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被和谐了

某网站前两天给我塞了一条消息。如下:

尊敬的用户:您好!很遗憾地通知您,您的日志 “朱学勤先生为《共和国60年记忆》写的序言” 已被我们设置为私有,您无法公开。我们知道您写日志时倾注了大量心血,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得不将该篇日志隐藏。非常抱歉,望您谅解!

我能说什么呢?网站是个企业,企业要赚钱,赚钱就得听话,网站也不容易,否则会被关门。事实上,更不好的消息还在后面。昨天,我终于等到了最终结果,《共和国记忆60年·风雨人物》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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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悲伤的事故

我们的国家每年都被一连串的工业事故缠绕。隔一段时间总有煤矿会坍塌,火车也会在人们熟睡的时候偶尔相撞。一次焰火游戏,能叫摩天大楼熊熊燃烧,而一场地震,能震垮所有本来就单薄的校舍。看看这个时代,总是那些脸面深黑的矿工首先被吞没,总是那些还在教室里读书的孩子首先被埋葬。这样的事故纷至沓来,我们先是落泪,继而是愤怒,接下来就是麻木,就是遗忘。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悲伤的事故接二连三的发生,而我们的行动仅仅停留在悲伤的层面。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年中因为事故死去的人有多少;没有人告诉我这些已经死去的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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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象的才华

2007年的3月,我陪着冯象先生在清华园里游走。那时北京还有一些冷,冯先生带着一顶针织的帽子,寒气甚至把他的鼻尖冻红了。不过我并没有因为初春的寒意就停止对先生的追问,我象一个刚刚入学的大一学生,几乎想把所有的疑问都献给他。先生的语调低微,斯文,但是也如同他写在纸上的文字那样,旁征博引,大开大合,且绵密有致。

读书人想必知道,冯象的随笔信息量极大,典型的“掉书袋”风格,真正可以被称为才华横溢。类似的阅读感受,我能想到的,有蒙田、钱钟书。眼下的学者里,能与冯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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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的批评与克制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周其仁挨骂最少。当茅于轼、张维迎,甚至还有吴敬琏被各路人马破口大骂之时,周其仁却在各种场合赢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当林毅夫被人们讥笑为“政府御用经济学家”,而周其仁接替林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掌门人之位,却被人们评价为,“周将会为这所高级别的经济研究机构带去真正独立的学术之风”。

有人认为,周其仁之所以能不陷入大众的谩骂声中,是因为他一方面将自己的言论场域仅仅锁定在学院经济学之内,他的文章之专业,学问之严谨,一般不围绕大众关心的经济热点问题故作惊人之语。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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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也不是市场的看客

这是一个迷茫的时代,即使是外省一名普通的市民,我相信他都或多或少对眼前的种种现象有所不满。那么让人惊讶的贫富差距、那么多司空见惯的腐败、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冤假错案、似乎永远在路上的上访者,到处可见的环境污染,随手可遇的信息遮蔽,这个正在奔跑着的国家宽阔的马路上,奔跑着数不清的汽车,可是却有人站在马路边上骂娘,一日三餐的饭菜质量越来越好,但似乎没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涨,不安全的心态愈来愈强烈,我们似乎越来越不喜欢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了。

无论如何这是个奇怪的现象,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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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路上的农民工

 

当金融危机在美国开始兴风作浪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以为那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事情,稍微有些敏感、有些视野的中国人会提醒自己捂紧口袋,现金为王,以便度过接下来可能来临的萧条。很少有人能想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数以万计的中国中小企业会纷纷倒闭;很少有人会想到,首先遭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人,显然不是那些在写字楼中顾影自怜的白领,也不是国有企业里人浮于事的员工,而是那些背井离乡到城里打工的农民。

是的,就是这些永远在路上奔波、满面尘灰的中国农民工,成为这场全球金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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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蒂亚·森的良知

  晚饭时,我问母亲:“三年自然灾害时,您饿过肚子么?”母亲叹气:“能不饿么,好多人都被饿死了,我亲眼看见隔壁的大叔饿倒在田埂上,明明看着他在慢慢走,忽然就软绵绵倒了下去,我过去一看,人已经断气了,”说着说着,母亲的眼泪流了下来,“那几年也没见大干旱大水灾啊,真不知道上面的领导都在干什么”?母亲把这问题丢给我,走到厨房收拾碗筷去了。 事实上,母亲跟我提起饥饿,已经不是第一次,每次提到我的兄长,母亲总是反复叙述饥饿的场景。兄长生于1959年,正是闹饥荒的年月,家里找不到任何营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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