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11月, 2009

冉氏新闻评论周刊(137)

一:三鹿对普通债权清偿率为零 结石患儿无法获三鹿任何赔偿。http://nf.nfdaily.cn/nfdsb/content/2009-11/29/content_6614289.htm一边在大肆宣扬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说“我们祖国像花园”,另一边则是成千上万的儿童惨遭伤害,而得不到丝毫的赔偿,这便是中国残酷的现实。石家庄三鹿奶粉厂基本上被宣传为中低端中国群众奶粉的王牌,每年宣传其上缴的利税如何如何的多,为地方为国家做出了何等样的贡献,但到头来所做的居然在赔偿职工和抵债后,没有钱对患儿进行任何赔偿,这是一种相当无耻的行为。如果是民营企业,那么三鹿应该优先赔偿患儿,因为职工对厂子出现问题有连带责任;如果是国民企业,那么石家庄地方政府并没有破厂,应该赔偿,无论从哪从角度来年,都不应该对患儿进行无耻的零赔偿。

 

二:公务员成为官场小说最大粉丝群。http://news.ifeng.com/society/2/200911/1128_344_1454535.shtml中国的官场小说,无论从艺术表现力还是从所涉内容深度来说,基本上都可以列入垃圾作品。为何垃圾小说,而公务员为何喜读官场黑幕小说呢?那是公务员既要与官员打交道,又是准官员的一部分,他们思谋在其中找到向上峰献媚的秘籍,同时也想在其中找到如何自处乃上升之机,这些都是官场小说走俏的原因。这就像许多人读李宗吾的《厚黑学》,不是去如何医治自己的心厚脸黑,而是更加的心厚脸黑,许多人读官场小说的目的,也是去学那更坏的东西来为自己的服务。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官场小说的购买是公款消费。

 

三:驻京办项目官员称公款吃喝背后存在巨大利益链。http://news.sina.com.cn/c/sd/2009-11-27/095219140028.shtml就像抓上访、截访者已经成为许多人的不当收入一样,任何难以医冶的诸种官场顽疾,其背后都是巨大的利益共同体在作怪。为什么国企越来越糟糕,利润低、腐败黑洞多,但政府投资力度不仅没有减少,不仅是为了所谓的稳固政权的原因,还有各个利益集团巧取豪夺、死命维护自身利益的巨大内驱力在作怪。中央极权制度下,才有驻京办及其相关机构的存在,因为权力来自于中央的任命,任何地方官员都不得不小心从事,随时派自己的心腹花心思贿赂上峰,以求升官发财,从而谋取自己更大的利益。驻京办的存在不仅有巨大的利益链,而且是现行政治制度下不能剔除的怪胎。

 

四:央企上缴税费超出总利润近3000亿 国资委称无法解释。http://news.southcn.com/z/2009-11/26/content_6528547.htm怪事连连多,今年怪事特别多。营业和利润都降低,所缴的税却在上升,这让深谙官场潜规则的发改委官员,都无法解释,倒也算是个新闻。其实发改委官员不是不是清楚,而是他不能把实说出来,说出来他便会破坏官场潜规则,便会丢官。玩国进民退这套计划经济的垄断老把戏,是为了方便官员能把纳税人的钱从左手进,右手又取出来,并不为民众增添福利。也就是说,央企为何如此反常呢?那是因为投的资和拨的款,都是官方所占有的纳税人的钱。倘使上面叫央企上缴利税,央视少纳或者拒纳,不仅央视官员会丢官受到惩处,而且违背左手的钱进,又手的钱出都落到官员手中的游戏规则。最终造成的恶性循环是,通过这样的一进一出,搜刮了更多的民脂民膏。所以才有如此反常的经济现象发生。

 

五:学者称基层群体性事件多与干部太年轻有关。http://news.163.com/09/1125/11/5OVALDK1000120GU.html目前中国的专家、教授为何成为民众轻视乃至谩骂的人群呢?且不说他们在说话时,站在既得利益者一边,有的人本身就是既得利益的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即便他为既得利益者代言,其基本逻辑都没有,一看就是明目张胆地侮辱民众的言论,却堂而皇之说出来,不怕人耻笑,这种做法可谓欺人太甚。基层群体事件的多发,与官员的年龄基本没有关系。一方面这样的所谓研究没有数据,也没有事件发生与年龄相关性的过硬研究,就如此轻率得出这种不过脑子的结论。另一方面,就算按其所说,把有经验的上了年级的人派到基层为,就能解决基层群体事件么?制度约束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六:公安机关频频介入网络发帖诽谤案引争议。http://news.sina.com.cn/c/2009-11-26/081919130785.shtml公权力的私有化,是引发众多公安机关猴急马急地参与一看就荒谬不经的诽谤案的原因。基层群体事件把警察推到第一线,许多官员自己执政无能,甚至贪污腐败成风,引起民怨沸腾,却借手中所拥有的支配公安机关这样的公权力的机会,大肆滥用,从而造成警民在第一线冲突。在公安机关的官员不能顶抗撞上峰,而警察又不能拒绝公安机关领导的胡作非为,于是如此打压批评和言论自由的违宪行径,才时常发生。公权力的私有化,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止,那么如此荒谬的让政府公信力丧失殆尽的案件,肯定会不断发生,最终酿成大的社会动荡。

 

七:互联网电视:仅仅迈了一小步,麻烦就来了。http://www.infzm.com/content/37941#twitter-simabull中国是个奇怪的国家,凡是利民的新举措,凡是给民众带来新的享受的领域,必然遭致官员的狐疑和打压。官方对任何创新,只要有利于民众,而对他的不当统治有所动摇,那么他必然一开始就显出狰狞面目。而每个行当如广电局、工信部等,都因各自的利益,无尽地扩大自己抢夺利益的地盘。互联网电视尚未出笼,广电局、工信部等一干狗咬狗的行为就不断出笼,他们其实是利益之争,也是争夺对民众的不当统治权。从绿坝到网络、从视频到互联网电视,你可以看到工信部、文化部、广电总局都是借民众权利的侵犯,来扩大各自部门自身的领导权,从而实现部门利益最大化。互联网电视尚属萌动,就遭致官方的管卡压,你就不难发现这个政府一贯刁难民众的实质。

 

2009年11月30日8:46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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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推(12):哈维尔:难以预知的历史

冉按:今天是例外的晚起,起床时已达七点二十分,因为年底来了,今年该完成的写作任务,不能拖延到明年去了,所以难免疲累。按我早已的计划,是介绍一篇杨小凯先生关于民主自由的文章。但当我在推特看到Isaac Mao(毛向辉)兄推出哈维尔这篇文章,我即点进去读,读着读着就被引吸了。这是一篇前不久哈维尔发在报纸上的短文,文章并不长,亦不深奥,但我认为对中国读者却有相当现实的意义。

 

坦白地说,中国的人要么做顺民,要么做暴民,就是不想去做公民。同理,许多人中国人要么悲观绝望,以烂为烂,破罐破摔,以至麻木到仿佛看透人世的一切,不愿意去着丝毫的反抗与努力;要么急功近利,成王败寇,不顾一切手段,只要所谓的胜利与成功。这两种思维和行事状态统治国人久矣。为什么会如此呢?当然我们可以说与不少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有关——当然有许多看似有信仰的中国人,其实也只是机会主义者和急功近利之徒而已——但更要的是,我们深受有毒的成功学(就像做题时只想答案的正确,而不享受解题过程的乐趣一样)的教毁(诲),只看重结果,而不去享受人生的过程。更进一步地说,做任何事,哪怕你自信有益的事,必然也要先知先觉地认为能做到必然的结果,才去做。即对结果的爱好(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使大多数的中国人缺乏享受人生过程的乐趣,人世匆匆的目的,仿佛急着去赴死一样,而不在于人生这个过程,这是多么可笑的想法啊。

 

对结果的爱好和过份推重,不仅滋生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更滋生一种对人生和历史、理想和现实全知全能似的傲慢,正是这样的傲慢给有局限的人类带来了不测的后果和灾难。我认为哈维尔们在不可预知的未来走向的情形下,反抗极权制度的心态和做法,是可以替国人做些示范的。人应该意识到,来到这个世上,不是急匆匆地去赴死和寻找答案,也不是猴急马急地去寻找那个所谓的成功,而是享受这几十年的人世光阴。最好的享受就是,做你当做的事,说你当说的话。2009年11月29日9:20分于成都

 

哈维尔:难以预知的历史

当年我还是一位异议人士时,我曾经接待过一些来自西方媒体的记者,他们在提问中流露出对我们这些在人口总数中占极少数的异见人士居然公开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感到不可思议,对他们来说,我们永远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们的努力似乎只会招来新的迫害。没有任何国家权力机构可以依赖,也无来自某个社会阶层的明确支持,我们的愿望是如此的徒劳。当初记者们提得最多的问题是: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无论是工人阶层、知识界,或是反叛运动、合法政党,或者其他重要的社会力量,你们能够走多远呢?对这些问题,我们也总是同样的回答。

当时对我们的行为感到惊讶的人认为他们对历史的运行规则了如指掌,能够预测哪些事业可能成功,哪些则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现实的要求,哪些则纯属狂想。在当年的谈话中,我多次强调,在极权体制下,社会看上去铁板一块,忠于政权,实际状况却难以窥测。

事实上,这一由于害怕而形成的单一社会实际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没有任何人能够预测一个随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会引发雪崩。这种想法虽然并不是我们当初行为的唯一动力,但是我们确实是这么认为的。现在,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永远不要自以为对历史演变的规律了如指掌,自以为可以预测未来。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抗议示威活动受到无情的镇压,这一事件就像一个小雪球引发了雪崩,极权体制动摇,旋即土崩瓦解。当然,导致政权倒塌的原因很多:体制自身内部的深层危机,周边国家政局的演变以及有利的国际大气候,等等。

无论如何,我们对极权政权如此轻易崩溃感到惊讶。我们异议人士对此同西方的记者以及政治学专家一样感到不可思议。我们也一样,无法预测事态的发展,对事变的后果不知所措。我们过去所追求的是要成为一个自由人,说真话,为国家的实际状况作证,我们并没有想到接管政权。

由于别无选择,我们只好勉为其难,接手权力。然而,就在那时,那些多年来认为我们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人们,又反过来谴责我们对接受政权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对我们的过去指指点点:认为许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也做了许多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些事后诸葛亮谴责我们没有预测到事件发生的趋势,而我们当初曾经向这些疑虑重重的观察家们指出我们并不能够洞察历史、预测未来。但他们却依然谴责我们在梦想成为现实的一天却又难于接受现实。

在当初我们这些异议人士中间,有的是教授,画家,作家,暖气专家,但却没有政治人物。同时,在一个极权国家我们又如何能够平地而生找到政治人物呢?我们当初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之多实在难以想象。

回想起来,或许在没有准备的状态下承担历史的责任也并非坏事,尤其是当历史车轮加速之时。一般来说,我并不信任有充分准备的人。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涨,无私奉献的气氛中,民主政治体制的恢复和经济体制的非国有化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事实证明,在几个小时之内,甚至在几天内酝酿,准备以及实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经多少次因为事情进展艰难、处处碰壁而心烦意乱。对我来说,最为令人惊异的——这应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历史,但却不能强暴历史。

正如其他前苏联东欧体制国家成员国一样,捷克从一开始就极力推开西方一些机构的大门,尤其是北约和欧盟。加入上述组织的过程十分漫长,期间曾经经历重重困难。我们今天终于稳稳地立足于欧洲,而我们曾经被迫与欧洲分离。然而,我有时怀疑,西方某些老牌民主国家是否后悔接受了欧盟的扩大。如果应该在今天作出决定的话,我不能肯定他们会同当初一样接受我们。

如果果真如此的话,我不会感到意外。这也就是我所要表达的观点,耐心可以得到回报。我们无论是在从事异议活动时还是在建立民主政权国家的漫长过程中都可体会到这一点,拔苗是不可助长的。

事情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尽管这有时十分令人恼火。说欧盟将永远处于分裂的状态之类的观点是有害的,只会加强我们所在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狂热信奉者,所有局势不稳地区的情况皆证明了这一趋势。而这一趋势只会给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增添更多的磨难,况且,从目前看来,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正在日益蔓延。

从这个意义上讲,耐心是至关重要的。急躁引发傲慢,而傲慢又反过来滋长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觉的人,是唯一掌握了历史的人,所以有资格对历史发号施令。如果历史的发展超出了自己的预测,就不惜干预。必要的时候,甚至动用武力。共产主义制度就是如此。

在这种傲慢与自信的推动之下,共产主义理论家和设计师们走向了古拉格。因为从一开始他们就确信他们掌握了历史发展的奥秘,他们知道怎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解释呢?对这些知道如何立即为人类谋幸福的人们来说,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顾的。对话只是浪费时间,煎鸡蛋必须打破鸡蛋。

东西之间铁幕的倒塌以及被指责为万恶之源的两极世界的结束,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一种奴役世界的暴力形式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烟消云散。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有人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人类从此进入一个历史之外的美好时代。

此类想法也是对历史的奥秘缺乏谦卑或者缺乏想象力的表现。事实上,历史远没有终结。尽管不少严重威胁已经离我们而去,但是随着东西格局的打破,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太严重的威胁开始浮上水面。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样的威胁可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呢?曾经长期被视为文明世界中心的欧洲,却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我们肯定欧洲会永远如此吗?

今天,任何一个独裁者都可以设法获取一枚原子弹,地区性冲突难道不可能演变成全球性冲突?恐怖分子难道不是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攻击方式?欧洲这一历史上首个世俗文明,并不认为自己拥有永恒。然而,欧洲难道不会正是因为缺乏远见而引发各种严重威胁吗?那些充满仇恨、狂热偏执、为仇恨所支配的人难道不是仍在不断地产生吗?而我们的全球化社会又为他们提供了空前的破坏空间。难道我们不是每天都在作出对我们星球产生致命的,无可挽回的后果的各种行动吗?

我个人最近几十年来的经验使我坚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谦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们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许多奥秘我们永远也不会了解。在承认我们并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认我们并不知道事物的结局的前提下承担我们的责任。其实我们是无知的。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希望。同时,没有惊讶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瓦克拉夫.哈维尔: 1936年出生于布拉格,哲学家、剧作家。《七七宪章》撰写者之一,曾被监禁多年。1989年“丝绒革命”后,1993年到2003年期间任捷克总统。此文原载2009年10月31日《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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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制造“两个中国”的悲剧?

冉按:昨天在写一本小书的同时,抽暇写了这篇文章,以便引起更多对此事有兴趣的朋友们关注。2009年11月28日9:19分于成都 制造“两个中国”在中国大陆是常拿来打压台独声音的套话,这套话有无实际效用有关方面或许并不在意,因为那只是给民众摆个他很在意的“破尸” (pose)罢了。一看有关官员那脸红筋胀,没有风度的呵斥,你就知道制造“两个中国”是相当大的罪行。你要想分裂出去做自由民,那是不可以的,要烂也要烂在锅里头,要死也要死在一起——从个人情感来讲,我主张大陆和台湾像毛泽东曾主张国共两党在民主自由之下统一——其实谁都知道,这并不是官方在意所谓的民族和国家利益,而是对党派利益为核心的政权统治合法性,以及你分裂出去减少奴隶数目而给党派利益带来了伤害的一种反应。国家云乎哉,民族何物也,均不在考虑之列,虽然这“两件外衣”他们是一定紧披在身、常穿不懈的。

 

台海两岸的“两个中国”之争,并不是我本文要说的主题。我今天要说的是,大陆官方如何在国内公然且制度化地制造“两个中国”。在一国之内制造“两个中国”,并不仅是官方有意的制度设计,更胎生于它深厚的斗争哲学基础。变着法子找对象来斗争,是极权专制统一认识、凝聚力量、愚弄民众的不二法门。如果没有可斗的敌人,那么一定要制造敌人来让民众处于互不信任的惊恐状态之中。在斗争敌人的过程中,培养你如何逐渐丧失人性、增加兽性,站稳立场。在对敌斗争中你的“打手”资格得以稳固,这成为你参与共谋害人的“投名状”,让你不敢轻易有什么良心发现,一旦出现此种反悔的事情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当你处于官方制造的敌人所带来的惊恐状态中,你就不敢乱说乱动,那么官方就能有效地减少牧民成本,从而轻松地获取最大利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只不过是斗争哲学和制造敌人的极端化表现罢了。有了斗争哲学作为政权统治术的内核,所以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年的三十年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其频密度之高,恐怕是古今中外任何政权无出其右者。

 

有人会说,一九七九至二00九年这三十年你又怎么说呢?难道还是在搞阶级斗争么?我当然不认为这三十年来还在搞阶级斗争,但斗争哲学的内核并没有什么变化——如批评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等制造敌人的招数就屡用不休——只不过是斗争领域更多由意识形态转移到其它领域罢了。姓资姓社的争斗在邓小平的干预下,较少被人提及了,但其实是用另一种方式进行了巧妙的转化。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国两制的治港澳等政策,当然有它一定的现实作用与意义,但这样的政策其先天不足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种政策极端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态度,使得政策不具备制度约束的理性预期,人为地造成了“两个中国”的巨大差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因为没有相应的制度配套,加大了贫富差距,从而使得贫富“两个中国”群体在国内的利益分裂愈演愈烈,几达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港澳的“一国两制”看似聪明之举,但其实也只是缓兵之策。从长久来看,人为地制造同为中国人的大陆人与港澳人之间的权利不平等和身份差距,无论是对港澳还是对大陆都并非好事,除非大陆在民主自由上向香港看齐,而非香港内地化,否则香港终有被“温水煮蛙”而赤化的一天。

 

制造“两个中国”的策略,不只是体现在完全的国内政治上,就是在国际交往中,也尽情地制造国内民众与他国公民,在同一件事情上的不平等,从而在与别人的不平等中再度制造出“两个中国”。比如国内记者的采访权利不只是与国际上的记者不平等,就是与港澳台也有不小的差距。更好玩的是,同一个机构旗下的报纸,报道的也完全是“两个中国”。中文版的《环球时报》和英文版的《环球时报》真可谓有天渊之别,前者妖魔化国际声音、遮蔽国内真相愚弄民众,后者则较为真实地报道中国的一些现实,给国际上的民众一个中国政府勇于开放、中国民众拥有新闻自由的假相。一个政府和它主宰的新闻机构分裂如此,天然地制造“两个中国”,在世界上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

 

贫与富的中国、官和民的中国,当然是“两个中国”。更不幸的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就是专门制造这“两个中国”的,如城乡二元结构和户口制度,这个制度带给中国农民的伤害,并且影响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发展,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虽然制订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各级政府特别中央政府的诸种内参,就是变相地承认信息不对称的合理性。以内参反应现实真相、供给少数人看的方式,还被一些比较有眼光的机构和人士赞许,这本身就是人为地肯定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 “两个中国”的合理性。就像网络防火墙,人为制造会翻墙和不会翻墙的群体在信息获取上的不同,其实对建构整个社会符合人性的共同价值认同,凝聚与和谐整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或许是中国自古而来的阴谋统治术,使得政权习惯于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人群加以切割,从而增加群体间的互不信任,以便更好地实施巧妙地统治。但一旦一个国家里的人群在很多方面处于被人为的分割状态,那么这也必然带来由于不当切割而造成的利益博弈风险,从而增加整个社会的动荡成本,给黎民百姓和整个国家带来更多的灾难。

 

2009年11月27日下午小雨中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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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是塑造真正的公民

冉按:这是一帮年轻朋友对我的一个访谈,他们的多思善问、视野开阔给我留下比较深的印象。自己大学时代也是社团和刊物的积极分子与主持人之一,但不能跟他们现在的思想和阅读视野相比。很多人把我所处的大学时代——八十年代给神化了,这是怀旧病造成的。那个时代固然有它不可替代的地方,但并非是今天不可企及的世外桃源。那个时代似乎比这个时代多些热情和单纯,但热情和单纯,往往也是与盲动和愚昧联结在一起的,我们没有必要忌讳。

我并不认为青年人必胜过老年人,这样简单的进化论危害非浅,亦非事实。文化和社会发展很多时候并不循着进化论而来,有些老人特别赞赏和寄望于青年人,其实是话语占领权的讨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即便青年人真的崛起了,你也不能因此推卸自己应负之责。那种“我们老了,无所谓了”的言论,虽然是我尊敬的赵公所说,我依旧是不认同的。时间瞬逝,白驹过隙,中国人很容易到“无所谓了”的年龄,从而老成刁滑,世故到令人生厌的地步。此种成年人对青年人极坏的示范作用,从古至今,未有衰减,危害甚烈,那些自以为“聪明”的成年人岂可不戒之惧之?

有不少的人都有过大学学习的经历,但很多人大学毕业不久,就让人感受不到他曾经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熏陶:公民意识之淡薄,自我成长和自我学习能力之差到了令人惊骇的地步。《星空》杂志的一帮年轻人,我认为他们是善于自我学习,睁着自己的眼睛去“拿来”,并且力求认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世界的。有鉴于此我特附刊发对在下访谈的第十一期的网络在线阅读网址,以便更多的朋友能找到知音同好。http://docs.google.com/fileview?id=0B-FWrxYB-Ho0ZDc4ZTgzOTUtMGJlOC00ZmM5LTk0NGItNmFjNGNiMjAxNjJk&hl=en。2009年11月27日8:12分于成都

 

 

教育的目的是塑造真正的公民

——专访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冉云飞先生

陈琦业 方超逸

冉云飞先生是当前国内非常有名气的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其博客“匪话连篇”因为行云流水的语言风格和大胆直率的针砭而受到人们的喜爱。冉先生关注各种社会问题,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以及《通往比傻帝国》等著作。在四川地震期间,冉先生不仅在自己博客上痛陈疾呼,协调各类NGO组织,帮助调配各种救灾物资,还在灾难发生初期就赶往灾区参与志愿者工作。

采访在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光华校区附近的一个茶馆包间内进行,窗外阳光明媚,室内茶香萦绕,气氛非常轻松。有趣的是,几天前预订的茶馆居然在那时停业装修,只好另觅它处,我们不得不有了许多联想。参与活动的人员除了《星空》的两名编辑,还包括几位慕“冉匪”之名而来的大学生,整个采访过程中,冉先生敏捷的才思,泼辣的言语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教育的目的是塑造真正的公民

《星空》:您对中国现行教育问题一直很关注,认为它是困扰着我们的六大危机之一,并在《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一书中对此做了详尽的阐述,认为中国教育的危机是全面而深重的。在您看来,教育或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它与“教化”有何不同,又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

冉云飞(以下简称“冉”):我认为中国教育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只有唯一的答案。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是这样,这是很糟糕的。而在西方教育中,则要求学生有创意,有逻辑,能够自圆其说,有自己的主张。答案和选择是联系在一起的,比如我们要找一个茶楼,中国的教育会说哪一个茶楼是最好的,而西方的教育则会说,哪个茶楼适合打牌,哪个茶楼适合聊天,哪个茶楼气氛温馨适合家庭聚会,给人们不同的选项。所谓“参差多态是人类幸福生活之源”,自由恋爱幸福的概率要比包办婚姻幸福的概率高得多(众笑)。

第二,教育的公平问题。比如整个成都市,从设施和教育质量上来说,“四七九”(注:分别指的是成都市第四、第七、第九中学,这几个中学无论师资力量还是升学率都大大高于其他学校)比其他学校高出一大截。我把这些看成教育上的马太效应,也就是说优质资源仍然在向这些学校集中。这种现象就是一种先天性的不公平,要知道教育对社会公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这种教育上的不公平,会大大加剧社会的不和谐。

第三,不快乐,没有好奇心。我很难想象一个人经历了十几年的学校教育之后能够不厌学。很多人对于看书和探讨都没有兴趣,由于这种不快乐,导致了很多的人失去了好奇心。我在成都碰到个美国老头向我问路,问怎么去西藏?如果一个中国人到了这个年纪恐怕就只会莳花弄草去养生了,哪还有这样的好奇心?而没有好奇心就没有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很可怕的。不仅仅是教育,整个国家的制度都在压抑着人们的好奇心。

第四,教育不中立导致人们的思考能力下降。比如奥巴马到一个小学演讲,引发了人们的抗议。因为家长们不希望奥巴马把民主党的价值观灌输给小孩子。思考能力的下降导致了人们权利意识的淡薄和对于自身利益认识的缺陷,这样的教育塑造不了真正的公民。而你们所问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在我看来,其中至少有一点就是要提升人们的公民意识。没有公民就没有公民社会,没有公民社会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这也会加重整个制度性腐败。

第五,价值观和成功学的问题。难道人生的成功只有当官发财?罗永浩所转新周刊的“有毒的成功学”就是指的这种。当然我不是说当官发财不好,但是为什么不能提供多些选项给人们选择呢?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的时候曾经问过一个将毕业的学生,毕业之后打算做些什么?他说他要到阿拉斯加做熊类保护,中国人会如何看待?虽然这里面还有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制度问题。中国教育所灌输的价值观,就是成王败寇。这种价值观一直存在于中国的文化中,但是建国六十年来被强化了,对于成功者一味崇拜,对于失败者没有怜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人们不会平静而有风度地接受失败,而是想到要在背后搞政变,搞阴谋,打小报告。三十六计为什么至今仍盛行于中国社会,这是有深刻社会基础,其实这是丛林社会的法则。

《星空》:您认为中国古代教育的传统有哪些?有没有什么值得继承的地方?它又是如何影响着我们当今的教育?

冉:关于中国古代的教育,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教学方式,他收学生有点像柏拉图,带有一种逍遥的味道。其实孔子并不单纯是那种峨冠博带的人,他有峨冠博带的一面,但是后世出于某些目的把他峨冠博带的一面放大了,比如董仲舒、朱熹。而把他那些好玩的,生动的,更贴近于普通人的一面给掩盖了。我认为中国古代教育中仍然存在着一些自由主义的因素,比如在《论语·先进》一章中,孔子让大家讲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并没有说谁的对谁的错,而是表示他自己赞成哪一种人生理想。我跟曾点一样并不表示说你们一定要跟我一样。这也就是我所说的自由主义的一面。

第二,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存在着怀疑精神。尤其表现在清代时期的考据学,比如顾炎武。当然黄宗羲、戴震的一些观点,对专制的批评更有相当的挑战性。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文化中虽然某一种观念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并不是说与之相反的观念不存在。而这些观念则会通过对于典籍的考据被发现,被后人表达出来。这样一些精神,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星空》:为什么这些优秀方面我们自己没有继承多少而作为邻国的韩国日本却能保留下来呢?

冉: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是从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了宣扬官方的意识形态,就必须把不利于官方的方面剔掉。尤其是49年之后表现得更加明显。无论是董仲舒还是朱熹,虽然他们也进行了各种删改,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遵从了儒家的一些基本主张,比如重视家庭,重视人伦。但是49年之后这些被连根拔起,扫荡殆尽。

夫妻反目、父子成仇,诸如此类的人间悲剧在四九年后特别是文革时期层出不穷。因为我们的教育告诉人们,只有党才是值得信赖的。即使是现在,居委会很多老太太仍然保留了相当高的警惕性(众笑)。你们的父母可能经历过这些,但是也许他们不会和你们讲。是啊,有些人在这中间受到过伤害,不愿意提及。但是其实我们都是体制的一部分,没有人是单纯的受害者,只是人们的反思很难到达这一步。

《星空》:但是台湾却保存得很好。

冉:当然啊,这就是破坏与不破坏的区别。与台湾人通信经常会发现他们的用词非常古雅。不仅仅是台湾,还有香港,我去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私下与他们有些交流,会发现他们学生的中文水平特别是对传统的理解能力,比我们的大学生高出不少。

《星空》:您是如何看待现在很多大学和媒体关于恢复国学的呼吁?

冉:国学这个问题不是一般人能够讲的,对于它所教授的内容也应该有所选择。譬如我教我女儿古文,那么我就会有所选择。我绝不会教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也绝不会教她对于权力和威权的崇拜。我要教给她的是一些包含了美好的情感的文章。比如“陌上花开缓缓归矣”,我对我小孩说如果你将来能够遇到这样一位先生,将来你回到我们家他能给你这样来一封来信,我相信你会比较幸福。我提倡讲国学应该弘扬这些美好的情感,而不是为达到某种目的而扯起国学的大旗,兜售对专制独裁有利的东西,这对于现实有害,对于国学也是一种侮辱。

《星空》:您曾谈到今日语文教学和考试是古代八股文的谬种流传,如果您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的话,会怎样教学生语文?

冉:是这样,我没有去中学讲过课。我觉得我这个人可以讲深一些的,讲浅的东西功夫反而不是很高。如果我是老师,我会提倡快乐学习。教写作的话,我会首先给学生讲生活,讲自然界的各种美妙,而不会提一些什么抽象的“长大要为祖国立功劳”之类的。这是对于初中生。而高中生我会加入一些深入的思考,这种思考并不是要给他们答案,而是要告诉他们怎么去思考。

如果让我从事中学语文教育,我想在初中我会教他们写记叙文和说明文,而到了高中我会开始教他们议论文,议论之中必须有事实,而不是抽象的喊口号。文章必须源于生活,写作必须要以自身的人生经历作为底子,这样的文章才能站在坚实的逻辑之上。当然纯粹的想像性创作别是一种路数,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想像力。

范美忠在光亚学校上课讲红楼梦,要求每个学生讲一回,这样一来,每个学生都必须要做大量的准备。这样每个学生都必须在社会学、心理学、历史、文学等方面准备大量的资料,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训练过程。讲红楼梦肯定要涉及园林建筑、诗词歌赋、社会制度等方面,这对于学生的综合提高是很有好处的。

《星空》:您曾谈到我们的教育法规形同虚设,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应如何改进?我们个人能从中起到什么作用?

冉:这个还不仅仅是教育法规,中国的法律很多都是装饰性的,包括宪法。法律形同虚设的原因,第一是对权力的监督不够;第二是立法、司法都不独立,这样法律在执行过程中自然形同虚设;第三是权力不受制约,伤害了法律。至于如何改进,已经含在我刚才所说的问题中。

《星空》:近年来“公民教育”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相继成立,民间机构如周鸿陵的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杨东平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等也致力于于公民教育,在您看来“公民教育”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以怎样的模式开展较好?

冉:“公民教育”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包含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教育。权利和义务是连在一起的,比如我们履行了纳税的义务,就应该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及相关服务,并且有对政府进行批评的权利。而如果尽了义务而没有权利,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韩寒对中国的理解及其本常识是很不错的,他是当今年轻人中的翘楚,但是他曾经有篇文章写到两个小孩没纳税,我就专门写文章阐述中国没有不纳税的人。中国人有很多常识错误,流转税、消费税都暗含在商品价格中,这样简单的事情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公民教育就是要把这样颠倒的常识公布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

再比如说“国富民强”,这个概念本末倒置,只有“民富”才能“国强”。中国是“国富”但是还远远谈不上“民强”。“公民教育”必须从小事开始,大到国家小到家庭都是如此。比如一家人选择饭店吃饭,有人想吃火锅,有人想吃中餐,这样就涉及到怎么去商讨,怎么去妥协的问题。

《星空》:您是如何看待教育产业化的?

冉:我觉得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体现了很多人把教育当成一块肥肉的势利想法。但是西方并没有教育产业化的这个提法,在西方那些著名的大学,并非把学生所交费用当成其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我认为教育产业化这个提法是荒谬的,教育是关系到个人成长和国家民族未来的大事。教育涉及到人的心灵和人的价值观,产业化换个角度说就是工业化,但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能用一个模子来塑造所有人,我反对吃唐僧肉似的教育产业化。

这才是真正的青春

《星空》: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思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的?

冉:其实我真正开始认真反思自己所受到的教育是在我的女儿出生后。我当时很紧张,我对如何教育小孩没有经验。唯一可作为参照的是我自己所受到的教育,这促使我对教育进行全面的反思。

《星空》:您会考虑送自己的女儿出国留学吗?

冉:我当然希望她能够出去开阔自己的视野。但是我不会把自己的追求转移到儿女身上,这一切的决定权最后还是在她自己手上。她如果想出去,那么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我们做父母的都会支持她。我其实很希望她能够去香港上大学,我认为香港的几所大学要比内地高校好很多。

《星空》:您本人的大学生活是怎样度过的?现在回想起来有没有遗憾?

冉:其实我在大学期间,打架,斗殴,踢球,喝酒这些事情都干过。甚至包括闹学潮。那个时候的年轻老师对于学生是很亲近的,经常请我们吃饭什么的,“冉匪”这个绰号就是我大学一个老师叫出来的。但是我也看了很多书,我在老家时所能够阅读到的书籍只有教科书,在大学期间我基本上每半个学期都要换一次借书证,因为所借太多用坏了。在学校的时候,我很喜欢与人辩论,而且也有人愿意和我辩论。青春就是这样,有美好的,也有危险的。但是也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青春,我并不后悔。

《星空》:您是八十年代读的大学,在您看来,现在的大学生和八十年代的相比有什么异同之处?

冉:我觉得所谓的异同是被人为地放大了,其实差不多。有理想的人同样有理想,现实的人也同样现实。每个时代都是如此,关键是自己如何抉择。2007年我们毕业20周年开同学会,有许多同学开玩笑说:“你是比读大学的时候还嚣张,我们是被社会改变了,而你则是在改变社会。”我说:“后面一句话不对,我没有改变社会而是被社会蹂躏。”他们说:“你都受社会蹂躏的话我们岂不是更糟糕?”我说:“那只是蹂躏的方式不一样而已。”这个社会很强大,一个人要有所坚持是很难的。

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

《星空》:您对知识分子如何定义?他们应该在社会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冉:我认为知识分子是指的那些具有一定知识水平并且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人。当然我所指的主要是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专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天然是怀疑的,这种怀疑不仅仅是对于威权的怀疑,也有对于普通民众,对于民粹的怀疑。只有在公共空间里发表自己意见的人才能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主要就是怀疑与批判。

《星空》:即使中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网民,又有多少人能够读到您的文章?我们与您一样也在努力着,但是我们却经常怀疑自己的行为无非是先知先觉者的一种孤芳自赏,您认为这种努力会取得成效吗?如果会的话,那么我们和您共同期望的结果,会在什么时候实现?

冉:我并非一个职业革命家,政治本身也不是我最大的兴趣。但是我知道这种努力,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取得成就。比如说我一直在网上开博客,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骂我,甚至对我进行人身威胁。但是几年过去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也就是说他们受到了我一些影响。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能够改变教化所施与一个人的影响,在我看来就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这也是对我努力的一点报答。至于你要问我一个具体的时间,我的确是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由于我们的努力,这个时间会逐渐缩短,更多的人会被改变。

《星空》:您在很多文章中都提过,当今中国犬儒之风盛行,对于“犬儒”,您是怎样理解的?

冉:事实上我很少使用“犬儒”这样一个词汇。因为我总觉得动辄叫别人“犬儒”总好像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过高的道德位置上。虽然事实上,有很多人的确丧失了做人的底线,但我认为就事论事批评比较好。但在高压兼利诱的中国,犬儒之风的确成为了一些人的时髦选择

《星空》:但是我记得您在地震后关于余秋雨的一篇文章中使用过这个词汇。

冉: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在四九年后,在任何时代里都能为当权者所喜,都能够做不倒翁的人,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 余秋雨就是这样的人。我不记得是否在他身上用过犬儒的评判,但用犬儒形容他,说明我还算是有宽容精神的。

《星空》:章诒和女士前段时间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谈到黄苗子等人告密的事情,想必您也看过,想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冉:我尊敬章先生,但我不赞成她的一些说法,当然我不是说这些历史事件应该被掩盖。我理解她作为当事人的情感,受到伤害后的反应,但我认为更加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我们的收益可能会更大。记得好像是《往事并不如烟》中,章诒和自己也曾写道,在劳改农场她也曾经告过密并且导致一个人的死亡,但不能完全就此把章先生的一切给否定。

我始终认为对于制度应该批判,对于个人应该尽量宽容。很幸运的是,我没生在那样一个时代,否则我也没有绝不告密的道德自信。我不知道在那样一个时代里,我是否会以出卖别人来换取自己的生存,以实现自己的苟且偷生。历史应该还原其真相,但是对于个人的评价,我们应该更加宽容,有一颗悲悯的心,更加不能把现在的标准往已经作古的人头上套。

用民主制度解决群体性事件

《星空》:您在08年6月份创办了《四川信息掮客周刊》,专门发布与地震相关的、灾后重建的信息。您觉得这次地震主要暴露了中国的哪些问题?

冉:这次地震暴露了中国很多问题,比如政府不作为、信息不透明……归根结底还是制度上的问题。除此之外,大量的豆腐渣工程,也反映出社会上普遍缺失的人文关怀。单是从建筑方面来看,不只是豆腐渣的问题,而且还有建筑设计缺乏人文关怀的问题。你们看香港汇丰银行的入口空间设计,将底层架空把公共空间退还给了城市街道。这种设计不但为其客户提供了便利,还考虑到了过路的行人,也就是他们潜在的客户。在星期天,害成为外籍保姆席地而坐、野餐聚会、休息打牌的好地方,这充分展现了设计师的人文关怀。在这方面,香港大学老师、建筑师和建筑评论家朱涛先生有比较好的阐释。

还有刘家鲲先生设计的胡慧姗纪念馆,它是为了纪念一个在512地震中消失了的普通生命而建的。这就是对每一个个体的珍视与尊重,这样的设计可谓是对现存制度的深刻批评。我是用文章质疑政府的不是,而刘家鲲则用他的建筑彰显了震区建筑的不良。

《星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频发,您认为群体性事件的起因是什么?如何才能有效的解决这背后的问题?

冉:目前的群体性事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官民冲突。当矛盾积累到了一定临界点,一点小事就能使整个事件失控。很多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导火索只是一些小事。这个社会没有提供一种缓解矛盾的减压阀,法治不彰、没有独立媒体、政府公信力下降等都是群体事件频发的原因。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还是只能从政治制度着手,权力必须受到监督,防止其侵害普通老百姓的权益。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可以说已经很尖锐,如果任其继续发展下去,可以预见群体性事件还会继续发生,规模也会更加扩大。

《星空》:您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一直在呼吁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在您的心目中,真正的民主到底应该怎么定义呢?

冉: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它是最不坏的制度。真正的民主,多数人的意见理所当然的应该受到尊重,同时少数人的利益也不能因此被忽略,这也就是民主与多数人的暴政之间的区别。而要实现这一点,一整套制度的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权力的监督,权力之间的制衡等。真正的民主应该是宪政民主。

责编:韩青 李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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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石男:把死人写活——读《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

冉按:这是宋石男兄为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所写的书评,其简本刊于深圳《晶报》。四一在这文章里对在下多有奖誉,大家不必照单全收。拙著刚上架,自认为还有些新意,需要得到朋友们更多的宣传,有兴趣者不妨读一读写篇评论,本人在此特别感谢。老实说,我非常喜欢做这样的学术研究,但也不愿意放弃对公共问题有所言说,想实现二者的均衡,所以请有意的朋友们买我能出版的书籍来支持我,十分铭感。2009年11月26日8:30分于成都

 

冉匪云飞新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一部史传文学作品。何谓“史传文学”?兼具史学之严谨与文学之灿烂也。何以言不可多得?把死人写活也。

 

中国传统史传文学的第一等文字,当是龙门之《史记》,震古烁今、惊采绝艳,其体裁之独创,熔铸之精心,语言之高妙、叙事之跌宕、思想之豪壮,后来正史无出其右。然而,伟大的《史记》并未催生出伟大的史传文学后继者。中国的传统史传文学,论数量则汗牛充栋,以千万计的碑传、行状、墓志、杂传,浩浩荡荡,如烟如海;论质量却多不足道,只是掩埋贵客大人的漂亮棺材——甚至连漂亮都算不上,三两块木板,七八个钉子就草草了事。

 

中国的传统史传文学,在清代有一家平地崛起,光芒万丈,那就是全祖望《鲒埼亭集》的神道碑、墓志、杂传。咫尺篇幅而有千里气象,情感不可谓不烈,材料不可谓不富,腕力不可谓不巨。然而,以现代眼光观之,由于写法及篇幅限制,全祖望的传记文学,仍只能归于精致小品行列,难称巨著。而全祖望以下,碑传体作品更等而次之,翻读清碑传全集,写人多如记流水账,何年死老爸,何年入学,何年中进士,何年得官,何年致仕,何年挂掉,其叙事了无生趣如奸尸,传主没有丝毫神采,读者也没有丝毫快感。他们写的是死人,也确实将人写死了。

 

全祖望之后,又得一笔力千钧之人,那就是新会梁启超。他的《李鸿章传》、《康南海传》等史传作品,笔锋常带感情,持论又常精准如老吏断狱,虽偶尔也夹带点私货,仍不失为一流。但他的写法,仍是传统史传文学之放大版、精彩版,较少运用相关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统计学等方法,并不能说迈入了新史学的天地——虽然任公曾对所谓新史学再三致意。

 

任公之后,高唱复兴传记文学的学界巨头,乃是胡适。他尝试撰写传记,并写过大量评述传记文学的文章。他比较中西传记之利弊,说:“吾国之传记,惟以传其人之人格,西方之传记,则不独传此人格而已,又传此人格进化之历史”,以为水平线上的史传文学,当研究传主“人格进退之次第及进退之动力”。胡适的标的悬之甚高,但自己未必能达到,他写的传记种种,干瘪平淡,难说是一流作品。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史传文学作品每年都有海量上市,但水准线上的作品,并不算多。如果要举一个典范,我愿意提名冉匪新出的这部《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是著之最大特点,正在于把死人写活——使“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复活,而且是作为一个病人复活。

 

把活人写死易,把死人写活难。冉匪此书,虽不能说达到了无法企及的高度,但至少为吴虞研究者树立了一个不那么好跳过去的标杆。此书主要以《吴虞日记》为中心,旁征博引上百种书籍、报刊,分为社会生活、人物交游、思想人格三部分二十二节,每小节分开读是一篇精彩的专题文章,合在一起则勾勒出吴虞人格进化或退步之历史,其所身处的民国时代之社会生活样貌及学者文人之群像。具体而言,《生活面貌》部分写民国成都人贩交易、餐饮、医疗、购房、日常消费等,颇有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的风味;《人物交往》部分写吴虞与廖平、胡适、周作人、刘师培、青木正儿、林损等人的交游,通过个案的编织描摹,民国文化生态圈的轮廓呼之欲出。《思想历程》写吴虞在北大,吴虞的阅读与知识谱系,进而从心理学上分析作为“病人”的吴虞的几大人格症状,可算全书最有深度也最精彩的部分,不可错过。

 

纵观全书,在驾驭史料方面,冉匪可谓相当从容,也颇为精明。一部《吴虞日记》,普通人读来也许如牛嚼牡丹,过后即不知味,他却独具只眼,往往见人所未见,发人所难发。

 

聊举数例:

 

《民国人贩交易》一节,冉匪通过吴虞日记的记载,以及当时报刊的相关报道,将其时草民贱如泥,人肉廉如鸡的惨景悉数揭发,如交易的角色定位、谈判技巧、经济博弈、历史渊源等等。与此同时,吴虞的性欲及性格,也悄然白之于众。

 

《生活中消费的新事物》一节,提到吴虞日记中有喝牛奶的记载,普通人可能看过就算了,喝的又不是三聚氰胺,有啥惊悚的呢?不然,冉匪通过征引巴金年谱、林纾年谱,乃至法国史家白吉尔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说明喝牛奶不止强身健体,更是当时的一项政治诉求,在吴虞喝牛奶的背后,是其对科学的信奉,对西方时尚的追求。此外,冉匪更通过日记中的牛奶价格及当时相关物价记载,考出喝牛奶在其时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普通人家无能为力。更进一步,冉匪还通过吴虞让家人分享牛奶的做法,揭发了其暗藏的经济脑袋与等级意识。平常如喝牛奶而冉匪一波三折,层层深入,说他是个不长头发的福尔摩斯,也不为过。

 

积累越厚,纵笔越肆意。《吴虞与廖平》一节,冉匪开篇不直奔主题,而是用几百字篇幅,通过征引《六译先生追悼录》、《清代七百名人传》、《明清巴蜀文化论稿》等书,叙明末至民国巴蜀文脉的气运变迁,要言不烦,颇启人思。同于此节,冉匪还发掘吴虞在日记中丑诋廖平的文字,以见其心态。有趣的是,吴虞丑诋廖平,只是因为后者嫖妓。十年后,吴虞在北大教书,公然嫖妓,为人攻击,他则骂攻击者为“孔家店里的老伙计”。不知此时他是否还能记起,当年在日记里嘲诋廖平“道德如是,可发一笑”?

 

交游部分,冉匪的发见也颇多,如论吴虞与郁达夫,可补郁氏年谱之缺,论吴虞与李劼人,可补李氏年谱之缺。个人以为,此章以写吴虞与廖平、刘师培、胡适、青木正儿、林损等五节最见功力。尤其是吴虞与胡适一节,将他对胡适的尊敬与较劲,满足虚荣的同时又满溢嫉妒的关系及心态,揭发得淋漓尽致。比如冉匪观察到吴虞在1921年的日记里,专门记其演讲前胡适携手,演讲后众人鼓掌,说明其非常在意于北大的第一次演讲的效果以及胡适的反应,狂妄骄傲而又患得患失,可笑也可爱。再如他在北大逛妓院,被很多人攻击,他逆反心理上来,决不低头,反而大写歌颂妓女姘头的诗,还印刷出来,四处分赠。胡适对此不以为然,但吴虞仍执意送了一本给胡适,至于后者如何处理此诗集,就不得而知了。

 

全书的高潮部分在最后一节《对吴虞的心理学分析》。吴虞此人,的确比较怪异,不止在社交上,而且在家庭中。他跟老爸打官司,虽然胜了,只是惨胜。此后提到老爸,他一般都用“老魔”形容,对其的厌恶至死不改。有意思的是,他的女儿对他也毫无好感,她给胡适写信,称吴虞为“吴先生”,还痛骂其续弦之夫人为“娼妓”,“下流妇人”。我读冉匪是著,感觉吴虞病象虽多,核心还在于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外壳及甜蜜内核。以我的经验及判断,一个人若有家庭的保护与寄托,变态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反之则极可能变态、厌世乃至自杀。无家则无爱,吴虞一生虽然两次娶妻,多次纳妾,但我们看不到他的家庭归宿感,也不能看到太多他对人的爱情——包括亲情、友情。

 

说回来,冉匪分析的吴虞之心理疾病,第一是压抑。压抑来自父母不和的童年及与父争讼的青年。第二是道德红字。也就是“不孝”恶名对其的伤害,以及执意放荡遂遭卫道士围剿的孤寂。第三是认同危机。吴虞日记里四处记载他人对其的表扬,虽只言片语而不肯放过,自恋程度直追水仙,背后藏着的则是深刻的不自信与认同缺失。第四是过度防卫,这其实可以与第五的缺乏安全感合并。一般来讲,缺乏安全感,多半会产生过度防卫。比如人们在车祸现场,用带笑的语言来调侃死者或惨祸,有时并非是没有同情心、天性凉薄,而是因为恐惧自己成为车祸受难者或为了忘却车祸带来的心理伤痕。吴虞日记里曾写他做梦都在写文章骂人,进攻性与战斗力真是令人发指的强大。事实上,吴虞极其好骂,在他的日记里,众多知交朋友都难逃被奚落乃至痛诋的命运。清中叶的汪中好骂,但他当面骂,或者写文章骂,至少目前没有发现他在私人日志里使劲骂。晚清的李慈铭好骂,也在日记里骂,但他基本上还是学术批评,一般不攻击他人的道德人格。吴虞不一样,他当面骂,背后也骂,骂别人的学问不行,也骂别人的人品不行。若要评民国第一骂家,至少在日记领域他可能是第一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传主犀利解剖的同时,冉匪并未忘记“了解的同情”。清人戴名世曾说,对古人应“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稍后的章学诚也说:“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冉匪做到了这一点。他在自序里说:“吴虞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是个真正的孤独者,孤独到让人悲悯的地步。他孤独不是因为他高深,而是因为他与人群总处在游离状态之中。他与时代并不合拍,与父亲不共戴天,和家人冷漠客套,与朋友几乎无真交心者…… 吴虞好像跟所有人暗中干上了,因为他几乎没有可以相信的人,这让我感到他实在是太孤独了。本来想去崇敬这位研究者,但读着读着,特别是写着写着,我忍不住同情起他来,最后当然开始同情自己。我们每个人面对时代和社会的制约,其间的不自在与求生的分裂,令人如此抓狂,只不过许多人的行迹没有记录下来罢了。”

 

总之,冉匪此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对史料的处理,用福尔摩斯的侦探本领,用二郎神的眼睛,用特蕾莎修女的同情。经过此种处理的史料,有着心灵的投射,往昔的死物与亡灵,于是魂兮归来。

 

章学诚曾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我的理解是,记注也即史料需要严谨,在方正中藏着智慧,撰述则需要灵性与理性,在圆熟中乍现神光。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传统史学中充斥的史料崇拜可以休矣。史料没什么了不起,仅仅占有而不处理史料的人,算不上合格的历史学家。就像一个商人,仅仅占有产品而不将之营销,那就算不上合格的商人。我愿意将冉匪称作一个出色的史料商人,我也认为《吴虞》是一部水准线上的文史作品——它是一扇大门,走进去的人将得到一座花园。

 

 

延伸信息:冉云飞《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价格比较和进货渠道。http://www.douban.com/note/5152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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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已无卢作孚:序

冉按:这是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卢作孚研究专家赵晓铃女士即将出版的新作《卢作孚之死》一书所写的序,该书将分别出港版和大陆版,此序只能在港版中刊出,今刊于敝博以飨读者。2009年11月25日8:07分于成都

 

 

 

 

众所周知,卢作孚(1893—1952)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越的实业家、有深特见解的平民教育家,更是一位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诸方面——无论是物质生活之改进还是文化生活之丰富传承上——对民众都有深远影响的著名的社会改良人士,他诸多不凡的业绩至今仍使人们怀念不已。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卓越之才,爱人爱家爱国的赤子,忽于国祚鼎革不久之后,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八日初春的黄昏自杀于他的故乡重庆。除了传媒在非常小的范围有过死因不详的简短报道外——当然在只给一定级别领导干部看的内参里,就说了一些自杀的实情,其基本结论为,卢是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就是后来许多书籍对卢作孚自杀的事实也语焉不详,讳莫如深;众多研究者且加意掩盖,曲为之说,涂饰那段让卢作孚不堪其苦的自戕历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大家逐渐热衷于提及卢作孚的丰功伟绩,赞美他不世之劳的时候,他真实的死亡之因依旧是个不可碰触的雷区。赵晓铃女士的《卢作孚之死》一书无论从具体的史料史实之细部呈现上,还是从社会大背景的诸种政策的梳爬研究中,都极好地解读了卢作孚自杀的深层原因,堪称卢作孚研究的力作。《卢作孚之死》对冤死九泉之下近六十年的卢作孚先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同时也是作者用自己辛勤的劳作给世人一个诚实的交待。通读全书,说她对于卢作孚先生为人做事的理念有着极深的体认,对卢先生的异常死亡抱着很深的惋惜与痛苦,作为后生晚学的她——卢先生自杀时作者还是髫龄稚童——是卢先生的异代知己,绝不是过誉之辞。也算是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却不被当轴重视的重庆,稀有地留下了卢先生精神的遗脉吧。

 

                  一:老实写来

 

给任何人物写传,撰写他某一个时期的事迹,或者是评骘他们,不论讲究怎样的写作技巧,事实、史料总是第一位的。言之无文,固然行而不远,但夸诞不实,却比老实写来要坏得多。我认为赵晓铃的《卢作孚之死》,无论是从史料之不懈搜集上,审慎的议论中,还是没有唯一答案且不轻下结论的方式,都是那些喜欢拿唯一答案来让读者过瘾的作者所不能比拟的。要我说,《卢作孚之死》有什么好,那就是老实写来。

 

老实写来,似乎悬的不高,看似容易,实际上在我们的写作和言说环境中却是颇为不易的。卢作孚先生的正面意义,现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肯定,虽然这肯定里面大多是符合当下需求的选择性记忆,但逐渐恢复那些被阶级斗争抛弃和意识形态所毒化的做人行事之基本原则,才能真正理解卢作孚所秉持的做事为人的理念。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没有查阅档案的阻碍,以及写作的困惑的。因为作者和我们很多人一样,自己所受的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的大背景,全是在阶级斗争和仇恨教育比较疯狂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久受缺乏常识之蒙蔽,这是她常与我相谈或者写信时,屡屡提及,犹有余痛的事。因为知道真相越多,越是痛感自己以前所受教育之病毒,始知自己为何以前对社会与人事不能有相对正常的态度去审视与观察,并得出相对允当之评价。同时言及《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张纯如的内心苦痛,并探究她何以自杀来加以自我确证。

 

事实上,在四九年后接受基本教育的中国人,只要你不蒙住自己的眼睛并习惯视而不见,只要你不废自己思考的头脑且善于自我欺骗,只要你不想自我麻醉苟且到认同谎言遍地的现实,那么我们都会有一个痛苦的自我校正并转而求真务善之过程。想一想一个人不仅要有关公刮骨疗毒的勇气,还要有自我解剖与清污的实际行动,仿佛要跟自己以往所受的基本教育价值绝裂。这一种历久弥深的痛苦与无休无止的挣扎,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很难想像的,所以对于那些能告知读者一定真相的人,有些人不仅不会认同、不会感激,缺乏自我控制能力者可能还会谩骂你,此种风气在网络上尤其明显,其实这从心理学上是可以找到相当之依据的。因为此种自我否定,相当于颠倒自己以前所认同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对那些特别自负的聪明人与成功人士如余秋雨先生这样的人来说,总是愿意沉浸在自己作为“不倒翁”的辉煌状态之中,面对过去之非而死不认错,宁愿抱着错误命赴黄泉。进而要从心底里认识到,所有向善的改变,都不是强迫别人做出的——想一想我们从小不得不接受的那些你必须学习而且要考试的诸种“号召”吧——而是一种自我改善的自觉行为。这里面没有逼迫,没有外在势利的诱惑,有的是做一个真实的人之自我完善的需求。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所以作者在写到卢作孚自杀有关系的人和事时,才用非常细致的材料,用能找到的切实的档案,加上采访到的各方人士的说法,互相应证,务求接近事情之真相。尤其是对卢作孚生死攸关、幽明殊途的自杀之日——亦即对1952年2月8日的自杀,经过诸种符合逻辑的反推与论证,其描述之细致,话语不急不速,可谓有理有节。我们都知道卢先生自杀的时刻快要到来了,但作者却并不急于让那最后时刻到来,更不急于做一个自杀的结论。虽然我们已然知道卢先生自杀的历史,但我们还是不敢想像那一刻的来临,但我们又极欲想知道造成他自杀的远因近果到底来自何方?而作者并不急欲给我们一个答案了事,她层层剥笋,偶尔不经意的议论,点到为止,绝不陈义过高,深文周纳,对相关人物作过于深苛的评述。

 

作者去年采访当时公股代表、长航局退休的党委书记,直接参与2月8日批判卢作孚先生的张祥麟时,也极为克制自己的笔调,有一种从那种阶级仇恨教育之下脱胎换骨出来的人,难得的忠恕。但我们读者却可以从中看出她竭力想表达讲者与听者双方在心理上微妙的变化,其捕捉内心变化之细达毫芒,真有令人颤栗之感。但忠恕与宽容,却绝不损及她对“有些事要弄清楚”(龚明德语)的董狐之笔,以及对张祥麟用莫须有的皮大衣来引火烧身批评卢先生,将卢先生引向绝境的基本事实。卢先生的自杀当然不会是哪一个人如张祥麟的批评、关怀的背叛,或者是童少生对他或是不得已的冷漠孤立所造成的,而是彼时官方制造的四面楚歌的大环境给卢先生带来的压力等综合因素而引发的。但再坏的制度,总不能替单个人洗涮自己所行的全部之恶。每个人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恶事——无论是有压力下的违心之举还是主动对强势者的投怀送抱——都没有准能替他背负自己所应担的罪责。有些人总对自己所做的违心事包括恶事,自以为能找出诸种说得过去的“替死鬼”,还以受害者的面目作无辜状来讨同情。老实写来,加上一颗宽恕的心,使得《卢作孚之死》里对诸种人事的描摹议论显得可信、充满反思但也不乏同情之理解。

 

                  二:史料搜集

 

凡是真正搞研究的人,都知道搜集史料的重要,不亚于你最终做出的所谓结论。事实上,如果没有翔实的史料,认真的梳理,详细的论证,你所得的哪怕是耸动一时的所谓于某人某事的结论,无非是七宝楼台包裹着一堆互不关联乃至抵触的碎片,没法接受真相与事实的校正。而《卢作孚之死》在史料搜集方面,却用了很大的心力,在目下速食品过多的所谓“研究”中确实有其特异秀出之处。

 

作者查阅了大量的与民生有关的书籍史料。从民生公司自己所办的刊物和报纸如《嘉陵江》、《嘉陵江报》、《新世界》上,摘取了不少没有收进《卢作孚文集》以及其他人研究著述的史料,从而用民生公司的企业文化、管理与经营理念,经理团队特别是卢作孚先生一些细致入微的言论,来丰富自己的论点。不特如此,作者花了大力气采访与民生公司有关的人员及其后代,做着相当于“口述历史”的详细工作,使得历史不再是一堆沉闷的数字和业绩堆砌,而是由活生生的人浸杂其间而生发出来的,在周达吾、李邦畿等老人的叙述下,显特温情而丰富、鲜活而实在。

 

我曾在旧书市场上花一千元钱搜到两个旧日记本,是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1945年、1947年两年全年的日记,她听到后不禁雀跃。在她看来,重视民生公司每一个个体,和重视对卢作孚先生的研究同样重要。因为卢作孚先生的精神气质和公司理念,必得靠每个平凡的个体展现出来,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民生公司之所以能够成就一番事业的因由,也才能更为广泛地观察到卢作孚先生对民生公司乃至社会的影响力。后来我对这两册日记详加阅读,整理撰写出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文章《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也蒙她采用嘉纳,这说明她对史料总是细大不捐,总要从诸多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人事,以期不因单文孤证而显得言说无力。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史料搜集细节是,她利用研究文革很有成就的何蜀兄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的机会,给她复印回来的关于卢作孚之死的内参报道——新华社的《大参考》用“私营轮船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畏罪自杀”加以报道——对卢作孚极尽污蔑之能事。这则消息当然是一般人所无法看到的,因为信息过滤和屏蔽,人为地制造信息不对称,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照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将卢作孚与张之洞、范旭东、张謇并列为四个不能忘记的实业界人士,公开与内部的评价为什么反差这么大呢?充满吊诡意味的中国,公开的评价往往只具有荣誉性质,而私底下的评价则颇有点定谳作用。

 

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不仅借助文献材料,而且到处遍访故老文物,以期获得第一手资料一样,《卢作孚之死》的作者也是以此作为模范矜式的。我不会说《卢作孚之死》的作者就做得如司马迁一样好,司马迁是一座高峰,那不是寻常如我们所能望其项背的。但像美国著名汉学家Jonathan D.Spence(乔纳森.斯宾塞)的汉名叫“史景迁”一样,作者心里面充满着对司马迁无征不信和文质两胜的史学范式的追摹,那是必定无疑的。她在重庆档案馆、武汉长航档案中心、广州民生公司档案处等地梳爬出来的资料之丰富,根本就不是《卢作孚之死》一书所能完全涵盖的。这一方面保证了《卢作孚之死》史料的翔实性与丰富性,同时也让我们对她下一步的研究抱有极大的期待。我还记得作者在搜集史料的过程发给我的信及图片,那种变废为宝、荜路蓝缕的欣喜,虽然隐藏在字里行间,但我依旧能够感受她的快乐与伤感。快乐是因为她发现了此前不少卢作孚研究者未曾发现过的东西——大暑天到武汉、大冷天到广州不停地查阅档案吃灰尘,手翻虫吃鼠咬的旧档,作记录拍照——因为这是以苦为乐的报尝;伤感是因为她发觉自己所掌握的资料越多,越对民生公司的诸多人员在彼时的不堪遭遇,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苦,这些都可以从她琐琐记来的文字里体会出来。

 

                  三:审慎议论

 

我在看完《卢作孚之死》第一稿后,作者又在短时间内寄来了几次的修改稿,务求准确,都有来历,不虚美,不夸饰。如从更新的材料里获知,由港归来的七艘轮船一直使用到八十年代初才“退役”,所以她不惜将原来的讯息和判断删除掉。另外,作者给我来信说她去采访一些人事的时候,“有些事情沉痛之极。……其实我是紧咬嘴唇,才没有当场发作的。这类事多,令人欲哭无泪。”但在她将一些资料公开表达时,却有相当之节制,这并不是害怕不必要的人事纷争,而是要尽量控制情感对事实的伤害。不特如此,她尽量地叙述事实及其间的因果关系,却非常审慎地做价值判断。这就像写作《罗马帝国衰亡史》的名史学家吉本看来,历史无非是对事实的正确记载和对历史事件之因果关系的恰当处理。我不能说《卢作孚之死》完全做了这点,但她却不知不觉地在这样做,这是值得赞赏的对史料的使用和评判态度。

 

我赞扬《卢作孚之死》一书里很多时候给出一道题的多种精彩演算方式,给出自己写某些人事的实际方法,而不是给一种自以为正确的答案了事。对于历史来讲,我们固然不可能完全客观地呈现。因为你在选择能找到的材料时,就有诸多限制,不一定能找到诸多互相矛盾的材料,以利辨析驳难。对于真正的研究者来说,不能只满足于找到支撑自己论点的材料,关键要尽量去找能反驳自己论点的材料,至少要尽量不隐瞒,不避讳反对自己结论的材料。那种板凳上钉钉的事,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除非运气很好,真是比较难以遇到的事。当然这不说就无法找到一种接近事实与历史真相的办法,我们也不应该对追寻历史采取那么相对主义到近乎虚无主义的态度。

 

但审慎地议论,并不表明作者就不议论,但论不必有据,且具相当的节制与技巧。如说到卢作孚先生与一些高层人士客气的工作往还,后来的人往往视为很高的荣誉,作者对此有相当沉毅蕴藉的评论。此种曲笔透露出作者的想法是,要是卢先生本人的话,他并不会把这种往还视为多么值得一说的事,我认为作者这样的想法才是卢先生真正的精神传人。大家都知道香港割让给英国是一桩屈辱的历史,但情感不能代理智的思考,屈辱的香港惠国人亦复不少,但论者必须越过爱国主义困局来看待这个问题,始能有相对理性之态度。“真亏了那时有个香港,国共双方都不能控制,私有财产还会受到保护,轮船转移到此,相对保险。就连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政协会议的各界知名人士,也是先到香港集结,然而从海路北上的呢。虽说那时香港在英国人手中,以为这就是中国人的耻辱,可历史事实就是这样,战乱中,香港成为缓冲之地,为中国保存了多少精英人物和多少财富!历史不远,香港之惠不应忘记。”这个论断我基本上同意的,但不可对此过于夸大,香港也不只有利于 “新中国”,且让我们看看杭立武先生的说法。“英国对中华民国最后之一友好行动,为应中国政府之请,假(此字疑为衍字,不然似乎不通——冉注)扣押在香港之七十余架中国民航空司和中央航空公司之民航机,两航空公司系由政府所支持,总部设于上海,当时上海已落入共产党之手。两航总经理由港飞沪投共,倘此批飞机当时落入共党之手,在其侵略台湾之企图上,可能发生极大之威胁。”(杭立武著《民国政府时代之中央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2月初版P31至 32)其实我想不是卢作孚在港的船只不重要,事实上台湾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可能因为民生公司系私营企业而遽行扣押之办法,会引起相当大的纠纷所致,虽知 “两航空公司系由政府所支持”的。香港作为自由之地,它在处理国共两党的关系上相对中立,不管你共产党叫“两航起义”还是国民党叫“飞沪投共”,它都按相关的国际关系法规来处理诸种事务,国共双方都从中得到了自己的好处。

 

我在读了《卢作孚之死》一稿后,非常赞赏作者议论的节制,而且其间的曲笔也很引人深思。但作者却对我说:“有的结论我出得相当慢,不是曲笔,是真的没有想到有这样黑的事!”为什么她得出结论相当慢呢?一来她要慎下结论,二来她是受“正面”教育成长起来的人,看到那些在报纸上被宣传得好好的人竟然做出这许多的恶事,虽然心里面有许多准备,但还是难免意想不到。这意想不到,使她做起结论难免不慢。这“慢“里面掺杂着多少难以言传但可以深说的东西啊。

 

                        四:好人出局

 

《卢作孚之死》写工会的为官方所用和私营企业之改造,是我认为本书最出彩最有深度的章节,而写卢先生之死是最令我感动的篇章。作者虽然看似在写卢先生之死,但整本书却在探讨卢先生为何死,四九年后好人为何屡屡出局,这种至今还不能公开争论的话题。对好人为何出局的扣问与探讨,已然触动到我们制度的内核,虽然她并没有利用任何政治学原理来阐释何以好人出局。

 

收入《卢作孚文集》里惟一一篇生前未刊讲话稿《公司的任务》,讲于他从港北归后不久。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卢作孚彼时没有想到官方即将搞公私合营的 “高招”,丝毫看不出卢对于将遭遇不测风险的预见。卢作孚当然不是未谙世事的人,以他在民国时代与上至蒋介石下到贩夫走卒的社会交往能量,他绝非不通人情世故者。但他只通中国传统之人情世故,却必不能通新朝之不受传统约束之“新”,此种“新”式做法,令卢作孚疲于奔命。作者对此感叹道:“卢作孚是历练的,他应该知道,一个国家在大的格局变化之际,人们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都会有反常的表现,但意识形态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对道德的颠覆,导致人性恶的大面积释放的程度,他不可能预料得到。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大规模地对人权对人的尊严的侵犯,在中国大地上是第一次演出,在全国范围内,除了过去在红色根据地经历过肃反,在延安参加过整风的人以外,还没有人经历过。”的确,面对四九年后许多带有“发明”与“创新”性质的惩治方式,不管你如何学富五车,洞明世事,如何了解世界风云,如果不能对政治垄断和极权政府有相当深透之了解如胡适(胡适二十年代也曾看不清苏联的本质,后来才加以修正)一般,你很难看清这一切。这也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无法看清共产党的面目,在四九年后遭受一系列不白之冤的根本因由,因为新朝的许多做法前无古人。

 

我之所以从卢作孚自杀来说四九年后“好人出局”的普遍现象——此种“好人出局”现象类同于谢泳兄所说,四九年后常采取“谁说得对就不听谁”的做法一样,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普遍现象——并不是要作空洞的道德捍卫和不实谴责,我对道德至上和道德泛滥有着自己历练后的排拒。因为在我看来,没有真正的法治保障的情形下,道德至上和道德泛滥,只会使虚假道德泛滥成灾,诞生大量的伪君子,对真正自律的道德建设于事无补。我只是说一个社会在制度设计上存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是值得我们多加深思的。我们可以从《卢作孚之死》中看出抓郑璧成、枪毙陶建中、遣散邓华益、辞退早已精于业务的船上护卫和日常工作骨干,利用工会来掺沙子,强行制造劳资纠纷,人为制造紧张空气,从而架空卢作孚的实际权力,让他成为一个进退维谷的儡傀,陷入做事不能、指挥不动的尴尬境地,最后造成不得不接受以公吞私的所谓公私合营的做法,是典型的逼令好人出局。

 

作为官方派来民生公司的公股代表何郝炬、张祥麟二位,在民生公司公私合营中的表现是非常突出的。但二位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所接受的访谈之中,并没有真诚地意识到自己彼时所作所为给卢作孚先生和众多民生公司职员所带来的严重伤害。直接责任人都愿意将自己应负之责推到大环境和当时政策身上,从而避免良心和道义的谴责。作者对何郝炬虽有批评,但还是给予有限度地理解:“当时对资产阶级采取的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既不能利用不足,又不能限制、改造不到位,把革命的两手都做得天衣无缝,需要很高的手段和水平,对于何郝炬这样年轻的干部,实在不容易,何况他还要学习进城以后工作的专业知识呢。”公股代表的到来,官方掌控的工会的强行介入,以站稳阶级立场为要务,人人都需过关。在人为制造敌人的氛围中,作者分析道:“有的老民生人记忆中,常常对当时态度显得 ‘势利’的过去同仁、朋友不原谅,以为很受伤害,以为过去朋友的态度还不如某些党的“领导”。应该明白,党的‘领导’对你好是体现政策,而过去的朋友对你好,却是‘划不清界线’,会危及他自己的身家性命呵。”这都是理解那时候人心世态的见道之言,虽淡淡写来,却有穿透彼时阴霾、拨云见日的能量。

 

在卢作孚先生自杀前两天,他做了有生以来第一次当众检讨。卢先生虽然算得上是一位现代企业家,但在立身处世上却近于传统的士,“士可杀不可辱”的念想,一定在他内心反复纠结而不能自解。“1952年2月6日,上午八时半至十二时,民生公司资方代理人学习小组会上,二十多年来在民生公司享有崇高威信的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这时已让资方代理人专门开会学习,这种另类的待遇不知与会者是否感觉无奈与屈辱。”而公股代表何郝炬在事隔几十年后的晚年回忆中,却还说卢作孚对他并不交心,你如此刁难和侮辱别人,在几十年后依旧没有丝毫的反省,实在是做人都没有一点像样子的进步。诚如《卢作孚之死》一书作者所言:“可以肯定,卢作孚从香港回公司以后,一直生活在‘革命的两手’造出的氛围之中,这种氛围,真是可怕到令人窒息。卢作孚如何对公股代表说‘心里话’?真的能做到‘肝胆相照’,哪里还有后来的悲剧?”

 

                五:几点补充

 

《卢作孚之死》对卢作孚的死因,包括对卢作孚最后几年的公司运营和社会活动的研究,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这是值得我们深加赞许的。但也并不是说其中就没有可补充之处,兹就我的一孔之见,从观念和材料上做些补充,已使将来的卢作孚研究更上层楼。

 

卢作孚长期经营实业,一生都穿插着对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的热爱,当过短时期的官员——曾官至国民党交通部次长——但最终还是复归而经营他的民生公司,至死不渝。他是相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点滴改良的人,但他和许多起于民间的人物一样,身上免不了有些民粹主义风尚和乌托邦的幻想。比如想在自己所建设的新村给职工解决一切,包括子女及家属的问题,这点和现代企业精神与社会分工的现实是不相契的。“公司的问题职工解决,职工的问题公司解决”,固然使得公司似乎亲如一家,但公司究竟并不是家庭,再好的公司都不是家庭。人是有角色和地位扮演意识的,一个人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和在工厂中所处的角色是绝不一样的——许多人的家庭不和与悲剧,就是因不少人把自己在单位的角色和社会上的地位带入家庭,角色错位而造成的——把人一生的多重角色重叠在一种角色上,会给公司和家庭都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这一点已为许多社会学研究者所证实。同时对公平的结果、对平等的过于追求,使得卢先生对程序正义和自由竞争并没有倾注相应的心力。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受彼时凯恩斯强调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影响,其所强调的计划经济虽与四九年后的计划经济有许多的不同——前者强调财产私有,而且完全主张所谓的国有——但同属计划经济自不免有暗通的后门。民生公司的主要根基固然在大陆,卢先生一系列的文化建设与实验的重心都在重庆,但他在经济建设和政治认知上似乎更像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对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真正的自由竞争,缺乏相应的符合长远期待的体认。这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的左倾,有着很深的思想基础和乡土感情,从而与多方面因素综合在一起而促成他由港北归。

 

卢作孚想按自己的想法公私合营不得,又被强迫按官方的旨意合营,使得民生公司陷入亏损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这不能自拔,当然不是卢作孚没有能力,而是官方故意让你不能自拔,从而使你不得不接受他们所有苛刻的条件。在这过程中,官方已经把民生公司这样著名的私营企业当作后娘养的了,在各方面管卡压,业务不饱和。如有业务,也是首先拿满足长航局这样的官方嫡生子。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刘伯承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发布一项命令——“为嘉奖长江航务管理局重庆分局全体职工及各轮船公司海员由”——“成渝铁路工程现已胜利完成,全线通车,对于西南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有巨大的贡献。你局全体职工及各轮船公司海员,在运输筑路材料及机车车辆等工作中,积极努力,克服困难,超额提前完成任务,保证了筑路工程及各种设备的顺利达成。成绩优良,特此嘉奖,希共努力。”(西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编《法令汇编》1952年11月版第110页)这个嘉奖令中已然透露出,这些国家的任务是不会拿给私营轮船公司来运输的,且这种做法已在某种程度上制度化了。复以工会从中作梗,劳资关系更形紧张,从而自行“要求”公私合营,使你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伸。而官方则可以据此自我表扬,说自己是如何地“民主”,如何不遗余力地“尊重”私企的利益,冤魂之上的牌坊已然高耸云霄。

 

关于1949年9月2日的重庆大火,涉及民生公司职工的壮举,《卢作孚之死》有大量第一手资料首次披露。关于重庆9.2大火的起因,国共双方各一执说,但也有像孙曙先生一样相对有纠偏性质的研究,基本性可以确定既不是国也不是共在放火。但前不久读周开庆编著之《川康沦陷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年10月初版)里发现几条与9.2重庆大火有关的资料,可以见各方人士对这次大火的看法,因为大陆的朋友不一定能看到,姑录于此,以作备考之资。当时在重庆的蒋经国所记如下:“值此西南局势混乱之时,重庆市中心陕西街发生大火,延烧竟达十二小时之久,灾民呼号之声,惨不忍闻。”(P39)而将军孙震则干脆直说:“重庆匪谍于九月二日纵火,并破坏金融,扰乱人心”(P81)。当然对于此次大火记得最详尽的则是彼时的重庆市市长杨森,他《在渝反共苦斗记》里,其中第四节的标题为“枪决纵火重庆地下份子”:“党中央政府准备由广州迁渝,并加强防御台湾之时,共匪即喊出火烧重庆,血洗台湾之口号,以图扰乱我反共基地。三十八年九月二日下午三时许,据报重庆陕西街邮局有人纵火包裹房,甫告扑灭,另据报东水门城墙边有人向竹搭民房投燃烧弹,旋即蔓延。更又有人在朝天门大江通旅馆屋顶放火。因其时西南风急,风助火焰,燃烧遍及陕西街朝天门一带,当督饬警察消防队尽力灌救,幸告扑灭,未波及上半城。经查获烧火人犯,确为潜伏小梁子某医疗所之共干所策动,遂逮主从数人,一律予以枪决。得此线索,发现共匪地下份子多人,阴谋即未续逞。”(P70)杨森也许是深感作为重庆市长,此次大火责任重大,故如此记述,同时枪毙几人以推责任。总之,对涉及卢作孚先生名山事业的诸多材料,即使饾饤竹木之屑亦不应遗弃不顾,才可以在绝大程度上呈现民生公司真实的历史。

 

成渝两座城市作为巴蜀双星,在挖掘其城市文化时,如果要分别找两个内行代言人的话,李劼人无疑是成都文化之子的首选,而卢作孚则为重庆独一无二的社会栋梁。但对卢作孚先生是如何自杀的基本事实,都缺乏了解,那实在是不可以言重庆的商业及文化历史的。令人扼腕的是,如今很多重庆人不知这座城市有卢作孚先生这样在中国都可谓不世出的人物,值得我们常加学习并深深景仰。

 

2008年8月20至22日凌晨一稿,22至23日修订,25日再改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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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与NGO发展周刊(79)

本期关注:一:番禺焚烧垃圾项目抗议游行事件;二:黄琦被枉判和艾未未遭调查;三:企业社会责任;四:灾区民治实验

 

我一直重申的是:欢迎各NGO组织和有心人提供诸种信得过的信息,每条信息的真伪,请实际参与者进一步自行核实。请注意,我不直接接受任何捐款和财物,我也不负责钱物的中转工作,我只负责给各位牵线搭桥。我的工作邮箱是  lijuhantian@sina.com

 

 

一:广州番禺反对垃圾焚烧抗议游行事件。昨天,为了反对广州市及番禺政府强行推进垃圾焚烧项目,广州市民自发到成建委和市政府门口举牌抗议、游行、静坐。虽然广州市政府没有明确的答复,但官民双方的克制尤其民众的理性,以及媒体的跟进报道,值得赞赏。环境灾难将是未来中国事件多发领域,希望各级政府慎重行事,尊重民众生存和生命权利为上。(1):BBC:广州居民继续抗议焚烧炉计划。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09/11/091123_guangzhou_protest.shtml。(2):法广:广州市民上街示威反对建造番禺垃圾焚烧厂。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19/article_17632.asp。(3):11月23日广州城管委就垃圾焚烧厂集体接访一事twitter直播整理稿【我在中国(co-china)整理】。http://docs.google.com/View?id=dg5×9t5z_67d7jpr9f8。(4):自由亚洲:广州千人抗议建焚化炉(图,视频)。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uangzhou-11232009100920.html。(5):新浪地产:业主抵制建番禺建垃圾焚烧电厂。http://dichan.sina.com.cn/gz/panyufadian/index.shtml?utm_source=xinshou?source=sina_news。(6):卫报:Chinese protesters confront police over incinerator plans in Guangzhou。http://www.guardian.co.uk/environment/2009/nov/23/china-protest-incinerator-guangzhou。(7):上海日报:Hundreds protest Guangzhou incinerator。http://www.shanghaidaily.com/sp/article/2009/200911/20091124/article_420472.htm。(8):每日电讯:China’s middle-class rise up in environmental protest。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6636631/Chinas-middle-class-rise-up-in-environmental-protest.html。(9):时代杂志:China Environmental Protests Gather Force。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42130,00.html。(9):美国之音。广州民众抗议垃圾焚烧,政府被迫叫停。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ChinaOppose-20091123-71929337.html

 

二:为地震幸存者、无辜死难者维权,黄琦被枉判三年。黄琦一案枉判不给判决书,其荒唐可笑,已然昭然若揭,支持黄琦一案继续上诉。(1):自由亚洲:纽约多个团体中领馆前声援黄琦 (图)。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gqi-11232009093344.html。(2):自由亚洲:黄琦被判刑,各界谴责(图,视频)。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gqiHK-11232009093928.html。(3):自由亚洲:纽约中国领事馆前举行“声援黄琦”新闻发布会(图)。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intl/2009/11/200911230714.shtml。(4):荷兰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判处四川地震维权人士黄琦三年监禁。http://www.rnw.nl/zh-hans/Chinese_lawyer_sentenced_to_three_years。(5):澳洲广播电台:中国异见人士黄琦被判三年监禁。http://www.radioaustralia.net.au/chinese/articles/s2751189.htm。(6)BBC:川震维权人士黄琦被判刑三年。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09/11/091123_huangqi_jail.shtml。(7):美国之音:黄琦被判“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 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china/huang-sentenced-20091123-71538397.html。(8):商业电台:內地維權人士黃琦被判三年有期徒刑。http://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177879。(9):明报:曾揭川震豆腐渣 黃琦判囚3年,持有國家機密罪成,妻子批政府報復。http://news.mingpao.com/20091124/caa1.htm。(10):德国之声:四川震后揭露豆腐渣工程的黄琦被判刑。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919099,00.html  

三:艾未未遭官方调查和谭作人的陈述。艾未未调查组持续不懈推进公民调查,要求中央及四川政府依法公开与地震有关的诸种信息,实在令人感佩。但有关方面,不是依法回复艾未未们的认真调查,反而对合法公民进行非法调查,实在令人齿冷。(1):法广:艺术家艾未未遭公安部门调查。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19/article_17578.asp。(2):自由亚洲:艾未未银行帐户被查 谭作人手稿发表(图)。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aiweiwei-11202009093656.html。(3):明报:艾未未遭公安查银行帐户。http://dailynews.sina.com/gb/chn/chnoverseamedia/mingpao/20091121/1255892488.html。(4):德国之声:中国警方调查艾未未的银行账目。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4914316,00.html。(5):声援艾未未的网络呼吁。http://bbs.cyol.com/viewthread.php?tid=213926。(6):公安机关对艾未未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http://www.bullogger.com/blogs/aiww/archives/347963.aspx。(7):譚作人被禁制的最後陳述。http://docs.google.com/View?id=dgrg4q87_63gzmz24dz。(8):艾未未11月16日14点10电话成都市公安局信访办。http://docs.google.com/View?id=dgsq3nxh_46hfqd84hp

 

四:企业责任和社会公民。一个国家的企业若没有基本的企业伦理和企业责任,那是多么地可怕,如奶业中的许多企业之黑心而造成的结石宝宝一案,便是企业没有基本伦理和社会责任所致。同时也是企业管理者和生产者没有公民意识,只顾昧心赚黑钱的结果。事实上企业不只是要谋求自己的正当发展,还要为推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做出贡献。(1):2009年第六届中国最佳企业公民评选介绍。http://news.hexun.com/2009-11-19/121737061.html?from=rss。(2):(11):第五届中国企业公民年会即将盛大开幕。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066。(3):聚焦优秀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065。(4):企业的社会公益项目如何创新?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064。(5):2009,中国企业公民事业跳跃式前进。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049

 

五:灾后重建及其他需求和招募。(1):全球消除贫困联盟2009年倡导项目小额资助启动(截止时间延迟至12月3日)。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0642。(2):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寻求公众支持。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1722。(3):美国艾滋病预防教育组织招募HIVZX.COM咨询员和志愿者老师(启事有修改)。http://www.tsfreeman.cn/?action-viewnews-itemid-6545。(4):美国可持续发展社区协会长期招募项目志愿者。http://www.greengo.cn/news.php?id=4730。(5):四川安县红十字会社工服务中心紧急招聘社工2~3名(截至12-10)。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1717。(6):UNDP全球环境基金小额赠款项目开始申请(截至12/31)。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1835。(7):壹基金诚聘网站主编。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1874。(8):[成都]壹基金诚聘项目经理1名和合作发展部经理1名(截至12-15)。http://www.99doing.com/zhichang/show.php?itemid=4405

 

六:灾后重建及其他诸种信息。(1):哈萨克斯坦前总理成陕西地震灾区一重建小学荣誉校长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0380305.html。(2):英国保诚捐助地震受灾学校。http://news.stockstar.com/info/darticle.aspx?id=jl,20091114,00000454&columnid=2437。(3):美国前总统卡特邛崃灾区当义工:很高兴来到老朋友邓小平的故乡。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10415019.html。(4):北川中学援建方:2亿资金获专家论证 愿受监督。http://news.sohu.com/20091120/n268348970.shtml。(5):请不要践踏国人爱心 两亿建北川中学太奢侈。http://edu.aweb.com.cn/2009/11/19/5118200911191019230.html。(6):2009WTO部长级会议评析暨乐施会政策报告发布仪式欢迎报名(北京,11-27)。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1819。(7):NPI 揭晓“联想四川地震灾区NGO实习生项目”资助结果。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1844。(8):512中心简报第三十六期。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1977。(9):《抗震夯土农宅建造图册》申领。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1980。(10):推动社会创新成为非公募使命。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069。(11):中国7民间组织联合发布公民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立场。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0911/17/t20091117_20439256.shtml。(12):捐赠物资如何避免浪费仍一片茫然 呼唤全程审计。http://news.sohu.com/20091118/n268282570.shtml。(13):公益项目评估存在两大难题。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072

 

七:郜璐莉:“社会工程师”:活跃在灾区的身影。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19b9dfff172e83e7社区自治、地方自治等民治实验,是未来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开启民智,进行民主自由实验的好方式。民有、民治、民享并不高深,其实就是民众的自我管理能力。民众都是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他们有对自己的生活及权利,自行管理和决策的权利。任何不经他们的同意,都是一种不得体的越俎代疱。所以,我们呼唤更多活跃在灾区的“社会工程师”。

 

2009年11月24日9:53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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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氏新闻评论周刊(136)

一:冯正虎滞留事件引发国际性广泛关注(视频)。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feng-11222009165742.html自己国家的合国公民,被政府无理拒之门外,历尽艰辛,至今仍不能回家,宜乎如公民记者翟明磊所说,这是我们的国耻。出国和回国都是人权中最为基本权利之一,世界上还从未出现过像冯正虎这样的事件,这完全是对自夸中国人权比他国好五倍之说辞的人一记重重的耳光。以前政府尚且知道要面子,而如今一些官员将自己的私利绑架到公共权力上,肆无忌惮地蹂躏政府所余不多的公信力,加速政府公信力危机,造成社会不公,起到很坏的榜样作用,从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动荡。可以这样说,如今许多擅长用私利绑架公权力的政府官员,才是造成整个社会不稳的真正原因。各方面东京空运以冯正虎的支持和声援,是对基本人权观念的遵守,这是完全正义且合法的行为,理应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更多支持,以便最终促成冯正虎回国。

 

二:中国50%白领可能在未来两年的通胀中破产。http://news.ifeng.com/mainland/200911/1117_17_1438687.shtml中国官方和很多需要中国支持的国外人士,给中国经济大唱赞歌,那是因为必如此才符合他们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哪怕这利益是不当且邪恶的利益,他们也不惜信口雌黄。国民民退,经济虚热,腐败丛生,物价腾贵,使得普通民众生活更加艰难。我早就说过,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的经济危机相比,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经济危济主要是由我们这种问题丛生的社会制度造成。如果不进行制度改良,那么中国的经济是迟早会爆发大的社会问题的。这不,《经济参考报》这则新闻总算说了点真话,这才是当今社会问题的真相。白领尚且如此艰难,那生活在底层的民众,人何以堪?

 

三:6旬老人被逼15米树上近4月,下树后被刑拘。http://www.creaders.net/newsViewer.php?id=942531&dcid=0&nid=411638老人上树维权,其间的艰辛受苦,并不新鲜。很多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维进了大牢,甚至维掉了自己的生命。我注意到的是,如今政府与民众谈判过程中,频频采取阳奉阳违的诈骗手段,以求事情的暂时解决,同时利用强权进行法律制裁。从石首案件到如今老人被骗下来,即被刑拘,政府的所作所为,不讲公信力,不讲诚信,是一种近于黑社会的管理方式。民不信不立,政府无信更是整个社会的灾难。当然这种方法,并不是如今的政府发明,从毛泽东五七年反右时所订的阳谋策略、引蛇出洞,就是政府以诚信服众的思想和方法渊源。如今温家宝又在重复毛东泽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冠冕堂皇的假话,但事实上有几人相信这的鬼把戏呢?到处充斥着颠覆国家政权的滥罪和秋后算账的常用把戏,就是对政府无诚信可言的最好证明。

 

四:全凭长官意志,法治无能 广州规划局长大吐苦水。http://www.zaobao.com/zg/zg091116_008.shtml在唯权唯领导是上,在法治成为装饰品,民众没有真正监督权利的情形下,广州规划局大吐的苦水,其实是一种普遍情形,并非一时一地之景象。领导的权力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四处捞利捞钱,越界乱拍板,视公权力为自己囊中之物,随便乱用。每个领导自己受制于上级领导,而下级领导又再胡乱作为要求更下一级的属下,直至让毫无权力的普通老百姓动弹不得。从而使整个社会在高压下,继续僵化而没有任何活力,但谁也说不清社会出大问题,在一个什么样的临界点。大家都处于一种没有安全感没有理性预期的生活之中,更进一步地增添整个社会的法治治理和常规发展的难度。

 

五:武汉市长网络问政不避拍砖 称有意见可以骂政府。http://news.sohu.com/20091113/n268185946.shtml政府是纳税人所养,当然其所做的任何事都应该公开受到民众的真正监督。因此民众有在合法的范围内,行使其任何监督和批评的权利,包括拍砖乃至说粗话。以前政府自我圣化,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救星,把自己搞成完美的“伟光正”,以使民众丧失了一些最基本的判断,即政府是拿来批评的,不是拿来供着的这种常识。政府是一个由人组成的机构,犯错在所不免,但我们应该从制度和监督上着手,应该尽量让政府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得到有效及时的纠正,并且惩处那些肆意妄为的官员。不如此,民众既出钱养了政府,同时权益还受到自己所养的政府的剥夺,天下哪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所以哪怕是武汉市长做秀,我认为武汉的公民应该尽自己的权利去拍砖,以便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当然这里面也有可能如毛一样引蛇出洞,但任何事皆有风险,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白来的权利。

 

六:最牛官腔:全部按法不如没法。http://www.dahe.cn/xwzx/sh/mlfs/t20091120_1697001.htm近年来频发所谓的“最牛官腔”,事后证明,没有最牛,只有更牛。官员们在没有为官的政治伦理和民众的监督下,他们唯上像奴才,他们对下便像僵硬、冷漠、傲慢,很多人已经不会说人话。由于他们冷漠傲慢,视法治为无物,自以为手中有权力,所以什么话能够显出他的牛气冲天,他也就会不择口而出,根本不在意他及政府的形象,以及民众对此的愤恨批评等诸种反应。在他们看来,民众的确就是屁民,你们掀不起三尺高的浪,我就是如此说了,你能把我怎么样?中国吏治不靖,除了制度是个大问题外,更主要的是官官相护这个巨大的裙带网,对恶官员极尽爱护之能事。正如民众所说:官员不坏,政府不爱。

 

七:教育部通知全面清理各地违规教材。http://news.sina.com.cn/c/2009-11-17/202119068260.shtml教育的党化意识形态,教育不中立,教育的中央集权制,教育部门的利益垄断,专制教育对自由思想自由思考的伤害,这一切促成了教育部对教材管理的动机与目的。教育没有自由,受党派意识的毒化,党委堂而皇之进驻学校,这是一个国家教育的灾难。与此同时,连四九年前教材编纂出版的充分竞争,也被四九年后的一刀截断,这不仅是教育部为了保住他垄断私利,如扶持少数出版社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等大吃教材垄断肥肉,而且也符合官方通过对教材编纂出版的控制,来控制思想自由,从而达成自己不当利益最大化。什么叫违规教材?谁能确定?教育部统一教材本身就是对自由民主教育理念的违背。统编教材的做法才应该坚决取消,从而实现教育在民主自由核心理念下的多元化。

 

2009年11月23日9:02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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