，便训斥他，“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你怎么能看这样的书？”
过了几天，顾准拿着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去问这位参谋“：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长子权”，是什么意思啊？”
　　这位参谋答不上来，顾准说：“这个典故出自《圣经》。你不读《圣经》，就根本读不懂列宁。”军宣队的人从此有意识地避开顾准，即使看见他在看书，也绕着走，以免尴尬。
　　楼说从那之后他理解了顾准“到头来，在局外的观局者看来，似乎被监管的对象不是他，而是监管者自己。不认输，不服输，甚至倒输为赢，颠倒被欺凌和被侮辱的处境”。
六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历尽劫难之后的八十年代开始沉痛的反思，回到的是巴金式的常识“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而顾准却在文革没有结束的年代，不仅要做一个人，而且已经对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用笨重的力量返身逆流而上，一直上溯到马克思所尊崇的黑格尔哲学的源头，看到了杯子的底上刻着“神”这个字&#8212;&#8211;“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前提&#8212;&#8211;存在一个必然规律，而这个“图式”没脱离宗教气味，不是以发现自然界与社会历史的奥秘，不断增加认识程度为其全过程，而要求一个世界图式，由此建立目的论，建立必然与自由等等一套伦理观念的东西”
　　他评价它“绝对真理不外是神界或是神界的化身”。
　　这种智力上的进取，不是跪倒在世俗权力脚下的人类头脑能够创造出来的。
　　他引述普罗米修斯的自白：“说句老实话，我憎恨所有的神——这就是哲学本身的自白，哲学本身的箴言，是针对着凡是不承认人的自觉为最高的神的一切天神与地神而发的”
　　这也就是他的信仰&#8212;-人的自觉性是最高的神。
　　有了这种穷尽事理的逻辑，就不可能扯谎，也不可能屈服。
七
　　他的妻子汪璧，原名叫方采秀，结婚的时候，他们都在做地下革命工作，顾十九岁，她二十岁，一起流亡，他当时发表文章的笔名多是“怀璧”，情意拳拳。
　　他说过，她是他唯一可倾诉一切的人。
　　他被撤职后，“我对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每周六，她都准备一册小说读给他听，他喜爱]]></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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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重庆高级人民法院法官边建国语录</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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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Sat, 14 Nov 2009 05:28:06 +0000</pubDate>
		<dc:creator>常非常</dc:creator>
		
		<category>乱七八糟</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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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文章提交者：山大王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
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是重庆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陈术明、刘志平均为事务所四位股东之一。从2000年10月开始，另两位股东在其位高权重保护伞支持下，通过暴力行凶强行霸占了陈、刘二人持有的股份，将二人和事务所大多数专业技术骨干赶出了事务所。
    2001 年4月，陈、刘二人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确认自己持有的股份合法有效。2001年10月，市一中院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判决陈、刘二人胜诉；2002年6月，重庆高级法院以“不属于民事诉讼范围”为由裁定撤销了一审判决；2003年10月，重庆高院承认其二审裁定错误并裁定对案件进行再审；再审开始后，高院分管副院长张弢、审判长（兼副庭长）杨政、主审法官边建国等人肆无忌惮地践踏国家法律和社会公正。从分管副院长到庭长、副庭长、主审法官都自降身价，不厌其烦地主动找陈、刘二人“沟通”。一方面强迫陈、刘二人接受付、石二人的调解条件，另一方面却非法剥夺31名被告中其余
28人的诉讼权利，致使本案历时六年多至今不能结案。
    这里，我们特地将他们的部分语录整理出来，以飨各位网友。其中两位主人公张弢、杨政因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已于近日被有关部门双规。
与重庆高院再审主审法官边建国谈话记录
（根据录音整理）
边建国（法官，以下简称边）：要相信法院，不然就没得办法交流。不要认为法院屁股坐歪了呀，帮到哪一方当事人呀。
陈术明（以下简称陈）：我说的这些事情都不是我编出来的。比如那次你说什么“你不要后悔”呀，我觉得你作为法官这样说是很不恰当的，还有以前在法庭上，当时小李（陈术明按：法庭书记员）都在，对方提出一套方案，他们走，每股5、5元补偿他们，你也说方案很清楚。结果后来我们同意他们的方案后，你又说超出了法庭调解范围。你们各人去调，我们不管。
边：我们谈到这个问题，刚才老陈我给你说了，要相信法院。
陈：我肯定相信，只是希望法院能够公正审理。
边：今天请你来，还是这个意思，周庭长让我给你做一下工作，所以我的意见，我不跟你争这些。等案子完了，我还很希望跟你交换意见。
…………（此处部分内容不够清楚）
边：你们说付思福他们恶意串通，卖给你的又卖给他了。恶意串通，请你老陈来探讨，在法律上来讲是有条件的，必须符合条件，必须举证。有事实证据证明啊，你老陈看到他在做交易，他不卖给我，5块钱，没得办法把这个程序走完。协议的批准，董事会、协调会精神，董事会的提议，加上股东大会决议，你也是懂法律的，老付也是，你们都是专家。你想嘛，他也不会把这些事情犯到哪里去。即或有他也不会让你抓到。你要举证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法院没得办法按照法律的规定撤消你们这个协议。包括第一个协议、第二次协议。因为他是个过程，没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周庭长也跟你讲了，扬庭长也给你谈过，我再说一下。老陈，我并不是想帮老付，老刘的表嫂来过，我们也认识，周庭长也说了我们的裁定简单的驳回你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这次采用调解的方法，让你们进入实体的审理。如果我们简单用事，我就简单告诉你，老陈呀，如果我是不负责任的话我可以告知你这一切，我们已经完成了，我很明白的告知你，为啥子呢，我把这道理给你讲明。法庭可能驳回你的起诉，那么撤消了你的起诉，那么预直告诉你，让你另行起诉。你如果对驳回不服，你还可以再起诉，再告法院，判决或裁定告诉你驳回你起诉的目的，让你去告市注协，当时是他们没有给你登记，那么我个人认为，你老陈还要等到打官司，你老陈还要打三年。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法制不公呀啥子，老陈啊，对法制问题我比你看得还清楚，这个公是xxx领导下的公，你要说反动我比你可能还要反动，因为我看得比你太多了。多少行当我都不得跟你，但是我的职业道德，你看得懂？！
你这么驳回起诉啊，驳回起诉你还有诉权。你告个行政诉讼就完了噻。我很好答复你，我可以不回答你。本案有法律障碍，我以前跟你讲过的。所以这个案子只能调解，通过调解，我们就把门敞开，进入程序，进入程序那么只能用调解的形式对你进行补偿，我觉得象这个调解案子，不然的话，你可以去告注协、告财政局、告工商局，还有很多案子你接到告，接到把官司打下去，那是你的权利。我边法官就不管这些事情了。
陈：你就是说如果判，就是驳回起诉，那就只能打行政官司？
边：对。
陈：如果说我去打行政官司，人家还是要你这个协议有不有效噻。如果说这个协议，你去告他，他说你这个协议有不有效都没得个结果，你凭啥子说人家不能够登记呢？
边： 所以我们说就事论事就是这样，这是你的权利，是宪法规定的你的权利，要不要得，你去衡量。从我现实来看，从法官这个角度来看，你跟国家打官司打不打得赢嘛。我们这些看得多，老陈……（陈术明按：这部分内容不清楚，暂略）。谭老师（陈术明按：我方律师之一）说你们那个协议是合伙协议这个观点，我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想明白，但是他是我的老师，我不能反驳他。你们的官司现实的观点是实质问题，里面的实质也很明白，你这样打官司，打官司就要花费钱和财，你借的钱利息不断的要还，不断的要增加，利滚利、息滚息，你还要解决你的后顾之忧，你现在去帮点忙，凭你的这些知识，凭你的劳动，你算个帐……（陈术明按：此处内容不清）我还要给你说句，现在这个社会，你骂人也没得用得，解决自己的问题，骂人有啥子用嘛，说句很难听的话，你再啷个骂，我们门口的国旗还是飘起的（陈术明按：边建国此处完全是血口喷人，故意将陈术明在网上用真实姓名披露法庭枉法裁判的做法污蔑为“骂人”。在本案诉讼过程中，陈在任何场合都没骂过任何人），解不解决你的实际问题嘛。
陈：边法官，你说到这个问题，假若我去告工商，你不应给他们登记，也还要说你到底有不有效。如果人家这个协议是合法有效的，他说我没错呀，你告我啥子啊。
边：对呀。
陈：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求个协议有不有效，是应该由你们判的。
边：这个你们要考虑好，不是不可以告，但是告的结果是驳回你的起诉，所以你要想好。
陈：我就是说，我们这个只要求确认协议是否有效，这个你们法院应该作出个决定。
边：如果说协议有不有效，我刚才已经给你说了，两个都有效。你还没理解你诉讼的实质问题，你要解决的是你的持股比例问题，协议的持股比例。现在持股的比例是以登记为准，我刚才已经把这个道理跟你讲了，我们人民法院不能用判决的形式来改变你们的持股比例。那么现在你这个协议，从调解的角度来说，以调解的形式解决，给你补偿，两块，一块是补偿，一快你们的持股按现有的那个价格转让给他们。刚才说了，个别的转让，这是两层意思。说得很明白哈，譬如我们有十个股东，其中有个股东把其中的百分之7、8%转让给另一个股东，这个按股东之间的协议到工商部门去登个记就解决了。这个就没得啥子法律障碍，这不是转制，转制的话就必须得批准。这样的话就办这个手续，把你的股份该卖给他的就卖给他，把你的钱，该收回来的就收回来。补偿、利息、利息高低呀，律师费，虽然我们提出来解决，我们觉得是很不合理，但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提，这不一样。你们吃了亏呀。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认为可以。老陈你要永远记到我跟你说改制过程中你们是吃了亏的呀。
陈：边法官，我觉得有些事我们以前反复谈过的。比如他们报批那个东西，当时我在法庭上就提出来了，是付思福、石义杰他们两个伪造了一个章程、伪造了一个变更登记申请拿到注协去，是搞的一个欺诈行为。
边：我给你解释，不同意的观点可以保留，哪怕他伪造也好，哪怕他就是欺诈也好，他也代表公司拿起去的，你是四个股东噻。有两个没参加，有两个不知道嘛。
陈：根本没讨论过这个问题。晓都不晓得。
边：就说你们没参加也好，他拿出来的东西都是公司行为。
陈：他公司也好，他要合法噻。这些事情要经过股东会同意。
边：对，我也告知你，简单答复你，老陈啊，付思福是法定代表人，特别是他占有大部分的股份。
陈：他不占有大部分。
边：占一部分嘛。现在关键问题在那里呢，因为你们四个人转制的协议没有生效，没有生效原来的法人组织形式永远存在。他盖个天健公司的章，他是公司行为。
陈：这个不说，我就说你这个行为你合不合法。不管哪个行为都要合法，都要有法律依据。你如果办这个东西，公司股东会没同意，你造一个假的章程去，这个东西合不合法？
边：你说是假的，我们看拿出来的不是假的。
陈：当时在法庭上我提出来，你有没有人签字？他拿不出来。你章程要大家签字才有效噻。而且当时检察院都派人去了解过，没有签字。他们注协廖兴才说的没得人签字。
边：章程我估计你们两个当时是没签字，因为你们两个当时是坚决反对。不参与，不理他们，他们也不理你们。
陈：当时还没到那个程度。
边：这个问题有一点，老陈，可以肯定，就是按规定这个应当报注协批。这是无话可说的。
陈：这个我们不否认，肯定要走这一步去批的。从来没说不去批呀。
边：对了，那么这个章程我觉得哈我们帮到别人说哈，讨论。你们有没有一个方案，拿到注协去批，那么这个方案，包括章程，包括报告，一般来讲都得按程序走。得有一个人承头，他这是公司行为，他是公司职务行为。他不是哪个私人行为。应当做的，比如给注协写个函，这种情况要写个报告、持股情况，所有的决定要附在这个报告上，那么你觉得这个报告需不需要你们在上面签字呢？
陈：他们报的内容都应是合法的噻，一个章程连讨都没讨论过，他既拿不出来一个大家签字的章程，连哪怕是讨论这个章程的会议纪要呀什么都没有。
边：我觉得你钻在字眼里面去了，你们以前应该有个章程的，他们或者是经过一些修改。
陈：不管怎样，他经过大家同意没得？有我们同意有我们参加讨论没得？
边：因为你这个决议当时就很明确，董事会决议和改制方案当中都很明确了。
陈：那只是一个方案。
边：你说没有嘛！[陈术明按：边建国在此故意将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搅和到一起。本来两人是在讨论付、石二人报送主管部门的“章程”是不是伪造。边建国在理屈词穷后，转而搬出“改制方案”来偷换概念。因此陈回答“那只是一个方案”，很明显是针对边所说的“改制方案”，指那并不是“章程”。并非是承认有一个“章程”的方案]
陈：难道章程，一个公司的宪法，我们作为一个股东不应该讨论、不应该签字吗？要经过我们同意嘛，要经过这个法定程序噻。有些事情可能不需要，这是明确规定了的。
边：对，这个字眼你钻得好。
陈：不是钻字眼，这是实际法律明确规定的。
边：对，你钻得好。但是现在这个社会，这么多公司哪个公司是这样认真的？如果说毛泽东主席说xxx最讲认真，我们的xxx现在是最不讲认真的。啥子都是一个形式，一个过程。
陈：但是你不这样做，就是不合法。
边： 有些东西，法律管不了，我不管这点，你现在钻这个任何意义都没得。老陈呐，有啥子意义嘛，我劝你。我们现在探讨你能不能胜诉的可能性。你那些地方能够胜诉，你这个章程，就算你没看到，你没签字，我们刚才说了，本身你也不能说这个是伪造的。为啥子呢，因为他们这个股东是真实的股东，他拿出来的东西你不能说他是伪造的。
陈：因为他应该经过我们股东，总不能哪个个人拿出来的东西也说是股东会的。
边：我们从法律上来讲，我们在材料里面也看到你写的材料，你们股东写的材料，那我们反推那老陈你这个材料是编造的。
陈：我的这是我的材料，我没有说这是公司股东会通过的章程噻。
边：这一点他报注协，那么注协要你拿章程拿来，股东情况、董事会情况要一个表噻。是不是？还要写个报告噻，写个请示函噻。就说你老陈没看到，就说你老陈这个股东，或者叫大股东嘛，你没看到、没签字，也不必然就说这个材料是假的，也不必然推出这是不合法的和无效。从这个意思考虑，对不对？你可以骂他们，可以作为一个理由吵他们，不懂规矩，没给你这个权力，这可以。但是不必然说他无效。我跟他们说，他们并没这个意思得。我以前有句话我说得不恰当，我说你不要请律师来啊，这句话，你不要听（陈术明按:边建国在让律师说服陈、刘二人同意调解后，就赤裸裸地威胁当事人“不要带律师来，否则不好办”。边的这个表态也完全是口是心非，在此后直到2004年11月29日近四个月时间里，他们继续将我方律师排斥在案件审理之外）。我是劝你告知你，老陈，有些话跟你律师有分歧，跟你沟通。
陈：这个没啥。
边：我那几次听了x老师的发言，我确实觉得律师没把问题说透，也没把你老陈弄好。这样下去反而把你害了，我有这个感觉。由于没有诉讼权，得不到，你的诉讼目的达不到。矛盾越拉越远，他们谈的很多东西解决不了，你只有这样一条路，只有把他们喊出去打招呼，跟你们征求你的意见，跟他们打招呼（陈术明按：正是在法庭的压力下，我方律师说服我们“卖法院一个面子”，同意与对方进行调解。在达到这一目的后，法庭就把我方律师踢出了案件审理程序。），你赢的在那里，这赢是有一个程度，不要把你两个拉得太远太高，反把矛盾越扯越远，把思维拉得太远了，拿包烟来，我再继续。你们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理论的东西要经过实际，我们法官负责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处理平息你们双方当事人的纠纷，而不是说理论上咋样。理论上啷个争讨，我根本不跟你两个说，所以我后来还是回避了。那我当时啥子想法我都跟你沟通一下。其他没得问题。X老师来了，我依然跟他探讨。因为这种情况我确实感到x老师无能，怕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后来我跟你说，我把你们拉开，因为有些话我要跟你探讨。有些问题我看得很明白呀，要求确认协议有效无效没得任何意义，可以这样说。改制的问题，是以改制的结果论，是看最后的结果，才能评判最后的结果对不对头。在改制的过程，一个单位的发展，愿不愿评判他有没有错的，你现在觉得他对不对嘛。你只能评判最后的结果，法律程序只能以最后的结果来评判他这个改制是不是合法，只有这样走。现在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是以结果是不是有法律依据。合法的改制就是成功，不合法的改制就是失败。所以老陈我跟你重讲，以前也给你讲过，这个案子结束后，你只要不骂我就行了。你骂我也没关系，我问心无愧。我们面对的双方当事人，我必须对双方当事人做好工作。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见面起，不断的沟通，你觉得不对的地方你提出来，我们再来沟通。所以我建议把时间抓紧，我还有事情，你回去考虑一下，从补偿这个角度出发，我希望你回到我们第一次那次老付坐在那个位置上嘛——我们探讨那个框架，我认为对你比较有利。官司打胜，不可能的结果。我认为这样比较有利。从你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这个讨论还是在股权的补偿上，啊，你考虑，回去考虑。付思福上次也来过，付思福也是这个观点，超过了这个他就不谈了。补偿的问题，他最后退了一步，可以商量，上次石义杰也来的，我第一次见到石义杰。对不对？
陈：行嘛，我们回去考虑一下。
边：就上次付思福坐在这个地方谈的那个框架。付思福现在北京开会，要月底回来。然后请你们双方来，上次你跟周庭长说的方案，我虽然在旁边，但我也记得到，哪几笔哪几款，先把这个拿给老付看一下，给周庭长，他没有任何表示。我谈的这个也给他谈了，你这个案子，如果说讲的话，我们周庭长说话，很正直，我说的比较直白，现在我说的一百句话，老陈呐，你这些是解决不了的，这是第一点。因为你认为错的，你老陈这样认为，但是法律不这样认为。你这么多材料，最后得到的是驳回你的起诉，连诉权都没得，来个趁早就把门给你关了。有些东西，共产党说好就好，说坏就坏，这是共产党。我还是可以冠冕堂皇的答复你呀，要等到你败诉那天，我还是这样答复你，我也不含糊。还有个问题，原来也给你讲过。作为法官，我只能够帮你做些工作，但是法律规定你我都不能违背，最后是审判委员会定，不是我定，不是扬庭长定，也不是周庭长定。那组织调解，这是法官就可以定的，只要你们当事人是自愿的，大家签字，我们就可以这样子下判，撤消原判按照调解书执行。你各人去考虑好，你是打官司好，还是尽可能地争取把资产拿回来，各人办个所，不跟他打绞绞，吃个亏，长个见识。你硬要这样耗时间、耗精力、耗口舌、耗纸张、耗笔墨，你耗嘛！你跟xxx打官司嘛！你打了几个官司了，你整了这样久，其他地方可能几句话就把你打发了。你各人想，好不好？反正老陈，各人有各人的评判，都是这个年龄的人了，自己评判，哪个对你有利，哪个对你没利。你骂xxx嘛，你再骂起呢，你还要在这里生活，你不信你告嘛，除非你有万贯家财！哈，要不要得？
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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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骂骂梁文道，过过七夕节</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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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Date>Thu, 27 Aug 2009 00:14:11 +0000</pubDate>
		<dc:creator>常非常</dc:cre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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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cription><![CDATA[*骂骂梁文道，过过七夕节*
叶子风
本 来早不想骂梁文道了。前两天，我的炮友揪着我的胸毛说：“你就别骂他了，他长得没你帅，个子没你高，信了佛后也不出去滚，性生活肯定比你少。算了算了。”
想想也是，骂多了显得我不大度，真的就像我的某网友的前任炮友说的，“刻薄又太有想象力”。可是，刚才如厕，突然想起梁文道的那番话，实在憋不住了。吾爱
形象，更爱真理。反正姣婆守不了寡，豁出去了。
梁 文道这篇文章叫《GUANXI》。一开始，他就模仿了我的写作方法，先吹牛。他说自己“很多年前”就预感到了“力拓案”。这语气很明显啦，死左仔，他幸灾
乐祸地站在了政府权力一边。然后他假装天真起来，说自己是看了一本英文书《GUANXI》，这才发现原来外国人眼中，和中国人打交道的秘诀是“关系”。这
话说的太纯情了，就像新郎在洞房时突然说：哇，娘子，原来鸡鸡可以竖起来呀。梁文道在海外央视多少年，就GUANXI多少年，他居然不知道这玩意儿在大陆
最重要？！有一次，他还在演讲里说，凤凰卫视不许他赞美党，所以他就一直奉行小骂的路线。一个连“赞美”都能出卖，用来塑造自己客观公正的形象，为组织之
“关系”所用的人，他反倒去嘲弄外国人入乡随俗，来中国搞“关系”？
其 实，梁文道虽然奉旨不赞，但是也从来不骂。他最爱骂的是美国霸权主义、“全球化”以及跨国企业。这都是西方左派最热衷的话题，以此显示自己有良心，处处在
为弱势者伸张正义。但左派往往就是这样，为弱势者说话，却在为强权者办事。这是有悠久传统的，像萨特之流，当年“对抗”美帝主义的同时，就站在了苏联的一
边，为其罪恶粉饰，煽动学生上街，散布谎言蒙骗大众。这个年代同样如此，那些西方的新左派们攻击以色列，不惜站在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一边。梁文道一样，他
的工作单位是国家在海外的宣传机构，他的赚钱场所是受到国家严密管制的市场。无论是电视还是图书，在中国都是强权的势力范围，被完全地垄断，被严格地审
查。但这个梁文道，一个已经进入体制的香港人，他自己享受着“关系”的好处，却把矛头指向了那些最多跟他一样有“关系”的人。而这些人唯一的罪过就是他们
是外国人，代表了“跨国集团”，但梁文道顾不得了，他选择了让民族主义者兴奋莫名的批评方式：
“ 中国商业腐败事件里头起码超过一半是和外企有关的，不少跨国集团都牵涉在那些案件之中。可见外国的月亮并不特别圆，外国的商家更绝对不是天使。但是中国人
却往往惯于某种对立批判的思维，为了指斥自身的不是，时常过度强调他者之美善。例如新闻报道，大家总以为只有我们的媒体不客观不全面，于是就夸大了他国传
媒的独立与求真；最后知道外媒“原来也有偏见”，接着就极端地彻底否定一切外媒的报道。
贪 污的问题亦可作如是观。近来接连几宗大案让一般百姓大开眼界，发现外国公司一样会贿赂，而且还很懂行情地贿赂公务人员。但是你千万不能简单地推论这是中国
把他们教坏了，污染了他们单纯的灵魂。事实上，许多声名卓著的跨国企业都有跨国贪污的丰厚经验，在腐败问题严重的第三世界国家留下劣迹斑斑的记录，乃至于
欧美等国都专门为此立下规管海外行贿的法律。这是牟利企业的本性，为了追求利润，为了打击对手，为了取得市场，它们一定会见缝插针地寻找一切可乘之机。”
梁 文道太蠢了。我想，这是一条基本的常识了：没有政府管制，就不可能有腐败。有了政府管制，企业就必须因应政府的索要而做额外的支付。对于企业来说，无论是
支付给政府机关，还是支付给政府官员，都是成本。这是用钱来购买交易机会。所谓行贿，无非就是私下拿出一部分给了官员，为了得到交易机会。这对于政府来说
是贪污，但责任不在行贿者、不在企业。因为没有政府官员的索贿，也不可能有企业的行贿。反正，政府都管制了，有了必须支付的成本，企业没有理由更喜欢帮助
官员贪污，而不愿意交给政府。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管制本身就是掠夺，而掠夺的制度总是滋生贪污。市场是交换，一手钱一手货，或者货货交换，很公平。
但在政府管制之下，市场被设置障碍后，政府成了纯受益者，企业就成了纯损失者。显然，这种情形下的贿赂，行贿者和受贿者的责任大不相同。罗斯巴德曾经非常
精辟地说道：“行贿者并无不法之处，受贿者才多有不法。在法律意义上，应该存在支付贿赂这种财产权，但不应存在收受贿赂之财产权。只有受贿者才应该被起
诉。”罗斯巴德还批评那种认为行贿者“腐化了”受贿者的说法，实际上就是梁文道的这套说辞。他说，“如此一来，便否定了个人的自由意志以及每个人须对自己
行为承担的责任。”
图 洛克也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他同样认为赋予“腐败”太多道德含义没有必要。他是从“寻租”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寻租”是政府造成的，要消除它很简
单，政府要小，不干预市场。他来过中国，也比较过中国和美国的“腐败”问题。他的结论是，中国政府太大，设置的特权太多，腐败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
避无可避。图洛克反对“寻租”，认为这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但是他也发现，在政府干预已经制度化之下，企业用“行贿”等方式获准交易，有效配置资源，降低了
租值的消散。可以说，“行贿”的企业有功，因为他们用最节省的方式越过了政府设置的障碍，也有效利用起了正在被政府官僚机构浪费掉的资源。政府一直坐享其
成，但这些企业可是付了代价的。
或 许有人会说了，这些“行贿”的企业获得了交易机会，就等于挤掉了别人的机会。但是这不是企业的责任，还是政府管制所造成的问题。企业没有权力阻止别人进入
市场，只有政府才有。万恶之源，就是政府。政府没钱花了，端着枪，拿了路障往路上一摆，就让人留下买路钱。从这个角度看，行贿的企业同样是受害者。可是梁
文道却说，谁让你们企业本性贪婪，为了追求利润，非要通过这条路。这就是好人梁文道？为拦路匪说话的反而是好人？
最 可笑的是，梁文道为了证明自己正确，竟然也使出了“外国的月亮总是特别圆”这一招。他说，“欧美等国都专门为此立下规管海外行贿的法律。”其实，欧美人不
是天使，他们的法律当然也不是圣经。政府胡乱立法，恶法丛生，也一直是欧美国家面对的问题。“规管海外行贿”破坏的是企业的财产权，不是正义，而是借正义
之名的侵犯。这是恶法，为了制止罪恶而惩罚了受害者的恶法。
 转自 铅笔经济研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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