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匪话连篇——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冉按：这是最近为网上胡适读书会26期所写的读书报告，现载于敝博，请大家批评指正。近来事太多，加上春节应酬不少，写作任务重，不到两个月，居然又一次感冒。 2010年2月24日8：15分于成都

研究胡适的著述可谓夥也，可是胡适先生一生留下的大量照片、书法及其它有关他的影像制品（包括演讲录音），却似乎没有人做过像样子的研究——孙郁有一本《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大多近于图片说明，或者完全与此无关的自我发挥，没有集中解释胡适的照片为何常以笑容示人的原因——我手上的照片、书法等有限，没有什么独得之秘，只是大家都能看到的寻常之物。真要做个像样子的研究，当然应该在台北胡适纪念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地方，查阅大量的图片和资料，方能有一点初步的成就。鉴于这个议题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故不揣不谫陋，率先贡献一些意见，算作引玉之砖。

欧洲艺术史学家帕诺夫斯基把图像学的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描述”，其次是“分析”，最后是“解释”。用平实的大白话来说就是：看图说话。其实图像研究早已逸出艺术史的范畴，而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举凡商业广告、路牌标识、建筑物外观、电视电影影像、摄影照片等，无不可拿来作为图像研究的底本。像美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和美术史论专家米歇尔不仅写有《图像理论》等专著，而且还用《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从美国九一一到伊拉克虐囚》来解释战争中图像的传播效果及其放大作用，从而使图像研究不再是凝固的描述和阐释，进入了社会学、传播学等领域，使我们得以知晓图片包含许多此前不曾注意到的意蕴。这给我分析胡适图片的传播，以及对民众的影响带来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指引作用。

一：像由心生

众所周知，像由心生。有什么样的内心，就会有什么样的面相示人。口蜜腹剑者故意扭曲面相，自然让你不好辨认，但这样的故意扭曲要看清其本质也只是需要一点智慧和时间而已。艺术家陈丹青说，他刚到纽约，看到纽约街上行走的人民都长着一张不曾受人欺负过的脸。这就是艺术家在纽约看到的众生脸谱——人像，而这样的人像令对图像特别敏感的艺术家感到震撼而记忆深刻。为什么会如此呢？那就是纽约的人民权利受到完好的保护、对当下生活比较满足、对未来的生活有着良好理性的预期，人们脸上写满阳光、自信甚至不乏骄傲，因此才会在众多行人身上显示出一张未曾受人欺负，也不准备欺负他人的脸。

胡适早年的照片，笑容不多，大多坚毅含蓄。1909年十八岁时，他穿的中式立领对襟，发型却是比较犯忌的、刚剪掉辩子的清朝普通民众的样式。眼神坚定，嘴唇紧闭，幼年丧父的好强写在脸上。五年过后，1914年他赠送给女友韦莲司的像片，已是风度翩翩，西装革履，笑意含蓄，虽仔细辨析才能感觉出，表明他与周围世不再处于那种防范的紧张状态。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其中有一张身穿对襟、戴着眼睛、理着平头、托腮作思考状的照片，其间的笑意特别显明，自信而不放肆。自然，当他刚始当爸爸时，蓄着有点俏皮的八字小胡子，抱着有点愁怨眼神的大儿子胡祖望，或许由于没有做父亲的经验，也没有笑意，甚或有点茫然，这倒了合了他早年所谓“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心态。过了几年，大约胡祖望六七岁的时候，他的笑意就很自然了，这就像他曾经写文章讨论“我的儿子”，主张要对儿子负责，但绝不认为父母对子女有恩，更反对市恩一样，是其思想和照片可谓一脉相承。到了晚年他抱着孙子胡复时那种笑意，就更显承欢绕膝乐了。

胡适是开一代风气之先的人，但他与江冬秀的婚姻，是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幼年丧父，母亲抚养不易，使得胡适无法从情感上去违拗母亲之意，因此不管在理念上与他多么不合拍，他还是与江冬秀厮守了一辈子。那些颇有性情的个人主义者或许会觉得他假，太委屈自己，但胡适与众不同的地方正在此，他知道人生的大限，正如他晚年说“不自由也就自由了”一样，要用心才能好好理解。你当然可以说他这样的选择未必不是苦涩的，但没有苦涩的人生又去哪里找呢？1914胡适在送女友韦莲司一张照片时，更送了一张他的“室中读书图”，这种差别已显示出他把韦莲司当朋友，而视江冬秀为未来太太的微妙心态。照片的胡适自信、俊朗，旁边题有“万里送行役，轩车履复期。传神入图画，凭汝寄相思。”他与江冬秀固然说不上在学问及心灵深处有多么契合——正如胡适调侃性的“病中得她书，不满八行字，全无要紧话，颇使我欢喜”，只是具有些生活趣味——但这样的情愫还是感人的。1917胡适学成归国与江冬秀完婚，从照片上虽没看出什么欣喜，但在矜持中还是有一种难得的平和。1946年胡适执掌北大，父夫俩合照于东厂胡同，两人的笑容，步调可谓一致，显得非常融洽。而1961年胡适去机场接妻子回台，则是夫妻所剩不多的欢娱了，不过那样惬合的笑容还是相当令人感动。

胡适的照片中，有愁眉不展的时候，这都是比较少的。至于说那种金刚怒目式的照片，则我一张也未见，难道他一生真的没有愤怒吗？那倒未必。只不过他生活比较满意的时候不少，更与母亲对他的教育和个人的期许有关。人的许多行为和相貌，都是那人内心理念和价值观念外化，这和心理学的镜像作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即你所看到的世界，你的喜怒哀乐，固有外界对你的刺激，但未尝不是你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化。

 二：自我期许

胡适在《四十自述》里说他从小看到母亲以后母身份维持一个大家庭的艰难，无能的大嫂和能干的二嫂都喜欢将难看的脸色拿别人看，丝毫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因此“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过于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如此有切肤之痛的感受，这样近距离的观察，一辈子难以忘怀的经验，使得他坚信“世间最下流的事莫过于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胡适待人的诚挚，给人留有余地，不把一张难看的脸拿给别人看，不是一个所见，也不是一个人的心得，而是那些时代与他有交往的人之普遍感受。史学家何炳棣曾在其回忆录《阅世读史六十年》中说道：“某日上午九时左右，我刚要进城，厨子向胡先生递上一张名片，胡先生相当生气地流露出对此人品格及动机的不满，但想了一想，还是决定接见。当我走出门时正听见胡先生大声地招呼他：“这好几个月都没有听到你的动静，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戏？”紧随着就是双方连说带笑的声音。可以想见，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处之一：对人怀疑要留馀步，尽量不给人看一张生气的脸。这正是我做不到的。”（广西师大版319页）

或许请究个性的人，觉得胡适待人未免过于做作，但真有人生阅历的人才知道如此并不容易。这样做并不是世故，世故是油滑，而不是宽容。胡适因了对宽容的理解，对自由的认知，因了早年家庭验，不拿一张难看的脸给别人看，所以你在胡适的照片中几乎找不到一张愤怒到失态的、难看的脸，道理正在于此。胡适在老境渐至的时候，拿了自己的一张照片与母亲的照片比对，认为有几分神似。由这样的神似，再回忆起母亲对他教益来，令他感动万分，他忍不住在《先母行述》里述及自己的痛苦：“生未能养，病未能侍，毕世劬劳未能丝毫分任，生死永诀乃未能一面。平生惨痛，何以如此！”此种泣血之痛，自不仅因他与其母亲形貌之相似，实因情感永不能忘之故。胡适有次为《郭节母廖太夫人清芬录》题词，得知别人的母亲高寿，不免想起自己的母亲来：“小人有母，亦廿三岁而守节，积半世之苦辛，未能享一日之娱悦。执笔作颂，拊心凄绝。” 使我每见不忍，弥增对他的敬重和亲近。

对胡适一生稍有所知的人，都知道胡适有开风气的心态，有做圣的自我期许，所以他为人处世，对自己要求相当严。从做学问、记日记到待人接物，无不充溢谨严与秩序。有的人自己也相当严谨，甚至于己苛酷，拿此来对待自己的朋友乃至世间所有的人，这就是将自我期许，施之于众，缺少对他人应有的宽怀。也就是说，缺少在自我积极自由的同时，对他人有不做什么的“消极自由”的体认，这是一种有缺陷的自由。人在做人底线和做圣人的高线之间的广阔地带，有完全的自我选择自由，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对自由的精义还缺乏更深的了解。所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看似容易，其实于大多数人来讲，可谓悬的过高，胡适的一生这样实实在在走过来的。著名植物学家胡先骕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反对白话文，与胡适可谓论敌。但1925年胡适到上海与他会面，一起照了张相，胡先骕严肃，胡适而充满笑容，并在照片背后题词“我们是两个反对的朋友”，可见其对不同意见的宽怀，直接影响他做人，以及他以微笑的面貌示人。

我曾在《一位微笑的反对者》中专门拿一节“道不同亦相为谋”来展现胡适与陈独秀异乎寻常的友谊。1919年后，陈独秀逐渐左倾，组建共产党，甚至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与主张渐进改良的胡适，其言论、行为之相左，那是不言自明的。胡、陈极不寻常的友谊拿对今天不管是非、只管立场的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很多人已经不知道，只要有做人的底线，意见乃至道路不同都不是敌人，依然可以做朋友，自然也可以光明坦荡地批评。1925北京晨报馆被烧，陈独秀大肆赞扬，这回胡适觉得他这样的说法不能认可，于是专门给陈独秀写封信批评他，其中有言曰：“你我曾共同发表过《争自由》宣言。争自由的惟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争自由的惟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陈独秀多次危急时刻，乃至去世后，胡适都还伸出援出之手，这样的友谊，从胡、陈的照片里亦可见出，哪是如今动辄决裂的人可以梦见的？

三：他者与自我

         正因为有自期许，所以胡适也很注重社会及他人对他的评价。从一般意义上讲，太注重社会和他人评价，会磨损自己的锐气，会变得八面玲珑，世故圆滑。但在强大如胡适身上并不如此表现，他宽容但并不纵容，他体谅他人但并非没有原则，他看重社会和他人的评价，但并不曲己逢迎。这是因为他内心对于自己相当自信，容纳异见是他对民主自由理念认同的结果，亦是他认为做人之必须。

就我目前所知晓的资料来看，胡适一生有两张照片，非常值得拿出来一说。一是他在日本讲中国文学革命，紧闭双唇，目光坚定，右手夹烟，左手伸出大指姆的动作，很有一种必胜信念的味道，大抵是日本凌侵中国的缘故。他一生唯一的重政经历，就是国家板荡的抗战时期当中国驻美大使，或许他这张照片是他比较有节制的民族情绪的表现。另外一张便是他激动地中央研究院上讲话时“心有不甘”的表情，这在他是少有的近乎发怒的表情。但即便这样两张与他常规表现算是“出格”的照片，在我看来也不乏宽怀和节制。

我们都知道，胡适是个知识分子， 同时也算是公众人物，那么他必然注重照片的公共传播效果，即那些不利于他形象的照片一般不会拿出来传播。但问题在于，他可以控制自己的亲朋好友给他拍摄的照片，好者拿出来传播，不好的便不拿出来，而报纸、杂志所摄照片，则无从干涉。这也就是说，胡适留传世间的这些照片，并不完全是他自己所能主宰和确定的。其传播的源头、传播效果、意义阐释，他都并不能完全控制，那么可以说他众多的充满笑容、亲切内敛、庄重平和的照片，完全是他自己修为的结果。他的修为就是修辞立其诚，为人宽和，笑口常开。有人或许会说他做作，但一个人能坚持一辈子的“做作”，这就是一种他人难以做到的修为。当然报刊杂志图片的传播一方面因胡适是大名人，另一方面也慑于新闻伦理，也会对照片加以选择，使其在传播过程中大致符合胡适一贯的为人理路。二者互相叠合，自然使胡适在大众传媒和世俗民众中的形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正面展示。

胡适一生写了许多书法，也算是他留在世间的“图像”之一种。他不算真正的书家，若是也顶多算是文人书法的一种。他写字一丝不苟，端庄典丽，在规矩和法度之中有一种潇洒的风神，和他做人如天然般契合。如他传播得相当广远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深入人心的思想加上典丽潇洒的书法，使得这样的理念和人格力量，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从而与他自身富有亲和力的形象，造成再度传播的叠加效果。

四：招牌式微笑

微笑可以说是胡适一生的招牌，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他都能在大多数时刻做到不拿一张难看的脸给世人看。除了他自身的个性、家庭的教养、人生的领悟、不俗的成就外，还有一点就是因他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一说起乐观主义者且不可救药，有许多人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对人生的黑暗缺乏洞察力。其实不然，像胡适这样的乐观主义者，其实对人的局限是有深刻的体察的，正是因为看透了人的局限，才对人有一种同情之理解和深刻的悲悯，也才有一种他人所不具备的宽容。对人之局限认识深透的宽容，再加上民主自由所浸透而来的制度上的宽容，共同发酵，互相发力，才造就了胡适对宽容异于常人的深刻理解和切实践行。

收入孙郁《微笑的异端：影像中的胡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一书七十三张胡适单人、双人和多人照，胡适大多是轻微笑意或者笑容满面。五十年代他的晚年是颇不惬意的，一方面是大陆花巨大的人力来批判他的思想，老朋友、史学家如陈垣写公开信望他迷途知返，甚至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写信与他决裂；另一方面是台湾的情治系统连篇累牍批判他，出版了《胡适与国运》等书，似乎众叛亲离。不特此也，胡适晚年收入微薄，不愿迁就，所以难免有落寞之感，对此他晚年的弟子唐德刚有比较生动的描述。但唐德刚先生的宗教感明显不如胡适，所以他似乎看不到其恒久坚持所产生的肃穆感，以及他一如既往的乐观态度，这一点才是胡适异于常人的地方。“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日拱一卒、功不唐捐，在胡适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踏实践行的动力。他一生没有见到自己的祖国实现民主自由，但坚持民主自由必然到来，今天台湾实现了民主自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胡适的老朋友、名史学家陈寅恪在1954年所写的一首《无题》诗中咏及官方批判胡适的运动，起首的两句即为：“世人欲杀一轩渠，弄墨燃脂作计疏”。意谓官方大肆号召知识分子挑灯夜战写批判胡适的文章，真起把一个亲和微笑的胡适杀了才解恨，可见胡适招牌式的微笑和他的思想对极权政府来说是一个挥之难去的威胁。对于争取民主自由的人来说，没有比微笑理性地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更能让专制惧怕的。专制者不害怕你像他一样仇恨、残暴，因为比这些你永远不是他们的对手。胡适留在世间永恒的、坚毅的微笑，永远是激励人们去争取民主自由最好的动力。

现在我找一点晚近的例子来给胡适的“微笑与自由”作些注释，以便我们更好地明了微笑的力量。1990年2月11日被囚禁长达27年的曼德拉出狱，他踏出监狱之门的那一霎时的笑容，感动了全世界——“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其实仍在狱中”，曼德拉这句话是对他笑容最好的说明文字——甚至感动了一位正在秦城监狱服刑的中国囚犯王丹。今年初王丹还在《纽约时报》写一篇英文文章谈及“曼德拉笑容”对他的激励和震撼效果。事实也正是如此，《王丹狱中回忆录》（台湾新新闻1997年版）中多次提到他“在对方（指审讯人员和狱方）面前永远保持微笑”的自励性话语，保持微笑是对极权政府最大的轻蔑。最近冯正虎露宿东京成田机场，争取回国权利，与外界接触，非常注重仪表，不卑不亢，保持平和的心态，十分令人敬佩。经过九十二天的抗争，冯正虎回国登机的一刹那的笑容，令人难忘，感动了千千万万争取民主自由的中国人。

2010年2月18至20日于有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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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这是新近出版的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中最短的一篇《吴虞和黄侃》，因为太长不适合网读，所以特贴此篇出来让众多有兴趣的朋友看看。黄侃的日记与吴虞的日记，都有相当的价值，但似乎被注意都不够。这则小文算是发掘出一点吴、黄两人的轶事，但轶事亦有相当之史料价值。顺告一声，有几家杂志和报纸欲载拙著的书评，如读了后有兴趣一评的书友请发我邮箱lijuhantian@sina.com，十分铭感。但用与否，由编辑看质量来定，一俟用稿，即奉样报（刊）稿酬。2009年12月5日9：33分于成都

小女跟名书家徐无闻先生高弟向黄兄学习书艺，每周六闲时我即随她同去。有次看到向兄住所之街道名为金玉街，忽忆此街乃黄侃（1886—1935）先生出生地，便给小女讲了与黄先生有关的小掌故，让她知晓有名的人物就生活在我们的周围，以便作为了解成都街道文化与历史之一助。但黄侃幼时即回湖北受教，与成都关系仅此而已，只不过是为我编撰《历代名人成都行迹年谱》添一条目而已。不过，吴虞的日记里却对黄侃多有记录，这些记录或许在别的地方不易得见，故将其检录出来，加以窜掇，以便人们对黄侃有更多的了解。

吴虞与黄侃终生未曾晤面，虽然他们都曾在北大教书，但黄在北大教书为1914至1919年，而吴则为1921至1925年，前后错开不接，让吴虞与黄侃产生关系的是黄侃的北大学生曾缄（字慎言）。曾缄（1892—1968）系四川叙永人，也是像他老师黄侃一样的奇人，曾译过《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情歌》，创作《布达拉宫词》，写作《〈双雷引〉并序》详述蓝桥生所拥用之唐代名琴大雷小雷之历史，与其师黄季刚在京西郊三贝子花园游历唱和之作《西游禊游诗及序》文情两胜，可观师生间游乐之趣。曾任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教务长，任过蒙藏委员会委员和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大约2002年，成都古籍书店尚未关张，旁边有成都书画经营者江功举所开的一家古旧书店，一日于其间得览曾缄不少遗物，如其中订价较昂之庞石帚先生所著之线装《〈国故论衡〉疏证》，其间尚有谈《文心雕龙》的散件，因价未偕，交臂失之，至此不知下落，怅惘久之。后来于一旧摊得八十年代曾先生家人要求落实政策及住房的一些残篇零简，也算欲了解曾先生更多史料的一点安慰。

且说1917年曾缄从北大毕业回到四川，即执教于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亦即国学院），后任教务长，时常与吴虞有往还。与曾缄不识之前，即有欧永龄“云黄侃专长实在音韵之学，太炎乃称其词章耳。曾慎言熟于杜诗，评点殆遍。又极推服阮嗣宗诗，谓真能造意者。称《文心雕龙》为文学中之圣书”（1919年6月 24日）。章太炎的搞怪是有名的，不只是说自己的中医冠绝于他的任何学问辞章之上数第一，还用同样的方法来“谬称”学生黄侃词章胜于音韵，甚矣！难怪世人呼之为章疯子。看来曾缄所走也是老师一途，阮嗣宗为其太老师章太炎的朋友黄晦所专注，而后世所出之其师黄侃的名著《〈文心雕龙〉札记》，正是肇因于给曾缄们讲课与积年研究所得，无怪乎学生要高呼《文心雕龙》为圣书。而黄侃所著《〈文心雕龙〉札记》正因在北大有讲义印发，故吴虞也曾购买一册，“订黄季刚《文心雕龙札记》一本，钱六枚”（1921年9月28日）。曾缄不愧名师出高徒，彼时一青年即将杜诗“评点殆遍”，殊为难得。

第二天，吴虞就与欧永龄到少城公园喝茶，曾缄亦到。交谈中，“慎言云，曾闻其师黄季刚称予，而予与季刚固未曾晤对也。茗谈久之。金鹤望（天翮）评赵熙诗家数太小，黄季刚评赵熙诗文多不通。熙曾以诗书扇，赠季刚，季刚付其数龄之孩用之，扇坠沟中，季刚不问也。”（1919年6月25日）想像不出黄侃会称赞吴虞什么地方，非孔排儒，黄侃本不好这一口；学问吴虞没有什么专攻，在有宋学功底的黄侃看来，吴虞那些可能只是不着边际的三脚猫。但黄侃因其出生四川，或许对四川学生有特别的感情，会与学生说起四川的老辈流风，当下数得着的人物，自然会提到吴虞。黄侃固然很狂，是有可能看不上赵熙的诗文，随意让小孩玩而不顾也是有可能的。但赵熙是否那么不堪，恐怕还要打个问号，因为赵熙究竟是四川的老派角色，对吴虞的非孔排儒，当然是不可能喜欢的。赵熙与林思进、庞俊交往甚厚，作为民国蜀中名流，独独没有跟吴虞见过面，那不是没有因由的。

对于黄侃，学生曾缄与吴虞交往时，所谈多涉黄侃教书研究学问的事。“慎言云，黄季刚在大学讲赋甚多，此外《文选》中论、序讲完，《文心雕龙》、《诗品》皆讲过。其讲国文先训诂，次事实，于警策之句必为举出，讲毕之后，即将全文读一过，谓文须熟读，其意义、声调、神采乃可得见。又云太炎长于谈学、谈理，其神采顾（应为“故”——冉注）不及壬秋也。季刚讲文以晋、宋为主。慎言谓予之《国文撰录》标举汉、魏、六朝，实与学子指条大路，成都向来所无。” （1919年10月29日）章太炎、黄侃都标举晋宋文，所以他们重《文选》、《文心雕龙》乃至《诗品》，这也是他们反宗唐宋八大家的桐城派所标举的学习榜样。吴虞倒并不特别标举晋宋文，他对《文选》等也并没有达到多么熟读的地步。但他参与编的《国文撰录》，由于其底本与框架均系刘师培所完成，吴虞只是酌参选目，当然也就有标举魏晋南北朝文了，而与曾缄的师承完全对接，所以他对《国文撰录》有那么高的评价。“曾慎言云，太炎每日必读《老子》，季刚于老、庄亦熟”（同年10月30日）。太炎是否每日读《老子》，那是无法证实的事，但黄侃熟于老庄则是毫无疑问的。但吴虞记下有关章太炎、黄侃只言片语的东西，表明他对章黄二人的看重。到了北大后，其编纂讲义对黄侃多所取法，“饭后，取《古文渊鉴》及李篿客、黄季刚所称之文，参嵇对照，别抄一目，凡《文选》所有，与《学术文选论文集要》已收者，均不再入录，大概粗定，惟《南齐书》及《徐孝穆集》，尚当补采一二耳。”（1922年4月6日）不特此也，就是此前他也措意黄侃对学问和读书的看法，“黄季刚极称程午桥注《李义山诗》，予尚未细看，又称杜诗以钱注为佳”（1919年9月27日），弟子曾缄对杜诗的圈阅肯定亦受黄侃看法的影响。

刚从学生那里知道黄侃称道过他，吴虞就写信给自己的堂弟，准备求黄侃为其师撰写墓志或传。“饭后发君毅信，附去《吴伯朅师事略》及诔文，嘱转求刘申叔、黄季刚作墓志及传。”（1919年8月4日）刘师培不说了，算吴虞的老朋友，请刘师培为他老师作墓志或传都在情理之中。但为什么老于世故的吴虞，对陌生的黄侃有如此相对唐突的请求呢？作墓志或者传，是自从韩愈以来，中国著名知识分子一项不错的收入，因此你只要查看《民国人物碑传集》这样的书，像章太炎这样的人成为撰文甚多的谀墓高手，一点也不让人觉得奇怪，因为传统的力量所延展的社会风气和对利益的追求合二为一。“君毅来信，言《伯朅师事略》及予函已面交黄季刚，并托其阅后转交刘申叔。季刚言辩而锐，若为政治家当为绝好煽动者。”（1919年9月10日）黄侃做学问前短暂从政，但自知耿介和好斗的脾性，不适合需长袖善舞的政坛明争暗斗，所以转而做自己喜爱的学问，这于人是要有些自知之明的。很多人一生逐利而弄权，而不自知其非此中高手，浪费青春，屈抑个性，即令表面风光，又何如黄侃学问能传诸千百年后？吴君毅将吴虞的要求很快转予黄侃，恐怕已经思谋离开北大的他已无心作此不提润笔费且是谀墓之文， “得君毅十月十二日信，云黄季刚因与文科教授沈尹默等不协，愤而之武昌，就高等师范国文教习之聘。君毅同立三访之，则已行矣。”（1919年10月27 日）。而刘师培也在11月20日谢世，所以吴虞这项于刘、黄二人的请求，多半没能“得逞”。

虽然没得到黄侃的回应，也没能得到他期望于黄侃给他老师所写的墓志铭或者传记，但并不妨碍吴虞对黄侃有持续的关注。“遂过曾慎言，丁鹤唳言约黄季刚到川事，又以剪报一纸，记北大学生面包运动事也”。四川国学院在曾缄来当教务长后，因廖平年老体衰，一直想请个望重士林的学者来主政，以培养四川在新时代的旧学。这种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因为“报载国学院校长廖已辞职，欢迎黄季刚来”（1919年12月25日）。事实上，翻检现存《黄侃日记》，我们都知道他在北大教书之前在山西大学教书，就深感到自己母亲年迈，需要照顾，常恨不能回武汉侍亲膝前，所以他不可能远涉交通依旧不便且信息和风气比较僻塞的四川，来作为自己做学问和教书的地方。当然因为他本人出生于成都，且父亲的一些故旧在四川，所以四川有这样的提议是可以理解的，最终未能达成愿望，实在预料之中。如果此时他来四川的话，吴虞与他尚能见面，因为吴虞彼时尚在成都。到了1925年吴虞在京时，他早已在武昌师范大学教书，且与在该校教书的、吴虞的朋友郁达夫和该校校长石瑛关系不睦。几个月后，吴虞已经从北大回到四川，郁达夫曾经几次电邀吴虞前往武昌师范大学教书，幸好吴虞没去，因为不久郁达夫和石瑛已然离开。

关于黄侃教书的事，似乎可以对照黄侃与吴虞二位日记里的记载，来证明一些事实的存在。吴虞1921年刚到北京时，有位叫李沧萍的广东人来访，“云黄季刚现到广东师范学校”（1921年12月18日），这也并非捕风捉影之谈，因为《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里有直接记载，下面依照时间顺序略加窜掇，以见教书之事，他从中所作的选择。 “张贤举持广东高师曾校长‘有’（廿五日）电见示，邀余为主任，月薪两百元，令电覆，并盼即往。”（1921年11月27日），12月5日又得成都高师杨校长的邀请电及由汉大中银行汇来的250元，此时他与山西大学尚未解聘。12月9日他取了成都高师汇予他的钱250元，“与昨款并藏母亲处”。11日得广东高师金校长催促电，“明日应覆川中电，致晋中电”，不知他所答内容为何？ 1921年12月23日，“发成都电曰；‘侯舟入蜀，款谨储存。’”接着他又给山西大学说“致贯三及文科生快信，言寒假内往”。1921年12月26日： “得张岷书（贯三之子），言其父因我辞职。致贯三电，云‘即日北行，公毋谢事。’然其人殊无理，迫于事势，不能不与周旋”。1922年1月15日他还说 “午得广东高师校速书并聘约，明当筹量而后复”。不特此也，湖南船山书院也来聘请他讲音韵（其实去年十二月份已来函，他未回答别人，见1922年1月20 日）。1922年2月22日，“将以今日行而母亲忽泫然流涕，侃心如沸羹，自恨无力自振，不见容于乡里，今日果稍有俸入，足以不饥饿，亦决不舍背年垂九十之亲而它行。”他非常想在武汉教书，可惜不见容于乡里，为无法替继母尽孝道而心情难受。2月27日山西大学来电，“上课在即，祈速来晋”；3月1日他以太原春疫方发，暂缓行；3月3日，“明日将赴太原”，3月10日，“得山西大学函，辞多讽刺，立致一书与王校长，言所以迟往之故。双挂号。”3月14日山西大学已请别人代他，他如释重负。4月16日中华大学来功课表，24日即赴中华大学讲庄子。

换言之，在1921年11月至1922年4月的五个月内，黄侃面临着许多教书的抉择，计有他上学期仍在任教的山西大学、广东高师、成都高师、湖南船山学院，最后他选择的是本地的华中大学，因为他的继母年垂九十，而欲尽孝道。黄侃是有一些古怪行径的人，因此也颇受彼时一些人的批评和指陈。就连与他同为章太炎弟子的钱玄同对他也颇不满，“又谓黄季刚口作礼学名臣之言，身为流氓之行，近与玄同殆断绝友谊”（1921年5月21日），有如何的流氓之行，则钱玄同未必有恰切之细论，吴虞也无详记。与钱玄同等人不睦，可能也是黄侃离开北大讲席的一个原因，这也间接说明北大国文门浙系对桐城和选学派的排挤，哪怕是同门师兄也不放过。而马幼渔则说了一则与教书有关的事情，足可以与上面黄侃教书事互联发明。马幼渔“又言黄季刚运动复辟，然因其前多支两月薪水，去而不返，行同撞骗，聘任委员会恐难通过”（1921年8月14日）。也就是聘任委员会不是没有人想让其回北大教书的，但是他提前支了两个月的薪水，“去而不返，行同撞骗”，这个指控是很大的，如果只有《吴虞日记》里这个记载，恐怕难以指陈这是事实。但联系到前面黄侃不到成都高师教书却“款谨暂储”的回答，却最终没到成都教书，且在日记里没有发现退回了这笔250元款子的记载，是否可以坐马幼渔“行同撞骗”的说法呢？至少我们可以暂存一说，说明黄侃因家贫，在教书时是有预支过别校的款项，而没有履行相应的教书义务的。

纳款而不尽教责，对黄侃这样的大学者来说，虽然不必过苛，但把这样的细行记录出来，也是后世研究者的一个责任。我也深知，不以一眚掩大德，但一眚终究是存在的，不能因为大德而免提。

2008年10月16日至20日，24凌晨补正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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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这两天的感冒真是盛况空前，作文举步维艰，书也是看得有句无篇，十分稀罕。但饭量却不减少，不能工作却要消耗很多粮食，甚感惭愧。不过，闲暇看了看NBA的比赛，也是难得的享受，很久没这样奢侈过了。今天将《吴虞与北京大学》（下）载刊敝博，请有兴趣的朋友们读一读。现实与历史始终是有勾连的，对历史的漠然，必然酿出现实的浓疮。2009年11月14日9：10分于成都

四：教职员索薪纠纷

中国现代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因为制度不良与社会不靖，在不少时段都伴随着教师薪酬的不稳定，以及教育经费的缺乏。就连北大这样著名的学校也不例外，而吴虞在北大教书的四年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索要薪酬的问题，虽然最终都得到了解决，但费时费心不少，对教育影响兹大。但即便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不靖的情况下，教师索要薪酬都能通过正当的讨要、罢课、示威等手段，媒体不停地公开报道，来追索回自己的薪酬，最大程度地保护教师自己的利益，也从某种程度显示了“为个人争就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的一分理念。虽然消极地看，影响了学生的学业，但积极的看，只有能维护自己权益的教师才能教出真正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而斗争的学生，并使其之成为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

索薪之事，在吴虞未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所以吴君毅给他说倘使将来北大的薪酬比较稳定后，就是你全家搬来，稍为撙节开支，也是可以能够维持得走的。吴虞深知此点，依旧也要北大，一是在成都他受到教育界的相当围剿，虽然在其北上之前，已有改观，但令其不快的氛围，以及樊孔周、钟书船这样的老朋友接二连三被军阀杀害，他作为一个当地的出头人物，也怀着一定的恐惧。再者，当时四川政局不稳，军阀混战，教育薪酬也不稳定，所发薪水也是时有时无，或者总是被拖欠。两相对照，彼时成都方面的生活环境带给他的威胁与不快，显然远胜过北大给他带来的不稳定。换言之，北上的直接收益不比在四川低，何况其间接收益更是四川不可比拟的。北大的名声以及其间他将遇到的一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骨干，都是他排孔非儒这一大方向上的支持者，可以藉此互借声势，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个人声望的增长和学问可能精进的期待，都是他可能北上的潜在因由。

吴虞是1921年5月7日抵达北京的，5月3日胡适的日记里即记载了一则无报名与日期的剪报，其标题为《北大教职员捐俸建筑图书馆胡适教授的提议——已得多数的赞成——出于罢工运动之后——尤足表示教职员之勇健纯洁》。此说明索薪的浪潮早已开始，后来陈独秀还来信批评胡适等人索薪罢课一年，还没有把事情解决，胡适也在日记里他批评得实在对，可以想见此次索薪潮在北京各大学及社会的影响。但即便如此，索薪之教师也并完全只是为个人考虑（为了个体之利益也值得尊重），但个人之困穷却是有目共睹的，连胡适这样薪酬和稿费比较稿的人，都要等米下锅了，“今天亚东又筹了乙百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1921年6月9日，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版），可见彼时欠薪对普通教职员的影响了。

吴虞就在这种索薪浪潮的背景下进入了北京大学。1921年6月3日的索薪事件，吴虞记道：“午后文光归，言今日教育界往国务院请愿，马夷初、沈士远，被兵打伤甚重，已抬入首善医院。学生派四穆任代表往慰问。闻教育部，自次长起全体辞职，风潮扩大矣。”而胡适的日记里是贴了一份《北京社会新报》报道的《呜呼中华民国之教育》的剪报，甚为详细地转载了此中情形。次日，吴虞“十一时，雇车过宣武门外大街首善医院，看沈士远、马寅初。晤沈兼士、钱玄同、王弘实。玄同言蒋梦麟、马幼渔并未受伤也。”而胡适当日则是《八校教职员呈国务院文》、，八校教职员通电》、《八校辞职全团体教职员宣言》三份通电和宣言的剪报，于我们后人来讲，其现场感和历史感当然更显强烈。而周作人因生病则在家中养疴，故其日记里面既无存也无论。同在北大的诸人如果大家都记日记的话，互相之间一定有所不同。五、六两日吴虞已经偃旗息鼓了，没有丝毫之索薪潮之记载，但胡适完全不同，有北大教职员开联席会，首善医院不从探视，马夷初被监视最严，6日他还与柯乐文合译了《全国报界联合会严厉谴责政府》的新闻给西洋报纸。由此不难看见，胡适自身的权利意识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都不是他人可以比拟的。

虽然教师薪酬不能按时拿到手中，但因为吴虞刚到北大，有不虞之困难，这说明北大即便在混乱的时刻也有相当的灵活性解决职员的急需。“北大黄幼轩君，令人送来六月脩金五十元，下欠六十元。犒来人银元一元。六月款尚未发，以予远来，故优待也”（1921年8月15日）。黄幼轩在北大会计处供职，乃蔡元培的郎舅，大约吴虞有所不知，但他还是感谢黄给送优待的款来解燃眉之急。除了北大自身对一些“特殊”职员的救急外，教育总长范源廉与彼时的国务院商定，“由政府筹拨价值二百万元之证券等，存放银行，为京师学款之准备金”（1921年7月29日），同时用盐款和因关税款来增长八校教育经费（1921年12月 21日）。但即便如此，教育经费的稳定拨发到1923年底也仍未解决，“今日《顺天时报》，载绥远边境之五当抬（即庙街之称呼），有荒土二千余顷，原归绥远都马福祥直辖。蒋梦麟等，于前次马福祥来京时，极力与之交涉，结果，马允提拨一千顷，以充八校基金。并由某财政家，损（捐）现款五万为手续费。将来开辟后，即此一端，足维持八校经费，绰有余裕云。”（1923年12月16日）每每看上去要解决问题了，但了犹未了，“北大来通知：由教育部领到七成五经费，于会计课发给成薪俸，如二月份俄国赔款，于本日领到，即随同按成补发。过北大领薪银贰0八圆正。”（1924年2月4日）本国教师要领薪，却要等着俄国人发善心退还赔款，最终也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既然教育经费，难得完全之满足，于是诸种招数都有人说出来以备用，最后结果当然不得而知。“《民生报》载昨日阁议，向银行团商借一百万元，充作维持八校之用，当经决议照办。”（24年3月16日）

几年间北京八校经费始终未能切实解决，而教职员对薪酬之取得，在其间也存在许多争论与起伏。北大教职员也开会数次，教师在上课与罢课之间互相争执不下（1921年8月22日）。不特此也，在每月应扣薪水上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又教职员昨接联席会议传单，谓每月各人薪水，应扣百分之七十，各教员以未得全体之承认，群起质疑，请取消此议”（1921年8月29日）。1922年5月19日，八校教职员一同到教育部索薪，“到者一百四十余人，举出沈士远、何海秋、高一涵、尹炎武、马幼渔、王星拱为代表接洽。旋由教育部同诸人步至交通部，八校所举代表，同八校校长、教育部次长，同交通部次长交涉，直至下午九时后始签字。允于五月三十号以前，给两个月，众人始散归。”这样大规模的索薪行动，后来不知兑现与否？因为吴虞的日记里并未相应之记载。到后来，“国立八校薪水无着，校长均向部辞职矣”（1924年9月8日），如此这般，还是没有实质性的起色。后来交通部长叶恭绰也从中支持校费，“交通部为筹措八校经费，实行交通附加费（税）赈捐。即以此款充作八校经费之用。今年二月，已届期满。叶恭绰请将此项附加赈捐，再行展期六个月，并以一次为限。业经政府指令第二百二十号照准办理。”，发了这么多的文件，盐、关税、交通税等都参与了八校经费的筹措与拨给，可以想见彼时军阀之间办教育出现的扯皮现象有多严重。吴虞日记里历年事涉薪酬之记载，据我的记载达四十多次，多像挤牙膏一样拿薪酬。即便在此境况下，也弦歌未绝，斯文未坠。不过，苦况也的确可堪怜悯，“午后至三时，在北大上课，薪水尚不知如何。叶浩吾止有钱六十枚，刘子庚止有钱四十枚，家中且无米矣。教育界现象如此，尚可为哉？”（1925年5月25日）。吴虞这种教育“尚可为哉”的浩叹，真是跟随了他北大四年的始终，可以说北大薪酬不稳定也是他绝意告老还乡的一个理由。

                 五：演讲与学术研讨

吴虞在北大的四年，虽然充满了不少教职员的索薪纠纷，但北大毕竟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下，播撒了不灭的思想种子。其撒播自由思想种子和培养高深学术研究情趣的方式之一，便是不时举办各种演讲，而这些演讲尚不包括新进的教授的例行演讲，进北大就能当教授，当然是彼时思想学术界的一时之选，其隆崇威望有他人不及之处。吴虞并不所有的演讲都去参加，即是参加的，他也未必有较详细记录，如梁启超到北大的演讲，他就只是随手进行事务性的记录而已。但有限的几次较详细的记录——其中还包括他并未亲临而有详细抄录者——还是可以看出彼时北大朝气蓬勃之一斑。

吴虞在北大四年，除了在北大新教授之例行演讲和同乡会上有演讲会，就是一次在非宗教大同盟上的演讲，“过北大三院，非宗教大同盟演讲大会，听众二千余人，外国人、女生、老人都有，张耀翔、李石曾、李守常讲后，予继之，鼓掌声如雷，蔡孑民因病未到，萧子升代表读其讲词，四时毕，摄影而散。”（1922 年4月9日）非宗教大同盟在彼时非常有影响，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巴蜀书社还重印了罗章龙编的《非宗教论》，就是非宗教大同盟的一个成果，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文章选集。吴虞的演讲我猜主要谈的可能是孔教问题，因为他一生非儒排孔，从未曾改变过。当然吴虞的演讲是否因此而“鼓掌声如雷”呢，我觉得应该存疑，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因为他的日记里总是对自己的成就和别人对他的表扬记载太多，好像专等后人来阅读一样。两天过后，“《晨报》今日登有周作人文，内有数语关于予之演说者。予之演说无稿，恐听者记忆错误致失予意，因将关于约法信教自由一条草出，往西老胡同交郑仲澥，略谈而归。”（1922年4月11日）我查了一下周作人的文集，一时半会儿没翻到他谈吴虞演讲的这篇文章，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对宗教的态度宁有不同，但对非孔教应该并无不同。

吴虞的演讲中如果有缠夹不清问题，最大可能是因为他的四川官话。至于其观点是否引致误会，则殊难查考。但吴虞也是很注重他人演讲技巧的，比如他对汪精卫用演讲所出的书评价就比较高。“北大送来汪精卫著《国际问题决议草案并理由书》，极好，可作为讲演稿及中学教科书，此书予每日皆当阅之，终而复始，作为常课。”（1925年6月19日）吴虞的日记一般说来一天记多件事，记一件事的时候相对较少，而此日只记汪精卫此书的事，而且评价如此之高，在他都是罕有的。北大为何要送汪精卫此书，他没有什么交待，不知出于什么背景？汪此书我也没有读过，因此是否若吴虞所言，只有存疑。但他说此书可作演讲的范本，乃至可作教科书，这就说明其可教可学程度之高，应该具有一般大众演讲性质。至于他说每日阅之，终而复始，倒也不必太过当真，因为吴虞在道德感上究竟离曾文正是有距离的，何况曾文正灵魂深处闹革命似的自我道德审查——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的原因，毛泽东的“进步”在于，他将其推而广之用在普通大众的道德审查上——是否属表演性质大可疑问。

知道可能到北大教书，而未到北大之前，吴虞就对北大的许多事情有所关注，其中一次便是美国诗人持滨拿氏到中国的演讲，这段话的内容有少可解读之处，特单独全录如下，以利分析：

“美国著名诗人披持滨拿氏在北大演讲云：‘上年江亢虎（江西人，现代美国大学教员）为译唐诗三百首读之，因知华诗温柔敦厚之旨，远胜西诗。嬉笑怒骂之音，欲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正师资也。常怪贵国少年，辄以一言抹杀前贤，曰是贵族文学，不足法。予亦社会学家，自信不腐，敢断言曰，社会人类平等，文学美术不嫌华贵也。’”（1921年2月19日）

披持滨拿氏其实就是今日通译的维特．宾纳（Witter Bynner，1881—1968），宾纳作为诗人在汉语世界并不十分著名，但他与江亢虎合译了第一个英译本《唐诗三百首》。这《唐诗三百首》的英译本的中文名字叫《群玉山头》（英文为The Jade Mountain），其译法是江亢虎给宾纳解释诗的意思（因为封面署名为“Translated by Witter Bynner from the texts of Kiang Kang—hu），然后让宾纳将其译成英文，最后由他们共同定英文译文。此书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开始到1945年，已经连续出了六版，在英语世界有较大的影响。对这第一英译本的《唐诗三首》介绍者甚少，以笔者眼界不宽，只见过周振鹤一则短文《〈唐诗三百首〉的第一个英译本》（见周振鹤《知者不言》P194 —196，三联书店2008年版）。据周振鹤介绍此书翻译得还不错，书前有两篇介绍，一篇是宾纳的《诗与文化》，一是江亢虎的《中国诗歌》。宾纳坦言自己以前只知希腊和希伯来文诗歌的美，后来与江亢虎合作才对中国诗歌的美，有非常直观生动的认识。

宾纳说他因为与江亢虎合作译唐诗三百首，“因知华诗温柔敦厚之旨，远胜西诗。嬉笑怒骂之音，欲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此正师资也。”对自己的研究和翻译对象美言几句，几乎成了西方汉学家的惯例，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已经领先了中国，当然在文化的久远的封号上愿意奉送他的研究国——中国，一来可以藉引别人对自己研究内容的重视，二来也可以藉免低看民族主义兴起的中国民族之嫌（罗素谈中国问题恐怕也不免有这样的毛病）。因此宾纳说华诗在“温柔敦厚之旨” 上，“远胜西诗”也只是聊备一说，把别人的客气，当成一种可以藉引的确论，不怎么高明那是明显的，何况中西诗歌能否像宾纳这样来对比，还应存疑。温柔敦厚固有诗风柔和醇绵之理，但在中文语境下，更多是一种道德评判，对诗歌作道德评判并非完全不可，但究竟有几分切合诗歌本身之情感和欣赏态度，那还很难说。用 “闻者足戒”来评价唐诗究竟不怎么高明，那是一定了的。正如清代诗评家贺裳评孟郊《游子吟》使出最狠的道德吹捧，其实于诗歌之理解何增一毫：“孟东野最为高深，如‘慈母手中线……’，真是《六经》鼓吹，当与退之《拘幽操》同为全唐第一”（《载酒园诗话又编》）。转若飞蓬的道德评判，怎敌人类共同情感之源远流长。

尤其可堪玩味的是吴虞所记宾纳演讲的最后一段，“常怪贵国少年，辄以一言抹杀前贤，曰是贵族文学，不足法。予亦社会学家，自信不腐，敢断言曰，社会人类平等，文学美术不嫌华贵也。”不知宾纳演讲时，是否有挑战新文学大本营北大诸学人的意味。虽知中国作为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无论是主张保守还是革新，都会不知不觉中借重西人的阐释以扬己说。好在秉着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北大不怕输入这种变向反对新文学的声音。宾纳这个演讲直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因为他们都主张放弃贵族文学，提倡平民文学。白话文与平民文学是互为表里的，因为白话文是平民文学的载体。但吴虞详细记录宾纳这样的演讲，是否有深意藏焉呢？吴虞在非儒排孔上是胡适、陈独秀的同党，但在白话文与古文，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这一点上，并非同道。五四新文化时这样新旧掺杂，同中有异，异同互现，是一种常态。这就像比较趋新的柳亚子，初时对胡适主张大话文也大不以为然一样。

与宾纳合作翻译第一本英译本《唐诗三百首》的江亢虎，在二十世纪尚属风发卓厉的人物，吴虞有幸与其相并有些交往。吴虞在北大教书时，刚好遇着江亢虎主政南方大学，而吴虞堂弟吴君毅从中引荐，因此江氏聘吴虞在南方大学兼课。“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送教授聘约二纸来，一自留、一签名存校”（1924年9月 7日）。三天过后即到南方大学参加开学典礼，“至南方大学行开学礼。晤江亢虎、车盘尘……诸人。学生数十人，教员无甚出色者，而有杨寿璧，亦妙也。学生到者不及百人”（1924年9月10）。吴虞并不想在南方大学长期教下去，只是托不开人情，所以跟江亢虎并没有太深的交道。江亢虎出生名门，祖父两代都中了进士，他是个相当传奇的人物，如在京师大学堂任过日文教习，后来创办中国社会党而成党魁，见过列宁，在美国加州教过七年书，但最终因堕落成汉奸，而声名自是不彰。一生有这样的传奇，且英译过第一本《唐诗三百首》，而世上知之者并无多，可谓良有以也。

北大三院看来比较大，是演讲的好地方，有不少的人如梁启超（“梁任公在三院大礼堂，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当往听之，特记于此”，见1922年3 月2日）、爱罗先珂（“九时至北河沿第三院，听盲诗人讲演”，见1922年3月5日）等都在此演讲过。“四时过大学三院，听美国女士山格夫人演讲生育制裁方法可行者，海绵三寸，橡皮帽，独油熬化者。”（1922年4月19日）吴虞所记载的这次演讲，之所以值得一说，是因为讲计划生育在彼时的中国，可谓新得不能再新的议题。因为多妻多妾在当时还是主流，多子多福就更不用说还是社会习染所向。同时这次演讲是胡适趁时任美国节制联盟主席、节育专家的山格夫人路过中国时，请他来演讲，胡适以蔡元培的名义撰“校长启事”（载于4月18日北大日刊，4月19日胡适全文抄在日记中），并亲任山格夫人的翻译（还有性学专家张竞生陪同），由李小峰、矛尘笔记，以《生育制裁的什么与怎样》为名，刊于《晨报》，至此对中国社会的人口素质、生育理念、妇女解放等方面产生极生的影响，其演讲影响之深远堪比几乎同时到中国中国来的罗素、杜威等人。胡适要求山格夫人不以高深理论来作学术之报告，而且主要介绍许多实用的避孕办法，所以我们才好理解吴虞日记里为何如此记载。胡适将山格夫人介绍蔡元培、赵元任及其夫人杨步伟，后来杨步伟在《杂记赵家》里还有记录。杨步伟说他们一些学者夫人请山格夫人来主要是谈一些实际的避孕办法，“每一个有钱的出钱，可带三个穷人来”（杨步伟《杂记赵家》岳麓版）。后来杨步伟还译有山格夫人所著《女子应有的知识》由商务印书馆在1926年出版。

至于老师所组织的学术研究会，吴虞似乎参加得不多，他的日记中记载得也比较少。从本性上讲，吴虞并不是学术中人，只是个知识的贩卖者而非生产者，是个教书的人而非真正意识上的研究者。这也是他在北大因“只手打孔家店”，初时会引起轰动，久了便归于岑寂的内在因由。由谭鸿熙、马叙伦、蒋梦麟、李大钊、燕树棠等于1921年8月17日发起“国立八校员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并定于十九号午后二时，在前京畿道美术学校开成立大会，凡八校同人，均请出席”，而吴虞并没有出席。吴虞一生爱读书，但并不真正热爱研究学问的人，他原创性不够，小学功夫也不高，所以他除了在思想界有短暂的轰动外，不能造成承其学的学生与派别。换言之，能承其学的学生稀有，更不用说创造什么派别，故今天的人们只有在提起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时，才会对他略有提及，并非全是凉薄势利所致。

                    六：学生与老师

北大的老师固然是些名震学术界的老江湖，但北大学生也不是省油的灯。在蔡元培掌校之前，许多学生是世家子，带着仆人带着烟枪来上学，充满老爷气。至于逛八大胡同，也是寻常之事，完全是家常便饭，根本没有什么可忌讳的。到了吴虞来北大教书的时候，林公铎还告知他学生染花柳病的人数还有上升的趋势，但我认为林公铎主要是为了发泄不满才这样说的。那蔡元培主政后，学生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像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那样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不用说是学生中的厉害角色，这样的厉害近乎众所周知，不劳我来饶舌。我更记得另外的厉害，当胡适到校一反常态、截断众流地中国哲学史时，许多学生准备不满他的账，想给他难堪。顾颉刚告知傅斯年，傅斯年来听了后就说，这老师虽然年轻，但的确不是乱讲，大家应该好好听。后来胡适还回忆起学生傅斯年——后来他们一对“死友”，不过傅斯年却一直对胡适执弟子礼——对他刚教书时的“护驾”，那份情感哪是一般师生关系所能形容？不能旷古未有，也是稀有罕见。

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是何等样的人物，我们现在已然分晓。但当时他们就如此卓尔特出，的确是令人心折。还未到北大前，吴虞在成都就像读《新青年》一样，几乎每期都由傅斯年等学生所办的《新潮》，他们的观点与文章，有时比《新青年》还清厉激越，但又不乏理性。才到北大不久，吴虞就在日记里记下了章太炎的弟子、史学家朱希祖对刚毕业的傅斯年的赞美之辞。“去年署假，国文科毕业，如傅斯年诸人，颇多佳士。今年暑假，国文科毕业者殊不佳，如朱毅之徒皆是” （1921年8月17日）。“傅斯年诸人”当然还包括顾颉刚、罗家伦等人。当时用朱毅与傅斯年对比说不定有人还会用“未必”来存疑，但以傅斯年在近现代学术文化史上杰出工作，他与朱毅之佳与不佳，何用多说？

北大因其师资力量强，且有兼容并包的自由传统，所以莘莘学子无不以考进北大问学为荣。但考进去非常不容易，所以有许多人一直做旁听生，一堂课看上去听众甚多，但有几个是正选且来考试者就只有天知道了，不然张中行关于北大“负暄琐话”一些内容就得重写了。但有些做旁听生的目的，是为了明门正进地考到北大去当他们的学生了，但旁听生考北大也不是没有非议。朱希祖说：“旁听生转入正科，及其他大学生转入北大者，现均截止，因流弊多故也”（1921年8月 17日）。旁听生考北大和外校转入北大的流弊，我倒是没有感觉出来，因为所谓大学的自由应该包括这一项，否则自由即有所欠缺。当然在高等教育资源比较稀缺的时代，还权衡各方面的关系，的确煞费苦心。因旁听生招收有限，所以马幼渔在自己可以许可的能力范围，还是给吴虞给了应有的方便。“今日《北大日刊》，旁听生揭晓，国文系取四人，术伯考上”（1921年11月1日）；‘“下午晤幼渔，言术伯系因予特取”（1921年11月3日）。北大是难考，但由于时局的原因，南方的一些学生就怕时局混乱而不报考北大，“北大在上海招考，报名者止一人，时局混沌，殊令人闷闷“（1921年8月19日）。1921年整个上海只有一人报告北大，不知所记属实否，如是，则可谓空前绝后。

北大的学生也不都是好学之辈。吴虞五十七岁当天，七时半到北大讲课，“尚无人，八时上堂，十时下课归。今日国文女生亦至，而男生尚多未起，可叹也” （1921年12月17日），“七时起，八时至校，上教室人数尚不多”（1922年1月12日）。其实来听课的多寡，固然与讲得好坏与否有关，但更与北大学生自由散漫的传统有关。“杨寿璧来，云马夷初讲《庄子哲学》，听者十余人”（1923年10月9日）、不特如此，你如果稍有加重，还有些学生反弹，“学生谓予引伸过多，盖全不知学之竖子耳”（1922年1月20日）。所以还是在北大教书多年的沈尹默比较懂北大学生的习性，即北大学生自由学习的欲望与能力稍强于其他学校。“尹默言，当使学生自行注意看书，教习预备好上讲室发问，令学生自讲。欧美、日本大学，皆是如此。”（1921年7月22日）的确如此，大学不是中小学，自由学习自我学习才是大学的主潮，而非填鸭式灌输。

下课了，吴虞跟学生往来并不多，学生来向他请教的也比较少。但他还是主动将《吴虞文录》十五册，《秋水集》三册发送给学生（1924年5月10日、 12日）。同时，他偶尔也在课余指导学生的读书会：“北大一年级读书会常开会，杨晶华提出《苏东坡之生平及其作品》，王峰翔提出《韩非子》，请予于星期三下午二时半在第二院指导。予因草《苏东坡之生平及其作品略述》。”（1924年11月18日）这样的指导趣味不够，研究也尚待加强，不过增加读书的兴味倒是很好的。吴虞在北大四年出了几次考试题，都太旧而没有新意，他虽然读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但他似乎未受到西方研究学问范式之影响，也可以看出他只是个有非儒排孔思想的旧式学者。他所出的考题，就是放在科举考试之前，也不算有什么新意，兹录一次，他给一至三级年所出的题为例，也见一斑。“一年级试题：（一）书李斯上秦始皇谏逐客书后。（二）拟宋玉对楚王问。二年级试题：荀卿非宋鈃寡欲说申论。三年级试题：（一）书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后。（二）拟刘伶酒德颂。”（1922年5月9日）说实在的，这样的考试从题式题型上看，都缺乏新意。

学生除了读书，还有他们自身的权利保护问题。本着胡适的教导，一个人要想为社会作贡献，就是首先要把自陶铸成器。陶铸成器当然有许多方式，其中学生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读书，但读书是为了明理，明理了是首先学会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现在的学生很难理解因为发放讲义的原因，学生会闹起风潮，那是因为现在只有统一教材，很少老师各自为教、各有己见的讲义，其实这大大地影响了老师的创造性和学术自由。“七时过西老胡同，始知昨日因讲费事，风潮扩大，校长及各系主任，均停止办公。予同术伯至北大一观，见诸人宣言，又见学生告白。午前九时，在三院大礼堂开会议办法，明日再开教员学生全体大会，以求解决。学校经费支绌，风潮时起，此后银钱，不可妄用，以免受窘求人。”（1922年10月19日）。因为学校其他经费无着，教育部、交通部等方面拨给北大的费有限，因此学校想收一点学生的讲费来补充不足，但学生因为享受免费的老师讲义，久已成为传统，乍一收费，没有谁能够对此“不当”支出无动于衷。吴虞这人有时还是比较实在，看到学生闹事，想到的却是不可乱花银钱，免得自己无法领到薪金而左支右绌。本来第二天是要上课，但马幼渔、周作人、沈尹默、吴虞、朱希祖等人同情学生，亦主张暂时停课，弄得蔡元培要辞职，后来在大部分教师学生的挽留下，10月24日北大送来蔡元培复职的启事。学潮好像是近现代中国大学的一个保留节目，也是学生社会参与的表达方式。因章士钊欲合并八校，“午后一时过北大，门外警察多人，荷枪而立，学生游行，约二万人，遂无人上课。予以《书目》一份给游国恩而归。”（1925年5月9日）游国恩显然有自己的判断与主张，没有去游行，而是径自去上课，颇遵循蔡元培、胡适的“爱国不忘读书”的训导。吴虞在北大四年的教书生涯里，游国恩应该算是他学生比较著名的学者了。

学生是青年，青年必有理想，不像那些久于世故的江湖油子一样，只顾自己的实际，完全抛却相应的社会责任。发生任何于国有碍的问题，学生都比较先于其他阶层起而动之。上海五卅惨案的爆发是工人因为自己的实际利益率先而动，但学生是激于英人捕杀工人的爱国热情，亦算是真正的道义奥援。“北大因上海英捕枪杀学生事件，从今日起，议决停止上课”（1925年6月3日）；“北大学生募捐，付洋一元。十二时过澄华园洗澡，归途雷雨大作，行至大栅栏，国民大会学生散会、游行经此。予停车让之。男女学生周身皆水湿，仍高呼经济绝交不止，予几为堕泪。徐旭生、戴夷乘同学生步行泥途中，甚可感也。”（25年6月10日）吴虞虽没像徐旭生、戴夷乘一样与学生一起游，但他赞佩他们，为学生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几欲堕泪。不特此也，吴虞还专门给五卅惨案捐款十二元，从工资中扣除，显然这也是许多老师也是学校的共同选择，否则没有从工资中扣除之理。“北大来薪洋一百0四元，扣去前欠沪案捐款十二元，止收洋九十二元”（1925年 7月15日）。这说明在表达此种爱国热情上，学生、老师、学校达成了空前的共识。

学生来自全国各地，老师当然来自各省区，但各地区的分布各额并不均衡也不可能均衡，因为每省区的文化和经济发展情况差别甚大。吴虞有次对1923年北大教职员名录作了一个精确的统计。“夜阅《北大教职员录》，略为统计如下：浙江六十七人。直隶五十五人。江苏四十八人。广东二十七人。安徽二十人。湖北十八人。江西十一人。福建九人。湖南九人。四川五人。山东五人。河南四人。广西二人。山西二人。陕西一人。贵州一人。甘肃一人。奉天一人。计二百六十八人。据十二年教职员录。”（1924年1月2日）这个统计表明文化与经济发达的江南和沿海地区是北大教师的主体，浙江人数最多，刚好占全校教职员的四分之一，与其经济特别是文化大省的身份是相称的，但也不排除了有蔡元培和蒋梦麟的因素。北大国文系有所谓浙派主政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其实北大的浙派实量亦不可小虚。“教长张国淦已发表，系范源廉、颜惠庆所推荐。蒋梦麟诸人运动汤尔和复职，竟未成功，然浙派之植党揽权，固可见也”（24年1月22日）。“今日《顺天时报》，有北大更换校长之先声一则，若成事实，必有大风潮，而浙派将有变更矣”（1924年8月10日）。就连蔡元培因与教部不合，加上教师索薪风潮而准备辞职，在吴虞看来，除胡适外，蔡元培都有只商于浙派的嫌疑，“孑民此次辞职，仅商之蒋、胡、汤、邵四人，校中教职员，均不预闻”（1923年1月 29日）。我认为像蔡、蒋、胡诸人一样尊重既有规章制度的人，仅商于几人而辞职的事发生的概率较小。至于直隶有五十五人，则除了直隶文化深厚，出国留学者较多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地缘因素，因为直隶籍的人与北平的诸种社会关系毕竟更为深广。

当然，浙派对北大有重大影响，非只是吴虞的私见，已见诸不少史料中，而吴虞更是亲历。当然浙派也不是铁板一块，偶也有内斗，“据云，适之休假，乃蒋梦麟之要求，盖畏之也。汤尔和、蒋梦麟、马夷初现排斥尹默，非去之不可，暗潮甚烈”（1924年8月13日）。胡适休假与其病甚有关联，与畏蒋梦麟可能关系不大，其他人是否排斥沈尹默，也是姑录存说而已。“午餐后过北大，同刘叔雅谈。叔雅在北大六年，每月薪金贰百元，而沈兼士曾三年未授课，仍每年支全薪，可谓不平矣”（1923年1月3日）。这里面有没有沈氏三兄弟在北大人脉深广的影响，有没有浙派在其间的护持，恐怕是很人令人悬想的。想一想在抗战时于西南联大教书时，教庄子教得牛哄哄的刘叔雅调侃沈从文不必跑警报的趣事，再返观早年他向吴虞抱怨沈兼士不教而领全薪，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再牛的人也有从前。

很多谈老北大，都没有谈到老北大那些牛人具体教多少课时，因为这比较难考。但细大不捐，总是喜欢记入日记的吴虞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课表，故不惮琐碎，全录而留下难得的北大史料（1923年9月27日）：

北大送本学年上学期予之课表来，均在第四十教室。

星期一 十时至十二时 晚周诸子

星期二 十一时至十二时 文名著选（史传）

星期四 十时至十二时 晚周诸子 文名著选（史传）

星期六 十时至十二时 文名著选（诸子单篇论文）

国文系同人钟点表

沈兼士（七） 马裕藻（六） 朱希祖（四）

沈尹默（七） 张凤举（七） 钱玄同（三）

崔适（三）   陈汉章（三） 黄节（六）

张尔田（八） 刘毓盘（八） 吴梅（八）

刘文典（六） 林损（六）   周作人（五）

周树人（三） 萧友梅（六） 吴虞（七）

从讲课量来看，每周只有三至四节课者，大抵是兼职讲师，别的地方兼课较多，故不能在北大获得教授之聘。要当上北大的教授，不且上课要达到一定的数量，且不能在外兼课太多，影响你在北大正课。鲁迅、朱希祖、钱玄同、崔适等人的学问都不错，但他们在北大是兼课，故薪酬较少，当然课时相对也较少。但同为教授，每个人所认课时与所得薪酬还是有差距，刘六典上课六时，所得为200元，周作人上课少一小时，其薪酬为240元，吴虞比他多一小时则薪酬为260 元。不知这薪酬标准是如何定出来的，是否因名声或者其他原因。倘使名声的话，周作人亦在吴虞之上，不知何故其薪较他要低。但你看这张教员名录上课表，还是可以遥想北大当年的盛况。

吴虞在北大四年，其始聘及续聘之相关情形，照旧有相关的记载。“北京大学续送聘书来，照章续聘书止送一次，此后继续任事，不再送聘也。如讲满一期，未送续聘书，即作为解约矣。予前次聘书为蒋梦麟署名，此次则为蔡孑民署名。”（1921年10月27日）他亦因家不在北京，且与女儿不合，故时有居北地的落寞之感。更加之逛妓院的“娇玉事件”也闹得满城风雨，如果续聘他对北大是一个不好的影响，故“又言北大教职员昨日开会，谋对付章士钊合并八校之议，然予竟不知也”（1925年4月30日）。职员不与闻校中事，这在讲规章行事的北大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疏忽，也从某种意义可认为是不再续聘他的一个信号，从此吴虞回川终老，再也没到过北京一次。

2008年10月8日至27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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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吴虞与北京大学》是篇长达二万七千字的文章，分别全文刊载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2009年5月号及6 月号。文章分（1）：怎么到北大的？（2）北大诸同事；（3）：北大评议会；（4）：教职员索薪纠纷；（5）：演讲与学术研讨；（6）：学生与老师六部分。此文已收入《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一书（2009年11月业已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30万字，375页）。由于人在病中，没法写更多的文章，因此先将《吴虞与北京大学》的上半部分刊载出来，以飨各位同仁，敬请大家指教。2009年11月13日8：44分于成都

一个人与一所大学，如蔡元培与北大，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竺可桢与浙江大学，是写不尽的题目，道不尽的话由。我们很幸运，在中国追赶西方现代化脚步，需要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现代化时，遇到了这些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执掌大学，能使中国大学教育相对说来少走弯路。当然，我们都知道良好的制度，比个人魅力更能持久地为社会包括大学贡献出令人我们回味的成就。西方名校并不容易出像蔡元培先生等这样的卡里斯玛型人物，因为他们的制度运转良好，使得许多校长虽然学富五车，也十分明白并谨守萧规曹随的道理。但现代大学作为一项中国教育中原本没有的文化教育活动，其引进初期，是需要像蔡元培先生这样的卡里斯玛型人物来为高等学校开辟草莱，以便做出可以矜式取法的模范。但这些替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开辟草莱的人物，他们之所以成为卡里斯玛型人物，不是因为他们手握重权、滥施威望来建立自己的魅力，恰恰相反，都是尽力建立相关的制度以最大程度保障大学的正常有序的运转，保障学术研究和学生向学的自由。

正是在蔡元培先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理念指引之下，吴虞被主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系政的马幼渔聘到北京学大讲学四年。通过吴虞如何被聘到北大、北大任课、薪资收入、北大学学生等方面的情形，作一番梳爬，可以个案地观察北大在彼时的诸般情形，为我们了解现代中国大学早期的发展来个历史返观与复原。

                一：怎么到北大的？

1917年8月，吴虞的堂弟吴君毅从日本学成归国，9月任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兼北京大学讲师。在这期间吴虞即令其弟往访陈独秀，替他转送文稿给胡适和高一涵，在往还的过程中难免不谈到吴虞。吴君毅深知吴虞在成都受排孔非儒者“围剿”的现实困境，成都偏僻固蔽，对吴虞的排拒，一时半会儿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吴君毅来信说：“北京究为吾国人材荟萃之地，所见人物较多，于四川且公道较彰，怀才抱器之士，来此间者不愁无用武之地。若在四川徒遭白眼，终于发展之日矣”（1917年10月18日）。虽然远未透露出要吴虞到北京大学教书之意，但说明吴君毅自己刚立足，就在为说服堂兄北上教书做好相关的铺垫和努力了。不特如此，吴君毅一直关注吴虞在四川的境况，勉慰有加，要他全身远祸，外间有人传他已逝，“嘱余此后寄信勿谈政治”（1917年11月13日）。吴虞所寄的诗作《秋水集》到京后，吴君毅即告知他分赠了哪些人，其中便有高一涵、胡适。“日前，章行严、胡适过谈，盛称兄学术思想不似多读旧书者，弟拟荐兄主讲中国文学于北京大学。不审老兄有出山之意否也？”（1917年12月27日）说明吴虞到北大，直接与吴君毅有关，但也与胡适等人的从旁助张目甚有瓜葛。吴虞第二天即给吴君毅回了信，当然想急切地摆脱困境，不过估计他不抱太大的期望，因为他已经有七年没教书了。

吴虞此时刚遭丧妻之痛，他还未从1911至1918年长达八年的、被成都教育界的“围剿”中解脱出来，教育界对他的排拒一如既往。直到1918年5 月16日才有四川法政学校校长熊小岩准备请他教法制史课提议，使他喜极欲狂。他认为请他上课的熊小岩“不可谓非知己”，并且惜香祖不及见，大为恨耳”，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变相说明四川教育界对他的排拒，打击实在不轻。既然到北大教书还处于望梅止渴的等待阶段，本着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的古训，能率先在成都冲毁不准教书的禁令，尤其撕开那种令人窒息的排拒氛围，此种胜利于吴虞来讲，实非言语可以形容。但在四川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吴君毅特别为兄长担忧， “四川武力专制，恐无言论自由。闻《星期日》出版，一禁一喜一惧，愿吾兄善处乱世，不可过于放言高论也”（1919年8月8日）。吴虞多久决定想到北京教书呢？日记里并没有明确的答复，但有一条确可以佐证他早有北上教书的心，可是也要等到两年后才能行。“吴六庄来函言，顷商之视学，拟聘请女公子回县充女校校长，改良一切，兼担任高小文科一班，本期薪俸生洋八十元外舆费四千文，如能俯就，明岁薪俸再议增加”云云。予作函复之，言暑假后拟随同大小女往北京华和女子大学，否则当在家预备中学一年，不能往也。”（1919年8月13日）吴虞于其祖籍新繁县的事情，并不十分热心，他也不想女儿为这个成都郊县去服务桑梓。重要的是说明，他在内心已经着好了去北京教书的准备，只不过北大那边还未定，所以不便透露给外人他要到京教书。

自从堂弟给他通报，欲在北大给他谋个教职的想法后，吴虞增加了主动了解北大的频率。“在少荆处借回《大学纪念册》，朱谦之年二十岁，陈独秀字仲甫，今年四十二岁，此册有其像，右眉甚高而立”（1919年8月24日）。朱、陈二位都与他有文字往来，那时出版印刷东西比较自由，此为北大自印的“大学纪念册”才能如此流通稍广。三天过后，他又记下“北京文科大学各门学科关于中国文学门”的课程，“主课：文学研究法 说文学 音韵学 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 周秦至今文章名家 周秦传记杂史 周秦诸子 补助课：四库集部提要 汉书艺文志注补 隋书经籍志考证 御批通鉴 各种纪事本末西国文学史 外国科学史 世界史 中国历代法制史外国语文”（1919年8月27日），大约他在从中考虑自己适合教哪一门，以便作相应的准备。后来凡是北大的事，多所关心，阅读《北大学生周刊》三册（1920年4月10日）、《北大周刊》十册（1920年10月27日），可见其对北大学生的学业、师资等情形多做研究，以免将来到北大教书时准备不足。

从1917年11月底吴君毅刚到北大兼职做讲师，欲从中运作将堂兄吴虞弄到北大教书开始，到1920年11月底三年时间，到北大才有个眉目。可见得吴君毅对北大各方面关系比较熟悉，吴虞名声更大，能够协调更多关系后，才有被聘之可能。“言北京大学有聘予教授文学（国文部）之议。北大教授马幼渔（名裕藻、浙江鄞县，曾留学东大文科选科）君，曾来君毅处言及，嘱为致意，不知予有意否，见信后，乞速赐复。束脩大致为一百五十元，多则贰百元，假定北京教育不即时破产，以现在财政状况之下，将来薪水恐亦不能按时给发。予如借此出游，未尝不可，如带家眷，则恐不能维持生活也。如得予允就之信，当再向前途交涉，事定后，当有聘书寄上也”（1920年12月20日）。吴君毅将其间情形谈得很清楚，意谓他当一个人赴京，也算开阔眼界，讲课兼出游。吴虞当然也有自知之明，深知北大高手不少，学生的水平也有很不错的，“言模范文、学术文之类，予即能讲，高深之学，则不能胜任”。然后便问教授钟点，改作文否？到京川资是否学校出。吴虞将信给二三友好看，其中陈正刚与北大教授与讲师之异同，并言教授薪金率二百八十元，并“谓予担任恢恢有余”，所以吴虞将陈的话告知其弟。由于前信未达，中间吴君毅还催过一次吴虞，请其快作信予他，以便回复马幼渔（1921年1月5日）。1921年1月24日吴君毅自北京来信，终于将吴虞到北大教书事弄妥搞定：

今日过马幼渔处，接洽兄事，知已通过北大聘任委员会，以教授聘任。月薪至少一月二百元，（通常到北大当教员者，须试讲一年半载，不发生问题者，始可升任教授，亦有竟不能任教授者，兄开首即任教授，实异例也。）聘书日内即可送来，当由弟处转致。路费大约为贰百元，有此数目，沿途至重庆可带人伺候矣。兄到北大，将地步站稳后，再可向别校兼钟点，一二年内，政局稍定，教育经费有余，便可将家眷迁出。以兄之节俭，即令人多，二百五十元，可勉强敷衍矣。四川局面狭隘（成都尤甚），非吾弟兄久处之乡，争名争利，须在此间。而名胜之多，各界人才之众，生活之美，亦非此间不能按洽领略也。至北大功课，闻限于文学（本科）方面，尽可放胆教去，不必顾虑。……北大是全国文化运动中心，（内容姑不论）将来蔚成一种势力，吾兄入是间后，可竭力将事，待弟二三年由欧归来，以便互相提携也。……兄到京后，对人待物，务以和平为主，（至于文字论辩，当然在此论外，弟所言者，只限于交际）消极可以免许多是非，积极可以增加朋友之谊也。……（1921年2月11日）

吴君毅在到英国留学之前，仔细写信叮嘱堂兄诸多琐事——从生活到教学，从教学到将来打算，以及四川与北京的比较等——因为他深知吴虞的脾性比较倔强好斗，所以劝他与人相交以和平为尚。不特如此，还在信中按排同乡陈惺农（北大政治科教授）、王兆荣（北京法专教务长，后来首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来接站，并且请陈惺农为其联络北大诸多人事，正如他后来切嘱吴虞所注意者，“北大党派复杂，初到此间，若不悉其内容，恐动辄得咎。来京可细询惺农，便得其详” （1921年2月26日）。此信另纸特别再介绍了马幼渔，“……章太炎弟子，与弟颇好。此次兄被聘事，渠最尽力。俟聘书到四川后，可与渠通信也”。聘书两天后即到，由代理校长蒋梦麟盖章签发，聘书号196号，并寄来了教员详细履历表和教员延聘细则各一纸。

在等待北大汇路费来的同时，他于华阳书报流通处取阅《北大纪念册》一本、读《蔡孑民言行录》，并请对北大比较知情的刘明扬再介绍一些北大教书方面的事，可谓准备充分。刘明扬“又言初到北大主讲，所任学科钟点均宜少，以使切实预备，威仪也须郑重，数月后站稳，则渐近自然矣。初到则乃最紧要之时，故尤不宜应酬致分精力”（1921年2月17日）。其实在我看来，到任何一所学校教书均需如此，不特到名校讲授为然。3月8日，“北大会计课由邮局汇到路费生洋贰百元”——吴君毅告知他路费要用从的工资中逐月扣除，但他的月工资是260元，“又为异例也”（1921年2月26日）——故即于4月6日，中间停歇于重庆数日，于5月7日早晨到达北京。当天“休息少顷，同君毅往中央会园来今雨轩看牡丹。晤马幼渔、马寅初、蒋梦麟，茗饮久之。幼渔、梦麟意见极反，而外面周旋，仍丝毫不露，足见江浙人之有心也。”其实这不仅是浙江人有心，而且是把私见私谊与公事能做分开之处理，或者说坚持己见仍不妨在许多事情上的合作，这对像吴虞这样过于用传统方式处理人际关系的人来说，可能是比较新鲜的经验。

                   二：北大诸同事

吴虞不少北大同事，由于交往或者记录较多，如胡适、郁达夫、马幼渔、林公铎、马叙伦等，已经有专文写来。那么留下一些交往不多，记录偏少，但的确对于了解近现代学人多有帮助，而这些材料舍弃委实有些可惜，故再拣其中记载和交往稍多的人加以梳理，以利人们对吴虞所在时的北大，有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

钱玄同与吴虞交往比较多，曾应胡适之请替《吴虞文录》做新式标点，此中详情我已在《吴虞与胡适》里详述，大家可参看。彼时能把新式标点弄得比较清楚的人并不多。曾经盛传说胡适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林纾时，作为专用名词加了下划线，惹得大怒。这样的事是否真实当然重要，但它变成轶事本身就可以从中看出当时大家对新式符号的不熟悉程度。何止只是林琴南，鲁迅刚写《狂人日记》也不会用新式标点。钱玄同会使用新式标点，那是因为他是语音语法乃至标点符号的专家，他能者多劳，在新式标点刚流行那会儿，他难免被“抓夫”，替朋友做些打理书稿，做添注标点符号的“笨”功夫。

钱玄同的狂和大嘴善说，这是对新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承认的。深通中国旧文化，却激烈地反对中国旧式文化，已是那个时候许多著名文化人的标志性身段展示。如钱玄同说线装书可丢在毛厕里烂大粪，四十岁以上的人可杀等耸人听闻的激烈言辞。当他四十一岁生日，于是收到了朋友胡适谐谑的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未死？”从吴虞记录来看，钱玄同的确是口不择言、好臧否他人，有话直说的人物，也算喜欢传播那些给他带来麻烦的评价。如对同门师兄黄侃，“黄季刚口作礼学名臣之言，身为流氓之行”（1921年21日），处时他刚与吴虞认识不到半月，就作如此交浅言深之臧否，可以想见他是胸无城府的人。一般人都拒口不言同事之高明与否，学问浅深如何，但钱玄同偏偏喜好直说无妨。“黄晦闻、张孟劬、刘子庚、吴瞿安皆旧，且寻常。朱逖先、单不厂旧学好。朱有意趋新，单则论伦常最真，伦明之流勿数可也”（1921年6月24日）。说黄、吴诸人，大抵是说这些人要在诗词上有些功夫，所以钱有轻忽之意，而朱、单则小学功夫均不错，说朱趋新则从他的学问中没看出来，但从吴虞记他有多处房产来看，朱希祖或许有生活上的“趋新”。而对伦明，他们的评价好像都不高，不入钱玄同诸人的法眼，吴梅更是指陈其借书不还的做人瑕疵。“十时下课，晤吴瞿安，谈云伦明取图书馆书甚多，均未还，计赔款罚该九百元。教习如此，人格扫地矣。”（1921年10月20日）。伦明自己开有古旧书店，名通学斋，聘后来著有《贩书偶记》的孙殿起打理店务，所获颇丰，著有《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等书。原来这么有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竟有如此打学校起发的举动，宁愿赔钱也不愿还书，以他对古旧书市场之熟稔也不免让人展开想像的翅膀，难怪吴梅对他有恶评。

虽与吴虞交往较多，但钱玄同由于比较耿介的性格，好臧否人物，不免最终臧否到与他交往较多的人，吴虞就是其中之一。吴虞刚到北大时，还有许多同事往来请客，学生也有许多选他的课，但这一切新鲜感过后，他就感到一种没有家庭生活的落寞。像他这样五十岁的人，没有家庭生活就有一种没有根的感觉。加之他与在北京的女儿一直处理不好，他们一家人的脾性似乎都过于刚直而不无法互相迁就，因此只有自己独处。读书也常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写东西更不用说提不起兴致，有一种英雄老暮之感，因此难怪他要去狂八大胡同找娇玉等妓女寻乐子。逛八大胡同对于此前的北大老师与学生来说，也许已成习惯，但蔡地培来了，又组织了进德会，当然对此相当的要求，陈独秀离开北大不能说与他个人行为的相对不检点没有关系。吴虞逛了八大胡同，不仅大张旗鼓，而且写给娇玉的诗发到报纸上，还印来送朋友（胡适等北大同事都收到有），这就有犯忌之嫌。古代的人写点艳诗，中国人都是宽容乃至纵容的，还有可能说你风雅，但在有新气象的北大一至如此，惹得像钱玄同这样操行比较好的人，难免要发杂音。当然是不是真的系钱玄同到《晨报》写文章批评他（见拙文《吴虞与周作人》），恐怕还难完全断定，因为根据只是郁达夫的“告密”。至此吴虞与钱玄同交恶，就再也没有往来，见面也只是礼节性的点头。回到家中，吴虞在日记里还要悻悻地记上一笔：小人！

吴虞是个喜欢暗地里道人之恶的人，他的日记里很少记载他人的好话，对北大同事也不例外。即便是对他之好的胡适、马幼渔，他都记载有他人对他们的不利评价。但对顾孟余为数不多的记载中，却倒是赞赏有加。“今日《北大日刊》有顾孟余先生一信，纯然学者态度，予甚佩之。”（1922年1月11日）不是所刊信为何，纯然学者的赞赏，且“予甚佩之”，是他对任何人都没有的态度。后来顾孟余曾痛诋善后会议邀他参加的事，“孟余无似，未至化豚，岂能伴公等入豕牢耶”（1925年2月25日），记此一笔也是为了间接地批评胡适。其实吴虞与顾孟余没有直接的交往，选评议员似乎也没有选他，所记顾孟余言行者也仅此两处，却皆嘉言懿行，这在吴虞的日记中是少有的。而对教社会学的陶孟和，吴虞及其堂弟吴君毅他们两弟兄，却有很苛刻的恶评。吴君毅从伦敦来信，“渠极称陶孟和之为人最鄙吝，又谓其头脑不清楚，所讲社会学，毫无条理。孟和，君毅曾与共事，观其所作文字，可以知其头脑不清。北人大概吝啬，不独孟和为然。至所谓京官老爷（各省人欲以北京为生活根据者）用钱尤极斟酌，真经济学所谓经济人也。”（1922年1月8日）吴君毅与吴虞都曾在日本学过法律，似不应对社会学如此无知，陶孟和不可能如他们所说，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评论，不知观其所作，“头脑不清楚”的评价从何得来。吴君毅说陶孟和鄙吝，吴虞还因此上升到北人皆如此，不独北人如此，南人到了北地久居京城，也会如此鄙吝，这完全是一种情绪上的发泄，而非多少具有证据的话。吴虞在北大四年，请他吃饭的同事固然不少，就是居京城的四川人也不多，尤其是邓守暇相对比较殆慢，颇让其生出久居京城的川人也颇鄙吝的恶感，其实有不少川人特别是北大同事陈惺农（曾代理教务长）一家待他是不薄的，后来他也因子女之事而与之疏远。

吴虞不太喜欢主动去访看哪位同事，有次他约广东籍学生李沧萍一起去访看黄节。“作字约李沧萍来，同往前门外黄晦闻先生于高井胡同八号，梁漱溟先生于瑛子胡同十六号。在黄处谈稍久。梁因将结婚，日内颇忙。予询《一切经音义》，梁言不合需要。《翻译名义集》、丁福保的《佛学词典》比较尚有可用。佛经名辞难解，止可熟看，此外别无办法。看佛书总以看佛所自说之经为要，他人说的，便非佛意。佛经最好是《成惟识论》，但止看《成惟识论》不够，必看辅助之书。如《成惟识论述记》、《唯识别钞》、《唯识料简》、《唯识了义灯》。漱溟送我《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本，《成唯识述义》一本。请我先看他哲学，是最近思想。客室中多李文田、王壬秋、翁同和诸人与漱溟尊人巨川先生所书之墨迹。”（1921年11月11日）吴虞经父子之仇、家庭之变、儿子之死、夫人早殁，以及诸多守旧势力对他生活和问学的阻扰，在来北京之前即已开读佛书，可是他好像并不得法，只是兀自读来，进展不大。到了北大，他当然不会错过向梁漱溟请教的机会。梁虽然比他小二十岁有余，然在当时以无学历的年轻之身被蔡元培特邀至北大讲印度哲学，其声名之盛，远在同侪之上，所以吴虞不耻下问，问得如此之仔细，近乎一个虔诚礼佛的学生，以后来吴虞在佛学上的精晋不够，恐负“学生”之名。

吴梁此后交往其实并不多，但间接承接他们后续交往的，而他们二人之间或许并没想到，而这个承续者就是吴虞的学生范朴斋。吴虞与范家可谓有通家之好，范朴斋的祖父范蕊生常给吴虞的家人治病，因此交往不少。范蕊生著有一书《圆明语》，还请吴虞作了序，虽然他在日记里对这书评价不高，但他在给此书写序时却大谈医理。范朴斋在《吴又陵先生事略》里说：“余在髫龄之年，先大父蕊生公命束修奉挚从吴先生又陵学为诗古文辞”（《吴虞集》P483）。在他老师与梁漱溟交往二十多年后，他当中国民盟中委，与梁漱溟有不少的交往，记载于现仅存的范朴斋日记中（见黄承勋著《沸兀斋残稿》P132至160，2007年内部自印）。之所以不惮将这些琐屑之事公诸于世，是为了给那些想对梁漱溟、吴虞等人有更多研究的人，提供一点相应的线索。

吴虞是个看重他人评价的人，任何稍好之评价必录之于日记中，可谓细大不捐。从这些方面来看，他的自信未够，当然往深了说是为了更了解别人言论下的自己。他听说“徐旭生在哲学社讲礼是什么（礼教果能吃人吗？礼乐果能代宗教吗？）术伯往听，不知作何讲说也”（1922年1月20日），他的学生术伯去听了后不知所云，但还是派术伯去听，因为据说他要讲到自己。“术伯听徐旭生讲礼是什么，归述其大意云，吴先生有《礼论》一篇，《吃人与礼教》一篇，周先生有《狂人日记》一篇，此二人皆学者所作之文，非同文人之文，最有关系者也。吴、周见解是一致。梁漱溟先生主以礼乐代宗教，恰与吴、周二先生相反，然则礼究竟是什么，是否有存在之价值，我们不可不大家一为研究”（同上1月21日）。学生术伯的转述，从其理解能力来说，未可尽信。但也可以从未可尽信中看徐把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看成学者之文，是受彼时小说还未受到后来那样的高看之故。鲁迅既是文人亦是学者，此说明文人在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并无提高，当然后来文人写的文章有场后，此种看法有所变化。至于吴、周、梁之间的不同，从这转述里是看不出来的，因为这个记载好像刚要讲他们三者异同的开场白。

吴虞熟谙世故，难以轻易许人。但他在初次见浙江学者邵瑞彭（字次公）后，即来一个很陡的高评：“其人坦率喜谈，予至京所见，自胡适之外，有益于予者，当推次公矣”（1921年11月13日）。要知道帮助他的人甚多，与他交往的人亦不少，但一谈即“谈约三时，归家已五时后矣”，恐怕也应该有让他折服之处。让我们来把该日他与邵次公快谈的相关文字照录于后：“饭后，沧萍来，同至宣外椿树二条十六号访次公，谈极畅。次公以所作词诗示予。词第一，诗次之。其计不为宋派，云偶作宋派诗酬应，却不存稿。近年讲考证，颇多心得”，“次公名瑞澎，浙江淳安人，现治《管子》、《盐铁论》，言戴子高《管子校正》，乃陈硕甫之书。洪欧煊校《管子》，与王念孙同时，洪书先出，然终以王氏书为上。又言校勘古书，所得不过一二错误之字，多无关宏旨，其实古书重要之处，错误固不多也。以有用之精力，一二日中，或止校得一二错字，殊为不值。其见尤卓。”看来邵虽然也喜考证，但其学宗宋不宗汉，而其诗宗唐不宗宋，同为南社诗人，当然要与“老大”柳亚子“保持一致”，而这两点也与吴虞十分合拍，故极苛之吴虞不惜高看他。戴望的《管子校正》也算研究管子的名著了，至少被指为陈硕甫的书，惜无人学胡适研究《水经注》重在为戴东原“辩冤白谤”，或许因邵氏此说尚未从私议耸动成公论有关吧。

邵氏在北大教书似乎乏善可陈，其所著之《泰誓决疑》等书也只有非常专门的研究者，才偶有提及。倒是他1923年公然反曹鲲的贿选之壮举，峻拒 5000元支票，为时人所褒扬，亦为后人所乐道。同年其辗转回乡受到空前的拥戴，乡人书以“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的对联来欢迎他，可谓盛极一时。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无法解释吴虞为何如此推崇他，其有益于他仅次于胡适。难道是指点他不要皓着于故纸，他感恩不尽吗？吴虞的学问根柢真要皓首起来，恐怕资本也是成问题的。“一二日中，或止校得一二错字”，固然让那些自以为有发覆之见的人不耐——有多少人何曾有什么发覆之见，多为稗败抄摘而已——但在有无数校本之后，“一二日中，或止校得一二错字”真是那么容易的么？

                   三：北大评议会

吴虞到北大来，当然要与像马幼渔、胡适等人往还，同时要与主系政的马幼渔讨论所教课程，但要让自己的利益得到保障，却须积极参加北大评议会和教职员会议。北大评议会的起始、渊源、历史，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似乎也没看到过方面的专门研究——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陈翔的《沈尹默与北大评议会》的文章算是例外，但还是稍歉粗疏，对一些北大学人如胡适、周作人、吴虞等人的日记均未见利用——但北大评议会对北大的建设和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影响非常大，它的设置甚至可以说对中国高等教育走上现代化的轨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因如此，我特别提撮出《吴虞日记》里有关评议会和教职员会议的内容，再辅以一些他人的看法，以见北大在教授治校方面所作的具体的建设性努力。

在一帮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名教授中，沈尹默是1913年就到了北大的“老北大人”，1966年他83岁的时候，写了一篇《我和北大》的文章，回忆他与北大及诸多人物，包括与彼时的敏感人物陈独秀、胡适的关系，明显看得出来他在回忆与陈、胡的关系上，有一些被逼的选择性失忆与歪曲。耄耋高龄与不自由的环境，虽然不能苛求，但我们对他的回忆要持一份谨慎的态度。蔡元培一生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居功至伟，创制甚夥，但他却几乎不提及自己这些功劳，其功不自揽的圣人境界，令人景仰。关于评议会的创制，我觉得蔡元培的功劳肯定是非常大的，但我们先看看沈尹默自我陈辞：“我建议您向政府提出三点要求：第一，北大经费要有保障；第二，北大的章程上规定教师组织评议会，而教育部始终不许成立。中国有句古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与其集大权于一身，不如把大权交给教授，教授治校，这样，将来即使你走了，学校也不会乱。因此我主张您力争根据章程，成立评议会；第三，规定每隔一定年限，派教员和学生到外国留学。” （《我和北大》，见钟叔河主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沈这三点都有事关北大学校建设的制度化，这三点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核心议题，特别是学校经费保障问题，曾经是北京八国学校共同讨要的问题，而最后一点，其中就有刘半农从北京大学被派到法国留学，也受到旧派的指陈。这三者中尤以北大评议会对北大制度建设和精神成长的影响最大，正是教授评议会开创了教授治校，以及延伸出来的学生自治精神，使得蔡元培“兼容并包、自由精神”的办学理念，得到了制度上的切实保障。

吴虞第一次参加北大评议会评议员的选举，是在1921年10月29日，他记录得非常详细，可以作为北大评议会非常好的史料。翻检同期的胡适和周作人日记则未见记载，可能是他们已参加了第三次，见惯不惊之故。“北大来启云：本校评议员，现届改选之期。兹特印奉全体教授名单一份，请于名单中选定十六人，于其姓名上加圈为志，并签上大名，于十一月二日下午三时，加封送校长办公室，以备汇齐检计。又附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评议会议决评议会选举法一纸，（1）不分科亦不分系，但综合全校教授总数互选五分之一。（2）此外加入教务长，庶务主任，图书馆主任，仪器室主任，但无表决权。外名单一纸云，凡暂不在校教授课，及约定暂停教授权利各教授，均未列入。教授计七十八人，予所选者陶履恭、朱经农、谭熙鸿、马裕藻、周作人、沈兼士、钱玄同、吴梅、胡适、朱希祖、陈启修、李大钊、顾孟余、钱振椿、沈士远、刘文兴十六人也。”

教授评议会从1917年开始，开始是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加上每科两人，共19人，但此种评议员的组成，难免有官本位的意识。经过1919 年后的改组，才真正成为教授评议会，每五人选一人，共十六人。其成员皆出之教授，而非各科的行政长官。不分科选评议员的好处是，让有名望且热心公事的人入选，参与学校建设；再者让教务长、庶务主任、图书馆主任、仪器室主任列席评议会，既让他们与评议员有良好的沟通，同时又有效地限制了行政权力的滥用。这里面没有沈尹默和刘半农，是因为沈此时在日本进修，而刘在法国留学，正是秉着“约定暂停教授权利各教授”均不作为备选评议员列入。从吴虞这十六名的名单来看，当然文科教授居多，那是因为他熟悉，但是所选举者基本是当时北大的一时之选，对学校建设有相当之影响力。吴虞是第一次参加评议会之选举，所以他相当慎重，“与北大送选举评议员名单去“（1921年11月1日）。到了评议会成员选出之当日，吴虞记道：“今日校长启事：本届本校评议员选举，定于今日下午三时，在校长室将票数汇齐。四时在第二院大礼堂开票，教授诸先生均请到场参观，以昭慎重”（1921年11月2日），可惜吴虞未将具体名单记录在案，不知他所举十六人当选者有多少。

北大评议会因为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所以每个老师都有关心，因此吴虞不停地有记录。“今日《北大日刊》登二月十一日第五次评议会议决公布案，有三条最重要者，特录于下：（一）教授之聘任与辞退，均须经评议会之议决。（二）凡本校教授，在校外之非教育机关兼职者及在他校兼任重要职务者，须改为讲师，或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俸。（三）凡校校教授，在他校兼充讲师者，须先经本校认可，并限制钟点。于本年暑假后实行”（1922年2月25日）。不特如此，吴虞还将蔡元培三月十一日发布的二月十五日评议会议决也抄录在案，“（一）凡教授在校五年以上者，虽有兼职，仍得以教授名义支讲师薪俸，但不能享有教授权利，如选举权，优待法等，且限于一次办完，后不为例。（二）凡教授在校外之非教育机关兼职者，右列议决各条于春假中开始实行。（三）凡教授在教育机关兼职者，右列议决各条，于暑假中期开始实行。”（1922年3月11日）不特此也，此后的评议会还定了一条：“凡因兼差，由教授改为讲师者，其后欲恢复为教授时，须于兼差辞去后，在本校继任讲师，满二年以上始得恢复”（1924年3月12日），此项规定可谓严厉。教授之辞退与聘任最终之决定权在教授评议会，非任何人可以独立辞退与聘任；复次在外兼职不仅只能拿讲师薪俸，而且没有选举教授评议员的权利，且优待法如休假以及公派出国留学等，只能享受一次，再也没有第二次。教授的权利与义务，既有相当的保障亦有不少的限制，可以说是在教授们自身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实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从吴虞所在北大四年来看，评议会的选举及公布大约都在10月底及11月初。“蔡孑民来函，附来分组教授名单，请选评议员，予圈颜任光、丁燮林、王星拱、陶履恭、谭熙鸿、张竞生、李煜瀛、马裕藻、沈尹默、张凤举、胡适、李大钊、陈启修十三人。”（1922年10月31日）吴虞所选有张凤举、张竞生、颜任光没能选上，就连七次当选评议员的沈尹默也未能当选。“昨日选出之评议员名单，谭熙鸿四十二票，王星拱四十二票，胡适四十一票，顾孟余三十票，李四光二十九票，陶履恭二十八票，马裕藻二十八票，陈启修二十六票，丁燮林二十五票，李煜瀛二十五票，李大钊二十四票，朱希祖二十三票，冯祖苟二十三票。以上十三人当选。”（1922年11月3日）理科、文科、法科均有教授当选，基本上处于一种势力的均衡状态。

就是这样相对比较公平的议会，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在北大上课，晤杨适夷谈，主张评议会议事，以后当由全体教授通过，然后再由评议会执行，不能由评议会少数人垄断，事情失败，又推蔡孑民出，身当其冲也“（同上）。如果评议会的事不由代表而由全体教授通过，不仅事涉繁剧，人数众多，不易召集，且与职员大会重叠，又使评议会名实难副。杨适夷自是从维护蔡元培的角度所发出的善意，其实正是评议会在存在，使得北大在没有蔡校长的日子里也能相对完成教学任务，评议会可谓功莫大焉。稳定的制度使学校的运转不定于一人之去留，即便是像蔡元培这样对北大来说的偶像级人物之辞职，都不会使北大伤筋动骨。1923年吴虞按名单选十六名（1923年10月19日），1924年选十七人（1924年10月3日），可见北大教授评议会的制度化和时效性都是比较强的，值得研究教育制度和北大精神的人加以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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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朱正先生是一位比较严谨的学者，又是四九年历次运动的亲历者，更是反右时期的受害者，像他这样的人来谈对四九年后诸多事情的反思，于读者是颇有益处的。朱正先生在研究鲁迅之余，写过一本《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对右派研究起了不小的作用，使更多对反右之事知晓不多的人，有了更深的了解。与此同时，他对反右诸事包括四九年后诸多运动，并不仅停留在受害者控诉的层面上，而是理性的思索，以探究四九年诸多整人的运动何以如此惨酷。

反右时用卧底和告密的方式来，“以右制右”，这种方式于中共官方并不新鲜，如何整治右派他们可谓驾轻就熟。但像这样由冯亦代直接公布日记史料的《悔余日录》，大曝其光的还不多见。冯亦代这样的做法，令人痛恨、愤懑都是可以理解的，由此是对当事人，比如章诒和先生，也是人应当有的一种情感。但事过境迁，于我们这样并非具体的当事人来讲，对冯在愤怒的同时，也有一种作为人之渺小和局限的悲悯。朱正先生秉承其一贯为文的风格，用事实和证据说话，批评亦不煽情，这是我要向大家推荐这篇文章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他引用李锐和吴泠西后来的书来证实冯书的做法，值得研究四九年后历史者效法，也能够在更深层次上理解冯亦代《悔余日录》的对于研究当代中国历史的重要性。

冯用一本《悔余日录》自曝其当线人的经历，当然并非他大彻悟，但我认为像他这样公诸于世，是对历史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此书的出版，对于认清官方特务统治的实质，有很大的作用，我们固然不耻于冯那种行径（但也要有一种悲悯），但我认为冯这书的出版客观上也是一种自我救赎，同时也是在为社会进步做贡献。如今官方还在利用安插线人的做法来打小报告，以便统治民众，同时也还有相应的领导打小报告人的机关，这是我们进一步认清历史与现实是如何同构的活教材。把线人揭露出来，是让当线人的人所谓自豪感丧失，从而亦知有所收敛，像冯那样的自豪感，在如今线人这里换成了更多的利益。如今的线人，我不大相信他有自豪感，但天生逐利行为，促使他们干起丑恶之事来，恐怕不会亚于冯亦代。2009年11月1日8：47分于成都

朱正：“线人”是如何炼成的？

一、冯亦代其人

把一些高级统战对象打成了“右派分子”，他们心里究竟服不服，还会不会进行新的“破坏”活动，这是上面很不放心的事。所以必须随时掌握他们的动向，这样就有必要在一些大“右派”身边安插耳目。已经知道的一例是冯亦代。

冯亦代原来是外文出版社《中国文学》编辑部的副主任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又是民盟北京市委的副秘书长和北京市人大代表。他1939年在香港参与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1941年在重庆参与创办古今出版社、美学出版社；1945年在上海创办《世界晨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国际新闻局改组为外文出版社，他不是共产党员，便不能担任社办公室的主任，只能以副主任的名义代理主任。在反 “右派”斗争中他在劫难逃。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以“冯亦代阴谋篡夺外文出版社”为题刊出长篇材料，宣布已将他划为“右派分子”。他的“右派”罪行主要有四项：其一是动员他们社里民盟支部的成员“带头鸣放”，说“今后鸣放是盟的中心工作”，鼓励平时“心怀不满”的人向党“进攻”。其二是攻击 “肃反”运动，说“肃反是凭主观、宗派、教条主义办事”，为“肃反”运动中被斗的人喊冤，动员他们写申诉材料，要求平反。其三是攻击党员领导干部，说师哲实行家长式统治。其四是到社外各处“点火”，曾几次到北京工艺美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去“煽动”。《人民日报》这篇材料不但公布了冯亦代这些“现行”的 “右派”罪行，还利用其档案材料宣布其历史罪恶，例如说他参加过青红帮，与帮会把头、军统特务结拜过把兄弟，还参加过国民党。有了这些材料，也就足够划他为“右派分子”了。

冯亦代留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书《悔余日录》[1].这是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以悔恨的心情写的一本日记，其时间从1958年7月15日开始，到1962年4月18日为止，将近4年。下文摘引这本日记中的材料时，在引文后面的括号里用6个数字表示日期。

从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到，作者被划为“右派分子”之后，痛悔自己的“右派罪行”，真诚地认罪悔罪，决心改造自己，立功赎罪，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做人。

例如，日记中说：“我衷心感谢党给我的援救，没有这次反右，我的发展如何，不能预料，但自绝于人民一途则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参加革命以来不努力改造自己，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罪恶之被揭露是迟早间事，越迟危害越大，后果更不堪设想了，现在悬崖勒马，及早回头，真是祸中得福。”（580731）

“我深自痛恨去年的向党疯狂进攻，从而自绝于人民。我今日所得的处理完全是咎由自取。另一方面，我还是感激党的，因为党给我的宽大处理，使我还能在工作中向人民赎罪，因此我应该抓紧这个机会，好好工作。”（580818）

“由于我在过去九年来思想不进步，甚至堕落成为右派，今日就成为社会的罪人，这个教训是显明的，不改造自己，真不得了。”（580918）

当时《北京日报》发表了社论“共产党员应有什么样的志愿”，提出了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号召。冯亦代把社论中的一段话抄在日记本上，“以帮助我的随时反省”。在这一年的除夕，他在日记中自励说：“亦代，努力呀，又是一年了，你赎了多少罪？你立场改变了多少？你自我改造了多少？必须永远保持住党给你的清醒的头脑，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跟着党走，做党的驯服的工具，为人民真正地忠实地服务”。（581231）

经过“反右”这一思想炼狱之行，翻译家冯亦代的思想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二、冯亦代被招募为线人之后的日常工作

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冯亦代就被某机关招募为“秘密保卫工作者”了。“反右”之前，他已经是一个知名的文化人，划“右”之后，他继续以这个身份在上层“右派分子”中活动，以帮助这个机关随时了解这些“右派”头面人物的思想、言论、交往和行动。他在日记里详细地记载了他被安插到章伯钧家里卧底的事。在他这本日记中出现的“右派”分子，有章伯钧、李健生夫妇，有罗隆基、叶笃义、费孝通、潘光旦、浦熙修、陈铭德与邓季惺夫妇，以及储安平、丁聪、吴祖光、黄苗子、董乐山、刘王立明、陶大镛、李景汉、吴景超、张志和、谭惕吾、钱端升等许多人。而他的重点工作对象是住在地安门的章伯钧。

除了章伯钧、李健生夫妇之外，上级还交给他“几个对象”（601130），其中之一便是住在大佛寺的刘某。冯亦代原来并不认识刘某，于是“有关部门”就给冯创造条件，将他们两个人同时安排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而且安排住在同一间房。冯在日记里记下了到社会主义学院报到的事：“到校时已十时，报到手续很简单，就是写一个名字。我分配在第八组，组里大都是民盟的成员，住在二十七号，和刘同室，他已先搬来，可惜人不在，否则倒可以先识庐山真面目了。” （600508）可想而知，冯亦代必定利用这个“同学”机会，努力去接近刘，后来果然与刘交上了“朋友”。以后冯就经常去大佛寺刘寓登门拜访了。刘某大约也把他看做知己，多次请他到大同酒家吃饭。

有一次，社会主义学院安排一些人到武汉去参观，冯亦代当然要一起去，以便了解他人此行中的动向。不料却发生了意外之事。他在日记中写道：“学院里决定三月一日去武汉，但今天下午临时知道这个对象因病不能去了，我把情况向老刘同志（朱正注：此老刘乃冯亦代特殊任务的直接上司，与冯所监视的刘某同姓。）作了汇报，我觉得为了工作我也不该去，晚上和他见了一面，决定了几个方案，请领导上去考虑。一夜没有睡好，必须使自己的行动不露丝毫的马脚，以免危害工作。”（600228）“清晨和老刘通了个电话，领导上批准了第一策，即去了又回。”（600229）于是，冯亦代便照这个命令办理。他随着大队动身，再让妻子郑安娜发电报叫他回来。果然不露丝毫的马脚。

这位刘某原来也是要去武汉的，而且已将这次旅行的计划告诉了他的一位住在郑州的亲戚，答应顺道带一包食品（在1960年那年月，食品是多么宝贵的礼物啊！）给那人。可是他因病不能去了，就只好拜托冯亦代帮忙。此事在冯亦代的日记里有记载：“刘某托带物件，我在站外等到六时半，不见来，即入站，大队已上车，站台上空无一人，急得不得了，刘妻已将东西带到月台上。我真是庸人自扰，考虑得不周全，幸而没有误车。”（600301）“列车原定五时许到达郑州，为了给刘某送物，心牵挂着，睡得很不好。结果列车误点，到七时多才到郑州，刘戚已来，即将食物包交付。”（600302）

不知道这刘某乃何许人，既然被安排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应该是一位有一定档次的比较高层的统战人士吧。冯亦代原来并不认识他，可知刘某不是文化界的头面人物。他或者是个旧官吏、旧军人吧。显而易见的是，某机关很不放心他，所以设法在他身边安上个耳目。冯亦代接受了这任务，时常去他家。比如，“五时去刘家，在他家吃晚饭，一直坐到九时才回来。”（600202）“下午四时后去看刘某，一同到大同酒家吃晚饭，到九时才回家。”（600314）“16日晚和刘夫妇在大同酒家吃晚饭，18日，晚与刘夫妇去莫斯科餐厅吃晚饭。”（600320）“上午去大佛寺看刘某。同至大同酒家午饭。”（600827）“上午找刘某，同去北海画舫斋看北京市四届书法篆刻展览会，好字无多，郭老的字越写越怪了。中午与老刘同志通了一个电话。下午再找刘某，和他家人在大同酒家吃晚饭。九时回。”（600831）中午冯将上午与刘谈话的内容向领导上汇报了，领导上很感兴趣，要求再作一些补充。于是冯下午又去找刘某，谈话回来，连夜写成书面材料，第二天“清晨送了封信给老刘”（600901）。“晚上去大佛寺看刘某，谈了一个多钟头，谈不出什么来，还是那里去吃一顿的老一套。如何深入下去呢？应该更好地考虑考虑。”（601028）“去大佛寺找刘某。后又去二道栅栏。”（601107）这二道栅栏似乎便是某机关的所在地，冯去此地大概是汇报刚才谈话的内容吧。“下午去看刘某，他又吐血了，这老头儿这样吐下去可不是事情！我对于自己工作进行缓慢感到心焦。”（610518）“晚八时去看老刘，对于工作他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应该在家里所给的范围内，灵活运用，其次则是对一些人如刘就必须提高警惕，见缝插针，一直追下去，他也给了具体的指标，要在三季度内完成LL的方面。”（610726）看来领导上要求他从刘某那里挖掘出某项材料的任务还很不容易完成。

冯亦代在章伯钧家的工作看来也是很有成效的。章诒和在“卧底”一文中描述了冯亦代是怎样走进他们家的：

“冯亦代是母亲（李健生）在民盟北京市委一起共事的朋友，与父亲并无往来。反右刚结束，大概是1958年的春季，在民盟市委的一次学习会上，母亲见他一个人呆在旮旯儿，无人理睬，很可怜。散会后，二人一前一后走出西四羊肉胡同。母亲快步走近他，问：”亦代，你好吗？“冯亦代说：”李大姐，我能好到那里去呢？“母亲又问：”安娜呢？“他答道：”忙自己的事，她又不是右派。“那落寞的神情，让母亲很同情，分手时对他说：”亦代，有空来家坐坐，伯老（指章伯钧）欢迎你。“回到家中，母亲把冯亦代的情况告诉了父亲。父亲说：”好呀，请他来呀。“他很快便来了，不仅章伯钧欢迎他，全家都欢迎他。”[2]

冯亦代就这样成了章伯钧家的座上客，大约也就是在这前后，他被招募并指派赴章伯钧家承担卧底的任务。从冯亦代的这本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和章伯钧一家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例如，“十时半到了章家，一直到三时半才离开，看了他的日本画的收藏，都是复制品，但印刷是十分精致的。他收藏了一本歌德的《浮士德》，是十九世纪印刷的，所有的插版，都是腐蚀铜版印的，画得十分朴素，但刻工十分精细，看了使人爱不释手。”（590321）显然，这天他在章家共进午餐之后，又一同欣赏了主人珍贵的藏品。又如，“接到章的电话，上他家去吃午饭，二时回。”（590504）“上午十时去章家，一直坐到五时才回来，中间还在沙发上打了一个多钟点的午睡，真是奇怪的生活。”（590509）“上午和小愚去故宫看敦煌艺术展览，十分精彩。”（600903）“小愚”是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家里的名字。“小愚已经来过电话，约同去看京剧四团的《满江红》，戏演得十分精彩，导演的手法，尤其值得称赞。”（600910）“下午去地安门（指章伯钧、李健生家），即在章家吃晚饭，借得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下册回，并归还刻本《随园诗话》一部。”（600927）“晚上李（健生）章（伯钧）请看北昆剧院的《吴越春秋》，并不如我理想的好。”（610506）“晚上去看小愚，她们明天去海拉尔，托带信一封致李。”（610810）“晚去李（健生）章（伯钧）处喝蛤蚧酒，这是好酒，一杯下肚周身发热。”（611224）“晚去地安门，喝咖啡。昨晚和他们去长安（剧院）看甬剧‘天要落雨娘要嫁’，……。”（620414）

三、线人的工作技巧和两面嘴脸

在从事线人的“特殊工作”后，冯亦代不断得到上级的指导。一位同志“代表组织”对他说：“工作中要放得开，不要畏首畏尾，正义在我们这一方面，没有顾虑的必要。有事要造成缓冲机会，和家里多商量，同时要使工作更为深入。”（600123）这里的“家”指的是某特殊机关。还有一次，上级和他“谈了工作，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对方以进步面目出现时，也要从中发现问题，因为谈话中不能不透露他真实的思想，我以前总觉得一听了正面话之后，工作就只能到此为止，这惟一能说明的，就是我的工作的不深入。而从任何一句话，一种思想的表现中去发现问题，之内开动脑筋，深入地去思索，才会得到结果。这一点的提出，给我的启发极大，也就是给我一个有效的工作方法。”（600403）“做工作一定要抓住一个时期的特征，特别要善于辨别政治风向。敌人所不喜欢的，咒骂的，正是我们做对了的地方。同时在工作中，必须每次挂好下一次的钩，不能造成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印象，也不要每次必有所获，而且要从生活上去接近，真正做到‘朋友’的关系。这些指示都是正确的，必须记住，而且要善于运用。”（600508）

冯亦代是聪明人，想来会在“特殊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技巧。比如，他很可能常对章伯钧说一些章愿意听的话，不然，章就不会频繁地要冯去吃饭喝酒、看戏、借书。可事实上冯亦代心里对章的敌意是很深的。例如，他一次与章在社会主义学院相遇的时候，冯在日记中说写道，章“见了我寒暄一番，说‘都怪我没有领导好，使你们出了偏差’，还是当时副主席的派头！”（581216）“下午去章家，听了一下午的废话。”（590218）“晚上去章家，听他的废话，到十时半才回家。”（590424）“上午十一时去章家，一直到下午五时才回来，我真讨厌他的资产阶级面目，但为了工作，我必须处理得好，同时这也是给我的反面教材，对我改造有好处。立场党性就是在这种方面得到考验。”（600126）“晚去地安门，瞎谈一气。”（600902）

冯亦代对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是敌视和鄙视的。他在日记中说：罗隆基是个“资产阶级右派的典型代表人物”（581213）：“谭惕吾这一类的预备带着花岗岩脑子进坟墓的人”（590204）：“张志和很糟，他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区别清楚。老油子是做不得的，对自己没有好处。” （590223）；李景汉“一脑子资产阶级的教养阻碍了他，虽说是社会问题的所谓调查专家，那真是钻在云雾里看人间，若有所得，实则莫名其妙。” （590303）：“下午看了李景汉，关于他写的那本北京附近农村调查，我提出了意见，全书的基本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所谓超阶级的客观主义立场，事实上就是反动的立场。不用阶级分析，不提党的领导，抽象赞扬社会主义制度，却在缺点方面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实质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590323）

冯亦代每次从章家出来，都立刻把谈话的内容写出来，及时向某机关汇报。冯的困难是，监视对象常常漫无条理地瞎谈，又不能当场作记录，而事后追记又怕记不清楚。冯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去章家，遇到陈铭德，谈了一下才回来，写了封信给老彭。必须练习自己的记忆力，而且在记忆言语中能够有所分辨，这是做好工作的关键。”（590210）“从上午九时半出门，十时到达，一直到下午，全在章家，听他谈话，要记住这些话真困难，是前后不连贯，但也有一根无形的条，那就是不满意。但不是那么明显的。”（590303）

这样的工作也真难为冯亦代了。幸亏他是个长于驱遣文字的著名作家，这些特殊任务还是很好地完成了，因此还多次受到上级表扬。这也怪那时技术条件落后，50年后的今天，录音机只有打火机一般大小了。

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提到：“各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如邵力子、史良等，也都对去年‘大跃进’和当前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有批评性的看法和忧心忡忡。章伯钧、罗隆基、龙云等，发表了许多尖锐的、讽刺性的意见，即许多‘右派反动言论’。章伯钧说，一九五八年搞错了，炼钢失败了，食堂办不起来了，大办水利是瞎来。罗隆基说，物资供应紧张是社会制度造成的。私营工商业改造有毛病。现在人民怨愤已达极点。共产党说唯物，实际上最唯心。龙云说，解放后只是整人，人心丧尽。内政还不如台湾。全国干部数量，比蒋介石时代成百倍增加。陈铭枢说，供求相差惊人，几年之内也难恢复正常供应。要是过去发生这种情况，早就该‘下诏引咎’了。它们实行的不是列宁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于学忠说，共产党的政策忽冷忽热，‘大跃进’的成绩全是假话。天安门的工程，像秦始皇修万里长城。”[3]章伯钧（或者还包括罗隆基）说的这些话，或许有一些就是冯亦代从他听到的大量废话中筛选出来的吧。至于龙云和于学忠他们，大约身边安插了另外的线人。

为了提高自己的特殊工作的专业水平，冯亦代很注意研读相关的书籍。他在日记中写道：“去东安市场逛书店，买了一本《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回来即一口气读完，十分有兴趣。”（590406）“读苏联小说柯兹洛夫所写的《在克里米亚地下》，其中有段写到他装扮成一个农民，但一见别人有西红柿，便急着买了吃，险些暴露了自己，给我的启发很大，一个做工作的人，必须随时注意自己的行动，不能有丝毫的疏忽，否则便要危害工作。”（600131）“看了一本好书，是索菲诺夫的《捷尔任斯基生活的片段》，值得重看，对于契卡一段，更须好好研究，从中吸取教育自己的材料。”（610313）

冯亦代是以“右派分子”的身份在“右派分子”群中活动的。1960年初，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是，为了便于继续从事特殊工作，上级考虑，是否暂时不公开宣布为好。据冯日记的记载：“下午四时和老杨及老刘同志见了面。领导上因为我学习就要完了，回社去工作，考虑到我的摘帽子是否公开的问题，我自己认为只要对工作有好处，公不公开不成问题，但领导上却想得十分周到，想到我和群众的关系，生活的问题等，要我在各方面做好工作，使一旦公开不会在工作上发生影响，同时可以更有利于工作。对于党的这样亲切的关怀，我真是说不出的感谢。”（600702）可是，冯亦代公开的工作单位（出版社）却不知道有关部门有如此复杂的考虑，“报完账到中国文学编辑部，何路同志说：办公室已经通知你已经摘帽子了，我忘记告诉大家了。于是她就打电话通知编辑部。我听了不免呆了一下，连忙回家打电话给老刘，把情况告诉他。晚上和老刘见了面，把情况研究了一下。”（601008）

冯亦代的特殊工作中包含这样一项，每当中共有重要文件出台，或者发生了国际国内什么大事，冯就得去收集其监视对象的反应。例如，1960年8月10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文件中说：“今明两年城市粮食的供应标准不可能提高，肉蛋等副食品，由于必须保证出口，还可能有所减少。同时，由于今年棉花收成可能不好，棉布的供应标准因而有所降低。”[4]这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穿衣吃饭的大事，估计到那些监视对象会发议论，于是上级就来布置任务了。“和老刘同志在14日见了面，他谈到党中央关于节约粮食和棉织品的决定。老刘同志要我今后对党的政策一定要有深的体会认识，一方面是可以更好地做好保卫党的工作，一方面有了更高的认识，便不会为落后的意见所动摇。”（600817）“下午三时去看老刘同志。领导上因为我经常接触反面人物，怕我对精简节约的党的政策立场有所模糊或动摇，所以特别由老刘同志给予我指示，要我首先搞通自己思想，然后才能更好地进行工作，归纳几点如下：1、必须从人民群众的立场里认识精简节约；2、必须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长远利益来看待今天的节衣缩食；3、响应党的号召，对自己是个锻炼和考验，必须和自我改造结合起来；4、对革命事业的美好前途，大好形势，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对于暂时的困难也必须有充分的认识；5、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看问题必须看到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要经得住生活的考验。同时还指出今年有九亿亩的灾荒，所以思想上必须有所认识和准备，立场绝不能动摇。谈了约二小时。” （600925）冯亦代不但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些指示，而且身体力行照着做了，甚至在听到这些指示之前就已经如此做了。例如，在“大跃进”期间，报纸上那些农业“高产卫星”，他都信以为真：“报上载早稻亩产已经出现了一万五千多斤的，这样的产量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但仔细想想，也是一条最普遍的实例，那就是‘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580801）1959年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即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之后，他又相信了会议《公报》和报纸上那些强词夺理的武断宣传，像《公报》中说的“在今年内，在工农业主要产品方面，提前完成原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62年）完成的主要指标是完全可能的。”[5]他在日记中说：“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马列主义的新发展，从而保证了五年计划提前三年完成，这是史无前例的成就，是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毛主席指示要高举三面红旗，我则体会到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总路线的重要意义。”（600122）当这“三面红旗”造成了连续三年的大饥荒之后，冯亦代在日记里是如此写道：“对于三面红旗，特别是人民公社，正因为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才克服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620101）用他的这个颠倒了的是非标准去衡量，一定可以从监视对象以及其他人群中收集到不少“反动”言论吧。

1960年11月10日到12月1日，81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开会，通过了一个“莫斯科声明”。多年后，参加这次会议的吴冷西在一本书里详细记录了中共和苏共两党在三个星期的会议期间激烈的争斗，最后各党签字的“莫斯科声明”，其实是中、苏双方反复讨价还价又互相让步才达成的一个“妥协的产物”。如果硬要说这个会议有“划时代”之处，那就是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从此彻底分裂，中苏日益对立。[6]不过，冯亦代对莫斯科会议的实情一无所知。他在日记中说：“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声明今天发表了，是个划时代的文件，也是今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行动纲领，里面闪耀着毛主席思想的光辉，读了十分兴奋。” （601206）冯亦代带着这样的观点去收集被监视者的看法了：“昨天去了地安门，和C（指章伯钧）谈了最近的国际形势。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确是有一整套的东西，因为立场不同，一样的事物看法就绝对不同，我们说《莫斯科声明》很好，是给帝国主义者一个打击，是给民族主义运动指出一个斗争的方向，但是从他看来却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是谁的世界？是资产阶级的，今晚似乎听了一场秋蝉的哀鸣，存在决定意识，原不是什么可以稀奇的。但有了一面镜子，却使我随时得知有所警惕。”（601218）

四、冯亦代：一个线人的自豪

冯亦代很为自己所从事的这种“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写道：“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丰富起来。”（600803）这时，他已经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保卫工作者”（600817），他认为自己“是在第一线作战”了（601207）。“我这一行工作要有一天发给一个勋章报上刊登出来是不可能的，这样不啻是告诉别人自己是个什么人，而且以后就不用再想干这一行了，想到解放前地下工作的同志们为了保卫党的利益而牺牲一切幸福，甚至生命，则今天在极端顺利条件下工作，又怎能把个人利益提高到党的利益之上呢！想到这些，我也就释然了。”（610819） “我想今后的时间应当这样安排，首先是家里的工作，其次是盟，有多余的时间，就是文学，包括翻译和研究两方面。”（610920）这里要作一点名词解释： “盟”指中国民主同盟，这时他已经调到民盟当专职干部了：“家里”指他所服务的某机关，这也是中外古今一切情报机构的通例，即“组织如家庭”；不知底细的公众只知道冯是一位知名的文学家，而在他本人心中，却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把文学排在最末的位置。

某机关也很重视做冯妻郑安娜的工作，让她完全赞成并支持丈夫干这一行。冯的日记里有如此记载：“晚上安娜回来了，把我工作的情况大致告诉了她。她说 ‘这是党给你的又一次考验，你必须小心工作，不要再蹈覆辙’。”（590131）“晚上在全聚德吃饭，老王、老彭、老刘三位，还有安娜，我喝了许多茅台，虽知多饮不好，但在这样一个欢欣的时机，组织的鼓励，同志们的亲切的帮助，我又怎能不开怀畅饮。结果是大吐而归。但我的心情很好。”（600123）次日的日记又写到郑安娜：“特别是昨晚上的一顿饭，席上同志们的话，对她的帮助很大。”我“把这事安娜谈了，她倒是同意我去搞更直接的政治斗争的，她说这样更可以多得锻炼，更可以得到提高，更有利于改造，当然她还是从一方面看的，但这还是正确的。首先应该是工作第一，保卫党的工作第一。”（601120）“下午和老杨老刘二同志见了面。老杨同志给了我一番指示，要谦虚谨慎，要在工作中提高自己，从对知识分子的透视中来提高对特殊对象的工作水平。晚上和他们及安娜在全聚德吃饭是给我们过年的。对于党给我和安娜的关怀，心里十分感动。”（601229）“晚上张家胜同志和老刘同志找我和安娜在全聚德吃饭，喝大曲，微醺，回家即睡。”（610819）看来，冯家两夫妻倒是同心同德地干起了这份“特殊工作”来了。

当然，某机关不会让冯亦代这样的线人无偿工作。冯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和老刘同志谈了将近二小时，把工作研究了一番，家里给了我一些费用，老刘同志说有什么个人的花费，也可以用。不过我总觉得能够不用家里的钱最好。”（610807）笔者当然不知道冯那一次领取了多少经费。不过，我倒宁愿以为，他未必是为了这些钱才来干这份特殊工作的；他是完全相信了那些说教，认罪悔罪，才这样努力立功赎罪的吧。

看了冯的这本日记，我不禁为章伯钧捏一把汗。如果在“反右派”运动之后他有什么出格的言行、出格的交往，那就不免会落到几年前张东荪那样的境地了。招募“右派分子”到“右派分子”群中去活动，以收集情况，恐怕各地都有这样的需要。冯亦代未必是仅有的一例。

编者注：本文所有标题均为本刊编辑部制作。

【注释】[1]冯亦代，《悔余日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此书属李辉主编的“沧桑文丛”之一。

[2]章诒和，“卧底”，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

[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51至52页。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第5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第531页。

[6]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上册，第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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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流沙河先生五十年代本来想做一名忠实的“歌德”弟子，但由于歌颂术不精，且歌颂权利也没有配发给他，搔破了当局两块皮，因而被毛泽东用四句“一句顶万句”的广告打入另册，牢笼二十年而不得翻身。在不自由的社会里，不仅不可以随便批评，就连歌颂的权利也是配发的。不仅歌颂的权利是配发的，连爱国的权利也采取的是像食物供应的配给制——关于配给制，百度百科说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战时的一项政策，这当然太装外宾了，九十年代初都还有一定领域的配给制，难道四九年后，我们国家一直处于战时状态吗？——比如地、富、反、坏、右连要求爱国的政治权利都在某种意义上被剥夺，越是国家大庆的时候，你越是有可能遭到整肃或者是控制。也就是说，国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爱的，在一个到处充满三六九等、公开乃至加以合法歧视的社会里，爱国的配给制也是一种有力的控制性武器。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爱国是配给制，那么如今是不是就已有好转了呢？不是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本质的好转。今年政府花纳税人的巨款搞六十周年大庆，全国各地特别是北京戒备之森严，可谓六十年来之冠。各类访民、异见人士等被截访、旅游乃至关押，都是家常便饭，为了一些人的国庆，却将另一些人打入另册，不让其加入所谓普天同庆的爱国行业。国庆时批评的声音完全被摒蔽，就是你写爱国文章，说的是符合他们意思的话，他们也不会让你的“阳谋”得逞。网络活跃人士郭卫东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曾说：“我在新浪微博里发胡锦涛总书记真棒！温家宝总理真棒！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棒！然后两分钟不到就被删掉了。其实我发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也会删掉，所以这个不仅仅是过滤，这个话题他不让你谈，你不要谈，你不要对此发表意见，其实就是莫谈国事。他只允许他来说，你普通网民他不让你讲，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在国庆国内博客空间有这些文字它都很敏感的，很离谱的，因为博客空间里共产党是敏感词，自由是敏感词，民主是敏感词，胡锦涛是敏感词，社会主义是敏感词。”

上面郭卫东的谈话表明，官方除了怕你说“胡锦涛书记真棒”之类有反讽作用外——从郭卫东的一贯言行来看，当然意在反讽——更怕的是你步调不一致，不按他们的口径来表扬、宣传爱国。爱国如果不能步调一致，当然是官方忌讳的，如眉山市一餐饮店出现“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顺便庆祝某某建店14周年”，就被有人举报为雷人标语。记者故意用不名的“刘大爷”这个市民的话，来表达一种符合官方口径的“政治正确”：“如果餐饮店想提高知名度，就更不应该把国庆和店庆放在一起，这是对祖国的不尊重。”连一条庆祝标语都上升到如此宏大叙事的“政治正确”高度，着意圣化神化国庆，其实就是一种不得犯规的洗脑行为。看过民主自由国家国庆的人都知道，国庆只不过是一种让人民放松的游戏性节日，哪里用得着如此高度紧张和圣化？

歌颂与爱国，都得统一步调，统一口径，统一思想，可谓其来有自。譬如重大的政治事情，无论是批判还是歌颂，报纸你只能照《人民日报》社论原样刊登，或者用新华社通稿，地方传媒不得有自己的原创。新华社不仅谨遵毛泽东的 “要把地球管起来”的号召，而且是官方认可的通稿的批量生产者。通稿这样的怪胎，六十年来没有改变，其原因就在于连歌颂的权利都被官方垄断所致。歌颂的权利都被垄断，批评受到各种打压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哪怕这一切违宪也在所不惜。文革时的思想和言论垄断是“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还是勒令全国所有地方台转播，以实现思想、言论和信息上的帝国极权。对互联网的封锁和打压，更进一步让民众知道政府是如何惧怕真相的传播，是如何尽最大努力在伤害民众自由获取信息的知情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一些领域内的变化，并不能证明政权向民主自由转型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思想休克法和爱国配给制可谓互为因果，是专制制度这枚硬币的两面。洗脑从小孩开始，教材里严重的意识形态毒化和党化，使得真正的独立思考成为一件艰难的事，乃至变成不可能。因为没有多元化的信息，没有多元化的观点，考试只需要你有一种他们认为对的标准答案，这样一来，很多人在接受完学校教育后，其思考能力在未成年时就完全被扼杀了。学校教育特别是从小学的思品课到大学里的毛概、邓选等，其不断反复的洗脑术，正是典型的思想休克法。让你的思想处于休克状态，自己头脑成为官方思想和言论的跑马场，最终与官方步调一致，你也就成了他们眼中合格的“屁民”。他们连奖赏你的时候，都用的是愚弄你的东西来奖赏你，如文革送语录本和像章等。让你学习的也是那些能给愚民政策继续添光加彩的“英雄人物”，使你在愚民的怪圈里无法自拔，被他们卖了还帮着他们数钱，患上深度的人质爱上绑匪的“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直到你做着爱国配给制的美梦而不可得的时候，你都还不能清醒地看透专制制度的本质。

2009年10月14至15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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