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匪话连篇——日拱一卒，不期速成

冉按：谢泳兄做学问和为人，都是我佩服的。他总是那么平静，列举事实和证据，不温不火，这在当今大陆普遍以躁厉文风相尚的情况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做学问总是从细部入手，注重证据，但结论常常并不下得那么铁定，总是留有余地。把研究结论下得留有余地，不是一种世故，而是一种科学的考虑。留有余地，反而是谨慎和谦卑的，这往往为自己将来纠错留下空间。一九四六年年底的沈崇案，夹在国共内战爆发的历史中，也算是极其标志性的学运大事件。现在大家所熟知的是共产党对沈崇案的说法，以他们一惯掩盖历史、为己所用的做法，我们不能不有所疑虑。自然有所疑虑，也必须要靠资料和证据来加以自己的阐释。我认为谢泳这篇文章，对了解沈崇案是一个新的视角，有必要推荐给各位朋友，以便大家自己加以判断。2010年1月31日9：31分于成都

谢泳：重说沈崇案

1946年12月24日圣诞夜八时左右，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离开八面槽她表姐的家，准备到平安影院去看电影。当她由王府井走到东长安街时，突然被两个美国兵架住。这两个人是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威廉斯•皮尔逊和下士普利查德，他们把沈崇架到东单广场，就在那里，沈崇遭到皮尔逊强奸。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

当时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获悉这一消息后，就在12月25日发出新闻，披露事情真象。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①为了阻挡发表这一消息，汤永咸还将亚光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记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们具结，保证不发表此消息。可是，26日北平《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生报》《经世日报》等几家报纸，不顾国民党中央社和警察局的阻挡，都刊登了亚光社的新闻。《新民报》还将国民党中央社的有关电令编成一条新闻发表出来，把他们封锁消息的行为也告诉了社会。这一消息引发了随后全国各地学生的抗议美军暴行的示威活动，这就是四十年代著名的沈崇事件。

一、沈崇案中的社会文化心理

沈崇事件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当时重庆谈判已经破裂，内战即将爆发，美军驻华成为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对于抗战以后的国民党来说，此时已开始失去民心。常任侠在他1939年的日记中说：“至小石先生处，先生言刘成禺云：中国若亡，是无地理；中国民族若亡，是无人理；中国国民政府若不亡，是无天理。其言近谑，颇含至理。”②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评价。

沈崇事件恰好为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表达对国民党政府产生巨大反感的机会，加以另外一种政治势力非常有意识地利用这一事件所带给青年学生心理上的剌激，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沈崇事件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振荡。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研究沈崇事件，一个最明显的感受是知识分子在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时，他们应当以怎样的态度来判断事件的真实性，以及此事件对国家利弊。在这一点上，四十年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选择，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教训。

沈崇事件的发生，除了另外一种政治势力有意识地利用之外，这一事件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文化心理，也是这一事件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引发青年学生愤怒的主要原因。

在沈崇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在华驻军引发的类似社会问题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如著名的“臧大咬子事件”。1946年9月22日晚上，在上海黄浦滩的一条路上，一个驻华美军（也是海军部的），把一个黄包车夫臧大咬子给打死了。按说这样的事件应该比沈崇事件更令人发指，因为人命关天。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却证明中国的青年学生在人命和贞洁方面，后者更容易激起他们的愤怒，或者说后者更具备诱发他们愤怒的因素。至少在如下几条原因中，沈崇事件是一个恰好的导火线。一、沈崇本人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也就是说，她的受害就是青年学生直接受害；中国人在判断社会是非时有一种心理，就是他们总是关心与自己关系最近的事，远处的事，他们通常都很冷漠。二、沈崇是一个女学生，还是一个富家子女。她的出身和四十年代多数青年大学生的出身背景相近。三、沈崇是被强奸的，在中国人的心理中，这是比人命还要大的事。四、沈崇是被外国人强奸的，这更让当时的青年学生无法接受。可以设想，如果皮尔逊是直接拔枪打死了沈崇，而不是强奸，事情恐怕也没有后来那样严重。

像沈崇事件这样的事，在海外驻军当中是最容易发生的，近年来美国在日本冲绳的驻军也时常发生强奸案，这是海外驻军中常见的问题。但对四十年代的中国学生来说，虽然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文化，但在传统上，他们还是很难摆脱中国人常有的思维。1947年1月11日《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过一篇他记者所写的文章《中国学生抗暴运动》。文章认为，典型的中国骂人的话是永远和性关系相连的。比如说有“王八蛋”“混帐”，“小舅子”，“娘个操匕”“狗养的”，“丢那妈”等等之类，在英文里所能找到的惟一的同类语是：“Son of bitch ,” Son of gun”,t “Bloody bastard”，一般地这些在社交中都是使人蹙额或是甚至加以禁止的。中国人对于性关系上的失检是认为极其严重的，而这些常常为外国人视为单纯的“私事”而已。这是北平强奸案之所以为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所特别重视的一个理由；除此之外，还因为这个罹难者是中国第一流最高学府的一个有高等身份的女学生。进一步说，更重要的是这案的政治主义。在平时，这样一个事件可能已经一声不响地过去了，或者已经毫无困难地被掩饰过去，可是在今天这种情势形下，当美国对华政策已经成了各方抨击的对象，强烈的反美暗流已经存在多时，北平强奸案就必然使小事酿成大祸了。③在中国人看来，强奸是犯法而且是一种罪恶。就法律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最不可容忍的犯法行为，就道德观点说这是一种卑鄙，同时也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同时在许多情形中，旧式的中国人特别是重视其社会性远超过其法律性。一个很有名的中国格言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以诽谤加之于一个男人的女亲的贞节或其个人的正直恐怕是你对一个自尊的中国人所能加的最大的侮辱。此点就是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人也不讳言，他们在事后的回忆中说：“不错，那时我们提出了‘美军退出中国’的要求，但多数同学对这要求的了解是因为只有美军退出中国，才可以不再发生类似沈崇的事件。若在当时强烈的指出美国政府与中国反动派发动的内战有缘的关系，恐怕是不能为多数同学接受的。当时是感情多于理智，大家感到受了侮辱。因此我们得承认民族自尊心和贞操观念是运动掀起的有力因素之一，虽然美军在华侵犯中国主权，间接直接屠杀中国人民是这个运动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原因，但在那时是潜伏的。能明显如此自觉的并不多，那是远没有今夏‘反内战反饥饿’运动中，大家所表现的高度的自觉和认识的深邃的”。④

二、沈崇案之谜

关于沈崇事件，当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民间都认为，中共有意识地参预了这一事件。还有人认为，这一事件本身就是中共有意制造的。当时就有传言说沈崇是延安派来的人等等。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轻易下一个结论。还有一种说法是：“文化大革命后据中共党内披露，原来沈崇事件完全是一宗政治阴谋，而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则根本为莫须有罪名。原来沈崇本人为中共地下党员，她奉命色诱美军，与他们交朋友，然后制造强奸事件以打击美军和国民党政府，结果证明相当成功。—– 据悉沈崇在中共建政后改名换姓进入中共外文出版社工作，已婚，现大陆不少七、八十岁左右的文人名流都知道其人。另一说法是，改了名的沈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批斗时揭穿身份，她向红卫兵承认，她并未遭美军强奸，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党的事业。”⑤文革中还有传言，说沈崇在山西五台山出家，并说有人曾见过等等。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所以它只能帮助我们在分析沈崇案事多一种历史视角，如此而已。虽然现在找不到沈崇案是由某一党派故意制造的证据，但中共有意识地参预和利用了沈崇案，确是事实。

1946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曾在给董必武、吴玉章、张暑时、叶剑英、方方、林平等人的一份名为《中央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中说过：“（一）北平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上海、天津闻亦将响应，希望在各大城市（平、津、京、沪、渝、昆、港、蓉、杭等）及海外华侨中发动游行示威，并坚持下去。不能游行的地方，亦可进行请愿及组织后援会，一面提出目前具体要求，如要求此案及以前历次悬而未决的惨案彻底解决，要求美国兵犯罪由中国法庭按中国法律公开审判（如华侨在美犯罪一样）等，一面依据情况联系到美军全部撤离中国，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口号。在运动中要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并利用国民党所宣布的元旦起实行宪法人权条文，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国民党不敢压迫，并达到暴露国民党之媚卖国及其国大制宪全系欺骗之目的。（二）我们在各地学生及妇女中的关系，应尽量利用学生及妇女中通信办法，向各地推动发展，并推动各地撰文通电，向各方声援呼吁，务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⑥通知特别提出利用妇女对沈崇案的愤怒，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沈崇案所容易引发的民族主义情感的。王汉斌在《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地下党是怎样领导学生运动的》一文曾详细讲述过当时的情况。当时南系北上后，由袁永熙、王汉斌、洪德铭组成共产党的北平地下学委，并立即在北大、清华等校建立党的地下支部。他说：“这时党面临着在学校里迅速扎下根子，占领学校阵地的问题。这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也是极其细致深入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计划非常周密。王汉斌说：“第一种是燕京。该校在抗战期间迁往成都，胜利后不久即原班人马复员北平。党在该校力量比较强。一直成立有学生自治会，并为进步力量所掌握。在复员后由我党地下党党员张富培（张定）同志担任自治会主席，学校阵地完全为我控制，国民党反动势力不能左右学生运动。第二种是清华。经过同国民党势力进行激烈的争夺之后，使我党较快地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的领导权。- ——于是就由我南系地下党员徐裕荣同志当选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由此，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权即为我党所掌握了。第三种是北大。—- –地一下党全面分析了北大的情况，广泛发动党员和‘民青’成员主动与北方同学交朋友，进行个别串联访问，交谈观点，帮助同学解决困难，消除相互误解。我们还和临大同学一起组织郊游、开联欢会，增进南北同学间的广泛联系，攀叙友情。北大暂时不能成立学生自治会，我们就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团结群众开展社团活动。南北两系心心想印，齐心协力，三五成群，由小到大，使各种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的纷纷成立起来。他们根据相互间的爱好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组织学习会、读书会、办墙报、出专刊。评介时局，揭露国民党打内战的反动政策，宣传党的方针。团结教育群众。经过这些活动。很快使我们在学生中扎下了根子。”中共对这一阶段的工作非常满意，王汉斌说：“在复员北上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经过坚忍不拔的努力，我党极其出色地在北大、清华等校夺取了学校斗争的阵地，扎下了根子，掌握了学生组织的领导权，组织起一支党领导的学生力量。这就为深入开展平、津及华北的学生运动，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也为组织华北学联奠定了可靠的基础。”⑦沈崇案发生后，全国各地很快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对于学生的行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许多人都认为是有人在操纵，倒是当时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少有的天真。当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当人们不满时，或者有不满的理由时，自然就有共产党渗透和可供利用的基础。但如果没有理由，共产党也能造出一些，就拿北平女学生被强奸为例，那件事发生在北平而不是上海，但我们照样遇到了麻烦。”⑧

吴国桢是出身清华的留美学生，他对于中国的学生运动有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事实上，中国赤色分子将美国挑出来，作为他们鼓动民众加以反对的目标，一些示威的性质常常是反美的。在那些示威中，我尽力做到没有美国人受到严重伤害。我记得只有一次，有个美国水兵受到了很粗暴的对待，但我成功地使那次事件免于演化成一场骚乱。在北平，一个美国大兵强奸了一名女生之后，也有一次反美示威。某些人认为，那个女孩是北平共产党使用的诱饵，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件令人叹息的事情。”这次事件以后，上海交通大学也有一次罢课的准备。吴国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没有小视那件令人惋惜的北平女学生被强奸案，但我说那是一件由美国士兵犯下的孤立罪行。”他说：“但是请注意，当俄国人占领东北时，有多少中国妇女遭到了蹂躏？如果你们一定要示威，那么应当针对这个劣迹更大的罪犯。或者，如果你们一定要对美国示威，那么同时也应该对苏联示威。”吴国桢的这种说法使许多学生从感情回到理智上来。吴国桢后来说：“我当场将了他们的军。自然他们决不会听我的，但第二天除了左倾刊物外，所有报纸均全文刊载了我的讲话。反美示威仍然举行了，但秩序良好。” 对于沈崇案中知识分子的表现，吴国桢也谈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对当时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很高。他说：“还有另一件事我想指出来，那就是知识阶层的冷漠。大多数示威与动乱均由学生发动，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学生真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比劳动团体或其它团体有力得多。这有两条理由：一方面因为人口的大部分是文盲，学生们被尊为比较有知识的阶层，另一方面学生们大都年轻，人们对他们的过激行动通常比较宽容。共产党敏锐地领会了这一点。于是就集中力量对学生进行渗透。然而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大学教师们在反共活动中，本应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不幸的是，我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邀请校长们和许多教授、教师同我吃饭，参加午宴和茶会，敦促他们在对待共产党威胁上要更警惕，更有力量，但一无所获。更使人吃惊的是，尽管大多数校长和许多教授都是国民党员，但他们不愿意出头，即使在那时，按照中国的老传统，对教师的尊重在学生中仍然是一种支配性的情绪，这就尤其令人可悲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是校长和教授们能多帮助我，我们也许会办得更好些。”知识分子的表现为什么这样冷漠呢？吴国祯说：“首先，大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的待遇太低，他们的生活很困难，特别是因为不断的通货膨胀。这方面我不能帮助他们多少，因为大学都是由中央政府资助的，至于由市政府资助的中小学教师，我则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对那些在高等院校从事教育的教授们，其可叹的生活条件，我只能提请中央政府注意。教师们低于标准的报酬，自然会引起诸多不满。但他们的冷漠还有另一个原因。历来中国的学者们，都反对参与政治，他们感到自己的领域只限于搞学术，别无其它。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是国民党员，但却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渗透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此外，他们有希望取得学生欢心的弱点，害怕学生们可能对他们示威，所以尽力与左倾学生友好。”当吴国桢与学生谈话时，他总是力图按以下的方针与他们论争：“如果你们对政治有兴趣，首先得用知识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当你毕业时，若想成为一个革命者，或者甚至当一名共产党人，你们将有充分的时间，为什么眼前要用政治活动来使自己分心呢？”许多学生对这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是很信服的。“但共产党非常聪明，我很快就查出了他们渗透的办法。他们在每所学校潜伏下少数地下人员，但不会立即组成纯粹的共产党小组，他们从真正赤色的、到带粉红色的、甚至明显中立的分子开始，组织了许多小组。让我们以日本为例，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访问日本，但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是如何得逞的呢？依我看来，煽动不是从极端赤色小组开始的，倒是肇始于带粉红色的小组，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即将到来的访问提出疑问，在校园内贴出他们称为的‘墙报’，遣责美帝国主义，并组织起来反对艾森豪威尔来访。然后赤色小组就公开出来支持他们，最后，乃至名义上中立的小组也会受到影响，并赞同这一立场。这样在人们得知之前，罢课与示威就已开始了。”吴国桢说：“我经常走访上海各个大学，看学生团体贴出的墙报，并尽力研究他们提出的各种意见，我把查清谁是那些墙报的起草人当成一件事情，在一般大学里，会遇上四、五十个学生团体，我从未弄清楚他们各自有多少追随者，但我能辨别其不同的政治观点，逐渐我就知道了共产党采用的策略。当共产党确认胜利在望的时候，他们突然间停止了所有的煽动。在大学也一样。没有示威了。”对于沈崇案后发生的学生运动，罗家伦当时也有同吴国桢一样的看法，他在1947年1月2日的日记中说：“今日中大学生等游行，为反对美军二人在北平奸污女生事。此等事本系个人行为，可以军法解决乃强做成国际政治问题，盖与共产党发动之反美运动连成一片也。可叹，可惋惜。”⑨

1946年12月31日《申报》第一版上的文章也认为，“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军退出中国，则为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美军对此善后所提解决办法，大概尚好，但应从速解决，绝不可拖，美军不懂得东方道德的特性，所以他们也许还不理解中国人民的愤慨。”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⑩在沈崇案中，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的还应当说是胡适和傅斯年。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1947年1月5日，胡适给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和他的朋友王世杰、傅斯年写信，在信中他详细告诉了他们北京发生的沈崇事件，并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同时，胡适在给傅斯年的信中说：“我们今日所作只是充分把全校的法律人才供被害人之用。”11胡适在沈崇案中的行为，后来曾受到过许多批评，主要就是因为他不主张把此事件扩大化，他的认识是，这只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

1947年12月30日下午二时，胡适乘中航机抵平，萧一山往迎，一起返回东厂胡同寓所。胡适对记者称，对此次暴行真相所知不多。他说：“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京沪报纸除文汇、新民所刊者外皆不详，三十日之和平日报登载始略多。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记者询以对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口号有何感想，他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他认为前者最好不要与后者发生联系。“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12

《观察》周刊第一卷二十一期发表记者文章《抗议美军暴行北平学生示威记》，其中引胡适的话说：“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我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同时胡适也指出谣言太多，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词或有强迫她的行为。胡适说：“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这些不负责任的话，我尤其不愿见之于北大的壁报。”傅斯年也和胡适的看法相同。他曾向联合社记者谈及各校学生游行示威事，认为各校学生误将与政治无关之事件，作为政治事件，此案固属遗憾之至，但纯为法律问题。记者问其对于学生要求美军退出中国之见解，傅氏答称：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十六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作战。近十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13傅斯年这里是指苏联在东北驻兵，他认为如果要反对美国在华驻军，为什么不反对苏联在东北驻军。当时各大学中的有些教授对于学生的行为也有不同看法，当时北京大学法律系的教授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但他们一般都不愿意得罪学生。

三、沈崇案的时代背景和知识分子的评价?

四十年代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普遍具有左倾倾向，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对中国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影响非常强烈。邵燕详曾这样回忆自己当年的选择：“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14

1948年初，一个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学生的认识也很有代表性，这个女生名叫杨静远，是当时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她在和自己恋人的通信中保存了许多史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信中说：“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15当时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最有诱惑力的是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杨静远在她的信中说：“共产党，在他们看来，是人民的发言人，是中国的救星。对于他们大公无私的胸怀，他们是深信不疑的。看着国家现在所受的创伤，他们暗中称快，以为这回教训了国民党了。其实受罪的还是无辜的人民。仁宽明显地偏向他们，当我们在去南岸的路上我问他对最近的局势感想时，他似乎惊奇我这也要问。‘当然同情共产党罗！’他又给我分析，解说是非谁属，但他一点不能解除我心上的疑问。回城时，他和胡谈着一些我听不懂的事，后来胡告诉我那是他们联络同志为将来事业合作。”

对于沈崇案，在当时也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从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上做了分析，这些人多数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周刊就对此事发表过许多评论，《观察》的态度大体上代表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态度。吴世昌在《论美军事件》16中认为“这次因美军暴行而引起的学生运动，除了抗议暴行，要求道歉，惩凶、赔偿保证以外，全国学生第一次喊出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也有人要求废止中美商约和中美航空协定，这虽不是全体的意见，但要求美军撤退是一致的。这个运动截至现在为止，中国官方除通令劝止外，尚未有公开指为受中共策动者。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沪市长称，应付此事，决以民主作风。渝党政军联合会议，决定准许学生游行，各地学生游行秩序亦佳。只有联合社的报道，却拾了旧中国政府的牙慧，说是受中国共策动，以侮辱学生游行的价值，图减轻美国舆论的指摘。”吴世昌在他的文章中还对胡适和傅斯年认为沈崇事件是法律问题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吴世昌当时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最常见的观点，他也认为美军驻华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所以即使美军在华相安无事，而国人提出请其撤退的要求，也不能指为‘越轨 ’。我们认为这次学生运动，和去年反对苏军在东北延不撤退，同样正确。连清华大学美籍教授WINTER都赞同北平学生的运动，联合社至少不能指 WINTER也是受中共指使罢？”“至于中国需要美国的友谊与协助，则为另一问题，与此案无关，不可因此案而引起盲目的反美运动。所幸各地学生游行，尚无此现象。现在必须弄清楚：第一，敦睦交，不必也不可牺牲一国主权，容许外兵在平时长久驻留。第二，反对美军驻华，不是反美，更不是不要美的友谊，正如因反对苏军驻东北，也不是如中共所谓反苏排外一样。反对美军驻华只是反对其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某种政策。一个人民尚且可反对其本国政策，何况一国政策侵及别国主权，被侵国人民岂有不能反对此政策之理？第三，美军暴行由此政策所引起，为此政策之结果，则二者显然不能分开。第四，抗议暴行，反对侵害主权，美国公正人士亦必有此同感，故同时仍不可不诉诸理智。万不可因此损害邦交及友谊。我们不愿受人侮辱，自己也不可侮辱别人。”《观察》还发表了费青《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第3卷第3期）和周子亚《从国际法立场论美军暴行之性质及外国军队之刑事管辖权问题》（第1卷第23期）。费青和周子亚都是法学家，他们虽然在感情上非常认同学生的行动，在道义上也谴责美军的暴行，但因为职业的关系，他们对美军的暴行及后来美国海军部对皮尔逊案的翻案，却表示出了相当的理性。费青就说过：“这个复核结果当然是不当，从而违反了公道，但是狭义地或严格地讲，不能说它是违法。我并非在替美国辩护，更不是在反讥美国以违法为合法。”周子亚从国际法角度对于美军暴行做了分析。他在立场上也和学生一样，但他的观点却是从国际法的角度认为中国对美国在华驻军的法律失之过宽，让美军在中国领土行使审判权，有损国体。

沈崇事件早已成为历史，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重新观察沈崇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却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他们后来来的悲剧命运。任何历史都有延续性，半个世纪前，一次偶然事件中所映现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性格，至今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注释：

①张大中等主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史》，（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5年10月），页50
②《战云日记》（海口：海天出版社，1999年9月），页180
③《文萃》第15、16期合刊（上海：1947年），页16页
④⑥⑦⑩12 13北京大学院系联合会编《记抗暴运动》中的一段话，中共北京市委党研究室编《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页681，页3，页719，页389，页489，页491
⑤蔡咏梅《百年中国十大政治悬案》，《开放》杂志1999年11期，（香港：1999年11月），页45
⑧《吴国祯口述实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页45
⑨《罗家伦先生日记》，（台北：《近代中国》第131号），页148
11《胡适研究丛刊》第3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8月），页358
14高增德 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6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1月），页444
15杨静远《写给恋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2月），页233
16《观察》第1卷21期（上海：观察社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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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因手上事情非常多，所以整理右派名录的工作进展非常慢。现再发几名整理好的右派名录出来，以便朋友们继续支持和指正。欢迎各位朋友对自己身边的老人加以访问，看有否原右派人员，如有请整理出来，以便会当代中国留下信史。2010年1月29日9：58分于成都

李春阳（1926—1996）重庆人。初中一年级后停学。16岁起在重庆市沙坪坝四川省女子职业学校教导处作职员。边工作边在西南美术专科学校学画。1949年调文德女中（后为重庆市第四中学，今重庆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加入中国民盟。西南军政委员会接管学校后被选为校务委员。1953年受聘为正式教员，教初中历史并任班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主要罪名有三：（一）反对党的领导（对中共代理支部书记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提过意见）；（二）反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认为民盟支部一成员由上级提名为人民代表候选人不合适）；（三）学习讨论中认为“匈牙利事件”是外因通过内因起的作用（不符合流行的“帝国主义颠覆”的说法）。1958年定为“三类”，降职、降薪（原工资67元，划右派后只发基本生活费），送重庆市南桐矿区农村监督劳动。1961年与全市文教系统“右派”集中到长寿湖农场劳动改造。“摘帽”后也不准回城，留场就业编为农场正式职工，每月工资16元。1979年得到平反改正，回校担任高中历史教员和班主任。第一次评定教师职称时虽学历低但工作表现出色仍被评为高级教师。

李源澄（1909—1958），字浚清，四川犍为人，教授。先后任教于苏州章氏国学研究会、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四川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勉仁文学院。1949年任四川教育学院史地系主任、教授，1950年任西南师范学院教授、副教务长，1957被划为右派，1958年5月去世。

梁其昌（1925年—）男，廣東人，高級工程師。1957年反右運動中，因他對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以及對華僑政策（其父母均在香港）表示不滿，被中央水產部打成右派，行政級別降兩級，然後逐出北京，先是在湖南洞庭湖漁場，以工作調動為名下放到寧夏。1960年中共在寧夏發動“雙反運動”，梁被誣為貪污罪，判刑7年，投進監獄，梁不服，第二年企圖逃跑，但被抓囘，加判兩年，被迫離婚。此後，梁又再逃跑，未遂，加判一年。此時，因其父母從香港來信問詢，監獄方面不得不將刑期減了5年。1979年梁摘掉右派帽子，80年代戶口轉囘北京，居住至今。(石贝)

 梁佐华（1909—2001）四川纳溪县人。原名梁宗诚。1925年在川南师范加入共青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起先后任中共川东特委秘书、共青团四川省委秘书长、中共下川东特委秘书长，1931年初被捕关进重庆反省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获释。抗战初期重新接上中共组织关系，从事上层统战工作。先后在重庆、上海任中国工矿银行总管理处业务部经理、上海分行第一副经理，中美实业公司监察人。按中共组织安排协助民革中央特派员王葆真在京（南京）沪地区组建地下民革队伍，任民革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常委，并参与谋划在南京、上海两地扣押国民党首脑人物并强迫其接受中共和平条件的“京沪暴动”。案发后逃亡香港。1949年6月从香港返回已由中共接管的上海，任上海市染织工业同业公会副主任秘书、卢湾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宣传处副处长。1957年因本单位处级以上干部尚无一个被划为右派，未完成“指标”，被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反共右派”，撤职降薪，惩罚劳动。文革初期红卫兵抄家时又被打成“叛徒”、“特务”，无端系狱7年零4个月（超过其在国民党监狱中关押的时间）。1969年转押成都。1973年底被送回上海。次年1月获释。1977年“摘帽”。1978年1月回民革上海市委工作。1979年10月平反。后任民革上海市委秘书处副处长。1980年“右派”罪名得到“改正”。1983年退休。1985年改为离休，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1986年解决中共党籍问题，作为“重新入党”，党龄从1949年3月起计算，承认地下党员身份。2001年病逝。（何蜀）

 林汉达（1900年—1972），浙江镇海人。1921年秋考取杭州之江大学，同年获全国大学英语比赛第一名。三年后毕业，任宁波四明中学英语教师。1928年秋应聘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后为英文编辑部主任、出版部主任。1937年考入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研究院，攻读民众教育系，二年内获得硕士学位并读完博士学分。1939年秋回国，从事大学教育与学术研究。时值抗战，杭州之江大学迁至上海（后与东吴大学合并称华东大学），林汉达受聘为英语教授，后任教育系主任，教务长、教育学院院长等职。1941年，之江大学内迁，林汉达仍留上海，研究拉丁化新文字及编写中国历史通俗故事。1946年后他深入东北农村，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制订了一套扫盲工作计划，并自编教材，亲自授课，培养中小学师资。1949后林汉达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央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全国扫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语文》杂志副总编辑、总编辑，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等。1958年曾被划为“右派”分子，次年摘掉帽子。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1972年在北京含冤去世。1979年7平反昭雪。

刘衡(1921.12——2008）原名胡宗瑜,女,湖北鄂州人。在国民党统治区一直念书,1939年在恩施屯堡联合中学女高分校入党，1941年在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念书二年后，进陕甘宁边区工作。1945年以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957年在人民日报当记者时，害怕反右派又要伤害人，向支部汇报：“1.肃反斗争会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2.从公布的材料来看,胡风与美蒋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加上参加民革的父亲胡复被划为右派分子，向她喊冤叫屈，说《湖北日报》登的许多不是事实。她本着对党信任、“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叫父亲有什么意见对共产党员说、对《湖北日报》说。结果说她包庇父亲，给他出坏主意，划她为右派分子。她一直不服，一直认为反右派有问题,一直在申诉，但被认为是顽固右派，一直被专政。曾到唐山柏各庄农场、人民日报资料室、印刷厂、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受尽孤立、夫离子散、游楼、挨打、活埋、进牛棚、超负荷劳动等数不清的痛苦。1978年12月第一批改正,1979年当“独立大队”，外出漫游写稿，1980年回记者部。1981年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5届执行委员，是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1986年离休,但被机动记者组返聘，直到1989年机动记者组撤消。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但她的身体已受到严重摧残，在90年代接连摔交、骨折，行动困难，她就在家读书看报，用电脑上网、写稿。（刘衡）（冉注：刘先生已于去年去世）

刘雪庵（1905—1985）四川铜梁县（今属重庆市）人。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上海寓所发起组织宣传抗日的中国作曲者协会，主持协会日常工作。用自己创作歌曲所获奖金为资金创办《战歌周刊》（后迁武汉出版改名《战歌》），自任主编。该刊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具有广泛影响的抗战音乐刊物。许多抗战歌曲都是在该刊发表后传遍全国及海外的。在武汉参与发起成立全国歌咏协会，任执行委员，参与组织领导了武汉的群众抗战歌咏活动。所作《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保家乡》、电影《孤岛天堂》、《中华儿女》主题歌等歌曲在抗日战争时期流传极广，所作电影配曲被人填词为《何日君再来》也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40年代后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璧山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任教。中共执政后，先后任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副院长、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华东师大音乐系教授兼代主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改名中国音乐学院）筹委会副主任兼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撤职，降为六级教授，下放图书馆任资料员。《何日君再来》一歌长期被当作“反动”、“黄色”歌曲批判。“文革”中被当作“反革命”批斗迫害，致双目失明，老伴含冤早逝。“文革”结束后平反，但仍背负着“反动”、“黄色”作曲家的沉重政治包袱。晚年陋室残破，中风瘫痪。1985年3月逝世于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外科抢救室。（何蜀）

龙沐勋（1902—1966），字渝生，词学家。1940—1945年历任汪为立法院委员、陈公博私人秘书等职，1956年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音乐学院教授。1957年打成右派，六十年代初摘帽。著有《中国韵文史》等，编有《唐宋名家词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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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收集右派资料有年，按编年体编辑每年与右派有关的资料，这个活儿一直在不停地做。我一直认为对四九年后的历史，一定要尽量地占有资料，用事实说话。用事实说话，是对谎言最好的揭露，让专制者造假者无处藏身，是研究当代中国史之人的义务。如果研究四九后的历史，还是那里继续造假，为专制者涂脂抹粉，那就是恶上加恶。可惜的是，许多吃当代中国史饭的知识分子，正在做着这样下流的事。下面是1958年反右资料目前所整理出来的一个汇集，以后还会随时增加，欢迎大家提供资料来源及线索，十分铭感。2010年1月27日8：32分于成都

1月

10日，中国民主同盟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制定《关于处理党派内部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文物出版社1991年3月初版第541页）。

13日，即日起至26日，各民主党派的右派分子相继被免去党内职务。13日，民进中央举行四届二中全会，总结反右斗争经验教训，决定在各级组织全面开展一般整风，并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中委和侯补中委作了处理（《中国民主促进会四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第二次印刷，第106页）。

28日， 成都市佛教协会公函

 公安派出所负责同志：

   我会在市人委宗教事务处直接领导下，在本月廿八日上午于桂王桥北街43号召开我会右派分子汇报大会，并通过群众揭发之后要作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因此会议相当重要。昨日我会已通知你辖区果能（我会右派），可是至今仍不假不到，为此请大力协助，饬令该右派果能随我会派来的永观同志带来我会出席会议为荷

致以

敬礼

成都市佛教协会（盖章）启

    元月廿八日

29日，国务院决定免去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部长职务，并将此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31日，人大批准撤销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的部长职务。毛泽东发布命令，实施国务院的决定。

《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复辟》（第二辑：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社会科学界反右斗争座谈会发言集），郭沫若、于光远、吕振羽、侯外庐、金岳霖、罗常培、关锋、齐燕铭、陶孟和、马寅初、孙冶方、陈翰笙、翦伯赞、周建人、竺可祯、王亚南、骆耕漠等著，科学出版社1958年1月初版，32开，789页。

《诗刊》1958年第1期第100—108页，刊载公木《公刘近作批判》。

王绳祖《驳斥右派分子雷海宗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江海学刊》第一期）

赵德馨《驳斥雷海宗的“生产工具决定论”》（《史学月刊》第一期）

袁家毅等《驳斥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谬论》（《历史教学问题》第一期）

赵希鼎《肃清右派分子孙海波在教学中散布的毒素》（《史学月刊》第一期）

本月，章乃器写一份长达三万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检查。

2月

1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议通过撤销10名右派分子在人大常委和人大其它委员会的职务，同时取消包括这10名右派分子在内的30名右派分子的参会资格。毛泽东发布命令，取消龙云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职务、黄琪祥国防委员会委员职务。

7日，何其芳《就党领导文艺问题驳右派》，载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

《诗刊》1958年第二期98—106页，刊载桑明野《批判艾青“诗论”中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李亚农《斥史学界右派》（《学术月刊》第二期）

唐陶华《驳斥雷海宗在生产工具问题上的反动谬论》（《中学历史教学》第二期）

金兆梓《对雷海宗、李鸿哲否定奴隶社会两文的批判》（《学术月刊》第二期）

李祖弼整理《批判右派分子向达的历史学》（《学术论坛》第一期）

徐绪典《驳斥荣孟源的资产阶级反动史学纲领》（《文史哲》第二期）

   3月

4日，中国民主同盟与各民主党派联合作出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其中提到：“目前各民主党派总的说来，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右派路线虽然已经受到有力的批判，但是它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清除；大多数成员在政治上还没有摆脱中间状态。”（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P549页）

宋泽生《揭穿右派分子黄元起“学者”的“画皮”》（《史学月刊》第三期）

胡思庸《不能容忍黄元起抄袭和放毒的犯罪行为》（《史学月刊》第三期）

赵希鼎《肃清右派分子黄元起在教学中散布的毒素》（《史学月刊》第三期）
《右派分子现形记》，魏可、常宏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3月初版，32开，48页。

《彻底肃清反动的汉奸文艺思想》（反击右派文选之二），江帆、蔡天心等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58年3月初版，32开，97页。

4月

23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出关于号召全盟展开向党交心运动的通知。中有“以上办法对右派分子同样适用”。（事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P557页）

李祖训《批判雷海宗唯工具论的历史观》（《北京师大学报》人文版第二期）

刘家和《批判雷海宗和李鸿哲的否定奴隶制社会的谬论》（《北京师大学报》人文版第二期）

梁萍《雷海宗的反动的“历史形态学”观点批判》（《历史教学问题》第二期）

魏千志《批判黄元起在史学中散布的谬论》（《史学月刊》第四期）

刘尧廷《驳斥右派分子黄元起在民族战争史上所散布的毒素》（《史学月刊》第四期）

洪延彦《驳“只讲材料不讲观点”》（《学术月刊》第四期）

5月

郝立本《彻底表除右派分子黄元起在历史教学的任务性质与方法中所散布的毒素》（《史学月刊》第五期）

《学习资料》（第三辑），陆定一等著，四川省公安厅编印，1958年（无准确月份）版，但从所收文章最后一篇为4月17日，以及该书原藏者“重钢二公司保纪科吴良运1958年9月3日”来看，当为5至8月为宜。硬精装32开，189页。

5月

马开梁《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一个例子》（《人文科学杂志》第五期）

6月

25日，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周恩来《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有一段谈到章乃器，章乃器辩解。

陈旭麓《斥右派分子企图以资产阶级社会学篡夺历史唯物主义阵地的阴谋》（《历史教学问题》）

《批判马哲民的反动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中科院武汉分院筹委会哲社综合研究所、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编，李达等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 6月第一版，32开，354页，印数3800册。

本月，四川灌县集中全县道士94人在天师洞进行为期一个半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鸣放辩论，在道士中划右派分子5名(1980年根据政策进行复查,全属错划，已全部改正)。参见《青城山记》（四川人民版）

《揭发文艺界右派分子  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资料索引》，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编1958年6月内部印行，16开，36页。说明云：“‘揭发文艺界右派分子，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资料索引’是配合我院中文系教学上需要而编成的。在编这个索引的时侯，虽然广泛搜罗了全国各地比较重要的报刊，但还不够全面和详尽。一般地说我们较注意批判较有影响的右派作家及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而对于次要的地方性的资料，则只搜集了一部分；但批判本省文艺界右派分子及修正主义毒草的文章则搜罗得比较全面。”

被批集团如下：丁陈反党集团，“探求”反党集团，“长江文艺”李蕤反党集团，石天河、流沙河反党集团，吴祖光“小家族”反党集团等。涉及人员依次如下：冯雪峰、丁玲、艾青、秦兆阳、刘宾雁、刘绍棠、吴懋庸、流沙河、王若望、吴祖光、钟店棐、徐中玉、许杰、陈沂。

《新知识辞典》，《新知识辞典》编辑室编辑，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6月初版，32开，1566页，硬精装，印数230000册。其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罗同盟”、“反右派斗争”诸词条。

8月

郭圣铭《雷海宗的反动历史观点批判》（《华东师大学报》人文版第四期）

10月

《诗刊》1958年第3期90—96页，刊载洪永固《邵燕祥的创作歧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农村福利司编《建国以来灾情和救灾工作史料》，1958年10月法律出版社出版，32开，231页，印数3500册。其中 188至192页有“生产救灾工作的伟大成就，驳倒了右派分子的无耻谰言”一节。

11月

12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开幕词，其中有“在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本盟中央机关和一部分地方组织曾经在一个时期内被章伯钧罗隆基及其他右派分子所控制，一度迷失了政治方向。幸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盟同志警醒过来，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在反右斗争取得基本胜利之后，全盟进行了一般整风运动。通过反右派斗争和一般整风，章罗联盟被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从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清洗了出去，盟的组织大大地纯洁了”（事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P560页）。

28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提及反右事（事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P563—596页）

《整风运动的一年》，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编，16开，315页，多图。内涉右派分子有王麦杆、刘典、符镇寰、王立志、刘维俊及多名学生右派）。分为三部分：大鸣大放和反击右派阶段（又细分为我院师生员工热诚帮助党整风、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全院师生员工揭发批判右派分子、社会主义自我思想改造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教学思想运动）、整风运动的四个阶段等。

《资产阶级适中人口论批判—驳右派分子叶元龙“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褚葆一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初版，32开，29页，印数 2000册。

《鸣放——重要经过报告书》（当代丛书之一，港版），中国人民二二七鸣放反共革命联合会出版，当代出版社1957年12月25日刊行，1958年 11月15日再版，32开，133页。

《鸣放——革命实录史》（当代丛书之二，港版），中国人民二二七鸣放反共革命联合会出版，当代出版社1958年11月15日出版，32开，125 页。

戎笙《批判雷海宗反动的历史观点》（《历史研究》第十一期）

12月

4日，中国民主同盟关于社会主义改造规划，其中提及反右事（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P597—605）。

王兴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赵俪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反动本质》（《文史哲》第十二期）

王新野、宋锡民《批判赵俪生在农民战争问题的谬论之一——对农民起义歪曲和诬蔑》（《文史哲》第十二期）

《驳斥右派分子杨思正、王士章在经济方面的修正主义谬论》，跃青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初版，32开，49页，印数5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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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一：《南风窗》年度公共利益榜；二：继续关注海地大地震；三：社会组织无主管登记。

我一直重申的是：欢迎各NGO组织和有心人提供诸种信得过的信息，每条信息的真伪，请实际参与者进一步自行核实。请注意，我不直接接受任何捐款和财物，我也不负责钱物的中转工作，我只负责给各位牵线搭桥。我的工作邮箱是 lijuhantian@sina.com

一：《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http://www.npi.org.cn/uploads/nanfengchuang.pdf。这个年度人物榜，大部分人令我感动，我也赞赏一些有影响力的传媒做自己的年度公共利益评选。但我个人认为媒体评选这种公共利益榜，对其中的官员应严之又严、慎之又慎，因为他们是纳税人所养，他们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应该批评。比如这个榜中的伍皓，在我看来并不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实质上更高级的混淆视听。在当今中国，没有哪一级政府是真心实意推进信息公开的，艾未未公民调查小组在四川大地震后一系列调查的遭遇，就是最好的注脚。

二：继续关注海地大地震：海地遇难人数可能会突破二十万，这场灾难听残酷性可以想见。但我浏览了众多新闻，似乎海地还没有故意掩盖死亡数字的行为，单就是这一点应该比中国政府强。我们看他人的灾难，应该吸取别人比我们做得好的地方。八名死于海地的公安人员，从联合国的资料来看并非维和警察，官方造假能力十分高超，真可谓“扬威世界”。（1）：美国与其他国家协调大规模海地救灾行动。http://www.america.gov/st/develop-chinese/2010/January/20100125161957SBlebahC0.5635645.html?CP.rss=true&utm_source=twitterfeed&utm_medium=twitter。（2）：国际社会开始关注为海地提供长期援助。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Haiti-Agriculture-20100125-82623162.html。（3）：海地政府已集体掩埋15万地震遇难者。http://www.rfa.org/mandarin/Xinwen/haiti-01252010165357.html。（4）：关注地震灾民的心理健康。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HaitiMentalllness-20100125-82626492.html。（5）：中国维和警察海地殉难真相：有公费旅游的/陶勇。http://hi.baidu.com/kxfkevin/blog/item/be63f3ae9616d6c77dd92a4a.html。

三：慈善需要制度解决。陈光标的爱心和慈善情怀我是赞赏的，但如果没有如下几个措施，陈的行为永远是个案，而不是会形成群体的效慕行为。一：捐款去向和使用的透明，我想陈光标是否放心这些款项的去向，他应该是考虑过的，但他为什么还要捐呢？是他真放心款子去向，而是说与捐款方或者说其背后的官方有什么心照不宣的默契，因为捐款和使用不明，其寻租空间是很大的；其次，行善之人应该从税收等方面得到实惠，这就像纳了税，你不能用一句抽象的光荣了事，我需要的是实际的好处。（1）：中国首善陈光标募款助人 慈善需法制保障。http://china.cnr.cn/newszh/yaowen/201001/t20100124_505936817.html。（2）：陈光标的“慈善观”引领人心向善。http://zjc.zjol.com.cn/05zjc/system/2010/01/25/016263766.shtml。（3）：陈光标高调募4千万善款遭疑回应：作秀是为了抛砖引玉！http://bbs.cctv.com/thread-14351445-1-1.html。（4）：褚朝新：募到四千万救济穷人的作秀多多益善。http://news.sina.com.cn/pl/2010-01-25/012319536771.shtml。

四：志愿者和NGO组织的自我精进。自愿者和NGO组织，应该与这个社会的实际问题一同成长，大家都会遇到一些新问题，但正因如此，我赞赏吕朝这句话“别当做好事，只把事做好”。（1）：公益新口号——别当做好事 只把事做好。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525。（2）：NPI举办社会企业主题公益沙龙。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872。（3）：志愿者管理的5个核心问题——以瓷娃娃关怀协会为例。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37。

五：灾后重建及其它诸种信息招募和需求。 （1）：救助儿童会四川项目诚聘减灾项目高级官员1名（截至2-5）。http://www.ngocn.org/?action-model-name-hr-itemid-158。（2）：妈妈之家（5.12地震灾区服务组织）紧急招募心理志愿者（截至2-1）。http://www.ngocn.org/?action-model-name-recruit-itemid-81。（3）：救助儿童会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服务项目基线调研火热招标中（截至2-5）。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2829。（4）：助学行动中国成都项目办诚聘项目官员1名（截至2-28）。http://www.ngocn.org/?action-model-name-hr-itemid-182。（5）：乐施会诚聘媒体传播项目官员1名（截至3-7）。http://www.ngocn.org/?action-model-name-hr-itemid-180。

六：灾后重建及其它诸种信息汇集。 （1）：纪录片《记者报告》——讲述大山深处学校的故事。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2816。（2）：2009年度北京十大感动社区人物及和谐家庭评选活动圆满闭幕。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2796。（3）：美国国务卿全球妇女问题办公室首颁小额赠款方案征集项目，诚邀参与（截至2-1）。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2709。（4）：2009年中国心助学总结及2010年助学计划。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2123。（5）：有多少孩子被城乡一体化了？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2832。（6）：512中心简报第三十九期。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2120。（7）：“从出生开始重塑未来–促进中国城市与农村弱势儿童早期教育和发展服务”项目基线调研招标。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sortinfoview.php?id=1790。（8）：公益事业不再是政府唱“独角戏”。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526。（9）：2009年度十大公益新闻人物出炉。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2809。（10）：[截至2.28]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生物多样性保护小额赠款项目征集。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sortinfoview.php?id=1783。（11）：非公募基金会发展冷热不均。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42。（12）：遵道志愿者的 “老大哥” 情结。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41。

七：社团无主管登记是否真能实行？ 我当然赞赏社团无主管登记，这是为民间社会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一个民间社会孱弱的国家，这个国家的问题就无法得到正确解决。但是否能真的实施无主管登记，是考验政府质能转变——小政府、大社会——的大问题（1）：深圳试水社团无主管登记制获民政部肯定。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529。（2）：深圳社会组织改革获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http://www.chinanpo.gov.cn/web/showBulltetin.do?id=41568&dictionid=1921。

2010年1月26日10：09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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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新办发言人就互联网发展和管理情况答问。http://news.sina.com.cn/c/2010-01-25/014719536832.shtml。国新办发言人继续了所有中国政府发言人的核心特质，那就是公然撒谎。可以这样说，不撒谎就不是政府发言人。中国互联网的自由何在？难道是网民有辛苦花钱翻墙去浏览信息的自由吗？为什么中国有成千上万的翻墙者？原因何在？难道只是他们有窥视癖吗？互联网自由的国家和地区用得着翻墙吗？香港地区用得着翻墙吗？用扫黄打非来压制言论自由，压制对政府批评的撒谎把戏，看你们到底还要玩多久？

二：中组部再晒民意“成绩单”。 http://gcontent.nddaily.com/b/b1/bb1662b7c5f22a0f/Blog/949/ea25e1.html。一个卖官鬻爵的部门，一个控制官员而不让民众真正选举官员的部门，还好意思说自己的成绩单如何合格。如果每年有多少贪官的数字，就表明你们选干部合格的话，那么各级组织部门都是合格的，因为你们准确地把许多贪腐的官员成功地选在了都有油水的重要位置上。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组织部宣传部这样的部门听起来都是天方夜谭，这种部门的存在就是纳税人用自己的钱，养了一大批不为自己服务，只为官僚利益集团服务的人员。各级组织部和宣传部及相关冗员给纳税人带来多大的压力，大家由此不难推算。

三：生娃前先测伦理道德观 不达标缓发准生证。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0/01/19/3390990.html。有网友很刻薄地说，这个重庆政协委员，他被生下来之前，父母是否也做过伦理道德观的测试，如果没有，他的父母或他本人是否应该补测？更有网友说，就是希特勒纳粹的种族歧视，也没有达到他这样荒唐的地步。每年全国各地两会的时候，就是各级官员及两会委员撒谎说胡话的时候，完全胡话表演大舞台。有时甚至想，政府难道每年召开两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看看各级官员和两会委员们的丑恶表演，从而唤醒对政府持续不断的批评吗？这个政府真是太“大度”了。

四：甘肃将建650人网评队伍体系。http://www.qnsb.com/space-246-do-blog-id-127940.html。韩寒说，五毛党本来是地下党，但甘肃却要将其公之于众，实在是让伟光正的面子不好看。其实五毛党至2006年以来，被持续曝光，全国有成千上万的网评员、信息员、网监等总称五毛党，根本不是什么秘密。政府每年花在五毛党身上的所浪费的纳税人的钱，不知有多少？中国这么多经济学家都没有人做过切实统计与研究。用纳税人的钱豢养成千上万的五毛党来混淆是非，剥夺纳税人的利益，实在是政府将你的骨头熬你的油的拿手好戏。内蒙古开鲁县只有40万人，但这个县的公安局居然有网络信息员上万人，而人民网反腐频道的一个报道帖，公布出来的122名网评员，就是来自这些政府机关，这是公开展示五毛党就是公务员，一些公务员就是五毛党的事实。

五：港泛民两党宣布 五议员请辞名单。http://www.zaobao.com/zg/zg100122_007.shtml。由于中央政府在各方面的渗透，使得香港的政制运行，越来越显示出许多内地化的迹象。中央政府在内地毫无阻碍修建高铁——因为民意是不重要的，强权在手，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于是强行要香港接轨，在民意反对或者说民意不充分的情况下强行上马，使香港人对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再抱有希望，于是加速要求双普选的步伐，这一切也是一蛮横的专制逼出来的。五区总辞，应该是推进双普选的第一步，无论从哪个法来看，都不存在要搞香港独立的问题，所以官方媒体的抹黑除了表达其强横外，不会对香港的民主自由有任何好处。

六：上海六高校自主招生不考语文 被指学科歧视。http://society.stnn.cc/minsheng/201001/t20100124_1258491.html。自主招考到不考语文的地步，真是有创意极了。一个国家的人连自己的语文都没学好，你说他能做出什么事来？许多大学生连基本的报告都写不了，其笔头表达和口头表达能力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政府为了让学生没有批评他们的能力，先从小就搞愚民教育譬如万恶的政治课，接着搞文理割裂分科，再来一个高考不考语文，最终除了会歌颂政府以外，连对政府表达一点不满的能力都没有了，这是政府教育目的。高校自主到如此荒唐的地步，居然可以得到有些人的赞同，这本身表明语文教育的工具化和政治化，依旧是语文教育的病灶之所在，但无论如何不能荒唐到取消语文考试的地步吧。

七：网吧“窥视者”的数字游戏。http://www.21cbh.com/HTML/2010-1-4/160336.html。这家网络公司打着商用的旗帜，调查用户的行为，监视网吧乃至公司和家庭等众多用户，把你的习好等方面的数据反馈回去作商业之用。看上去非常正当，但谁又能保证他不把这些东西拿来侵犯隐私权，谁又能保证他不与政府合作去侵害公民的人权？马云说了，政府需要什么信息他都提供，许多人被官方用QQ里的数据和言论来作为判刑的依据，而腾讯这样无良公司没有丝毫的抵抗，其忽视公民权利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更好玩的是，上海这家网络公司打着不方便透露的名义，拒绝透露其投资者来自哪里？如果来自官方，又有谁吃惊呢？官商勾结不让人吃惊，若是官方打着民间的幌子来大规模像特务一样监视民众，你又吃惊吗？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监视民众一举一动的国家。

2010年1月25日8：55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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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按：老康（康正果）两次回国，我都有幸见面喝酒并聆他的故事，甚是愉快和感慨。第二次在上海与国保发生的惊悚故事，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中国人回到自己祖国的待遇，只要你动用网络资源马上就可以搜到。老康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书也看过三本：《风骚与艳情》、《重审风月鉴》、《我的反动生涯》，的确令我感佩和喜爱。老康与廖胡子亦武交情深厚，所以一旦回国，必来看他，因此得以晤面。评论廖亦武诗歌和写作的文字不少，但我认为只有老康得其三昧，这就是不仅是他与老廖有交情的原因了，要写好像他那样的文章，才学识少了一样都不行。

老康现在于耶鲁大学教中文，他在讲流亡与母语的时候，提到昆德拉感受到的流亡的无根感，他很庆幸自己在异国教汉语，竟能使自己的汉语乃至古文日渐精进，这使他深感安慰。我虽非流亡者，但我很感受到母语对一个人的影响至深。老实说，老康可以推荐的文章不少，但我特别选他读哈金《战废品》一书，一来是借此向大家推荐哈金这位用英文写作，在英语世界较有影响的中国人的作品，二来是让大家知晓所谓的“抗美援朝”（其实是抗联合国援朝）除了魏巍那种“歌德体”，还有更深的反省文学。不知道哈金这本《战废品》是否有中文出版，大陆目前当然是出版无望，但港台出来而转销大陆，也应该是有市场的。用“战废品”来形容俘虏在中国大陆的境遇不再恰切不过的词汇，八十年代我读过一本写战俘回国遭遇的报告文学，虽然有很多隐瞒，但依旧令人唏嘘不已。2010年1月24日9：44分于成都

康正果：“抗美援朝”的炮灰——读哈金《战废品》

     一九四九年大陆易帜之际，共产党还没做出什么让民众看好的事情，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太不被看好，国人才把盼好的眼光转移到共产党身上。共军乘时势之良机大获全胜，他们说他们解放了全中国和老百姓，老百姓也就以为获得了解放，连投诚或被俘的国军官兵都在学习文件，接受教育，满以为把旧军装一脱，就都纳入新体制，去跟全国人民共创建国的大业了。哈金在其新作《战废品》中讲述的人和事即从这一可喜的起点开始：那时新社会刚宣布建立，未来似乎充满希望，但时局尚在变化之中，整个的前景并不明朗。讲述者俞元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小时曾就读教会学校，稍通英语，后入黄埔军校受训，还没毕业，又随投诚的国军编入了共军。

从国军投共到共军投台

   特设计出这样一个早年就濡染过西方文化的前国民党军人，让他以回忆录的形式来讲述自愿军战俘在韩战中的遭遇，哈金的架构安排可谓用心幽微而意味深远，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受限于英文写作，为贴近读者而采取的叙述策略。俞元在从军经历上的二重性显然体现了国军与共军之间某种亦彼亦此的关系。特点出这两支敌对的军队亦彼亦此，盖有两层意思要稍加论说。一是要说明两军在人员组成上相互更替和反复交错的事实。从渊源上看，共军本是从国军中分裂出去的一股反叛势力，随后不断分化和瓦解国军，进而发展壮大起来。内战中解放军接连获胜，一批批投诚或被俘的国军经过改编，又进一步增多了解放军的兵员。俞元的个人经历首先涉及到这些降卒的遭遇。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国军官兵并没在投共后过上安生日子，突发的韩战很快就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浓墨重写俞元赴朝参战，很有代表意义，据有关数据记载，韩战初起，共军司令部首先就把华北、东北的国军投降部队连锅一端，统统送过鸭绿江打了前站。

    反过来看，共军在整体上是不是如他们所宣扬的那样铁板一块，硬铮铮死不投降呢？自愿军在韩战中其实打得很狼狈，撇开巨大的伤亡数字和不知其数的逃兵不说，仅就被美军俘获的人数而论，就有两万二千人之多。这些人的存在及去向从一开始便使中共当局脸面上颇感难堪，因此如何交换和遣返这些战俘，其间的争执到后来就成了中美谈判的主要议题，战俘本身随之也成了双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当时的台湾政府出于其持续的反共立场，通过联合国的安排，专门派出工作人员，在美军战俘营中展开了争取自愿军战俘投奔自由世界的积极行动。争取的结果，一万四千名“反共义士”去台湾加入了国军。从当时的实际需要看，这些人员投奔台湾，多少起到了补充国军兵源不足的作用，也给当时的反共宣传造了声势。就《战废品》的叙事效果而言，渲染国共双方争夺战俘的冲突场面，也在故事推进中别添了凶险而富有刺激的情节。对比内战中国军的大批投共，这一次多数战俘奔赴台湾，可以说确有其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以后，国共两个敌对势力的人员流动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随着那个代表新中国的政权不断推行其不得人心的政策，日益扩大打击面，投诚的目标就单一地转向了海峡那边的台湾。大陆虽地广人多，资源丰厚，名誉上是全体华人的祖国，但由于中共的占领，五十多年来，一直都成了渴望自由的人士时刻想逃离的地方。

高唱牺牲，贱视人命

   我还要进一步点出，在长期拼杀中，这两个敌对势力一直在恶性互动，每一方都在施加着反塑对方的作用。最初在黄埔建军，国共尚联合在一起，中心目标是协力北伐。不幸在蒋介石清党后，本来仅限于城市活动的中共势力急剧扩散到边远农村，乘闹土地革命之机搞起了武装斗争。由此拉开剿共与反围剿的互相残杀，经过持续而残酷的军事较量，红军虽备受打击，最终还是得到了淬砺，以其巨大的牺牲代价保存和发展了武装闹革命的实力。 就这一后果而言，可以说正是蒋介石激烈而屡受干扰的剿共行动激化出中共的武装斗争方式，并塑造了共军那种险恶的幸存者特质。这就是我在此要强调的反塑作用。蒋之剿共，自以为在为国为民除害，可惜害未能尽除，反把所除之害推上了愈除愈烈之势。这就像用毒药杀虫，虫未杀尽，幸存的妖孽反获得抗药性，更加魔高一丈。红军的生存力此后愈益增强，其蛊惑性和破坏力也更加厉害。

   共军就是这样一支在血腥围剿下以死难和拼杀哺养壮大起来的队伍。起初，是他们的受害者形象凸现了那反抗的正义性，是国内外众多左倾人士的同情和煽情为他们召唤到广泛的支持。但那时候中共的正义性还只是打出来的旗号，并没有任何事实可证实他们的革命路线对中国社会的改进有效有益。那一面镰刀斧头红旗之得以璀璨生辉，大都是他们大肆渲染共产党人的流血牺牲，自我悲壮化的结果。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流血牺牲”的号召便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精神变物质的作用。毛泽东有很多言论都反复强调了牺牲的必要性，他说：“几十万共产党、成百万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被屠杀了，但我们的队伍却有更多的几十万、几百万人起来继续战斗。”他还说：“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活着。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要准备一些人牺牲，但总有活着的人。这样大的党，这样大的民族，怕什么！”死亡已被毛表述为革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革命者必须承担的使命，所谓“共产党员连死都不怕，难道还怕困难吗？！”这样激越的口号，长期以来，已经在共军内部把“流血牺牲”抽象到神圣的高度，后来打垮了国民党，更被夸耀为他们打天下坐江山的资本。生命的大量消耗被颂扬为生命的升华，让他人送死，让千千万人像刘胡兰那样“死得伟大”，像董存瑞或黄继光那样人肉炸弹式地与敌人同归于尽，经过反复宣传，最终都以圣像模式被定格为永垂不朽的榜样。四年内战，共军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以这种不怕死的蛮干打败了国军，紧接着发动抗美援朝，还是付出了远远多于美军的牺牲，才为金氏王朝保住了三八线以北的领土。

   尽管如此，所谓的“解放战争”与“抗美援朝”，两者在性质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共军当初与国军血战，是让解放区刚分得土地的农民子弟前仆后继送了死，仗虽打得残酷，毕竟还打着解放全中国的旗号，而且最终打垮国军，夺取了政权。就中共自身的利益而言，人死得再多，也可谓死得其所。但共军之参与韩战，则纯出于苏联的唆使。是北韩首先挑起战火，然后美军率联合国军队助南韩抵御，苏联老大哥要做北韩的后盾，却并不打算亲自出兵，结果把流血牺牲的任务摊派到中共头上。这一场仗，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人推到了“war trash”的份儿上。在是否出兵的问题上，中共高层本来很有争议，无奈向来热衷挑衅而贱视人命的毛泽东执意要打，在骁勇如林彪、栗裕者都称病不接军令的情况下，毛只好派彭德怀带上他的光杆儿指挥部，东征西调，纠集起杂牌部队仓促出了征。主战的斯大林连派飞机打掩护送补给都不想干，装备很差的自愿军就只能在完全缺乏准备和部署的情况下跟美帝的坦克、大炮和飞机去拼命了。

哈金打破中共战争文学老套

   那时候共军刚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军的美式装备，中共的宣传报导尚沉浸于“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欢欣鼓舞之中。但眼前的美军装备可大大不同于所谓国军的美式装备，凝固汽油弹引爆的杀伤力乃是任何血肉长城也吃不消的。朝鲜战场实际的惨状如何，自愿军官兵的伤亡情况怎样，只有亲历战争的自愿军官兵最清楚，像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和电影《上甘岭》之类的宣传报导作品都是为鼓动老百姓的爱国热情而编出来的，此类作品写敌我双方，总写得黑白分明，“我军”的牺牲总是壮烈的，“敌军”的凶残总是愚蠢的，硝烟弥漫中总有玫瑰色的闪光，战争的宏大叙事纯粹由英雄事迹汇集而成。那是一种专门激发对敌人仇恨的文艺作品，完全模式化，高度戏剧化，热衷制造舞台性质的战争狂欢，只为中共党军的战绩树碑立传，不只无视人的生命的珍贵，对战争的悲剧性和灾难性也缺乏起码的反思，更谈不上在人类生存的广阔视野上审视战争中的暴力、野蛮和荒诞。中国民众至今仍普遍乐道战场上的厮杀，对有朝一日战争的爆发犹跃跃欲试，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中共战争文艺熏染的结果。也许就是因此之故，不少中国人都有好战情绪，而所谓的军旅作家们，大都缺乏战争的罪感和忧患意识。在如此浅薄的战争文学语境中，中共及其政府，包括民众在内，就常显出战争儿戏的浮躁情绪。连身为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前不久回答俄国人他受哪一部俄国文学作品的影响最深，所提到的书竟是《卓娅和舒拉》。这本苏联作品写的是姐弟俩反抗德军而光荣牺牲的故事，胡的模范共青团趣味明显地反映出他那一代人的革命斗争殉道狂心态。

  韩战结束已五十多年，官方至今仍用“英烈传”式的叙事掩盖历史真相，闭口不提毛泽东一伙的决策错误、中国人惨重的伤亡和韩战幸存者的创伤。只是在哈金的《战废品》出版后，翻开该书的一至三章，我们才了解到志愿军在那一场瞎指挥下的行军和会战中极其惨重的伤亡。俞元那时尚带几分书生气，心里还萦绕着才告别未婚妻的柔情，直到被驱上战场，真正出入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后，他才惊恐地发现，“共产党用起人就像用拉套的牲口，就像烧劈柴。”（七十七页）原来被颂扬得那么神圣的“流血牺牲”竟是如此残忍和不负责任地浪费志愿军战士的生命！本是一场不该打的仗，但中共硬是在苏联指使下让自己人白白送了死，此“war trash”一也。以极差的装备硬碰美国的现代化武器，伤亡极其惨重，却还虚美血染的风采，给国民空输悲壮情怀，此“war trash”二也。《战废品》一书率先以文学形式暴露了此一虚妄，姑不论英语读者从中读到什么，仅就其中译本而言，至少使中国读者怵目惊心地感受到被抛入战争漩涡的志愿军实际上显得多么狼狈、盲动、凄惶和寒伧。

战俘营中的恶戏

   从第四章以后，随着主人公俞元和他的战友们被俘，小说的叙事即转入战俘营中的国共如何争夺战俘和中朝战俘如何对抗美帝。从哈金已发表的作品可看出，他擅长写“室内剧”和琐碎无聊中的幽默荒诞，尤精于撷取灰色生活中的谐趣，但对广阔空间中更为动荡的局势和人物众多的场面，似乎还没尝试去大笔淋漓地绘制长卷。也许正因如此，他并没走诺曼•梅勒（如《死者和裸者》）或巴别尔（如《骑兵军》）的路子，没有在持久的激战或疲劳的行军等大场景上多费笔墨，没有致力写美式武器制造的大恐怖（horror）及其轰然一击的大规模灭绝性杀伤，而是让叙述者俞元夹在国共的争夺之间，在双重威胁的折磨下渐渐走向觉醒。俞元出身国军，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操作及其陈词滥调，自然洞悉其流弊，怀有极大的反感。同时，哈金本人出身解放军，有关国民党反共的阴暗面，想必保留了很多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写台湾派来的国民党恶棍如何逼迫志愿军战俘投奔蒋帮，如何在美国人的纵容下逞凶，在小说中就占了相当的篇幅，也对极其血腥的场面尽可能作了渲染。需要指出的是，《战废品》被一致认为，以虚构的回忆录叙述方式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纪实效果，而哈金本人也强调，他这部虚构作品主要是在谋篇布局上用了虚构手法，“书中很多的细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都有事实依据，所以在书后特别附录了参考数据的来源。比如，有关国民党恶棍持刀杀人剜心那一场恶戏，就是取材幸存者的回忆录，绘声绘色铺叙出来的。再加上血淋淋刺字和刮皮，殴打与辱骂，所有这些戏剧化的场景都明显给读者造成这样的效果：在美军的战俘营中，自愿军战俘受台湾方面胁迫的情况非常严重，而在赴台的一万四千多“反共义士”中，其自愿投奔的成分反显得淡薄多了。如上所述，哈金这部小说在取材上多依据当事人所写的回忆，特别是归国战俘的回忆。我要争辩的是，在情节安排上过分依赖了回忆录提供的事实，是否能全景式地揭示出战俘的真实处境，则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因为，回忆录对事实的叙述有显有隐，有加盐添醋，也有断裂和空缺，有时候，我们琢磨了回忆录所强调的某一个方面，正好会看出叙述者竭力回避的事情。

对俞元来说，最感到懊恼的就是被恶棍打昏后，肚皮上给刺上了“反共”（FUCK COMMUNISM）二字。俞元之执意要返回大陆，倒不是他铁杆地反蒋拥共，其实他早已强烈地感觉出身在共军中所受的严厉控制，对他们把人命当物品消耗的斗争方式，尤其反感。俞元之所以甘冒凶险回大陆，只因那里是他的家园，有老母需他奉养，有未婚妻等他成婚。这是他的人生大事，远高于政治选择，就是刀山火海，他也得闯过去与亲人团聚。直到最后一刻，连去第三国的机会都断然放弃，明知回国凶多吉少，俞元还是转向共军阵营。究其根本，皆因无比眷恋故国厚土。这一选择的可悲性在于，祖国已在中共劫持下，千千万无法和那块土地分开的华人只因生长在那里，要回到那里，就不得不硬着头皮走进野兽的腹腔，去过忍辱含垢的生活。在这样一种自投罗网的情况下，留在肚皮上的刺青就成了魔咒的烙印，从身体上标志了他的前国军身份，强加给他了一种类似毁容手术的耻辱。从象征的意义看，这“反共”的刺青，正是他被国民党反共意识形态从精神上鸡奸的可耻印记。但拒绝去台，并非俞元不向往自由世界，除他原先就对那一边印象不良，拽他回国的还是亲情和乡情。小说一再强调这一点，显然是要表明，俞元力图摆脱国共两方面的政治控制，在漫长的痛苦挣扎中，唯一能支撑他抗拒政治压力的就是模糊的伦理感情。这一觉醒是一个了不起的起点，但只能说仅仅有了起点。在几代中国人的意识中，国共两个敌对的势力仍投下亦彼亦此的阴影，它牵动着个人的是非恩怨，搅扰着人们的良知和判断，真要把被颠倒的价值彻底颠倒过来，恐怕还经历相当恼人的情意清洗过程。所以，俞元的超越，最终所能到达的高度也仅为赞美医生的工作，鼓励他孙子选择这一不论敌我，只管救护生命的职业。他的向往尽管很真诚，但却显得微弱无力。

恼人的问题：反共还是反美

在写俞元讲述共军的情况时，小说既强调他基本的爱国立场和应有的军人尊严，也一步步点染出他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如何产生了疑虑。与此同时，还详叙俘虏营这个封闭空间在美军的外圈控制下，中共党组织如何在其紧紧掌握的内圈中发挥控制作用，写中共的洗脑机制如何把人变成被利用的“trash”。按照利夫顿（Robert Lifton）关于洗脑机制的描述，环境控制、语言加码和分裂存在是组织控制个人的要点。俘虏营本身已隔绝战俘和外界的交流，为抗拒蒋帮的拉拢，为不断给美军制造麻烦，以裴政委为核心的党组织更进一步上紧螺丝，加强了战俘间的互相监视。为逃避惩罚，凡想回国的战俘便拼命表现自己对党多么忠诚。于是，由裴政委严控的集体高高在上，神秘威严，远比个人重要，他们所推行的处罚也使每一个俘虏觉得，服从组织，才有安全，违抗组织，必遭灭亡。就这样，做了战俘本来已是战废品了，组织还要对他们废物利用，接连不断指挥他们闹事：今天搞升国旗行动，明天闹扣押美军将军事件。战俘们每惹一次祸，就换来一次镇压，白死一批人。面对一次次无谓的流血牺牲，俞元开始了反省：他发现裴政委根本不关心手下人的死活，他完全处于“我斗故我在”的状态，他就是要通过不断制造事件向他的上级邀功和表态，而对于受他支配的下级，总是滥发纸币一样地信口记功。结果是每死一批战士，就在联合国制造出一起有利于中共而有损于美国的新闻，战俘营中死的人越多，毛泽东金日成的威信就越高，美国领导人背负的压力就越重。
  

俞元能看穿这些闹剧，当然和他通英语，有机会读到美国报纸有关。信息的获取，使他有可能逸出洗脑机制。他在《星条报》上读到：“美国在板门店的谈判代表把战俘当作最优先的问题，而北朝鲜和中国代表却拒绝首先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把精力集中在领土之争上。”（一五七页）他还举出另一个人的看法：“李奇微将军说：美国军队绝对可以把共产党军队赶过鸭绿江，可他不会那么干的，因为他不想牺牲几万士兵。想想吧：要是志愿军可以把美军赶入太平洋，他们会怎么做？毛泽东难道在乎所有的志愿军都牺牲了，来达到那个目标吗？他肯定不在乎的。”（三一七页）藉插入这些议论，小说也触及到共军和美军的比较，特别是写美军虐囚的细节，也都为今日美国媒体和公众所喜闻乐见，正好赢得了卖点。而这一点也愈加突出了中美社会之差异：中共政府一直都荫庇在新闻封锁下，掩盖事实就是他们的工作与活路。而在言论自由的西方，正是有媒体大胆揭丑，才得以置政府于社会监督之下，使政策的偏失不断得到批评纠正。当然，哈金并不是为耸人听闻而写那一切的，通过俞元之口讲述出来的美方情况，也都尽量表现出避免政治偏见的意图，比如对格林医生那种人道态度的深情记叙，对战俘营中美方物质待遇比较优厚的如实记录，无不以西方价值中更尊重个人和生命的一面对比出中共意识形态的反人性本质。
  

所有回国战俘的下场都很悲惨，出了战俘营，他们被废物利用的价值已完全耗竭，彻底报废，最后成了百分之百的战废品。这六千多忠于党的战士全部被开除军籍，然后给予了轻重不同的发落，连费尽心思邀功的裴政委和积极表现的常明也未能幸免，一并打入另册，穷愁潦倒至死。相比之下，被小说描述为受胁迫去了台湾的战俘就要幸运多了，他们的结局在叙述上构成了某种反讽意味：有很多人都在国军中混出了资历，改革开放后，他们衣锦还乡，在当地竟被奉为贵宾。
  

命运对俞元的的嘲弄最辛辣，他本为行孝和完婚而回国，回来后母亲已死，未婚妻嫌跟他不光彩，立即和他断了关系。更为懊恼的是，肚皮上那个“反共”的刺青被医生稍加剔除，变成了“反美”（去掉“COMMUNISM”一词中几个字母，便成“FUCK… U…S…”）。从此以后，他精神上又让中共的意识形态操了几十年后路，直到来美探亲，才请医生用雷射手术把那污迹剔除干净。

余论：关于刺青

   在此，我要从中译本读者的角度对刺青的细节稍作议论。因为本书的原文是英文，用英文写中国人的事情，有时不得不在行文构思上削足适履。按说，俞元肚皮上那刺青，是中国人刺给中国人看的，刺上中文，才合情合理。但作者囿于其英文行文，独出心裁，玩了个“COMMUNISM”被消减成“… U…S…”的巧合，再加上表示轻蔑的“FUCK”，这样一来，便和中文语境中表示强烈否定语气的“反”字有了一定的差异。据作者所参照的回忆录材料，给归国自愿军身上刺青反共口号，是有好些案例，但我还是要在此补充强调小说叙事所忽视的一面：据有关数据记载，更有大量投奔台湾的战俘自发地在身上刺青反共口号，既显示他们与共军决绝，也向国民党表忠，其用意及方式，恰如岳母给岳飞背上刺字，是以身体上的铭刻来显示志向的坚定。尽管在今天看来，此举已因时过境迁而显得陈腐，但在原发的场合下，刺字者的态度多少还是挺认真的。比如《荣民历史文化网》上说：“战俘营内完全自治，有共推的自治干部维持秩序，罗化忠说，为坚定争取回台湾的决心，凝聚团结力量，大家在联军战俘营中歃血、刺青，决心唾弃共产主义，也因此受到国际的瞩目和重视。”另有中央社记者罗广仁台北报导：“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五位参战同胞在联军战俘营中歃血、刺青，决心唾弃共产政权，选择民主自由。”可见非强迫、非侮辱的刺青普遍存在于反共义士群中。《战废品》一书却只突出了一个方面的事实，如果要就小说的情节依据偏重事实这一特点而论，对台湾方面诸多情况的遗漏则是显而易见的。但不管怎么说，哈金的黑色幽默想象毕竟值得欣赏，那刺青从刺上俞元的肚皮到完全消除的过程也富有寓意而耐人寻味。但也可能因此而给英语读者造成以偏概全的效果，这恐怕就是用洋文讲中国故事的未达一间之憾了。这确实是两种语言转换上踫到的一个难题，走笔至此，顺便指出，聊发疑义相析之论，实无求全责备之意也。

此文于2006年06月29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