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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的创新与军阀胃口

冉按:这是为《三联生活周刊》今年第七期《年夜饭的艺术》特辑而写的专文,该刊2月15日已出版。今特刊此文,欢迎大家购买该期《年夜饭的艺术》,以便作为过年时饮食之一助。2010年2月18日8:07分于成都

我很幸运,生在百菜百味、一菜一格的四川。四川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菜品繁多,不及细数,母亲给我的胃所打的底也是大川菜的底。但各地的川菜,在细部上有所区别的同时,却又像一个联邦国家一样,和谐地统一在一起,让别人感受到川菜与众不同的魅力。但川菜之所以成为川菜,其历史并非想象的那般渊远流长。事实上,作为菜系,所有的中国菜系包括鲁菜、淮扬菜、粤菜等,都是1840后随着国门打开,近现代商业兴起、流动人口增加的产物。明末清初的蜀难,人口锐减,四川文化的血脉受到了很大的损伤,因之一大批亡命徒、冒险家、求生者从四面八方风涌而入,形成四川空前的移民大融合大竞争的状态。这样的竞争,使得川菜融合许多菜系的特点。拿清代诗人李调元之父李化楠《醒园录》一书里记载的食谱,来审视百年来的川菜,不难看出其间在工艺和味道上受江浙菜的影响。同样,广东、湖南、湖北、陕西、江西等地因移民四川的人多,他们各地的吃法,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川菜名冠全国的特色。没有三百年不停的移民——明末清初、受太平天国影响的下江移民、抗日战争、三线建设等——就不可能有今日川菜的鲜活生动。同时,我们都知道意大利、德国、巴西、阿根廷的足球很牛逼,端赖其玩球人数众多。同理,川菜的繁荣昌盛,川菜大师固然是塔尖,但没有底座没有塔底以及塔身,塔尖从何而来?那就是说,四川人民群众的中馈经验,不少人做家常菜的功夫是比较厉害的,因此成就了川菜广泛推陈出新的群众基础。

我正在研究红苕与川菜的关系。大家先别笑,这是正儿八经的在搞。查方志、看族谱、访故老、走僻地、找陈迹、寻脉络,当然你可能会问,不会是烤红苕、鲜苕尖尖、红苕干、红苕酒吧?对不起,你一样都没猜对。由于小时家贫,红苕吃多到让我倒胃的地步,因此现在提及红苕,我的胃就要静坐示威。但红苕与川菜的确有深刻的渊源,可以这样说,这算是我的一点小发现。1733年左右红苕被客家人带入四川,后来几十年内被大规模种植,养活了风涌而入的外地人,到了太平天国的道咸时期,四川人口暴增到全国第一。而此时,辣椒也被引入四川,从而与满人的菜式融合起来,自正兴园开始,川菜便呼啦啦鸣响了开场锣鼓。遍查彼时在尊经书院当山长(如同当今四川大学校长)的著名学者王闿运的《湘绮楼日记》,没有川菜的称呼,可见到光绪早期川菜的名字都尚未出现过。至于这里面的瓜葛我会写一本颇类侦探小说一样好看的学术随笔著作,暂名为《一种农作物的蝴蝶效应》。

我是个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者,胃口上的四川军阀。小时家穷,不敢有高远的理想,那时想的是红苕虽然难吃,如果天天有,也不错;后来稍有进步,能吃到肉,就想如果能天天吃肥肉,根本不怕大家谈之色变的“三高”,因为一天都涝肠刮肚的。对于一个饥饿的人来说,你去给他谈理想中的吃食,无异于要收他的命,因为那加速了他胃造反的速度。别人要你解点燃眉之急,你却像庄子的朋友监河侯一样是个吝家子,开空头支票,于心何忍。大家现在喜欢吃的食品:红苕、南瓜、蕨菜,我都敬谢不敏,因为胃对这些东西的造反欲望,就像渴望自由的人对专制制度的痛恨一样。如果我说川菜是我的命,希望你不要说我矫情。长期没有川菜吃,胃的动力不足,就难免萎缩,食欲不振。食欲不振的后果,不用我仔细描述,这是一个可怕的结果。四川军阀爱搞区域防线,常怀另立中央的企图,一心想过自己土皇帝的日子。不过一旦你要他在非常时期为国而战,他卖起老命来也异乎寻常,王铭章、李家钰、饶国华等就是此中英豪。换言之,如果在四川,我当然会尽量吃川菜,但一出外省乃至到国外,到任何地方我都要吃当地的特色菜,这就好比四川军阀出了省比较勇敢,我也不缺勇气去洋盘。

如果说回锅肉是川人生活里的空气,开水白菜是星巴克喝的咖啡,夫妻肺片足够爽歪,那么火锅就是川人的强心剂,让平常不够活蹦乱跳的川人都从死气沉沉的状态里活了过来,但现在的四川人正逐渐适应一个开放的胃。有一个开放的胃的特征便是,西餐、粤菜、淮扬菜等开始进入川菜的领地,虽然对于川人来说,这主要是尝鲜,但这个品尝的过程,便会逐渐使其它菜系的精髓,为川菜所吸收。从营养的角度来看,油大盐多,是不少川菜的一个特点,而这个特点,与当今注重营养养身的饮食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当今已有不少人呼吁对川菜进行低盐淡油化改革。在此种改革吁请和人们饮食变迁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些新派的川菜诞生。江湖菜、创新菜,就像以前流行于成都的鬼饮食一样,总是充满神秘,令人难以说清。创新菜在很多时候毁誉掺半,因为它在原材料的采用、辅料的搭配、刀工、火候上的运用往往并不成熟。由于生活节奏加快,餐饮业的急功近利,创新菜在某些时刻难免粗制滥造,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任何创新都像人类的第一声啼哭,并不完美,却令人惊喜。

前几天,和一帮朋友请著名的文化人梁文道兄在号称“成都第一牛苍蝇馆子”的“明婷饭店”(以前名“苍山”)吃饭,吃了荷叶腊肉、清炒腰花、香水鱼、豆花烧脑花等菜什,虽没有什么特别惊艳之处,也算还能对付过去。也许是我太过于有包纳的大胃口,并不觉得这些创新菜十分难吃,但说实话,要让我说出令人难忘的创新菜,亦恕我无法称举。自然有些创新菜也难免糊弄人,比如把辣子鸡换成一个可以拿来扫黄的名字——红灯区——后,居然能够赚许多食客的钱,实在叫人有多少副眼镜都不够跌。名变而实未易的情形,如果也叫创新的话,那么只需要请文案和创意比较好的广告公司襄助,而不需要众多主妇的中馈经验和各位厨师的精心烹制了。

2010年1月18至19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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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最明丽的月亮将消失

冉按:西昌是四川一座美丽的城市,其人文地理风光、四季宜人的气候,在在使人难忘。但这一切在发展的旗帜下,也和其他地方一样遭受着很深的痛怆。众所周知,任何地方都需要发展,人民都需要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谁都想能自己更加有利可图,心身俱健,但问题在于,这一切真的是像冠冕堂皇的宣传一样,有够实现吗?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政府官员常常大言不惭地说,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但民众却不买他们的账呢?为什么他们说自己为人民服务,老百姓感受到却只是他们只为人民币服务呢?为什么他们给民众描绘一个天上掉陷饼的未来蓝图,民众却不买账,还要起来反对呢?

 

难道民众真的是连起码的自利动机都不懂,愚不可及到如此地步吗?不是的,而是政府所谓的发展背后的逐利动机,确非来自民众的自发性,而是来自官方和商人的勾结与强加。来自于官商勾结和强加,自然会在环保等事关民众利益上,不惜破坏大好河山,掩盖真相,哪管民众的身心健康?如今发生在中国各地的环保灾难,有哪个不是打着发展的幌子干出来的官商勾勾当?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民众真正能达成在这块土地上,过着自治、自由、幸福的生活吗?可是这一切,有哪一样是实现了的呢?你既要打着发展的幌子坑害民众的利益,民众当然只有做出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反抗。我早年在贵州看到一幅标语,叫“逼民致富无罪”,这样混蛋的逻辑依旧频繁出现在官商勾结的所有“发展”项目中。你如果真给民众带来幸福与利益,那还用得着你“逼”吗?

 

请相信,民众对自身权利的认识,绝不比你傻;请相信,你不会爱民众甚过民众爱自己。西昌的环境之适宜人之居住,有其常年盛产不衰的大月亮为证,可惜,这一切可能将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下面,我转一篇我的朋友、杨文康所写的《西昌在哭泣》,请大家去看这场事西昌灾难的仔细数据。2009年11月5日 9:18分于成都

 

文康:西昌在哭泣(摘要)

 

网址如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184ba0100edx4.html

 

西昌钒钛基地建成投产后,一期工程将要达到年产420万吨铁、360万吨钢、350万吨热扎板的生产规模。凉山州的GDP将上升 500个亿(但是,这500个亿是会吓跑月亮的!这500亿是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来实现的!),西昌人口将远大于100万,一跃成为四川第二大城市,西昌人将成为四川人均收入最高的人,也就是说是四川最富的人了。

 

在西昌建一个攀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西昌将要变成第二个攀枝花!变成攀枝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污染!攀枝花是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之一。这是几十年来,攀钢送给攀枝花人民的一份“厚礼”。虽然,他们同时也送给了攀枝花人民就业、繁荣、富裕和GDP,正如现在他们给西昌送同样一份“厚礼”的同时,也会送给西昌人民就业、繁荣、富裕和GDP。是功?是过?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不知这笔帐该如何算。我也不知是该感激他们还是怨恨他们。

 

钒钛的冶炼加工,其特点是高污染高耗能。西昌属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气候环境类似于南亚半岛,常年盛行西南季风。西昌钒钛基地又正好坐落于城市的西南方,与西昌市区之间缺少山岭阻挡,生态防护的作用相当薄弱,污染源位于西昌的上风向!大量粉尘、烟雾将会毫无阻碍的向北部、东北部方向弥漫,覆盖整个西昌市。

 

西昌之所以四季如春,是因为安宁河谷地区四面环山,大气流动较为封闭,西昌人民因之得福。但这一回西昌人民却要因福得祸了。整个安宁河谷、邛海平原都会笼罩在有毒有害且深度污染的大气之下。大量的烟雾排放还会导致西昌地区日照时间和光热条件的改变,“大气透明度高,空气质量好,光热条件充足”是西昌人民得天独厚的自然财富,但将逐步丧失。西昌的农业、旅游业乃至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面临致命打击,前景堪忧。西昌的所有光环,都将消失。“肥了一座厂,富了一群人,毁了一座城”,是一个即将到来的梦魇。

 

我无法想象西昌钒钛基地这个“潘朵拉”的匣子,将怎样源源不断的往外飞出些什么祸害,我却能想象出当地的决策者,执政者们面对上面那一组可以给他们的政绩大大加分的数据是怎样一种心情。但不知怎么,眼看我的家乡父老就要富裕起来,我却高兴不起来,总有一种卖儿卖女的感觉。

 

西昌钒钛基地“三通一平”施工期间,经久好象成了世界大战的战场,推土机、挖土机轰轰隆隆。山和森林植被,一瞬间灰飞湮灭,施工现场方圆五平方公里的土地裸露着血淋淋的肌肤。这样的场面,我一生中只见过两次,一次是“农业学大寨”,在电影上。一次是修成昆铁路。

 

西昌市区笼罩在一片沙尘之中,秀美的山川,仙境般的泸山,邛海,肉眼已经无法看清,整个城市的每个角落都铺上一层黄沙,无论如何清扫,却总是源源不断。居民洗衣、吃饭都困难。 

更惨的是经久当地的农民,他们已经连饭都“吃不上”。吃饭前把饭桌擦一遍,等饭端上桌又是一层灰,边吃边眼睁睁看着白米饭变成黄米饭。

我想,这算是把西昌钒钛基地对西昌的污染提前上演,“彩排”给西昌人民看吧。悲剧的序幕已经拉开了!

 

经久是西昌市郊的一个乡,距西昌十几公里,地处四川第二大平原的安宁河谷平原。地肥水美,物产丰富。是西昌的鱼米之乡。我出生长大的马道与之只有几里路程,隔着一座不大不高的小山包。

 

我不知经久这个地名的来历。从字面上看,一个吉利的好词,好地名。经久,经久不息,经久不衰,昌盛发达。

 

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人,可能做梦都想不到,这么吉利的两个字,这么吉利的地名竟然成了咒语——从今往后,一切祸害之源——污染、辐射、烟雾、灰尘……将从这里升起,弥漫,经久不息……

 

泸山知道痛,邛海知道痛,森林知道痛,太阳知道痛,月亮知道痛,星星知道痛,天空知道痛。他们尚能哭泣。而我的那些祖祖辈辈生于斯长于斯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他们已经连哭都哭不出来了。我深深知道他们内心的绝望和痛楚。

 

我的父亲母亲,还有我的妹妹,他们就生活在西昌的马道。那些烟尘噪音污染辐射,很轻易的就可以翻过那个不高不大的小山包来到我家门口,就像跨过一道门槛那么容易。想着他们的未来我就想哭。我知道他们也想哭,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一直生活在这里,又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我想说,父亲别哭,母亲别哭,妹妹别哭。但我能叫月亮别哭,太阳别哭,空气别哭,邛海别哭,泸山别哭吗?

 

这个辉煌的,惊天动地的西昌钒钛基地,它将要伤害多少无辜的生灵,它让我这样的人无家可归。

 

我从19岁离开马道,至今一直在外地晃着。我买不起西昌市区的房子,所以计划在马道我家的老屋基上修个房子,每年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回去住上一阵,把成都的寒冷和炎热躲过,享受一下西昌四季如春的温和气候,清新透明的空气,西昌的太阳是那么的养人,至于西昌的月亮,天啊,让我说什么好呢,她无比的温柔曼妙,那温柔到骨子里去的月光完全就是散布在空气里的床,让你分不清是在人间还是天上,简直比情人还要舒服。

 

可是这一来,我不敢了,我回去的目的是呼吸新鲜空气,把成都的肺换成西昌的肺,可是今后,西昌的空气不仅比成都污浊,而且还会漂浮着浓度很高的二氧化硫。

 

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可吸入颗粒物,是西昌钒钛基地的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在大气中会氧化成硫酸雾或硫酸盐气溶胶,是环境酸化的重要前驱物。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在0.5ppm以上对人体已有潜在影响;在1~3ppm时多数人开始感到刺激;在400~500ppm时人会出现溃疡和肺水肿直至窒息死亡。二氧化硫与大气中的烟尘有协同作用。当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为0.21ppm,烟尘浓度大于0.3mg/m3时,可使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增高,慢性病患者的病情迅速恶化。

 

这是环保部门的科学数据。至于西昌钒钛基地,将来它那些大大小小高高矮矮的烟充将要朝着天空,朝着西昌吐出多少ppm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和可吸入颗粒物来,我不知道!但西昌的天空知道,西昌的秀山绿水知道,将要深受其害,身体受到残害,生命遭到毁灭的的西昌人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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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蜀乱”:给60周年的警示

冉按:这是给张伟国兄主政的《动向》杂志9月号所写的专文,该期杂志有一系列文章检讨六十年来官方执政的诸种问题,与陈奎德兄主政的“纵鉴中国”搜集并刊载的一系列关于六十年的文章,都值得大家一看。今天将我所写的这一篇刊于敝博,请大家围观。2009年9月17 日6:56分于成都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句出自明末清初欧阳直公《蜀警录》的话,可谓妇孺皆知。黄口小儿成诵的话似乎体现了一点四川人的特殊性,这特殊性使得外地人以为四川人以造反为己任,以搅扰天下来取乐。就像俗语轰传的魏延有反骨,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从偏居一隅的众多小朝廷——成家、蜀汉、成汉、前后蜀、大蜀、大夏、大西等——到杀人如麻、征赋如篦的四川军阀,从《北周书》上说蜀人“贪乱乐祸”到《朱子语类》里认为蜀人强悍易反——比如史载因川人赵谂反,致使苏轼不敢返蜀、苏辙避不见蜀人的传闻(见庞石帚《养晴室笔记》之“书赵谂事”)——仿佛四川人天然喜欢混乱,爱上了灾祸,完全是一派妖魔化四川的景象。

 

四川盆地周围为高原大山阻隔,唯一相对便利的出口又有凶险异常的长江三峡扼守,因而容易封闭,躲藏在帝国的边缘而自成一统。专制制度下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武力,一旦鞭长莫及,心生异志便是一些在川首领的常态。心生异志者与中央集权政府之间的较量、蜀地内乱及全国性战乱,都是蜀乱之所以较多的原因。在农耕时代,四川物产丰饶、人口众多,自给自足的能力较强——尤其是有都江堰之水旱从人、沃野千里对农业时代带来的便利——更是不少觊觎者的肥肉。但专制独裁的政权,其本性是掠夺与压榨,再多的物产也可以将其剥夺殆尽,搞得国在山河破;再温和怕事的民众,它也可以最终逼其不得不反。后蜀政权时期,成都市近处民众不知禾苗为何物,谷物多到非常烂贱的地步。但不到三十年,北宋初期,都江堰便发生了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再一次悲剧性地注释了“天下未乱蜀先乱”。

 

说四川乐祸贪乱,显然是妖魔化了四川人。事实上,整个四川除了成都平原以外的广大地区,如今的生活都相对苦寒,更何况在过去那种完全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山区物产不丰、人多地少所带来的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始终困扰着四川人。今天大批的川人外出务工、漂泊四海,就是人多地少、土地产值低下所造成的一种被动的人口流动。随着当下经济危机的加深,沿海工业的凋敝,使得大批的四川人倒灌回流返川,好在5.12大地震后有一股重建的热潮,消化了较多的劳动力,否则四川的失业人数会比今天高很多。由于福利保障、社会大病统筹系统的缺失或低下,即或有低保也低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使得许多家庭抗失业风险的能力相当低下。低下的抗失业风险能力,加上政府的腐败与盘剥,会导致社会底层的恐慌与混乱,使他们在朝不保夕中丧失理性判断,而不得不做出些越轨的暴力之事。

 

近几年来四川所发生的一系列群体事件,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2004年10月18日,因一自称为某局长的人,穷凶极恶地当街辱骂并殴打挑担的民工,而警察来解决问题时的偏袒,更是给愤怒的民众火上浇油,终致利益不相干的群众砸警车,包围万州政府。非利益相关者参与群体事件在如今已是常态,如瓮安和石首,可以说万州事件是此类事件的前身。十天过后,因官商勾结修建瀑布沟水电站,强行征用农民土地,由于补偿过低,致使10万至15万原住民因迁徙而返贫,最终酿成震惊一时的“汉源事件”。事实上,早在该事件爆发的两个月前的8月21日,《中国经营报》就以《四川汉源之惑:大型水电站带来的返贫危机》为题,报道了地质专家范晓、环保人士汪永晨、《中国水危机》作者马军给政府发出的警告。但中国圈水运动风起云涌,乱修电站、破坏环境成风,肉食者哪里听得进几位书生之谔谔?

 

2006年11月10日发生的广安事件,则是由一起医疗纠纷所引起的上千人冲击医院的群体事件。这起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死者的亲属并没有参加,参加者全系非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没有利益领头人,依然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这说明民众的不满到了何种不堪忍受的地步,这起医疗纠纷只是他们发泄对官民对立、吏治腐败不满的契机。至于大竹事件,则肇始于一位如花少女的离奇死亡。自从杨代莉2006年12月30日离奇死亡后,家属要求死者所在酒店给个说法,同时向县政府多次反应了情况,但都不予受理。1月15日起便有人上街发传单为死者鸣不平,网络上也有不少帖子谈及此事,2007年1月17日终致上千群众围观并烧了死者出事的莱仕德酒店,直到最后惊动了四川省政府,才在各方干预下平息了此事。广安事件和大竹事件有一些不同,但公布真相迟缓,对民众的正当诉求冷漠傲慢,是最终酿成群体事件的主要原因,当地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两年四川被报道出来的群体事件相对较少,但并不表明四川的隐患不严重,特别是5.12死难学生家长的维权,绝不是个可以忽视的问题。因为豆腐渣校舍造成的学生死难,并不是拖延就能解决问题的,像这样的积怨如不能得到尽量的稀释,他们正当的维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处理,难保将来不出现较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而群体事件的导火线也许是别的事,而非直接肇因于死难学生,因为积怨需要出口。同时整个四川是电站多建省份,是征地和拆迁补偿不公的多发地,也是诸多环保灾难(如化工等)可能发生的集中区,这都使四川充满着许多不稳定因素。

 

郭沫若是翻案老手,他说蜀中先乱,体现了革命的丰富性,蜀后治表现了蜀人建设的彻底性。他这种思维当然是血脉喷张的阶级斗争下的必然产物,革命的丰富性和建设的彻底性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顺延。大乱后不一定必然带来大治,要走出治乱循环的怪圈,则应该在制度上确立民主自由的改良,而非你死我活的革命。清末文人赵藩在总结诸葛亮治蜀经验时,不无痛心地批评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而作家流沙河先生对赵藩联的改作,更是治理今之蜀乱以及中国之乱的不二窍门:能富民则反侧自消,从古安邦须饱肚;不遵宪即宽严皆误,后来治国要当心。

 

 

2009年9月2日晚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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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四川在旅行

冉按:这是我应一出版社朋友之约请,准备写的一本关于四川风土文化方面的书,但因时间不敷写作之用,故舍弃。将来如再有机会,或许能续前缘。昨晚成都风雨大作,夜间三时起将戴晴新著《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所剩少量章节读毕,希望最近得便能专门写个评论。近来自由门和无界浏览封锁相当厉害,极不稳定,我用的是tor,特提供给翻墙者酌参。2009年9月10日9:10分于成都

把自己熟悉而热爱的山川,当作一个自己热爱的活生生人物来看待,并为它写下一本有趣的传记,一定是件相当有挑战性的活儿。山川并非死物,其间不只是草木蔓发、河流奔湍的自然景观,亦有走兽驰逐、飞禽往复的动物世界,更有人物代谢、事不绝书的人文历史。我们追慕祖先生前尘背影,踵武其后而来,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一脉相承与继绝衍变。无论从历史来讲,还是从现实来看,四川都是我精神和物质的故乡。给这个我精神和物质的故乡,写个像样子的个性传记,是我萦心已久的事。

十年前读到埃米尔.路德维希的《尼罗河传》时,便为他运用文献不露痕迹,又能使用无征不信的史家之笔,兼具活跃跌宕的文学才情所折服。出版家、社会语言学者陈原在《重读〈尼罗河传〉》一文中曾说,希望有人能写《黄河传》,那将是一部颇具史诗般的作品。但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费劲的一件事,很少有人愿意下苦功去做。要了解黄河,虽然有史学家岑仲勉的《黄河变迁史》可以参看,但终究不能吸引非专业者的兴趣,终致传播不广。问题在于这样的专业书籍,虽有学、史、识,然才、趣却有所欠缺,所以史识、才情兼胜的《黄河传》之出笼,至今仍是我们读者所期盼的。

由此我想到过有机会的话,写写都江堰、自贡的盐这样的物质文化史,名之曰“都江堰传”、“盐的历史传记”之类的书,一定有许多读者愿意了解与阅读。但这的确也非常费功夫,资料的收集与消化,写作时的深度、广度及趣味如何搭配,的确也是非常考验人的。且费时耗神之多,也使我这种非专业的写作者望之兴叹。但当朋友约请我写《四川人是天下的盐》一书时,我就想将以前曾寄托过的梦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关于四川,可写的东西当然很多,但主要想写以前比较忽略的地方。即便是有人写过的东西,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写得更有新意更有趣味。所写内容无非几大块,一是通过人物反映四川的文化与思想,四川人、中国人、外国人对巴蜀的观察;二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有趣地分析四川人语言、思维及生活习性;三是谈巴蜀地理与治乱关系,以及对中国的特殊贡献;四是写物质文化史,主要从红薯和川菜来做一点有趣的微观反映。通过这些方面的写作让大家看看“四川人是天下的盐”这“盐”的味道怎么样。基督意义上要求教徒作光作盐,以使爱传播世界,而四川是中国井盐的主产地之一,且以人多著称,像盐粒一样散布中国乃至世界,尤其是川菜的味道,更是征服了世界上许多热爱美食的“好吃鬼”。所以“盐”的比喻对四川人来说是一个恰当的象征,这也正是几年前《南方人物周刊》的一期四川专辑,采纳王怡和我共同所取的“四川人是天下的盐”一说的因由。

既然认为“四川人是天下的盐”,又为什么说“四川在旅行”呢?四川人物在代谢,历史在发展,陵谷在变迁,这何尝不是一趟漫长的“旅行”呢?再者各种人物出没四川的土地,与四川发生或深或浅的关系,加上四川从精神到物质方面的输出,也可视之为一种“旅行”。极而言之,《四川人是天下的盐》一书可视作 “在四川旅行”和“四川在旅行”的有机组合。我自己也将在现实与历史的四川里“旅行”,给各位带来我所看见的诸种风光,希望能让大家有一种“原来如此”之感。

除了我的见解外,书中所有史料性的说法都有来源,但我并不想掉书袋,更不会有什么注释夹杂在其间,因为这并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我会在书籍后附上比较重要的参考书,以便对巴蜀有兴趣做一进步了解的人。巴、蜀的行政分治虽然古时亦有,但大抵都同属于四川的管辖范畴,只是十年前重庆才完全不受四川管辖。但无论你行政怎么分治,山水无法完全切割,文化亦无法划拨分开,人民更有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所以我所写的四川是将巴蜀连在一起写的,这是必须预先予以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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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是永不止息

冉按:这是昨天发表在深圳《晶报》上的文字(http://jb.sznews.com/html/2009-05/07/content_613767...。),算是提前为5.12周年祭所写的文字。昨天看到四川省政府公布的学生死难名单和不追究建筑质量的报告,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对他们无耻说谎有相当的心理准备,甚至他们说话的口吻都能想像出来,因为我们对这个政府的一贯思路和执政理念再熟悉不过。今天有事需办,没有空闲,所以暂时先发此篇文字,明后天再评四川省政府于5.12一周年前推出的报告,欢迎大家垂注。2009年5月8日7:30分于成都

爱是永不止息

半生经历,远不能比肩耆宿老成们的阅历丰富。然起于寒素之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惨痛灾难,所历不能算少,但无一与5.12大地震带给我的伤痛与震撼相比。我虽身历灾区,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但我的亲人朋友中并未有死难者。不过,这并不表明,我对那些陌生的逝者就没有一份兔死狐悲的情感。在千年不遇的巨大灾难面前,人类的生命显得过于渺小孱弱,不堪一击。但人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又能重新崛起,是因为其有不竭的思想和互助的情感,有战胜灾难的能力,逐步恢复原有的宁静。
我曾经的邻居、诗人魏志远曾出过一本不错的诗集,名之曰《感动过我们的怎能忘怀》,岂止是感动过我们的不能忘怀,使我们伤痛的血泪更是哪能轻易忘记?同时,我对那些人性中的美好,也总是记忆犹新,至今仍感动着我。在大地震的灾难发生一周之际,回忆这一年参与灾后重建的经历,有许多感动和遗憾的细节,值得记载下来,以昭来者。

一:何为志愿者?

有次我和朋友们将一些药品和食品送到乡下分发,就有一位老年人问,你们是些什么人啊,真是活菩萨啊。我笑着告诉他说,我们不是泥做的菩萨,是志愿者。他问,什么是志愿者呢?我说我们也说不清楚。过了吃中饭的时候,我们为了尽快分发完毕而早点赶回成都,没吃中午饭没来得及喝水。这时他们要给我们水喝,我们当然吃自己带的水,递给我们的饼干自然也被拒绝。
后来又来一年轻人问,你们到底是啥子人哦。我就说,我们是自愿者。自愿者是啥子人哦。除了他以外,旁边还有人打帮腔也跟着问:就是,到底是啥子人哦。我就只好问他,政府工作人员来开不开会?他说,开会。又问有人讲话乃至训话否?他们说这样的情形很多。再有是否前呼后踊,跟着不少人?说是。下来有否吃喝?答曰:这样的情形也不少。我说,我们既不开会,不训话,也不讲排场,当然也不会吃你们的东西,这就是志愿者。他们似乎恍然大悟。说四川土话,包括说农民能听得懂的话,于我这样的四川乡下人来讲,都不是难事。但如果能将抽象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具象化,虽然不够准确,但胜过你许多深奥的定义和理论阐释。
几十年单一的救济模式和慈善垄断,使得大部分中国人不知除了政府以外,还有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机构,也是灾难救助和灾后重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机构,以及单个志愿者的参与,不仅展示了许多人的爱心,而且这种直观的教育,对我们社会将来的发展有极大的好处。此种发酵作用,在公民社会的成长中将持续扮演必不缺少的角色。
二:灾民自主

对一个人的意见和想法的尊重,不只是让人开心喜悦,而且是一种合乎情理的自重。所以在我应5.12救助服务中心之请,前去为他们的志愿者培训做一次演讲时,我的题目便是《我们不是来添乱的》。我把自愿者所做的事情分为七个小类:1:救人自救者;2:需求提供者;3:见闻记录者;4:活动参与者;5:当地了解者;6:社会观察者;7:公民成长者。也就是说,我反对那种去做了自愿者和捐了款的人的市恩心态,更反对那种强行将受助者拿出来曝光,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做法。我对那种以为自己做了些好事,便以大爷自命的人,是颇不以为然的。我列出这七项志愿者的工作当然不是定论,而是我自己的思考。我为什么首列第一条就是“救人自救者”呢?因为在我看来,我们去救人其实是为了自救,作为一个人若不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总有道德焦虑和心灵灾难,为自己内心无愧和平安,也应该在这种大难中对灾民有所助益。
但即便你是去做志愿者,是去做好事,也不是没有方法的,更不是去盲干。社会学者刚多赛说,做好事是不够的,还必须用好的方事去做。所谓不惜一切手段达到最高目的,最终目的也会变馊。我在给志愿者做演讲时说,如果你是个建筑设计师,你当然要考虑建筑材料及房屋结构的科学性和抗震烈度,即安全是住房的第一考虑要素。这我一点都不反对,但在不违背科学和安全性能的情形下,应该尽量尊重当地民众的采光和风水习惯。风水并不完全是迷信,这里面不只是有些民俗学的因子,且并非完全没有科学道理。也就是说,房屋的朝向和在哪里开一扇窗子,应该多尊重灾民自身的习惯。不违背科学与安全是对的,但以为科学万能就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问大家是否在清明节给自己的祖先、逝去的亲人扫墓烧纸,大家几乎众口一辞地回答:我们都要去扫墓,扫墓时必烧纸钱。我说,这就对了,从科学的角度看,完全没有作用,但我们却一直都在烧纸钱。习惯的力量是如此巨大,是因为这里面有科学无法解释的情感。
说到建筑师对灾后重建的责任与意义,我不能不说到提倡灾后重建使用再生砖的四川建筑师刘家琨、倡导公民建筑且反对中国建筑文化中“势利眼”的香港建筑师朱涛、主张因地制宜、环保易造的台湾建筑师谢英俊。他们对灾后重建的灾民自主都有相当的体认,尤其是谢英俊的实践更是令人感动鼓舞。前不久NGO组织泰山爱文艺中心的寇延丁女史赠我一盘关于谢英俊灾后重建的纪录片《轻钢生态房建造指南》,可以见出谢英俊在灾后重建房屋中的灾民自主、协力自建的理念,不仅造价低、注重环保生态、就地取材,而且易于民众自主学习和自主建造,从而使民众在某种意义上享受灾后重建家园这个过程,而不只是享受现成的房屋,搬进去住了事。不要小看这种理念,只有这样的理念,才能摆脱一般志愿者单纯做好人好事的初级阶段。真正的志愿者,就像一位颇有创造力的老师一样,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所要做的就是让灾民学会自重自助自立,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民治(By the people)局面,也算在灾难中开放出公民社会的幼芽。

三:无法忘记孩子们

我自己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对孩子们在地震中的大批死难深感难过,愧疚不安,因此我特别敬佩艾未未、谭作人等努力调查真相的志愿者。我欣赏多背一公斤的安猪、千秋助读的徐晓在灾区建了几十年图书室的文化关怀,感佩泰山爱文艺中心的寇延丁对灾区伤残者的不懈救助。
灾难发生后有许多与地震有关的垃圾书出版,有不少是花纳税人钱财的应景和吹捧之作,我也不想花过多笔墨去批评它们。最近读到一册朋友殷波、王国平撰文,陈维摄影的《我现在的我们:“5.12”大地震都江堰幸存者口述》一书(四川美术出版社2009年4月版),对其间采录的灾民鲜活的细节,很是感慨。其间伤痛、惊悸、恐惧、同情、幽默、坚强诸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令人欲说还休。我不是说这本书采录灾民的想法是如何的完美,但我要说这样的现场实录还是值得引起我们许多人的注意。其中最引起我注意是两个人的实录,一个是都江堰向峨乡海虹村四组村民任隆富,二是都江堰殡仪馆馆长刘良志,两者的相同点是都与死难学生有关。
任隆富作为一位乡村木匠,比较懂技术,震后第一时间赶赴向峨中学,救助了许多学生,总共救出85个幸存者。整个救援他参与五天四夜,他触目所及都是惨痛的血泪与死亡,耳朵中充溢着救命的喊声,其中未能生还的还有他的女儿任艺慧。他在回答采访者问“一共好多老师和学生遇难”的问题时,他回答说“老师总共有二十名遇难,学生(指中学生——冉注)总共有三百多名,小学有二十名”。他认为学生的大批死难,使他“不堪回首”,“我做梦的时候,他们的那种眼神是我逃脱不了的,当我看着花一般的孩子失却了生命,我说不如把我杀了来换取他们的生命!”这是一位孩子的父亲自然的情感流露。
大灾难产生了众多的死难者,殡仪馆在一段时间的超负荷运转是可以想见的。作为遇见死人较多的殡仪馆工作者,不仅能平常地看待死亡,而且大抵因为看得太多而麻木。但都江堰殡仪馆馆长刘良志说他在殡仪馆工作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流过这么多的眼泪。当整个殡仪馆的大坝子摆满了死难学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呼天抢地的哭声,哭得昏死过去,真是看了令人万分悲伤。“那些学生家长把死难的孩子搂在怀里,一起躺在殡仪馆的坝子上,我从旁走过,心如刀绞”,“这种场景,连我们这些久见阵仗(场面)的殡葬职工都流泪,而且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们每个职工都在哭”。殡仪馆破例满足死难学生家长的要求,将几个平时要好的同学一起火化,把他们的骨灰烧在一起,从而让他们死后永远也不分开。这样的惨伤怎能忘怀?这一切到底是怎么造成的?难道豆腐渣校舍的建造者能辞其咎吗?

四:爱是永不止息

由于巨大的灾难,不少鲜活的生命,永远消失。虽然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可有的人,未及完全开放,便凋殒在不可阻遏的山崩地裂之中。我们不仅记得血泪和伤痛,我们也记得那些不同凡响的普通人的爱。
虽然自己去灾区的次数不算少,但没有长年待在灾区第一线,因此只有利用自己每日一博的优势,在博客上持续不断地关注灾区相关事宜,以求自己内心的安稳,时常提醒自己不要麻木。除了震后一月之内所写几乎都是地震文章外,以后每周星期二我定期刊布自己编辑的《四川信息掮客周刊》,形成灾后重建的信息互动,以便捐款捐物者和下面需要救助者之间形成较为良好的沟通。灾后救助和重建,其中的大头当然应该是纳税人所养的政府来做,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民众和志愿者不可以做出自己的努力。
由于做《四川信息掮客周刊》已达50期,给需要帮助的家庭和个人略尽了些绵薄之力,结识了不少的爱心人士,我与他们有达几百上千封的电邮往来。当我写这篇文章回去搜看的时候,依旧让我感动,甚至忍不住流泪。他们慷慨的故事和绵长的爱心,会令我感怀一生。但他们并不想让外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后写回忆录会否破戒还很难说(当然要征求对方的同意)。他们遍布海内外,来自许多国家和地方,也许有的人,我们一辈子都没有见面的机会,但我从内心里真切地感激他们。
有一些朋友表扬我做事的坚韧,其实这并非我有什么特异之处,而是因为有许多人的帮助与支持。前不久翟明磊兄因研究中国的博客到成都来,对我做一个专访,我就说,我的博客虽是我一个人在写,署的是我个人的名,但提供帮助者非常的多,你只能把我的博客看作与他们合作的结果。譬如每天有人每天专门给我校对已发博文已达三年之久,从未间断(以后会专文另说,此处只说与地震有关者),有给我提供新闻线索的,有给我提供诸种地震信息的(如锦瑟、逍遥等网友),有给我直接提供学生救助名单的,如汶川三江小学的周老师、绵竹广济学校的魏老师、作家郭发财兄等,可谓指不胜屈。
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我喜欢“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的说法。爱不是比谁捐钱捐物更多,不是比谁的慈善行动看上去轰轰烈烈,受到聚焦的程度高,而是那些涓滴之助的爱,才使得我们的生活变得那么平凡而有质量。我曾经写过一篇《用你的改变作见证》的文章,来阐述普通人怎样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为自己更为社会做看得见的改变,没有比爱的坚持更有力量的了。

2009年5月4至6日凌晨一时于成都,晨七时半再改定。

评论(4)

“野杂种”的吊脚楼

冉按:昨天有朋友从广州和新疆过来,大家一起喝酒,竟夜终宵,甚感愉快。今天周末,特此刊发一篇我写家乡吊脚楼建筑的文章——此文刊发于最新一期《人物收藏》杂志——以飨众位朋友。我不懂建筑,但我在吊脚楼中生活了十八年,这便是我的感受。2009年4月3日10:19分于成都

 

“ 杂种”在我们的文化视界里,似乎是个令人难堪的称呼。其实无论是人还是文化,杂交杂种都有相当大的优势,有不竭的生命力和旺盛的创造性。与我故乡文化和地理上都同源的大作家沈从文先生在《湘行散记》里,通过“一位戴水濑皮帽子的朋友”之口,来表扬整个武陵山地区、沅江流域如画的风景时,就禁不住赞叹到“这野杂种的景致,简是直画!”我认为这位戴水濑皮帽的朋友无意脱口而出的话,算得上是我故乡山水景致、风俗民情的解人,可谓连中十环,靶靶到心,洞穿我们的生活与人文地理的肺肠。

故乡渝东南属大武陵地区,北纬三十度穿越而过,颇有些神秘诡异。卡斯特地貌所造成的高地天坑非常多,状类陶潜“桃花源”的地方所在多有,因此既野又杂的习性,不只是我们性格个性、生活饮食的一部分。山水的雄奇秀野,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处不杂,以至成为我们无法割舍的栖身之所。再者,这地方的人民是土、苗、汉三族杂居,很多人是名符其实的“杂种”,至于说山野之气,那完全是与身俱来,根本毋须学习。四九年前我们那地方是民皆匪、匪皆民,看过《乌龙山剿匪记》和《湘西剿匪记》的人,对此当不陌生。山水和民气的野与杂,最终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安居乐业之所上,其中最典型莫过于触目可见的吊脚楼。

一:传说与渊源

要准确考据出吊脚楼的历史,恐怕是一件不能完成的任务。坐实的任务不能完成,我们就来点传说,历史就是这样慢慢对接的。传说很久前毕兹卡(土家人)居住的土地上,人们为了躲避蛇虫,避免潮湿对身体的伤害,而用粗藤在树与树之间连结,而铺上木板便成了安居之窝。这种有名的“藤连树”屋,就是吊脚楼的刍形。后来用各种树木如马尾松、杉木等于河畔、崖上、半山腰、平地等地修筑吊脚楼,就是对早年“藤连树”的屋模仿。传说看上去无稽,但传说通过民间这只巨大的翅膀,以至口口相传,不胫而走,有着不可忽视的生命力。尤其对像我们这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口头文学和民间故事,作为承载历史的重要主体,其对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作用不可抹杀。

这种口头流传的民间文学,所体现的建筑外观进化形式,在杜甫入蜀时还能见到,“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杜甫虽然形容的是古蜀道北路所见,但拿来形容原始的吊脚楼的形制也是恰切的。不过,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常建,就曾到过今天的大武陵地区,他亲自己见过此地蛮荒的景象:“湖南无村落,山舍多黄茆。淳朴如太古,其人居鸟巢。牧童唱巴歌,野老亦献嘲。泊舟问溪口,言语皆哑咬。土俗不尚农,岂暇论肥埆。莫傜射禽兽,浮客烹魚鮫。余亦罘罝人,获麋今尚苞。敬君中国来,愿以充其庖。日入闻虎斗,空山滿哮哮。怀人虽共安,异域终难交。白水可洗心,采薇可为殽。拽策皆落日,江风鸣梢梢。”(《空灵山应田叟》)这首诗传神地体现武陵地区民众的蛮野杂,不善于农耕,还靠打猎来维持生计,但即便此种艰难的境况下,也喜欢开玩,热情好客的古风。其中“其人居鸟巢”,其实就是对上述土家族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最好佐证,这说明民间传说并非空穴来风。

当然建筑界似乎有比传说更科学的说法,那就是说吊脚楼与古老的干栏式建筑有点关系,绝非无由,而且考古界也将吊脚楼称为“干栏建筑”。巴蜀地区最早的杆兰式建筑,应属成都十二桥发现的殷商时代干栏式木结构建筑,由木桩基础、木地梁、竹木墙体和竹木绑扎与榫卯相结合的屋顶。房屋底层架空的目的,是为了防水、防潮兼防备兽虫类的袭击。大抵古巴蜀地区多是瘴疠沮洳之地,且森林茂密,气候比现在还炎热,因为必须有底层房屋架空的巢居,才能最大程度地解决身体受到的伤害。后来随着平原地区气候日趋干燥,人口越来越稠密,森林砍伐得厉害,巢居的形式便渐渐式微衰落。倒是在山区或者爬坡上坎的大城市,还残留有巢居的影子,这巢居的影子,便是今日之吊脚楼。在重庆、涪陵、万县等沿长城市,以及沿乌江的小镇如龚滩等地,尚有吊脚楼的余韵风采。但随着建筑材料的变更,建筑式样的西化,大城市偶存吊脚楼样式,与原来的吊脚楼韵味却已经相差甚远。只有在渝东南的土家族、苗族聚居地,才多少保留了吊脚楼这种建筑“活化石”。

二:地里生长出来的建筑

建筑与地域的关系甚大,这不仅可以从风水、地理来解释,更可以从气候、历史渊源乃至建筑材料来探究。一个地方为什么出这样的建筑,如福建的土楼,藏羌等地的雕楼,那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与当地的民俗风情包括宗教、社会治安、军事用途,以及建筑材料等有深刻的关联。“有机建筑”大师赖特说得好:“建筑与环境不可分离,犹如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 虽然不能说吊脚楼是巴蜀地区特别是现在渝东南地区的特产,但说其它地区没有大武陵地区(鄂西、湘西、黔东北、渝东南)分布那样广泛、保存得那么多,大抵还是说得过去的。

大武陵地区为什么如此的多吊脚楼,在正史里也有比较详尽的记载。如南北朝的《魏书》外,在新旧唐书里记载亦复不少。《新唐书》里说:“南平僚,东距智州,南属渝州,西接南州,北涪州,户千余。多瘴疠,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居楼,梯而上,名为干栏。”(卷222),而《后唐书》里也记载道:“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蛩蝮蛇,人并楼居,号为干栏”(卷197)。大武陵地区千多年前唐代的气候可能比今天更热,接近于亚热带雨林气候,森林茂密,才会烟瘴遍地,且有蝮蛇等物,人们必须楼居,不然有生命不保之虞。这种状况现在大有改善,但人们为何还采取吊脚楼的制式呢?说起来,除了地理因素的作用外,还有人们对历史的遵循,对传统的膜拜有关。

沿江的山城小镇的吊脚楼,如在龚滩小镇未搬迁以前,有非常良好的保留与展示。可惜的是重庆官方为了修水电站而破坏这一千七百年来小镇的神韵。龚滩的吊脚楼凌空乌江之上,夹于峭壁之间,外人看上去如累危卵,其实居住在那里面的人却甘之如饴,如履平地。但武陵地区的吊脚楼特别是土家族的吊脚楼,与其他民族如苗族、侗族、瑶族等的吊脚楼,还是稍不同。以前吊脚楼只是建在山上、崖上、江边上,现在很多吊脚楼上建在平地,这是土地家族吊脚楼与其他族别吊脚楼在选址上比较不同的地方。正屋选在平地上,让单边或者两边的吊脚楼处于悬空状态,再起柱而建。一般而言,土家族的吊脚楼为两层,上层住人,通风、干爽,在转角楼上乘凉赏月,你还可以体会苏东坡的雅兴:“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不过乡下人一般也没有这样的境界。下层堆杂物柴草,或者垒砌墙壁以关牲口。当然现在开始讲究卫生,有不少人家将牛栏猪圈也另立一旁,实行人畜分开,大大减少了因蚊蝇叮咬带来的疾病传播。

总体说来,由于我们民族居住山区,土地有限,吊脚楼作为土家族传统的房屋形式,在整个武陵山区极为普遍。吊脚楼之建造依山傍水,充分利用空间,减少土地占用,可以说暗合世界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在《明日之城市》一书中主张的整个城市充分“吊脚楼化“的理念,为解放地球表面,保护自然生态,先行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特如此,遍布武陵地区的过街楼、天街、岸街、风雨桥、关卡、陵墓等建筑,也是不可多得的奇特景观,作为当地建筑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吊脚楼内外情形

    吊脚楼一般三开间或者五开间不等,有的呈两边对称的吊脚楼,有的只是单边L形制,端赖房屋主人的能力与意愿来定。土家族与任何其他民族一样,经过等级非常森严的过程,在建筑物的形制上也不例外。土司住得雕梁画栋,而一般老百姓只有用柴草铺盖了事,就连一般的青瓦都不准使用,正所谓“允许买马,不准盖瓦”,否则便犯了僭越欺上之罪。

吊脚楼所采用材料大多因地制宜,以马尾松、柏木、杉木为主。树木确下来后,并不立即使用,而且使其干透,再请木匠师傅来做。厉害的木匠师傅所有木工活都可以做,是道行最高的匠人,还可以配合端公来驱鬼,杀鸡祭神。特别是新房起屋时,亦即我们当时“抽屋列子”时,站在列子上喊“喊”起。列子立好,便开始上梁上挑。如果说梁没有什么讲究,只需要结实的话,那么常见的挑就有两种,一是板凳挑,二是牛角挑。板凳挑平稳结实,易于取材,但美观程度不及牛角挑;而牛角挑则对选树需要比较严,利用木材根部的自然弯曲,来作为挑檐,符合力学要求又兼具美学效果。如果两家挨得太近,一般都用石砌的封火墙加以阻挡,以免火灾时被他家的火势延及。

进正屋之前面是一大块院坝,可以作晒坝用,可以在人多时请酒席用。从院坝上街沿,如果比较高的话,一般都有石础作梯子以便行人。上了街沿,堂屋一般是没有门的,堂屋是一家人上香案的地方,大多是“天地君(国)亲师”这样比较汉化的祭奠方式了。而在堂屋的两边既可是日常煮饭吃饭的地方兼卧室。以前居住比较简陋的时候,火铺既是生火煮饭吃饭的地方,也是夜晚一家人睡觉之地。我从小家贫,但仰赖几间比较破旧的祖传旧屋,尚有有单独的房子可作卧室用。外家是当地望族,母亲嫁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陪嫁极多,到五十年代初“捐献飞机大炮”被强行充公,所剩无几。到我出世时早已是食不果腹,家徒四壁,但唯一记得一张小时我与母亲睡觉的大床,大到可以五人左右。床板而床架可谓雕工精细,上床还在踏板,两边是挂衣服辅架,而床架需要挂一笼极大的蚊帐才能遮住。床沿比较高,无论小孩怎么翻滚,都不会滚落到地板上,可以避免由此而产生的对身体的伤害,可惜这一切旧观已不复存在。

火铺是由火塘发展而来,火塘非常简陋,在正屋中间用一些石块在垒砌而成,主要用功是烧水喝茶,聊天摆龙门阵,冬天则用于烤火。后来发展到用半高立柱加木板而成火铺,上面可坐人,坐人的有木凳,更多的则是草凳(是用稻草编织打捆而成,家兄及母亲都会做,惜已忘记其工序),人坐在上面既可以烤火(俗称向火),亦可以靠板壁而坐藉此小憩。火铺四周稍高,而火铺心则稍低,用石灰和泥做成,便用火烧火煮水。木柴所烧出的灰还烫时便于烤烧苞谷,新嫩苞谷以其烤火熟后,清香无比。而经滚母子灰(也就是发烫的灰)而滚烧略糊的辣椒,经石擂钵舂匀,加上野生的狗椒子(外形类花椒),离开故乡后再也没有如此美味的辣椒。好在大家兄特擅此法,将来还有品尝之机,可谓一快。

火铺铁钩挂一长方形的铁架,我们叫坑,被烟熏火燎得不见本色,这上面拿来熏腊肉的地方。如果一家人到年终了有一坑腊肉,那就是当年了不起的成就了,可惜的是在我小时很少看到这种场景。而坑上面与内屋天花板齐平的是用竹子铺就的一层叫“楼槁子”,可以用来晾晒东西,兼作散炊烟和通风之用,因为楼槁子外面即是挑梁之间形成的空窗,可以使炊烟排散出去。我尤其记得母亲于楼旁边的天楼上做豆丝(亦即干豆丝)、霉豆腐(即臭豆腐)的情形,忆及她的辛苦,想起清寒中的美味,真可谓往事历历,不禁潸然泪下。

吊脚楼最精彩的部分来自于走廊,这走廓欲称千子,通过形成走马转角楼。犹忆小时,我们把吊脚楼那部分叫厢房,到厢房所在的千子两边藏猫(捉迷藏)好像还发生在昨天,人却忽已快到半百之年。物也不是,旧观不复稍存;人也已非,辛劳一生的母亲也已于五年前仙去。千子有多种,有的甚或者是美人靠,但千子转角相连都垂柱,垂柱上下有垂花,式样不少,记得我们家的是菊花形状。而木窗子上的窗花多为动物、植物图案,颇带民间喜庆色彩。而千子两旁和屋壁上大多悬挂着大蒜、苞谷、红辣椒、蓑衣、斗篷、筛子等,千字上放着一些镰刀、砂刀(直的)等马刀具,其他农具如挖锄、薅锄等,则与石磨、石臼(俗名对窝,舂米用)、风播(扬糠去秕时用)等。猪、牛散步于阡陌田埂间,公鸡母鸡悠闲于院坝之内,当然于四处游荡逡巡的,少不得还要有个比较凶悍的看门狗,由此吊脚楼的一家也算和美大吉了。

四:现有吊脚楼分布状况

由于交通越来越发达,民众往来更加便捷方便,人民流动越来越普遍,所以大武陵山区民众固有的生活,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与冲击。这种影响当然有好有坏,殊难一言为断。单说原先的吊脚楼,在交通相对发达的地方,特别临公路的住户,大多已因向往城镇的建筑而新建成贴满磁砖的小洋楼。这种小洋楼的质量和外形只不过是对大城市生活的拙劣模仿,虽然可以理解,但此种模仿之不到点那是必然的。一方面固有的吊脚楼已经毁坏,另一方面拙劣的模仿使旅游者没有兴趣,当然主人还是得了住洋房的满足,除此之外,似乎别无其它收益。

原来沿乌江的龚滩吊脚楼建筑群,如果不因滥建水电站而被撤的话,那长一点五公里的街道两旁所保留下来的吊脚楼,将是土家族民居活着的历史博物馆,可惜这一切在权力的滥用下而遭致彻底的毁损。好在,同样的渝东南古镇龙潭镇周围尚留存些孑遗,使不少人到武陵地区写生作画、踏勘旧有文物,记载了一些吊脚楼的遗迹。如比较著名的有张良皋撰写、李玉祥摄影的《老房子:土家吊脚楼》、孙雁等编写的《渝东南土家民居》等。在具体考察上孙雁等人的考察组所走的地方不少,做的具体查证亦不少。他们对石柱、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的吊脚楼群作了一定考察,他们所走的地方有黔江区后坝;石柱县马武镇香溪村、中益乡平坎村和华溪村、枫木乡、黄水万盛坝;彭水县鹿角镇、鞍子乡;酉阳县龚滩镇、可大乡七分村、长潭;秀山县洪安镇、清溪镇、石堤镇海洋乡等。

这个考察路线,大抵将渝东南土家族的吊脚楼分布作了一个简要的探寻,但应该还有许多遗漏的地方,民居研究者和田野调查工作者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比如石柱新乐乡902户山民,就有849幢吊脚楼,像这样成大群的吊脚楼应该在渝东南土家族聚居区亦不多见,但外界提到或者研究的人并不多,大抵是交通不大方便的缘故。

五:伤感的结局

人类很多做法并非今胜于昔,并非与时俱进,进化论在我们的生活中并非放之四海。以社会的发展来看,许多我们想保留的东西未必能够保留下来。一方面是自然的汰弃,另一方面是人为的破坏或者改进,使那些曾经辉煌的文明消息于天壤间。我们当然没必要为满足他人参观土著的癖好,而住在吊脚楼里成为别人的观赏对象,除非我们自己喜欢住吊脚楼。当然你既喜欢住吊脚楼,幸好又在吊脚楼群中,那么有可能成为别人旅游的对象,这既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你收入的来源。这种两得其便的办法,最能够形成对吊脚楼的持久保护,对于旅游者、研究者和土著本人都是一个难得的多赢结局。

但像这样美好的结局过于理想化,毕竟不是每座吊脚楼都能有这样的幸运。像龚滩那么好的古镇,那么多的吊脚楼尚且遭来权力的横祸,何况其他默默无闻的吊脚楼呢?事实上,既没有也没有办法让每座吊脚楼保留住。作为个体的人,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哪怕你盖了一座非常拙劣的贴满磁砖的小洋楼,他人也无从干涉。但是,要是别人对你的美学品味有所指责,觉得你过于俗滥亦即有点苕,你也不要太过恼怒,因为这已经是别人的权利了。

多年以后,吊脚楼或许会消失,或者以另一种改制的形式留存于世,谁知道呢?我认为人应该对祖先及自己的劳作充满爱怜和敬畏之心,但我并不认为一切都不可改变。我要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初期,我成长于清贫的吊脚楼中,这段经历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

2009年3月3至5日夜于成都

评论(20)

从爱一条河流开始

柏条河健康状况及测评标准

改善河流的建议柏条河的薄弱环节

我认为一个正常的人之状态,就是推己及人,爱是个由己而及彼的向外扩张的过程,没有这样的过程,难免空洞不靠谱。几十年前,写过《厚黑学》的李宗吾先生曾经写过《心理与力学》一书来阐述人由己及彼的过程,可惜许多人只看他的《厚黑学》,并且为暗中习得《厚黑学》而沾沾自喜。《厚黑学》是批判行厚黑之人事,即令习得厚黑学,也没有什么沾沾自喜的,因为这一切只不过专制血腥社会的丛林法则而已。许多人还把这些血腥的做法,视为中国文化的精髓而奉为圭臬,其实这正是中国尚未能进化到政治文明社会的深刻羁绊。也就是说,在我看来,李宗吾的著作中,隐没不彰,但真正能沾溉后世的著作应该是《心理与力学》,而非大家习称的《厚黑学》。

爱国,被许多人喊得整天价响,但当你叫他学会先爱自己的父母家人的时候,他却充耳不闻;爱国,就像有些人的鸡血,但你要他为自己生存的城市与土地,做点实事的时候,他却不愿意去践履实施。因为喊口号而占便宜,是比实际去做更省力而又能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好事。有许多人都因为善喊爱国口号,而得到了许多奖赏,得到了许多实际好处,这真是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多的一项伟大事业。爱国,当你爱国的权利,都还需要争取的时候,很容易被一些人绑架而侵害你的利益,党国不分的观念绑架了你六十年,爱国的糊涂的观念,使得你越爱国而越受相当之奴役,这样的吊诡,有人至死不明。但是有许多口号爱国分子,却配合官方的爱国绑架,在其间占了不少的大便宜,这一点我相信许多人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不少,中国盛产这样的“爱国人士”。要爱国,所以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所在的城市。要爱国,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的权利,一个不自爱的人,怎么可能真切地爱家人呢?一个不真切爱家人的人,怎么可能爱自己周围的环境?一个不爱自己所在城市的人,怎么可能去爱国呢?除非你告知我,我爱的就是这样悬空蹈虚的“国”,是一个纸面上被掏空被集团利益绑架的国。

我生活在成都二十多年,当然是视它的受损为我之受损,所以尽量力所能及地做些真正热爱它的事。虽然卑之不足道,但自己还是感到安慰。不过,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以成都河流协会为中心的一帮朋友所做的持续之努力,令人感佩。这个协会不仅做好日常河流的监测、维护工作,而且一旦有大的情况发生,必然起而号召更多人参与,维护自己的权益(四川大地震中512民间救助中心就是以他们作为主干搭建起来的,为救灾及灾后重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06年为了反对在成都水源柏条河上修水电站,做了大量细致认真的工作,最终使得在这四十四点七六公里的河上修水电站、搞房地产开发的企图,得以暂时歇菜。我曾经写过数篇文章来支持他们的不懈努力。这些文章是:《与〈南方周末〉记者谈保卫柏条河》。http://www.zyin.net/teacher/200812/teacher_11561.html。《谁在谋害几百万成都人》。http://tieba.baidu.com/f?kz=97790852等五篇,起到了一点将专业知识分子的声音放大到告知公众的“高音剌叭”的作用。

19,我参加成都市河流协会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可口可乐四川公司关于监测柏条河、府河的一个活动,为他们新近的对于成都河流的健康而做出的努力而高兴。现将有关资料如招募志愿者、图片等公布如下,请身在成都的朋友参与。

招募成都母亲河健康状况公众评分志愿者。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137392/ 2009114844分于成都   

 

评论(55)

由细节看拯灾中的问题

冉按:本来要写一下喜欢无耻市恩的政府以及泪如雨下的余秋雨先生,无奈今天事多,于是贴一篇给“反华”媒体《开放》杂志(已刊于该刊第六期)所写的旧文上来,以便大家看看我在一个月前的一些“预测”。2008年6月13日7:33分于成都

今天终于等到国旗为死者而降、全国哀悼,奥运火炬也停止传递三天,这与此前对众多的死难者不闻不问相比,毕竟是对死者的一种哀荣,对生者的一种安慰,也算是一点小小的进步。没有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国家便是个不值一文的空壳,国旗为恶性事件死难的国民而降,此乃天经地义之事。希望这次哀悼的规格不会成为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将此事作为悼念死难者可以援用的成例,教育政府官员把尊重民众生命当作题中应有之义来抓,切不可等闲视之。

其实,政府微不足道的进步,民众都看在眼里,比如震级由七点八级调为八级,非但无损你作为政府的形象,实事求是的精神反而可以给你带来有错能纠的加分(当然要避免利用“科学”来推脱校舍倒塌的责任)。再者,地震之后,高层反应较快,媒体的报道相对宽松——当然是外松内紧,暗中依旧统一定调,或者枪毙稍有异议的稿子——这些都是可以审慎地予以肯定的。当然这是与六十年来他们僵化强硬的统治思路相比而得出的看法,与西方民主自由的政府相比,他们在许多方面还有不少可供改进的地方,甚至差得太远,这是毋庸讳言的事。

进而言之,政府在救灾中若有表现相对较好的一面,那是他们的份内事,不值得太多表扬,更不可以通过自办传媒进行自我圣化自我表扬。若是做得不好的部分,则是应受各方的监督与批评。六十年来我们非常规死掉的人多到不可细数的程度,单拿唐山大地震死难的24万人来说,这些人死了后产生的教训有多少能在今天的抗震救灾中起到了真正的作用,这些都是值得检讨的。要言之,我们前面非正常死去的人,不能有效地成为后来的人免于不死或者少死的教训,那么这个“投入”与“产出”就太不成比例了。也就是说,我们有无穷无尽地非正常死亡的惨痛教训,但从未有将惨痛教训,化为后来人免于因相同原因而非正常死亡的救命丹,这说明不仅我们在制度上保障上有重大缺陷,就是在一般意义上的好好利用历史的“治病”作用,都没能有效的利用,这实在是值得政府深加反省的事。

政府反省以及民众对它的问责,是件值得仔细思考的事,一俟抗震救灾结束,就应该把其间的责任厘定清楚,以便给死者一个比较清晰的交待,给活着的民众一个诚实不欺的说法。这里单就我所见的与抗震救灾有关的小事,从中所照鉴出的诸多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点警醒与批评,以小见大,看出其间问题之一斑。

一:灾后心理救援

5月12日地震当天中午,我被剧烈的摇晃震醒,内人亦在另一房间抱着尚未及两岁的内侄女,处于高度的惊惶之中。彼时房屋嘎吱乱响,门窗抖动,内侄女王嘉荷未哭一声,赓即我们飞也似逃离所住之八楼住宅,去外面低矮空旷的住地寻找住宿之处。在这个过程中,王嘉荷也未有什么异常的表现,还是一味地与她的姐姐、我的女儿小苒嬉哈打闹,一派天真未凿之气,感染着众多出来避震的人。

晚间因与流沙河先生一家一同避灾,一起吃饭一同栖于一室,见到王嘉荷这样的开心打闹,沙河先生因而回忆起童年,他随大人们半夜如何躲警报。他家本住离成都有几十公里的金堂街上,已属较为偏僻,但日机对成都的轰炸还是人心惶惶。半夜跑到乡下,歇于乱坟山之中,周旋于坟墓之间,大人们每叹其苦,但他总是与小孩们追逐嬉戏,视为难得的野趣与放松。大人痛苦不堪,心忧何时才是尽头,但小孩却是另有世界,生活在他们未谙世事的天真之中。大人与小孩对待灾难的态度是迥然不同的,小孩因有大人的庇护,把灾难带来的直接损失和心理创伤降到比较低的程度,因之,我们常常看到他们似乎很能“苦中”作乐。沙河先生说,看到她这样的状态,你就觉得哪怕在大震中,悲观并不是生活的全部。人类总是一边备受痛苦的折磨,但总也有欢愉的种子常生不灭。因发生地震那两日的余震不断,每有震动,大人们总是心有余悸,但嘉荷却未有丝毫之感觉。我们总在想,一个尚未及两岁的稚童,对于生活环境出现的变故,总不至于像有思考之成人那般如此敏感,所以我们也看着她如花一样的笑脸便多了一份喜悦,并从灾难中逐渐放下心来。

但事实上我们这些对婴儿心理学没有研究的人的判断,是不可靠的。过了两天,我们因为要拿东西,将其抱回家,第一家看到她到我们楼下,即不肯上楼。即便要上楼,也一定要人抱着才肯上楼。她此前是喜欢证明自己很能干且能上楼的,于是爬楼成就了她的快感。到了家中,她更是不肯下地,而且除了她姑妈和我抱之外,连姐姐抱她,她都感到没有安全感,不要她抱。她反复说的是,我怕,我怕。以后每次回来从楼下开始,她就要抱,到家中也是一如既往,如是多次,至今未有丝毫的改变。近来成都余震之中,成人的心情也并不安定,加之此时家中并无全职保姆,所以弄得我们疲惫不堪,而无法从更为细致地角度去观照她的心理变化。后来通过看许多灾难心理救援的文章,才知道一个表达能力尚不完整的人,并不表明她的内心没有足够的想法与体验,这一点能轻易忽略过去。因此,我们最终确定让嘉荷的父母来接她到远离地震的南国去居住一段时间,平复因地震而产生的心理上的害怕,用无忧无虑的生活让她慢慢忘掉她曾经历的恐怖时刻。

事实上不只小孩如此,我们大人何尝不如此,随着几千次的余震,有些余震甚至非常厉害,你说有多少人能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呢?从生命的坚韧程度看,与大自然的毁灭力量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那种动辄以“人定胜天”相号召的说辞,其实只是一种不得体的谵妄。就在我写这文章的时候,依旧在经受着余震的考验,任何一点桌椅的震动,都会使我产生地震的幻觉。这正是恐惧带来的杯弓蛇影的心理效应,我没有必要佯装坚强而不说出自己的内心想法,我宁愿承认自己的胆小,也要说出相关之事实。这说明灾后的心理问题是一个普通现象,急待有心理救援方面的志愿者前来帮助灾区人民的心理重建。成都市区只是震感强烈,并没有大的破坏,其心理上的损伤尚且如此难以平复,何况那些地处震中,死里逃生的众多灾民呢?而心理上的重建与内心的平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要想一蹴而就,不要急欲求成。

事实上不只是人有心理上的恐惧,就连我邻居刘兄的狗狗布朗,在经历过这场地震后,都有一定的忧郁症状。震前,刘兄每天下去遛狗的时刻,它都欢快无比,且乐意归笼。但自从经历过次地震后,它欢快的叫声少了,说起出去遛一遛就迫不及待,而说着要让它回家,则万分的不愿意。而我家大大咧咧的狄更斯虽然没有布朗那么“小气”,但似乎也多了些狂躁,明显增加了一定的攻击性。从心理学上看,攻击性有许多时候,是恐惧状态下的一种自我保护。这说明凡是真正有生命的动物,在大自然恐惧性的摧毁面前,都有心理上受到惊吓而脆弱的问题,需要得到缓冲与治疗,它与生理上的需求同等重要,这是一个全社会不容忽视的震灾内容,

二:检讨学校问题

据各方面的数据统计,这次地震中学校倒塌达7000间,而政府的办公楼之倒塌可能就是学校倒塌房间的十分之一,这是个令人非常刺眼的现实。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的倒塌,涉及当事人更多,其倒塌的危害性甚于其它建筑物。当然这不是说其它建筑物因建筑标准不达标、因腐败而成豆腐渣工程,就是可以原谅的。而是说,学校这种涉及到社会诸多方面利益的房屋坍塌,实在是罪行尤重。地震烈度强大当然是个理由,但这理由并不充分,除了民房倒塌数量因波及民众基数较大而数量较多外,恐怕没有任何一个行业的建筑物倒塌超过学校。为什么说地震烈度大的理由尚不充分呢?北川及绵阳地区由企业家刘汉捐建的六所学校都没有什么损失,尤其是拯救了483位学生的龙汉学校,固然老师们在其间居功至伟,但没有坚固的教室,不可能做到真正的“一个都不少”,剧烈的震动,而这企业捐建的这几所学校都未垮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切实地按工程建筑标准做事,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减少灾难带来的不测后果。

学校的倒塌还不是学校在灾后值得检讨的全部内容,我们当然知道有的老师为了救学生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样的老师让我们心生敬意。但也有学校老师只为自己求生而不顾及学生的,他们虽不是主流,但也不可隐瞒。还好,我女儿的学校的校长与老师们,他们的应急能力与关爱之心,都还是足够的。地震后不到二十分钟,我赶到他们学校,他们全校已全部集中在操场上,老师按班级在管理并且给相对激动的学生以安慰。我女儿告知我他们学校的校长在组织疏散学生,而老师们则是让学生们安全后才最后一个走。成都市的震动之剧烈是成都历史从未有过的,所以成都的有关政府部门对市区的学校房屋进行了检查,还是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因地震而造成的危险建筑,于是他们以就近的方式将相对危险的学校转移到安全的学校上课。因为小女所在天涯石小学的校房面积大,新校房与旧校旁边合二为一,于是小女们就提前搬到新教室上课,以便旧教室腾空出来,让给附近的昭忠祠小学暂用。但学校为了保险起见,同时取得家长们的支持,还是将家长们召集到新教室作了一个清晰的说明,同时让大家知晓教室并无异味。我认为像这样的细节,还是体现出学校对孩子较为仔细的人性关怀。

但这并不是说这里面就无可以检讨的内容,成都市区的学校在震中有多少变成了危房,我手中当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这些数据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应该在传媒上公开公布,以便家长与学生都有相关的知情权。从这地震来看“政府公开条例”的实施,肯定是很不令人满意的。且不说初震有无瞒报的行为,就是较强余震的提前报道,都没比较公开的说法,让民众每日对于余震都处于惊惶状态。与其让民众处于惊惶状态,毋宁让他们知晓更多的信息,以便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与工作,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断。事实上,信息的公开不会带来人心的骚动与惶惑不安,相反是信息的不公开才会带来恐惧的蔓延。绵阳地区的校舍倒塌与汶川、都江堰等地都非常之多,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灾后应该依法查处,绝不懈怠,否则无法给民众一个满意的交待。而成都的震级也就达到六级,但出现了不少危房学校,这说明学校房屋的抗震度还是很成问题的。只是这次成都的震级相对较少,比较幸运而已,希望政府部门不要因了这幸运忽略了将来建学校、医院等公共性质的房屋,以及开发商在建私人房屋时,其抗震度的提升,否则将遗祸非浅。昭忠祠是成都市中区的小学,其拨款经费上应该不成问题,但不知房屋质量为何不是人们所期望那般牢固,也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合国家规定的抗震标准。

三:捐献财物的焦虑

大震发生后,作为颇受惊吓的成都市民,从余震不断、惊魂未定中稍微调整过来,便思谋着要去捐款捐物,去献血去当志愿者,奔赴灾区第一线参与救助。成都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对地震灾难的实际救助,其热情之高,令我感动。在成都生活二十五年来,只有八九年学潮时的捐助积极性,可以与之媲美。

但在捐助的过程中,也有许多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有疑问,这些财物通过红十字、慈善机构、政府民政部门等单位,能否顺利地不被拔毛地送达到灾民手中,我们并没有信心。因为无论是中国的政府部门还是民间机构,其救灾物资的发放及款项使用,都缺少相应的透明度,也缺少第三方的评估与监督,所以在民众中的公信力逐年降低。此种贪墨所带来的公信力的降低,极大地挫伤了社会互相救助的热情。由于制度的缺陷和真正监督的困难,我们整个社会正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机之中,不在制度上变革,只系于人之道德上所谓诚信,除了到处有忽悠外,根本起不到为社会树立诚信标杆的作用。诚信不是靠树一个道德高标,而是要建立一个不诚信,你就会陷入“自绝于人民”的社会。如此一来,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以及投入与产出的衡度,必然使一个自觉讲诚信。

由于对政府部门以及政府所主导的慈善机构不信任,同时也对一些没有自己朋友的民间组织的不信任,所以在地震后,不少朋友给我电话、发短信、写邮件等,希望我开个专用帐号,买些物资来救灾。我自知能力与精力都有限,但愿意从中撮合一些我所认识的民间机构,让大家可以较为放心地往那里捐献财物。如“四川5.12民间援助服务中心”,由十几家民间机构与非政府组织组合而成,因为其间有我所认识二十年的朋友田军女士参与领导和协调工作,所以我将天涯、网易等大型社区网站的网友的财物,悉数介绍到他们那里,希望能尽快发挥高效与救急的作用。同时有些网友想个人捐献财物,那么我也专门介绍成都比较有名的家庭秋雨之福团契,因为这团契里面的人大多是我的亲朋好友,我比较知晓他们的实情,对他们此前在日常生活中救弱扶危所做的工作,也比较认可。我就此事专门与秋雨之福团契的王怡兄谈过,我们不仅要把每一分钱真正用到灾民头上(帐目管理以及去灾区做工均由教会方面出钱,或者义工自己掏腰包,将捐款者的钱百分之百用在灾民头上),而且要公开帐目明细表,让捐款者真正放心。目下中国所缺的东西甚多,但更缺的是,一个人或者机构的公信力,若要建立中国有公信力的机构,应该从我辈做起。灾后重建是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中国的民间力量要自此有长足的进步,必须点滴做起,踏实透明,持之以恒,否则无法为中国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

成都大慈寺路十七号就是成都市红十字会所在地,由于离我家比较近,接连看到他们通宵工作,异常辛苦,令人感奋。小女曾与她同学当面去捐财物,她回来告知我,场面比较混乱,而且登记由于人手不够也相对较马虎。在救灾之急的情形下,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若没有捐献财物的造册,或者财物的一个来源及去向的明细公布,怎么让捐财物者放心呢?另外,到红十字的志愿者中初中生不少,这种热情可嘉,应该鼓励,但似乎也有只是到那里鼓掌拍手者。换言之,我们应该在救灾的过程中,少来形式主义的作秀,同时做到细致快捷,公开透明,无论灾情怎么重大,也要在事后给民众一个真正让人信服的说法。否则救了身体之灾,却在心灵上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这种此得而彼失是很不划算的。

2008年5月18日至20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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