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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谋泛滥非国民之福

冉按:我知道阴谋是丛林社会的强势选择,但我不是个能欣赏阴谋的人,更不必说因为有人多读几条阴谋而民族主义发炎和爱国主义化脓。当然这并不是说阴谋文化不值得研究和认真对待,但研究的目的为何实在有商量的余地。因为我向往文明社会的文明政治,进而所带来的文明生活,认为有许多阴谋是无存在之必要的。于是我此前曾写过一长文名之曰《比傻帝国与中国阴谋》(载拙著《通往比傻帝国》),其中有一小节名为“阴谋的经济学分析”,分析其间的信息不对称与扯皮,对我们社会的伤害及效率的降低。前不久朋友梁由之兄出了一本《大汉开国谋士群》,当然比不少人都写得有才气。不过我还是拿他的酒杯浇了自己的块垒,于是有如下文章。今在周末,即去旧书肆探宝,故贴成文聊供诸群一粲。2008年8月31日6:30分于成都

自古及今,吾国是个盛产阴谋的国家。或许有人会说,这话不对,应该是盛产谋略。阴谋和谋略怎么区分,当然是个不小的难题。但在我看来,谋略也好,阴谋也罢,大多是利用不正当手段和信息不对称的绝对性来谋取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也许有人会说,阴谋完全是用坑蒙拐骗来实现——在我看来三十六计无不如此,除非你想当妇人之仁的宋襄公——而谋略可能有相对光明坦荡的一面。但事实上谋略在生活与历史上的运用,很少能有什么例证达致所谓的“光明荡坦”。所以说中国是个阴谋盛行的国家,的确算是个事实判断。但问题是,都乐于使用阴谋,而不希望在生活上用制度来规范双方或者更多人的行为,那么我们就会为谋略所误。这和大家都不遵守交通规则,而是用尽办法去争抢红灯,以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终群起效仿,使得所有人的交易成本提升,大家都受损,是同样的道理。阴谋是有经济学成本的,选择阴谋的国家、民族和个人都有不可避免的巨大代价,它不会那么便宜我们的小狡猾。

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花在创造文明、给自己确立一个良好而人性的制度上的精力,委实有限。大约谁都高看自己坑蒙拐骗的短期利益,不愿为公共利益的多赢和个人利益的增长做长期的计划。不特如此,我们传统文化的思考平台也喜欢向后看,像至德之世、小国寡民、大同社会之类的“后视镜”并不缺乏,却并没有指引一个社会正常向前运行的“大灯”,因而我们的制度使得许多人的生活缺乏理性预期,于是有奶便是娘的庸俗实用主义盛行。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花在打打杀杀上的精力极其多,争战盈城、杀人盈野,每隔一个时段便要来一次流血革命,利用暴力改朝换代。大家都视丛林法则为生活的最高圣经,诚信是喊口号时用的,只是写在书中来欺骗对方上勾的,而实际生活无不充满坑蒙拐骗,军事上的三十六计泛化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日常人际交往当中,往往是帝王术、兵家诡道、勾距之术、长短经在实际生活里的微缩,我们的生活成了混装各式谋略的大垃圾桶。不聪明的人,一听说某人有谋略便肃然起敬,必欲学之而后快。而稍微聪明的人,便以自己将谋略学得足够快足够高超而自得。而将谋略掌握得出神入化的人,便常常以你早已入我彀中,进入我的捕猎范围,中了我的圈套自鸣得意。

有人会说盛产阴谋有什么不好呢?当你看到美国人身上的孩子气、一脸不乏傻气的笑容时,你是自以为得计,有自以为比他们聪明的满足感,还是有一种悲从中来的感觉呢?当我常年累月看到自己的同胞一脸“借他谷子还他糠”的表情,第一次出国看到他国的人民身上那种无处不在的灿烂表情时,我有一种被雷倒的感觉,让你觉得用防人之心去面对这样的笑脸是一种罪过。他们的智商不花在人整人这方面,而是花在每个人如何最大地创造自己的财富和文化方面,因为关涉众多人之基本权利,有良好的公共制度加以保障,他们不必要花那么多谋略来苟活。那种把聪明才智花在勾心斗角、出尔反尔上,只不过是为了像一般动物一样苟活,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梁由之所写的《大汉开国谋士群》里六位著名谋士,可算是几千来中国谋略遗留下来的精英了,但他们活得有尊严吗?恐怕没有谁敢做肯定的回答。

我承认在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谋略文化的价值巨大。当活命是人活着的唯一诉求的时候,我承认有谋略的人比没有谋略的人,一定更容易生存下来。但几千来我们的谋略文化不仅没有衰减,而且还以许多种方式借尸还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把明哲保身看成一种高明的活命哲学,是不是我们太把活在世上的时间长度,看得比一个人的尊严还重要呢?受胯下之辱的韩信,打仗几乎百战百胜,但仍逃不脱“狡兔死、走狗烹”的结局。难道多活几年的目的,就是为了多杀一些人,帮着建立一个自己的命都朝不保夕的王朝,从中得到更多的屈辱吗?或许在他那个时代杀人与苟活可能是一种很高的乐趣,但至今的中国人都还欣赏那种做法,向往着如此成就“一番伟业”,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池?一个谋略发达的国家,只能说明这是一个前现代社会的丛林社会,离文明社会还比较远。如果这个世界到处都还是丛林法则主宰着,根本没有民主自由这样的制度让人看到一种更为人性化的远景,那么我们也许可以继续沉浸在中国谋略文化的大海里洋洋自得。可惜,当今之世不成全我们这种全身发了炎却难以治愈的民族主义,那种自我麻醉、自欺欺人的幸福,被有人比我们活得更幸福、更像人样子、更有尊严而雷倒了。

梁由之兄的《大汉开国谋士群》涉及到的汉朝开国谋士,当然可算是中国人中最聪明的一群人,甚至可以做不少聪明人的老师。这些聪明人,都是丛林法则时代的佼佼者,历史地看,他们都值得尊佩。哪怕只是为了活命玩出了这些奇谋诡计,也应该受到我们有限度的尊敬。但令人不解的是,二千年后,我们还在许多方面照搬他们的活命技巧,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错?以为自己的谋略文化可以包打天下的中国人,当然觉得这不是个问题。但我们可否一问:人活着难道只是成天为了活得战战兢兢,并且在战战兢兢中寻找一点不易得到的快感,了此残生吗?难道小民都只是大人物的垫脚石吗?有没有良好的办法,不让我们一天到黑想那些充满坑蒙拐骗的“三十六计”。虽然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了别国的人民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兹事体大,为什么我们不对现成的好东西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呢?我们想拿而不能拿来,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是什么在阻碍这一切?

梁由之在他书的序言里提到了温功义的《三案始末》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对他的影响,这两书我也喜欢,觉得不错。当初读了梁兄这书的电子版后,就感觉到与某位学者在气质上的似曾相识,搜索枯肠,终于想起几年前读过的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为了应证我的感觉,我再读他新近寄来的纸本的同时,又重读《中国史纲》,不费力地发现了这一点(第八章至十章),公布出来与大家分享。我想梁兄不会反对我将他暗受的沾溉抖落出来,从而公布了他知识谱系的一个小角落。我这样说,不是说梁由之的书达到了张先生的高度,张先生文气绵密、表述准确、用词考究,自不必说,就是他最擅长的考据功夫也深藏在字里行间,这点恐怕是梁由之有所不及的。当然梁由之的书基本上是史学随笔的写作,而《中国史纲》在彼时虽然只是高中教材,但依旧可以当作学术作品来欣赏。梁由之在所写的六个谋士中,对张良倾注了较多的感情,我想不少读者可能也会对张良产生好感。他的计谋当然是不错的,更主要的是他的气度与从容。除张良之外的其他五位谋士都难免让人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局促之感,而这一点连老谋深算的萧何也受尽屈辱。这些谋士中只有张良是贵族后裔,这一点很重要。张荫麟先生认为在春秋战国的五百多年里,再也没有比贵族阶级的渐次消灭更重要的事件了。后来的谋士再也没有出过像张良这样有气度的人,大抵与那个曾经有过的阶层之消灭不无关系。无论是“送秦一椎”还是“辞汉万钟”,都可以看得出其间的主动与潇洒,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活命哲学氤氲浸淫得出来的,尽管他也充满着难以言传的宿命。

总体来说,梁兄的文字节制而充满激情,他在结构上也许受网络写作的影响,措意难免偶有失衡,所以在文章中常有一些“小提示”(如关于此点,“将集中在某某章讲述”)。这些“小提示”固然有为读者着想的良甘用心,但另一方面也表明文章结构上尚有可推敲之处。旁逸斜出自然不是乱头粗服,是一种在假期里的放松,倘若假期无处不在,那么放松也就成了一种负担。

2008年7月之杪修订于成都

(梁由之著《大汉开国谋士群》200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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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怕作家呼口号

冉按:前两天作家魏巍先生辞世,本来想评一下他“著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后来因事多暂时作罢。将来或许会用点精力分析一下他这个“名篇”,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语文教育和愚民塑造中的作用。在我眼中,没谁是最可爱的人,谁也不比谁更可爱,只有谁是能尽责的人。军人是纳税人所养,保家卫国是其职责之所系,做得好,有限度地褒奖一下也是可以接受,但说他们是“最可爱”的就有肉麻之嫌,但这种肉麻偏偏愚民效果极佳。抗联合国援朝,其实情形是如何的,我想各位可看看陈兼、沈志华诸人的研究,即可知道此战该不该打,到底为什么打,打以后花了多大的代价和血本。这些历史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反思。

四九年后的作家像魏巍先生一样能体圣意、配合宣传的是不少的,现在这种人依旧很吃香,如余秋雨、王兆山都是他们的后继者。不特如此,即如512这样的大地震也还有不少的所谓作家和艺术家下去采风。不特采风,他们还大张旗鼓地下去采风,以为这样就可以给民众制造精神原子弹,对抗震救灾起到作用。“采风”这两个字用到灾区,用到大地震大灾难中,也是四九年后的常规做法,但这回看到这两字我真的不是一般的反感。这个时候花纳税人的钱去“采风”,难逃“到此一游”和给灾区添乱之嫌。但他们做起这些让民众反感的事来,真是非常起劲,还自以为别人要感激他们来蜻蜓点水似的赶集心态,这就像许多宣传愚民方式几十年来没有任何改进一样,只有特别突显出其“与时俱退”的愚蠢。

巴金先生八十年代初倡设文革博物馆之议,是很可感谢的,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我们不可忘记。但巴金先生是个非常感性的人,感性的人要抒起情来,加上几十年来的套路,是件很令可怕的事。这样的畏怕里面,当然不只互相在比傻,而且你还有点替他们难为情。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比他们高明,不犯他们这样低级的错误,但只要我们想一想,我们哪位没像巴金先生一样高呼口号,写像他这种段落的抒情作文呢?作家们能写现在一看就难为情的作文,也是拜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教学生如此写作文的群众基础,有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广大读抒情作文的读者群,当然作家们就乐于贡献很多像巴金先生讲话中的文字。我们今天来反省这样的文字,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优越感,不是因为有我们比他们方便的后见之明,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能看到此前的愚蠢,不是我们不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之迫不得已,而是为了以后减少写这种将来自己看起来,就比较难为情的文章,多点智慧。同时,少掺和些愚民活动,少去帮着官方搅局骗人,不说让群众的眼睛雪亮起来,至少让“不明真相的群众”略微减少一些,也算积点文字之福德吧。

下面节选自《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6月第一版)P165至172页《巴金的发言》最后一段。参与发言的人计有臧克家、吴伯箫、徐迟、曹禺、李准、袁水拍、吴组缃、许杰、柳青、魏巍等,大抵皆有可观,今天先摘一段巴金先生的发言如次:

各位同志,今天在这里发言,我想起了苏联作家考涅楚克去年对上海作家说过这样的话: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是莫大的幸福。苏联朋友的热诚的鼓励多么使人兴奋,我们的确是幸福的。我们生活在多么伟大的时代里,多么可爱的国土上,多么勇敢勤劳的人民中间!在我们周围有着充实、多彩的生活;在我们面前展开更光辉、更美丽的未来的远景。我们有取之不尽的丰富题材,我们有千千万万爱护创作的热心读者。我们的作品在广大的群众中间起着作用,我们自己也在写作过程中受到教育。我们跟着时代前进,时代推动着我们前进,我们的作品也可能推动时代前进。德国作家亨利希.曼说过:“今天的书就是明天的行动。”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作品在人民中间开放花朵,我们能够用自己的作品在社会主义大建筑物中加一块小小砖石,我们正在做着我们前辈作家所梦想不到的光荣事业。在六万万人民用整齐步伐大踏步走进社会主义的今天,每一个作家都会感觉到人民的心、读者的心、跟作家自己的心挨得多近!做一个今天的中国作家的确是莫大的幸福。为了不辜负这种幸福,为了配得上“今天的中国作家”这个称号,让我们的血沸腾,让我们的心激动,让我们点起不灭的心灵的火,全心全意地献身于我们的事业;用我们的全力,朝着现实飞奔,跟着六万万人民一同前进。真正的文学繁荣时代的时期就在我们的眼前!

2008年8月29日8:18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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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不纳税的人吗?

纳税人的概念,在中国充满许多尴尬。一方面,你必须纳税,但你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却没有得到与你纳税后相匹配的权利。中国人赋税之重而享有之权利是如此之稀少,即使得中国税收不合理程度,稳居世界前列。但官方和传媒却继续一直沿用“纳税光荣”等忽悠性词汇来进行洗脑性宣传,使民众不知纳税可以不必“光荣”,但一定要享受相应之权利。拿了我们纳税人的钱而不替我们办事,有时不仅不办事,或者把事办得更坏,甚至采取诸种敲榨态度,此种做法实与抢劫之土匪一般无二。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所养的公权力机关,其门难进、脸难看、理难讲、态度横、易枉法是他们的常态。有时甚至感到他们不刁难纳税人,他们似乎就找不到做官或者运用公权力的快感似的。非得让纳税人低三下四,脸都给他笑烂,他才可能稍发善心,做一点本属他自己工作份内的事。这种严重的官民倒置——即本该官服务于民,却让官骑在民之头上——就是因为许多纳税人不知自己的权利何在而造成的。

韩寒是八零后中颇有识见的作家,他与白烨之争、评文坛老作家的文章里,以及日常许多文章里,都不乏一定的见识。但前两天我在读他《可怜的运动员》一文的时候,偶然看到他说:“我在现实生活里看到两个小孩在聊天,关于刘翔的问题,大意是一个说刘翔就算给我爬也得爬过终点,像个逃兵算什么。另外一个的立场是,刘翔是用纳税人的钱培养的,他要退赛还得问问广大的纳税人同意不同意。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我对刘翔因伤退出比赛完全理解,并致以很深的同情。但在中国这种花纳税人钱的举国体育培养体制下,在各种商业利益的夹攻下,“体育政治经济学”正使刘翔的退赛变得绝不像外界公布出来的那般简单。刘翔退赛既不是逃兵,也不必纳税人同意——因为受伤是个实情,这要从科学来考虑,而此点不由纳税人决定——但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有相当之知情权,这里面有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的利益。各方利益都要受到保证,那么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难道就不应该受到保护吗?对比姚明受伤后的全方位报道,刘翔退赛这种忽悠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就不能自解。你说又不是他想用纳税人的钱,但问题是你用了纳税人的钱,同时你也被官方绑架到用纳税人钱培养你的体育机制中来了,所以你不能只在这种绑架中得到好处,却不承担相应为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公布真相的义务。

刘翔退赛问题,已不是本文的重点。更有可商之处在于,韩寒说“当然,抱有这种观点的人基本上从来没纳过税”。这种说法,至少违背纳税常识。在一般人的日常印象中,好像是只有挣钱的人才纳税,只有商人才纳税,只有有工资的人才纳税。换言之,所得税这个概念在一些民众心目中已经比较清楚,即挣钱和拿工资的人都在纳税。但不挣钱的人,只是纯粹的消费者如婴儿、小孩是否就没纳税呢?他也是纳税人,只不过这钱是其父母代缴。与所有民众有绝大关系的税种并不仅是所得税,联系更为深广的是流转税。通俗地说,流转税又称流转课税、流通税,指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的一类税收。基本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尽管近年来所得税越来越多,但流转税依旧是中国政府的主要税收主体。别的且不说,单是消费税,就是任何一个叫人的动物都免不了,除非你是《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没有任何人不是纳税人。所以说,所有只要不是像“星期五”一样特定环境下的人,都在纳税,都是不折不扣的纳税人,连乞丐都是如此。他乞讨得来的钱拿去兑换和购买所需品,就已然成为纳税人。有鉴于此,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必须明确,以让更多的人明了自己作为纳税人在尽了义务后所得之权利,这种权利意识的觉醒才是民众之福。

一:所有人都是纳税人,任何人都不例外。大家都应该享受作为纳税人的诸种权利,如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二:纳税与光荣无关。纳税是一种公民义务,与光荣与否无关,只与我的利益有关。任何一种用光荣来混淆政府收了纳税人的钱后应负之责,都是一种忽悠。

三:商品应该价税分开,明确标明,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即购物时,应该让消费者知晓商品价格和税价各为几何?总价是多少,以便让民众时常知道自己是纳税人。

四:应该把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知识编入中小学课本中,作为公民课本之一,让人们从小都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不是藉此不让他们知道,进而忽悠他们的利益。

五:政府是纳税人养的,所有官员都是纳税人所养,为每个纳税人服好务,是他们应尽的本职工作。我们先且不说“无代表不纳税”的权利,但我们应该知道政府并不高尚,如抗震救灾中尽了点应做的本职工作,就开足马力自我表扬,这是对纳税人权利的糟塌与糊弄。何况他们所做的许多工作连尽本份都没有做到,更不用说做得多么好。

六:没有谁是共产党和政府养的。有不少人振振有辞,说我们是共产党养的,你拿共产党的钱还骂共产党。这完全是不长脑子混淆视听的愚民说法。公务员不是共产党和政府所养,更不用说普通民众。公务员包括警察、军人都是纳税人养的。所以军队若不国家化而只是党派利益的维护者,这就是对纳税人最大的损害。

七:税收征收应该依法行事。最近为了因应经济放缓和CPI冲高,减轻企业的压力,把一些行政规章性收费取消,这是非常应该的。事实上,政府除了依法收税外,不应该在此之外收受任何行业和部门收费。而开征税收,开何种税种,税率多少,范围多宽,这些都应该通过合法的程序来解决,不能领导拍板,税收部门暗箱操作。凡是不经广泛讨论和利益博弈,并且不合法的收费包括税收,民众都应该有权拒绝。

八:税收使用应该公开透明。财政预算和税收使用,都应该及时公布,让民众随时都能知晓,并经受各方面的审核。税收使用的不公开导致纳税人权利大规模的受损。这几年疯狂增长的税款,由于监管不力,使用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贪污腐败,给民众带来无穷无尽的困苦,也给整个社会带来汹涌澎湃的官民冲突。政府和整个社会的有识之士,应该深以为虑,并切实推进政治制度的改革,让民众真正能享受到自己的权利,否则任何忽悠只会一时得逞,却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增添不必要的麻烦和动荡。

2008年8月28日8:42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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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氏新闻评论周刊(71)

一:金牌不能忍受的残忍。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3a03c50100akl7.html当我们赞赏举国花纳税人的钱办体育,把人当作夺牌机器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这金牌背后的残忍,体操、举重等所谓的强势项目,充斥着残忍与造假(体操队员的年龄),这种事让其在社会泛滥,对形成一国国民的基本价值观,有极大之影响。而基本价值观之确立,对人格的形成和生活态度(幸福观等)有莫大的影响。极度势利、成王败寇的观念下培养出来的包括运动员在内的诸种国民,你能想像这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和生活状况是什么样的吗?举国体育机制不仅没有效率(有人说挣牌多,正好表明效率,如果以每块金牌所付出诸种费用、青春、身体、教育、快乐等,同时还有大批的运动员垫背成为金牌获得的沉没成本,来衡量的话,中国的金牌无疑是世界上最没有效率的),更重要的是没有人性。昨天韩寒有一文叫《可怜的运动员》,他表达对运动员的关爱与理解当然没有问题(也许他也部分是运动员的原因,比我们更能理解运动员),但说没有花国家多少税收(贪污腐败者浪费纳税人的钱不能成为举国体育花纳税人钱的理由),这不是事实。另外,他说那两个议论刘翔的小孩“基本上从来没有纳过税”,这完全是犯了常识性错误。除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外,没有谁没纳税。不挣钱不表明没纳税,想一想流转税所包含的税种于我们每个人的绝大关系,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点。韩寒不少看法我都认可,但此一点要厘清。或许改天我会专门写一篇叫《中国有没有纳税的人吗》,来专门说说这个常识问题。

二:刘翔伤情被刻意封锁 旨在给对手增加压力。http://post.sports.tom.com/D8000AB0554.html有人说刘翔退赛,中国的部分评论充斥着“阴谋论”。我是不承认有阴谋论的,姑且就算有,这也算是中国还是丛林社会的一种证明。一方面作为体育消费者,我们不知情;另一方面作为纳税人对刘翔伤情隐瞒的不知情(对比姚明伤情的处理,我想大家不难理解,为什么姚的伤情报道那么充分)。前后二者都伤害我们的利益,前者违背商业消费要约,后者违背为纳税人负责的原则。现在的问题,只照顾了以中国官方包括国家体育局为首的,以及刘翔及其教练,还有赞助商的利益,而纳税人兼消费者的利益受伤害了,没有得到相应的保证。如果刘翔只是菲尔普斯这样自我培养出来的运动员,恐怕民众受到的伤害还没有这么大。尤其作为纳税人的钱被官方绑架拿着去为刘翔们服务的时候,这才是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后对金牌厌恶的理由。哪怕搞体育非得需要纳税人的钱去运作,也应该有相应的程序正义和一系列的机制,而不是官方及其代理机构(体育局、训练中心等)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我认为以后培养运动员一定纳入财政预算,一定要公布培养成本,每块金牌所耗多少纳税人的钱,民众一定应该有权知道,不能胡来。话又说转来,你看刻意隐瞒刘翔伤情是旨在给对手施压,到处都施展“阴谋”,以为丛林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如此想法可谓搞笑之至。官方都有这样的阴谋想法,那么受到被信息蒙蔽的民众来评论来猜度,有什么错呢?错在你不把刘翔的这些信息透明公开,而不是错在不知情的评论者。你总不能说刘翔的伤情是国家机密吧?有伤退赛我从不反对,我批评的你早有伤还要忽悠我们,还要和利益集团纠结在一起来欺骗民众。你们的利益应该有保证,但纳税人兼体育消费者的权益也应该得到保证吧。

三:中央决定开展抗震救灾英雄集体和模范评选表彰。http://post.news.tom.com/0C000AB2222.html在那么多死难者还没有完全安身之前,在那么多学校倒塌而致学生无辜遇难没有实质性的惩处之前,在灾难重建还有许多事没有解决好之前,就急不可耐地开始自我表扬。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政府是敢如此明目张胆地,几十年来搞自我表扬的,自我吹捧往往是为了掩盖所做的系列恶事。退一万步讲,如果纳税人养的政府可以自我表扬,那也一定要允许独立的传媒公开批评你的自我表扬,才能形成政治生态上的一定均衡。到处是你控制传媒所做的系列无度表扬,却不允许别人发表诸种针对你的自我表扬的批评,这是一种蛮横且无理的行径。在一场死亡近十万人尤其是不少学生死亡的灾难中,不去追究天灾背后的人祸因素,不去检讨人祸放大天灾的糟糕后果,却开足马力来自我表扬,这种搞了几十年的愚民举措,还自以为得计,实在是低估信息获取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有辨析和判断能力之民众的智商。几十年了,侮辱民众智商的愚民举措一点也没有进步,真是一点不与时俱进。

四:广州规定干部未获5成民众满意将被降职。http://news.sina.com.cn/c/2008-08-20/015214331323s.shtml我在上一期的新闻评论周刊中曾经评过《安徽砀山县多部门一把手被免职 七成单位不及格》,今天广州这条新闻亦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诸多民生问题,如今的吏治是中国的一大顽症,但这顽症怎么解决怎么去除,大家都提供了不少看似有效的方略,其实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事实上,头和脚都可能没医好,只是装着在医的样子来忽悠花钱看病的人。砀山和广州这样的规定,都是只对领导负责而非对民众负责,还是丝毫没有改变对上不对下的干部监督制度,此点不改变,吏治之污烂腐败,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治。你所谓的一系列指标,不管是人均民生指标,还是所谓公共服务,这些指标都可以造出来,作假是中国官员的一大特长。同时这一系列指标评选的过程公开透明否?你怎么让他们真正对民众负责?民众不能有效地行使对官员的监督权力,还是上级官员评下级官员,官员怎会真正为民众服务?不解决这些问题,广州和砀山的做法都只是对已经很泛滥的形式主义添两个不起眼的可笑注脚而已。

五:北京中关村三小原校长贪污案调查:账外资金过亿。http://post.news.tom.com/B0000AD12410_1.html一方面中国教育的投资严重不足,与世界人均教育之占GDP的百分比都有不少的距离,与一些非洲穷国的教育投入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的教育浪费包括其间的贪污腐败,每年所报出来的虽然是极小一部分,但其所贪数量及涉及人数,不说是世界第一也算世界前列吧。单是这被报出来的这极少部分教育腐败,就让那些说中国没钱办教育的人自食其言,谁说中国没钱办教育而推卸政府应尽之责,只能是睁眼说瞎话。一个中关村三小的校长,就可以贪污成这样,那么其他更好的而没被查处的学校,不知会贪污成什么样子(因为贪腐已制度化)。教育部固然一直是教愚部,教育改革成效甚微,但却在贪污腐败方面恐怕也因其肥水比较多,也算名列中国诸衙门的前列吧。不仅贪污成为各教育部门的常态,他们也用钱来做许多猫盖屎的事,即集中大部分钱财办少数所谓的重点学校,人为地造成教育机会不均等,人为地造成资源稀缺,从而为教育腐败打下基础。如果学校既多又好,平均水平都差不多,再加上有效监督,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教育腐败现象发生。可是,如果堵住了他们的生财之道,那还叫做教愚部(门)吗?

六:台湾两评论员揭秘扁家6条海外洗钱管道。http://post.news.tom.com/0E000ADA56.html陈水扁洗钱案近来闹得沸沸扬扬,有些喜欢给台湾民主泼粪的人便迫不及待地说这是“民主之耻”。其实这并非民主之耻,这只是民主的漏洞,为什么呢?台湾二十年的民主只相当于一个两岁的小孩,是在学步的过程中犯的错误。陈水扁洗钱案能够揭露出来,而且会进一步地受到相应的惩处,这本身就表明民主自由的力量。一个不断放开让其走路的小孩所犯的错误,是可以逐步的纠正。而一个永远不让其走路的小孩,不让其不断尝试走路,好像不会犯错,但一辈子都不会走路。用小孩容易犯错而不让其走路,用民众素质低不实行民主,都是极其愚蠢的行为。陈水扁洗钱案的发生,而导致如今才揭露出来,有制度有民情有舆情方面的原因,目前分析得比较好的当属梁文道兄的《陈水扁的启蒙课》,大家可参看。

七:中国的艰苦工作开始了。http://www.stnn.cc/ed_china/200808/t20080821_850951.html一场花费甚大的奥运结束了,打肿脸充胖子,但花费不赀的盛宴掩饰不住其骨子里面的破败和诸多问题。诸多棘手的民生问题,诸多社会群体的利益博弈及其照顾,才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那么多贵客打着饱嗝,挥着衣袖带走很多云彩后,杯盘狼藉的局面,则要你出面收拾了。这个杯盘狼藉的局面要收拾得井井有条,要照顾到各方利益,要解决就业问题,要解决中小企业倒闭问题,要解决物价飞涨所导致的CPI问题,要解决怎么样给企业纾困怎么样给民众减轻税赋问题,这些才是比一个奥运会重要百倍的事情。真是旁观者清,有吃了你盛宴的好心客人说,我们一拍屁股就走了,你们真正艰难的工作才开始,你们要好自为之啊。2008年8月25日8:25分于成都

评论

制度设计上的好人出局

冉按:卢作孚先生无论从人格还是从事功,都是二十世纪中国少见的人物,但许多人包括四川人对他的事迹都不甚了了。这当然得缘于卢是四九年后,不能与官方的“时”俱他们的“进”的“旧时人物”,而且卢做事为人之理念,与官方的制造敌人、群众斗争、以恶行事可谓势同冰碳、判若云泥。因此1952年2月8日卢作孚先生不堪受辱后的自杀,官方的内部参考当然说是“自绝于人民”,而公开说法则谓之曰病逝。而且几十年来无论是卢氏后人还是研究者,都一并谓之曰病逝。

但事实究竟如何呢?最近赵晓铃女士的《卢作孚之死》(即出版)用非常丰富的资料和节制的言论揭开了这一切。承作者的雅意,要我为《卢作孚之死》说几句话,我最近拉杂写了万多字,标题名为《世上已无卢作孚》。文章共分为五部分:1、老实写来;2、史料搜集;3、审慎议论;4、好人出局;5、几点补充。四九年后好人出局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种制度设计,所以先将其中第四部分的《好人出局》,冠以“制度设计上的好人出局”,先行载于敝博,以利大家了解其中的概貌。待《卢作孚之死》出版后,我再给大家广告一番,诸位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来自己对照着看,更加进一步地了解官方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老朋友”的。

《世上已无卢作孚》一文的第四部分“好人出局”

《卢作孚之死》写工会的为官方所用和私营企业之改造,是我认为本书最出彩最有深度的章节,而写卢先生之死是最令我感动的篇章。作者虽然看似在写卢先生之死,但整本书却在探讨卢先生为何死,四九年后好人为何屡屡出局,这种至今还不能公开争论的话题。对好人为何出局的扣问与探讨,已然触动到我们制度的内核,虽然她并没有利用任何政治学原理来阐释何以好人出局。

收入《卢作孚文集》里惟一一篇生前未刊讲话稿《公司的任务》,讲于他从港北归后不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卢作孚彼时没有想到官方即将搞公私合营的“高招”,丝毫看不出卢对于将遭遇不测风险的预见。卢作孚当然不是未谙世事的人,以他在民国时代与上至蒋介石下到贩夫走卒的社会交往能量,他绝非不通人情世故者。但他只通中国传统之人情世故,却必不能通新朝之不受传统约束之“新”,此种“新”式做法,令卢作孚疲于奔命。作者对此感叹道:“卢作孚是历练的,他应该知道,一个国家在大的格局变化之际,人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都会有反常的表现,但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对道德的颠覆,导致人性恶的大面积释放的程度,他不可能预料得到。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大规模地对人权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在中国大地上是第一次演出,在全国范围内,除了过去在红色根据地经历过肃反,在延安参加过整风的人以外,还没有人经历过。”的确,面对四九年后许多带有“发明”与“创新”性质的惩治方式,不管你如何学富五车,洞明世事,如何了解世界风云,如果不能对政治垄断和极权政府有相当深透之了解如胡适(胡适二十年代也曾看不清苏联的本质,后来才加以修正)一般,你很难看清这一切。这也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无法看清共产党的面目,在四九年后遭受一系列不白之冤的根本因由,因为新朝的许多做法前无古人。

我之所以从卢作孚自杀来说四九年后“好人出局”的普遍现象——此种“好人出局”现象类同于谢泳兄所说,四九年后常采取“谁说得对就不听谁”的做法一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普遍现象——并不是要作空洞的道德捍卫和不实谴责,我对道德至上和道德泛滥有着自己历练后的排拒。因为在我看来,没有真正的法治保障的情形下,道德至上和道德泛滥,只会使虚假道德泛滥成灾,诞生大量的伪君子,对真正自律的道德建设于事无补。我只是说一个社会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多加深思的。我们可以从《卢作孚之死》中看出抓郑璧成、枪毙陶建中、遣散邓华益、辞退早已精于业务的船上护卫和日常工作骨干,利用工会来掺沙子,强行制造劳资纠纷,人为制造紧张空气,从而架空卢作孚的实际权力,让他成为一个进退维谷的儡傀,陷入做事不能、指挥不动的尴尬境地,最后造成不得不接受以公吞私的所谓公私合营的做法,是典型的逼令好人出局。

作为官方派来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何郝炬、张祥麟二位,在民生公司公私合营中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但二位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所接受的访谈之中,并没有真诚地意识到自己彼时所作所为给卢作孚先生和众多民生公司职员所带来的严重伤害。直接责任人都愿意将自己应负之责推到大环境和当时政策身上,从而避免良心和道义的谴责。作者对何郝炬虽有批评,但还是给予有限度地理解:“当时对资产阶级采取的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既不能利用不足,又不能限制、改造不到位,把革命的两手都做得天衣无缝,需要很高的手段和水平,对于何郝炬这样年轻的干部,实在不容易,何况他还要学习进城以后工作的专业知识呢。”公股代表的到来,官方掌控的工会的强行介入,以站稳阶级立场为要务,人人都需过关。在人为制造敌人的氛围中,作者分析道:“有的老民生人记忆中,常常对当时态度显得‘势利’的过去同仁、朋友不原谅,以为很受伤害,以为过去朋友的态度还不如某些党的“领导”。应该明白,党的‘领导’对你好是体现政策,而过去的朋友对你好,却是‘划不清界线’,会危及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呵。”这都是理解那时候人心世态的见道之言,虽淡淡写来,却有穿透彼时阴霾、拨云见日的能量。

在卢作孚先生自杀前两天,他做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众检讨。卢先生虽然算得上是一位现代企业家,但在立身处世上却近于传统的士,“士可杀不可辱”的念想,一定在他内心反复纠结而不能自解。“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二十多年来在民生公司享有崇高威信的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这时已让资方代理人专门开会学习,这种另类的待遇不知与会者是否感觉无奈与屈辱。”而公股代表何郝炬在事隔几十年后的晚年回忆中,却还说卢作孚对他并不交心,你如此刁难和侮辱别人,在几十年后依旧没有丝毫的反省,实在是做人都没有一点像样子的进步。诚如《卢作孚之死》一书作者所言:“可以肯定,卢作孚从香港回公司以后,一直生活在‘革命的两手’造出的氛围之中,这种氛围,真是可怕到令人窒息。卢作孚如何对公股代表说‘心里话’?真的能做到‘肝胆相照’,哪里还有后来的悲剧?”

2008年8月23日7:55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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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的右派很不卫生

冉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的确是一九四九年后大规模整肃知识分子一个分水岭,有研究者甚至谓后来的大跃进、三年大饥荒乃至随后文革的疯狂,都与真正的知识分子已经遭受整肃打倒,有深刻的瓜葛。因为再也没有反对的声音,所以浮夸风(大炼钢铁、粮食亩产上万斤)及大批饿死人(仅是四川三年大灾难饿死的人,原四川省委副书记廖伯康就说有1250万人)才成为一点杂音也没有的“和谐”局面。四九年后的灾难不仅成系列性质,前去而后继,而且环环相扣,其间还不乏因果关系。固然每次运动的具体研究是必须的,但应该有个整体观念上的互相勾连,才能看清四九年后一系列灾难的实质,因为这不同的运动在不同的人具体的操办之下,却在同一专制制度之下的内核上完全相同。否则,我们看灾难的眼光就只会停留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思维层次上,只批评某一次运动的不良,而不知道每次不同运动在骨子里面的内在统一,端赖不良制度所造就。

反右原因甚多,但无非是整肃异己,压制不同的声音,侵犯基本人权。最高当轴藉此整肃像储安平、章伯钧这样的异己言论,而单位领导则借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把对他们业务不熟悉的批评,当作对他们权威的挑衅,从而将反对自己的人打成右派。卫生部所属的《健康报》的社论《粉粹右派分子的阴谋》,就公开透露出一点讯息,反对单位及行业领导,批评他们不懂业务,外行领导内行,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十足的右派分子甚至是反革命分子。这是典型把反对任何领导个人,给他们提点意见都可谓反党的“党天下”作风。金宝善和薛愚先生的业绩,我不甚明了,李宗恩先生我是在读有关协和医学历史方面的文字时,才知道他是协和医学史上培养出来的杰出人物,同时在五十年代初的知识分子改造中,也看过李宗恩先生关于自己是如何改造的文章,说明对他的紧箍咒并不自反右才开始,是其来有自了。那其来有自是什么“自”呢,那是因为在他们眼中,协和医学院是美帝国主义所创办的侵略中国的医院,是毒害人民的医院,所以从那里毕业出来或者是在那里工作的人,无疑就是必须清洗改造的人,如果不清洗改造,那是万万不能拿来用的。即便你业务再是精熟,也因沾上美帝国主义而“政治不正确”,只能打进十八层地狱。换言之,在卫生部工作,你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统一思想,全体卫生;在《健康报》工作,你必须步调一致,脑子健康。

下面是1957年9月号的《中医杂志》所刊登的“健康报社论”,标题名为《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总共七段,现将第二段和第六段全部摘录出来,以便大家明了卫生部的右派分子为何不卫生。同期杂志上与反右有关的文章尚有赵炳南的《揭露农工民主党的右派分子在北京市中医医院的反动活动》以及另一篇未署名的《章伯钧恶毒爪牙中医界无赖恶棍陈苏生反动透顶,在中国医界猖狂活动》。

《健康报》社论:<粉碎右派分子的阴谋》(摘录)

……

右派分子明目张胆地向党猖狂进攻,他们的阴谋就在于妄想篡夺党对卫生事业的领导权,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首先和储安平“党天下”的反动谬论相呼应,认为卫生部也是“党天下”,领导干部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部长、司长、科长等“头目”都是党员,所以才把卫生工作搞成一团糟。金宝善甚至狂妄到极点,竟然诬蔑党中央说:“从卫生部直到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就没有预防思想。”揭穿来看,这就是说由于卫生部整个党组织甚至党中央领导人全是外行,不懂业务,就应该换成内行来领导。(但预防为主的方针不是别的什么人提出来正是由党提出来的,而且正在贯彻执行中。)他们不但提出要卫生部门“多请专家参加行政领导”,“把科学家拉进来”,而且还要叫“科学家自动钻进去”。他们篡夺领导的心情是如此焦急。他们的阴谋活动真相已经大白,北京医学院卫生系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就提出了要金宝善做卫生部长;薛愚也露骨地喊出:“卫生部应该去掉几个不懂业务的、添上几个懂业务的副部长。”这实际上等于说请“外行”党员副部长下台,要内行的右派分子上台。李宗恩则从章伯钧手中接过篡夺卫生部领导的帅印。

……

在全国医药卫生界反击下,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金宝善、李宗恩、薛愚的丑恶面目已经彻底暴露出来了,剥落他们披挂的科学家、专家的美丽外衣,原来是图谋篡夺医药卫生领导权的阴恶野心家。他们与党争夺人民卫生事业的领导权,实质上是企图按照他们响往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那一套,使我国卫生事业走向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恢复到国民党统治时代和美帝国主义侵略时代的老样子,把我国医药卫生事业拖回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域。我们绝不能让历史后转、使卫生事业倒退。因此,医药卫生界的反右派斗争,是关系着整个人民卫生事业前途和命运的一场斗争,是关系着我国人民卫生事业由谁来领导、要走哪条道的一场斗争。是把我国卫生事业拉回到旧中国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领导走入绝境的老路上去呢?还是由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为社会主义服务?二者必择其一。确实,这是一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斗争。

2008年8月22日8:00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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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敌人是一门“科学”

肃反和四九年后的其他一系列运动,其表现形式不同,但骨子里面却是惊人的相似,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多地制造敌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九七八年过后为何有那么多冤案需要平反——其实所谓平反演的也无非是“捉放曹”——那就是因为各个运动累计起来所制造的敌人太多之故。

所谓制造敌人,一是上纲上线,二是为铲除异己铺平舆论上的道路,使得邪恶的行为变得光明正大,看上去道义熏天,实则那骨子里面的恶始终是无法掩盖的。只是颠倒黑白,以恶为善,复以严刑峻法,使得大多数人既不敢怒更不敢言,而且只有跟着说处理诸种阶级敌人是处理得多么的好,但这其间冤死的人又何只成千上万。最近朋友廖亦武兄出了《最后的地主》(蓝登书屋同时出了英文选译本),撕开了土改下面深藏的罪恶冰山之一角,即可令人触目惊心,让世界人民知道四九年后诸种整人的“发明创造”,堪与奥运开幕式上张艺谋所搞的被外国误认为麻将一样的“四大发明”媲美。我们曾经的“四大发明”当然应该不忘,但这几十年来关于整人的诸种“发明”恐怕也不应该忘记吧,忘记了诸种整人的“发明”,不深加反省,不从制度上根除这种整人之“发明”的出笼乃至蔓延,你要想再来“四大发明”恐怕是难上加难。你也许会说,古时也专制也窒息啊,但你想想皇权不下县,你想想家族帮扶和乡村自治生活空间在四九年后所遭受的诸种破坏,你就会知道在如今要搞个像“四大发明”一样的东西不是件容易的事。

制造敌人在四九年后当然变成了一门“科学”,而这“科学”主要来源于极权的“实际需要”。当我们要一边倒的时候,五十年代把苏联描摹成一朵不容玷污的花,六十年代当然也可以来个“九评苏共”,同时也可以用尽一切办法把美国妖魔化(这过程中美国也难免于中国有所妖魔化,伤害总是互相的,但美国诸种因素的制约与制度的制衡,总是能避免这种大规模“制造敌人”的事发生,短暂的麦卡锡时期就是明证)。各种批评、反对、谩骂美国的小册子,在八十年代以前多如过江鲫(敝藏不少,可惜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不知那些学术人士何为),即便于今也还是依然走俏。四九年后的所有运动,事实证明都是把制造敌人当成头等大事来抓,当成“科学”来“研究”。不制造敌人,他不便于整肃异己(其实哪里还敢有一点不同声音,许多人早已自我缴械投降),同时又让“不明真相的群众”始终处于高度的敌对状态,为官方的每一次出格的恶行欢呼(也是顺便杀鸡给猴看,吓唬民众,使其噤若寒蝉),从而使他们这门“科学”显得道义高尚而且繁荣昌盛。一九五七年同济大学讲师汪长风先生曾说过,肃反是对人类的疯狂进攻。当然从此落入右派的天罗地网,倍受惩处。我也曾看到过一些肃反审问的原始笔录,敝博也曾刊载过《肃反时期的原始审问笔录》一文,大家可以参看。

《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由群众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印刷,起印便是两万册,可见的确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我们的人民群众是刀没有砍到自己头上,绳索没有勒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都“喜闻乐见”别人倒霉,最终惊人地符合马丁神父那段著名箴言:当我需要别人替我说话的时候了,再也没有人了,因为此前别人倒霉,我从来未曾说过一句公道话。这就是明哲保身,自以为得计的代价。这种所谓明哲保身的“马铃薯状态”,当然是统治者所“喜闻乐见”。当他们在整治别人而看到你从中检举揭发,落井下石,自以为得计,幸得逃过一劫的时候,那些掌握生杀予夺之大权的人,却在那里暗地发笑,你这只挨刀的鸡啊,天都快要黑了,你却还在那里美美地叫四声部啊,你真以为“一唱雄鸡天下白”么?不特如此,按一般惯例,越是“国庆”之类的节日,就是“敌人们”倒霉的日子,总是有人在这些节日里莫名其妙地消失,那是因为要拿人祭旗,杀人充喜(不是冲喜)。为了庆祝国庆三十周年的时候,自然也就要出一系列与“肃反”有关题材的作品以示庆祝了。庆祝的时候还不忘提醒制造出来的“亡我之心不死”的敌人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庆祝,我们随时提防着你们呢?下面是《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的的“编者说明”和“目录”,我想上点年纪的人,看到那些目录中的电影总不会陌生吧。2008年8月21日7:17分于成都

编者说明

今年十月一日,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成立三十周年。为迎接这一光辉节日,我们从建国以来有关肃反题材的文艺作品中,选编了《肃反电影文学剧本选》、《肃反剧作选》、《肃反小说选》三部选集,作为向国庆三十周年的献礼。

建国以来,一些作者对肃反题材的文艺作品,在人物刻划、情节安排等创作方法上,曾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这类文艺作品,同其他作品一样,也受到了践踏和摧残,一度濒于泯灭。有的作者为此惨遭迫害,蒙受了不白之冤。“四人帮”被粉粹后,随着思想解放,反映肃反题材的电影、戏剧、小说,又与广大观众和读者见面了。我们深信今后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这类题材的作品问世。

在选编中,我们力图在选集中包括各个不同时期和不同风格的作品,但限于篇幅,有些优秀作品只好割爱了,这是要请作者和读者鉴谅的。在选编过程中,曾得到兄弟单位的支持,一部分作者,又为入选作品重新做了校订和改动,对他们的热情帮助和辛勤劳动,谨致谢意。

一九七九年八月

目录

虎穴追踪………………………………王应慈 任桂林 王玉堂(1)

徐秋影案件……………………………………………丛深 李赤(65)

冰山上来的来客……………………………………………赵心水(127)

寂静的山林……………………………………………………赵明(203)

羊城暗哨……………………………………………………陈残云(289)

猎字九十九号…………………………………………周振天 黎阳(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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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信息掮客周刊(13)

我一直重申的是:欢迎大家提供诸种信得过的信息,每条信息的真伪,请实际参与者进一步自行核实。请注意,我不直接接受任何捐款和财物,我也不负责钱物的中转工作,我只负责给各位牵线搭桥。我的工作邮箱是lijuhantian@sina.com

一:震惊!灾后重建竟然还是使用预制板!!http://ziyedetan.blog.sohu.com/97130120.html让我转载一个转者按吧:“有预制板的建筑是非延性建筑,在全球仅有极少数落后国家的落后地区使用。512后,美国的建筑专家对灾区的建筑进行了检查,发现伤亡严重的都是使用的预制板,如果不用预制板,死亡人数可以大大降低。这位专家说,将把考察结果上交联合国相关部门,以在非发达地区彻底淘汰非延建筑。三十年(指唐山大地震之后——冉注)前都知道是棺材板,三十年后却还要使用,明知道这样的建筑不抗震,却要用于灾后重建,政府就是这样节约的吗?一场奥运会开幕式的钱,都不知道可以为灾民修多少合格的建筑了!”

二:灾后重建招聘信息。(1):成都儿童医院急需志愿者妈妈照顾地震小伤员苏菲菲。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974142/;(2):“红粉笔计划”乡材教计划2008年度志愿者招募中。http://www.redchalk.org/;(3):青川沙洲开展支教帮扶工作的志愿者招募。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850855/

三:灾后重建需求信息。(1)地震灾区安县茶坪乡需要大量衣物(新旧均可)。http://www.douban.com/event/10217958/;绵竹市玉泉镇卫生院急缺14类设备。http://need.mz.gov.cn/News_View.asp?NewsID=212;(3)北川县长亲自发呼吁.为500北川孩子寻求一份温暖。http://www.cqlyyg.com/news/newsdetail.aspx?id=297;(4):四川地区急求高中全套教材,许多学生逃震时未带教材。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969810/

四:灾后重建的报道与观察:(1)谭作人:龙门山,请为北川孩子作证——追踪大禹故里的天灾人祸。https://203.67.116.187/do/z__Z/totL0d9N2cNxzRivLYga/AY60/artshow.asp?ID=51151;(2)自由亚洲:四川死者家属抗议遭驱逐,地震三月停救济救助未到灾民手。https://203.67.116.187/do/Q_aZ/tttL26vL02y/XvYMv2AY/;(3)范晓:512四川大地震与水利水电工程。http://www.greensos.cn/?action_viewnews_itemid_27082.html; (4)纽约时报:汶川地震的创伤和悲痛到哪去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5d62450100akqj.html;(5):证券时报:地震灾后重建眼光要放长远。http://www.stnn.cc/life_op/200808/t20080815_848060.html

五:灾后重建评估及研讨。(1):“5.12地震与中国民间社会”调研课题组于8月13日、8月16日在北京万圣书园二层咖啡厅举行两次座谈会,主持人均为薛野,参加者有薛野、梁砾、张守礼、梁晓燕、王俊秀、张丽娜、周丹薇、钟峪、王晶晶、黎光寿、周博、秦汉哲、梁自存、马伏鹰、刘大庆、郭慧、白亚丽、吕萧;(2)“灾害及灾后重建社会评估”研讨会。http://www.ngocn.org/?uid-13887-action-viewspace-itemid-32767;(3):欢迎大家参加灾害社会影响评价、灾害管理规划研讨班。http://www.ngocn.org/?uid-13887-action-viewspace-itemid-32759

六:汶川水磨镇初级中学810学生异地复课计划情况介绍。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981398/一所学校的整体异地复课之情况,敝博曾两次介绍过汶川雁门乡中心小学到资中复课的情形,今天再次转发一所学校较为详细之异地复课的情形,其中所需资源、联系人等方面的信息较为详备,希望有意者加以联络。

七:灾后重建机构介绍。给大家介绍灾后重建机构的目的,是为了大家找到组织,同时参与组织内的工作,进而透过诸种志愿者机构组织做力所能及的灾后重建工作。(1):阿拉善SEE生态协会。http://www.see.org.cn/;(2):中国在行动公益网。http://www.zxd.org.cn/;(3):慈善1+1。http://1jia1.cctv.com/;(4):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http://www.westsa.org/cn/index.asp

2008年8月19日8:47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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