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匪话连篇——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冉按：这是吾蜀前辈曾伯炎先生为在下拙著写的一篇关于在下的书评，兹转发于此，请诸位有兴趣者观看。欢迎各位读了过后的朋友，写任何有理有据之评论。2010年1月23日9：51分于成都

案头这本新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是冉云飞出手的新作。我很惊奇： 
 

惊奇之一是此书传主乃五四时胡适称道的“只手打孔家店老英雄”竟然在孔家店老寓的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忆及70多年前，林语堂先生写的幽默话剧《子见南子》去山东演出，曾受到反对，认为有损圣人形象。今天，却如此不拒异议异见。看来齐鲁人也很开明与开放了。 
 

惊奇之二是流河河读完此书与我读罢共同窃议的：这家伙真绝，他与民国隔了代了，居然能从书牍中文字把民国的事件与文人还原得如此真切，神形如画。其文化功力与学术修养，几乎在向五四时的前辈跟踵了，难怪龚明德教授翻读此书时赞叹道：就此书的文化含量与学术内蕴，拿去评一教授绰绰有余了。 
 

惊奇之三是云飞有日拱一卒的博文功课，又有网媒纸媒的时评稿约，且有每周去书肆掏书，还有月读书10数余本，这115万字的《吴虞日记》由他考证、梳爬、打捞出一个鲜活的民国人物，和一群知识分子并一个时代，包括成都与北京的文化风景。北京学者黎鸣先生曾对友人说冉生很像个斗士，他若翻个面读云飞，会惊奇更是个做学问的学者了。 
 

惊奇之四是这当年西蜀文化明星吴虞，不由西蜀当今文人来祖述，竟由酉阳山沟来的一个土家蛮子来发掘，出手不凡，新见满纸。文趣斐然，这又是土著蜀地之士应汗颜了。想到酉水进入湘西沅水那片神秘的武陵秀水，当年能出沈从文这种奇才，没上过多少学的沈从文却是西南联大教授，还是入囲的诺奖文学大家，还有集诗艺画艺大成之黄永玉大师，再孕育出一个当代土家学者冉云飞，也不足为异了。 
 

吴虞，是早被浪淘的历史风流人物了，他与康梁同代，冉云飞与他己隔了3代。被中国处3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推诵出的这个风云人物，读伍立杨《蜂火智囊一一民国幕僚传奇》所展示的是师爷们在宫幃内的权谋策略与政治文化，冉著则更是知识人的文化生态与社会生态，他巧妙地以吴虞那百万日记梳理出的文史作经，用社会的人贩交易、餐饮应酬、医疗卫生及购房置业等为纬。编织出一幅幅成都的风情画，就是剑桥史里的民国，也难读到的历史情节与细节，竟在此原计原味地复活。并由吴虞在北大、川大执教相交的那一代学术文化名流，在日记中记述的陈独秀、马叙伦、周作人、刘师培、黄侃、胡适、李劼人等，用事物再现历史之后，再以人物去浓化历史与展现文化，从中可看到陈独秀办《新青年》对吴虞的影响，孔子成为专制制度的文化符号怎样引发闭塞西蜀吴虞的出头，他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受到陈独秀的赞赏。甚至当年成都不准男女同观戏的禁令，也受到讲男女平等的吴虞著文反对。这种激进更表现在他与李劼人等申请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偏安西南的巴蜀在五四时的板结文化土圵怎样受这时代浪潮席卷与躁动，理出了清晰的脉络绘出生动的活态。而吴虞这种旧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从人物的多面更显示得淋利尽致。 
 

冉云飞在史学方面用功己多年，10年前他著的《从偏旁进入成都》就对成都这文化城市有独到的文化发掘与解读。这新著应是更上台阶之作了。在当今民国热热出许多吊书袋翻箱底的历史著述中，不少是抄些陈籍翻些故纸，若冉云飞这么别开生面地从日记中整理出幅幅风俗画、人物像、文化史者，有几？这是一种做学问的苦功夫与硬功夫，他认为：吴虞日记是一丰富矿藏，是研究近现代四川重要史料，其中经济的、出版的、新闻的还可发掘出系列专题。这些见识未必为那些弄课题牟利者重视？看来，礼失，求诸野，史失，也求诸在野如冉生这样的客串者了。自从半世纪前由旅美史家唐德刚开创口述历史以来，风靡世界，冉云飞这种从日记去搜集与挖掘历史，何尝不是以日记这种现成的心述历史在延伸与继续呢？但愿他以盛年旺盛的创造力，在史学界绽放更鲜丽的花果。 
 

 冉按：这是梁文道兄于1 月18日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里对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所作的评论，感谢文道兄的誉扬。文道兄有个口误说吴没生过孩子，他可能是想说没生过儿子，其实吴有过儿子，只是因父亲逼其到乡下自立，误医而死，故父子关系甚僵。我对原文两处音误作了校对，其于一仍其旧，内容大家可以对照音频视频来看（后附原文及音频视频网址）。2010年1月21日9：22分于成都。

梁文道：平常我们在读中国现代史，不管是文化史、思想史或政治史的时候，我们特别容易注意一些了不起的大人物。就拿学术界思想界来讲，我们可能关心陈寅恪、可能关心胡适、可能关心陈独秀。但是在那个年代里面还有很多人，他们可能处于一个中游的地位，就是说他不至于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明星那么显赫、那么重要，但是他又不是完全的默默无闻，而这些人往往都被历史淹没了。

那么看这些人有什么好处，就是第一，他不是那么的像一个明星的话，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他跟平常人之间的关系。第二就是这些人物，他可能比较像是一般的、典型的、中游的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第三，这些人就算他有些不是那么典型的性格，不能够拿他代表大多数人，也能够从他一些独特的性格，或者一些生命轨迹上，看到我们中国现代某些转折点上面的一些特色。

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本很特别的对人物的研究，就是这一本《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这本书是成都有名的作家冉云飞写的。冉云飞身为成都人，其实除了在平常写时事评论之外，也关心了四川地震这些事情之外，同时也写过不少关于四川跟成都的往事。而吴虞就是一个大半辈子基本上都住在成都的一个民国的文化人。

这个吴虞是谁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没听过。但是比如说我讲一下他的丰功伟绩，胡适当年称赞他是中国思想上的清道夫，然后又有人说他是一个什么呢，说他是只手打孔家电的老英雄，那么可以说他是当年新文化运动里面的捍将之一。只不过他的影响力未必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大人物那么大，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忽略他了。那么冉云飞为什么要研究吴虞呢？就是把他当成一个个案来看，而研究吴虞，他主要的入手材料是看吴虞留下的大量日记。当时很多人写日记，但是吴虞的日记写得特别详尽，里面毫不遮掩表达出他的各种看法，看这些日记材料你能看出这个人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

首先我们一般的研究一个人物，很多研究者都会莫名其妙的去认同他的研究对象，觉得他的研究对象一切尽善尽美，几乎像圣人一样。但是冉云飞就说他研究出一个病人来了，这个人怎么个病法？我们看吴虞，他一生反儒教、反孔子，是个新时代的人物，留学过日本两年，回来讲新学。可是我们看看，他里面就常常提到他怎么去买妾，一开头这本书就是讲到民国成都的人犯交易，就是人肉贩子。而这个吴虞是一生没有生过孩子，是他锥心之痛，他这么一个反传统的人，但思想上居然却非常保守，总觉得女儿都是赔钱货，硬是要生儿子，而且喜欢嫖妓，喜欢买女孩子回来当妾。

常常对人家谈这个妾怎么好，如何好，又甚至借钱买妾，他当年在北大教过书，他去北大教书也去嫖妓，嫖了妓之后。人家很多北大学子偶尔也去嫖妓，但他不一样，他像以前的老文人一样，嫖了妓之后还要写嫖妓的诗，还要把这个诗投注到很多的报刊，比如说《晨报》、《顺天时报》等大报。投到这上面，似乎自娱还不够，还要与民同乐，这都完全是个老派人的一个感觉，给人一个很奇怪的状态。

而且这个人在冉云飞的笔下，我们看到吴虞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斤斤计较别人怎么看他，别人对他有仇锱铢必报，别人对他有恩，他有时候还要说人坏话，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对很多人都非常刻薄。当时吴虞这个人最有名就是他跟他老父打官司，因为分产的问题，结果使得他当时在四川这个地方找不到教职，人人都觉得他非常不孝。但是这个往事虽然为他带来很多困难，但是也让很多人觉得他果然是个反礼教、反传统家庭观念的一个新人类。

但其实他各方面都是个老人，而且我们注意看他这个人很计较自己买房子的问题。比如说冉云飞就说到，以我的孤陋寡闻我还未曾看到过谁买房子还定下纪念日以示隆重纪念的。鲁迅买房他会记载其间的辛苦、所费钱财，但不会有什么纪念日。像吴虞这样在日记里详细记载买房纪念日的近现代文化人，恐怕应该绝无仅有，那么他准确的买房日期是农历1912年3月6日，而后来他所用的纪念都是阳历，所以每年的买房纪念日期是多有不同的，是这么样子搞。

然后我们又看到，他有时候会写，比如说他看到日本当时有名的汉学家来到中国青木正儿，他看到这个青木正儿买了一些入门书很不入品，他觉得很可笑，于是就在自己的日记又记下来。而青木正儿要是看到他买的书不如意、不合水平，他会直接写信给他，这就是一个人格的分别。人家是直接给你写信来往，他在日记里面说人家坏话。而且这里面就说到他一辈子，好像都没什么特别的感情，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不仅曹孟德为然，恐世上骨肉亦多不免，这也是他说的一段话，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说了半天这样的一个人，这么刻薄寡恩，而且对待老师也不好，他对待他的老师也是诸多微辞。但是问题是他那么反对他的老师，其实他对他老师的态度反而是来自他老师那的，也就是说他在各方面都受制于旧时代。比如说他读书，号称是读新书、读洋书，那么冉云飞研究他读的书，发现他很多洋书是囫囵吞枣的读。外文也不行，去了日本这种短期训练班，其实是种学店，没有把日文学的怎么好，所以后来读日文也都还有困难。

这就是那个时代，很多新时代文化人的一个特点，然后我们要注意到，就是当年这些人，他在四川这样的一个地方，并不是当时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怎么样知道外面的事情，怎么样跟外面保持往来，就要靠有人发行那些外面的报纸进来。

在这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有些人物是特别有意思了，比如说冉云飞在书里面就提到，当年让吴虞看到《新青年》杂志的叫做华阳书报流通处，是位叫陈岳安的人所开的。可惜的是这位在20世纪初期，与傅樵村先生一样有名的报刊发行界人才，其身世至今难以为人所知晓。

而这书后面有很多的材料，讲的就是这些我们现在忽略掉的网络。的确我们都注意到谁在办《新青年》，谁在《新青年》上面打笔战、写东西，但是假如当时没有这么一些人去发行这些杂志的话，它的影响怎么建立起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关注名流底下的社会结构跟中层网络的原因了。

原文及音频视频网址：梁文道读《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刻薄的新时代文人

http://book.ifeng.com/psl/kjbfz/201001/0120_3554_1518354.shtml。

冉按：今天上午要去给一拨未来的新闻人做个关于推特传播的小型演讲，所以无暇写新文章。兹将清流石兄所写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贴出来，供有兴趣者一观。大家看我的博文和读我这样的书，可能观感不大一样，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做学问和读书。但社会逼得你没办法，不得不出来说几句，这就像胡适先生说，对政治我是没有兴趣的兴趣一样。人生有诸多身不由已，复何言哉？2010年1月9日9：18分于成都

记得去年读到这么一段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的历史经历了一种颠覆，早期‘历史和人’的思维范式被‘历史和人的生成’所取代，宏观的大叙事被割裂地小叙事所取代，历史的纬度不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的，而是通过历史的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我很难描述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时候的感觉，仿佛如遭当头棒喝，大梦初醒，虽不能说有十分的把握，但已确信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给这段文字做注脚的有很多，比如手头这本冉云飞所写的《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早在几年前我便知道冉云飞这个人，也知道他在写这本书。冉云飞对待历史的态度，他在《从历史的偏旁走进成都》的自序里的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中国的史书，看上去抱负宏大，颇成规模，其实不外是帝王起居注和断烂朝报。好像除了官方那些所谓的大事，其它便付诸阙如，自然民众的喜好和个体的生活便没有位置。……而中国的史学研究者，似乎根本就不屑去关心民众的生活，而只对帝王将相有着不懈的热情，甚至变向肉麻的讴歌。”在《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里，冉云飞承续了他关注个人、把民众生活写活的写作方式，通过对吴虞日记的梳爬，从吴虞生活的环境和日常交往着手，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可爱复可怜的吴虞，也让我们看到吴虞所处的那段民国时代是如何自由丰沛。

吴虞暴得大名或是因为胡适对他的称赞，说他是“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但若因此而认为吴虞是个了不起的大英雄的话，那么读完这本书，或许便有些失望了。与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来看，英雄人物，若不是大仁大义，至少也该是大智大勇，更何况是个“老”英雄呢，一说起来，合该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廉颇这样的人物，引人景仰。可读完《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却丝毫看不到这样一个老而弥坚志气坚定的人物，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平常的老人，这个人精打细算，对每一笔收入之处都会记录在案；这个人有深切的不安全感，他会把置房日当作纪念日每年都要庆贺一番；这个人喜欢听自己的好话揭别人的短，甚至不惜把每一笔新仇旧恨都记在日记里；这个人倒是很坚定，与其父自幼反目，至其死后仍不罢不休，以“老魔”称之……可以说这样的吴虞与“老英雄”这三个字联系在一起，用过于牵强来形容都有点过分。至于吴虞对不对得起“老英雄”这三个字，胡适是不是谬赞，冉云飞在书中有中肯的表述，在此不再赘述。

冉云飞最初也是抱以尊敬的态度来研究吴虞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却发现这个老人身上有远胜于“老英雄”三个字的不可琢磨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冉云飞提出了他的观点：“好人”与“坏人”的思维模式，是培养我们做思想上的懒汉的便捷方式，这样的方式用得太久，便会使自己钝化为没有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的人，从而丧失辨别力。（P4）我想这也是西方历史为什么要以“历史和人的生成”取代“历史和人”的缘故。唯有当我们把这些历史的碎片搜集并尽量粘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发现其中的寓言和文化象征，对于个人，才可以体味其中的骄傲和不堪。

冉云飞对细节的把握是很用心的，比如在“民国成都人贩交易”一节中，拈出1939年11月20日吴虞日记中对子女婚嫁大事的轻描淡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亲情寡淡的吴虞；再比如，冉云飞细大不捐地拣选出吴虞日记中记载的别人对他的溢美之词，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自卑之底子里有相当自我之膨胀”的吴虞。把这些细节堆叠起来所呈现的丰满的吴虞无疑要比“老英雄”三个字所勾勒的吴虞真实得多也可信得多。当然，对细节的爬梳是需要时日和功力的，但如果没有细节，又何谈真实和饱满呢？遗憾的是，“我们许多文化和史学研究者忽视这些鲜活细致的记录，总是追逐那些大家都用烂了的材料，发表一些人云亦云的浅薄观点，以此自傲而不自知。”（P19）这让我想起了史学大家陈寅恪。

难能可贵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冉云飞发现吴虞其实是个“病人”，但一向自认为狂妄的冉云飞却并不愿意以良医的面貌出现，而是在书中处处表露出对当时人之同情之谅解。比如对吴虞纳妾之举，冉云飞除开从吴虞独子早夭而急于求子以传续香火来分析之外，同时考量当时社会风习，以为吴虞此举其实大有可谅之处，并不以现在的道德眼光简单批判。再比如郁达夫和吴虞的交往，郁的有些言行现在读来似乎有“献媚”之嫌，但冉云飞不这样认为，倒是从郁达夫彼时所处之环境着手，让我们看到那不过是精神抑郁和生活苦闷时的当然反应罢了。同情之谅解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钱穆先生在《国学大纲》的弁言中已有阐述。冉云飞说，“起死人于原下，鞭尸而快之，并不能使我这样揆诸彼时情形的人得到快感。”我觉得这话倒是谦虚了，对于吴虞及当时人的同情之谅解，可见冉云飞悲悯之情怀，以及对现在真实之改进的真切的责任感。

除此之外，我对《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中所描写的民国时期大学的风物向往不已。如蔡元培先生对日本服部宇之吉博士批评北大“近遂不尊崇孔子，且又废讲经”的回答，“……北大何尝废讲经？不过北大于孔、墨、老、庄、管、晏、荀、韩之学说，均一视同仁，平等研究；而对于诸人，亦即平等待遇，不似君主专制时代，推孔子一人独尊，高立于诸家之上耳！”可想见其自由风气如何煦暖。环视当下独尊马列之情形，禁不住叹息为何不早生几十年。

几年前听冉云飞讲座，每次开讲之前，冉云飞总会给大家推荐三类好书，分别以“痛”、“好”、“妙”喻之，其“妙”书多是内容丰富，文采斐然，令人爱不释手。我以为，这本《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也是一本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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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这是我应朋友之约请，将林赶秋兄《诗经中的动物》一书的序，在结尾作了些删增，而发给他们报纸用的文章，文章已登出。这两天没空，故发此文以飨朋友。2009年12月25日于成都

欣赏诗歌要具备什么条件？这是言人人殊的事。白居易教导我们说，诗歌要老妪能解，可是他的一些好诗老大妈也是读不懂的。写过诗的人都知道，但凡欲自立门派、自倡诗论的人，总是要来点离经叛道，出其不意，有时难免有为反叛而反叛的嫌疑，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事实上连白居易本人也未必遵守老妪能解的定则，但他这话的客观效果却是，令当世或者后代为此聚讼不已，从而使自己声名大噪。

《诗经》虽然采自民间，但当时的老大妈是否都能解呢？怕也未必。老大妈能解这个对待诗歌的标准，在四九年后被无端放大——因为老大妈被天然地视为人民——使得今日许多人一看到新诗就头疼，其判决书上赫然写着三个字并打了大红叉：读不懂。不懂当然有老大妈自身的原因，姑且略过不表。只是一些诗人为了陌生化效果，为了语言的排列组合而自创新意，这也不能一概否决。但如果仅有形式上的花哨而无内容上的动人心怀，怕是再有文化的老大妈也不耐烦去读，焦大不爱林妹妹恐怕不只是社会学问题。

但话说转来，要体味古人的诗作，非具备动植物、天文历法、职官称谓等一系列文物典章制度的知识不可。你若是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苏轼的“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的星座位置都成问题，因为“天狼星”在猎户座的东南方而非西北方。但当你将它的隐喻连在一起，如射天狼为抗西夏，就像屈原最早用在《东君》里的“举长矢兮射天狼”是隐喻灭秦之志一样，那么方位感的错误就被隐喻给替代了，科学让位给了艺术。如果我们读骆宾王的《讨武曌檄》碰着“虺蜮”，对于不求甚解者当然不是问题。但遇着较真者则大有困惑，因为古人对此莫衷一是，阐释滋繁，不过你只要了解弹涂鱼的习性，再仔细加以对照，就可以解释“蜮”为何有含沙影射的作用。想起几年前有人将“七月流火”解释为暑热，意思完全相反，大概也是对古诗包括《诗经》中的天文历法了解太少所致。

孔夫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仿佛诗歌是一种万能打药，吃下它便成了百科全书。可令人吊诡的是，现在刚好相反，你要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才可以将《诗经》读懂，至于是否能琢磨出诗味，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孔子多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照诗歌，中意诗歌的博物学作用。而现在你不仅要懂些古典文学的基本常识，还最好成为一个业余的动、植物学家，才有可能对《诗经》的了解达到登堂入室的境地。孔子虽是名师，但做他的学生要想有点成就也大不易，学生三千，贤人仅只七十二人，四十比一的“合格率”，其残酷堪比如今的应试教育。虽然“近来世事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正在成为一种时尚，但我是得承认孔子的一些见解，的确远高于后世那些跟屁虫一样的阐释者。

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这样决绝的话，把古代的知识分子推到一个没有退路的绝境。即便你对知识抱有罗素意义上的纯然热爱，求知的渴望达到了对未知世界加意喜爱的地步，也无法完全做到什么事都知道。立下这样的高标，使求知者步入人才济济的“耻辱”殿堂就是必然的。儒家的一些大人物喜欢把话说得非常满，自己做不到，但可以限制别人去做，这在他们看来也是一种成功，比如“存天理、灭人欲”。把自己搞废了不说，似乎把全体人民群众都搞废，变成了他们的终极理想。对于喜欢说“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苏格拉底和蒙田，他们有可能被儒家送进庠序里接受“三百千千”的再教育。

我不是白居易的追随者，也不认为老大妈看得懂是所有写诗者的动力。休谟说趣味无争辩，从消极意义上看，这是诗歌欣赏的最佳排除法。趣味的确是个众口难调的东西，我们很难想像全世界人民都喜欢一首诗，争嗜一道菜，而别无分号的窘境，只能为此感到悲哀和恐惧。古人用关睢来像征后妃之德，虽然这个解释在我看来很无趣，但也可聊备一说。不过你用这一说，来束缚我对这句诗的理解，并且认为只有这种说法才是唯一正确的阐释，还要拿这答案来考试，这便是我反对你的因由。

说到底，人毕竟自我中心的物种，这样你就好理解《诗经》里动物所具备的人事意味了。柏拉图在《政治家》中说：“我亲爱的苏格拉底，要证明任何真正重要的事物而不使用例证很难。我们每个人都像是在梦中观察事物，以为自己完全认识这些事物，然而，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一无所知。”不只是赋比兴的诗歌手法，使得诗人们频繁使用动、植物来比喻人事，而且柏拉图上面这段话，只要置换主语便可在议论《诗经》里动、植物时合体成立。“万里碧霄终一去”是咏鹰之作，其展翅遨翔碧霄之雄姿，可以一句而万备。一句而万备的境界，让我想起苏东坡的《书临皋亭》中所谓：是时也，有所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东坡这高到与珠穆琅玛峰有一拚的境界，末了他还要来一句“惭愧惭愧”，老玩童志得意满的情状，真可谓细达毫芒。

说到诗经里的动物，它们的产地大多是陕西、河南——马、牛、羊、鸡、鸠、鼠、熊罴、蚕、蟋蟀、狐狸、鸱鸮 （猫头鹰）、蠨蛸（喜蛛）、鱼、燕等，当然不少在江南也有——那是因当时发达的是这两省，采诗官们才不愿意到江南瘴厉之地去吃苦受罪呢。唐宋两大高手如韩愈、苏轼受贬岭南时的那份凄惶，今天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了。你如果没有一点历史感，一定会觉得他们喝醉了或者脑子进水了。《桃夭》自然咏的还是豫、陕两地女子出嫁的情形，但其情其景，更与江南女子的生活及内在精神气质颇为相契。自然罗，鱼毕竟江南要多些，比如乐府歌的《江南》之咏“连叶何田田”，以鱼喻人，颇得鱼水之欢的要妙，得体而不嚣张，正是江南本色。至于吃鱼嘛，还是张翰的“菰菜、莼羹、鲈鱼脍”千年后都还大大有名，张翰这条“鱼”可以不朽矣。

2009年春夏之交试作，是冬改作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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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年底来了，文债如山积，忙得混天地暗，正好有朋友给我转一篇拙作《通往比傻帝国》一书的文章来，于是今天就来一篇“他人评我”，以作博文。转来者说，这是一个大学论坛里的帖里，后来我搜索了一下，来自中南民族大学。感谢这位叫“时寒未”的朋友，马上就让我想起了王维的诗句“寒梅着花未”。无论是真名、网名，“时寒未”的名字都不错，带有对朋友的关切与问候，生活在这样的国家，自然也有政治气候的暗通款曲。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高看和批评，现特转如下，以飨对我关心的读者。2009年12月4日8：15分于成都

这是我较早的读完的一本书。因为对冉匪本人的喜爱，搜罗了一本花城出版社出版的《通往比傻帝国》。虽然这本书有幸未被列入禁书，但在外面也是颇难寻觅的，只怕是仅仅存于网络了。

      书的纸质很差，但这并不妨碍我有些兴奋的阅读。几个大标题都很有意思：器官整治运动，追捕生病的制度，不穿裤子的书生，可怜的中国教育，散步可能的风景。可以看出这本书的层次是很鲜明的，因为是以散落的文章为集，所以涉及的方面是很多的，而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便是追捕生病制度这一个章节。冉匪在一篇文中如此形容老威的生活经历：生于青萍之末，起于寒素之家，混迹草莽之间。而我则以为这三句话是同样可以适用于冉匪身上的。冉匪的生长经历其实也差不多，因了底层社会的生活经历，便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怜悯之心和抗争之力，冉匪也用文字表达出了自己对这个社会的看法以及自己想要拿回的东西。
     

关于比傻，这个观念很新鲜。在冉匪之前我还未曾见到这个提法。当然，因为有前人笼统归纳的高度，比傻大概也只能是归于国民劣根性之内。国民劣根性的范围很广，而其中很大程度都是建立与比傻的基础。老百姓们从来都很讨厌自作聪明的人，比聪明会成为忌讳，枪打出头鸟的古训也使得人们往往喜欢比傻，这样更安全一些。于是冉匪便有了这样的感叹：为什么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而且说真话，作为一个做人的常识，反而成了衡量一个人勇气和能力的标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幸。说真话在一个本应该是原则的社会中成为了聪明的标志，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灾难。这种正直的聪明被人们丢掉，而另一种变态的聪明却又被利用发挥到了极致，便是阴谋。中国人惯能使阴谋，从夏商至今，中国人的传统便是搞阴谋，尤其政治，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聪明却往往又会在各式的攀比中不断的到达一个新的高度。其实这只能说明国人的比以前更傻了，一小部分人变得更聪明，那么另一大部分必然也就更傻了。历史便是这样推动的，有一群很傻的人做基础，而后他们又会被一群装聪明的人利用。
     

还有一个，便是冉匪在文中提到的，中国人的装孙子情节。装孙子虽然从字面上来看不是什么好事情，但若放进现实，却是可以得到很大好处的，以国人无利不图的性格，自然是要装孙子的。装孙子有好有坏，因为最终的利益与装孙子的程度有关，所以人们就研究这门学问，最终将装孙子也发挥到了极致：人人都装孙子，人人都会装孙子。皇帝自然是最聪明的，宰相大臣们自然就要装孙子，装得比皇帝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都要装孙子，都要装得比上级蠢，比上级更像孙子，由此推之，最愚蠢的便是下层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民众了。而一旦蠢人们想要知道些什么，便要被禁止，要被呼为刁民，要打压到他们忘了自己知道的事情，因为下人不能比老爷更聪明，这会抢了老爷的饭碗的。假如下层的人都聪明，而且不装孙子，那么皇帝就该坐不稳了。当然，底层民众也会有几个聪明人，这聪明倒是真的聪明，是发乎于心而不图利的，于是我们偶尔还会听到几声喊：皇帝没穿衣服!虽然喊完了这句话他们一定会被上层老爷们整治，但那些愚蠢的下层人民们，也总算是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了。
     

关于教育这个我没有什么研究，所以对冉匪的一些论断也不好置喙，不过冉匪对于中国教育的现状倒是很明了，只是几篇文中对于解决教育制度的沉疴似乎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当然，这不能怪冉匪，即使是夫子在世，只怕对于中国教育这一大摊子破事情，也是没有什么辙的。套一句时下很流行的话：归根结底，这个还是制度的问题。而任何事情一旦扯上了制度，总是很不好解决的。中国的法律出了问题，死几个人流点血就可以得到一定改观甚至可以因为大势而解决掉存在的问题，但教育显然不行。这个领域被很多人关注，也被很多人忽视。关注的人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忽视的人重点在经济发展上。教育即使死了很多人，流了很多血，也还是很难解决的。况且近些年跳楼的学生也不少，事实证明，落后的教育制度问题的解决，要花一百年。
     

不得不提的是，这本书虽然文字是很精妙的，拿到手的即使是阉割版，也依然说出了很多人们想说而不敢说不知该如何说的话，但其整体的质量却没有我预期的那么高。冉匪是一个喜欢穷究纹理的人，尤善罗列经典，因此很多文中都有大段的引用，个人的观点倒是比较陈旧，没有什么新意。正是因为冉匪做学问的小心翼翼，喜欢文字表面功夫，所以在这些深度思想方面反而做得有些不够，通往比傻帝国的整体可读性也因此有了一定削弱。
     

书的封面有一段流沙河对冉匪的评价，这个我很喜欢，“他是一粒金刚钻，从川东酉阳的深山里蹦跳起来，又被过境的龙卷风旋转成一只陀螺。要钻透的不是瓷器，而是中国。转速高，指向稳。吱吱响，冒火花。我正好在现场，被他惊呆了，低声叫喊：’快来看呀，金刚陀螺钻！’”金刚陀螺钻的称谓，冉匪当之无愧。而我期待的，便是人人都是金刚钻，钻透了腐朽的中国，那便有一个太平的盛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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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今天本来要写一篇文章，无奈从昨晚开始，全身酸痛，喉咙也疼痛到难以咽吞食物，所以今天特地放一天自己的假。大抵是网志年会那几天与朋友玩得太疯狂，加以回来事多，还要接受有司喝茶笔录，所以暂时略感不适。或许如老冰说他自己一样，或许是害了猪瘟也未可知，但猪瘟也无甚可怕的。不过力不从心，不能有效思考，那倒是真的。

今天特地登一枚读者朋友“东南马道六号”先生，读去年出版的拙著《通往比傻帝国》的心得，算是借机做广告，请读者朋友见谅。《温柔的思想板斧》一文里对在下的表扬，希望朋友有自己的免疫力。2009年11月11日8：39分于成都

东南马道六号：温柔的思想板斧：读冉云飞《通往比傻帝国》

这是冉匪云飞先生的反动随笔结集。《通往比傻帝国》的书名，和王怡一本影评集的名字——《载满鹅的火车》，正成一对儿。王的那本书，是我的启蒙读物；也是从王先生那里，我知道了“冉云飞”这个名字。冉匪书内同题为《通往比傻帝国》的文章，恰是谈王怡的。这阅读中的巧遇，一本勾连起一本，如同文本间的摆不尽的盛筵。

“载满鹅的火车”这句话源于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毒太阳》里的一句台词。米迪亚的音乐老师波里临终前十分沮丧的说：“真晦气！我度过了如此多姿多彩的一生，但临死前看见了什么？载满鹅的火车！真晦气，我看见的竟是载满鹅的火车！老天！”后来被逮捕的高托夫上校在汽车里也重复过这句话。王怡又把这句话用作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的书名。他分析说，“载满鹅的火车”意味着没有诗意，意味着集体的愚蠢；冉匪这部大作的书名，却径直挑明并接续了“载满鹅的火车”这话隐而未发的讥讽——“通往比傻帝国”。摧毁波里美满家庭的这个国家、革命英雄高托夫为之奋斗的国家，和现在我们所处的国家，都只不过是充满傻逼的国度。

王、冉的两个书名的选择，显示出两本书不同的写作风格。前者是春秋笔法，顾左右而言他，每一嘻哈扯淡的篇影评都暗藏着危险的思想火药，只等着你和他神游际会，撞出火花，引发你精神暴乱；后者则是明火执仗，雄赳赳擎两把板斧呼啸而来，明目张胆要攻城掠地。我就曾不止一次被他嚣张的文字俘虏过。

冉匪的思想板斧就是有这种直接、震撼的力量。不避锋芒，不拐弯抹角，直奔命穴，斧斧裂肉入骨。他的第一把斧头砍向了疾病丛生的制度；接着又在给别人的书评里耍弄一番；第三斧又挥向了久染沉疴的中国教育；最后猛抡一个圆圈，凡王小波、流沙河、余杰、王朔，或是庄子、李白，都在其斧锋芒之内。

冉匪的文字是其魄力和修养的自然流露，对问题根源的穷追猛打使其无暇过多顾及文句的雕琢。他的文章是米饭、馒头，是大碗茶，都是平常事物，可以果腹充饥；不是甜点、小菜，不是咖啡。多读可抗饥、能解渴，亦有治疗脑残和爱国狂犬病之功效。

在冉匪那里，没有刻意为文、矫揉造作的酸腐气，和居高临下的学术腔调。他的文章看起来篇篇没穿裤子，只著大裤衩，露着膀子、胸毛和粗壮的小腿；文字个个面目凶猛，虎头正脸，浑身上下透着思想犯的气质。比如他痛批一顿阴谋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转而谈到民族缺陷，最后指出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因为专制制度缺乏现代民主社会制度所能够造就的以人为本、信誉至上的环境，民众之间互不信任，政府与民众之间也不信任，这种人际环境使人对自己的将来缺乏理性预期，致使坑蒙拐骗的一次性博弈增多，于是，选择不知说真话而搞阴谋诡计反而成了一种理性行为。”

即使纯属不涉时事的书账，写起来也绿林气十足，一改埋首纸堆的文弱书蠹形象，比如这一段结尾：

“那日5点，扛着余辉，乘着三轮车，与女儿挟书回家。她看着《蜘蛛侠》，我重温一遍猥亵歌谣，哼着《蒙古人》。当下决定，把与老妻敦伦之事面了，节约点体力，今晚不干掉八两白酒，把书看个饱，绝不收场。”

请不要把冉匪误解为赤膊的许褚或黑旋风李逵。他的无惧不意味着愚莽，他的直接不代表其浅薄，他的激烈不表明其缺乏理性。相反，文章处处显示了其节制、理性和清醒。也不要以为他只会挥板斧，他饱读各种兵法秘笈，遍通各家武学，会耍得古典诗词的花拳绣腿，擅使老庄双剑，精于历史、民俗长枪，亦会里尔克、博尔赫斯的西洋拳法。我曾见过他威猛地坐于他四壁全书的书房的照片，像一位坐拥后宫三千佳丽的君王。不信，此书的《书账九篇》就是明证。

横挡在国人面前，有一个硕大无朋的鬼打墙。有坐地而叹者，有以额相撞者，有破口大骂者，有袖手讥讽者，有为鬼添砖者。冉匪云飞，攒眉叱呵，凡见其要害处，抡起板斧，奋臂即前，虽万人相劝亦不顾；板斧落处，星火四溅，砖石迸裂；他的口号是：日挥数斧，不求速进。当他落斧歇息，会看到他手持书卷，把酒谈笑。陈眉公曾说：“名妓翻经，老僧酿酒，将军翔文章之府，书生践戎马之场，虽乏本色，亦是有致”。但将军和书生，都是冉云飞的本色，二者奇妙的结合在了一起。所以，读冉匪之书，的确别有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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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生产，要进入流通领域，最终让读者购书和阅读，渠道甚多。其中图书馆的庋藏与借阅，就是图书最终得以为读者消费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渠道。众所周知，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在于利用公共资源，为读者创造诸多良好的服务；大学图书馆为莘莘学生和学校的教职乃至社会提供的图书资源。在一个社区图书馆尚未成形，私人图书馆尚未萌芽，即公民个人对图书馆这样的公共（众）事务，还很少能够参与创办的机会，并最终将私人图书馆作为一个自己独立的一个法人实体，从而在图书采购、阅读借阅、使用等诸方面，不受制于官方的掌控。没有个人独立参与对图书馆的建设，那么图书馆无论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多元化，自由获得诸种知识和信息的权利，就会是一句空话，这就会极大程度限制民众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机会，从而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形成和现代社会的发展。

但并不是说在目前这样的境况下——亦即私人图书馆的建设并未完全开放的情形——作为花纳税人的钱建起来的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就一无所为。事实上，在任何艰难的条件里，依旧有把事业做得辉煌而让人铭记的人。远的不说，单是抗战时期，国家板荡，但国家的图书馆业并未停滞，单看蒋复璁先生五大册《珍帚斋文集》里涉及到的那时图书馆事业，就会知道事在人为。下面就我们抽样调查，并加上所掌握的图书馆的排行榜，进行一些基础的分析，以便将来在图书馆的图书采购、上架、借阅等诸方面，与书籍出版业的现实情形，有更多可以衔接的可能，以使书籍的流通，更加畅快，从而快速有效地服务读者。

一：图书馆

从我们所采集的公共图书馆和其它图书馆的书籍排行榜上来看，可以看出如下一些与图书馆有关的问题：

一：新图书采集过慢，上架更慢。无论我们单独采集的个体图书馆的排行榜，还是最终的这个汇总图书馆图书排行榜，其上榜之前三十位者，几乎没有 2007年、2006年乃至2005年的图书。无论是武侠也好，奇幻也罢，还是像路遥的作品，都几乎是八、九十年代或者千禧年初出的作品。这里面当然有像《简爱》、《沈从文全集》、《三国演义》一样的名著，但占百分之八十是武侠作品。当然这一切或许是读者的阅读选择所致，因为我们选择的许多图书馆是大学图书馆。

二：图书采集的观念指导与经费制衡。观念指导不是干涉图书馆采集图书的自由，而是说在进书的观念层次上，应该有所提升。现在图书馆的采购者每年的采购样单、数量不知在图书馆内部公开与否？是否每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会开一会评一评今年书籍采购的数量与质量是否合格？是否有硬性或者弹性的指标规定？像这样的资料是否每年可以向社会公布，让整个社会评说图书馆在书籍采购的质量与数量上是否得当？加上每个图书馆都应该像民国一些著名图书馆一样聘请些著名的学者来作为图书采购委员会的人，在质量实行相关之监督——这当然不是让图书馆完全精英化，而是在各种书籍的平衡上，在相同种类的书籍中采用更有质量的品种 ——才能有效地避免重复滥进许多无用之畅销书。现今管公共图书馆图书采购者是些什么样的人，其资质如何？我认为应该有一定之标准。与此同时，其经费使用上，如无真正的监督，依旧容易出现滥吃回扣的贪污行为，许多烂书就是这样重复溜进图书馆，由于馆藏能力有限，尔后不久图书馆又做剔旧处理，使得一些旧有的好书流失到社会上。即加速剔旧不是因为该书籍智识老化、书籍破旧、版本无保存之缘故，而是容易新近一些滥书充货造成的。

三：畅销类书籍借出较多，可以说明再一次说明一点采购问题。此点除了读者喜好阅读畅销书籍外，还因为购买这样的书籍，量大亦可以从优折扣。由于借阅人相对较多，加速晚剔旧的速度，可以使图书采购从中循环获益。当然，这里面得查阅整体图书的数量份额才能做出更为精确的盘算，但这是个关注图书采购的角度之一。

四：各个图书馆的排行榜中，似乎都没有馆际互借的内容。馆际互借是图书馆事业发达的国家，书籍流通及借阅的重要指标之一。没有这项，就说明书籍使用和借阅地区制约，不利于民众打破区域限制而获得该地区的相关知识——尽管如今有互联网，但还是不能代替——比如我是北京人，但我研究四川的地方历史，需要参考四川地方志，那么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一定是我瞄准的借阅目标，由于没有系统的馆际互借制度，再加上操作起来，有经费及人员诸方面的难度，这在中国还存在许多困难。但图书馆发展到今天，应该在这方面多花功夫，以便真正有助于研究的多样性与全面性，以使该地区图书馆资源并不仅只停留在该地区使用的较为狭窄的层次上，使得各地图书馆的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共享，从而有效地促进中国各地的文化发展。

五：图书馆排行榜借阅人数不明。所能得到的图书馆排行榜的资料并不能显示，每本上排行榜上的书籍的借阅人数，至少图书馆并无意识到这种数字，对于研究者和社会各方面分析图书馆排行榜的精确性和社会效益。这些都是每个公共图书馆应该做得更加仔细的地方。在有少数给有说明借阅人数的馆中，其人数比较少，说明一是长期以来借阅的手续烦琐、借阅服务质量比较差，以至使许多人还没有上图书馆看书的习惯。这些都是图书馆需要改进，与读者形成良好互动之处。

二：读者

从这次我们所做的图书馆总排行榜的汇集之后，我们对读者方面也有相应的看法，这次看法由于是第一次做图书馆排行榜而没有经验，但也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

一：读者年龄层次、职业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从我们采样的大学图书馆较多，加以从所读图书来分析，年轻人居多。年轻人虽然受中国比较糟糕的应试教育之害，创造力、好奇心、探索精神有所削弱，但依旧在图书馆尤其是大学图书馆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他们是大学图书馆里的重要角色，但并不表明他们所读的书的质量，就能与大学教育应该所取得的质量相匹配。从百分八十以上是关于武侠、奇幻的作品上榜，这说明他们的阅读心智并没有完全脱离初、高中时期的阅读喜好，从而也从某种意义表现出我们的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脱节而缺乏有效的衔接。但公共图书馆偶尔的借阅排行榜也有其特殊性，比如2005年4月国家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第一位是浦起龙的《读杜心解》、第二位是仇兆鳌的《杜诗详解》，第三位是李赋宁总撰的《欧洲文学史》，除了说明北京的文化阅读层次外，还有国图的藏书的丰富，远非其他图书馆可比。但这并不表明整个中国公共读书馆的读者阅读层次，就高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二：消遣性阅读为阅读的主要目的，而且知识分布不均衡且更新不快。总排行榜中上榜的31部作品，武侠占9部，其它通俗文学作品13部，文学名著6 部，经济学类3部。再综合一点说，文学作品占28部，经经济类读物只有3部，这说明消遣性文学作品阅读仍是图书馆阅读的大头，其余稍微实用的只涉及到经济学，至于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阅读则似乎付诸阙如。或者因为其它学科的阅读是小众阅读，难以挤进这个总排行榜。

三：图书馆读者与购买性读者的差异。排除新华书店及一些大的民营书店与出版商暗中操纵炒作排行榜的事不说，经管类书籍的畅销一直是社会的公认的事实，但在我们所做的这个图书馆的借阅排行榜上也就3部而已。这说明文学作品的消遣性使得一些读者不愿购来藏于家中，而购买那些实用性的书籍以便慢慢学习，以求晋职或者获得另外的求职机会。这说明图书馆读者和自我购买性读者之间有一定的不同且互补性。

四：虽然每个读书馆完整的借阅量和排行榜精确的借阅量，但依然还是感读者的阅读热情在降低。一方面由于图书馆的服务还很不到位，再者这两年网络的兴趣也对传统阅读是个极大的冲击，所以总体上国民对传统纸质品特别是图书阅读的兴趣在持续降低，这与一般的对阅读机构所做的国民阅读调查是吻合的。

三：作者

这次图书馆排行榜中31部作品，其中的作者当然大多是名人，因为按赢家通吃的社会学法则和吸引眼球的法则，名人所写的作品受追捧的程度当然远高于藉藉无名的人。不论你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好，还是人们总是势利性的选择也罢，这都不是一个道德判断。因为道德在利益选择时其所起的判断作用，并不像我们喜欢作“义”、“利”之辩的传统那样,显得“义”高于“利”那样简单。

一：作者构成：名家和网络写手。上榜作品最多的是金庸，共5部；其次是黄易、席绢各、明晓溪各2部，而明晓溪似乎就是新一代网络写手的代表。而这些写家所写的都是通俗文学作品。

二：市场销量与图书馆借阅排行。图书馆的借阅颇受市场销量、传媒宣传、影视曝光等方面的影响，从金庸等人所占据的借阅排行位置及数量来看，无疑与市场销量是重叠，哪怕是占图书排行榜头一名位置的路遥也没有打破这个规律。即便是经济类著作，也是名家的天下，如曼昆、吴敬琏。

三：作者过于过于集中，显示读者阅读的趋同。31部上榜的作品，作者只有22位，其中金庸几乎占了六分之一。作者的名气，与读者的阅读是一种互生关系。即作者的名气缘于读者的认可，而读者的认可催生了作者作品的增多。但这种读者阅读过于集中趋同的现象，除了作者作品本身的魅力外，应该还有传媒影响、书评作用、读者口碑等所造成的从众的心理，这些都是值得作者和读者都仔细考量的。

四：出版商

出版商在图书馆阅读排行榜中所占有份量，似乎不是很明显，但并非是可有可无。但出版商在图书馆借阅排行榜的因素，可能与一般的国营及民营书店的销售排行榜的区别比较大，这一点值得出版商深加考虑，也值得借阅者思考。

一：出版社的品牌作用并不明显。常买书的爱书人，对出版社的选择，有时与作者（或译者）同样看重。像一些比较重要的出版社如三联、商务、中华、上古、人文等，一般都是读者的首选，因为理性的读者都有版本意识，但在图书馆的阅读排行榜，这一点并不彰显。一来采购图书的人不重视对出版社的选择，尤其是那些多种出版社多种版本的名著，更是以哪个给回扣多作为选择之对象，因此哪怕读者读了《呼啸山庄》也并不是最好的译者最好的版本。这31部作品是哪些出版社，图书馆没有完全罗列出来，但这个基本看法是可以站得住脚的。

二：读者和图书馆的人都不看读书要注意版本。有时你读的名著可能是错误百出盗版，或者是个非常不知名的小出版社或译者，这有可能造成你对书籍阅读的障碍乃至非领会性误读。而且即便读者有版本意识，而阅读办理借阅的人，其服务意识也还没有（前提条件是有好的版本在书库，但大多数时刻可能囿于采购的不识货或者有意拿高回扣，而图书馆没有这样的好版本），也不愿意给读者找最好的版本让他阅读。

三：新书采购、上架与借阅太慢，使得书商尤其是民营书商与图书馆的合作不多。从图书馆的排行榜上看，当作新作当年上架并上榜的，则没有。当然，不能因此得出当年所出的书图书馆就一定没有采购，图书馆采购了上架有一个过程，上了架编目并开放给读者借阅还有一个过程。这样一来，当年所出乃至去年新书要能够进入图书馆借阅排行榜的概率就大大降低。

五：建议及结论

图书馆排行榜对于了解图书的出版、采购、上架、借阅，对于了解每个图书馆所在地的读者文化生活，乃至一个地方文化的形成，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文化是件慢工出细活的事，来不得半点的急功近利，那种急于求成的暴发户态度，是文化建设的大忌。因此图书馆的建设，让读者更多地重回图书馆，是当下图书馆界及社会各界的当务这急。至少应该读者知道重回图书馆不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不会让读者借阅中出现服务质量差的不快现象，要做到这一点，图书馆的改进有还有相当慢长的路要走。

要做好图书馆图书的借阅与排行榜的工作，除了图书馆自身的问题外，图书馆学界对图书馆社会学研究，社会加紧做更为细致切实的工作。如研究图书馆与读者之关系、馆际互际的可能及社会效果、读者借阅的构成（年龄、职业、收入、阅读偏好等）、从对读者的意见研究中窥看图书出版诸方面问题等，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事。

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图书馆图书排行榜来看，做得还比较粗疏，只是借阅次数的一个简单的按月排行而已。事实上应该列出版社及出版日期、不同的版本应该列出不同的出版社及或者不同的译者等，以使研究者和读者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更有利于推进公共图书馆真正服务于纳税人的目的。特别今年五月一日即将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特别规定了公共图书馆在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公共图书馆的建设，更应该全面地提高其服务质量，免得在行政不作为上被读者告上法庭。当然，从良好的态势上看，这何尝不是一个公共图书馆发展包括图书馆借阅排行榜建设的一个良好机遇呢？

2008年4月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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