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新书《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已出厂，但尚未拿到手。正在为一出版社的朋友编一本读书随笔集《一肚子草稿》的最后定稿，所以较忙碌。关于成都盖河填湖的事，过几天再随着资料的增多，做进一步的持续关注。现将台湾《传记文学》杂志十月号刊载的长文《国共内战时期学生日记里的胡适》（这篇文章在大陆一些杂志转了一圈，终未能发表，所以龙应台先生想在大陆出版《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未免对大陆官方不够了解而一厢情愿），转发于敝博，以飨读者。2009年10月28日7：50分于成都
国共内战期间，胡适先生刚好执掌北平大学，而彼时物价飞腾，师生交困，学潮纷起，他在此特殊时节的所作所为，值得研究胡适的人们加以关注。我们当然可以从胡适自己的日记里来看他在国共内战时期的一些作为，但胡适1946—1949年四年期间的日记，一是过于简略，二是阙如不少。因此有必要参照他人的记述尤其是难得的个人日记，来加以旁征互证，以便更深层地了解胡适作为北大校长，在诸种党派团体、官方与民间、师生之间等各方利益之间的转圜调和，以维持北平大学在波峰浪谷中相对平静与正常的教学运转，其间的艰辛，非个中人很难体会。
北平大学的师生在国共内战期间的表现，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察视角，而胡适则是此一视角的聚焦点。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史、美国史和拉美史的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于1945年至1949年间求学于西南联大和北平大学，见证了胡适执掌北大时，应对学校诸多事务的情形，并记述在自己的日记《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下引本书只注页码）一书中，使我们有幸看到一位学生私底下对胡适校长的评论与记录。《北大岁月》是由一部日记和一些书信诗词组成的书，反映了著者罗荣渠自1945年入北大以来，直至去世，几十年来与北大的关系，是一部史料内容非常丰富的书。尤其他记述的 1945至1949年这几年间的日记，反映了一个非常时期北大学生诸多情况，是研究大学教育、学生运动、国共内战、个案北大等方面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本文就他所记载的与胡适有关的全部内容，悉数加以排比论列，以补充日益为世人所看重的胡适研究。
以我有限的阅读经历来看，关乎北大师生在国共内战时期之表现的日记，《北大岁月》应该是公开的第一部。这部日记里事涉胡适者不少，如在《胡适日记》和胡颂平编著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增订版，台湾联经版）中有详细之记载者，我则较略；如果二书失载，则稍详之，以便让不曾看过这本书的朋友们能更加立体化地认识胡适。我将《北大岁月》与《胡适日记》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书进行了逐一的查对，很少有相同之处。一来《胡适日记》在1946 至1949年记得相当简略，许多日子所发生的事在《北大岁月》里有记载，但《胡适日记》缺记或者所记根本不一回事。如同为1948年7月13日的日记，罗荣渠记载的是当天下午六点钟通过胡适的努力，解除了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对北大的戒严（P323），而《胡适日记》里记载的却是一个关于《红楼梦》的小考证，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的却是胡适所写的一篇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章，这说明胡适尽量避免记录学生运动在他生活中的影响。所以这样看来，要看一个人日记所反映出的历史，必须要有其他人的日记作旁证，才能得出更加丰富立体的判断。事实正是如此，与北大及北平乃至全国各高校频发的学潮运动来看，《胡适日记》的记载里是非常简略的。
一：演讲与授课
《北大岁月》里记载北大老师所作的各种演讲——张东荪、朱自清、冯至、朱光潜、冯友兰等——许多次，日记里第一次提到胡适，便是胡适所作的“宋代理学的历史背景”的演讲。“初说是不欢迎旁听，我也没打算一定要去听，但心想听众一定不会拥挤，不妨顺便去看一看。哪晓得到那里一看，一个小小的礼堂早已挤满，好容易找到一个座位。”（P59）一是主办方限制人去听，二来许多左倾学生早已不喜欢胡适平和中正的言论，使胡适号召力大不如前，因此罗荣渠觉得来听讲的人出乎意料地多。“胡博士的挑战式的演说依然富于革命性，他有时还捏紧了拳头在讲桌上重击一下，‘五四’运动当年的风采，犹可想见。”其实胡适五四时并不在北平而在上海，不与其役，也不像他看到的那样常捏拳头且重击桌子。“他讲的内容大概分为五点：1、二百五十年的印刷术历史；2、佛教禅宗的代兴；3、古文运动；4、为抵制印度货而兴起的假洋货——道教；5、政治上王安石的有为与司马光的无为的对抗。适之先生旁征博引，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不过他对于这五点历史背景与理学兴起的联系并没有讲清楚，这也许是限于时间关系吧？他最后一句惊人的结论是：宋代理学是一种反动的思想！”（P59）从罗荣渠的记录来看，他对胡适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人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不唯权威是瞻的良好心态。胡适不仅常给为北大学生演讲，而且还主持并请人来演讲。“昨天下午4点，胡校长新由印度请来的英国政治学者卡德林教授在理学院礼堂演讲《世界文化危机与人生价值的争取》” （P108）。1947年11月19日亲自参与“联合国纪念周”的演讲组织，参加者有不少外国人，所讨论者均为世界和平。“晚会由胡校长任主席，中英语并用的开会词，馓有趣味。……诚如胡校长所说，为了next generation[下一代]，我们应该努力于和平”（P200）。另外一些画展也请胡适出席主持，“下午课毕过孑民堂，看正在举办的中印画展。中外仕女来宾不少，由胡适主持，作者为Sukola（苏可拉）、叶浅予、徐悲鸿等氏，还有几幅泰戈尔作的很有灵性的作品。”（P300）罗荣渠出生书画世家，不仅看过许多画，自己也作画，参加过李桦的木刻班，因此像这样的画展他一般不会放过。从以上诸事不难看出，胡适从多方面来建设他所执掌下的北大。
胡适在当校长时，虽然公务繁忙，但还给史学系开有课。“前天晚上，胡校长讲我们的‘历史研究法’的第一课，题目是《史学与证据》。大礼堂里出乎意外地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连吴之椿的太太也来听讲了；其他如石俊（？）、邓广铭、郑天挺也都到场站班，可见们胡博士的号召力真大；想当年他红得发紫的时候，其盛况更不用说了。这次讲演还不坏，如此平凡枯燥无味的题目在他口里却讲得津津有味，可见胡博士确实有一些才华。”（P108）这是因为罗荣渠与所有的学生刚经历了“沈崇事件”，对胡适于此事的看法多有讥讽，所以才会语带讥诮。在国事日非，内战频仍的情形下，学生的求学与老师的教书热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但“下午4至6时，上胡校长‘历史研究法’一课，这不是本期的第一堂课。因为胡博士名气太大，第七教室被挤得满满的。胡校长进来，第一句话就说：‘十一年了！有十一年没有教过书了……’接着他就谈他研究了五年的《水经注》，讲得很详细。”（P388）接着罗荣渠记录了一些胡适已经在相关文章里所表达的关于《水经注》的观点，勾起罗荣渠一直对历史科学的怀疑来，想写一篇《历史科学的价值批判》，可惜终其一生，似乎并没有完成。不特如此，罗荣渠对胡适的《水经注》研究并不佩服，“听胡博士讲‘历史研究方法’一课，他以《水经注》为例，大谈特谈。胡氏花了五年时光研究这部书，尽管他把这个研究说得如何‘了不得’，神气十足，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那么回事——自吹讲学法螺号而已。”（P397）时世激变，生计困难，年轻人不耐考据那一套自是有情理之中。
由于罗荣渠的父亲罗文谟是彼时比较有名的画家，跟张大千、徐悲鸿、谢无量等人皆有往来，所以有可能与胡适相识。下午4时，持父函往谒胡适校长，不晤。”（P394）两天过后，“今天晚饭后去东厂胡同，先去叫胡校长的门，他又不在家。”（P396）显系有何事所托，可惜作者日记里并没有明说。既如此，作者就在下课时趁机与胡适进行了一次直接的交谈。“下了课后，我到休息室去见他。他问我是哪一系几年级，我答说是史四。他连忙就提到我做的什么论文，我把我的长十九个字的论文题目一口气背了出来（作者毕业论文系向达指导，题目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之初度冲突》——冉注），他听了仿佛很合口味，说他十几年前对这个问题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只是他没有时间去搞它。我问他有什么材料，特别问到关于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耶教的态度似模糊不清。他说片断的材料总是有的，叫我去同郑先生、容肇祖先生、王重民先生谈谈；特别是王先生，因为他在国外抄得有好多史料。”（P397）尽管罗荣渠对胡适在课堂上以他研究《水经注》为例的讲课，颇致不满，但从他们下课的问答谈话中，还是可以看出胡适耐心，以及提供各种史料来源的帮助。
为了庆祝五．四，罗荣渠所在历史系办了三天晚会，1947年5月3日就有四个人演讲：胡适、许德珩、周炳琳、樊弘。“8时开会，首先当然请我们的胡校长演讲。他似乎只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进行追思，因为他说他不够资格谈‘五四运动’。他说，‘五四’的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Transvaluation all values）。在演讲中他还附带对同学们提出一点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标语贴到所有的墙上，譬如新修的墙就应当保护它的清洁美观，自然啰，他的借口是有碍观瞻。明天就有外宾来校参观，到处贴‘膏药’有伤雅观。我不大了解胡先生话里的意思，是耶？非耶？”（P113—114）对学生运动，胡适抱有同情之理解，但他是北大的校长，得维持一校之正常运转，教学不能废，学生求学不能止，因此他对罢课多持保留意见。再者，胡适把呼口号、刷标语当作人类尚未摆脱崇巫心理的一个特征，当然他不可能赞同到处乱贴标语，被党派私利利用不说，何况这其中还有碍观瞻。学生由于自己的身份角色与年龄阅历，自然不可能真正理解胡适的苦心，有过学生经历的人都知道，学生时代是最叛逆且趋潮流的时候，何况彼时国共内战的确让许多学生困难重重。胡适讲话后，左派的许德珩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说了不少冷嘲热讽的话。我想，坐在旁边的胡校长听了恐怕会觉得不太舒服。许先生拉长了嗓子大吼，我起初还担心他的嗓子无法坚持到把话讲完呢”（P114）。许德珩的许多看法与胡适肯定有所不同，但胡适即便不舒服，也知道许德珩扯起嗓子吼是他的权利。而同为自由主义者的周炳琳的发言，则可能与胡适更为接近。“这位‘五四’时期的健将一开口就说不讲太感情用事的话，而是从最理智的方面来谈。他从蔡孑民说到胡适之，言语倒是不含冲动性，但他讲的却是同学们大爱听的话。”（P114）其实胡适与周炳琳所做的不只是一般性的演讲，对学潮亦有许多亦有相同的看法，即令激于军警包围北大时的演讲，也颇多合辙之处。“胡适校长演讲，他对此次运动的工作及措施夸奖了一番，并更正前日（指1947年6月1日发表所发表的讲话——冉注）报上发表的他的谈话内容，还说今日陈继承总司令已通过电话，对于此次戒严向他表示道歉”。待周炳琳演讲时，“他指出以逮捕共产党的名义捕人不合法”（P135）。一个长期以来充斥着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思维的国度，加以缺乏宽容心，人们比较喜欢听决绝的话，何况刚好处在多事之秋的青年学生们。我们不少人很多时候只看哪个人的话说得好听，说得痛快，说得耸动视听，很少去想这好听与痛快后面，到底能实现几成，有多少理性的成份，画饼终究是无法充饥的。
1947年9月6日，胡适提出大学与国家科学应有十年计划，希望国家先集中力量办北大、清华、浙大、中大、武大五所大学，把这些学校办成世界名校，然后再逐步扩张到其它大学，为国家建设预备真正的人才（《胡适日记》1947年9月6日）。但在国共内战的当口，这样的计划无异于一场幻想。一次开教授会，到者百多人，胡适作主席，“回家来心理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胡适日记》1947年9月23日）。同月27日，向达在给史学系的同学所做一个演讲中说，“现代中国文化是不中不西的买办文化，其毒害国家民族之深，令人为之痛心；胡校长说要在十年内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据向先生看，如作风不改，则五十年也不会办到。语气至为沉痛，发人深思”（P176）。向先生固然不是没有道理，但从罗荣渠和胡适的记载里，已经可以看出向达先生在日渐艰难中的左倾和愤然的态度。
二：读胡适的书及其它
胡适对不少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做人做学问，都有他人不及的于人嘉惠之处。对于他喜好读哪些方面的书，晚生后学当然也是耳熟能详的。“在图书馆借得《崔东壁遗书》。真没想到，这样大名鼎鼎的书居然没有人借阅过一次，况且它是我们的胡博士宣传很力的书，怪哉！怪哉！”（P65）读了这书，他对崔东壁这人和弟子陈履和都很佩服，第二天就以每册一千元的价格在厂甸买了《洙泗考信录》和《丰镐考信录》二书，以便对崔东壁有进一步的了解。他在查阅李提摩太所译的《西游记》时，“借到胡适先生的《西游记考证》，从中知道西天取经的《西游记》著者是吴承恩，元代还有吴昌龄写的戏曲，由此可以判断是Timothy弄错了”（P101）。另外他还记录了孙云铸老师提到胡适对科学的看法，“胡适之先生告诉他，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谈到地质，有很科学的看法。他翻来看了一下，觉得很惊异”（P112）。罗荣渠是个有主见的人，彼时他有一些同学去“解放区”，他也不免有左倾倾向，除了在时政上批评乃至鄙驳胡适外，一旦涉及到学问之事，他便回到理性务实的态度上，对胡适多有认同，这也是非常难得的态度。
由于对胡适业绩的熟知，因此哪怕出去游玩，也不忘替胡适的事功找佐证。比如他与朋友游孔庙，见着国子监立着几块明朝洪武年间的石碑，是用今人都懂的大白话所写，“这至少可以证明，在胡适校长以前，中国老早就已经有白话布告了”（P140）。在给史学系毕业同学开欢送会的时，“主席致欢送辞，……他还劝告毕业同学勿学胡校长研究《水经注》那种不合现实需要的工作，可谓眼光短浅，功利已极”（P144）不知主席为谁，此等认识的确如罗荣渠所言，“眼光短浅，功利已极”，但另一方面也展示了彼时大学的学术自由，即职员可按照自己意愿批评自己的校长。需知即便在学潮风起云涌的艰难时刻，胡适也没放弃《水经注》的研究，这是他后半生最为看重的事功，却被一位职员如此公开评论与轻看，要是搁在今天的大学可能酿成整人事件。
罗荣渠在研习北大出版的《哲学论丛》（1933年版）时，读到胡适、马叙伦、钱穆、熊伟几篇谈论老子的文章，他说“他们那些辩论我不感兴趣，倒是胡适那篇文章引起了我一点感想”，“胡适的评论是破坏性的，不是建设性的；是纯逻辑的，与事实无关，甚至可以说多少有一点诡辩的色彩”。他认为胡适为了做 “魔的辩护士”而强为之辩，在罗荣渠看来没有几篇考证文章，经得住魔的辩护。“因为考据文章本来就脆弱得很，有五成是证据，有五成是假想”（P230）。我们估且勿论他这想法有无道理，但对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学生来说，其思考也属难得。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当然是应该追求的上佳境界，但有时为了证实一个东西的存在，在证据不充分之前，作有效之假设仍旧是必要的，所以罗的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
罗荣渠不仅读胡适有关的著述，也注重他发表的意见。“胡适之先生说日本只有教授没有学者。我们贵大国既无教授亦无学者，只有文人（或读书人）。” （P299）不知胡适这说法何所据而云然，而且胡适是不是有这个说法，是颇可怀疑的。当然罗荣渠的说法也是激于一时之义愤，是不大经得起分析的，是站不住脚的。胡适与郭沫若当然不是一条道上的人，胡适晚年说郭沫若“这个人反覆无常，我一向不佩服的”（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0年6月2 日），他们之间的交往与争辩谈的人已有不少，如逯耀东的《郭沫若吻了胡适之后》（《胡适与当代史学家》，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版）就算相对比较全面的文章。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放弃罗荣渠在日记里对读他们之间的争辩所做之记录。其记录谓，余家菊的译作《人生之意义与价值》被郁达夫在《创作》杂志指陈，“但郁文又被胡适抓到了一个错字（establish应是‘证实’或‘证明’，而译成了‘建设’），在《努力周报》的《骂人》里骂了一番，这自然惹起了成仿吾和郭沫若的回敬；……还有诗哲徐志摩也在《努力周报》上骂郭的‘泪浪滔滔’而郭也拿了胡博士的《我们走那条路》来吹毛求疵，无理取闹了一番”（P358— 359）。罗荣渠自然不赞成这种文人相轻（其实胡适是就事论事，非演相轻把戏），不过他似乎对郭沫若更不喜欢。他在书中记载了一长段郭沫若说做演讲要如何武断、要喊口号、目中无人，才能达致最佳演讲效果的话，“尽管有多少群众在你面前，他们都是准备着让你吞的，你只是把他们吞下去就行了”，“这段话是经验之谈，说得好，尤其好在说得天真。但是，可怜而愚蠢的奴才，就是这样活灵活现被他们的主人欺骗了而不自知的的。啊！好可怕的‘吞’吐。”（P359）郭沫若在民国时期所做的演讲颇受人欢迎，除了他激进的左倾政治态度惑人外，像这样高妙的演讲术，的确能激起贯于崇拜名人的普通中国听众的掌声。
1949年1月11日，北平已处于炮火之中，罗荣渠照旧与朋友滑冰游乐，同时看书不辍。彼时胡适已离开北平一月有余，一切与胡适有关的事，如要求他再度回来执掌学校，或者要求迁院迁校的呼声，业已停止，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在焦急地等待看国共如何解决北平事宜，并希望北平不受太大的伤害。在如此危急的时刻，罗荣渠还有闲心看苏曼殊、马君武、胡适三人所译的拜伦的诗《哀希腊》，因为他对他们三者的翻译都不满意，“比较起来，胡译最为忠实，但是豆芽文翻版成方块字，无论怎样也难令人惬意”（P445）。他还做了一次自己翻译的尝试。本来准备写一篇《论哀希腊诗的翻译》，但也和许多他曾经想写的东西一样，胎死腹中。
三：风涌的学潮
如果说在做学问方面，对胡适还有所佩服的话，那么不太左倾的罗荣渠对时政与学运方面的判断，很多时候与胡适针锋相对。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所产生的反响，以及对国共双方势力和人心向背的影响，早已有人做了研究，尤以谢泳的《重说沈崇案》最为平实深刻，具有在相当程度上还原历史的功劳。胡适与傅斯年与大多数人的看法，认为沈崇事件是个法律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题，这引起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对他们的反感，这里面当然也包括罗荣渠。“何思源听报告沈崇案时大看 Reader’s Digest；胡博士说强奸不足怪，最怪的还是在灰楼发现有男人住宿”（P81）。何思源作为北平市长听沈崇事件报告时，大看《读者文摘》，当然可视为不理正事，而以胡适的为人与涵养，恐怕是不会说“强奸不足怪”这样的话的，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事隔六十年，看了大陆许对多从事学运的人对沈崇事件的回顾，不能不叹服胡适、傅斯年超越一般知识分子深刻的认识与了不起的前瞻性。
在沈崇事件后，反对美国扶日政策，也是学潮运动的主流声音。美国扶持日本，当然有他的国家利益，输出其民主自由理念并改造日本的想法——把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未始不是中国长期之福，至少这个强邻以后要发动侵略战争的概率会大为降低——想用此办法来抵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包括崛起的中国共产党。而学生的反美扶日要单纯得多，只是因为日本二战时给中国人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不能容忍美国扶持日本。同时美国在一般意义上讲是国民党的支持者，但正是这一点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共产党所领导的学运所利用来反对美国。因此才有左倾与中间派的学生都齐骂美国，因此罗荣渠才说外交部长王世杰是“丧权辱权”的激愤话。在指陈胡适时他更说，“甚至我们胡校长也大发谠论，赞美美国扶日政策。我想，如果胡校长为的是拿美金，处境艰难，装蒜不说话做个缩头乌龟也就够了，何必一定要出这个风头呢？东瀛小鬼将掩面而笑坏肚皮！”（P302）罗荣渠彼时虽然年轻，然颇有家教，素有涵养，且秉性温和，一本日记里类似像“他妈的” 粗话也就三处，用如上的话说他还算尊敬的胡适，他的确是被胡适的话给气着了，当然我们不能责怪他没有胡适那样的超越性眼光。
由于国共内战，学生内心苦闷，生活困顿，常生激愤之心。因此不少人不好好上课，更无几个人认真读书，考试作弊这样此前视为奇耻大辱的事，也在《北大岁月》里多有记载。至于胡适，也是同学们私底下或者公开里开涮的角色，1947年5月17日北大学生游行有一条标语，比较谐谑地表达了学生们对政府与胡适的批评：“政府改组，胡适胡适？”（P118）。如此表达意见，其背景是北平各学校的学生罢课后，胡适与梅贻琦等人都反对他们这样的学潮运动。他们认为罢课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好办法，这一点在1947年5月18日《胡适日记》里所贴的剪报中，其中一篇直截了当地点出了胡适受学生指陈的事实背景——《胡适对罢课的意见——反复申说罢课不能解决国共内战的政治与军事问题。胡适与梅贻琦等大学校长想让学生安静下来读书，与国民党想让学生安静下来，以便维持社会秩序的理念和利益是合拍。而这样的想法，与共产党的利益截然不同，也与素染左倾激进风潮的学生之理念相左。大学校长和国民党在此点利益上的相同，与共产党和不少左倾激进学生之间的利益在此的合流，刚好使学生运动夹在两党利益之间、校方与学生利益之间，使学潮运动变得格外混乱与复杂。有一些学生喜欢左倾理论，为共产党的理念所吸引，希望为共产主义奋斗；而有的学生，是想趁机不学习、游玩起哄乃至不考试，这一点在《北大岁月》里所记录的学潮里多有体现，将来有机会我会写一篇“北大学潮与北大考试”的文章来专谈此一问题。学潮中的学生，既有同情共产党的，也有跟着国民党的，也有两者都不待见的，“国民党、共产党是国家的妖孽，人民的公敌”、“清算国共双方出卖国家蹂躏人民的内战罪行”（P125）。
但胡适对学潮的态度，哪怕按左倾学生的观念来看，也并不都是消极的。1947年5月23日罗荣渠“听说昨天下午朝阳打死四位学生，今天继续罢课”， “据同学访问胡校长后传言，胡氏对于朝阳同学被打事大为不满，表示决意站在同学方面，担保请求释放被捕同学。今日教授们也发表了宣言。师生果能步伐一致，前途尚属乐观”（P127）。胡适不赞成学生罢课，他主张爱国亦不忘读书，所以对罢课不读书而闹学潮是不同意的。一旦事情发展到国民党指陈学潮里有共产党加以利用，抓捕学生乃至对学生有打伤打死之类的肉体惩罚与消灭时，胡适便坚决站在学生一边。换言之，胡适是一个超越党派的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批评。勿庸讳言，他对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尤其不认同，但他并不赞同国民党打着逮捕共党分子的名义来北平大学随便滋扰。即他认为学生无论怎样，都只是学生，校长及老师应该真正行使其保护之责，而不是出卖他们。这说明胡适的分寸感与清醒，并不为一般的政治观念所左右。《胡适日记》里记录了一封陶孟和1947年 5月20日写给他的信，非常能够体现胡适对学潮比较中正平和的态度，“今早得读我兄对目前学潮谈话，谓政府动感情，诬学生有背景为不当，所见公平正确，直言无忌，不逊当年，曷胜钦佩！大家所忧虑者，可从此冰释矣。”（1947年5月22日）看来不只是学生对胡适对待学潮的态度有误解，就是像陶孟和这样的老朋友，对胡适也有着非常大的疑问，其实胡适对学潮的态度何尝大变过，他真是吾道一以贯之。
在此次学潮几天之后，“今天下午学联开会，详情尚不得而知。据说梅校长、胡校长都在会前见过李宗仁，又赶回召集学联代表训话，劝阻游行，用心良苦。”（P132）由于胡适对学潮所持的中正平和的立场，因此罗荣渠也有“用心良苦”的理解。但第二天却又说，“今天报上发表了一篇胡校长的冠冕堂皇的谈话，其中提到学联早已告诉他说不游行了。同学们认为学联有操纵出卖运动的嫌疑，颇为不满”（P133）。这说明学联一方面组织学生游行，后来经校方劝导又出来劝阻游行，便遭致学生的不满，因为游行起来后，哪怕是组织者要控制也绝非易事。1947年6月2日，在军警激化北平学生矛盾，得以平安解决后的第二天，“何思源到北大拜访胡适，胡适陪同他出来视察学校附近堆放的‘工事’，走到了西斋；同学们围上前去质问何市长，你一言，我一语，难免没有过激之处，弄得他口拙语塞，窘态百出，胡连忙护着他突出重围而去。他们刚走，从景山那边突然开过来二辆满载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在双方僵持下，幸好胡、何二人走得不远，听到同学们的报告后连忙赶回来，经过他们疏通，形势才得以缓和。军警说他们是听何市长被围才赶来的。何思源乘车走后，军警仍守护在胡适的汽车四周，不准同学接近。胡适连忙下车来和同学们谈话，同学们悲愤地向胡哭诉委屈之情，有人疾呼：‘打倒特务！’这时特务们还散在四角，这种口号实在险极，也许大家仗胡校长之势吧。这情景真像一群软弱无能力的儿女站在他父亲的膝前哭诉一切。同学们高呼：‘胡校长保护我们！’胡适脸色发白，吞吞吐吐地说：‘这是误会！’也许这是他迫不得已的遁词吧？”（P135—136）像这样颇富现场感，能状人物声口的记录，展现了胡适在非常时期，于官方和学生之间，“两姑之间难为妇”的烙煎饼的特殊经历，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国共内战时期学潮之波涛汹涌，到了何等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不是胡适掌校，国共内战时的北大学潮，可能会是另一种景象，正是胡适利用自己的隆誉声望与各方面巧与周旋，一次次地化解了北大可能发生的更大风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学校师生。这也是为什么傅斯年在1945年8月17日写给蒋介石的信里，拒绝做北大校长，而推荐胡适的一个因由。傅说胡适，“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适之先生之见解，容与政府未能尽同，然其爱国之勇气，中和之性情，正直之观感，并世希遇”（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卷七P286，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胡适执掌北大这两年多，可谓风潮迭起，几至无日无之，罗列如下。因为传有北大同学包括史学系的吴谟失踪，所以“下午，史学系召开紧急大会商讨营救吴谟同学事，结果议决组织营救会，并派代表谒胡校长请愿”（P178）。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死于狱中，而政府定其为自杀，引致北大准备罢课，“胡校长发表书面讲话，对此事表示同情，并且说已经致电竺可桢校长询问此事详情，特劝告同学慎勿随便罢课或采取任何行动”（P193）。接着北大孟宪功、李恭贻被捕，又引起北大罢课风潮，为了让学生知情，“今天胡校长又出了一张布告，向全校同学公布孟宪功、李恭贻二同学给他的信”（P197）。由于北平当局解散学联，以及军警再次出动到北大戒严，而此时胡适正在南京开国大会议，因此1947年4月3日北大罢课，“自治会电函胡校长请求在‘国大’向政府提出抗议”（P269）。后来愈演愈烈，北大学联“呼吁全国师生总罢教罢课，急电胡适校长促其北归，立即组织联防小组等等”（P277）。接着，“传校内说今天 5月1日清共大会有二十万人大游行，并有捣毁北大企图。大家议论纷纷，谣言四布。我与瑞林、麟章以史学会名义出了一张文告，中呼吁镇静，以防奸人阴谋，并建议自治会要求学校向当局请求安全保证，同时电请胡校长返校”（P288）。罗荣渠虽有左倾倾向，然从其日记来看，读书不辍，比较有定力，有自己的判断，所以他一方面谴责官方的一些做法，但另一方面他对学运中的一些“利用”也比较反感。可以看得出来，他算是学生中的中间力量。
四：进退两难
北大的多事以及北大学生的能闹事，在国共内战的当口，让一向中正平和的胡适也颇感心力憔悴。一来他心脏有毛病，经不住烦累，二来那时真可谓多事之秋。他心中有非常多的不满，不能像老师与学生们，时常可以随意表露出来。但在日记中，他表达过“此次南行的目的是要把北大还给孟邻”的想法，“前年我得政府电告已发表我做北大校长的事，我考虑后复电，曾说，孟邻兄参加政府是暂时的事；我回国后可代他到他脱离政府之日为止”（1947年10月18日），这说明北大让他于心耿耿，也是预留退路。但一旦官方要他重去作驻美大使的时候，他又把北大作为他推托这些官职的托辞，他在写给王世杰的信中说，“受命办学校，才一年半，毫无成绩，即去作他事，在道义上对不住国家，学校，自己”（1947年12月17日）。就在同一天，他在南京国际联欢社北大校友聚餐会上演讲感谢大家为他祝寿（同时也是北大的校庆日）时，讲到蔡元培先生和北大对他的好，“声泪俱下”（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P2004）。对北大这样复杂的心态，佐以罗荣渠所记载的他与师生们的冲突，就更能体会他内心的苦闷。“听说日前胡适校长曾说他不过是一头纸老虎而已。这句话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反感，他们贴了一个反对意见的启事：‘我们不是纸老虎。’又听说校内八系系会曾经上书胡校长骂他滑头，不负责任，对他说的三个观点予以驳斥。（三个观点是：一、学校无治外法权；二、学生不是特殊身份；三、干革命工作应该自身负责。）据说胡校长看了非常生气，在接见自治会代表时把那封信退了回来，并且拍桌大骂，叫同学以后不要去见他了，还说这一定是自治会理事假各系级的名义搞的。对此这八个系级的干事们有所商议，共同承当此事的责任。”（P250）这三个观点实在反映出胡适的无奈，因为政府的政治他只有提建议的份，他无能力主宰方殷之国共内战和猛涨之物价。再者，从胡适所说的三点来看，没有一条可谓“滑头”，全是大实话，而且有道理。滑头与胡适的行事理念及价值观迥然不侔，他是有担当的人。气得大骂乃至拍桌子，于有教养的胡适来说可能性不大，但他将他们的驳斥信退回，是完全有可能的。
学校当然没有治外法权，学生也不能是特殊人物，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个独立民事能力人所当有的态度。但学校应该保护学生，这一点胡适是绝不含糊的，彼时也从无出卖自己学生的经历，不过学生也应遵守相当之法律程序。“邓特还住在医院里，他的处境很不好。日前警备部居然以‘共匪’嫌疑的罪名发出传票要他出庭受审，此事已由蔡枢衡教授去函请病假了。今天胡校长却说，邓特的病既已痊愈，就应该前往受审，否则日后学校就不敢再保释学生了。”（P255）胡适这样的态度，不受学生欢迎是必然的。你可以说国民党诬陷邓特，但你得遵守法律应有之程序，得去受审，得在法庭上解决问题，这便是胡适的理性态度，而这样理性的态度在一些左倾学生看来，无异于“出卖”。一方面胡适得保护学生不受伤害，但另一方面，他得尊重彼时的法律（你可以说法律有漏洞，但修改是另外一回事），学生也不例外，你受诬可以在庭上公开申辩，胡适在这二者之间挣扎的痛苦是不难想见的。下面的事实，进一步证实胡适并非滑头，比如包括田余庆在内的十二位同学被疑共党分子，接受审理的事，还是学校与军警讨价还价才得到的结果。“听说学校一直在与警备部讨价还价，已答应了五个条件（包括撤除安装到红楼门前的扩音器，保证同学不到校外活动等），同时又请来法律专家商讨对策，决定务请警备部无论如何都不要进学校捕人。如果这十二位同学确实犯法，他们可到法院控告，再由法院依法传讯，十二位同学随时均可到庭受审。”（P272）胡适当时在南京，但这样的措施，一定是得到他的认同的。
罗荣渠的日记里记载了一些左倾同学经常不辞而别，只给学校请了个休学假而已。他们走得非常神秘，有的到了延安，有的到其它地方去做反国民党的地下工作，因此在管理上常常给学校带来很大的麻烦。“听说陈懋隆的父亲来了一封信给胡校长，说他的儿子好久没有信回家了，此人是失踪了呢？抑是自杀了？咬着要学校交人。胡校长看到信后非常生气。据云以后请休学假非有家长写的证明不可，其原因就在于此。”（P301）如此烦琐之事，让胡适头大是必然的，因为学生的安全是学校必须为此负责的。有时候，学潮的事可以由别人如郑天挺、贺麟等来解决，但事实上许多时候他们压不住堂，且人望似乎也还不够，必须由胡适亲自出面，真让胡适有百事丛生之感。“贺先生答应去找胡校长出面向陈继承交涉解决此事，同学们只好继续坐等”（P303）。罗荣渠的日记里记载胡适与这位北平警察总司令的陈继承的交道，就不止一次，“一直到下午6点才解严。原来是胡校长打电话给陈继承说：‘这简直太不方便了，不但同学要反对，再不解严，我也要反对了。’胡校长的话到底来头大，不一刻就传言外面已经解严。这真是不言则已，言必有中。”（P323）看来北大学生虽然不时在批评胡适，但对他的能力与人望还是认可的。
陈雪屏作为北大训导长，被学生恶评相对较多，连罗荣渠的日记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今天早上，听一位同餐同学（彼时北大同学自由组合搭伙，故有同餐同学之说——冉注）说，昨天陈雪屏携了五百人黑名单去见胡适，要他们自己投案，胡适不答应。陈说胡最好去南京避一下，他们好下手抓人，胡适也不答应。” （P348）从北大在彼时的独立性来讲，陈雪屏携五百黑名单要去抓人这样的说辞，不一定可信。不过将胡适与陈雪屏做这样的对比，倒是反应了校长与训导长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如果没有正当手续，胡适不答应是肯定的，但陈雪屏也未必携那么多黑名单且亲自去抓人。但几天后的一则日记，却反应北大校方改变了态度，证明前面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学潮越来越厉害，内战也越来越猛烈，法院传讯的学生又不自己投案，故此惹得军警来搜查。“学校当局布告被传讯同学，敦劝他们在今天下午3小时前自动到训导处投案，由校方护送出庭，否则全体停止学籍。但同学反对甚烈，认为如有同学被停止学籍，则下期全体同学拒不注册。教授向达、杨人楩及师大教授约五十人联合发表宣言，称特刑庭为非法组织，提出严重抗议，然胡校长却斥为糊涂（P354）”。胡适是个坚持原则的人，他认为既然公开审判，那么学生没有不去的道理，对法律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所以他认为向达等反对通过传讯的方式让学生受审，是情感大过理智，是不尊重法律，所以视为糊涂。如此一来，在一些教授和不少学生那里两面不讨好，就是必然的。
越到内战的后期，学校越不易维持，学生吃饭困难，老师吃饭也不易，在此间胡适可谓焦头烂额。他自己的饮食固然简单到寒碜的地步，但他还得出面去调和各方面的予盾。“一早起来就看见教授们的‘罢教宣言’及‘上胡适校长书’，宣布罢教三日，要求学校当局在本周内借与各教授两月薪水以维持生活，签名教授八十二人。”（P380）这罢教活动当然受到本来一直在不停罢课的学生们的欢迎，但罢了三天后，杨人楩教授还是说，“请转告同学们，为了爱惜学业，可以不必罢了，因为罢三天已经足够了”（P381）。这说明即便在如此境遇下，教授们依然有相当之理智，谨守教书育人的本份，真是难能可贵。但像这样困窘的事，却频繁发生，“大一同学上午来沙滩向胡校长请愿，要求生活救济。他们在民主广场高呼反饥饿、争温饱的口号，又贴标语甚多，呼吁沙滩区同学支持。……不过听说结果仍不圆满，因胡校长也束手无策，无可奈何也”（P388）。到这时候，罗荣渠也知道这一切不是胡适所能掌控的了，于是发了一通感慨：“民犹是也，国犹是也，莘莘学子，巍巍教授，犹奔走呼号于五斗米之间，呜呼，谈什么教育！”（P388）的确这也是国共内战双方受人诟病，尤其是执政的国民党受人猛烈批评的原因。
学潮闹到后来，不只是反饥饿反迫害，有时甚至反对正当之考试，以至于干涉学校的行政事务。“中午听说法律系大请愿，要求胡校长取消周炳琳代兼法律系主任职务。同学们闹得很凶，胡氏看见威吓不能了事，终于答应同学请求，说只要周氏提出辞职，他可以准许。”（P391）周炳琳是自由主义者，其有些做法肯定让左倾和右倾学生都不喜欢，正如作者曾思考过的“为什么一个饱读的学者斗不过一个无学的政客？为什么自由主义分子是不革命、反左也反右的？” （P307）一样，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在非常时期，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注定了自由主义者不妙的结局。到1948年11月底，国民党政权已风雨飘摇，北大也处于人心难安的境地，于是迁校之议纷起。但事实上，官方没有想迁的打算，许多学生和教授也不想迁，因为刚受西南联大播迁之苦。“迁校事关重大，教部来员表示，必要时当竭力抢救学校。所谓抢救也者，就是把胡适之流运走之谓也，同学则谁也不会来管，因为你们自己决议不迁，到时候自然可以引为藉口不予以考虑了。”（P405）在没有听到任何胡适必走的风声的情况下，罗荣渠就断定胡适必被抢运走，至于一般教员和同学自是无暇顾到，也算是时局培养出来的判断力。
虽然没有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但胡适终于还是走了。“听说胡校长已在今日下午南飞了，临阵脱逃，连熬过校庆的勇气也没有……”（P419）。这说明胡适于1948年12月15日飞南京，连一般同学在当天都知道了，至于熬过“校庆的勇气”也许不是他没有，而是国民党官方不让他继续“熬”，“熬”久了怕再也无法抢运出来。更为情绪化的是三天后罗荣渠的记录：“今天报上说，胡适在南京举行的北大校庆会上哭起来了。真是不害臊，是独效包胥之哭呢？还是猫哭老鼠呢？又听说他以擅离职守故向教育部自请处分，果真如此的话，那真亏他做得出来了。大人物们多是沐猴而冠，善于演戏者也。”（P422）其实胡适在北大校庆兼他生日上的哭已详前述，但不指是像罗荣渠这样的学生，对胡适临阵脱逃一说，乃至酷评其“沐猴而冠”，就连季羡林这样的教师，也有对胡适“明正典刑”的说法，可以看出一些师生在彼时的一种情绪。12月23日，胡适南飞已过一周，罗荣渠给向达还书去，正遇季羡林、马坚聊天，其中当然少不了说到胡适。“季先生还说：胡适临阵脱逃，应该明正典刑。向先生说：我们可以打个电话，叫教育部另派一个校长来；又说，我们还是要他们‘三长’才能决定。……又有教授们主张给胡校长写一封长信，问他走了还要不要照顾学校，要不要出来为这文化古城说几句话。”（P429）他们一方面责问胡适不为学校不为北平分担自己作为一个言论代表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学校许多师生还盼望他回来再主校政，“自治会向南京在逃中的胡适校长发去一封电报，促其即刻筹款归来主持校务。”（P424） “而罗道庄农学院的自治会上书胡适，又要求迁校，即使不迁校也要迁院”（P434，12月29日）。看来他们对胡适的感情相当复杂，同时也对胡适南飞的官方背景缺乏足够的了解。这哪是临阵脱逃，是国民党的爱惜与安排。如果硬要说是脱逃的话，那只能说明国民党军事力量崩溃到只有选择政权都脱逃，逐渐退居海隅了，胡适岂能不走？
2007年12月12—15日凌晨1时一稿，21—22日修订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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