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匪话连篇——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我这样的乡巴佬一直对北京人民有点崇拜，那是拜“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样的歌曲灌输之赐。北京已不是个地名，已成为一种政权认同的庄严名词。当然，它还以大一统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的多中心引为骄傲，其实这是极权制度下，将所有功能附着于一座城市上的畸形发展，借用学者简．雅各布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书名，来一个“北京的生与死”倒是挺不错的一个想法（王军的“城记”、梁思诚五十年代北京城市规划有点这个意思）。不过，这里我并不想宏观地讨论“北京的生与死”这个问题，我主要是想说最近我挺同情北京人民的，就像北京出租车司机遇到外地乘客，会来一句“某某人民还过得好吗”的领导式的关怀。一个奥运会把皇城根脚下的人民群众给逼得——如同小品演出，“杨白劳！看你把黄世仁给逼得！”——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看；这也要检查，那也要搜身；而且华洋之别的不同对待，令人心惊。一个和吞稀饭比赛（请用百度与狗狗查看拙文“奥运会与吞稀饭大赛”）没有什么两样的奥运会，一个游戏而已的运动会，不仅使许多人的利益受损（如相关商业利益受损），更主要的是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不方便。任何时候，凡是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之安稳、舒适的行为，哪怕再冠冕堂皇，也是可疑的。

奥运会本来就是一场游戏一场娱乐，却鸡脚神戴眼镜——假充正神，硬把游戏搞成开会念文件般，了无生趣，弄得人民不能随便娱乐。其实北京人民（当然也包括所有的中国人）不能随便娱乐，也不是从今日才开始，真可谓其来有自。年来颇注意四九年国祚鼎革时，诸多方面如日常生活、人物命运、彼时政策等的变迁，从中窥看出新朝各个方面的“新”，有利于了解历史的延续性。比如一款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五日由市长叶剑英、副市长张友渔发布的“北平市公共娱乐场所管理暂行办法”，就有些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在里面，可观风俗与制度迁衍。彼时的公共娱乐场所，只有戏院、电影院、书场、杂耍场（含露天杂耍场），说明由于技术限制等原因，娱乐场所的确不如今天丰富，但不得随便娱乐精髓却从来都没有变过。“娱乐场所遵守下列各项：（一）凡经禁演之戏剧歌曲及未经核准之影片一律不得出演（二）未经公安局核准不得私借他人集会或出演影剧……（四）娱乐场所之营业时间按季节由公安局统一规定……”，另外，“娱乐场所内遇有下列事项应立即报告维持秩序之公安人员或该管公安分局核办（一）有形迹可疑或知其为反动份子者……（四）有遗忘物品者……”（北平市军管会 北平市人民政府《政策法令汇编》，西南服务团办公室1949年9月第159至160页）。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原来，他们的口号里要服务的“人民”，都是嫌疑犯。也许你会说，这是非常时期。那好，现在哪个时候改变了把人民当成嫌疑犯来对待的思路呢？非常时期如奥运会（奥运会本来不应该如此非常的）只不过是放大了他们一贯把民众当成嫌疑犯的内在思路罢了，否则他们对人民的防范为何如此严密到令人心惊的地步呢？

1949年8月5日，颁布不得随便娱乐的法令的时候，那时还是“北平人民”，而且用的纪年还是中华民国，但其实质内容，早已是与时俱进的新朝产物了。在城市和纪年都没有改变的时候，他们迫不及待地规定了一座“大城市的生与死”。他们管制社会的密不透风，让你不敢大声出气的能力，真是迅若风雷。善于阅读这些严苛峻法的人，必然股栗而心跳，没文化的人普通老百姓想得不多，而知识分子也被“新面貌”给迷住，丧失了解读这里面蕴含的恐惧信息，还自以为于兹过上了光明坦荡的幸福生活。其时离将凤凰变成鸡的改造学习，只有短暂的几个月了。当然，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一般知识分子，根本无从知晓这些法令，这些法令只是他们握在手中让你服从的“机密”，让你在“天威不可测”的恐惧中，深刻理解“人民不得随便娱乐”的精髓之所在。2008年7月30日7：51分于成都

我一直重申的是：欢迎大家提供诸种信得过的信息，每条信息的真伪，请实际参与者进一步自行核实。请注意，我不直接接受任何捐款和财物，我也不负责钱物的中转工作，我只负责给各位牵线搭桥。我的工作邮箱是lijuhantian@sina.com

今日正在编辑此期信息周刊时，7：53分又有余震。

一：上海大唐盛隆公司严重伤害青川板房行动。http://banfang.blogbus.com/logs/25400277.html大地震之后，当然涌现不少可歌可泣的人事，但也有诸多不尽人意的事发生，上海大唐盛隆公司伤害灾区人民权益就是其中一桩典型的事件。我吁请传统传媒进一步做深度报道，以期使此事有一个比较妥善的解决方案，以免行善且费尽心力的义工，还要自己垫钱完善因上海大唐盛隆公司所造成的损失。

二：为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大湾五组非法旅馆遇难者申冤的紧急呼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8f728d0100a2vs.html五一二大地震，成都市区的房屋受损非常轻微，但在成都市区也有像天回镇大湾五组这样的死角，居然有30名死难者。他们要讨回公道，他们需要帮助，联系人 先友彬；15982239608；qq1014603173。联系邮箱584516792@qq.com taohu518@126.com

三：牛博网罗永浩等赴川建校活动。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61646.aspx此次川震牛博网站方及众多网友，做出相当多的救助努力。在受灾的第一时期救助灾民，如今又在灾后重建中，于川中踩点、洽商建一所学校的努力。感谢老罗、黄斌、郭健雄等先生的努力，感谢香港苗圃行动机构。详情请看《四川流水帐》。

四：近期需求信息提供。（1）成都市华林小学过渡教室搭建志愿者（http://wenchuan512.blogbus.com/logs/25694451.html）；（2）：赴川“鹤城心理援助”计划书（http://www.bullog.cn/blogs/dobstars/archives/161566.aspx）；（3）成都市河流研究会招募志愿者（http://www.ngocn.org/?uid-13887-action-viewspace-it...）；（4）：花旦工作室 紧急 招聘短期志愿者15人（http://www.ngocn.org/?uid-13887-action-viewspace-it...）；（5）：英国救助儿童会四川办公室招聘四个职位（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31046）。

五：胡慧珊纪念馆。http://wenchuan512.blogbus.com/logs/24838842.html我想忍住眼泪，却无法忍住。这篇文章低调、温润、感人，这是一个普通人对生命最动情的尊重。想起那些无辜死难的人们特别是花季的学生，这是一种怎样挥之不去的伤痛？那些为人祸推脱责任的政府官员将永远受到人们的唾弃，政府一日不在这个问题上道歉，给死难学生家长一个像样子的说法和赔偿，政府在道义上将会丧失民心资源。

六：近期与地震相关的言论及访谈。（1）农民哄抢物资，这是谁的错？（http://512chongjian.blogbus.com/logs/25767981.html）；（2）921大地震对台湾社会的深远影响（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f9ec103a53d330b4）。

七：“千秋助读”8月1日在绵竹举办《幽默方舟》赠送仪式。http://www.qianqiuzhudu.cn/news/xmdt/2008/7/087281640324615.html“千秋助读行动”在徐晓女士等人的主持下，在灾后重建中颇有成绩。已建毕拟建的50所图书室中的32所，同时还为灾区其他人员捐赠不少书籍，为丰富灾区人民的文化生活做出了贡献。

2008年7月29日8：29分于成都

一：醉汉遭民警暴打至失禁 保证不告状后被放。http://post.news.tom.com/DE0009FA82.html我不想为杨佳袭警辩护，我对暴力解决纠纷有着本能的警惕，因为我不赞同这样的方式。但现在的警察机关傲慢冷漠、无礼拿大，的确是有目共睹的。这次杨佳事件中表现得最差的还不是激起他杀人的那个具体的警察，而是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比如涉及用自己的律师谢有明“陷害”杨佳，涉嫌随便让杨佳之母“失踪”，这些只会造成新的一轮社会不满，对警察及公安机关进一步的不信任。我认为凡是手中握有极大之权力的政府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应该特别而且长期地受到社会及传媒的有效监督，因为他们随时都有滥用权力以害人的倾向。陕西省志丹县民警把人搞残而又拒不将赔偿落实到位的做法，便是累积警民冲突的恶劣做法，如果张静家的兄弟中有像杨佳这样的“猛人”，志丹县的警察也会防不胜防吧。我认为政府各级公安机关之不良、警察素质低下，没有真正的监督制度的保证，是造成警民冲突愈演愈烈的根源。

二：境内外差价悬殊致中国形成粮食走私产业链。http://news.sina.com.cn/c/2008-07-21/144615970497.shtml粮食安全问题是危及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最为重要的事情，但粮食安全并不能完全关起门来，自成一统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由于政府粮食部门的低价收购政策，种粮户当然不会将粮食交到政府手中，除非采取当年压服的必交公粮策略。而必交公粮的策略，不仅是对粮食市场的坑害，而且是对农民人权的侵害，中国的农民为城市建设及社会稳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权利，这种极不公平的政策至今没有得到质的改观，农民作为中国二等公民的角色尚未有得到真正的改进。但问题在于即便交给粮食部门，缺乏有效监督的粮耗子，也会在其中上下其手，既吃中央储粮专款，又把为了保证粮食安全所储存的粮食倒腾到黑市上来卖，再者由于国内国际价格的差价，促成了粮食的走私交易。粮食部门的贪渎、海关部门的不可靠（利益可以使一切土崩瓦解），使得打击走私只不过是一种走过场的行为，因此面对国外米价的上扬，国内米价用行政手段控制，进行平抑，固然可以保证社会稳定，但这“稳定”链条的脆弱却是不言而喻的。

三：今后两个月中国将暂停发放商务签证。http://www.ftchinese.com/sc/story.jsp?id=001020813&pos=0&loc=SECTION北京奥运对整个中国带来的损失，不特此没有透明度的诸项目庞大的支出费用，以及相关官员在其间的贪渎。更为重要的是，奥运会的举办，给一些企业所带来的损失，简直无法细算。因为任何商业行为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商业活动存在许多链条，一个链条断掉便会危及其它商业行为，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的商业运转。比如北京周围关掉的许多企业，表面上只影响北京周围的企业，但事实并非如此，它可能危害全国的其他企业，这是一笔简直无法细算的庞大损失。同时，为了奥运的安全，官方已到了变态的地步，如停发商务签证，对于外贸企业等与外国有关的企业，简直是沉重的打击（我就有朋友做外贸生意颇受影响）。以巨大的商业损失，以及民众生活的不便（北京的老百姓就不说了，就是全国民众的出行等也受到影响），换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奥运呢？再伟大的活动都不可以危害日常生活的运转和正常的商业活动作为代价，不惜一切代价、不计成本来办奥运会，表明政府完全漠视民众利益，傲慢蛮横，没有制约所带来的巨大权力膨胀，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四：中国新反垄断法引来种种质疑。http://chinese.wsj.com/gb/20080723/chw152619.asp?source=UpFeature反垄断当然是市场经济行为中，应该引起注意的事，但这一切在中国变得特殊起来。一方面与反垄断之出台的三方（商务部、发改委、工商局）权力分割，是政府部门对各自权力抱住不放的一种相对博弈的结果，且不说由他们作主导所出台的“法律”效果如何，这样带来的权力与利益扯皮，会造成大量的新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个“法律”的出台，由于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的监督，会带来行政权力部门对商业行为的无度干涉，这并非危言耸听，早已有前车之鉴。更为不能容忍的是，国有企业的政策性扶助所造成的垄断坐大，反垄断拿他们毫无办法，真正应该限制的垄断企业没有得到切实之限制，这样的反垄断法只不过是宰割非国有企业这样的“小绵羊”企业的势利法律而已。法律面前不能做到有效的平等，这样的法律只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的变种，与真正文明的法律并不搭界。中国反垄断法的核心应该限制国有企业打着为国家之名而大规模的抢夺民利的不法行为，不做这一点，反垄断法只不过是没有多少实际用处的玩具。

五：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我没傻到不懂官场规则。http://news.sina.com.cn/c/2008-07-24/041915988646.shtml人走得近，难免有感情，所以中国的传媒及一些记者，在王旭明离去的时候，表达了他们的感情。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传媒和记者的职业，使得他们在表达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谨慎。一方面他们采访王旭明而认识，成了“利益共同体”，在中国没有几家传媒为了其持续的发展，记者为了将来持续的采访，维持采访的人脉，主动敢去爆不利于官员的新闻。即便有不利官员的新闻，不小心出笼，也会遭到批评与打压。所以，我们对传媒及相关记者对王旭明的表扬，应该保持谨慎理性的批评态度。再者，我们需要看的是王旭明在新闻发言人这几年的表现，他的确偶尔敢说不择之言，虽然也可能有传媒放大的时候（传媒的特性使其难免放大观众所喜好的一部而吸引眼球），但他发表的新闻言论，有没有几条是经得住考验的？有没有几条真正让人记住并且对教育制度的改革有用的？有没有增加教育部的公信力？我对他这几年的表现并不认可。中国目前惟上是瞻的官场运作制度，使得王旭明只不过是教育部一个傀儡，没有什么自我发挥的余地，更不敢就中国教育的不足作诚实的批评。当然王旭明的不称职，只不过是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粗疏不良的结果而已。与秦刚、刘建超等人的睁眼说瞎话，王旭明的瞎话也许要少点，但这也不表明他比秦、刘二人高妙，而是因为所处位置不同而已。

六：律师质疑手机月租费获工信部回函。http://news.sina.com.cn/c/2008-07-22/022615972457.shtml老子为儿子辩护，在中国的官场和国企相纠集的地方，特别泛滥。工信部替所谓的通信国有企业的回护，就是此种利用政府部门来对集团利益的维护。工信部是一级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只能是公共利益的托管者，却成行业利益集团的托管者，那么请问工信部是否是纳税人所养？他们是不是只是电信这样的垄断企业的领导？如果他们只是电信这一垄断企业私自成立的部门，那么他们出来为一家垄断企业百般回护就可以理解。可惜的是工信部是全国的工信部，而非只是电信邮电等垄断企业的工信部。通信企业的市场份额是否商业机密，也不应该由工信部来回答，因为工信部应该不具备这种职能，这是越位。这种越位已然表明工信部作为通信等垄断企业的“家长”实质。这样的工信部到底与民众利益何干？同时月租费有所谓的选择，选择月租费和没有月租费，其差别性的服务何在？我本人至今还在交月租费，但从来没有享受过月租费所带来的好处，月租费应该无条件地完全取消。工信部这样的政府部门百般为垄断企业回护，只能增加官民冲突，增加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不满。

七：中国贫富不均愈演愈烈 政策面临新挑战。http://www.stnn.cc/china/200807/t20080722_817592.html中国政府总是喜欢以形势一派大好，自欺欺人，这个坏毛病他们承袭了六十年而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富豪的增加与极端贫困人口的增加，在中国是一种奇观。你可以说贫困人口在减少，但残酷的现实并不支持你这种说法。有人会说，现在生活有所改善，这我也同意，但对一些农村地方来说，其改善未必能赶上所受到的破坏与危害。政府一方面通过包括央企在内的国企，与民争利，将民众应得之利益搜刮到少数利益集团手中；另一方面却是官商勾结，形成了许多人的收入来源不干净，不断造成官民冲突。解决贫富差距，当然不是简单的打土豪、分田地，而是通过良好的制度改进，来逐步缩小贫富差距，给更多的人以实现自己利益与梦想的均等机会。2008年7月28日8：07分于成都

“网上胡适读书会”（ http://blog.tianya.cn/blogger/view_blog.asp?BlogName=hushidushuhui&idWriter=0&Key=0）是我们一帮对胡适先生的学问、人品、志业等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组织的一个松散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没有领导人，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硬性规定。一般说来，在每个月的17号（胡适先生的生日是12月17日）将所报告的此期读书心得贴出来，让大家参与评论。但在贴出报告者的报告之前，先要贴出报告者该期欲报告的胡适先生文章的篇目（书籍），并尽量提供研究该篇文章（书籍）的参考书目与版本，以便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找来看，找来看后再与报告人的报告对照研判，引起讨论之兴趣。我们的讨论，没有统一答案，没有惟一答案，只存在谁的发挥更近于该文章的内核与事实，但也不要给出一个完美的结论，才能善罢甘休，哪怕悬而未决，也未必对于我们了解胡适先生没有好处。以后待时机成熟，我欲邀请诸位国内外研究胡适的专家同好如谢泳、邵建、范泓、傅国涌诸兄来做报告，以使此网上胡适读书会得以长盛不衰地办下去。

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够每日一博，为什么能够见许多社会的黑暗而永不放弃，自己并不受社会黑暗而变得灰心丧气，这一切皆拜认真阅读胡适先生著作之赐，尤其是他的人格与风度，是我至所钦佩（并不是盲目的崇拜）的。他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五八年这样艰难的时刻还对民主自由在中国的实现充满信心，并且认为一切独裁如苏联、中国的共产党都是几百年来世界民主大潮的一股小小的逆流，终将被民主自由的大潮所席卷。那个时候许多知识分子要么向左转，要么身陷不自由之中不能说话，要么灰心绝望，但只有他始终相信民主自由是大势所趋。他生前未能见到苏联的垮台，台湾的民主自由，但这两样均在他的预料之中（不是预言意义上的预料，而是坚信），但这两件事情之发生，每每想起，真有国祭毋忘告先生之情状。当然，中国还没有得到民主自由，但我相信终究会实现。他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精神，在在鼓舞着我，从一切细小之事做起，做点滴之改良。因此对中国的变化，我既不盲目乐观，也绝不灰心丧气。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了解与学习胡适先生的进程之中，无疑是吾国之福。

第八期（8月17日）由我来做一个分享报告。感谢此前的山西雪堂、蓝紫木槿、ddrose、orchid6685诸朋友的分享。他们涉及的题目有“文学革命”、“问题与主义”、“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醒世姻缘考证”、“胡适与红学”、“胡适的科学思想”等。这次我来报告一篇《丁在君这个人》，由此来谈谈胡适与丁文江的关系，他们的友谊，他们的志趣爱好，他们的为人，他们的学问，以便由此了解民国时期这帮知识分子何以有此等令今人钦羡的气象。下面我将此次研讨此篇文章所需篇目罗列如下：

《独立评论》（岳麓影印版）
《努力周刊》（原版，或者胡适等人文集）
费侠莉著、丁子霖等译《丁文江传》
丁文江、曾世英《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地质调查报告乙种）
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
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这个纪念文集比较完备，收有许多著名人物怀念丁文江先生的文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再版）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
《胡适日记》（安徽教育）
丁子霖、蒋培坤的一系列研究丁文江的文章（可用丁子霖+丁文江的格式在网络上查读，丁子霖先生系丁文江先生亲侄女）

2008年7月27日6：43分于成都

上周星期天滕彪、悲情二兄一起至草堂旧书市场搜旧书，得书不算多。但滕彪兄和我各得一叠五六十年代的档案，可以从中看出那个时候行政者的荒唐和小人物在其间的挣扎。我与滕彪兄开玩笑说：好在这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更不是非法持有，而是公开买卖得来的。但是他们若要给你我安个“非法购买罪”的话，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吧，“莫须有”是从来不患无辞的。大家听了相视一笑，这笑里掺杂了对用法律（当然是恶法）来搞“天威不可测”之丑行者的蔑视与恐惧，不免想起正在狱中遭难的黄琦先生，当下心情就沉重起来。

另外还得了两小册书，一是张晋藩、杨堪、鲁柏编著的《旧中国反动政府制宪丑史》（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2月版），拿给研究法律的滕彪兄看后，他只摇头苦笑，大抵也算是对他的同行前辈“有了解之同情”吧。我不是宪法研究专家，但读过辛亥革命时的“临时约法”，以及国民党的宪法，以及四九年后共产党的许多次宪法修订，要说“丑史”，我更愿意把这顶大帽子戴给四九年后的修宪史。另外所得的一册就是《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因此页数甚少，暗藏在所收的诸多种书籍中，没能找出来与他们“同享”。威尔斯的《世界史纲》、《时间机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好书了，但他也深受彼时知识分子左倾思潮的影响，未能免俗，要去苏联“朝拜”一番，让斯大林搞了个洁本的谈话录出来（据有人说威尔斯与斯大林的谈话，另有所本，不知有谁看过全本），以便作为粉饰自己残暴统治的工具。不特如此，还拿来作为改造中国知识分子的“教科书”。从中译的“出版者说明”里可以看出，这书不仅是拿来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是拿来“威胁”工商业资本家的，尽管他们想给工商业资本家吃颗定心丸，说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西方资产阶级颇为不同。其实主要是彼时还停留在清匪反霸、抗联合国援朝等政权尚不稳定的阶段，先改造知识分子不仅有牵牛要牵鼻子的作用，因为用“二杆子”（枪杆子、笔杆子）的共产党深知思想观念转变的伟大作用，同时因为改造知识分子还不会太大地影响实际工商业的发展，所以采取分期切割与整肃的方法。待收拾完知识分子后，自然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就不期而至了，到那时你不接受强迫的公私合营，你就只有自杀的份了。五二年初大实业家、教育家卢作孚先生自杀，只是后来工商业资本家遭难的一个不为人知的信号罢了，而这信号许多资本家是并不知晓的，所有的传媒都被控制，有谁知道这其间的暗流与惨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左倾是一股世纪性的潮流，这里面的社会及历史因素甚多，不及遍述。像英国这样经验主义哲学盛行和美国这样实用主义哲学（非中国意义上的实用主义）盛行的国家，一般说来有知识的人不会被乌托邦所迷惑与左右，但任何时都有例外。英国有威尔斯，美国有里德（大名鼎鼎的李普曼的同学），但都只是特例而已）。不过，在法国这样过于追求公正、不大注重效率的过于热情的土壤里，就比较多产。现将一些我能想起来的、法国著名的左倾或者向往乌托邦的知识分子粗列如后：阿拉贡、阿波利奈尔、萨特、波伏娃、巴比塞、罗曼罗兰、纪德、马尔罗、加缪（后来“变节”，成为少有的清醒者）等。这些人中不仅有萨、波二人五四年前来赞美天安门城楼并享受之，还有纪德与罗曼罗兰前往苏联“观察”，他们当时是怀着朝圣的心情而去，当然纪德很快就“苏联归来”，而罗曼罗兰的“访莫斯科日记”也在他规定的五十年后重现天日，帮我们看到二十世纪两大灾难之一、自我标榜的共产主义是如何害人的。纪德、罗曼罗兰的心路历程不知有人认真研究否？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和自己能说的之期，是不是让他们觉得有一种屈辱感？他们只是短暂地到苏联而已，我想这种屈辱感以及被愚弄的感觉一定是有的。至于那些长期被深锁在乌托邦集中营的知识分子，就更是倍感绝望与伤心了。这种愚弄让我们列一段《斯大林与威尔斯谈话》的最初两句吧：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这次承您接见，我是很感谢的。不久以前我在美国与罗斯福总统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想弄明白他的领导思想究竟是什么。现在我到贵国来，是想仔细细请问您：你现在如何着手改变世界……

斯大林：不要这样推崇吧。

现将《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52年8月第二版，刘光译，曹葆华校）一书的“出版者说明”全录于后，以便朋友们知晓一些此前的历史。2008年7月26日8：17分于成都

出版者说明

这是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与英国的小说家、历史著作家、科学家著作家威尔斯（一八八六—一九四六年）的谈话，曾编入一九三四年联共（布）中央党出版局印行的《列宁主义问题》第十版。斯大林在这篇谈话里批评了资产阶级资知识分子的种种错误的偏见，这类偏见在我国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也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因此，学习这个谈话，对于我国知识界特别是高校教师、科学家、技术专家们的思想改造运动，很有益处。

这篇谈话详细地说到资产阶级的本质。在我国，因为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的领导地位，接受工人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和这篇谈话中所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可以有很大不同。关于我国资产阶级的将来，毛泽东同志说：“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词）

冉按：这是应《圈子》主编谯楼兄之约请，在QQ上的一个短“键谈”，当然不能提及教育的诸多方面。要想看我对中国教育的看法，请看拙著《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散见各报刊与网络的相关文章。目前正在研究1900至2000年之间的“百年中国语文教材”，以见有何样的教材在影响怎样的教育。

昨晚与老罗、四一、廖新、郑亮、贺信等几位朋友喝酒（老罗又喝白开水，他要回去做正事，好像与我见面他就正事不断），连喝了几台，喝得比较高，吹了空调，似乎有点头疼，不想做事，连爱都不想做，当然更不想写东西。于是贴上这个短访谈来让朋友们也关心一下中国教育。2008年7月25日8：11分于成都

《圈子》：您觉得目前中国高校培养的大学生，他们身上最缺少的东西是什么？

冉云飞：最缺的是创造力，趣味，以及对生活的好奇心。同时，还缺怀疑精神和批评精神。

《圈子》：这种缺失，与在他们人生的关键时期培养他们的高校，与他们经历的高等教育有怎样的关系？

冉云飞：其实不仅仅是与高等教育有关，与基础教育也有莫大的关系。或者说中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毛病都不少。比如，我们的教育往往只注重给学生一个不可变更的唯一答案，却不注重学生的探索精神，以及思考问题的方法。事实上，这个世界很多事情不一定有答案，更不用说正确答案，却有许多种可能等我们去探索。

《圈子》：有一种说法是高中生应该伏案学习，大学生应该抬起头四处张望。

冉云飞：是的。但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在实质上，是教听话的人，准确地说，教听话的人是我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核心，所以当你想抬头思考的时候，他的考试方式却是叫你伏案学习。一旦伏案学习一久，人抬头思考的能力就相应的减弱甚至下降了

《圈子》：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很多人都觉得目前高校培养的学生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是因为中国的大学培养了太多有学无术的“人才”。您觉得中国的大学教育是应该有自己的坚持，还是配合社会的需要，重视技术型人才的培养？

冉云飞：大学本来就是应该培养多种人才，大致来看，可分为两种人才：一是研究型人才，即给一个社会贡献新鲜的思想和前瞻性的学术研究，；二是务实的一般人才，即各种职业学院应该培养的人才。但我们现在是研究人才也没有，而职业技术性人才也匮乏。换言之，我们教育培养出来的既没创有创造性，也没有实用性，是一种四不象。用四川话来说，就是二不挂五的。

《圈子》：是我们误读了大学教育吗？

冉云飞：不是我们误读了大学教育，而是我们的教育目的观，是国家主义至上的教育目的观所致。这种教育目的观最大的害处，就是颠倒个人和社会应有的秩序，用国家的利益来否定个人利益，让个人的探索精神和怀疑精神在国家这样的大词下，遭受空前的打压，从而培养听话的奴才，而不是生龙活虎的创造者。

其实真正的教育，在于尊重学生学的过程，思考的过程，而“用”就在其中了。因为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配置，一定是经过相关的考量的，而这里面不仅有教育学生如何热爱生活，养成高尚之人格，更在骨子里蕴含着于社会于个人之“用”。

《圈子》：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哪个时期比较接近您所说的“真正的教育”？

冉云飞：中国高等教育自从1906年废除科举后，刚好发展了一百年，短短一百年当然是教训多多，而经验太少。但经验少，但并不是就没有成功的范例。1917年后的北大，1928年后的清华大学，至后来抗战时的西南联大，都是非常好的学校。如果说，要我举高等教育最好的时期，应该是战前十年（1928—1937），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师资力量，还是教育理念，都已然走正轨，可惜的是抗战将其打断，更遗憾的是国共内战，以及四九年后教育理念的撕裂，破坏了中国高等教育承接西方理念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较好对接。

《圈子》：在筹备这期选的时候，我采访过一些去香港、国外念大学的孩子。我问她们在国外学习的感受，有个孩子挺有意思，她说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她那些当在国内上大学的同学还在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她已经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了。

冉云飞：国内的学生学马列、毛概而别人学专业课程，这只是表面的区别。这里面的实质是，前者不仅不是真正的教育和学习，而且是一种愚弄。换言之，前者不仅不能让你出黑暗的隧道，而且会让有的人一辈子无法走出被愚弄的隧道，而不自知。愚弄的目的是什么呢？愚弄你的目的就是为了更方便地限制你的自由，抢夺你的利益。而后者的专业知识的学习，才是真正想把你塑造成一块成器的料。

教育不能不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便有什么样的教育。民主国家的教育不属于任何党派，其教育是中立的，即学校不能教任何党派的党义，更不能搞愚民教育。不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教育目的观，要想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实质性的改变，几乎没有可能。

《圈子》：现在很多家长，尤其是一些思想比较开明也比较有经济能力的家长，都在千方百计的送孩子到国外去上大学。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冉云飞：能有机会接受外国大学的教育，当然是最好的。但这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既然我们纳了许多税，就要求政府进行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实质性改革，让教育逐步中立，废除党化教育奴才教育，废除政治课，改为公民课和安全教育，从而使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完成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对接。因为西方高等教育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与尝试，已然证明了课程设置和教育理念方面的先进，所以应该刻不容缓地加强中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改革。

《圈子》：这种改革首先应该从哪里入手？

冉云飞：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是一脉相承的，首先应该改革高考，将高考由全国统一，变成各学校自行招考（教育部备案）。其次，高等教育应该实行民主管理，学生自治，教授治校。总之，高校的核心是教授、学生而非校长和行政人员。这一点不打破，高校就不能改变其和官场没有区别的实质。

数年前读过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今再重温，记忆很深的是他特出的见识，准确的表述，比如他说秦始皇“武力统治不够，还要加上文化的统治；物质的缴械不够，还要加上思想的缴械”（P148），这实在是一语中的的话。“思想的缴械”，在四九年后是一种常态，至今如此，谁敢有思想并且将其发表出来，便是一种罪过。不特此也，人们看到稍微与此前说法不同的东西，特别是比较直白地点中政府要害的事，总是善意地劝人少说为佳。这种关心当然令人至为感动，但人之异于禽兽者恐怕不在于你道德比它高尚（我们常说某某禽兽不如，就是人类对动物有一种先天且超然的道德优越感），而是说你是有思想且能思考的人。如果不具备此点，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至于激成显学的如对于“革命”之阐释，张先生早在1933年发表的言论，其见识之不凡，就可以让许多乐于论证“革命”是如何的正当，并为暴力寻找无限说辞的人歇菜。关于这一点在王家范先生对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的导读有比较好的发挥，王家范还说参照张先生的《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和《南宋亡国史补》以及《中国史纲》的第十章“改制与‘革命’”，一定有更深的体会，可惜《素痴集》买回来还尚未读过，不便多谈。“革命”来自《易经》的革卦，但张先生确有与别人截然不同之阐释。“生生之谓易”，正如王家范先生所说：“与时潮最不同的是，文内反复申述，要把‘易’应用到‘革命’上，要懂得革命是新生，要懂得‘生’是不能急催的，不能揠苗的。社会铁序原是活的，原是一个活的有机体。所以革命的‘命’要当生命解。只有创造新的生命才能革掉旧的生命，不然革命只等于寻死。”王先生这个建立在张荫麟先生这篇《玩“易”》基础上的发挥，实在也是看到制度创设和功能演化的底里。而张先生的原话则应该特别标示出来，以作为中国社会改进的戒鉴：“创造新的生命，以一个新的社会秩序易一个旧的，那岂是病夫易室，贵人易妻那样容易的事，而急促得来的？”

原来不说“革命”是“政治上不正确”，是不紧跟党走，因此许多人生怕自己不革命。那是因为共产党是以革命和暴力起家，他们需要通过论证暴力和革命的合法性，来去掉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从而天下独“革命”为最佳。现在倘说“革命”，就像你要号召大家学习历代的农民起义一样，那一定是在踩现存政府所埋的雷。官方原先为了论证革命和暴力的合理性时，他们是多么“叶公好‘农’”，四九年后大陆的农民起义研究所产生的各种垃圾是如此之多，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史学门类可以超过。直到九十年代以降，学界悄然不再谈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了，即便谈也不再是没有理智的一味赞赏了。官方也深知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虽然各个被官方掌控的电视台还常放《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暴力影片，但像《太平天国》这样的“革命教科书”于九十年代末在中央电视台匆匆放完后，好像再也没有重现荧屏，大抵他们“好农”的叶公，真的怕“农”来了够他们喝两壶的吧。

现在像我这样不赞成革命，但又要促成官方努力改良的人，恐怕像胡适先生在国民党时代面临的困境一样，两面不讨好。在受苦的民众看来，我们是不体恤他们的苦处，饱汉不知饿汉饥；在官方看来，我们虽不提倡革命，但时常批评他们的诸多不是，让他们头疼而愤恨。但我想知识分子在一个不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像在一个老式家庭中，没有制度之保障，其尴尬可谓两姑之间难为妇。因为知识分子总是一些有点理想的人，而理想的人当然也就难免幼稚，因为不想学那些不得体的老谋深算。其实学问渊深、见解特出如波普尔的“零星社会改造工程”以及哈耶克的演进扩展原理，在急于拿到自己权益的“革命群众”和死不想放弃不当利益的极权政府那里，何尝不是一种双面的幼稚呢！但知识分子的独立与理想，在于对公正公平的执着。想要从一个矛盾丛生的社会平稳渐进过渡到一个人人之利益都得以保障的社会，这样的想法虽然困难，但如此思考并将其表达出来为众多的人知晓，就是独立知识分子的思想既不向官方缴械，也不完全受“群众”左右而投降。我想张荫麟先生泉下有知，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后学这样粗疏的看法吧。2008年7月24日7：59分于成都

四九年后以处理反动书刊为名，所处理的许多书籍，应该是研究出版及图书发行的好史料，惜乎未能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注意。我曾经搜得五十年代四川省查处的反动书刊目录数种，其中有不少提及或者歌颂国民党抗战的书籍，无一例外打成反动书籍而被销毁，这就为官方后来“论证”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基调奠定了基础，以至于许多人无从辨别此种“砥柱说”的真伪，有兴趣者请看拙文《请看他们处理的所谓反动书籍》（可用百度和狗狗搜索阅读）。像这样为了一党之私利所做的阉割性手脚，搞信息与出版及发行垄断，从而为愚民不惜一切的举措当然相当多。因为目下还没有像样子的中国当代图书出版及发行史，尤其是许多整治处理的档案并未解档，收集资料不易，所以要想编出王煦华等编辑的《1927—1949年的禁书（刊）史料汇编》（全四册，北图社）这样的书——比较贵，咬牙买了一套，别说了解禁书史，就是从投入与产出的角度来讲也是一桩理性经济人的行为——恐怕尚无定期。编辑说这四册书保留了共产党反对禁书斗争留存下来的历史，这个说法很好很强大，现在这六十年来，我们靠谁来展示一下与共产党的禁书作斗争的史料呢？

笑蜀兄把六十多年前中共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谈民主自由的言论辑成《历史的先声》一书，却被查禁、桂晓琦先生将中央文件《减轻农民工作负担工作手册》被目为“反动书籍”而没收，这充分说明六十年来“反动”一词只是他们禁止异声、限制言论及出版自由的手段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确定的标尺。事实上，“反动”是一种充分主观的说辞，根本无法客观地实施。我认为言论及出版自由不应该受到“反动”一词的限制，那种动辄以“反动”来看待不同意见的做法，只是专制者的蛮横无理的说辞。但这种蛮横无理的说辞，以及经此而焚毁或者禁止的书籍不知凡几。1986年成都查处柏扬《丑陋的中国人》共15种，至于八九年后所开列所谓的两种人禁书名单共60名（据湖南新闻出版局的资料罗列，其中当然有刘晓波、王丹、方励之等人），就更能见出因人废言的厉害了。

现将成都市1950年至1955年销毁与禁止的反动书籍列一个简要的清单，以观四九年后秦火之一斑。所有材料都来自官方出版的《成都市志．图书出版志》（四川辞书出版社），这材料当然不全面，不过从中亦不难看出他们打了一次又一次大胜仗的得意心态。

1950年：川西新闻出版处查禁《总裁语录》、《汪精卫言论集》等反动书籍22种，共1007册；查处10余家公私印刷厂的非法出版物78万册；清理没收西玉龙街、玉带桥街、东城根街170家的反动书籍（可惜没有具体数目）。

1951年：川西新闻出版处检扣从台湾、香港寄来成都的图书116件，计有反动书籍数千册；经一年的查处，成都市没收书刊57389册，共中反动图书26044册、淫秽色情书刊23975册、反动及淫秽连环画6156册、非法翻印书籍1214册、春宫图片500余张。另有非版书籍的纸型7部另437张，木刻业自动将迷信及淫秽书板销毁共408部。

1952年：查处《陕北剪影》、《通过倮果区》等反动书刊2万余册。

1955年：图书查禁391种，收换642种；连环画查禁11种，收换920种

2008年7月23日8：18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