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这是今年初应《清华美术》杂志苏滨先生之约请而写的文章，不知后来刊出否？我也不得而知。画这个东西，懂与不懂，真是极难说清的一件事，人言人殊。我也是爱看画的人，也就是一视觉消费者，当然也写过一点画评，还有人觉得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无论怎么写，不装神弄鬼，不装疯卖傻，是我写任何东西的一个原则。今天是中秋节，亦是周日，我也要到旧书市场去淘些别人视若敝屐的东西，变废为宝。于是贴点轻松的东西，让大家享受一下休闲的时光，谨此祝各位中秋节快乐！2008年6：42分于成都
人民打望大地上的事情
——我眼中的当代中国视觉消费
打望是个重庆词汇，即明目张胆地上街东看西看的，主要是观察美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重庆为甚。对于眼睛的用途及其它拥有的广阔的视觉消费领域，我想了很多词汇来代替它，竟然没有比它更好的。于是配上“人民”这个宏大叙事的沉重词汇，这两个词汇并列在一起的嘲笑效果出来了，大家也不妨用这两个词汇搞一个政治或商业波普，一定会有特别的视觉效果。
一：艺术教育与视觉消费
大地所有物事皆可消费，如果我们不囿于消费这个词的狭隘含义的话。而视觉消费则是大地上所有消费中最为普遍的消费形态，远远超过味觉、嗅觉、听觉、触觉诸领域的消费。一个“触目皆是”的成语，已经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视觉消费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正是由于视觉消费的普遍性，给它带来了远远超过视觉不堪的负担。我还没有看到过人的一生，能够看到多少东西的统计性研究，这样的研究也许因涉及诸种学科，而让人废然而返；或许会让人觉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被人视为无聊。其实如果真有做这样的研究，不仅会给眼科学带来帮助，也能给视觉消费的社会学研究带来极大的便利，使人们不至于在没有比较精确的统计数字下，各执一词，盲人摸象。
十九世纪末叶以降，随着商业在世界的蓬勃发展，产生了许多与商业相关的视觉消费——如广告、新式绘画、摄影、电影等——而这些消费又可以比较艺术的方式，来吸引人们购买这样的消费，形成一个依靠商业作为利益驱动，人的创造为主要动力的艺术创作过程。而不是像古代非商业化时代，完全凭着人们的兴致来进行单纯愉悦和智慧性的创造。受商业利益驱使的创作行为，并不能完全说明全是没有创造的垃圾品，但数量的增加，并不表明质量与此同步，因此如何区别艺术品与垃圾品给人们带来的不同艺术视觉感受，就成了艺术审美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遗憾的是，不仅普通民众的艺术熏陶大成问题，就是专业的艺术教育，也因呆板无趣、因袭陈腐而成为扼杀人们创造力的渊薮。
更为要命的是，艺术欣赏及其相关的美学批评，不会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在那里等着你去检便宜，然后像暴发户一样，短期快速地成为一个相当高明的艺术欣赏者。艺术欣赏的提高，想要用非常快速的办法来达成一种实际效果，恐怕就像养猪用饲料催肥一样，出栏率高，卖出去的猪肉也不少，但终究没有那样粮食喂养的猪肉好吃。看上去说得仿佛能够说出个子丑寅卯，其实与艺术上独特的个体感受风马牛不相及，只是人云亦云的资料抄撮而已。事实上，真正的艺术欣赏，除了你的天赋之外，那种于艺术史的伟大作品的浸淫，于当今艺术发展走向的把握的慢慢积累，可能才是培养艺术教育的道路。当然这个道路，你用什么样的步伐去达到，你采取什么方式前进，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格式像电脑制作程序员一样，不差分毫地可以重复进行，因为每个人的艺术感受能力及天赋不会完全相同，所以那种希望一蹴而就，快速养成艺术教育和视觉欣赏能力的省事想法，我认为有大跃进之嫌。而这一点被商业的快速催逼、利益的无限引诱放大，以至成了美术教育中的顽症。更不用说，整个社会欣赏美的能力，是如何不尽人意乃至低下。
艺术教育我认为基础的就是培养人的视觉判断力和审美能力，没有这种独特的感悟能力，要想在艺术院校里培养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我认为基本上白日做梦。一个不会欣赏作品的人，他很难或者说基本是一个没有创造力的人。尽管有审美能力，并不一定就能创作出令人赏心悦目的作品，但能创作出真正好作品的人，鲜有不是艺术鉴赏的大师。
二：视觉消费的禁区
我们是个喜欢在许多领域自我设限的国家，同时也是个喜欢在精神领域自骟或者被他人阉割的民族。被国人很推崇的孔子给他的学生颜渊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说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就是不要随便乱看、随便乱听、随便乱说、随便乱动，这样的谆谆对于学生来说尚且过苛，拿来作为后世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的戒尺，就是完全将尺度衡量错了地方。这“四非”成了古代乃至当今我们言论自由和视觉自由的禁区，以至于许多政治和商业波普，在中国依然还存在一个边界模糊的禁区，得使艺术家们不能尽情表达与创作，民众不能尽情享受艺术给带来的视觉享受与愉悦。
1988年中国的艺术家们在劳申伯来到中国之前，除了在国外或者印刷品上看到波普艺术外，还从没有人在国内看到真正的波普艺术为何物。但短短几年，波普艺术就在国内大行其道，受到民众的瞩目。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是将商业广告与政治波普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典范”，同时他八幅《毛泽东》也是别有新意；而余友涵的《毛泽东》系列、刘炜的《革命家庭》（与张晓刚的有关“家庭”观念艺术也有几分相似之处）、方力均的《光头系列》等，虽然被认为是玩世写实主义的作品，但其也有一些波普的特性蕴含其间。波普的特性众多，但其中有一点就是与当下的生活或事件，有一种暗喻似的接头暗号，给人们带来许多联想的空间，尤其是政治波普更能在中国这个意识形态禁锢比较厉害的国家，带来不小的反响。但当有些以毛泽东为原型的波普艺术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对领袖热爱过头的人的打压和自动举报，这些政治和商业混合的波普参加了国外不少的展览，但在巴西圣保罗遭遇了华侨比较高涨的爱国热情的检举，从而给这些政治兼商业混合的波普作品，带来极大的压力。以至于1995年《南方周末》还发表了一位名为周易的人所写《“政治波普”在巴西引起的风波》文章，来批评政治波普中对神话与膜拜的戮穿和肢解，这说明我们的自骟与自我封口的能力并不因为出了国而有丝毫减弱，真不可谓得几千年专制文化的嫡传。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在中国曾经热火朝天。除了枪击事件外，还有许多令人捧腹的噱头，当然也有些有意思的做法。像王晋的与一头驴子结婚的《娶》、徐配的《配猪》、朱发东的《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等。这些秉承了八十年代初台湾艺术家谢德庆在美国纽约所搞的《服刑》和《打卡》、《囚禁一年》等做法。当然再说远一点，七九年“星星美展”虽然展示的是一些架上绘画等传统绘画，但内容上已有所突破。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将展览办在公园露天，不需要门票，从展览形式与参与者来看，也可在某种意义上视之为“行为艺术”。而装置艺术在九十年代也有比较有意思的发展，如王友身的《我们的营养土》和翁奋的《人间制造》以及丁乙、戴光郁的一些作品。
行为艺术、装置艺术乃至观念摄影，都难免让此前习惯于呆板生活的中国人不习惯，因为在他们以前的视觉经验中，这些都可视为离经叛道。但艺术如果有禁区，没有离经叛道的精神，那还有什么艺术创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创造就是不停地为民众制造新的视觉经验，并从旧有经验和创新经验得到相应的审美愉悦。
三：红色美术
红色是四九年后中国在政治正确上特有的颜色，这种颜色可以天然保证你不会犯错，在所有领域沾上红色都似乎代表了喜气，注定了你在他人暗吞黄连时却有糖吃。在不少时刻，哪怕带了点吓倒一般人的鲜血，也是革命狂欢节的一部分。这一点从五十年代开始的美术宣传品到文革时对红色的变态使用达到高峰。
以我有限的美术研究视野来看，国内对文革宣传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研究。萧悟了的《激情时尚——70年代中国人的艺术与生活》对文革时的各路宣传画作了些浅尝辄止的匆忙描绘，但不是艺术解释。这些描绘分为山水、工农、文教卫、叔叔、知青、铁姑娘、接班人、一把手、斗争、大日子，小日子、神坛上下诸部分，可以说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这还是算不上对文革美术的研究。但是这书里面提供的画种倒是应有尽有、木刻版画、中国画、油画等，不一而足，有许多名家也在那时跟风创作。据胡杰、艾晓明拍摄的《红色美术》所说，国内文革宣传画还没有什么真正好的研究，但在英国、荷兰等大学里却有地地道道的搜集研究。虽然他们搜集得不少，也说得有些道理，但他们终究隔了一层，因为他们没有经历红色的疯狂。隔了一层，当然对了解文革的宣传画的底蕴以及给中国造成的灾难，不是很能体会，但有审美距离，研究起来有一种中立的态度，却也是中国研究所不具备的。
《红色美术》的叙述对文革时期的宣传画，有一定忠实的展现。像刘春华这样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家，回忆起他的经历，他当然没有什么觉得画毛这样的人，去给中国乱象上添了一点欢快的麻醉药，愚弄民众，是一桩需要反省的事。他还面有得色，一方面说起江青于他有功（出名），另一方面说江青整他，最得意的是说起1995年拍卖《毛主席去安源》，创了605万的纪录。总之，在他身上我看到不少的官僚气与投机气，似乎这样的气息会跟着这位老先生一辈子了。倒是美术批评家栗宪庭一语道破天机：都是中国人不反省，才导致了这样的画有这样的纪录，他说希特勒、斯大林时期的政治艺术，根本不可能卖得起这样的价。当然我并不主张毁掉这样的画，就像我不主张台湾毁掉蒋介石的像一样，因为这些都是历史。就像毛泽东的像与他的读物一样，如果我们国家民主自由了，我也不主张毁掉，应该专门建立一个毛研究馆，在里面陈列各种与毛有关的美术作品，作为拿来研究的实物。不过，我很不喜欢刘春华在镜头面前那种对文革的态度，他对文革的态度与余秋雨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是在镜头面前有得色，而余秋雨是在文字中得意而忘形。
《红色美术》里的诸种镜头里，最让我痛心的镜头是，广东小孩用广东话批判刘少奇的那一段，真是让我看了非常伤痛，这样的人性毁灭，六十年这个政权究竟唤起和诱发了多少，有谁真正知道？这也使得我这样从小受这种红色美术的视觉熏陶的人，在内心里有一种挥之不去、难以释怀的痛楚。
四：城市景观
中国的城市景观，这几年有一点别样的发展。随着房地产商在金钱上的投入，他们在一些高档的小区邀请了一些雕塑家和景观设计师，做了些装点性工作。这些景观设计和小区雕塑作品（有许多是小品），对美化城市人居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同时也对从小的视觉教育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令人遗憾的是，把景观设计和雕塑做得令人难忘的小区，以我孤陋还未看到过。
与小区雕塑景观的逐渐兴起，一些地方政府为了面子工程和炫耀其GDP业绩，也在牙缝里挤出一点钱来做一二雕塑艺术，与他们各地互相模仿广场政绩工程相配套，不过，这些配套的工程中的雕塑，虽然有美化之心，但创作却是相当受制于政府的审美理想，许多雕塑家只不过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罢了。与这些被政府思维套牢的雕塑作品相比，其中有些虽然也是政府出钱的公共雕塑作品，还是留给了雕塑家更大的余地。拿成都来说，从水碾河的“工人阶级等于零”的简单粗糙的雕塑相比，近来朱成、邓乐等人的作品都有相当的思考。邓乐与美国环保专家达蒙．希尔女士在政府的资助下，合作建成的成都“活水公园”，不仅是一处令成都难忘的景观，而且其美术效果与水之活力，相得益彰，是公共雕塑和大的公共景观的要求下，充满创造力的配合。
尤其是近年来，邓乐在“工业系列”的主题之下，探讨用相当工作化的制作方式，来探讨雕塑与人类社会的疏离和怀旧情感，用灯光与材质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他一些独特的创造性，在艺术的公共性和个人性上取得可贵的平衡。但是就我目光所及，中国雕塑与城市景观，虽然有像叶毓山、朱成、邓乐等人这样的努力，但远未创造出令人惊叹且留存于世的珍品，也许当代中国过于浮躁是一个暂时不可逾越障碍也未可知。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许多悲苦的事情，但我们的城市景观、公共雕塑如纪念碑之类，远没有让我在华盛顿看到越战纪念碑和二次大战纪念碑的震撼作用。更不用说新近揭幕的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对我们这种被共产主义试验过的十几亿中国人（小白鼠）来说，有一种永志不忘的伤痛。中国何时才能出现这样令人真正难忘的公共雕塑？
五：草根视觉消费
与其说文明与物质抵牾，不如说物质创造里蕴含着不可剔除的文化因子，或者说物质的创造就是文化和文明载体的一部分，物质与精神并不像水和油一样截然两分。换言之，有些物质技术的进步，有可能带来文明的飞越性变化，如谷腾堡的印刷机，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互联网，对于文明传承之贡献，你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份。同理，在视觉消费领域里，随着各种新器材的发明，正在诞生一种静悄悄的革命。如DV机给电影制作特别是小额纪录片的制作，有着很大的影响，使得人类在声音影像记录上向前迈进了一步。同时配以互联网上土豆网、Y0UTUBE等视频网站的出笼，给短片一个人人可以展示的机会，你大师可以拍片，我是小人物，但me too，创造的材料性上的制约一旦减少，创作与发表的门槛降低，造就一个新的丰厚的视觉土壤，丰富人类眼睛的享受（当然也可能疲倦）。不特如此，中国的一些小众电影特别是纪录片，正是通过DV这样的简易操作，留下了一些可贵的纪录。我们处于一个以新为美以新为最高准则的时代，虽然有些破坏远人力所能阻挡，但至少我们的相机镜头，可以记下这永逝不回的、令人伤心的一切。
数码相机与DV更为普及，其体积及可操作又胜DV一筹，使得摄影从高高在上的摄影家玩的“贵族”艺术，降而成为大众艺术的一部分。当只有昂贵的蔡斯、尼康、佳能等老牌机器的时候，平凡的百姓无力玩得起自己看见的山水、人物，并且无法拍下自己所经历过的独特而有趣的生活。现在好了，数码和DV可以使普通人随心所欲地记下这一切，并能从中享受生活的乐趣，提高生活的质量。稍微用心一点，甚至可以拍出令广告商满意的作品。我们当然可以从从卡帕、布列松这样的摄影大师那里获得震撼心心灵的视觉记忆，也可以从每年获普利策奖的图片中，获得对人类社会灾难的最新展示，但我们还是不能忘怀普通人在这个技术和金钱为摄影降低了许多门槛的时代，带给我们的美好感动。
中国当下的每一座城市无疑都在快速变化，令人遗憾的是，没有哪一座城市真正变得令挑剔的眼光满意，因为这些城市的变化带来的视觉反应往往是丑陋的。以我生活的这座城市成都为例，就有齐鸿这样的记录者拍下了成都近二十年快速的消亡史，这些图片每一张都是这座城市的悼词。这些悼词，亦即齐鸿这些摄影——不像王友身的观念摄影一样，摄影只是作品的第一道手续，要通过别的手续才可能使这个作品最终成形——即可鲜活记录下一座城市之死。顺便说一句，王友身观念摄影中的《标准家庭》与张晓刚的关于“家庭”的一系列观念艺术，亦如周春芽的“绿狗”和方力钧打呵欠的人像等带给人们的感受同样的突出，他们或许在互相之间有某处借鉴和影响亦未可知。齐鸿当然是专业摄影者，同时也有像齐鸿一样“城市尸体”的记录者，我们期以于每一位受惠摄影器材的革命性变化的普通人，死去的中国将来会在普通人的DV和数码机中存活下来，以便作为后代们窥看先人们生活的一块指示路标。
六：视觉垃圾
1917当杜桑将小便池签上“R．MUTT”放进展厅的时候，是对当时传统的视觉欣赏习惯与步骤的颠覆，这种颠覆让架上绘画在视觉上不可一世的正宗地位受到强烈的挑战。虽然事到如今，架上绘画依旧有其不可替代的审美与视觉地位，但像原先那样固有的架上绘画的惟一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一去不复返，开创现代艺术给人之视觉带来的多元而全新的感受，是人之视觉消费的一次极大的开发与开放。
当我们今天能看到五花八门的艺术门类、稀奇古怪的视觉方式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杜桑曾经的胆大妄为，替艺术欣赏者带来的全新享受。但艺术发展到今天，其被圣化和神话的崇高性，已然淡出，那些要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说教就更是一种不得体的笑谈。艺术创作当然不是涂鸦，但涂鸦与艺术的界线，今天正受到严重的挑战。艺术创作的随意性，艺术种类如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的猎奇性，无不冲击着人们对艺术是个高雅东西的古老看法。这样的冲击，一方面给我们已经疲惫的眼神带来新的视觉冲击，但另一方面又创下了天量的垃圾，来污染我们的眼睛。垃圾与搞笑齐飞，涂鸦与艺术共舞，很多时候，人们已经丧失了对艺术评判尺度。如果说原先人们不懂艺术，对视觉创造还不在行，但比较承认艺术批评家在这城领地的权威性的话，今天，连艺术批评家身上的“皇帝的新装”也被普通老百姓嗤之以鼻，全数剥下，不耐烦他们的指手划脚。一方面是不知道怎样去欣赏艺术与垃圾的区别，另一方面也把许多批评家的胡言乱语摁住，让他们像茶壶倒汤圆一样，闷在小范围内自言自语。
我也不想偏袒我们人类自己，人类的确生产了许多垃圾——有对人类不耐烦的“人类”说，人类本身就是垃圾，这种杰出的“表达”先摁住不表——这与人类自身进化过程无关。按照达尔文的说法，我们是进化的，但生产垃圾的水平也在急速进化中，以至于当我看到一位外国人拍摄《风景》的纪录片，表现中国江浙一带触目惊心的电子垃圾场所的时候，我想到的竟然不是生活的难堪，而是我看到的被冠名为艺术的垃圾太多，眼睛已经不堪重负。视觉消费并不仅是你花钱看画展、看电影等，即便你不花钱，你也无时无刻不在视觉盛宴——这盛宴好不好吃，是另一回事——的包围之中，无所逃逸。你一打开电视，你一看报纸，繁多的商业广告蚊声如雷地袭击你，你要找个清净的地方都很难。但不管怎么样讲，我们也许可以在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这一点上“傲视”前贤，因为从平面的角度上看，我们接受的视觉信息，其数量之多，空前于古人。但这空前于古人的数量享受，不足以构成我们可以骄傲的必要而且是更不充分的条件，因为我们不能确知，米开朗基罗时代的意大利艺术欣赏者未必比我们今天更不幸。
2008年4月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