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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八月方舟子质疑施一公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违规至今不到半年，新语丝网站上立此存照“施一公事件”的檄文已有近200篇，其中方舟子本人写了五篇针对施一公及其学生的文章。从这些文章可以简单梳理一下斗士的打假风格。

2008年8月9日，方舟子写了篇《也说说施一公究竟是不是全职回国工作》，星宿派（鸣谢寻正）同修看到教主指明了新的斗争方向，纷纷在新语丝论坛提供素材。短短三天后，方舟子就炮制出一封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举报信。有关施一公是不是全职回国工作、申请杰青有没有违规，饶毅已经两次著文澄清，在此无需多言。当然，对在美国只享受过高年资博士后待遇、搬个家只需打个贱卖汽车沙发的小广告就能拍屁股走人的方舟子来说，理解大牌教授全职回国相关事务的烦琐有些困难。理解不了不是他的错，但如果故意造谣混淆视听就很下作了。

方舟子在举报信中说“施一公去年曾给《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写信声称中国老百姓是不配享有美国式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的，也许因此不屑于让中国公众知情，那么至少也应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一个中国式的解释。”不少人知道在中国拿政治异见来压人的威力，方的这个举报用心可想而知。施一公原话是这么说的，“There i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democracy in the U.S. style simply does not work in China”。相信任何一个过了英语四级、包括给纽约时报写信自称Royal reader的方舟子，不会不知道这句话根本没有他所说的这个意思。其后又很多人指出这一错误，但方舟子从未做出更正。

8月13日，施一公的学生、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在博客中为老师辩护，方舟子以牙还牙，写了篇《很懂英文的“清华大学最年轻教授”颜宁》，说她英文不行，不懂“simply does not work”的意思，却全然忘了几天前“读不懂”施一公文章的尴尬；中文也不行，不懂“无间道”的意思，而颜宁在文章中明明说的就是“方舟子是在玩无间道吗”。

当然，从学术上贬低颜宁才是方舟子的主要目的。他说，“不过这是颜教授用其超级英语翻译出来的（‘青年科学家奖’（北美地区））。这个奖的原名叫‘The GE & Science Prize for Young Life Scientists’，用英语4级的译法，该叫‘通用电器和《科学》青年生命科学家奖’，被颜教授超级掉了‘通用电器和《科学》’、‘生命’，于是这个奖也就成了涵盖所有学科的世界大奖，变得无比超级了”。 根据这个网页（http://www.sciencemag.org/feature/data/pharmacia/pr...），在颜宁获奖的2005年该奖确实就是叫“青年科学家奖”。善于用google挖人老底的方舟子这次却看走了眼。

方说，“这个奖的目标是表彰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并奖励他们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被颜教授超级成‘奖励每年最优秀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论文’，好像它把所有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论文都挑选了一遍似的”。事实上，该奖对“分子生物学”是这么定义的：“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rize molecular biology is defined as “that part of biology which attempts to interpret biological events in terms of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molecules in a cell.” 也就是说这里的“分子生物学”指的是在细胞水平从分子的生理、化学性质解释生物现象，其涵盖内容远远超过了方舟子所理解的那个狭义的“分子生物学”。

方又说，“其实想得这个奖是要自己去报名参赛并提交一篇介绍自己的论文工作的千字文和导师的推荐信的，获奖者最多算是参赛者中的最优秀罢了，因为肯定有许许多多更为优秀的博士论文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参赛。…这个奖是5个评委根据递交的材料评出的，能得这个奖恐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导师的人脉。”

该奖的评选材料有这么一条：
Typed listings of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All published/in-press papers based on the thesis work. List full citation, including title and authors, in order.
2.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wards and honors the entrant received as a student.
3. Relevan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work, presentations, etc.).

申请该奖不仅要列出相关研究经历，还得说说自己得过什么奖励、发表过哪些论文、有没有人引用。可以想象，哪怕方舟子的导师得过诺贝尔奖，人脉通天，象他这样一个做了十年研究只发表过一篇第一作者的三流论文的生化博士，恐怕连送交评选材料的勇气都没有，有什么资格对别人的学术水平说三道四？

今年年初，大概是为配合“千人计划”的实施，中央几大媒体宣传施一公的事迹，其中CCTV说“施一公获过生物学界极高荣誉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方舟子又坐不住了，在《施一公的“极高荣誉”》一文中质疑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的含金量。说这个奖是生物学界极高荣誉，的确是夸大其辞，我相信这是记者的添油加醋而不是施一公本人的原话。这个奖尽管算不上“极高荣誉”，口碑还是不错的。虽然颁奖历史只有20年，又只奖励不到40岁的青年科学家，在23位获奖者中，已有10位美国科学院院士、13位HHMI研究员。对媒体的过度宣传，方舟子本人应该是深有体会，如把一个科学界外的流浪汉美誉成“中国科学界的良心”，他不也是欣然笑纳么？何以对别人吹毛求疵?

更可笑的是，不知“结构生物学”为何物的方舟子，在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有施一公在节假日坚持上班，看显微镜的镜头。虽然人们一提起生物学就联想到显微镜，但是施一公研究的是蛋白晶体衍射，在细胞培养台上操作显微镜干什么？”此语一出，众人皆惊。方舟子赶忙偷偷删掉这一句，改成“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有施一公在节假日坚持上班，用显微镜看细胞培养盒的镜头”。敢问方舟子，“细胞培养盒”是什么东东？

1月10日，方舟子在新语丝论坛率先发布“清华的教授透露，清华给施一公的年薪170万元”的小道消息，很快在网上就施一公的“高薪”问题闹得沸沸扬扬。21日，饶毅在博客中辟谣，说施的年薪不到百万，方舟子随后在《公立大学教授的工资应该透明》一文中辩称自己不是谣言的始作俑者，而是某清华教授：“有该学院的教授在网上曝光说，施教授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170万元。即使换算成美元，也不比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工资低。但又有人说这是谣言，清华大学给施教授的年薪不到100万元。”据他自述，这里说的“网上曝光”，指的是方舟子散布谣言的同日在新语丝的一篇署名“未明”的文章。该文尚未登出来，方舟子就猴急地先当一回发言人。问题是，“未明”未在文章中说明他是清华教授，也没有说过“即使换算成美元，也不比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工资低”这样的话；在方舟子发言之前没人见过这个所谓的“网上曝光”，在饶毅辟谣后“未明”也没有在新语丝发文辩护。方舟子的这个谣言造成的恶劣影响甚至波及到了著名的自然杂志。某年轻记者不做调查，把谣言当成事实于28日发表文章，但自然杂志很快就作出更正。在这一事件中方舟子充当了什么角色，相信人们自有公论。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施一公事件”中，方舟子的不少言论充斥着歪曲、臆想，不惜以假“打假”，造谣生事，超支自己的信用，却处处以“打假斗士”的面目示人，是不是有点黑色幽默？

1. 现在的德赛网赛园凋零、德园茂盛，已俨然是一个右愤网站，连焦国标、余杰这些被其同类唾弃的人渣也不乏追捧。可能是为了平衡版面、看起来德赛并重，连“不要对别人失望 ”、“从爱一条河流开始”这样与科学没半点关系的文章也放在赛园推荐。不知道科学编辑部选择推荐文章的标准是什么？

2. 一个星期前科学编辑部就公告称要“根据中国或世界其它地区流行的伪科学与反科学主张而制定以下清单，德赛公园的博客应当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不传播与散布此清单上的主张相同及相似的言论”。既然发布这样的公告，想来已有了较成熟的想法，但到现在也没见这个清单长的啥样。没有这份清单“指导科学博文的写作”，有的博主就战战兢兢，说“在德赛新推出的严打方针威慑之下，我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很快也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去”。科学编辑部可否加快进度，让大家吃颗定心丸。

3. “南郭展馆”大概也是科学编辑部的工作内容。首先向各位的无偿劳动表示敬意。科学编辑部去年12月31日称要“向德赛公园的读者及博主征集志愿者，在三个月内完成Quackwatch.com的一期翻译工作”。现在已过近一月，完成的工作量不到十分之一。不知科学编辑部是否有把握如期完成。言必信行必果，如果科学编辑部当初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份工作的难度，象这样或类似表决心的公告是否少发为妙？

bright网友写了篇“里通外国民运人士下场二则”，举了金大中和曼德拉两个例子，批驳了某些人的“糊涂思想”。依我看，这两个例子都不恰当。

首先说大背景。金大中和曼德拉搞民运时韩国是军人独裁，南非是种族隔离。犯上这两条在当今国际社会几乎是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中国的政治虽然独裁，但远没有堕落到这种程度。拿韩国和南非比，没什么可比性。

其次，作者特别提到两国的经济状况，言下之意大概是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不错，但民主该怎么搞还怎么搞。这点赞成，但作者写的有些夸张，反倒显得底气不足。如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韩国经济起飞阶段”，事实上韩国的经济起飞从60年代就开始一直持续近30年到汉城奥运会后，正是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三个军人独裁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跟其它时段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一年负增长就是光州民主运动那年。再如“南非以非洲大陆4％的领土面积，创造了非洲大陆40％的GDP”，不知是哪一年的事。距英国历史学家Charles Feinstein的专著“南非经济史”，1913年南非GDP最高，其次是摩洛哥、加纳和埃及。这三国都约是南非的一半；到种族隔离行将结束的1990年，这个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但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后来居上。去年南非GDP仅占非洲大陆五分之一强。就韩国和南非两国来说，经济增长跟民主运动没什么必然联系。民主了不见得就发展更快，不民主照样发展。

再说“里通外国”。金大中流放五年，并没有得到美国的特别支持。他回韩国后卢泰愚照样选上总统。金大中当总统是12年后的事，是韩国人自己选举的结果。曼德拉坐牢，更谈不上里通外国。欧洲人只是道义上的声援，远没有象现在对苏丹这么亢奋。里通外国的是图图。曼德拉能放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非出了个开明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曼德拉坐27年牢西方一直呼吁放人都没放，德克勒克一上台就放出来了。把这功劳归到外国头上不公平。要说“里通外国”，孙中山倒是个现成的例子。那时候要有诺贝尔和平奖，非他莫属。

最后说“民主老大哥”美国。美国在光州民主运动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全斗焕敢放手镇压就得到了美国的默许。美国救金大中一命也不是为了民主，而是担心事情闹大了朝鲜混水摸鱼。对曼德拉就更损。曼德拉和非国大从上世纪80年代就被美国列入“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名单，到去年才删掉。要真是推行民主，这么搞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

什么事情只要扯到民主，就有了天然的道德优越感。民主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但是，没有永恒的民主，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点已被无数里通外国的中国民运精英们所佐证。

饶毅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施一公没有违规。他在去年接受科学时报采访时就为施辩护，这次更直接了当地表明看法，不怕得罪基金委，不怕得罪广大葡萄愤青萎缩男，佩服。

再看看何士刚。施一公这个真研究员回去，他这个假研究员就坐不住了。去年八月写了两篇“不懂什么叫裸奔”、“旗帜鲜明地捍卫正确的制度–基金委今年不应该授予施一公教授杰出青年基金”，被不少网友留言痛贬，情急之下“晒晒引用”，更是贻笑大方。这次他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方舟子刚刚在网上发布“施一公年薪170万”的小道消息，他就抛出个Taxi Driver Index，煽风点火，抱怨教授工资低，酸溜溜地说“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神经生物学家，拿到了加大最高工资，20+万美元”。那人就是把他赶出神经所的蒲慕明，至今念念不忘。还说“清华教授的平均工资8.5万与我了解的情况十分接近”。两年多前北大副教授阿忆在网上哭穷，说一个月基本工资4786过不下去，恶评如潮。现在的清华教授基本工资一年8.5万我信，可谁都知道基本工资与实际收入差别大了，各种名目繁多的岗位津贴补贴加灰色收入比基本工资多得多，一年拿百万以上的都不稀奇，你拿个8.5万来忽悠谁呢？

何士刚未必就是真小人。可跟施一公比起来，人穷志短水平低，摆什么样的pose骨子里还是一副萎缩男形象。

三年多前在美国学术界发生过一次引人注目的事件。有关争议虽然主要局限于神经科学界，但因牵涉到一些著名华裔科学家和一位敏感人物–达赖喇嘛，引起较大反响，并被《自然》杂志跟踪报道。现在回顾这一事件，对理解科学的发展和对异见的宽容也许不无裨益。

2005年5月，美国神经科学会宣布，在当年11月举行的年会上将邀请达赖喇嘛做名为“静坐的神经科学”的演讲。这一年会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之一，2005年与会人数约34000人，至今为历届之最。在此之前，佛教静坐与冥想对神经活动的影响就已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2003年10月，《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佛教与神经科学》的长篇文章，报道了达赖喇嘛与学术界的合作。2004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在《当代生物学》杂志报道了有长期打坐经历的喇嘛们在双眼竞争（一种常用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时知觉的动态变化与常人明显不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同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理查德·戴维森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论文。他们发现喇嘛们的高幅伽马脑电波与低幅脑电的比例高于常人，在静坐时进一步显著增加，提示脑力训练可能引起短时程和长时程的神经变化。年底《自然》发表了《佛教对脑的影响》，报道了这一研究成果。

这样看来，邀请达赖喇嘛演讲似乎是水到渠成。因达赖的敏感身份，神经科学会宣布这一决定后在华裔科学家中引起强烈反弹，由西北大学的饶毅、国立健康研究院 的鲁白、多伦多大学的卓敏、佛罗里达大学的顾建国等人牵头发起了反对达赖演讲的活动并征集签名。他们极力淡化政治因素，因为这个理由不怎么能拿上台面明说，说了在西方学术界也没人买账，反倒落下话柄。饶毅后来在给神经科学会的一封信中开始就急于表白：“我是一名20年前从中国来美的神经科学家。我反对任何政治独裁或镇压，也是大赦国际的成员。我于2004年共同署名发表于自然增刊的一篇批评中国政策的文章（见注）在中国被禁”。这就很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即便如此，活动本身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到八月份正式递交时共有568人签名，其中23人反对，1人中立，另544人支持抵制，其中就有319 人来自中国大陆地区。一些人在签名后的评论中言辞激烈，甚至有人要求大会主席马上辞职。试想，如果不是请达赖而是罗马教皇，还会有这么多华裔学者签名吗？

反对者主要从宗教和科学角度阐述理由。他们认为，宗教和科学水火不容，达赖作为一名宗教领袖，其信仰的教义与神经科学原理直接相悖，请他到一个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上做报告会误导公众；饶毅则从学术角度，指出戴维森的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他们研究的喇嘛年龄在30多岁到60多岁，平均年龄49岁，而对照组却是20岁出头的大学生。这就不能排除他们观察到的结果是因年龄不同而非单纯因静坐所致。但是，并没有证据说明这两个年龄段的正常人脑电波活动有明显不同，因此戴维森的结果仍有意义。这篇论文至今已被引用60多次，其主要结果已被其他学者的研究所佐证。饶毅还对研究者的客观中立性提出质疑，他认为没有任何声明与达赖无关的研究者能严格证明静坐能改变脑功能。戴维森本人就是静坐练习者，又是达赖的多年好友，正是他促成了达赖的演讲。这个质疑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据此否定研究的非科学性。论文投稿时须注明与研究对象有无利益关系，以供审稿人判定作者有无主观偏向。论文最终能够发表，说明还是得到科学界的承认。卓敏则提出一条有点可笑的理由：他在Pubmed文献数据库中用“达赖喇嘛”做关键词搜索没有找到任何论文，因此达赖没有资格到学术会议上演讲。这些人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达赖是作为一名社会知名人士而不是科学家被邀请，他的演讲主题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宗教，而是“神经科学与社会的对话”。大会设立这项活动的主旨是探讨学术界与社会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在这个大前提下达赖演讲没有任何不妥。而事实上，达赖与科学界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1979年他就访问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并开始了与西方心身医学研究的先驱赫伯特·本森的合作，那时卓敏还只是一名中学生。

《自然》和英国《卫报》等报道了抵制活动后，很快有人针锋相对地发起了支持达赖演讲的网上签名，还有很多读者给编辑部和大会组委会发电子邮件表示支持。在反对达赖演讲的签名信递交四天后，大会主席巴恩斯女士即通知鲁白他们的最后决定：达赖演讲将如期举行。在11月12日这天，共有14000名与会者聆听了达赖的演讲。我当时提前 15分钟去主会场已找不到位置，只能到另一间会议室观看视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顾建国撤去了大会稿件，众多签名的有头有脸的教授们全都不知去向， 只有一位来自纽约的中国女研究生到会场外抗议。

纵观这一事件，一些华裔学者既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也缺乏在科学上对异见的宽容。神经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是人类的意识活动，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刚刚起步，由于研究对象、条件和技术方法等种种限制，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情有可原。静坐冥想对脑生理活动的影响继而对其它身体机能的调节绝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而这方面的研究又受限于人类目前对脑功能本身认识的严重不足。任何科学领域都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如果看到自己不能认同的观点就要加以抵制，甚至连发表意见的机会都不给，实际上是以科学之名行扼杀科学之实。以在神经科学界成就卓著的饶毅来说，他擅长的主要是分子和细胞生物学，而不是神 经生理学，更不是神经心理学。他在那封信的最后写道，“如果20年后佛教打坐能被证明有巨大的好处，我很高兴被人嘲笑；如果没有，在年老的时候再回顾这一事件我会感到欣慰。”他说这段话显然是过于自信了。至今有关静坐的研究论文已有一千多篇，其中有近三分之一发表于2005年后。虽然目前仍缺乏机制上的了解，很多论文的研究方法尚待改进，但已有不少结果提示静坐冥想对慢性疼痛、抑郁症、焦虑症、癌症治疗副反应等确有改善作用。而饶毅发表在顶级杂志上的诸多成果到底有多大的实用价值，用20年时间来衡量恐怕还显得过短。

前几天德赛网上科学编辑部颁布了“指南”，并有人提出，科学问题相对容易判定，气功、中医之类将会被列入伪科学的黑名单。在医学上，静坐冥想和气功中医一样被归入替代/补充医学范畴，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属于被禁之列？说句“犯禁”的话，我对编辑部成员是否有足够的资格和能力判定伪科学并指导科学博文的写作表示深刻的怀疑。这个编辑部与美国神经科学会有天壤之别，制定的章程却足以让其相形见拙。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高举科学大旗喊打喊杀、处处以科学精神的代表、主流科学界的发言人自居的人，恰恰是缺乏科学精神、容不得一点异见的科学半瓢水。如果赛园按这样的章程发展，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另一个新语丝。

注：这篇文章是2004年11月18日饶毅、鲁白和邹承鲁共同署名在《自然》杂志《中国之声》增刊中发表的《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当时在国内网络和平面媒体有报道，但从未听说过有被禁一事。好事者可考证。

再注：经查证，饶毅此文确有被禁一事。 以下摘自《科学》2006年3月17日“中国豪赌大科学”一文。

“在其中的一篇，三名优秀中国学者－－饶毅，美国国立卫生院的神经生物学家鲁白，以及中科院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认为科技部的经费管理缺少透明度， 官僚机构拥有太大的权力来支配科学家。作者建议剥夺科技部的经费预算权力并 强化同行评议的课题资助机制。在另一篇文章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兼 中科院上海生物所神经生物所所长浦慕明强烈批评了资源浪费和很差的科研诚信 度。他认为这些弱点在大科研项目中将无法避免。中国的媒体也对科技规划开始 了广泛的批评。

科技部向新闻出版署表达了不满。于是这个监管部门强行阻止了这场争论并禁止《自然》杂志的中国增刊在国内发行，同时还警告中国的新闻编辑们不要受 国外势力的操纵。《科学与文化评论》的主编刘钝表示，“让我最难理解的是他 们认为我们是国外媒体的同谋”。这份小杂志被责令停止关于中国科技机构改革 争论的出版计划。关于科技规划进展的讨论从中国媒体中彻底消失，一些异议者 也被从工作组中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