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一推（25）：包遵信：步履艰难的中国民主运动——读《历史的先声》
冉按：笑蜀兄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已出十年，现在坊间已很难觅到。此书所集言论均为中共四十年代发表在《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上的文章，有很多还是社论，自然应该算是代表中共官方的看法。这些文章谈言论自由和宪政民主，恐怕比今天许多自由知识分子都谈得更大胆更有系统。但颇为吊诡的是，这个口口声声谈民主自由宪政的“在野党”，一旦获得政权后，为何却是一个比他所反对的政党更加严酷更加极权的政党呢？我认为包遵信先生这篇二万多字的长文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笑蜀兄在编《历史的先声》一书时，其副题为“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我愿意相信笑蜀编此书时是为了出版的策略，而添加如此副题。倘若不是，若说是“庄严承诺”，那就名不副实，这一点已然被包先生解读出来。纸面上的东西，看上去白纸黑字，但却是共产党翻云覆覆云的工具，即便是法律乃至宪法他们都不曾信仰过，何来对纸面上的文章将之定为不可更易真理而加以护持。去年盛传的一个据称是万里的讲话，就讲到共产党应该讲政伦理，这就说明自其成立以来，自然包括官方得鼎六十年来，他们从来都没讲过政治伦理。没有政治就会朝令夕改，就会今日而昨非，一切视实用主义和利益最大化而定，哪怕看上去荒谬不堪，也在所不惜，这样的事实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还少吗？
所以我认为共产党六十年前的民主自由言论，都是障眼法，是欺骗术，是为了借抗战之机壮大自己的力量，谋求夺取政权的即时性工具。事实上，越研究中共党史，党内的严酷清洗，在报纸上大讲民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解放区成功地进行了双向信息封锁，而使表面的一切看上去像真的一样。对解放区“被抢救”的人封锁国统区的消息，进行消息过滤；而对国统区的民众又大讲民主自由，这样双重的信息封锁，成就了实用主义的夺权术，因此看上去像“庄严承诺”，只不过是儿戏而已。2010年2月28日9：49分于成都
包遵信：步履艰难的中国民主运动
——读《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
历史有时真像一个万花筒，让人眼花缭乱。特别是当权的执政者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让人们了解历史真相的时候。四十年代中国有一场历时数年、波澜迭起的民主运动，据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奇怪的是，一向以给自己评功摆好代替历史研究的中共当局，近年来对此却三缄其口，好像压根儿就没有这件事似的。例如，1991年7月出版，为纪念中共成立七十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着的一本最具“权威”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就未提及这件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每个有天良的中国人，都有权了解这段历史，历史的真相理应公诸于众。这倒不是为了“揭老底”，更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着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艰辛历程，总结有益的经验教训，从而有助于推进当前的中国民主化。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觉得1999年9月出版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笑蜀编，汕头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先声》），值得每个关心中国命运与中国前途的人认真一读。
是庄严的承诺，还是历史的谎言？
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实际是与抗战同时起步的。还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一篇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讲了三个问题，即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的目前发展阶段、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我们的领导责任。关于民主和自由，毛提出了两项具体的奋斗目标：一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1]通读这个报告，我们有理由这样认为，毛是把抗日的任务归结为“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的，因此可以这么说，中共是扛著“民主和自由”的大旗，投入抗日战争的行列的。毛的这一说法和战略部署，连中共内部都有人不赞成[2]，一般人更难理解。
毛泽东这么说这么做也有他的理由。他说：“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这是1944年6月他对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讲的。《历史的先声》开卷第一篇收录的就是这个讲话的摘录。当时已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在毛看来，中国的头等大事不是发展国民经济，不是稳定后方大局，甚而也不是军事战略部署，而是实现民主，惟有实现民主才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前提。“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
毛从抗战前夕就强调为民主与自由而斗争，这时又把民主视为抗战胜利的前提，可见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一直高举着两面大旗，一面是抗日，一面是民主。四十年代前期，把民主的旗帜举得最高的，口号喊得最起劲，步骤设想得最具体的，就数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了。这本《历史的先声》就是最好的说明。它收录了1940年到1946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的社论、社评以及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文章，总共九十余篇。内容都是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要求保障人权、实行民主的。诸如民主的目标与原则、公民的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与保障、实现民主的条件与方法等，各方面都有极其精彩的论述。对于健忘的中国人，如果有机会读一读这些文字，那是大有裨益的。
1941年5月，《解放日报》有篇题为“切实保障人民的权利”的社论，摘引了边区施政纲领，以说明边区人民享受到“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移之自由权”，并向世人宣布：“中国共产党一向是忠实于它对人民的诺言的，一向是言行一致的，因此它的纲领中的每一条文与每一句话，都是兑现的。”[3]那时的边区人民是否享受到了这些权利，我没有考察也就没有发言权；我们只知道，在当今的中国大地，当年那些美好语言已被革命的风暴吹得无影无踪。《先声》的编者说：“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五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国共决战，是两种前途、两种命运之争；中国是走民主的光明之路，还是走独裁的黑暗之路？”可是，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结束已半个世纪，中国并没有走上民主的光明之路。不无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中共揭露批判国民党独裁统治的种种弊端，差不多全都保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还有了发展。难怪《先声》编者只能这样告诫我们：“让我们一起走过从前，为的是明天一起走向未来。”可是今天呢？我们如何面对今天？联系今天的现实，人们不能不怀疑，当年那些豪言壮语，究竟是“庄严的承诺”，还是历史的谎言？
抗日乎？民主乎？
当然，说它是“承诺”固然无法自圆其说，但要说它就是“谎言”，也未免流于情绪化，重要的是对它进行具体分析。既然毛泽东把实现民主与自由作为抗日的重要任务提出来，那我们就从抗日与民主的关系说起。
毛在抗战一开始时就提出民主与自由，把它们的实现作为抗日的前提与目标，从策略上讲这不能不算是一着险棋，而且还是一个极具机心的谋略。通常，当一个国家遇到外族入侵的非常时期，总要实行全国总动员，结束党争，民主问题则要低调处理，人民甚而还要牺牲某些既得的民主权利，以便政府集中权力，提高决策效率，适应抵抗侵略的战争需要。就在这样的时刻，毛却把民主与自由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当作抗日时期的主要任务，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觉得这样做太不合时宜。其实，他这么说这么做，是极其高明的，不愧为天才的谋略家。
毛这么提出问题是于典有据的，那就是列宁关于战争与革命的论断。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列宁曾说那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无产阶级应将它变为国内战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后来由于苏联的出现，列宁的这一论断就被公认为无比正确。所谓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中的经典公式。像我们这些人，上中学时对它就耳熟能详。毛在抗战初期断定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战争（苏德交战后有改变），是顺理成章的。这时分析形势也只能搬用这个老公式。但他要是照本宣科，大讲什么变抗日战争为国内革命，那将是什么样的情景？不难想象，他一定会成为全国声讨的头号敌人。
毛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把这个公式中的“革命”转换成“民主与自由”，并把它与抗日连在一起，这样他就成了坚持抗日、高举民主大旗的英雄了。这时要讲“革命”，可能吓跑了许多人，也给蒋介石的镇压制造了口实；可是讲民主，讲自由呢？那就大不一样了。尽管有人觉得不合时宜，也无法正面去反对；即便蒋介石国民党也不敢公然说它们不好，因而在中共一波一波的民主攻势面前，会显得理不直气不壮；至于一般民众，苦于被压迫被束缚的处境，民主自由对他们就意味一种得救、一种解放，尽管他们对民主自由并不一定有深切了解，却不妨碍他们对鼓吹民主自由的共产党感恩戴德；就连一些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共产党的盟军。这样，在中共周围就会聚拢一批又一批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群众，形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广泛统一战线。
因此，毛在抗日时期扛起民主的大旗，与其说是为了抗日，还不如说是为了扩大中共的影响、壮大中共的力量，取得对国民党斗争的最有利地位。本来，争取群众，壮大自己，这是政党斗争中的常见现象，别人没有理由对它说三道四。问题是，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已是同一战壕的友军，蒋介石又是中共承认的统帅，在那样一个大敌当前的时刻，理应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现在却用这种办法对付盟友，岂不是在挖自家人的墙角？所以，称之为包藏机心的谋略不是没有根据的。
问题还不止这些。如果中共真的是为了实现民主与自由，那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虽然不无遗憾，但终究还会为自己能够领受到民主与自由而感到庆幸。岂料事实却让人感到被欺骗被愚弄了。我们也用不着一味抱怨，因为真相虽然是以后才暴露的，问题却早在当初就已潜伏在倡导者的宣传中了。
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对民主的热诚，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一位“民主发烧友”，逮着机会就要说一遍。他把民主问题从党内讲到党外，特别是对那些在延安不多见的中外记者，讲得更起劲。“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4]既然对民主的需要这么广泛，那么抗日呢？该如何处理抗日与民主的关系呢？这可同样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啊！
对此，毛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只是不象对外讲的那么堂皇、那么稳重、那么严密，而是简单利索。让我们看一看毛与彭德怀之间的一场争论。1943年4月，彭德怀作了一次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毛在读了彭的谈话记录以后，大为恼火，给彭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它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的。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5]
这是一篇难得的文献。它能让我们较为准确地了解，毛的“民主”理念和他推行的“民主”是否真是民主。为什么要民主？民主的价值何在？按照毛的说法，是因为民主可以帮助抗日，民主的价值就在于它能满足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当时抗日是个大题目，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不要脱离抗日来谈民主确有充份的理由，但这只能是就民主实施的范围与次序指出哪些可以实施、哪些应当暂时缓行，绝不能够把民主的作用与价值归结为仅仅是能适应抗日的政治需要，甚而连民主的基本精神也要排斥，将之说成与抗日不兼容，这样的“民主”岂不堕落成为权谋家手中的工具、党派斗争的一种玩物？试想，连反封建都不准提，还会有民主吗？为了抗日的需要，就可以将民主的根本精神都不要，这样的抗日又能成为民族解放的斗争吗？
说到抗日战争，作为一个未能身临其境的当代中国人，不能不感到惭愧，因为对它的历史我们知道得太少，至今也找不到一部较为客观、公正的读物来弥补这方面知识的不足。长期以来官方的教科书总是说，那时国民党只是“消极抗战”，甚而是“假抗战”。什么“台儿庄会战”、“昆仑关大捷”、“衡阳保卫战”统统消失了，国民党军队200多位抗日将领都白白牺牲了。我们民族抵抗日寇入侵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竟被一帮御用史家涂毁得面目全非。这是对我们民族公然的贬损、对那些抗日英烈的肆意亵渎。读到这样的历史书，能不感到无限的愤慨！当然，我们同样不能说中共是“假抗日”，不能相信当年国民党指责中共“游而不击”。由于抗战形成的特殊格局，中共既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和蒋介石为全国统帅、将边区政府改为特区政府、把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同时又坚持对边区的绝对控制和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并坚持独立自主的阶级路线，这就无法做到“与中央保持一致”，难免产生许多摩擦，使自己处在不顾大局的地位。这样的摩擦与内斗，用民主的旗帜也是掩盖不了的。
不过，中共喊得最响的还是抗日，民族主义的旗帜举得更高。实际上究竟做得怎么样呢？可以看这样一件事实。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定了《苏日中立条约》，其中竟然有这样的内容：“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这样的条约内容就等于表明，苏联公开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暴露了斯大林的民族利己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这当然会遭到中国人的强烈抗议，可是一向以发动群众、支持群众为标榜的中共对此却缄口不言，反倒指责那些对苏联抗议的中国人“是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下的”“冲动表现”。[6]这时，其手中的民族主义大旗没了旗帜，只剩下一根旗杆，用来横扫自己的同胞了。由此可以想见，民族利益与党派利益绝不像中共讲的那样总是完全一致的，以致于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往往要把自己党派的发展壮大置于抗战的使命之上。所谓中共在抗战时期暗中实行的是“一分抗战、两分敷衍、七分扩张”的策略，这至今还未被完全证实，不过，抗战期间中共的党员人数从2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军队也由3万扩大到120多万，此外还有200多万民兵，这都是官史承认的。
笔者无意沈陷于这笔一时无法扯清的烂帐，更不想评判国共两党之间的是非，而只想在此说明，即使在抗战期间民族情绪高涨的时侯把民主纳入民族主义的轨道，民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甚至连民主理念的正确阐述也会被民族利益所遮掩。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群体本位，民主主义的价值基础是个人本位，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在实际运行中它们并不总是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适当的历史机缘也可以使它们相互促进，民族主义也可能成为推进民主的先导。例如，美国历史上的独立战争即是公认的事实，中国的辛亥革命也多少有这样的作用，但这样的机缘并不常见。在更多的情况下，民族主义与民主是不容易拉扯到一起的，尤其是在笃信“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夺取政权”的共产党人那里；指望他们用民族主义来推进民主，岂非缘木求鱼？实实在在的则是，民族主义是他们通向集权的一种手段、一种护符，五十年前的事实与五十年后的教训，说明的就正是这么回事。
“联合政府”真能取代“一党专制”？
五十年后的教训是什么？是中国人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却并没有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一党专制”的集权统治，依然是中国人难于摆脱的枷锁。
国民党从它1927年执政以后，推行所谓的“训政”，实际就是“以党治国”、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到了抗战时期，这种“一党专制”进而发展成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专制。所以，中共在四十年代领导的民主运动中一个最响亮、最动人、最有号召力的口号，就是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它吸引了无数中国人为之奋斗。早在三十年代初，以胡适为代表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明确提出，反对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一党专制”。但只是到了抗战时期，由于中共的领导与号召，才使这个反对“一党专制”的斗争成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
和当时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同，还在抗战一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要用“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去代替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这个“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后来逐渐被系统化为体现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一直贯穿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中，是中共奋斗的目标。比起国民党的“一党专制”，“联合政府”的主张确实相当迷人，它在当时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构成一种挑战，被不少人用作批判独裁统治的思想武器，甚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的行列，“民盟”就是典型。毛泽东说：“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7]那么，这个“联合政府”的主张，或者准确地说毛所主张的“联合政府”，是否真的就是一种与“一党专政”相对立的“民主政体”呢？
“联合政府”既然是各党派各阶级的联合，那它们各占比例是多少？这个比例是按什么标准确定的？它们彼此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大家平起平坐，都是执政党、执政阶级，还是有主有从、有执政党与参政党之分？如果不深究这些问题，只是从字面上讲，那么当时作为战时体制的国民参政会就与它非常相似。它由国民党主导，又包括了共产党在内的非执政党，它对政府不但有建议权、询问权、调查权，还有决议权：“政府对内外之重要施政方针于实施前应提交国民参政会决议”。可见这个国民参政会比时下的政协还要强一些，那时的民主党派还不完全是只花瓶，难怪有的史家肯定它是抗战时期政治民主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长期以来我们有种误解，总是以“多数”还是“少数”来区分是否民主，以为多数就一定民主，反之则不能算；既然国民党搞的是“一党专政”，而毛现在要搞一个多党参加的“联合政府”，那自然就算是“民主政体”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一个政体是否属于民主政体，其关键不在于是多党执政还是一党执政，而在于执政党的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如果是经过议会竞选、获得了多数选民的投票支持才最终取得执政地位，这就是现代通行的政党政治。可是，毛所设想的“联合政府”并不是根据这样的民主原则建立的，而是按照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原则有两条动摇不得的规定：其一，必须要由中共领导；其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一个号称“民主政体”的政府，究竟由哪个政党来领导，不是由选民的选票来决定，却由一个参选党的领袖事先规定“必须”由自己来领导，这倒很有中国特色。当然，毛泽东也讲过要有选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个选举也未必是“走过场”；但从毛的一贯思想来推断，中共“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其实无须通过选民的历史选择来决定，而是要由武力来夺取，即所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可是毛思想的精髓啊！
当然，经过选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只能说它产生的程序符合民主，并不保证它在实际施政的运作中也符合民主。如果这个政府没有制约、没有监督，同样会滑向专制、走向独裁。所以，当年孙中山把施政步骤设计为“军政”、“训政”与“宪政”，是有相当道理的，只有宪政才可以消解专制独裁的顽症。三十年代初期胡适等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也主张推行“宪政”。可是毛却只对他自己的“联合政府”情有独钟。1939年9月，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形成了抗日时期第一次宪政运动高潮，延安也成立了宪政促进会。毛在延安的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讲了话，把“宪政”与“联合政府”捆到了一起，他说：“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8]说宪政就是民主政治，虽然不精确但还没有太离谱；但称宪政是几个阶级联合对反动派专政，那就背离民主政治的本义，而成为共产党人的“专政”说了。幸亏毛在这个宪政前加了限定词，称之为“新民主主义宪政”；不过，新民主主义与宪政也沾不上边，倒不如叫“新民主主义专政”非常贴题。
毛指斥别人讲宪政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宪政”，但何谓真宪政呢？毛讲的一套也不是呀。宪政的最基本内容是：一、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的权利；二、规定和限制政府的职能和行施权利的范围；三、用法律而不是用暴力解决公民与公民、政府与政府之间纠纷，因而它是法制不是人治。六、七年前，胡适等人在“民治”与“独裁”的讨论中就讲过宪政的这一基本精神。但毛根本就不理睬这一套，他硬把宪政装到“联合政府”的模子里，天马行空地说了一通，要点还在于强调其“新民主主义”性质，因为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确立共产党的领导──“联合政府”中不论有多少个党派参加，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谁也不许代替它。难怪当时中国有个国民参政会，毛也是中共代表之一，却总是觉得不过瘾，因为那虽名为“参政”，实际上只是屈居末座，离他设想的在“联合政府”中“必须”由他领导的地位还差得远呢。
共产党在“联合政府”中占居了领导地位就心满意足了吗？不，单有这一点还不够，这只是组织上保证了党的领导。如果哪个“兄弟党”小夥计不懂事、不知趣，闹起独立性来怎么办？所以还要保证实际执政运作中党的领导，这就必须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本来是共产党自身的党内组织原则，毛却把它搬到政府中来，用心可谓良苦。有了这个“民主集中制”，就不怕“联合政府”中的那些小夥计们闹脾气了，他们再怎么折腾，也跳不出共产党的掌握之中。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联合政府”中的各党派若有政见上的歧异，需经过讨论而最后表决，这当然要少数服从多数；但它同时还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这就保证了共产党的最后决定权。共产党的党内制度从来就没有保护少数的权利这一条，更不允许党内存在反对派。“民主”的形式经过运作中这么一“集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集权，因此最终“联合政府”和它所反对的“一党专政”就殊途同归了。
如果说“联合政府”因为有各党派各阶级的参加，形式上还有一层“民主”的油彩；那么，一旦把这层油彩抹去，就显出同是赤裸裸的“一党专制”的本质。毛泽东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9]话是说得相当动听，可现实究竟如何呢？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中，“联合”只是其形式，集权专制才是它实在的内容。毛泽东与蒋介石同样喜欢专制独裁，这就是毛的政治权术棋高一着的地方。
新民主主义“新”在哪里？
我对“联合政府”的分析是依据相关文献和日后的经验事实，当时的人没有这个条件，不一定能认清“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之间的这一瓜葛。不过，对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会不会和国民党一样搞“一党专政”，当时的人们并非没有担心与疑问。在毛作上述一说明之前，刘少奇就曾针对人们的这一疑虑明白无误地昭告世人：“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但并不要建立共产党的‘一党专政’”。[10]上引的毛泽东讲话也说明人们普遍有这样的担心，不然毛就用不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在政治报告中，郑重其事地作这样的说明。不过毛他只说是暂时（即在所谓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搞“一党专政”，潜台词是将来还是要搞的。所以毛的这个说明，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人们担心的一种确认。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发现那时人们的担心绝非是“一种恶意的造谣与污蔑”，事实比政治家的宣言更有说服力。当然，我并不是怀疑刘少奇那时讲的不是其真实看法，刘似乎没有毛那么老谋深算。我甚而相信，许多老一辈的共产党人确实不但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同时也不赞成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但历史的诡谲恰恰在于，你以为自己迈步跨进的是民主的门槛，结果却偏偏迈入了专制的黑暗；原来，起步时的方位就错了，这就是至今还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新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1940年提出的。按照毛的说法，中国抗日时期的民主运动是属于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份；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未完成，所以还只能是民主革命；这个民主既不是过了时的英美式的旧民主，也不是苏式社会主义民主（那是中国未来一定要建立的），它只能“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也就是新民主主义。[11]
中国的事就是怪。从来未曾实行过民主，甚而不知民主为何物，现在却突然被告知，那已是过了时的旧式民主，绝对要不得；民主运动唯一正确的方向是争取新民主。这个“新民主”与旧民主有什么区别呢？第一，旧民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遮羞布，因而是“假民主”，这是它的虚伪性；第二，在旧民主制度下，广大民众享受不到民主，这是它的狭隘性；第三，最重要的还是新民主与旧民主不同的阶级性质，一个是无产阶级民主，一个是资产阶级民主。既然如此，那么当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实现之时，就自然是普遍推行真正的民主了。在这个“新民主”的光轮之下，不但无产阶级能够领受到它的光明，就是它领导下的其他阶层也同样可以享受到它的洪福。可惜，我的这番演绎纯是书生之见。实际情况则是，新民主主义并未包容旧民主主义而有所扩展与深化；相反，它完全摈弃了旧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所以，一旦新民主主义确立了，那现代社会的议会制度、司法独立、政党政治、公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等民主的基本制度，统统被当成资产阶级破烂而扫除一净；至于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现代人普遍的价值原则，更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从而完全失去了它们的存在空间。
根据毛的论述，所谓的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它还要迈向苏式社会主义民主，那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这不就等于明白地告诉人们，新民主主义是通向苏式无产阶级专政之路吗？苏式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一党专政”的模式，这已是摆在世人面前的事实，用不着再为之饶舌，毛对此也直言不讳；新民主主义实现之日，就是“一党专政”实行之时。所以，指望从新民主主义跨入民主制度的大门，岂不是南辕北辙？我们不赞成毛的结论，但不能不叹服他作为政治领袖的雄辩天才。他能从历史与理论的高度，从世界宏观形势的发展潮流，把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由来与发展讲得头头是道。不但让许多共产党人心悦诚服，就连那些学贯中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曾有什么异议，是没想到还是有意沉默？只有原来是中共党员、后来脱党成了托派的叶青，写了一篇商榷批评的文章“与毛泽东论新民主主义”（载《抗战与文化》）。我为当时知识界的这种冷漠与麻木感到悲哀。
那时还有一位身居穷乡僻壤的老人，恰恰也是从认识苏联的现实入手，就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讲了一通和毛的观点完全相反的意见，他就是中共的创始人陈独秀。就在毛泽东将新民主主义称为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1940年，陈独秀和托派围绕着如何认识苏联的斯大林模式和二次大战展开了一场争论。托派认为，苏联是“工人国家”，提出了“保卫苏联”、反对英美“腐朽的民主制度”。陈独秀则认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更为广泛的民主，可是从苏联的实际看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斯大林认为，“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无产阶级政权形式只有独裁，不应该民主”。陈独秀指出，所谓的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在实施的范围上有广狭不同，并非在实质内容上另有一套什么无产阶级民主。他认为，“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无参政权不纳税，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徵税权，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自由，工人有罢工权，农民有耕种土地权，思想宗教自由等等”，这就是从十三世纪文艺复兴以来广大民众以鲜血斗争了七百年才得到的今天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它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与标志；可是，“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地把民主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前语而已”。这就是苏联把民主强行分为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并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实践后果。陈独秀还批驳了托派“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指出“史大林的暴行不是个人心术问题，乃是无（产阶）级独裁之逻辑的发展。试问史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所以，民主制度不确立，即便史大林没有了，换了谁也逃脱不了变成‘专制魔王’”！”[12]
陈独秀曾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启蒙大师，“五四”高扬的民主大旗就是由他擎起的。可是，不久他又背叛了民主，认为它已过时，只有社会主义有真正的民主，这是1920年的事。经过二十年的曲折历程，特别是苏联肃反的惨痛事实的教训，到了1940年，也就是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年，陈独秀却扯去了蒙在民主旗帜上的社会主义花布，让民主之帜以自身的鲜艳色彩飘扬在中国上空。难怪胡适读到了这些文字后感到非常欣喜，说陈独秀又回到了启蒙的位置了。
民主政治的第一步：言论自由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讲过一句话：“法律只应拘束人民的行为，不应拘束人民的言论。”这是对什么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最通俗也是最精到的解释。根据这样的解释，就可以明白：凡是搞以言治罪、进行思想统治的，一定是最黑暗最残暴的专制政权。反对专制集权总是要从争取言论自由开始，保障言论自由则是实现民主所应当最先跨出的一步。
争取言论自由是反对专制统治的重要内容，贯穿在整个民主运动的过程中。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当然也不会例外。《先声》一书收录了不少谈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文章，它们批判了国民党统治的愚民政策，申论言论自由的重要与可行，并且指出，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所以，觉悟了的公民应以坚毅不舍的精神去争取言论自由，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重要的还在于行动；特别是那些新闻从业人员，其职业道德要求他们要发扬威武不屈、秉笔直书的精神，不做懦夫，不做奴才，自觉为自由民主事业献身。书中的许多妙语警言今天读来都会令人怦然心动，真难想象，在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烽火压境的重庆，思想文化界还有这样富于生机、能不时闪现出思想异彩的文字，怎能不让我们这些后辈心仪神往？
四十年代的民主运动把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作为重要内容是有道理的，它在实际运作上是最可行也是最必要的。首先，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与前提，从此入手最容易扩展民主运动并把它推向深入。其次，现代民主运动的主力是知识精英，以文议政、以言报国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言论自由推进民主运动，有利于那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或者毋宁说，正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当时争取言论自由的主体。再次，当时国民党虽然在政治上独裁专制，但在思想文化上却保留了有限度的自由空间，因此，在国民党统治区争取言论自由既有议论空间，也完全是合法斗争，容易取得实际效果。
那时民主运动的主要阵地是报纸，主要发生地则在战时陪都重庆。我们这一代人读过的教科书和“革命文艺”作品往往把那时的重庆描绘成一座特务横行、宪警遍地的黑暗魔窟，白公馆、渣滓洞等政治犯监狱所在地的地名几乎成了刻印在我们脑海中的重庆的象征。我读了《先声》后感到非常惊讶，抗战时期那里竟然有这么多民主自由的呼声，这固然说明重庆的不民主、不自由，但不也同样说明它还有相对的自由、不像我们身处其境统得那么严密专横。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的重庆有不少民办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包括左派办的报刊，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就是中共的机关报（先属南方局领导，后归四川省委领导），一直办到1947年2月国共军队全面开打后才撤离。特别是象《大公报》这份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的报纸，它的出版伴随着国民党统治大陆的时期，前后二十多年里它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办报方针，反对思想统制、崇信言论自由，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充份体现了“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特色。所以，与其说言论自由是中共领导的民主运动的一部份，还不如说是以《大公报》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很久以来坚守的使命。
现代媒体为信息传递提供了越来越方便的条件，可是，如果没有法律上对言论自由与新闻自由的保障，那么媒体的作用就会走向它的反面，变成谎言与诡辩的制造机与扩散器。现代的独裁者是深知媒体的这一特点的，希特勒当年就曾说过：“利用报纸，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解放日报》在一篇社论中引述了这句话，目的是揭露国民党的新闻统治政策，指出国民党“统治舆论，垄断舆论，使舆论界法西斯化、特务化。”[13]这一批评的确击中了问题的要害，也具有普遍意义，适用于一切独裁统治者。令人遗憾的是，当年思想那么清醒，如今却这么害怕、仇视言论自由；为了控制舆论、统治思想，出台了一套又一套政策，想出了一种又一种方法，这些政策与方法个个都是违宪的，是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的。什么“坚持主旋律”、“正确的舆论导向”、“与中央高度保持一致”……，这些意思正是中共当年在重庆义正词严地批评国民党时斥为让人笑掉大牙的，可是，如今这些陈腐观念、笨拙方法竟仍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我们的电视、广播中和报纸、书刊上，不免令人心寒。
当然，也可以说，今天中共采取的这些方针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它在野时早就确定了的，我们如果记性好的话，本不应有意外的。还在1928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向忠发就提出，任何报纸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14]虽然向忠发后来成了中共的叛徒，但他提出的这一“工具论”却并未被中共批判，相反却一直是中共新闻事业恪守不渝的信条。中共在当年在重庆这么起劲地谈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不是背弃了自己既定的信条，而是因为身为在野党，用争取言论和新闻自由为武器，可以打击国民党，扩大自己的势力；即使在延安谈这些话题，也是为了面向重庆“打隔山炮”，至于在根据地内部对言论和报纸则另有一套控制办法。如此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本《先声》收录了91篇文献，其中从延安的《解放日报上找到的只有14篇，其余的主要都是当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所刊登的。其实，延安的根据地里并没有充份的言论和新闻自由，那里只有党报，并不允许民办报纸存在，而党报上是不让言论自由驰骋的；所以，在那里言论和新闻自由只存在于口号宣示当中，是不可付诸实施的，谁如果不明事理、欲冲破禁忌，则后果不堪设想。那些从北京、上海到延安去的知识人不知深浅，办墙报、写杂文，一时红红火火。不曾想很快延安“整风”运动就降临了，许多人竟因此获罪而遭批判、受审查，王实味最后把性命都搭进去了。难怪储安平当年就这样说过：“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自由’就变成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可谓洞若观火、一针见血。
内战既起，民主泡汤
1945年日本投降后，结束内战、和平建国成了举国上下的一致呼声，国共两党难以公开违拗，国际上苏美英等盟国也都要求中国能和平统一、不再内战，当时，中国的民主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但最终内战还是打起来了，内战既起，民主自然也就“泡汤”。究竟是谁挑起内战的？国共两方各有说词，其真相对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并不重要。需要指出的是，在四十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那场民主运动中，虽然参加者众，特别是自由知识分子成了实际上的主力，但中共却一直处于运动的领导地位，它的策略方针影响着整个运动的走向与成败；更重要的是，内战后中共独领政权，因此对中国民主化的迟滞有着难以推卸的责任，何况今后中国民主化的迟早、成败更是与中共的方针政策直接相关。
回顾抗战后的历史，如果那时中共放弃了武装革命，把与国民党的斗争从战场转移到会场、走议会斗争的道路，那今天将会怎样？别的不敢说，至少后来的中国就不会有“反右”，不会有文革浩劫，更不会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是处在中共当年严厉批评过的一党独裁的集权专制，而民主对中国人来说也不至于始终还是理想中的美景。何况，当时中共若放弃武装斗争、选择走议会斗争的道路，不但有机会，而且也有社会基础。
抗战胜利后，无论是沦陷区还是大后方的普通民众，都要求和平、反对内战。毛泽东自己就在党内会议上讲过：“当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之间，对于这个问题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的，……还有许多人怕打内战。怕，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打了十年，抗战又打了八年，再打，怎么得了。”[15]可见，毛当时完全了解民声舆情，至于他为何不愿采纳顺应，则待下文分析。那时自由知识分子中不少人也曾直接向毛提出了善意的忠告。当时还在美国的胡适考虑再三后给毛发了一封电报，希望“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另一位自由知识分子储安平在他主编的《客观》杂志上更是就这一问题反复陈述：“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究竟是走的宪政的的路线或是革命的路线？易言之，经由军事的途径抑或经由政治的途径？……共产党应当努力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主张军队国家化，由种种合法的秩序来限制军队为国民党所利用，提高普及教育，提高人民生活水准，这才是根本的做法。”[16]
那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摇动了和平统一的风幡。1945年8月14日和20日，蒋介石两次给毛泽东发电报，邀请他到重庆共商国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希望毛能）惠然一行，共定大计。”此即史上有名的重庆谈判的契端。然而，毛收到这两封电报后根本就不打算去重庆。他一面与国民政府敷衍，一面抓紧时间调兵遣将，以便扩大地盘、壮大实力。8月10日和11日，毛以朱总司令的名义先后向“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了7道命令，要他们向其附近的日、伪军送出通牒，限这些日、伪军投降缴械，宣布日、伪军占领的城镇要塞由八路军、新四军实行军事管制。此时在中国战区的盟国还未及商定受降办法，毛下达这些急如星火的内部命令时也不向当时中共承认的合法中央政府国民政府请示，完全不考虑政治和法律程序上的合法性，只是为了抢地盘、独家接收受降军队的武器，其军事上的意图和效果是十分明显的。
1945年8月20日这一天中发生了好几件非常重要的事。该日毛收到了蒋介石邀请赴重庆谈判的第三封电报，蒋再次盛情相约，并告之已备好飞机拟飞延安迎接。同日毛则决定从华北各根据地抽调9个团，连同原在热河的几个团，限期开赴东北，同时一日数电华中局，要他们火速发动宁、沪、津、唐等城市的起义，以配合八路军占领这些城市。[17]就在毛正忙于下达武装抢占东北地区以及华北、华东大城市的部署时，斯大林给毛发来一封电报，明确提出要毛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到重庆去进行和平谈判，说中国如果发生内战将是民族的灾难，中共应放弃武装斗争，走议会斗争的路。毛接到这份电报后，尽管非常反感，十二万分不情愿，但那时苏共对中共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斯大林的话就是“圣旨”，中共是不敢不听的。
于是，经过国民政府的三请四邀后，毛终于在8月28日到了重庆。国共双方经过40多天的谈判后签定了《双十协议》。《协议》明确宣布：双方一致同意“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应享受到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政治犯；……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但在“解放区民主政权”和“中共军队”这两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并未达成协议，有待继续谈判。[18]《双十协议》的签字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各界代表、许多团体都纷纷发表声明，欢呼《协议》，期盼和平统一的局面早日来临。
当时，中共内部也存在着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这被时下的党史忽略或掩盖了），所谓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就是个典型事例。1945年11月，毛因劳累过度住进了医院，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这一时期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经谈判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日中共中央以毛的名义发表了向全国全军的通告，要求“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及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2月1日在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共中央郑重宣布：“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即将参加政府，……军队即将改编为国军及地方保安队、自卫队，……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命令”。可是，毛后来恢复主持工作后反对这个关于走向“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方针，于是此政策就无疾而终了。
《双十协议》规划出的宏伟壮丽的民主画图最终还是被撕碎了，留给历史的只是一段扯不清的公案。今天看来，《协议》未能兑现，国共双方都有责任，而国民党的责任是主要的。因为，国民党处在执政地位却没有容纳异己的雅量，更没有善待异己的正确策略，总是依靠挤压异己的生存空间、武力镇压、特务暗算、舆论统治等法西斯手段。结果民主运动固然被打杀了，国民党自己也被从大陆上赶跑了。这倒真正应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凡是镇压人民的绝没有好下场！而毛泽东则太迷恋暴力，太钟情于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所谓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了他无法超脱的宿命。时下的中共党史往往把重庆谈判说成是蒋介石的“骗局”，而毛泽东则被描绘成“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去真诚地谋求和平”。他在重庆谈判前后紧罗密鼓地秘密布置从南到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这是为了谋求和平吗？如此官史岂有可信度。当然，今天若后悔中共当年没有走上议会斗争的路已无实际意义。不过，对毛崇尚暴力、倾心斗争的“革命”癖性，毛后的中共领导人、乃至我们整个民族是否应有切实的反省？我以为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中国民主化的厄运：拒斥主流文明
中国的民主化之所以长期滞阻不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抗战胜利后中共对世界的主流文明实际上一直采取拒斥的方针。所谓的世界主流文明，就是指以英美政治观念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价值原则和制度规范。如此说法并非“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这正是半个世纪多以前的在野党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先声》一书中发表的论述英美自由与民主的文字就有13篇之多，读一读它们倒是很令人神往的。《新华日报》的一篇题为“论英美的民主精神”的社论说：“今天整个世界的人们对英美民主政治这两大精华──人民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是不会仇视的，是要赞扬的！这是人类共同的宝贝。若从世界正义人类地位来说，我们所求的只有希望这些平等自由更加充实些，更加宽广些。……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以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19]这篇社论不是已经明白无误地宣布，英美的自由民主精神是世界潮流，中国一定要汇入这一潮流吗？
和以后的仇美辱美倾向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和《新华日报》对美国以及美国的民主赞颂备至。华盛顿、杰弗逊、林肯和罗斯福都被戴上了“民主战士”的桂冠，哈密尔顿、霍布金、潘恩…..被称为杰出的思想家，认为他们贡献给人类的是“真实的民主精神”，他们也都是“真正的民主战士”。[20]一点不错，这些人确是“民主战士”，他们为人类也确实贡献了民主精神，只是对他们的这些夸赞出现在中共的文献中，总让人感到是个异数。这可不是《新华日报》的自作聪明，报社是党的喉舌，秉承的是毛泽东的旨意。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和英美的参战，毛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论断开始有了变化，甚而断言“资本主义时代过去了”。这种变化到了1944年飙升到了顶点，这年7月美军观察组到了延安。毛曾发表文章说，这“是抗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一件大事”，称罗斯福总统是“英明的领导者”，美国是中国人民的“最亲密的朋友”。[21]他还对这些美国“战友们”说，中国人“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希望“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22]
那时，中共甚至认为，美国民主不单是对美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有普遍意义。《新华日报》在一篇庆祝美国国庆的社论中指出：“美国的战斗民主主义不但在十八、十九世纪的独立战争和黑奴解放的战争中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在二十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也产生了它的伟大代表人物。……（以罗斯福、华莱士（时任美国副总统））为首的进步政治家和将领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如果华盛顿、杰弗逊、林肯等的主要事业是确立民主的美国，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国内；那么，今天的美国虽然是在国内仍然需要进行极严重的斗争，这些斗争却是和国际的斗争不可须臾分离的──美国已经成了世界的美国。”[23]这不啻是说，美国有义务也有责任领导世界潮流，奔向民主的目标。
最耐人寻味的还是毛对《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的一席话。毛说：“中共‘不是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中共在政治上‘既不要求也不计划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信仰与实行民主政治，……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我们也不主张一个足以沮丧个人创造性的集体主义’”。奇怪，既不打算实现共产主义，也不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还是共产党吗？难怪福尔曼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毛的回答则是，共产党这个名字只是沿袭过去，“充份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24]读者千万不要以为那时的毛泽东背弃了共产主义信念、投入了民主主义的怀抱。有人把毛在这段时间里与美国的“热乎”称之为“政治蜜月”，既是“蜜月”，就有结束的时候。果不其然，不到一年毛的态度就有了180度的转变。1945年5月底，在中共的“七大”上，毛又强调，苏联才是反法西斯的主力，是世界上的“领袖”，美国已出现了危机，“美国危机，归根到底不能由资本主义自身来克服，而是要由无产阶级革命来克服”[25]，并且断言美国要把中国变成它的“半殖民地”。这时的毛批判美国时还半遮半掩、留有余地，再过一年则完全与美国决绝了，那就是他提出了有名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称美国已是帝国主义的代表、不可救药的反动派了。此时的中共又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壁垒森严、划然两分了。
抗战胜利后毛与美国交恶的具体原因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的，苏联在其中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二战以后由于美国政府做了错误的选择，才把毛与中共推到了反美的立场。这种说法的意思是，中国的闭关锁国、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的隔绝，责任统统在美国。这样的论断连起码的事实也不顾了，毛曾明确地向世界宣布过，中共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并且武断地说什么“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从毛的信念与中共的历史来看，选择倒向苏联也是非常自然的。问题在于，为了党派的利益而倒向苏联后，由此就依照自己党派的原则断然阻塞了中国人奔向自由民主的通道，使中国与世界的主流文明对立起来。目前中国的当权集团在经济和技术都强调要与国际接轨，加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可是政治上却疏离、对抗主流文明，甚而挑战主流文明，这种不协调源于毛当年为中共做的选择。现在的中国在经济与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与“五四”时期相比，已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可是政治上呢，民主呢？毛泽东50多年前的那个论断依然有效：“中国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更糟糕的是，现在甚至从这样的认知大踏步倒退了，居然宣布要让现行的僵化政治制度“永葆青春”。这不是从“五四”倒退到了洋务运动时代吗？“人惟求新，器惟求旧”，这恰是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保守哲学、倒退哲学不破除，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又如何能矗立于世界文明之列？
近年来国内有一种说法：“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我一直不清楚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是自信？自大？还是自狂？不论它属于哪一种，都让我感到不寒而栗。这使我想起美国《新闻周刊》1997年的一次民意调查结果：调查中的提问是，二十一世纪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来自何方？回答是：国际恐怖主义（占32%），国际犯罪和贩毒组织（占26%），种族仇恨（占15%），第四位就是中国，位居民族国家之首（占13%），其次是俄罗斯（4%）和朝鲜（1%）。[26]我希望这反映的是美国人的偏见或无知，不过希望终究代替不了历史的趋势。如果中国要坚守现在的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那确是未来世界上可怕的事啊！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6、257页。[2]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72页。[3]《历史的先声》，第252页。[4]出处同上，第3、5页。[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26页。[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33页。[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06页。[8]《历史的先声》，第275页。[9]毛泽东，“论联合政府”，见《毛泽东选集》。[10]《历史的先声》，第292页。[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参见《历史的先声》，第284至286页。[12]《陈独秀书信集》，第489至507页。[13]《历史的先声》，第173页。[14]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下册）》。[15]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见《毛泽东选集》。[16]《储安平文集（下册）》，第23页。[17]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8]参见《重庆谈判纪实》一书。[19]《历史的先声》，第123页。[20]出处同上，第109至110页。[2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2]《历史的先声》，第101至107页。[23]《历史的先声》，第130页。[24]《历史的先声》，第285至286页。[2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383页。[26]《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