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闲，打开几篇文章品读，却发现原创少得可怜。粗略数了数，今天到目前为止更新的27篇日志中，转贴的就有15篇，其中从标题看不出是转贴的有9篇。有的是别人转过了接着转，有的文章拉到最后才看到原作者的名字。

想想德赛高举民主大旗，总该办出点自己的特色，不至于每日拾人牙慧，“编辑推荐”部分应该会好点吧。不然。在民主色彩浓厚的“德园”、“热点关注”、“512调查”栏目，36篇推荐文章有22篇是转贴，5篇在标题中没有注明。

有些推荐文章的标题颇有街头小报特色。如“胡启立：胡耀邦被众元老逼宫‘顾全大局’，大哭不得已辞职”，让人以为胡耀邦“大哭”是胡启立爆的猛料。细看原文，原来是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再如，“公安滥权国无宁日，400万网民要求周永康孟建柱引咎辞职！”。400万怎么来的呢，“更有分析人士称：胡的工作班子要专门收集民间对周永康的不满言论，人民网、新华网、新浪、搜狐、网易、雅虎六家实时统计，要求周永康与孟建柱引咎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帖子，三天内高达七万条。按这个数据推算，全国所有网站、论坛、地方吧至少有四百多万帖子不满周孟二人”。与轮子宣称的五千多万人退党退团有异曲同工之妙。

建议德赛在首页的显著位置加上以下友情链接，以免除众网友转载之苦，也让大家一窥原汁原味的民主真容。
1. 阿波罗新闻网： http://www.aboluowang.com/
2. 大纪元新闻网： http://www.epochtimes.com/
3. 博讯新闻网：http://www.boxun.com/

这篇据说在网上“疯传”（在google上只有几十个链接而已）的所谓《国家档案解密证实饿死3755万》最早由 “罗冰”2005年11月发表于香港《争鸣》杂志，原名《大跃进遗祸秘密档案解封》，很快就被轮子机关报《大纪元时报》转载，见网页http://epochtimes.com/gb/5/11/10/n1115488.htm。这篇所谓“解密”出炉后少有人理会，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于2007年推出的新书《墓碑》中也没有提及所谓的“国家档案揭秘”。既然连“大跃进”饿死人数都能解密，在此之前的抗美援朝、高饶事件怎不见解密？既然2005年就已解密，怎么连与中共高层多有接触、做过广泛调查研究的杨继绳都不知道？

海外杂志经常发布一些批内幕、揭真相的路透社消息，见多不怪的人都当八卦看，鲜有人当真的。这位罗冰先生每期在《争鸣》杂志的“北方放语”栏目发表两三篇文章，且看最近他的一些文章的标题：

中央最高層三場內鬥

副主席副總理人選紛爭

胡錦濤-習近平交接機制出台

大陸民眾歡呼台灣大選  光芒必將普照中華大地

黨政軍高幹重新「政審」防變

陳良宇輕判起風波

政治局下達文件 中共今秋大整黨

政治局接報告 林彪罪証存疑

京奧總開支逾一萬二千億

薄一波遺囑七提「亡黨」

十七屆班子架構爭議不休

300黨政軍老人杯葛曾慶紅茶會

李肇星下台前後

京津滬粵換屆班子難產內幕

江澤民擅權干政犯眾怒 萬里等斥江自行決定毛岸青喪事規格

江澤民北戴河挨批記

十七大下月開 人事戰未休

原来罗先生对中央高层的动向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解密的国家档案别人都没看到就他看到了，不足为奇。

如果说法轮功、争鸣等这样的媒体应该和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同等重视，那就动动脚趾头看看这个“解密”中有关人口的一些数据：

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多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多人。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132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1.7万多人。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751.8万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多人。

看来所谓的“3755.8万人饿死”的说法也很不严谨，这个数字是把四年的数字相加，但1959年和1960年都只统计了全国部分地区。应该放个更大的卫星，说4000万以上更有震撼力。

1959年至1962年城市人口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数所占比例分别为18.4%、23.5%、16%、14%。1950年中国城市人口仅占11.2%，随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至1960 年大量招工进城，城市人口比例上升到19.8%，随后又有所降低。按档案的说法，城市里的饿死人数比例与农村相当，1960年甚至比农村还高。有多少回忆录、真相揭秘能佐证这一点？

1959年人口增长率为-2.4%；1960年为-4.7%；1961年为-5.2%；1962年为-3.8%。

1958年全国人口6.6亿，照这么个增长率到1962年只剩5.6亿，怎么才饿死3755万？有人说这么算不合潮流，去年增长6%今年增长2%也叫负增长。那这个人口增长率是怎么算出来的？解密档案里历年粮食、钢铁的预算和实际产量都说的那么清楚，关键的原始人口数字怎么一个没有?

全国12个县在1959年至1962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100万人以上。

是12个县加起来超过100万还是每个县都超过100万？如果是前者，根本就不值得解密，成片的12个县加起来超过100万的都有，象信阳、重庆，遑论“全国12个县”。如果是后者，岂不荒唐？那时有多少个县人口过百万？一个县就死100多万，12个县就占了全国三分之一，是哪12个县？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死人最多的四川省呢？连这都给漏了，也叫解密？

有人认为杨继绳的研究结果“饿死3600万”可以与这个“3755万”相互佐证，那我们看看杨继绳的“3600万”是怎么研究出来的。

在《墓碑》第二十三章《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中杨继绳先用了近8000字的篇幅列出自己的计算结果。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的数字算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1619.92万人，又根据各省官方数据算出2098万人。杨老先生忽然话锋一转，把这些数字跑到九霄云外，列出国外专家研究结果2887.1万、2481万、2850.9万。他大概觉得这些数字还是偏低，又列出国内专家的结果。他先反驳了蒋正华算出的与他本人结果极为接近的1700万的观点，并猜测蒋正华这么算其目的是为了“减少政治风险”。丁抒4400万“计算结果不可靠”、金辉3471万“只能作为参考”、陈一咨4300万“准确性得不到检验”、曹树基3245.8万“我还要作进一步研究”、王维志3546.6万“基本同意”。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和多方面听取意见，我估计，在大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人。”在金、陈、曹、王等人的结果中取了个平均值。杨继绳的“3600万”不过是一个二手货，哪里谈得上什么原始研究？

再看另一个受到不少人追捧的廖伯康的说法。据他自述，“四川饿死1000万”是这么来的：

尚昆同志继续说：“…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这种把隔年总人口数相减就认为是饿死人数的算法应该是所有算法中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其时廖伯康只是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他根本不可能掌握四川全省的具体情况。有人查验后，发现他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这个数字也是编造出来的。这个“1000万”与那个所谓的解密档案也互相矛盾。光四川一省到1960年底就死1000万以上，全国大部分地区加起来怎么才1677万？

我在冉云飞先生博文《饿死3775万的惨祸》后戏言，“担心粮食统计数据虚报是多虑了。官方执权柄者所处之位置、所掌握之资料、所受党性之约束，都应该不会使其造假。”蒙冉先生不吝回复，“你还相信什么党性约束，相信官方不会造假，老兄，你如果不是对中国六十年的历史缺乏了解，我就很难相信兄台这思维了”。冉先生大概忘了，在其博文《电邮十封记近事》后有人问“饿死3600万”的出处，冉先生作答，“前四川省委副书记廖伯康公开写回忆录，言四川饿死1250万，这个数字的可靠性是很高的。廖所处之位置所掌握之资料，所受党性之约束，都应该不会使其造假”。看来，到底该不该相信党性、官方会不会造假，其实是看说的对不对胃口。如果是自己爱听的，必是受党性约束之真话。

思维有病，害何多也！

寻正先生似乎觉得我的最近两篇博文有戏弄科学编辑部之嫌，刚刚“呼唤我们的制度建设，突然转向到攻击我们在伪科学上的政策”，刚刚“发出了第一个伪科学条目，就马上发起攻击与嘲笑”。其实不然。早在申请到德赛开博时，我提交的三篇文章中就有一篇是谈中药的，其中明确表达了我的立场。前不久批镜大师并放风说要把中医定性为伪科学时我又借达赖一文再次谈了自己的看法，所以这次实际上是旧病复发，谈不上“突然转向”。中医被排在“伪0001”号是我意料之中，我呼唤伪科学清单尽快出炉，是想看看这个清单长的啥样，是如何系统论证中医是伪科学的。当最后看到“任何鼓吹中医效果的文章为伪科学宣传，禁止出现在德赛公园”，着实大开眼界。

镜大师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网上摆资格就先输了一半”，深以为然。既然寻正先生要求我交待一下自己的背景，为免“科学妄人”之嫌，就先说几句。本人背景跟寻正先生差不多，也算个“医学哲学双博士”。不过这“医学博士”是中国特色的，直到几年前重操旧业，才敢自称MD。我跟中医素无渊源，只是上大学时学过两本薄薄的中医学和针灸学，不象寻正先生有个名老中医的老爸。如果说为中医辩护的人中有不少利益相关者，这个人肯定不是我。

我介绍了一位强烈批评替代医学的老教授，行文尽量以事实和数字说话，并表达了一些个人观点，寻正先生就认为我找到了阿喀琉斯的脚后跟并加以诋毁。再回过头去看那篇，唯一一句不雅的是说恩斯特是个“头号灌水大王”。不知说一个坚持15年如一日平均每四天发表一篇文章而且三分之一以上不被Pubmed收录的科学工作者是“灌水大王”有什么错。我同时对恩斯特的系统评价论文的质量表示了谨慎的怀疑。如果说15年平均每年发表15篇系统评价在寻正眼里不是什么难事的话，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还写1000多篇文章、40部书、做500场巡回演讲，表示一下怀疑也是人之常情。有趣的是，寻正先生刚刚在这边教导我“自己做不到，别人做到了，最好的态度是欣赏而不是诋毁。捕风捉影式的诋毁只能凸现自己科学精神的缺乏”，立马又跑到bright网友的文章后留言说恩斯特老先生15年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证明“替代医学5%的方案有效”的成果“也只是臆测”。不知寻正先生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证据还是捕风捉影？我的怀疑和寻正先生断言的“只是臆测”哪个更象是诋毁？连这5%也要全盘否定，看来眼里真是容不得一点沙子呀。

寻正先生认为，“如果认为Ernst教授的的系统综述有问题，那么最适当的科学方式是找出几篇来进行研究印证”，这句话我完全赞同。不过，科学编辑部的指南早就明确说明，“德赛公园定位于一个科学普及与传播的网站，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来裁决科学的前沿领域的是是非非，我们也不认为广大读者有这样的能力与兴趣，因此我们坚定地坚持科学原则：即专业的讨论应发表在专业刊物上，而不是试图在大众当中哗众取宠。高深的专业讨论，不在我们允许的科学讨论范围。”我在达赖一文中稍加介绍两篇论文的研究结果，编辑部成员素因子就留言提醒。如果在文中做一番研究印证，就很有哗众取宠之嫌了。 

其实每个人评价他人多多少少都以自己或周围的人作为参照系，比如自己和认识的人都是俗人，就判断施一公不是真爱国。我前年曾协助老板参与了一项由三家医学院联合完成的系统评价，从提出方案、收集资料、临床和统计分析到最后成文历时半年多，从未间断。参考了近30年的160多篇文献，对部分不够清楚或缺乏的临床随访资料还联系原作者索取。恩斯特的研究组不涉足临床一线工作，很多系统评价由组内三四个人完成，收集的文献有的只包括随机对照试验、有的又声称包括所有临床资料，平均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一篇，最后得出的结论几乎是千篇一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有效、尚待更多研究”，其质量当然值得怀疑。当然，这对一天下笔数千言、一年在国际期刊新语丝发表数百篇论文的寻正先生来说可能的确不是什么难事。那我就只能深表佩服了。

寻正先生还对拙文中的两处细节提出质疑。一是“Szp先生慧眼独具，还看到他受到了常规医学界的批评，对此我难以理解”。我当然不能代表医学界，这句话是新科学家杂志对恩斯特的一篇访谈中说的，原文是“When Edzard Ernst became the UK’s first professor of complementary medicine, he was attacked by both alternative therapists and conventional doctors”。这篇访谈的网页链接被恩斯特放在他自己的个人主页上，想来也得到他的认可。另一处寻正先生认为我说的“替代医学疗法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是想当然，建议我扩大阅读范围。这个说法是我在最近一篇论文中看到的，回头看了一下，引用的是篇2001年的文章，不够新。最新的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的数据显示近几年使用替代医学疗法的人数只是略有增加，从2002年的36%到2007年的38.3%，主要是瑜伽、冥想、针灸、按摩等使用的增加，网页见http://nccam.nih.gov/news/camstats/2007/camsurvey_fs1.htm。 这与我说的“替代医学并不象某些人一厢情愿的以为走向衰败”毫不矛盾。如果寻正先生看到了相反的资料，欢迎提出。

寻正先生在文中多次提及“科学”、“逻辑”、“中医拥趸”等词。前两个词大而化之，空洞无物。对后一个词，在我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中医教”，“反中医教”倒是有的。所谓“教”，有几个明显特征，一是信仰坚定，通俗地说是屁股坚定，说你没效就是没效，如果有效，就要问有没有拿钱，是不是病自己好的，是不是安慰剂，再不就说你已慢性中毒，对存在同样问题的西医则避而不谈；二是组织性强，如制定各种章程，数年如一日象收购站一样收集数千篇垃圾；三是排他性强，要把中医赶尽杀绝，反对反对中医就是中医拥趸，非白即黑，不是朋友必是敌人；四是传播性强，反中医的经常感觉良好，自己是精英别人是傻逼，众人皆醉我独醒、放眼四周皆愚民。喋喋不休总有向他人宣讲的冲动，别人不接受就痛心疾首。相对来说，支持中医的基本上是些散兵游勇，被动应战，也没听说哪个挺中医的说过中医能取代西医的话，其激情与反中医的有天壤之别。科学是没有“教”的，望寻正先生高举科学大旗迎风招展时不要堕落成一个反中医教徒。共勉。

02月 2nd, 2009 at 11:48 am  Vote: 1   0   疯和尚 Says:

1。替代医学得到广泛应用能说明什么？？有效？？科学？？还是只能说明现代科学的能力尚有不足（欧美），抑或现代医疗体系覆盖能力的问题（中国），扫帚不到的地方，灰尘必然聚集？？
2。4000多癌症幸存者中有2/3使用替代疗法，那他们是否同时也在接受现代医学的医护？？如果没有详细的试验设计，对照分组和数据分析，我还可以大胆地告诉你，这4000多人每天还都喝水、吃饭呢！！这共性可比用替代疗法更高。除了对替代医学有很深的警惕的人，平常人谁会在面临死亡威胁时拒绝更多的尝试？？
3。我相信只要还有中国在，证明中医有效的文章就不会少；只要替代疗法还能挣钱，证明替代疗法有效的文章也不会少；关键是在与现代医学科学，如szp所言的“循证医学数据库迄今完成的系统评价不到4000篇”相比中，它究竟算什么？？能否举出一些没有相关商业利益在内，其研究方案的设计和结果分析能经得起严格检验的？？如果有，我也很愿意学习。

回复:

1. 没人说过替代医学得到广泛应用就代表它有效和科学，但这说明替代医学需要引起重视而不是盲目的排斥。没有几个真正的医学专业人士敢宣称常规医学和替代医学的关系是“扫帚不到的地方，灰尘必然聚集”。在此引用有关癌症的这篇文献作者的最后一段话：“Although clinic-based studies are important for planning integrative oncology services within that center, population-based data are needed to help focus nationwide research priorities on the most widely used CMs, to assess their effectiveness in improving survivors’ quality of life.”

2. 再提供另一组数据，因为是几年前的，所以文中没有提及。2002年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对三万多名成人的调查显示36%的人在过去一年内使用过某种替代疗法，涉及的疾病都是平时经常遇到的各类疼痛、胃病、抑郁、失眠等，并没有“面临死亡威胁”。

3. 这种说法实际上带着另一种有色眼镜，即证明中医有效的就很可能存在某种利益关系。由于中药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有限，研究者难免有中国人，相信举出证明有效的例子不会让你满意，这里也不是一个讨论具体学术问题的论坛。在这只说个大概：在Pubmed搜索acupuncture, 加上英文、随机对照人体试验的限制条件，在最新的20篇文献中，有17篇是探讨具体疾病的疗效，其中美、德各四篇，中、港、台五篇，其它国家四篇，再去掉一份国内杂志。粗略浏览了一下摘要，16篇中证明针灸有效的11篇、部分有效3篇、无效2篇。当然这些证明有效的结论还需要综合其它类似研究做出系统评价，但就单篇论文来说，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去探究一下作者有没有什么商业利益，并就其研究方案的设计和结果分析提出专业意见。

谈到循证医学数据库的系统评价，替代医学内容其实只占5%左右，绝大多数是“现代医学”的内容。循证医学结果被认为是检验临床疗效的金标准，那么现代医学在其中表现怎样呢？在这引用中国循证医学中心主任李幼平教授三年前的一段话供参考：

    三成“确定”七成“不确定”

    循证医学能解决哪些问题呢?李教授介绍说,循证医学的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把有关某个问题的所有临床研究证据全部收集起来,即使无论有证据证明“yes”还是有证据证明“no”都算结论,截至2005年8月,在Cochrane协作网所有2435个系统评价中,也只有30%的证据能确切地说“yes”或“no”,其余70%则都不确定。这些都充分说明,人类征服疾病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即使是一些世界上流行的大病种,采取眼下最流行的治疗方法,也没有证据证明其究竟是有效还是无效。以腰背痛为例,循证医学证据显示,全世界因为腰背痛而请病假者占所有开病假条者的1/3以上,但是从最便宜的到最昂贵的128种腰背痛治疗手段中, 竟然没有一种被循证医学证据证明有效。

    总而言之,就目前来说,循证医学能提供证据的也仅能解决30%的问题,其余70%的临床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未来高质量、大规模的临床研究和观察结果。

请问疯和尚，如果你哪天腰背痛，是在家里等着自愈呢，还是去找医生看呢？要知道治腰背痛的没有一种被循证医学证明有效，很有可能是“伪科学”哦。

恩斯特出生于德国慕尼黑的一个医学世家，到他已是四代从医。1978年恩斯特考取行医执照，并先后获得医学博士、哲学博士学位，10年后任汉诺威医学院教授。1990年，恩斯特应聘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物理医学和康复系主任，不到四年的时间将该系从一个只有20名雇员的小机构发展成当时欧洲最大的康复医疗中心。1993年，恩斯特厌倦了管理工作，裸奔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白手起家创建了补充医学系并成为英国第一位（也号称世界第一位）补充医学教授。如今在替代医学界，他已颇有名望，获得过各种奖励十多项，担任三十余种学术期刊的编委，并主编两份学术杂志，虽然这两份杂志都不被世界最大的医学文献数据库Pubmed收录。

和很多替代医学的反对者一样，恩斯特也经历了一个从深信不疑到怀疑再到不信的过程。恩斯特的父亲常用顺势疗法给人治病，他深受家庭影响，最初行医也是在一家顺势疗法专科医院，还学习了针灸、按摩、草药等治疗方法。但随后在实验室的科研经历使他以现代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医学，很快就成为一名激烈的反对者。恩斯特迁居英国后，致力于替代医学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他的小组早期曾做过几项一手临床研究，但因经费短缺不得不中止，以后的工作侧重于分析现有文献资料，评估各项替代医学疗法。

如果有人对恩斯特“世界首位补充医学教授”的名号尚存疑问的话，当看到他浩如烟海的著作一定会心服口服。恩斯特是现今科学界当之无愧的超级写手、头号灌水大王。据他自己列出的一份论文清单，从1994年到2008年，恩斯特共发表文章1387篇，平均四天一篇。这些文章绝大多数发表在水平不高的学术期刊上，有近40%不被Pubmed收录。这还不包括他在自己任主编的杂志《替代和补充治疗聚焦》上发表的近400篇书评和学术总结及评论。除此之外，恩斯特还写了十多部个人专著，参与二十多部书的写作，在世界各地作了500场演讲。恩斯特与中国“伪科学”界的联系也较密切，他是《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的编委，参加过最近两次在北京和广州举行的世界中西医结合大会，并担任大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恩斯特的著作涉及替代医学的方方面面，草药、针灸、推拿、按摩、气功、瑜伽、太极、冥想、音乐疗法、顺势疗法、身心疗法…，几乎无所不包，最后的结论基本上是这些疗法无效。反中医的同志们如果检索他的文章，一定能找到自己想要看到的内容。据他去年三月发表的一篇述评，在所有替代医学疗法中只有5%证明有效，具体到大家熟悉的中医，针灸只对部分疼痛如头痛、腰痛等有效，并可减轻恶心呕吐，其它只是安慰剂；少量草药有效，如贯叶连翘治疗轻中度抑郁症，绝大多数没有足够证据。

恩斯特不仅著作等身，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替代医学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根基，欧美诸国也是如此。脊椎指压疗法是在美国得到最广泛的保险公司认可的一种替代医学疗法，2004年初佛罗里达州议会计划投资六千万美元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组建“脊椎指压学院”，恩斯特投书《卫报》称之为“严重的伪科学”。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是一名狂热的替代医学支持者。他成立的“整合医学基金会”去年发布一份指南要求扩大对替代医学研究的资助。恩斯特寄信《泰晤士报》表示强烈反对。当时适逢其新书《Trick or Treatment?》问世，他特意在书中写上“献给查尔斯王子”，同时悬赏一万英镑，奖给能够在一年内发表综述证明顺势疗法有效的人，一时吸引了众多眼球。《新科学家》杂志称他为替代医学界的“public enemy number one”。此外，他还呼吁43所英国大学停止开设顺势疗法、针灸、中药等替代医学课程，认为这严重损害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名誉。

由于其特殊身份和激进观点，恩斯特受到常规医学和替代医学界两方的批评。恩斯特领导一个只有十人左右、整体学术水平并不高的团队，在短短15年间发表了200多篇需要涉猎大量文献资料并作细致的统计分析才能完成的系统评价，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研究质量、是否存在较大文献偏倚、是否有足够的客观中立性。这里我们可以引用一组数据作为参照：几乎同时期发展起来、由近百个国家协作、上万名研究者参与并以系统评价作为主要工作内容的Cochrane协作网，建立的世界最大的循证医学数据库迄今完成的系统评价不到4000篇。

只要检索医学文献数据库就会发现，证明包括中医在内的替代医学治疗有效或无效的文献每天都在同步增长，研究方法的质量也在不但提高。带着有色眼镜、排斥证明替代医学有效的资料，甚至宣称任何宣传中医效果的为伪科学宣传，无异于作茧自缚。只要常规医学仅靠自身的力量不能包治百病–这一天目前来看还不是可预见的将来，替代医学就必然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事实上，替代医学并不象某些人一厢情愿的以为走向衰败，相反，即使在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强加的欧美国家，替代医学疗法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据去年美国癌症协会对4000多名癌症幸存者的调查，约有三分之二以上患者采用各类替代治疗，其中又以年轻、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较高的人群更为明显。怀着一副救世主心态、认为自己最有科学素养、相信和使用替代医学的人就缺乏科学精神，是典型的妄自尊大综合症，非常需要科学以外的替代和补充治疗。

2008年8月9日，方舟子写了篇《也说说施一公究竟是不是全职回国工作》，星宿派（鸣谢寻正）同修看到教主指明了新的斗争方向，纷纷在新语丝论坛提供素材。短短三天后，方舟子就炮制出一封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举报信。有关施一公是不是全职回国工作、申请杰青有没有违规，饶毅已经两次著文澄清，在此无需多言。当然，对在美国只享受过高年资博士后待遇、搬个家只需打个贱卖汽车沙发的小广告就能拍屁股走人的方舟子来说，理解大牌教授全职回国相关事务的烦琐有些困难。理解不了不是他的错，但如果故意造谣混淆视听就很下作了。

方舟子在举报信中说“施一公去年曾给《普林斯顿校友周刊》写信声称中国老百姓是不配享有美国式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的，也许因此不屑于让中国公众知情，那么至少也应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一个中国式的解释。”不少人知道在中国拿政治异见来压人的威力，方的这个举报用心可想而知。施一公原话是这么说的，“There i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democracy in the U.S. style simply does not work in China”。相信任何一个过了英语四级、包括给纽约时报写信自称Royal reader的方舟子，不会不知道这句话根本没有他所说的这个意思。其后又很多人指出这一错误，但方舟子从未做出更正。

8月13日，施一公的学生、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在博客中为老师辩护，方舟子以牙还牙，写了篇《很懂英文的“清华大学最年轻教授”颜宁》，说她英文不行，不懂“simply does not work”的意思，却全然忘了几天前“读不懂”施一公文章的尴尬；中文也不行，不懂“无间道”的意思，而颜宁在文章中明明说的就是“方舟子是在玩无间道吗”。

当然，从学术上贬低颜宁才是方舟子的主要目的。他说，“不过这是颜教授用其超级英语翻译出来的（‘青年科学家奖’（北美地区））。这个奖的原名叫‘The GE & Science Prize for Young Life Scientists’，用英语4级的译法，该叫‘通用电器和《科学》青年生命科学家奖’，被颜教授超级掉了‘通用电器和《科学》’、‘生命’，于是这个奖也就成了涵盖所有学科的世界大奖，变得无比超级了”。 根据这个网页（http://www.sciencemag.org/feature/data/pharmacia/pr...），在颜宁获奖的2005年该奖确实就是叫“青年科学家奖”。善于用google挖人老底的方舟子这次却看走了眼。

方说，“这个奖的目标是表彰世界范围内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并奖励他们在分子生物学领域的研究，被颜教授超级成‘奖励每年最优秀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论文’，好像它把所有的生命科学博士毕业论文都挑选了一遍似的”。事实上，该奖对“分子生物学”是这么定义的：“For the purpose of this prize molecular biology is defined as “that part of biology which attempts to interpret biological events in terms of the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molecules in a cell.” 也就是说这里的“分子生物学”指的是在细胞水平从分子的生理、化学性质解释生物现象，其涵盖内容远远超过了方舟子所理解的那个狭义的“分子生物学”。

方又说，“其实想得这个奖是要自己去报名参赛并提交一篇介绍自己的论文工作的千字文和导师的推荐信的，获奖者最多算是参赛者中的最优秀罢了，因为肯定有许许多多更为优秀的博士论文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参赛。…这个奖是5个评委根据递交的材料评出的，能得这个奖恐怕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导师的人脉。”

该奖的评选材料有这么一条：
Typed listings of the following information:
1. All published/in-press papers based on the thesis work. List full citation, including title and authors, in order.
2.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awards and honors the entrant received as a student.
3. Relevant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work, presentations, etc.).

申请该奖不仅要列出相关研究经历，还得说说自己得过什么奖励、发表过哪些论文、有没有人引用。可以想象，哪怕方舟子的导师得过诺贝尔奖，人脉通天，象他这样一个做了十年研究只发表过一篇第一作者的三流论文的生化博士，恐怕连送交评选材料的勇气都没有，有什么资格对别人的学术水平说三道四？

今年年初，大概是为配合“千人计划”的实施，中央几大媒体宣传施一公的事迹，其中CCTV说“施一公获过生物学界极高荣誉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方舟子又坐不住了，在《施一公的“极高荣誉”》一文中质疑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的含金量。说这个奖是生物学界极高荣誉，的确是夸大其辞，我相信这是记者的添油加醋而不是施一公本人的原话。这个奖尽管算不上“极高荣誉”，口碑还是不错的。虽然颁奖历史只有20年，又只奖励不到40岁的青年科学家，在23位获奖者中，已有10位美国科学院院士、13位HHMI研究员。对媒体的过度宣传，方舟子本人应该是深有体会，如把一个科学界外的流浪汉美誉成“中国科学界的良心”，他不也是欣然笑纳么？何以对别人吹毛求疵?

更可笑的是，不知“结构生物学”为何物的方舟子，在文中写了这么一段话，“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有施一公在节假日坚持上班，看显微镜的镜头。虽然人们一提起生物学就联想到显微镜，但是施一公研究的是蛋白晶体衍射，在细胞培养台上操作显微镜干什么？”此语一出，众人皆惊。方舟子赶忙偷偷删掉这一句，改成“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上有施一公在节假日坚持上班，用显微镜看细胞培养盒的镜头”。敢问方舟子，“细胞培养盒”是什么东东？

1月10日，方舟子在新语丝论坛率先发布“清华的教授透露，清华给施一公的年薪170万元”的小道消息，很快在网上就施一公的“高薪”问题闹得沸沸扬扬。21日，饶毅在博客中辟谣，说施的年薪不到百万，方舟子随后在《公立大学教授的工资应该透明》一文中辩称自己不是谣言的始作俑者，而是某清华教授：“有该学院的教授在网上曝光说，施教授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170万元。即使换算成美元，也不比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工资低。但又有人说这是谣言，清华大学给施教授的年薪不到100万元。”据他自述，这里说的“网上曝光”，指的是方舟子散布谣言的同日在新语丝的一篇署名“未明”的文章。该文尚未登出来，方舟子就猴急地先当一回发言人。问题是，“未明”未在文章中说明他是清华教授，也没有说过“即使换算成美元，也不比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工资低”这样的话；在方舟子发言之前没人见过这个所谓的“网上曝光”，在饶毅辟谣后“未明”也没有在新语丝发文辩护。方舟子的这个谣言造成的恶劣影响甚至波及到了著名的自然杂志。某年轻记者不做调查，把谣言当成事实于28日发表文章，但自然杂志很快就作出更正。在这一事件中方舟子充当了什么角色，相信人们自有公论。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施一公事件”中，方舟子的不少言论充斥着歪曲、臆想，不惜以假“打假”，造谣生事，超支自己的信用，却处处以“打假斗士”的面目示人，是不是有点黑色幽默？

2. 一个星期前科学编辑部就公告称要“根据中国或世界其它地区流行的伪科学与反科学主张而制定以下清单，德赛公园的博客应当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不传播与散布此清单上的主张相同及相似的言论”。既然发布这样的公告，想来已有了较成熟的想法，但到现在也没见这个清单长的啥样。没有这份清单“指导科学博文的写作”，有的博主就战战兢兢，说“在德赛新推出的严打方针威慑之下，我很担心自己会不会很快也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被驱逐出去”。科学编辑部可否加快进度，让大家吃颗定心丸。

3. “南郭展馆”大概也是科学编辑部的工作内容。首先向各位的无偿劳动表示敬意。科学编辑部去年12月31日称要“向德赛公园的读者及博主征集志愿者，在三个月内完成Quackwatch.com的一期翻译工作”。现在已过近一月，完成的工作量不到十分之一。不知科学编辑部是否有把握如期完成。言必信行必果，如果科学编辑部当初没有充分估计到这份工作的难度，象这样或类似表决心的公告是否少发为妙？

首先说大背景。金大中和曼德拉搞民运时韩国是军人独裁，南非是种族隔离。犯上这两条在当今国际社会几乎是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中国的政治虽然独裁，但远没有堕落到这种程度。拿韩国和南非比，没什么可比性。

其次，作者特别提到两国的经济状况，言下之意大概是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不错，但民主该怎么搞还怎么搞。这点赞成，但作者写的有些夸张，反倒显得底气不足。如说“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韩国经济起飞阶段”，事实上韩国的经济起飞从60年代就开始一直持续近30年到汉城奥运会后，正是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三个军人独裁时期。70年代末80年代初跟其它时段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唯一一年负增长就是光州民主运动那年。再如“南非以非洲大陆4％的领土面积，创造了非洲大陆40％的GDP”，不知是哪一年的事。距英国历史学家Charles Feinstein的专著“南非经济史”，1913年南非GDP最高，其次是摩洛哥、加纳和埃及。这三国都约是南非的一半；到种族隔离行将结束的1990年，这个格局没有太大变化，但人口大国尼日利亚后来居上。去年南非GDP仅占非洲大陆五分之一强。就韩国和南非两国来说，经济增长跟民主运动没什么必然联系。民主了不见得就发展更快，不民主照样发展。

再说“里通外国”。金大中流放五年，并没有得到美国的特别支持。他回韩国后卢泰愚照样选上总统。金大中当总统是12年后的事，是韩国人自己选举的结果。曼德拉坐牢，更谈不上里通外国。欧洲人只是道义上的声援，远没有象现在对苏丹这么亢奋。里通外国的是图图。曼德拉能放出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非出了个开明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曼德拉坐27年牢西方一直呼吁放人都没放，德克勒克一上台就放出来了。把这功劳归到外国头上不公平。要说“里通外国”，孙中山倒是个现成的例子。那时候要有诺贝尔和平奖，非他莫属。

最后说“民主老大哥”美国。美国在光州民主运动中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全斗焕敢放手镇压就得到了美国的默许。美国救金大中一命也不是为了民主，而是担心事情闹大了朝鲜混水摸鱼。对曼德拉就更损。曼德拉和非国大从上世纪80年代就被美国列入“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名单，到去年才删掉。要真是推行民主，这么搞是不是有点精神分裂？

什么事情只要扯到民主，就有了天然的道德优越感。民主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但是，没有永恒的民主，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点已被无数里通外国的中国民运精英们所佐证。

再看看何士刚。施一公这个真研究员回去，他这个假研究员就坐不住了。去年八月写了两篇“不懂什么叫裸奔”、“旗帜鲜明地捍卫正确的制度–基金委今年不应该授予施一公教授杰出青年基金”，被不少网友留言痛贬，情急之下“晒晒引用”，更是贻笑大方。这次他又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方舟子刚刚在网上发布“施一公年薪170万”的小道消息，他就抛出个Taxi Driver Index，煽风点火，抱怨教授工资低，酸溜溜地说“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位神经生物学家，拿到了加大最高工资，20+万美元”。那人就是把他赶出神经所的蒲慕明，至今念念不忘。还说“清华教授的平均工资8.5万与我了解的情况十分接近”。两年多前北大副教授阿忆在网上哭穷，说一个月基本工资4786过不下去，恶评如潮。现在的清华教授基本工资一年8.5万我信，可谁都知道基本工资与实际收入差别大了，各种名目繁多的岗位津贴补贴加灰色收入比基本工资多得多，一年拿百万以上的都不稀奇，你拿个8.5万来忽悠谁呢？

何士刚未必就是真小人。可跟施一公比起来，人穷志短水平低，摆什么样的pose骨子里还是一副萎缩男形象。

2005年5月，美国神经科学会宣布，在当年11月举行的年会上将邀请达赖喇嘛做名为“静坐的神经科学”的演讲。这一年会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之一，2005年与会人数约34000人，至今为历届之最。在此之前，佛教静坐与冥想对神经活动的影响就已开始引起学术界的注意。2003年10月，《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佛教与神经科学》的长篇文章，报道了达赖喇嘛与学术界的合作。2004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在《当代生物学》杂志报道了有长期打坐经历的喇嘛们在双眼竞争（一种常用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方法）时知觉的动态变化与常人明显不同。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同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理查德·戴维森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的论文。他们发现喇嘛们的高幅伽马脑电波与低幅脑电的比例高于常人，在静坐时进一步显著增加，提示脑力训练可能引起短时程和长时程的神经变化。年底《自然》发表了《佛教对脑的影响》，报道了这一研究成果。

这样看来，邀请达赖喇嘛演讲似乎是水到渠成。因达赖的敏感身份，神经科学会宣布这一决定后在华裔科学家中引起强烈反弹，由西北大学的饶毅、国立健康研究院 的鲁白、多伦多大学的卓敏、佛罗里达大学的顾建国等人牵头发起了反对达赖演讲的活动并征集签名。他们极力淡化政治因素，因为这个理由不怎么能拿上台面明说，说了在西方学术界也没人买账，反倒落下话柄。饶毅后来在给神经科学会的一封信中开始就急于表白：“我是一名20年前从中国来美的神经科学家。我反对任何政治独裁或镇压，也是大赦国际的成员。我于2004年共同署名发表于自然增刊的一篇批评中国政策的文章（见注）在中国被禁”。这就很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即便如此，活动本身仍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到八月份正式递交时共有568人签名，其中23人反对，1人中立，另544人支持抵制，其中就有319 人来自中国大陆地区。一些人在签名后的评论中言辞激烈，甚至有人要求大会主席马上辞职。试想，如果不是请达赖而是罗马教皇，还会有这么多华裔学者签名吗？

反对者主要从宗教和科学角度阐述理由。他们认为，宗教和科学水火不容，达赖作为一名宗教领袖，其信仰的教义与神经科学原理直接相悖，请他到一个高规格的学术会议上做报告会误导公众；饶毅则从学术角度，指出戴维森的研究存在严重缺陷：他们研究的喇嘛年龄在30多岁到60多岁，平均年龄49岁，而对照组却是20岁出头的大学生。这就不能排除他们观察到的结果是因年龄不同而非单纯因静坐所致。但是，并没有证据说明这两个年龄段的正常人脑电波活动有明显不同，因此戴维森的结果仍有意义。这篇论文至今已被引用60多次，其主要结果已被其他学者的研究所佐证。饶毅还对研究者的客观中立性提出质疑，他认为没有任何声明与达赖无关的研究者能严格证明静坐能改变脑功能。戴维森本人就是静坐练习者，又是达赖的多年好友，正是他促成了达赖的演讲。这个质疑完全合理，但并不能据此否定研究的非科学性。论文投稿时须注明与研究对象有无利益关系，以供审稿人判定作者有无主观偏向。论文最终能够发表，说明还是得到科学界的承认。卓敏则提出一条有点可笑的理由：他在Pubmed文献数据库中用“达赖喇嘛”做关键词搜索没有找到任何论文，因此达赖没有资格到学术会议上演讲。这些人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达赖是作为一名社会知名人士而不是科学家被邀请，他的演讲主题既不是政治也不是宗教，而是“神经科学与社会的对话”。大会设立这项活动的主旨是探讨学术界与社会人士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在这个大前提下达赖演讲没有任何不妥。而事实上，达赖与科学界的交往由来已久。早在1979年他就访问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并开始了与西方心身医学研究的先驱赫伯特·本森的合作，那时卓敏还只是一名中学生。

《自然》和英国《卫报》等报道了抵制活动后，很快有人针锋相对地发起了支持达赖演讲的网上签名，还有很多读者给编辑部和大会组委会发电子邮件表示支持。在反对达赖演讲的签名信递交四天后，大会主席巴恩斯女士即通知鲁白他们的最后决定：达赖演讲将如期举行。在11月12日这天，共有14000名与会者聆听了达赖的演讲。我当时提前 15分钟去主会场已找不到位置，只能到另一间会议室观看视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顾建国撤去了大会稿件，众多签名的有头有脸的教授们全都不知去向， 只有一位来自纽约的中国女研究生到会场外抗议。

纵观这一事件，一些华裔学者既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心态，也缺乏在科学上对异见的宽容。神经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之一是人类的意识活动，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刚刚起步，由于研究对象、条件和技术方法等种种限制，存在这样那样的瑕疵情有可原。静坐冥想对脑生理活动的影响继而对其它身体机能的调节绝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而这方面的研究又受限于人类目前对脑功能本身认识的严重不足。任何科学领域都有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过程，如果看到自己不能认同的观点就要加以抵制，甚至连发表意见的机会都不给，实际上是以科学之名行扼杀科学之实。以在神经科学界成就卓著的饶毅来说，他擅长的主要是分子和细胞生物学，而不是神 经生理学，更不是神经心理学。他在那封信的最后写道，“如果20年后佛教打坐能被证明有巨大的好处，我很高兴被人嘲笑；如果没有，在年老的时候再回顾这一事件我会感到欣慰。”他说这段话显然是过于自信了。至今有关静坐的研究论文已有一千多篇，其中有近三分之一发表于2005年后。虽然目前仍缺乏机制上的了解，很多论文的研究方法尚待改进，但已有不少结果提示静坐冥想对慢性疼痛、抑郁症、焦虑症、癌症治疗副反应等确有改善作用。而饶毅发表在顶级杂志上的诸多成果到底有多大的实用价值，用20年时间来衡量恐怕还显得过短。

前几天德赛网上科学编辑部颁布了“指南”，并有人提出，科学问题相对容易判定，气功、中医之类将会被列入伪科学的黑名单。在医学上，静坐冥想和气功中医一样被归入替代/补充医学范畴，不知道这是不是也属于被禁之列？说句“犯禁”的话，我对编辑部成员是否有足够的资格和能力判定伪科学并指导科学博文的写作表示深刻的怀疑。这个编辑部与美国神经科学会有天壤之别，制定的章程却足以让其相形见拙。在现实生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高举科学大旗喊打喊杀、处处以科学精神的代表、主流科学界的发言人自居的人，恰恰是缺乏科学精神、容不得一点异见的科学半瓢水。如果赛园按这样的章程发展，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另一个新语丝。

注：这篇文章是2004年11月18日饶毅、鲁白和邹承鲁共同署名在《自然》杂志《中国之声》增刊中发表的《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当时在国内网络和平面媒体有报道，但从未听说过有被禁一事。好事者可考证。

再注：经查证，饶毅此文确有被禁一事。 以下摘自《科学》2006年3月17日“中国豪赌大科学”一文。

“在其中的一篇，三名优秀中国学者－－饶毅，美国国立卫生院的神经生物学家鲁白，以及中科院生物物理学家邹承鲁－－认为科技部的经费管理缺少透明度， 官僚机构拥有太大的权力来支配科学家。作者建议剥夺科技部的经费预算权力并 强化同行评议的课题资助机制。在另一篇文章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并兼 中科院上海生物所神经生物所所长浦慕明强烈批评了资源浪费和很差的科研诚信 度。他认为这些弱点在大科研项目中将无法避免。中国的媒体也对科技规划开始 了广泛的批评。

科技部向新闻出版署表达了不满。于是这个监管部门强行阻止了这场争论并禁止《自然》杂志的中国增刊在国内发行，同时还警告中国的新闻编辑们不要受 国外势力的操纵。《科学与文化评论》的主编刘钝表示，“让我最难理解的是他 们认为我们是国外媒体的同谋”。这份小杂志被责令停止关于中国科技机构改革 争论的出版计划。关于科技规划进展的讨论从中国媒体中彻底消失，一些异议者 也被从工作组中开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