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我谈时政的文章，都是些卑之无甚高论的常识，请大家配合我此前的一篇文章《在推特上谈警察为何作恶概率比较高》来看（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53344.aspx。），可能看得更为明白。关于对公安机关等暴力性的公权力机关的探讨，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因为对暴力性的公权力机关的胡乱使用，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大家切不可掉以轻心。2010年3月17日6：30分于成都

警察的职责为何？我想大家应该能达成一个基本共识：警察作为用纳税人钱所养的政府机构中之公务员，其主要任务是依法维持公共秩序、保护社会安宁、防止一切危害民众的行为、促进民众福利。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也没有因为强调“中国特色”而有所例外，如此看来，我们的警察定义在表述上应该算是与世界普世价值接轨了。但问题是，有了与世界普世价值基本接轨的警察定义，也颁布了不算完备但也还过得去的警察法，为何现在警察为恶的概率却越来越高呢？

我们的“中国特色”在于，我们的定义是一套，执行的却是另一套；法律是一套，而实质则有可能刚好相反。这也就意谓着我们这个国家是天然地分裂为“两个中国”。即文字和法律里的中国看上去与世界上那些民主自由国家的差距并不是想像的那般大，但具体执行和实际效果却有可能与法律和文字表述刚好南辕北辙。这就造成如下可怕的后果：“两个中国”陷民众于分裂之中，信法律吧，它在该保护你权利的时候却装聋作哑，甚至被扭曲；不信法律吧，它在惩处你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正义”。民众只好随时处于囚徒困境之中，动辄得咎，左右为难，只能做甘愿听命的奴才。

由于法律不公正、司法不独立，警察沿袭此前专政机器的意识形态而来，使得他们成为政府机构乃至官员私人的保护工具。再者，几十年来的愚民宣传，使得许多民众和几乎所有警察，都不知道警察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所养，为民众服务才是他们天经地义的正事。但问题在于，官方（共产党）给警察和民众灌输的就是，警察是党和政府所养，因此听党和政府的话不容置疑。因此才有许多官员在大搞官商勾结，野蛮拆迁，盘剥民众利益，造成群体事件时，大讲特讲“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的胡话，仿佛警察的确是他们奉养的。由此一来，警察便直接变成压制民众正当利益、危害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的暴力工具，成了政府机构乃至一些官员的私产，对群众的非法拘禁关押、刑讯逼供、致残致死，就逐渐成为家常便饭，从而使“维稳”第一线的警察，处于与民众高度的紧张和冲突之中。

众所周知，由于官方变态的维稳策略，使得警察在与民众打交道时为恶有增无减，一年胜过一年。中国政府在1988 年10 月4 日批准实施了它于1986年和联合国签署的“国际反酷刑公约”，但发生在中国的酷刑之多，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单是最近一年来，云南李荞明的“躲猫猫”、 云南邢琨的鞋带上吊、海南罗静波的“洗澡澡”，江西九江看守所猝死的李文彦“做梦梦”、河南鲁山王亚辉“喝水死”，就可以证明中国警察是如何视“国际反酷刑公约”如无物。何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自身尚有缺陷，其三十二条和三十三条堪称严重抵触。任何不受真正监督的公权力之职业，其为恶概率都不低，但警察为恶的概率尤高，除了他们只听命于领导外，还在于他们不受约束的执法权力，以及手中所拥有的常人所不可企及的为恶工具。这使得他们在执行具体任务的时候，肆无忌惮，这就是贵州安顺农民被警察无辜枪杀，许多民众进了警局便遭受酷刑的真正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第三十二条谓：“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人民警察认为决定和命令有错误的，可以按照规定提出意见，但不得中止或者改变决定和命令的执行；提出的意见不被采纳时，必须服从决定和命令；执行决定和命令的后果由作出决定和命令的上级负责。”有错不改，只听命于官员颟顸愚蠢的行为，这便是警察为恶概率有增无减、乃至时常犯罪的根源。官方的权力不来自民选，他们违法犯罪起来，肆无忌惮，任何一个稍有权力的官员都可以通过违法使用公检法，来达到其迫害公民的目的。对于蛮横的第三十二条，警察法的第三十三条则说：“人民警察对超越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警察职责范围的指令，有权拒绝执行，并同时向上级机关报告。”这不是既卖矛又卖盾吗？领导的话必须听，命令必须执行，但超越法律和职权范围的事可以拒绝，这是不是明目张胆地告知民众，权大于法吗？即便所做之事真的超越法律和职权范围，又有几个警察能秉公执法而不为恶的呢？所以警察为恶，在中国目前这个糟糕的制度下是绝对的。哪怕是并不直接执法的警察，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之恶，他们又能避免吗？那种用上级的命令来为自己执行错误做法背书的警察，遍布中国大江南北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注定了警察这个职业在目前的中国与恶行为伍的必然现实。

我不是搞职业歧视，也不做道德审判，只是从职业为恶概率来讲，警察绝对是当今中国所有职业中，除各级政府官员外，为恶概率较高的。有的人会说，警察只是工具，就像一把刀一样既可以为恶也可以为善。可惜的是，警察不是一把刀，而是活生生的人，是人就得守法、就得有人性之善、有做人之底线和道德约束，不能说你变成警察后，这一切就不讲了。事实上如今许多中国警察，就片面地强调其作为工具乃至作为一把刀的一面，丝毫不顾及人这个群体所应有的法律要求和职业规范，一味地为官是瞻，做起恶事来没有丝毫的良心上的歉疚和愧悔，反而感觉是被政权认可的群体而沾沾自喜。我早说过，在这个糟糕的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请参看以前的拙文《中国是个互害社会》、《声援国安维权》等——中国是个互害社会，没有谁能够摆脱被迫害的命运。那种做恶起来不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想法，使得一些稍有权力的人包括警察，肆无忌惮，当他某一天身陷不测深渊，反悔起来，为时已晚。事实上作为警察不顾一切地为恶，希冀得到上峰的注意、为官者的提拔，但当你由于为恶超过某种限度，引起群体事件，而官员的上级又要拿人开刀的时候，你作为警察可能就是第一个牺牲者。

总而言之，中国警察为恶概率比较高的原因，无非有下几点：一是无原则地听命于官员，哪怕干违法犯罪和不属于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为了得到官员的提携、增加人脉资源而在所不惜。其二，无非是权大于法，官员的命令，任何稍有良心的警察也不敢违抗，你要违抗就只有被迫害、被整肃，因此干警察这一行就得昧着良心为恶，为恶成了一种必然，只是为恶多少的问题。其三，一些不良警察为了自己往上爬，不惜放弃良知，打压公民维护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这样主动为恶的警察在官方的愚民教育下，也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其四，由于公权力肆无忌惮、不受约束，使得警察作为公权力的具体执行者，其恶行很少受到制裁，助长了一些警察为恶的本能冲能，不少警察做恶还洋洋自得。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警察的做恶行为，都是在为自己和政府掘墓，因为民众不可能一直听任你们的恶行继续下去。要使社会良性发展，大家必须遵守目前尚不完备的法律，任何人不得有例外，否则社会将无法避免令人惊骇的大灾难。

2010年3月3日于成都

我一直重申的是：欢迎各NGO组织和有心人提供诸种信得过的信息，每条信息的真伪，请实际参与者进一步自行核实。请注意，我不直接接受任何捐款和财物，我也不负责钱物的中转工作，我只负责给各位牵线搭桥。我的工作邮箱是 lijuhantian@sina.com

一：艾未未與twitter創辦者Jack Dorsey,及讀寫網Richard MacManus，在紐約佩利媒體中心(Paley Center for Media)展開數字時代社會運動的討論。http://www.readwriteweb.com/archives/weiwei_event_roundup.php。艾未未与推特创始人的对话，在推特有自曲新闻们@freemoren的汉语直播，并有标签 #aiweiwei供大家查询。自由浏览互联网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封锁信息就是侵害他人权利，这权利绝不抽象，而且包含着许多人的现实利益，因此各地的民众联合起来，为实现互联网的自由而努力。从今天的对话，我们可以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互联网时代的铁幕？大多数中国人不知有推特，不知有互联网封锁，不知信息自由的意义。而推特创始之一JACK居然三周前才知道推特在中国被封锁。这方面旨在穿越互联网封锁的西厢计划值得关注。http://code.google.com/p/scholarzhang/wiki/README。

 二：智利大地震如何教育中国人？天灾不可怕，人祸特可恨。只要能堵人祸的发生，天灾对人类的威胁即可降低到最小程度。坚固的建筑，一整套的救援机制，公开透明的信息，使得比汶川大地震破坏力大十五倍的智利大震，其破坏大为减少。同时检察和司法机关还在督察房屋毁损是否有贪腐问题，这就是智利与中国的大差别。（1）：曹长青：智利大地震“教育”中国人。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66954。（2）：智利检察机构将查震中损毁建筑质量问题。http://news.163.com/10/0314/06/61NFJBLF000146BC.html。

 三：中国政府再出利剑打压中国NGO组织。连慈善都搞垄断，不为培养民间社会、公民社会留下任何空间，这就是中国政府努力的方向。在国内不开放NGO注册，使得各种草根组织没有活动空间而自生自灭。与此同时，政府封堵来自西方的资金，使得依靠国外资助的NGO陷于困境，这是中国社会成长中典型的“国进民退”。（1）：民间组织称发展会受中国外汇捐赠政策影响。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in-03122010222349.html。（2）：境外资金断裂 草根NGO再临“粮荒”。 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810。

四：政府信息公开和公民批评。两会完全一场自慰器和鼓掌机的表演，而凡是涉及需要政府公开如官员财产申报等方面，政府均王顾左右而言它。至于艾未未公民调查小组向全国三十五个人大代表团所发的要求公开信息的建议书，则石沉大海，两耳不闻，这就是政府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吧。（1）：两会“奥斯卡”颁奖。http://gcontent.nddaily.com/3/fe/3fe78a8acf5fda99/Blog/b71/3223a3.html。（2）：四川一乡政府“全裸“公示每分钱去向(图)。http://news.163.com/10/0315/02/61PKG65L000146BB.html。（3）：艾未未等人向“两会”递交信息公开建议书。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3/201003091853.shtml。

五：灾后重建及其它需求和招募。 （1）：救助儿童会诚聘西藏项目协调员1名（截至4-5）。http://www.ngocn.org/?action-model-name-hr-itemid-331。（2）：[四川]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招聘2个职位。http://www.99doing.com/zhichang/show.php?itemid=6847。（3）：[北京]乐施会诚聘社会性别平等项目官员1名（截至4-11）。http://www.99doing.com/zhichang/show.php?itemid=6876。（4）：中国劳工观察深圳办诚聘办公室主任1名（截至3-21）。http://www.ngocn.org/?action-model-name-hr-itemid-344。（5）：[四川]国际小母牛中国项目诚聘川渝项目官员1名（截至4-8）。http://www.99doing.com/zhichang/show.php?itemid=6648。（6）：根与芽环境教育项目招募大量实习生。http://www.greengo.cn/news.php?id=5349。（7）：双肩背上的流动儿童图书馆招募志愿者若干名（截至3-19）。http://www.ngocn.org/?action-model-name-recruit-itemid-194。

六：灾后重建及其它诸种信息汇集。 （1）：汶川2000位失子母亲再生育 孕龄大多超过35岁。http://news.sina.com.cn/s/2010-03-10/055719829707.shtml。（2）：拯救东北虎的潜在栖息地。http://www.wwfchina.org/wwfpress/presscenter/pressdetail.shtm?id=1005。（3）：512中心简报第四十一期。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2156。（4）：512中心简报第四十二期。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2157。（5）：512中心简报第四十三期。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2158。（6）：中国心.大学生合作项目。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88ec90100hcpl.html。（7）：企业捐赠存在四种不理性行为。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829&title=msyw。（8）：如何应聘慈善团体的工作。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835。（9）：王健林：中国慈善差得很远。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649。（10）：女声电子报25：“两会”妇女权益倡议小览。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1230。（11）：传知行学术通讯2010年第一期。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1231。（12）：高成本和无标准成绿色产品行业发展首困。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667。（13）：中国NG0反思哥本哈根大会“教训” 联合国环境议事规则，岂能不改？http://www.ngocn.org/index.php?action-viewnews-itemid-73918-php-1。（14）：探访“新生代农民工” 融入城市路在何方？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3721。（15）：为气候变化推特——来自环保网站1Sky的经验启示。http://www.ecauses.org/2010/03/16/tweeting-for-climate-change-lessons-learned-from-1sky%e2%80%99s-twitter-campaign/。（16）：周洋父母遭逼问痛哭愤怒 我们怎会利用孩子谋利？http://sports.163.com/10/0311/07/61FPGB3N0005452P.html。（17）：数据的另一面：Causes筹得了2000万美元捐赠。http://www.ecauses.org/2010/03/10/the-other-side-of-the-figures-causes-reaches-20-million-in-donations/（18）：章子怡首次公开回应捐款门 详解每一数字真伪。http://ent.sina.com.cn/s/m/2010-03-16/00442898249.shtml。（19）：神秘爆料人再抖章子怡猛料 诈捐门另有黑手。http://ent.sina.com.cn/s/m/2010-03-10/16222893927.shtml?from=nominated。（20）：全国人大代表热议慈善：要让捐赠者善有善报。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3903。（21）：茉莉：在兩座廢墟上追問正義─談民族義人譚作人。http://www.canyu.org/n13686c11.aspx。（22）：专家做客环境讲坛 热议垃圾焚烧。http://news.solidwaste.com.cn/k/2010-3/20103121107052019.shtml。（23）：北京将建六垃圾焚烧厂 官员称有害气体可控。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666。

七：政府鸡脚刮油和NGO的生存。政府越来越多地给各NGO设置诸种障碍，其目的就是为了要维持极权统治，阻止公民社会的发展和成长。事实上，如果没有公民社会和NGO的良性发展，将来中国社会可能产生的乱象、阶层撕裂将不可想像。但政府的短视和特权者蛮横将一步步铸成大错。（1）：关于完善我国基金会税收优惠政策的建议。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eb7d930100he9l.html。（2）：代表、委员聚焦捐赠免税。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654。（3）：NGO最关注的两会议题。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643。（4）：草根NGO曲线破围:公益外包 用土政策避税。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659。

2010年3月16日6：30分至9：15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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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央企员工自曝福利待遇 单位发钱愁找不到名目。http://news.163.com/10/0310/15/61E4NO2Q000146BC.html。利用国进民退利用国企利用央企，来造就更为广大的寻租空前，是许多官员联袂起来贪污受贿的如意算盘。而高层政府也通过控制国企央企，来实现在财政税收之外的额外收入，或中饱私囊，或用此来加大维稳力度，进一步变态地保障他们的不法收入。不惜花重钱养央企养国企的的人及公务员，就是为了把他们用利益绑在一起，使这些人得小头而那些贪污受贿的官员得大头，从而形成非法利益共同体，以便进一步掠夺民众正当权利。只要有央企国企这样的变态企业存在，中国经济出大问题就愈发地高。

三：总理报告删去“灰色收入”。 http://news.163.com/10/0314/05/61NBOTH7000146BB.html。两会代表象征性地提点不痛不痒的问题，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者和温家宝本人，都无法接受。还说什么创造条件要让民众来监督，是十足的欺世之谈。两会代表稍微像样子一点的意见，你都无法接受，直接删除，更何况毫无权力的蚁民群众？民众只不过官方不当权益的提款机，只是打压和忽悠的对象而已，六十年来在此点何曾有过进步？这前后这几天政府工作报告对两会代表建议的接受程度来看，今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不只是没有进步，反而是一种退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大踏步前进”吗？

四：官员财产申报制 是否立法待研究。http://www.zaobao.com/special/npc/pages3/npc100311.shtml。当他们要限制民众自由的时候，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法律就用条例来限制，没有条例就用莫须有的罪名来惩治民众。至于要限制他们的权力和不当收入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期期艾艾，永无定准。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推诿，说许多冠冕堂皇却经不住推敲的理由来搪塞。这就那些成天高喊为民服务、以德治国、八荣八耻的官员们丑恶嘴脸之真实体现。权力没有限制，他们那些不当的财产永无公开接受申报之一日，他们不接受监督，是害怕自己不当收入曝光后，会受到民众的追诉和审判。但不管怎样，这样的日子迟早会到来。

五：严琦否认说过增值5亿 网友呼吁抵制炒作。http://tech.sina.com.cn/i/2010-03-13/08253938426.shtml。有不少民众说两会只是共产党的鼓掌机和自慰器，这从申纪兰和倪萍这样的代表中体会到；至于像刘庆宁、沈长富、高万能、严琦这样的代表，不仅不是民众的代表，而且是民众利益的敌人，因为他们立案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民众利益，以便自己和主子获得更多的特权，从而窃取更大的不当利益。严琦这样与官方勾结的商人，其实她提这种议案的目的，是为了继续与官方勾结起来方便，同时也更加稳固自己在特权当中的既得利益，从而使得她将来进一步的勾结能够更加顺利。以严琦剥夺民众利益时的狂妄，我认为韩方明代表对她的揭露是有一定道理的，小人得志的颟顸愚蠢在她身尽显无遗。

六：对沁阳公检法三机关计十七人犯徇私枉法罪、刑讯逼供罪的致沁阳市检察院的控告书。http://puzhiqianglawyer.blog.sohu.com/145918854.html。这虽然是一则控告书，但在我看来却是地地道道的新闻，只不过是国内的新闻界不敢报道而已。事实上公检法与官员的勾结，成为官员的私人工具，已非一日，其违法乱纪，已成为国人的灾难。如今公检法很多时候不是在维护公平正义，而是维护和稳固官员利益——这才是他们变态维稳的精髓之所在。一个村官就有如此的能量动用沁阳的公检法，为其邪恶的利益而保驾护航，可以想见中国的社会病症已到了何种病入膏肓的地步。

七：北京当局继续打压维权异议人士及访民。http://zhongmeng.org/bbs/viewthread.php?tid=11674&pid=19215&page=1&extra=。这次两会，我收集的被喝茶传唤、截访监禁的有名有姓者达253人之多（群体性的和无名姓的还不计在内）。这样的两会，已经是他们的两会，我们的地狱。开一个所谓的代表民众利益的两会，却把民众正当的维权摒却在社会视线之外，更有甚者，关卡打压，无所不用其极。开一个表演性质的大会，都要清场，都要摒却所有不同的声音，这样的两会除了劳民伤财，还有什么实质性作用？

2010年3月15日9：11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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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喜欢秦晖、金雁夫妇的文章，他们是一对少有的清醒的学术夫妻档，令我敬佩。我自然不会同意他们的每一篇文章，但他们的文章都非常讲究证据和逻辑，并不以华丽的辞藻唬人，而是以事实说话来解构我们生活中的谎言。面对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表现要令人惭愧得多。我们既没有文学上的陀斯陀耶夫斯基，也没有科学上的萨哈罗夫。我们这个完全没有信仰的国家——当然有少部分真有信仰的人，但其人数少到不足以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在政治的高压下，许多人堕落得相当彻底。特别是八九年后，官方对知识分子的打压和收买，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许多知识分子甘愿臣服在面包之下，成为官方的帮凶，哪怕自己的面包沾了极权的鲜血也在所不惜。不特如此，他还以自己在极权内的俯仰自如，自傲于人，沾沾自喜，不怕以小人得志的状态名世。这其实就是一点寡廉鲜耻之心都没有，一点也没有道德底线的表现。更进一步的是，有的人因为自己堕落，还对那些稍有反抗的人横加指责，因为这样的反抗，会使他的不堪彰显出现，让他内心里面或许残存的一点道德认知难堪。与其改变自己的堕落，不如转过来批评那些反抗的人，说那些反抗的人是别有用心，是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以此来获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

让我们都来读读金雁先生的文章，再对照一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你能跟帖表达出来，不论什么样的意见，则不胜感激。2010年3月14日6：36分于成都

金雁：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

（上）什么是“面包时代”？

“面包时代”，这个颇具黑色幽默的名称并不太常见于公开的报端，这是俄罗斯、东欧的知识分子私下里指人们日常生活的“面包”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目标，成为了唯一追求的对象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生存是第一位的，人们丢失了精神家园，面包取代了一切，它高于独立思辨、高于道德、高于自由、高于精神追求、高于尊严，人们心中只有面包而没有其他。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的人都知道瓦西里的那句话，“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当牛奶和面包满足了人们的生活欲望时，“在一个不允许平常人谈论平常事的国家里”（德·谢·利哈乔夫：《俄罗斯思考》（下卷）军谊出版社2002年，383页），大多数厌倦了政治的人都采取了冷漠和麻木的“鸵鸟策略”，把头埋在沙子里，不但一般的民众如此，就连被称为民族良心的知识界也忘记了自己肩负的使命，浑浑噩噩地“为面包而面包”地活着，他们环绕四周看到的是，历史被压抑、记忆被封存、思想被禁锢、声音被窒息、犬儒主义流行、社会上充斥谎言，在高度一元化的体制下，在个体必须服从权力的社会里，人们被控制得无立锥之地，他们既感到恐惧又自我欺骗，为了生存人人都只考虑自己，小心谨慎地行事，就像套子里的“死魂灵”，人除了空间的肉体之外一无所有，不去思考生命、真实、创造以及人类自身的意义。这样的社会是混沌恶浊的、语言是被强暴的、审美是恶俗的、生活是猥琐的，人在内心深处被内在地分裂了，社会的真实性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甚至会出现文明倒退、是非不分、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景象，这时社会主导的理念是，追求生存和现世的快乐，人们生活的意义就是“面包”，“面包”成为这个时代的最高象征，就像奥威尔的小说《1984》和《动物农场》在现实中上演一样。

毫无疑问，求生是人的本能，谁也不能苛求在这种最低要求都无处保障的情况下，号召人们去向强权抗议，“面包时代”体现着一种无奈，但它也是一种倒退。如果人类社会中精神追求从人的生活中退出或者让位于眼下生存，以物质取代精神，人们仅仅满足于口腹之欲、感官刺激、消费和娱乐，不去拷问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哪怕像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哪怕是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都毫无廉耻，人人都以“好死不如赖活着”为借口而逃避责任明哲保身，社会的主流价值就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把日常的物质生活作为最高追求，自我蒙蔽地强调这种社会是不需要精神的，是不需要自我头脑的，只要有温饱和疯狂的娱乐，比如崇尚做一个顺从的奴隶，认为个体以卵击石的抗争是微不足道的，渺小人物只不过是“砧板上任凭宰割的羔羊”，思想、精神之类的华而不实又不能当饭吃又不能当衣穿，人们满足于被物质上的小恩小惠和舒适感觉所占领，即便表现出的“智慧”也是投机取巧的“生存的智慧”。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寻求解脱，通过各种集体融合的方式逃避孤独，求神拜佛也罢、向外转移注意力的民族亢奋也行，只要是融入没有危险性的大族群以及其他各种虚构的想象中的强大身份，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聊以自慰。这种社会风气会鼓励人们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释放人性恶的一面，因为一个法制不健全、缺乏是非标准的社会可以充分诱发人性的丑陋。正如齐泽克所说的，这个世纪的灾难，不是因为我们屈从于病态的吸引，而是因为我们试图避免面对它，并把它强加在“真、善”其上，批量制造完美的螺丝钉的宗教和政治教育，最终出品的却是一批丧失人性、心智的不健全的人。

在沙俄、苏联、东欧的历史上，大约存在过三个这样的“面包时代”，他们是怎样对待的？又各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

第一个“面包时代”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农奴制改革以后，沙皇政府一方面在经济上处在追求西方的潮流中，商业功利和享受生活的消费性美学弥漫着上层社会，无尽的欲望从潘多拉的魔盒中释放出来，王公贵族们夜夜欢歌极尽奢华，拼命娱乐地表现出没心没肺的低俗的生活态度。另外，沙皇当局加紧了政治上的钳制，“第三厅”的秘密警察大量盯梢、抓捕、流放具有异己思想的知识分子。俄国的现代化在短时间内迅速拉升了俄国的国力，但是由于不公正的改革严重的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因此在这种现代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俄国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反专制与反西化的思想倾向。

俄国知识界一时有知识分子是“内侨”的说法，因为颠沛、迫害、被控制、不自由、贫穷、孤独、苦闷、精神饥饿是他们的常态。1863年在彼得堡美术学院的毕业设计上，院方要求学生以北欧的神话作为命题进行毕业画展，而学生们主张用俄罗斯民间的现实题材为题作画，遭到院方的反对，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坚持己见后果将会很严重，结果以克拉姆斯科伊为首的13人退出比赛，当时他们提出的一个口号是：“绝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他们认为，坚持自己的理念高于眼下的利益，他们离开学校后自己租房子作画，到民间去巡回展览，并与思想界、文学界遥相呼应，用画笔来展现俄罗斯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后来名声大噪的“俄罗斯巡回画派”。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列宾、苏里科夫、列维坦、希什金等均出自这一画派，他们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写实手法成为俄国画界最有代表性、最有生命力的一派。以至于有人评论到：在俄罗斯画坛中，“巡回画派”耀眼的光芒遮蔽了其他流派，几乎成为俄罗斯画坛的象征。他们绘画的草根情结和自然纯朴的审美观念令人感到心灵震撼，它真实地传递着俄罗斯民族的成长过程，把俄罗斯知识分子追求的人文理念与审美理念统一在一起，体现了追求社会公正以及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

与此同时，在整个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都充满着有关于面包与道德、面包与精神、面包与坚守理念的话题讨论。黄金时代的作品都在努力体现“灵与肉的搏斗”，表现出对生活意义中精神世界的渴求，以及他们试图从宗教启迪中获得拯救俄罗斯的焦虑。正如号称自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之子”的别尔嘉耶夫所描述的，“在任何一个角落你都可以找到某些思想隐居者小组、科学的苦修者、狂热的宗教信仰者，他们毛发很长，而期望永远年轻，这就是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抛弃了自己的财富，另一些人则遗忘了自己的不幸，他们不停地进行着理论问题的探索，他们全神贯注地关心真理，关心生活、关心科学和艺术、关心人道”（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55页）。他们认为，在思想文化领域应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表达空间，应该是最大程度上的“去政治化”。他们以俄罗斯文学与沙皇的专制制度格格不入为例子，证明政治与思想本来就是一对反向性的矛盾体，政治提倡集体和服从，思想注重个性和自由，政治讲究稳定和重复，思想倡导原创和深刻，拒绝重复是思想更新的源泉，而政治则是死气沉沉的换汤不换药。

在他们看来，独立的思想活跃与否是一个民族道德水准衡量的标准。有人说“俄国文坛是思想家的熔炉”，因为从19世纪上半叶赫尔岑开始，俄罗斯文学家就充当着启蒙者和政论家的角色。俄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文学中心主义”，以文学的表达形式来体现其他人文学科的现象十分突出，当然这个文学是广义的“文学”，文学里面不仅有文学还包含有哲学、宗教、艺术和思想。文学家也不仅仅是文学家而是把思想追求和精神寄托蕴含在文学当中的“哲人、先知”或“思想的引领者”。俄国文学是“思想的文学、道德的文学、小人物的文学和社会良知的文学”。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青藏高原”就在于它的精神探索。

最经典的当属陀斯托耶夫斯基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一个著名寓言：有一天耶稣复活来到人间，见到人间的大审判官，他对耶稣说，“你回来干什么？你空手而来，只带给人类一点自由的承诺，但人类的愚民百姓根本不知道你所谓的自由有什么实际用处？因为人类社会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由，你说人并不是只为面包活着，你曾经说，人类其实是一种精神的动物，断了精神就相当于大脑缺氧，但我要告诉你，我把他们喂饱了，他们就跪伏在我的面前说，只要有面包吃就愿意拿自由来交换，说明”吃饭哲学“高于虚幻的精神追求。最后，大审判官警告耶稣不要再到人间来试图挽救什么集体记忆和民族精神，”面包时代“已让人类很满足，耶稣只好悄无声息的离去。

陀斯托耶夫斯基以这则寓言告诫人们仅有“面包”与动物无异，总是寻求跪拜的对象，以精神换取一时的安逸，放弃思想、放弃了精神追求的人就不再成其为人，只不过是一种爬行动物，“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所以，在小说中，主人翁卡拉马佐夫在经历了灵魂激荡之后，坚定走向圣徒之路。陀斯托耶夫斯基说，如果那些以取缔别人自由而强行灌输“真理”的人就是“真理的占有者”的话，我“宁愿跟基督在一起而不是跟‘真理’在一起”。他呼吁要为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人从事拯救灵魂的“内在学问”，奢侈品可以是外来的，但一个民族的主流价值观，必须得靠自己生养出来。黄金时代的作家都有强烈的使命感，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斯托耶夫斯基这两个文学巨匠，他们的作品的生命力就体现在对永恒的精神追求的思考。

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

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像一个崭新的力量吸引着无数的愿意为新政权服务的知识分子，但同时它前所未有的一元化也使知识分子丧失了选择的自由，每个个体都被迫只能在其中寻找自己的身份。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个把整体利益与个体的自由区分开来的时代。国家民族的强大是以个人的牺牲作为代价的，新政权初期人们对此表示理解，国家强大与个人自由的排序是只有在先满足前者的情况下才能惠及到个人，向往强大和统一是俄罗斯人历代的追求目标，弥赛亚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政权为把这个愿望变成现实需要个人为国家做出牺牲也得到了积极响应。

苏俄内战结束以后，处在围困中的“一国社会主义”不得不通过强硬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引发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一种两难选择摆在了革命者的面前，要么坚持原来的理想，要么使用专政手段保住权力。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总是很少获得成功，但当他们使用无产阶级的专政铁拳的时候，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正如马基雅维里所说的：“凡是武装的先知都获得了胜利，而被解除武装的先知总是遭到毁灭”。强制与暴力的频繁使用成为一种惯性，甚至从一种夺取政权的手段演变成为最后的目的了。在反对派阶段试图通过政治自由地竞争方式创建“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自信也就荡然无存了。理想主义的目标不可避免地被实用主义的现实所取代，曾经许诺的政治自由的社会目标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自由、民主已成为一句毫无意义的空话，而维护其政权的暴力手段却变得越来越清晰。在保住权力上升为第一要素的政治需求的情况下，“唯意志论”的理论笼罩了全党，纪律制约、强制手段和社会恐惧成为保持党的统一重要的政治制度。人权、民主、自由、多元文化这些曾经让人们为之追求的目标现在被认为是有害的奢侈品，任其泛滥就会损害到对执政党的认同，自由价值从奋斗理想变成了国家的心腹大患。

俄共（布）中央组织局解散和改组了所有的民间团体和文艺派别。1932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定，建立统一的作家协会，进一步把文学变成“统一的党的机器上的小轮子、螺丝钉”，形成命令畅通的一元化的组织领导系统，以政治化、党性原则这两把尺子干预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斯大林以高度动员的“一国社会主义的敌对包围圈”来动员社会，以清除“异教”的方式来保证意识形态的神化和整齐划一的思想，重弹民粹主义精英领导群氓的老调，提出普通老百姓是“没有鉴别能力”的，只有规划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才知道全貌，对一般人来说，真理就是顺从，真理就是争当螺丝钉，他们只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材料”，而要成为建筑者使用便捷材料，就必须要“被禁锢的头脑”，用别尔加耶夫的话说“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来看待了。

建立这种体制的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局面。用行政命令统治社会，同强制镇压保持舆论一致，用权威驾驭局势，人人服从则天下太平，他们不懂得，没有党外的争论就不可能有党内的生动局面，践踏了全社会的民主，又怎能保证党内的民主，镇压体系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变成恐怖体系。苏联在抛弃多样性以后必然形成了权威与自由之间的紧张对立，政治和道德之间的互相排斥。党以自己取代了无产阶级，除了可以随便践踏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个阶级，也开始践踏无产阶级了。把国家的强大动员力置于社会的进步之上，在这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最需要对信仰没有兴趣的人，权力就等于思想的产生者，其他人只能是诠释者，而没有产生思想的权利。“占据真理的自傲意识”往往会把“对自由的敌人的仇视变成对他人自由的侵犯”（别尔嘉耶夫：《思想自传》46页、26页、51-53页），思想语言被作为权力的一部分，这个社会的真实性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这个政权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文明倒退人性丧失的可怕而荒唐的时代。

这时，左翼知识分子感觉到，个体与整体的悖论并不只是一种“战时状态”，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常态，他们在帮助新政权建立巩固以后，却发现“俄国革命是俄国知识分子的终结，革命永远是不知感恩的，俄国革命对俄国知识分子特别不知感恩，知识分子曾为他做了准备，他却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把他们抛入深渊”，“革命不宽容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怀疑甚至敌视精神的价值，作家协会是按印刷厂工人的范围进行注册的，自由思想只能在地下继续存在”（同上，224页-229页）。这个政权像罗马皇帝尼禄一样会吞噬掉自己的母亲和亲人。知识分子成为了苏维埃政权主要的敌人，就因为他们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张开双臂欢迎新政权的知识分子很快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有罪阶级”，“有教养的社会”制造出来的中伤和诽谤造成了劳动阶层疏远和敌对，一个人的声誉的好坏全凭内务部派下来的“三人小组”的鉴定书来确定。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经过1920年代的驱赶、1930年代的大清洗，1940年代对知识界的整肃以后，知识界的棱角已经被磨损，人们都“学乖了”、恭顺和世故了，选择了装聋作哑是给自己蒙上一层“保护”，知识界成为一个“吓怕了的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它被下降到或被排挤到社会的底层，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地小心地活着，仅仅是活着，“生存压倒了一切”，“面包时代”又一次主导了人们的生活。生活在苏联的学者对外面解释说，在社会没有任何空隙的情况下，俄罗斯历史上知识分子就是“思想反对派”、“心灵反对派”的传统的香火已经无法延续，“国家同知识分子斗争的年代也是尊严、良知、人格、信守原则、诚实、公正、正派、高尚等概念从官方语言中消逝的年代”。苏联的生存环境与沙皇时期文学“黄金时代”作家的处境已大不相同了，俄国和苏联在思想上的联系永远中断了，过去那些执拗的、坚持信念的、叛逆思想家和冥顽不灵的长发知识分子地遁般的消逝了。

国内战争不但使经济极度萎缩和自然经济化，社会文化领域也呈现出“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的景象，完全丧失了19世纪下半叶文化上的“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繁荣，比如一战前的1913年，俄国大约出版了20000种图书，而1920年只出版了3260种，而且主要是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宣传品。新经济政策时期短暂活跃的文化繁荣，到了1920年代末“大转变”时期，私人出版社大规模地消亡，多元化的文学出版活动完全停止。苏联在1930年代采取的是封锁消息的“真空化政策”。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需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真空”环境以避免遭到毒害。

做到“清除环境”的第一步是焚毁“政治上有害的图书”，消除“人民敌人”的腐蚀和毒害。这期间，苏共中央向各地的图书馆下发了清除和销毁书的清单。销毁外国和过去的图书资料是惊人的，1938年被宣布为政治反动的图书达10375706种、宣传画223751种，有55514外文报刊被销毁，苏联学者到上世纪80年代末几乎接触不到国外的书刊信息，完全生活在一个自说自话的封闭圈子里。

其次，拒绝苏联学者与外界的交往，把他们与世界学术界联系完全隔绝，只聘请个别为苏联唱赞歌的左翼作家，而且让他们看到的也只是“波将金的村庄”（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的宠臣波将金为叶卡特琳娜巡视建立的粉饰太平的虚假的村庄）。在反对崇洋媚外的口号下，苏联科学家不再参加国际会议，也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文献资料的交流降低到沙俄时期的几十分之一，而且几乎无法使用。曾经有个涉世未深的学生问从英国前来访问的伊塞亚·伯林，沙皇时期那么十恶不赦，为什么那个时候比现在更加多元、更加自由，反对派分子可以组织成政党来推翻沙皇，而现在却做不到呢，这是否说明现在的这个政权比沙皇政权更加专制？伯林环顾四周，吓得落荒而逃。这种状况被后来的苏联作家概括称为“日丹诺夫时期”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这个时期也就是所谓的严寒“冰冻”时期。

“面包不是自由的交换物”

赫鲁晓夫时期，首先是爱伦堡在1954年发生中篇小说《解冻》开启了苏联“解冻”文学的解冻时代。紧接着，作家杜金采夫发表小说《人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在该书中重申了1863年“巡回画派”诞生时的宣誓话语，“面包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自由的交换物”，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争自由，目的不是明日的自由，而是今天的自由，要让活着的、各自有其目的个人获得自由，使他们自由追求他们认为神圣，并为之行动、奋战，也许舍身以赴的目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译林出版社2009年，（上册）10页）。诗人叶夫图申科反对把“诗人”和“战斗员”、“宣传员”划等号，他说，现在对普希金的阅读也失去了个人认同的权利，在过去俄罗斯文坛上，诗人就像帕尔那索斯山上的神一般享有崇高地位，诗歌王国要胜过沙皇的权力，人们要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痛苦、沉思和理想，如果把诗人的作用划定在意识形态吹鼓手的范围内，必然会导致“地下诗人圈”和“隐士文学家”的出现。他们试图冲破社会文化领域出现的“荒漠化”和“自我封闭化”禁锢，纠正谎言时代。爱伦堡曾以“黄金时代”的作品作为例证说，十月革命前两托（陀）、契柯夫和高尔基等人想些什么就写什么，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而不受行政官员和某一级组织的管辖和监督，才能够成就他们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地位，而在一元化的领导下所谓思想无禁区、研究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什么时候真正做到过？真实的情况是“和领导保持一致”，“党中央是最高的裁判员”（葛罗米柯语）（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5月，545页）。“意识形态纪律”是文学家必须遵守的第一要务，社会科学的作用是“圆满地解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刚刚开启的“解冻”潮流很快就戛然而止，上述作家都遭到了苏联作协组织的集体批判，爱伦堡等人在这种意识形态强势面前，只好以保持沉默的态度维护自己的尊严，这种低调姿态后来被人概括称为“沉默的理论”。

紧接着，《真理报》发表社论，首先明确不能对社会主义的“真理”和“正义性”发生怀疑，“英明伟大”的党是绝对不能批评的，如果产生这种想法在客观上就陷入了反共的立场。其次强调党性原则是高于所谓资产阶级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只有政治上立场坚定，以党的是非标准作为最高准则，排斥任何“中立主义”和“历史真实论”的“经院派”的论调。针对有些作家提出的，文学家“没有祖国，没有君主，只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传承”的说法，《真理报》批驳道，假如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没有祖国、没有亲族、没有朋友的人，不就落到了人类中最不幸、最龌龊的一类了吗？和禽兽有什么区别？第三，党报提出要搞“意识形态净化运动”，指出党养着你们这些作家，需要的就是“驯服工具”和意识形态的吹鼓手，需要的就是前赴后继的涌现“歌德派”，苏联作协下属的所有的文学社团只能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文学的认知功能和思想探索功能都可以隐去，它的主要功能只剩下一种就是一种宣传功能。在党的领导下，文学艺术的功能就是塑造和培养适应这一斗争要求人物和叙事的，一定要改变19世纪黄金时代“文学就是人学”的概念，而变成了文学就是“服从党”的政治学的提法。

为此，苏联作协专门进行过一次关于“面包与自由”的讨论，讨论前，斯大林讲话说，这个体制所需要的人要么是听命的臣仆，要么就是敌人，面包提供给臣仆，镇压机器是给敌人准备的。最后参与讨论的人表示，在一方面“原子化”的社会和另一方面强大专政机器的国家里，每一个软弱的个人在国家的强势面前都只有服从的份了。如果在“面包”和“被镇压”之间只能二者择一的话，好像只能选择“面包”了，因为自己的身家性命全系一处，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在这种“别无选择的选择”的情况下谁还敢以“黄金时代”的俄罗斯作家的创作自由来论证“文学和政治体制之间的错位关系”。由于社会的单一化和强力部门的严格控制能力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吞噬掉个体，个人与集体保持一致和服从性成为了苏联知识分子唯一的选择。苏联时期的作品缺乏真诚，大部分当代的作品如同唱片一样一再重复《真理报》上的口号，能够发表和出版的大多是粗制滥造、矫揉造作、千篇一律的奉命文字。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1933年获奖的普宁因其作品的“灵魂”扎根在帝俄时代，是对“俄国文学一个迟到的承认”，而被苏联定义为一个“堕落到君主主义立场上的反动家伙”，由于他“自绝于自己的祖国”，被取消了国籍；1958年获奖的帕斯捷尔纳克迫于国内的压力宣布拒绝接受诺奖，一年半后郁郁而死；1970年获奖的索尔仁尼琴立即被苏联作协革除教门，1974年被剥夺国籍并驱逐出境；1987年的获奖的布罗茨基在1964年被流放，1977年加入美国国籍。只有1965年获奖的肖洛霍夫得到国内的热捧。

“幸好我们还有萨哈罗夫”

在这种“集体魔法”中，每个人都以逃避责任为上策。害怕掉了饭碗、害怕肃反委员会、害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害怕克格勃，害怕被找去谈话，害怕承担责任、害怕受他人牵连，在人性的尊严被剥夺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包装起真实的一面，大家都在竭力表白，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顺民，我选择了顺从、选择了“从众的随大流”。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得已的“自我放弃”，大家都以自身的利益为最高目的，每个个体被操纵、被量化、被控制、被吸走了能量，成为没有轮廓没有个性的人。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充满了谄媚味道，为向上爬而丧失自我，更多的人人格分裂，人们讲话分公开场合与私地下两种，是不能互换的。表面上看似是一种不得已的明哲保身，实际上混淆了善恶、“变成了罪犯的帮凶”。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后，“告密”成为忠于还是反对现政权的标尺，政府鼓励人们“打小报告”，公开招募“告密者”，迫使人们在惊恐不安的氛围中向强大的专政机关靠拢。诗人多马尔以形象的手法描述说：谎言！谎言嵌入我的肉体，肿瘤在向我呐喊，不要除掉我们，我们留着同样的血液，脓疮在哭诉，我们是你唯一的装饰，唯一的美好，继续滋养我们吧，这不会让你损失什么！面对强大的敌人，我只有一把肉眼可辨的短剑，但它是真实的，所以可以致命，但它真的太小了，我随时都有失去它的危险。

所有从外界观察苏联文艺界的人都会发现，你根本听不到任何不同于主流观念的声音，知识界的思想已经被磨得没有棱角，只有那些不针砭现实的考据、考古、古文字等学科可以一枝独秀，人文知识分子的奴性和虚伪成为惯性，同时也是他们的个人利禄所系，因为他们只有听话，才能有所收获，只有思想对路，才会进入日益膨胀的特权阶层，乃至从平均主义的樊笼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新贵。把个人改造成傀儡，以利于大一统的专制统治，纪德说：文学受到了严厉的监视与制裁，“苏俄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以受骗”（纪德：《访苏归来之补充》），“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是一个流放的地方，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任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纪德同时说：“在苏联不管一部作品多么美，只要它不紧跟路线，就会遭到羞辱，美被看作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价值。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遭到毁灭性打击的人也是最早觉醒的人，也必然是道德范畴上的”痛苦人“。

“面包时代”主宰了苏联知识界很多年，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赫尔辛基协议”以后，“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知识界里才有人站出来质疑“面包时代”。就像萨哈罗夫所说的，“最初我认为自己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是很好的”，即便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损害到个人的时候，我也认为是暂时的，是外部环境导致的，后来我发现权力是根本，那些发动革命、信誓旦旦保证在革命成功后要给予人民自由的许诺，只不过是一种动员手段罢了，革命以后国家机器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描述地“弱化”现象，反而更加垄断、更加残酷、对人民的强制性约束力和汲取手段超过以往任何时代。索尔仁尼琴说，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毁，它不但是禁止了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的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谎言有时自身也会被欺骗了”。苏联人把当时的官方两大媒体《真理报》与《消息报》说成是“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

后来曾被普京总统奉为“国师”的利哈乔夫评论萨哈罗夫说：“在一个不幸的社会里，敢与权力抗衡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没有他，俄罗斯人就会永远蒙受耻辱，只有他说出了我们所有的人想说的话，他保全了我们的荣誉，他一个人证明了整个民族存在的价值，改变了我们对权力的认识”，“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将被称为‘萨哈罗夫时代’”（《俄罗斯思考》（下卷382页）。幸好知识界里还有萨哈罗夫这样的代表。利哈乔夫明确地指出：“有的人写作、教书、创作艺术品是按照别人的订单行事，是为了完成任务，是本着党、国家或单位有‘意识形态倾向’的订货要求的精神行事，在我看来这样的人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只有那些在信仰上不受约束，不受来自经济、政党、国家压力左右，不屈从于意识形态义务的人，才算得上知识分子”（同上。355页）。

（下）苏维埃帝国下的另一个欧洲

二战后从地理上处于德国与俄国之间的“二等欧洲”（这是东欧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一种蔑称）诸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这些国家虽然身处中欧，却在很多方面具有西欧文化的特点，这使它们有了一个带有政治意义的地理概念——东欧。1947年东西方大国拉开“冷战”序幕，苏联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来统领下属的各共产党，要求他们必须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按苏联的榜样搞建设。苏联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他们正在探索的适合自己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粗暴地推行所谓的“东欧苏联化”的“莫洛托夫计划”，把它们变成“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造强制实现了统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没收了服务业、商业、工业中的私人企业，取缔了市场，统一调拨物资，实行计划分配。到1948年底捷克20人以上的公司几乎绝迹，匈牙利工业的83%、波兰的84%、罗马尼亚的85%、保加利亚的98%都归国家所有，1949年又开始咄咄逼人地摧毁私人小业主和单干农民。所有敢于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统统被作为“政治犯”送去劳改，捷克的1300万人口中有10万被以这样的罪名拘捕，这还不包括大量的“行政清理”人员，在总人口900万的匈牙利有1/10的人经历过被捕、监禁和流放。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东欧各国立即涌现出改革浪潮，6月17日东柏林40万工人发动工潮，保加利亚工人也行动起来，苏联害怕引起传染性的连锁反应，对局势失去控制，于是赶紧通过操纵各国党内的“保守派”替换“党内民主派”，强压下拟议中的改革方案。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出炉后东欧各党再次出现改革呼声。在1956年和1968年，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都以不同的抗争形式力图摆脱苏联的控制，苏军大兵压境，以坦克粉碎了东欧人民探索的希望。克里姆林宫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只拥有有限的主权，一切民族主义和“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都是不允许的，任何要想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会引起军事干涉。捷共领导人姆利纳尔后来回忆说，1968年当每个捷克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手持武器的苏联红军时，我们每个人“对社会主义的观念一下子都退到了底”。这时东欧民众的反苏反体制的共识达到高潮。

因为苏联占领者以及他们所扶植的“莫斯科傀儡”政府的“合法性”严重失缺，苏联仅靠刺刀下的军事占领和严厉的镇压手段无法控制局面，在惩罚性报复过后，那些唯苏联马首是瞻的“莫斯科派”靠政治垄断也无法从制度结构中获得合法性，于是他们很快就调整策略，在政治控制严格不放松的情况下，允许东欧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经济自由化”，以经济怀柔的方法来平复民众的敌对情绪，修复苏军占领的民族创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方面东欧各国大举借外债，在经济上“讨好”民众，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过去“重重工业、轻轻工业”的做法，扩大消费品的生产。虽然各国仍是短缺经济，但是供应的商品丰富起来，赫鲁晓夫式的“火柴盒”房屋尽管简陋难看，却也大大缓解了人们的居住压力。在苏联住房一般只占家庭预算的4%，东欧也大抵如此，在保加利亚，职工工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国家转让的住宅产权。到20世纪70年代东欧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汽车、电视这些当时的高档消费品有了稳定增长。在波兰，1975-1989年人均拥有私家汽车的数量增加了4倍，到80年代匈牙利与捷克每10户人家就拥有4台电视机，苏联每10户人家拥有9台电视机。

“后政治化”的东欧各国执政党试图以“胡萝卜加大棒”的物质与刺刀并用的软硬两手来诱导人们顺从，波兰在盖莱克当总书记期间，硬通货债务增加了大约3000%.为了与教会争夺农民，波兰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给个体农民提供了社会和医疗保险；捷克在所谓的“正常化”时期，硬通货债务增加了12倍；匈牙利更以靠借债发展经济而闻名。到20世纪80年代，东欧各国平均的债务都翻了10倍，波兰、匈牙利则翻了20倍。到剧变时匈牙利外债总额积累已达226亿美元，人均2300美元，匈牙利最后一任总理米克洛斯这样直白地表述贷款的分配方式：“我们将贷款的2/3用来偿还利息，剩下的1/3用来进口消费品。”世界银行、国际货币组织以及西方的私人银行都乐于向这些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贷款，这种借债“过日子”的方式后来直接影响到剧变后的经济转轨模式。

“专政与消费社会的历史会合”

一时之间东欧国家处在“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消费至上”的社会氛围内。有人据此评论说，东欧各国执政党发生了转型，它虽然依旧还是一个专政的政府，但其追求目标有一个本质的改变，与过去的激进的乌托邦理想相比，东欧各国的体制发生了某些“去意识形态化”的改变，变成了一个官僚主义的怪胎，执政党从廉洁清贫的政党变成了疯狂追求物质利益的集团。过去它们是残酷而不腐败，而现在变得腐败而不残酷。它们丢掉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抛弃了清教徒式的革命口号，由于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和“可信度”大大剥落，上层赤裸裸地表现出对权力和物质的兴趣，它们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学说、甚至文化传统都不感兴趣，而只对政权本身发生兴趣。这种“逆向淘汰”机制通过从统治集团中淘汰掉富有独立精神和人道主义的理想者，把没有创造力的顺从者和执行者留下来的方法实现了“革命党”向官僚集团的转化。正如苏联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阿玛利里克所说的，“这种当局的唯一目的，应当是自我保全”，它们既不想“复辟斯大林主义”，也不愿头顶“残害知识界”的恶名，“它只想让一切照旧：权威得到承认、知识界保持沉默、制度不要为危险的和标新立异的改革所动摇”。这时的政权表现得不那么刚性，不那么原则，在实用主义和趋利性的驱使下斗折蛇行，为“保权而发展”使它变得可左可右。

统治集团首先在经济方面做出一些让步，消费被作为衡量社会主义成功与否的标准大加推广。“为人民服务”的提法让位于赤裸裸的为私利的巧取豪夺。把政治掩盖在经济背后，成为了一种很流行的统治手段，许多官员都变成了“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他们不再提艰苦朴素，不再提勤俭建国，不再自我标榜是清正廉洁的典范，不再高调唱“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而是公然提倡享乐主义，拼命地鼓励人们享受物质生活。过去统治者是把国民当成服从性的“螺丝钉”来看待，现在执政者则是把国民当成不关心政治的消费者，选择用物质享受来消弭政治诉求，从强制人们服从命令转变到以物质诱导人们安心当顺民，只要放弃政治追求，选择追求生活无忧，选择与政治制度无关紧要的附属品，选择“为五斗米折腰”是会有安稳的“好日子”过的。这样不但可以让人们为私利斤斤计较而转移了注意力，更可以让人们懈怠和慵懒，执政者也可以获取合法性。捷克保守派代表比拉克说，过去我们张贴海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必须要在商店的橱窗里摆满了货物，我们才能够用文献记载我们最终实现了社会主义。“布拉格之春”之后的捷克总书记胡萨克说：“重建秩序的最佳希望就在于用物质生活的方式来缓解大众的不满情绪。”接替纳吉的匈牙利总书记卡达尔说：“只要提供商品让老百姓高兴，哪怕社会主义模仿资本主义我也满足了。”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由于卡达尔在一定程度上容忍了地下经济的“商品与服务业黑市”，到20世纪80年代初，据估计匈牙利有9万地下私营从业人员。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说，过去我认为社会主义就像纸搭的房子一样脆弱，现在看来，只要资本主义愿意为社会主义提供资金，社会主义就会存活下去。它需要“利用他人的资源为自己枯竭的电池充电”。苏联有个政治笑话：勃列日涅夫带着他妈妈去看他的别墅、汽车以及特供的奢侈品，他妈妈说，“真好啊，孩子。可是列恩尼德，要是共产党来了怎么办？”

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后，由于国家以福利换自由，以及大力压缩社会功能，使得每个独立的个体离开了单位就像印度的“贱民”一样无处安身立命，单位不仅是一种工作场所，更多地成为一种依赖和寄托，加之消费风气的蔓延，玩世不恭的思想成为主流，社会腐败和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物质消解的这一手果然比一味镇压更为有效，很多人纷纷写“悔过书”认罪，并“反戈一击”重新站队，成为热心的整肃者，有些甚至比原来的保守派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在不久之前都还是纳吉和杜布切克改革的积极拥护者。捷克改革派领导人姆莱纳尔说，“只是在经历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人们才开始看清了谁是谁。”政治事件后的物质利益满足造成了“沉默的70年代”。东欧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陷入了与苏联不同的另一种“集体魔法”，或者说麻木地接受了现实。这就是东欧的“面包时代”，它被哈维尔等人称作是“没有头脑的时代”或“自我毁灭”的时代。米兰·昆德拉说：在这种世界里，“人们对前景一无所知，一切行为变得机械化，职员们并不关心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何在，只和一堆匿名的文件发生关系，更糟糕的是，他们是文件中一个个错误的影子，也就是说他们甚至没有权利作为影子而存在。”国家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作为回报人们在政治上保持沉默。东欧的“泛政治化”一下子变成了“政治冷漠化”，似乎那里的人们完全忘记了风起云涌的1956年和1968年，沉浸于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就像时间进入了一个“历史休止期”。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一：“脑袋撞不破墙壁”

思想没有被泯灭的东欧知识界仍有一些人在苦苦思索，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有人人犬儒化的“集体魔法”？他们认为造成“面包时代”的首要原因是高压统治带来的恐惧。匈牙利事件后，匈牙利确立了对“挑动罢工”处以死刑的法令，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约有几千人为此丧生，另有341人被判刑和处死，总计有2.2万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3万人被关进拘留营，还有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估计有占总人口2%以上的人逃离了匈牙利。“布拉格之春”后的大清洗，1970年全党更换党证，50万人被开除出党，主席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被开除，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1/7国民（200万人）受到株连，20万人流亡西方。在和平建设时期除了大量的苏联驻军以外，东欧国家都运转着庞大的强力机构、军事和警察部门，让“远离火线的军人在后方依靠别人的鲜血而活着”的最好办法是把矛头指向本国民众，以震慑的方式让整个社会在“恐怖制度”面前低头。恐惧社会的压制性是造成两面派人数增多的直接原因，整肃之后人们的态度发生转变，并不说明这些人的想法改变了，只是他们害怕表达自己的真实信念，当然不排除其中有一些投机者。

在政治环境的苦难面前屈服的另一个原因是，历史上这些民族的挫折感是造成他们“集体生存的恐惧”的心理特征。上述国家在历史上多次经历过动荡，受尽了大国的欺辱，遭受了被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付出的努力得不到回报等挫折不断的历程。他们自称“小民族”。小民族的概念不是数量上的人多人少，而是指一种命运多舛的民族悲剧。米兰·昆德拉说：小民族的概念“是指一种状况，一种命运，他们在历史的这样或那样的时期，都曾从死亡的前厅走过，永远面对强大者的傲慢，永远看着自己的生存被威胁或被质疑，因为他们的存在是问题”。因此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小国”，苏联制度和慕尼黑阴谋都是以牺牲东欧国家为代价的，他们的历史就是在纳粹和苏联的交替恐怖中延续下来。近代被欧洲出卖的教训使他们认为“布鲁塞尔没有能力保护他们，只有美国才能帮助这片旧大陆”（亚历山大·莱涅尔-拉瓦斯汀：《欧洲精神》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14页）。这也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这些转轨国家的左中右都有很多“疑欧亲美派”的原因。罗马尼亚的埃米尔·齐奥朗在1936年出版的“有关小文化的悲剧”一书中说，这些民族随时担心可能突然被从地图上抹去，谈论一个国家的死亡或者消失，在西欧人看来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话，因为要想要消灭、征服、或者同化，在一天之内发生的政治灭亡只不过是一个夸张的比喻，而对东欧国家而言则是明摆着的事实，他们都曾经面临从地图上暂时或永远消失的窘况，他们都有过“丧失历史圣地，民族完全或者部分归顺于一个外来强国”的经历。他们感觉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超出了他们反击的能力，“我们这些欧洲的孩子，是伴随着恐怖和怜悯来理解人类生活的”。在这种状态下，生存就会上升到头等重要的意义，“脑袋撞不破墙壁”的理论由此产生。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二：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失语

知识分子在短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先行者”到既得利益的“专家阶级”的转变，在利益的诱惑下他们的话语中开始充满了谄媚味道，由知识分子“自我遗忘”的集体失语造成了“基础的缺失”。匈牙利、布拉格事件虽然是全民族卷入，但是知识分子和学生无疑是“民主运动”的先行者和中坚力量，从安·阿玛利里克所作的“持不同政见”签名的职业分析来看，除有5%的人职业不明，6%的工人和5%的在校大学生以外，其余的84%都来自于知识界，他们遭到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而知识界的特点历来是思想性强组织性弱，宜散不宜和，每次大的政治事件后，执政者利用阶级分析与利益诱惑的“收买与严打”并行政策分化了知识界的整体，波兰诗人米沃什曾以《不求上进的知识分子》、《被禁锢的头脑》来剖析知识群体的责任弱化现象。

东欧国家在历史上百姓和知识分子之间一直就存在着隔阂。这些国家中除了捷克城市化程度高，公民社会比较发达以外，波兰和匈牙利独立前都是贵族社会，有更多受教育机会和特权的贵族知识分子与民众之间是有裂痕的，他们一般不关心民众的经济问题。在遭俄国三次瓜分后丧失了国家主权的波兰和在温和的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捷克与匈牙利，知识分子一直以来都是民族的代表。但1948年后他们与工农的地位发生了互换。工人地位大大提高，一方面是由于东欧各国共产党要完成从“精英党”向“群众党”的转变，无产阶级作为共产党的基础力量被大大提升，另外因为战后最初几年工人严重稀缺，与大萧条时的工人失业大军相反，战后的重建和恢复工作形成劳动密集型人手短缺，电路、煤矿、建筑工地到处都需要劳动人手，而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因出身问题而感到尴尬，他们在不断的群众性阶级诉苦宣传中无地自容，纷纷以自我贬低以求得到接纳。

在“人民民主”结束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更成为主要的打击对象，1956年和1968年事件后的整肃运动明摆着是对他们的致命一击。但很快东欧各国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对专业性人才的需求大增，使得受教育程度高、掌握一定技能的知识群体，尤其是从事科学、经济、行政管理的人跻身于“专家阶级”和“中产阶级”的行列，他们从官僚体制中分得残汤剩饭，成为国家机器上的附庸，于是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变成扭曲自己人性的“帮凶”，更多的人难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他们从精神上被消灭了”（切斯拉夫·米沃什：《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巴黎1990年，249页）。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曾当过纳吉国防部长的伊斯特万·毕波说：民众对“人文主义的感情，也取决于那些知名要人的态度，全体国民的参与固然必不可少，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权威性人物在面对混乱与动荡时，是否能够继续主张和维护道德尊严的原则”。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三：“冷漠化”与“常规化”

首先是人们的无奈与冷漠，捷克作家卢德维克·瓦楚利克在《论勇敢》中说，对于辛苦度日的百姓来说，要求他们的只能这么多，大多数民众都活在一个道德上的“灰色区域”，尽管令人窒息，但是安全，在这个区域，逆来顺受代替了热情，冒险去积极地反抗的做法很难证明有理，因此看起来没有必要（又是对普通大众来说）。人们大多会说自己这样做“不够勇敢，但很现实”（转引自托尼·朱特：《战后欧洲史》下册，新星出版社2010年，531页）。一般来讲，从有道德有责任到麻木不仁有这样几个步骤。先是具有感知和痛苦，这是清醒认识不可缺少的过程，同时在利益诱导下又是矛盾的，因为明摆着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牺牲一个是享乐，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抗“邪恶”的人都遭了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严酷的身体摧残，而将自己的安全与物质置于信仰之上的人、也就是选择了“自我放弃”的人，就能很快适应现状并得到了充分的物质保障和安逸的生活。这时人们就容易出现了头脑与心灵的悲剧性分裂，头脑否定上帝，心灵寻求上帝。如果在这个阶段能成功地摒弃、克制、抵制住所面临的诱惑，就能得到精神升华，便可以从“面包时代”解脱出来。但是在“一个普遍商品化与文化、思想、道德行为混为一谈的时代”，“在一个舒适安逸、被天花乱坠的宣传所照亮的巢穴”（克莱尔·科西克：《现代危机，道德辩证法》巴黎2003年，114）里，几乎可以说大多数人的想法是：最好不要对自己周围提出哪怕一星半点的质疑，明哲保身更要紧，这时有可能人性是分裂的，行动上谨小慎微，但仍然还是道德范畴的“灵魂忧虑”的“痛苦人”。接下来——道德感发生故障、道德感被遗忘或沉睡。再进一步——道德感被颠覆，人们已经心安理得地选择了装聋作哑，满足于自己过上小康日子，完全屈从于麻木的无人性。

其次是执行者阶层的良心面对人类尊严损害时变得麻木不仁，把助纣为虐当成例行公事。苏联坦克不可能长久出现在布达佩斯和布拉格的街头，暴力要变成一种“常规化”的手段，必须使执行者“丧失人性”（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巴黎2002年，52页）。这种社会在使用一种遗忘催眠剂，使人们都处在混沌沉睡的状态。生活得到了粉饰，大家都对物质生活的狂热对自身的关注而忘却了曾经有过的追求。不只是纳粹和斯大林主义会促成这些手段，任何官僚机器变得冷漠并无视道德束缚时，这些机制就产生了。这些残暴行为也许被当作普通工作来完成，大家都是机械地贯彻命令，“因为这些行为的道德层面不明显，或者制度将其隐藏起来，避免引起争论”（伊斯特万·毕波：《1944年之后的匈牙利犹太人问题》，《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56页），从而预防个人道德准则与这种行为造成的社会影响的不道德性产生的矛盾。在社会道德的畸变过程中，执行命令的人只遵从条文、中央政策和一切来自上面的命令，导致理智与良心的分离，用江湖上“各为其主”来解释不得已，以自己要养家糊口不能丢了饭碗来“照章办事”、“奉命行事”，传达上面的指示，自己不过是交差了事。在执行游戏规则的人看来，道德与政治两者是完全分离的。正是这种使“个人免于责任的方式”混淆了“善恶的命题”。哈维尔在1990年任捷克总统时新年讲话时说：“我们都对旧体制习惯了，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不可逆转的事实接受了，所以我们一直小心维护着这个体制，同时我们都是它的共同创始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认为过去40年留给我们的遗产仿佛是远房亲戚馈赠来的外来的东西的想法是不恰当的，相反地，我们应当认为这个遗产是我们自己的错误。”

“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

面对“面包时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东欧的思想界回答说，首先是要解放“被禁锢的头脑”。要结束个体服从权力、“个体是集体的殉道者”的局面，就必须要从理论上破除权力部门所塑造的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和执政党的论调。这是打开民众的悲观和玩世不恭的气氛的第一道缺口。东欧的思想家指出，因为小民族的“政治环境的苦难”，掌握政权的人们不停地以国家最高利益的名义限制国民的权力，执政党操纵权力的运作也往往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他们“千方百计地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前者的微不足道和后者的伟大，这样一来，对个人怀有任何兴趣都具有畸形的自私的形式”（萨哈罗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论文集》外文出版社1980年，380页）。使大多数人把“自由”理解成“混乱”的代名词，把“自由竞争”理解成“斯托雷平式”的弱肉强食的同义词。其实国家的强盛并不需要以牺牲个人的自由作为代价，“国家被国家群体占为己有并不一定能够引起个人解放”（伊斯特万·毕波：《关于东欧小国的苦难》巴黎1993年，165页）。从古希腊以来，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尊严对人类而言如此珍贵，以牺牲个人自由来维护国家强大的方式是不可取的，民族、国家、政党的集体认同并不意味着高于个人的需要，也不意味着它具有高于个人的支配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对以往被贬低被轻视的个体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人的思想，就是人性自由的思想，不应被视作权力的一部分，而是应确保它能够运用一切方式的意愿。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由属于每一个人。”

东欧在结束“人民民主阶段”以后，集体利益与民主追求就开始分道扬镳了，这样做导致的后果是，强制与约束越是加强，社会的恐惧感就会增加，恐惧感增加，令人窒息的束缚与强制就会进一步加强，告密者俯拾皆是，只能说明道德沦丧在整个社会蔓延，最后只剩下一些奴性，本来最深刻的欧洲文明变成了被集权者一手遮天的强制社会。那种认为个人自由会威胁到民族与国家的凝聚力，自命不凡的救世主式的言辞只会导致人们完全丧失判断能力。解决办法是倡导“人类尊严的革命”，要重建对被忽视或轻视的身份要给予充分的承认，塑造个人的自信和尊严感，这是公民自由发展不可缺少的思想基础。要把法律文字表述的东西真正落实下来，个人对集体也拥有权利，宪法不仅仅是针对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民事纠葛，更重要的是宪法规定了无助的个人和全能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对个人的侵犯是最主要的违法行为。国家的强盛与多元的社会并不矛盾，要丰满社会的功能，削弱无处不插手的国家权力。让人们明白，产生危害来源的是国家，并不是个人。唯一现实的出路只剩下一条，“自由不会从天而降要靠自己去争取”。哈维尔提出，要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只有结束个体服从权力的局面，人们才能从“面包时代”中解脱出来。

我们在历史中的责任

破解社会冷漠化的第一步是“还原真实”。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科西克说：真实性要求我们完成态度上的彻底转变，“只有这样的转变才能使人类走出危机”。“任何时候都要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缩，即使有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文学家要回到欧洲传统上来，充当“社会良心”的角色；每个人承担应担当的责任，解决办法是，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责任主体，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并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

其次是“道德现实主义的重建”。知识界勇敢地承担起责任，让精神再次腾飞。匈牙利的毕波说：“世界与后人对我们的评价，在于将我们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时放入天平的砝码，在于我们确认自己的责任时的认真态度和决心，而不在于我们否认错误的数量。”他的一篇论文题目就叫：《我们在过去历史中的责任》。他倡导要建立起社会的“自我拷问”机制，在个人责任感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每个个体都不能以时代或集体作为借口，不能以“不是我的错，是历史的错”而推卸个人的责任，个人的怯弱、卑鄙的行动不是源自魔鬼的决定，“而是一群没有自由意志、可悲的失去判断力的人做出的行为”，虽然不指望这些个人承担起责任，“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个词的意义，但是他们必须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要勇于承担个体的责任，这个群体必须要寻找到不幸的根源。承担起他们认为由于自身错误造成的责任。要唤醒道德良知，以自我质问精神和自我反省的勇气面对个人行为，这是自我拯救的唯一办法，如果我们人人都选择了装聋作哑，实际上就是参与者、就是纵容者，同时也是制度的建构者。我们就既是制度的受害者和行为者也是制度的建设者。社会的主流价值之所以会发生扭曲，就是人人都在逃避，每个当事者都以官僚体制与个体无关作为借口，国家机器正是利用了个人的自保心理，他们害怕失去自己现有的一切——平安的生活、物质的享受、便利的条件与奢侈的追求——而放纵恶行甚至落为帮凶。对他人的暴力被认可的结果就是使暴力变成一种面向所有人的手段。

打破浑水摸鱼的局面，要把历史化解为每个个人。比如，对纳粹的不妥协和对斯大林主义的抵制是有关联的，这里面关键性的环节就在于个人责任建立与缺失。要解读纳粹的噩梦和斯大林的狂暴，不能仅仅归于德国人和俄国人的特产，一定有本民族自身的问题。匈牙利曾有所谓的历史“净化论者”认为，如果从挽救国家荣誉出发，妄图自行免除二战中灾难的责任（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是法西斯的仆从国），那么斯大林的大屠杀“也就被掩盖在一个奥维尔式的历史黑洞中了”（兰道夫·L·布拉汉诺：《对历史进攻，匈牙利的民族主义与大屠杀》，《现代》杂志，《东欧，不可能的回忆》1999年，11-12月，128页）。如果人们不接受这个教训，那就注定这个民族以后仍将要为类似的“磨难”买单，说明在一次次的灾难过后，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政治层面带来的教训并没有真正融入近代民族意识中。具体到操作层面的方式：要动用社会文化价值倾向来扬善惩恶，对那些有良心敢于承担责任的当权者，要帮助和提醒他们能够更加人性和有更开阔的眼界，对那些醉心权术的恶人，一定要揭露他们的罪行，让这种人恶名远扬，不可能再入政坛，防止奸佞小人达到个人目的。恶人和善人都不能掩盖在历史的背后，而是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

是的，我们是一小撮

当人们在询问，“生存与责任哪个更高”时，东欧的思想家给出的答案是“责任高于生命”，起码对那些愿意肩负本民族思想传承的人来说是如此。民主是建立在有责任感的文化之上的。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在“人类尊严的革命”中，最初至少应该有一群这样的人，以胡斯精神和路德教派作为榜样，要抵抗住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他们首先摆脱自我麻醉，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实践，以自己的每一次抵抗就来拯救一小块自由，一个民族要有少数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圣徒”的责任，因为道德是个人的，它不是契约性的，没有互惠性，帮助他人而不要求回报，这种道德行为就不可能变成普遍性，所以道德行为主体注定是孤独的。在回归道德的问题上只能要求自己，不能苛求别人，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过去我们特别怕被说成是“一小撮”，怕脱离民众怕孤立，现在应当理直气壮地说，是的，我们是一小撮，我们只代表自己！我们要允许人们胆怯，允许人们自私，每个人都有选择平庸的自由，但是不允许损害他人的利益。德国诗人海涅150多年前就说过，那些思想的刽子手使我们成为罪犯，因为我们这些作者经常犯“杀婴罪”，作者由于惧怕检察官杀死了自己的思想婴儿。在社会上杀死思想婴儿的人毕竟是少数。对积极的少数派来说，只能从个人角度提倡传教士般的“献身精神”，放弃物质的诱惑。因为自由不像经济发展可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的富裕，反对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取权利，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充当“反抗者”的，自由只能以一部分人的牺牲换来所有人的自由，所以注定有一部分人要当圣徒，这个过程中个人道德良知具有不可简化性，从个人角度提倡“献身精神”就尤为重要。

简单地反思在东欧知识分子看来已经不够了，需要一批具有传教精神的知识分子切实具体的行动。知识分子要扮演的角色是“人类精神存在”的传递者，这种人因为能够看到牺牲的含义，所以能够做出自我牺牲。真正的知识分子是无所畏惧的，道德缺失与恐惧是相辅相成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人们丧失灵魂以后便只剩下躯壳，而且他们常常为之担忧，只有那些灵魂尚在的人才无所惧怕：因为他们明白，真正的恐惧是源自内心而非外部环境，让外部的侵扰侵占自己内心的人永远不可能摆脱恐惧。捍卫自己的灵魂和内心的完整的人时刻准备着牺牲一切，包括自身的行动自由，甚至生命，他们可以战胜恐惧，同时也永远置于权力所能触及的范围之外。东欧的知识分子倡导应该具有传教士的牺牲精神，以隐修院的禁欲精神抵制物质的诱惑。他们呼吁说，我们所要进行的抗争是超越简单的经济和社会范畴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文精神的复苏，拯救人类文明是刻不容缓的。这样的呼吁不仅可以帮助受压迫的人们，同样也可以帮助那些使用镇压工具的人，正是他们扼杀自己的良知和真实的声音。

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注意几点：第一，要摆脱过去知识分子只讲道德不谈经济的局面，打破“知识分子”和“民众”的人为区别的划分。首先弥合知识分子与民众鸿沟的是波兰人，1976年团结工会的前期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就得到了知识分子的“保卫人权和民权委员会”大力支持，他们以自己的法律知识帮助工人自卫，为未来的反对派运动开了一好头。第二，政治不是知识分子的强项，反对权力并不是为了自己获取权利，不是为了某种个人目的而充当“反抗者”的。乔治·康德拉说，“任何有思想的人都不应该想，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其他人从政治权力的高位上赶下来，以便自己取而代之。”这种态度既防止了野心家的混入，又能够树立起道德形象。由于现代社会中权力是没有灵魂的，权力所展现出来的逻辑是会把所有人都腐蚀掉的。

永远在体制外为不完善的社会努力，为普世价值作贡献才不违背他们的初衷。

“回到哲学中去”

这个命题听起来有点“唬人”。这是捷克人喜欢谈论的话题，因为他们的开国总统马萨里克就是一位“道德至上”的哲学家，而捷克曾是“欧洲精神文化的重镇”。地理位置靠北的波兰人较少提到“重返欧洲”，他们不像捷克人那样把自己与欧洲思想传承的渊源关系挂起钩来。其实这里所说的哲学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中说的“哲学”并非深奥的人生哲理，而是指一种人格魅力，在他们看来，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它的形而上可以与日常的物质化状态保持距离，使个体可以从日常的琐碎中解放出来，在获得释放的同时又带有最强烈的个人意识。第二层意思中的“哲学”包含两个因素：一是因为哲学思想本身具有可质问性和开放的体系；二是他们是在提醒世人，东欧曾与一个古老的文明——希腊哲学——相联。由于对近代欧洲的不信任以及对物欲横流的西欧的反感，东欧知识分子只能以“托古改制”的手法以“回到希腊人那里去”，从古典时代寻找资源。欧洲朦胧而遥远的往昔思想家在捷克知识分子的头脑里渐渐清晰起来。他们说自己是欧洲的孩子，在这片经历过纳粹与苏联体制的土地上，他们应该成为光明的开端。在芸芸众生自我麻醉在“面包时代”，作为欧洲的遗产的继承人，人类能够作为个体重获自我，绝大多数的机会并没有发生在“面包时代”。欧洲本来就是一个“被质问的大陆”，现在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这种“质问精神”，保护它的价值完整。必须要认识到欧洲精神是无价之宝，从希腊城邦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人类以其最高的方式参与到不断拯救自我的斗争中去，这就是自我征服，真正的人类生活所需要被征服的不是他人，不是自然，而是征服自我，超越自我，这个觉醒的意识是现在东欧知识分子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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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由亚洲的新闻说，最近官方的廉政“52不准”，只是好看。哪是好看，他们是由52到25（四川人说不要二五）的自慰，比民众求房中快乐的 “69式”差远了

2：RT @leo_o_o 专制国的主席相信，人民是靠不住的；民主国的公民相信，总统是靠不住的~

3：中国式的快乐虚幻而且廉价，你只需要站在电视机前发呆就行了。——南方周末记者陈江等采访柬埔寨民众看中国娱乐片

4：RT @yancaiweimei: 对外，什么都不要，就要脸；对内，什么都要，就不要脸。——打一怪物名。

5：经由思想控制、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以及庞大的秘密警察组织及其掌握的密织的线人网络，民主德国打造出了一个严密布控的社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对内(对外也往往如此)造成了一种颇为安全与稳定的社会幻象。——康慨

6：我认为，当集体耻辱感逐渐增强到一个临界点，这个集体就将面临极大的风险——— 完全的自我否认。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承认自己的一生是背德的、有罪的、附从的、心甘情愿被愚弄的，因而也是毫无意义的。出于本能，集体会避免让自身落入这种深渊。——康慨

7：艾未未在我眼里，他不政治，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公民，也与正常的公民一样知道，政治其实应该就是公民社区的公共事务，而不是小群精英们的特权；只是他做公民做的太直接太耿，在刻意躲避政治锋芒的中国文艺人群中，特别的政治和不合群。—— @yujiaxu

8：RT @luoyonghao: 真希望得到金牌的选手能这样答复央视的弱智记者：“我刚才得金牌的一瞬间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想的是，坏了！这下要被央视的记者问傻逼问题啦！”

9：RT @zhanghui8964 培养一个政治觉悟高和忽悠水平专业的‘五毛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五毛党要替政府说煤球是白的，做到这一点，需要把脸皮增厚，确实也下了很多功夫

10：RT @baozuitun: 喻高骂艾未未，我觉得很合理啊，人家好好的跟黑老大谈判，要黑老大出面摆平他们跟几个小痞子的纠纷问题，结果艾未未上来了，说：“你们这些傻逼，连黑老大的都信！”然后艾未未抓起一把狗屎，扔到黑老大脸上。

11：RT @zhanghui8964: 北京复转女军人单春有一次和我谈到复转军人维权的艰辛，我的朋友在旁边说：“当初你们镇压民主运动，现在知道痛苦了吗？”我看着单春也是一脸无奈

12：有朋友问我反对者之间怎么相处？我认为反对者之间要互相训练、民众和政府要互相训练，特推荐两篇自己的文章：《接受反对者的训练》和《抗议是门公民课》，大家可以网搜。

13：王蒙过于精明而世故，很多话说得很操蛋，但在窦文涛的节目里说很多成年人“煽动孩子闹国学”，还是很精辟的。

14：拍《薄熙来之歌》的李磊是个下岗十年的工人，为什么很多人弱势而脑残，人质而爱绑匪，奴才而为主子着想，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

15：RT @songshinan: RT @yehai: 虎逼少女猪蹄蹄说：涛哥注册了人民微博。设想一下他的发言：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根据当地法律法规部分搜索结果未被显示，在此，我代表敏感词，404 Not Found及您所发表的内容对网站运营安全造成威胁，向大家拜年了！

16：RT @santonin: 我幻想我被喝茶的时候，国宝把一叠厚厚的推特记录扔在我面前。里面除了极少量的民煮政痔推外，满篇都是淫荡推，调戏推，重口味推。情何以堪啊~想到这个我的脸就深深的红了

17：RT @try2feel: 影帝：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问：您是装逼累死的么？

18：我是百感交集，因为我的年纪也不小了，就是这么一大把岁数，还没有尝过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滋味，这的确是我人生的一种缺陷。——廖亦武接受法广采访

19：RT @shifeike: 自从局长日记曝光后，五毛们已经无心发帖了，回家连夜审问老婆去了—— 这个跟帖引用率最高

20：官方谓五毛要统一思想。有人说这是数学知识：五毛加五毛想一块了；其实动物学知识又告诉我们：乌龟与王八总是穿同一条裤子。

21：有朋友说，两会应该叫2会。因为全是一批很2的人参与的、害怕人民质问的会。 #lianghui

22：RT @otie525 交给组织的都是雷锋日记，发到网上的都是韩锋日记！

23：如果你觉得活着不惬意，觉得人生无趣，甚至想要自杀，那么我所开的方子便是请廖饭桶吃饭。那么你那种小布尔乔亚式的寻死觅活的心态就会荡然无存，你看他如此狼吞虎咽，让你感到活着是如此的美好，根本犯不着跟自己的肉体过不去。

24：一个人肉体如此颠沛流离，饱受折磨，灵魂却如此沸腾不止，从来没有停歇过，真可谓不同寻常。——拙评廖亦武

25：毛新宇雷人提案：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未来信息战。就像把他的名字翻译成赫胥黎的反托邦小说一样有趣：毛哦，TM的美丽新世界。

26：RT @lilinuo 江苏泰州街头标语：“和谐社会花似锦，科学发展势如涛”。网友加了个横批：一派胡言

27：在一个高度竞争的市场中，思想是一种被大量生产的有用商品。霍姆斯认为，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不仅是言论的一种象征，而且是言论的一种事实。作为一种实践，决定思想的“真理性”的就是这种市场，而不是某些最终真实性。—波斯纳

28：如果说我有话题契合公共，那是因为追求这种公共利益符合我的私人利益。我喜欢言论自由只不过是这有利于我写文章；我喜欢法律的公正，只不过是这不会让人用枉法的手段对付我；我认为私有财产神圣，只不过是不让人共产。—连岳

29：RT @yuanxinting: 没见过“两会”如今次骚扰众多异议人士，警戒级别空前之高，让人误以为要宫廷政变了 #langlaile

30：RT @xie107: 【百度知道】问：月薪1200，该买什么车？ 答：买副象棋吧，四个车，还有两宝马呢！/更有网友附答：还送两帅哥。

31：RT @menethil3rd 悟空啊，给师傅一盒杜蕾丝外加金刚震动棒，为师要亲自降服此妖孽。悟空：此妖孽刚来大姨妈，师傅也要上啊？唐僧：混帐，老衲正为取经而来。

32：在一个联系越发紧密的世界，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有影响力的大国普遍性的侵犯人权的复杂后果，使外部世界的重大利益也受到了伤害。——黎安友

33：重庆有严琦主张政府办网吧、沈长富主张手机和网络上装监控软件，难怪薄熙来去那里唱红打黑得心应手。

34：很好，不过应等他升天篷元帅时再发行，以资纪念。RT @adeyso: 推友 @twokeqi 刚刚发出：http://goo.gl/IrJ8 RT @pufei:我建议中国银行把250的头像使用毛孙子。

35：RT @roseluqiu 港区人大代表 谭惠珠说,要警惕西方社会对中国的围堵，这个西方社会培养的人才,反戈一击,不遗余力。

36：RT @adeyso: RT @dupola: 转@魏武挥 ：鸟在笼中，恨关羽不能张飞；人处世上，要八戒更需悟空。—— 据说是陕科大一老师写的对联，妙哉！

37：RT @geekinmedia: 丁小云：专家学者都是权势者释放臭气的器官。——台湾黑社会组织竹联帮第一任帮主、精神领袖陈启礼如是说

38：写作间隙，园内遛狗玩，风刮得很大，幸好不是我刮的。不然国保同学又要问那树叶为什么在动呢？明确正告你：不要跟我们耍花招，颠覆一棵树子也是一种犯醉行为。

39：RT @try2feel 60年了，党国一直在人面前支一倍儿亮衣架模特。问：这姑娘美么？ 答：你这逼是假的！

40：RT @songshinan: 非真理报快讯：二会期间，歪交部长羊劫虎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我喜欢西方的餐厅，也喜欢中国的茅坑，它们都很美。但是如果你用吃西餐的眼光看屎，那就会出问题。（通讯员 宋石男 编辑 小峰由衣）#xnews

41：是互相装逼，共同使坏，以谋本国权贵利益最大化的典范。RT @yangpigui 杨洁篪：中俄关系是大国关系的典范。

42：早年写过主评中国足球的栏目，名之曰：观我球事；现在的中国足球，的确关我毬事。目下足坛的反腐，就像早已患了疝气的中国社会，一球进去了，一球还在外边晃荡。

43：如果我们的社会脆弱到连不同的学术思想和观点都难以承受的地步，那倒是真要好好地思考一下了。因为那绝对不是学者们的勇气出了问题，而是制度本身出了大毛病。——杨奎松《开卷有疑》P223

44：非党员不能进高校当老师，是进一步的党进民退，是高压下的物质和精神绑架。在中国这艘破船快沉时，让更多的人成为党员，是党魁和官员们为他们的罪恶找些法不责众的添头。

45：特务政治，意料之中。RT @FifthDimen: 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工作的程晓农博士用他的亲身经历讲解中共派人监控人大代表的言行，在会期期间每日做出统一告密报告，只供政治局委员参阅。

46：RT @wuxinkuaiyu: 国家体育总局，就是国家用体育的名义设的一个局。——李承鹏

47：中国接入互联网后，当时最著名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叫“瀛海威”，我原来认为这是一家民办公司，有一次他们的公关总监来拜访我，聊天当中透露这家公司最大的股东竟然是国家安全部！可见，国家对互联网的警惕和介入，从它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李大同

48：互联网的存在使所有中国的所谓主流媒体边缘化。以往，当局控制住主流媒体就控制了信息的发布权和解释权。公众由于没有其他渠道获得不同消息与对某一事件的不同评论，头脑自然失于简单，容易上当受骗。—李大同《网络博弈》

49：此乃人权律师马犯小鹏 @maxiaopeng所说也。RT @twokeqi: 看到一句牛b语：最可怕的不是某组织自绝于人民,而是它带着大部分不明真相的人民自绝于人类!

50：RT @bazhongwei: 中国教育支出占GDP比例为2.6%，只有国际平均水平的一半；医疗卫生支出只有将近4%，美、德、法、英全都高于15%。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全球倒数第四　

51：RT @webfee 境界：一个好记者只有一件事要做——说出真相（克朗凯特语）。一份好报纸只有一件事要做——不惹麻烦（清远日报总编辑潘伟语）

52：西安理工大学有本科生、研究生与专科生共计23,404名，教职员工2,326人。其中学生安全信息员2627名，教职员工特别信息员65 名。被陕西省综治办、教育厅、公安厅授予“平安校园”。中国高校已然特务化。

53：RT @呵呵，贵校真是太有意思鸟：）RT @typhoon7011: 院学习部每周荐书竟然推荐了冉云飞@ranyunfei 的《通往比傻帝国》，表扬一下。最有意思的是我院曾是国宝培养基地

54：RT @neso: 所谓Twitter上政治推太多是一个伪命题，政治推多与不多和他的fo成分有关。说政治推多的，实际上是他选择了关注政治。反观新浪微博，无论你关注谁，有一种鲜明的声音你永远听不到。

55：中国患户籍制度之苦久矣！我们崇信人生而自由，人生而拥有自由迁徙之权利！——让我们记住为此文而失去工作的张宏，向他致敬

56：警察、军人、法官都有人曾被强拆而上访不果，可是，这些群体中的人几乎不相信他们会遇到这样的事。RT @liufeiyue1970: 总参干休所强迁续：老将军子女因“两会”被约谈 1:22 AM Mar 10th via iTweet

57：中国是个由2蛋组成的国家：一种昂贵，名叫混蛋，得纳税人养；一种便宜，名之曰傻蛋，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

58：RT @shizhao 看到这些代表们的提案，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感情深深的受到了伤害。简直恨不得拿一块豆腐拍死他们

59：共同社论的内容不算什么，封杀它也不只是因为两会。被民众吓得尿裤裆的“伟光正”害怕媒体这种横向“结社”形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带来其媒体控制和维稳体系的尸解，因为蝴蝶的翅膀有收命功能。

60：深圳一家生产视频监控摄像机的公司给我邮箱里发来广告，我回复他们，找我有什么用啊，快去找监控我们屁民的特务机构吧，省得耽误了你们的业务。

61：RT @wangdalian 我对中国的记者向无好感。在权贵面前扮美羊羊倒也罢了，“封口”比小姐包夜还容易；可一旦面对的是比自己弱势的群体，那份无聊的优越感就会立刻潮吹。

62：RT @arion_h: @ranyunfei 活埋老妇当没事，死个狗腿就戒严

63：BBC谈美国人权报告，标题为《中国去年人权状况恶劣》，这样的标题有什么新闻价值？好像哪个时候中国人权好过似的，反而起了一种遮掩作用。

64：RT @Mansunkoo: 人大代表每人每天伙食费是600元，可以算总账是多少。七成是中共党员，可以算算为谁说话。

65：有一些人有能力有勇气，但不少人没有恒心，所以不能做这样繁琐统计的小事，致使大量有意义的社会数据和资料，淹没在众多的信息中，不便于民众知晓，不便于研究者循此做进一步的研究。—《两会喝茶传唤、截访监禁不完全名单229人》

66：或许，我们有很多朋友志存高远，“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一辈子也没有等到他想射的“鸿鹄”出现，但残酷的是，青春是不陪你玩这种游戏的。—《两会喝茶传唤、截访监禁不完全名单229人》

67：RT @zhangming1: SB这两个字母,芙蓉姐姐占了S,代表占了B,建议代表与芙蓉合一,最大限度逼近SB

68：用毛思东思想武装上访，与毛泽东思想指导杀猪、医治精神病一样，是用砒霜治疗便秘，这样的精神原子弹除了把自己发射到愚人国作炮灰外，只有充作笑柄的余用。

69：中国政府与它的十一个流氓好友们，联袂当选为世界“互联网公敌”，一年十二个月轮值“互联网公敌”还不缺台，真是绝配。

70：RT @puzhiqiang 抵达沁阳收了封邮件：“浦志强，你好!国保在关注你。国保不一定认识你，没准儿觉得和你臭味相投，没准儿喜欢你的评论或者发言，没准儿只是想以后找起来方便。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关注国保，或邀请他(她)加为朋友，但不用觉得是义务。这是国保的豆瓣主页”

71：RT @zph977: 哪怕会失去谷歌，也要支持谷歌；哪怕导致封网，也要赞美互联网；哪怕以后可能坐牢，也要关心那些已经在坐牢的人。

72：RT @zczpza: 午间八卦:杭州某些地产大佬,眼看这辈子花不掉赚来,图谋设慈善基金,分份额,共约十亿。未几,国安约谈,质问有无?为何?指点捐入“正规渠道”。众人汗,惧,不复议,遂罢

73：昨天有人问我美国的主旋律和中国的主旋律有什么区别。我说，反政府不反人权，这是老美；反人权不反政府，这是天朝。—— @wanghu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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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人有能力有勇气，但不少人没有恒心，所以不能做这样繁琐统计的小事，致使大量有意义的社会数据和资料，淹没在众多的信息中，不便于民众知晓，不便于研究者循此做进一步的研究。其实，我们每个人每天推动这个社会进步可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可是竟然有不少朋友觉得无力，觉得无事可做，这真是件令人困惑的事。我经常甚感时间不够用，所以没有时间去困惑，除非我是专职的哲学家，我要花时间去困惑。当然，这并不表明我不留时间来思考，而是说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没有空闲来体味我们每次努力后的无力。或许，我们有很多朋友志存高远，“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一辈子也没有等到他相射的“鸿鹄”出现，但残酷的是，青春是不陪你玩这种游戏的。

根据我搜罗的数字，我的一点基本分析是：喝茶传唤多是异见和道义维权人士，截访监禁多是实体维权和上访户。以我的粗略统计，截访监禁的上访户占这个总名额的90%以上，其次是异见和道义维权人士。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上访户中有几名被辞退的警察和几名退伍军人（包括其中未被列名的总参干休所的人）。我还是要重复我以前的观点：在这样一个糟糕的制度下，没有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受伤害，因此改变制度，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改革，才是大家共同的目标和大势所趋。2010年3月12日7：58分于成都

我的统计方式和原则如下：

一：本数据来自网络，均有案可稽。

二：凡属两会期间被喝茶传唤、监禁截访的人均属收罗之列。

三：群体事件如“某某某等”，也只列有真名者，“等”没有罗列，如王海等农民工学校师生、王洁等农民工学校师生，以保证数据的可稽性，请诸位关注者注意。

四：凡称某某女士、某某男士，虽属于应收罗之列，但因不能用真名来确定，故未列。如后附之总参干休所的拆迁。

五：一家人，如温育群夫妇上访，其中有爷爷、奶奶、大哥，也只列有温育群，还有王秀英母女、楼国成夫妇，余照推。也就是我说，我采用的是实名制罗列方式。

六：在两会时间死亡的周凌光、吴川精神病人林立峰，因不属于我统计的范畴，故未予罗列。

七：名单里有两位小孩，一有真名，二因其与亲人一同被截访，虽没被问话，但一样丧失了自由，受到了惊吓，权利受到了损伤，故一并列入。特此说明。

八：两会结束后，我会再一次总结和罗列此一名单，以便全程观察两会到底有多少人被喝茶传唤、截访监禁。以便将来有机会有另外一些敏感日的名单，做对照性观察，以分析政府管制的力度。

杨立才、吴玉仁、刘懿、张辉、李铁、赵达功、张津郡、王译、陈云飞、冯正虎、余杰、廖亦武、王光泽、刘贤斌、陈卫、王仲夏、刘荻、莫之许、徐晓、王荔蕻、高瑜、西峰秀色、傅德瑞、浦志强、张晓辉、张辉、王笑冬、刘安军、李智英、李金芳、朱瑛娣、裘玉梅、许杰、陈映、黄利民、王丽英、邹巍、汪雪娥、金焰、杨海、李海、陈天石、王岛、查建国、高洪明、胡石根、齐志勇、贾建英、曹文星、朱萍、王琴、孙文广、刘杰、朱菊如、张华、陈建芳、冉云飞、申友连、佐位、郭宝峰、范亚峰、凌沧州、马秀云、刘金荣、陈富清、陈书伟、老虎庙、郑秀贞、胡国红、程雪、路言飞、胡德宇、胡新建、丁玉兰、业仲秋、曾金燕、肖青山、@onlybreeze、张耀春、顾红兵（第一批80人） 

姚立法、冯永记、张建平、金月花、徐永海、杨靖、沈佩兰、肖青山、文龙、盐巴、温育群、刘纯宝、王伦珍、卢泽凤、杨秋雨、王玉琴、张莉、许佩玲、高雅珍、薛海泉、严驰、张淑凤、郑恩宠、郭莲辉、顾国平、沈纯理、孙明、龙秀祥、罗茜、李红卫、王海、荒原狼、李淑莲、银夏、蒲飞、田喜、李燕、于浩成、戴慧英、代金波、陈湘诗、喻学军、刘四华、屠孝龙、魏全华、田国清、张德安、洪基发、魏水生、丁淑云、肖水珍、丁乐民、王秀英、李学会、李爱艳、杨永泉、张淑凤、胡光、叶金娥、杨桂英、孔秋华、楼国成、沈金宝、孔大华、张大联、李淑霞、代建华、秦鑫、黄全正、方桂水、王桂兰、郑秀贞、宋玉洁、郑明芳、曹文星、朱萍、徐江姣、余同安、黄祸、钟连芳、王友平、单锁青、李正清、孙斌、刘先枝、王家清、许万英、张玉桂、曹果、贺德福、王世平、王春平、贺光磊（7岁）、陈梦菲（4岁）、母红喜、徐美姣、辜湘红、李彦芬、黄春美、廖双元、吴玉琴、张和平、巩富财、宋若贤、杨梅、李玉英、万传余、李和平、梁秀石、商娟霞、毛恒凤、梁汉光、郑大靖、郇新金、方详礼、王耘东、蔡学文、王冰、北风、李毫美、赵桂荣、@vshowyy、栾溱洋、李玉琴、王淑文、余甘林、刘伟、刘德军、李丽蓉、王建平、刘建刚、喻胜芳、李袖华、王万容、@huishenggongyi（龙天）、谢强、惠林泉、张君伟、王洁（第二批149人） 

两次相加总人数共229人 

资料来源举隅附后：

一：两会期间六省市维权人士继续被监控关押。http://crd-net.org/Article/Class53/201003/20100309133533_20344.html。

二：施英：一周新闻聚焦：“两会”引发人权灾难 民众高呼“狼来了”。 http://www.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3724&Page=1。

三：北京当局继续打压维权异议人士及访民。http://zhongmeng.org/bbs/viewthread.php?tid=11674&pid=19215&page=1&extra=。

四：国内多名退伍军人“两会”期间维权受压。http://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91。

五：总参干休所强迁续：老将军子女因“两会”被约谈。http://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94。

六：“两会”人权观察：重庆等五省市访民被抓被关。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10/03/201003102152.shtml。

七：两会期间，严打上访。http://zhongmeng.org/bbs/viewthread.php?tid=11674&pid=19351&page=1&extra=。

               一

    2009年8月12日凌晨三点，一辆依维轲停在我住家院门口，几个警察神秘而严肃地猫在车里睡觉。七点刚过，我正例行写每天早上的博客，忽听得急速的敲门声，很讶异这么早就有人上门，不知来干什么。开得门来，见是几位警察，我并不吃惊，因为与他们打交道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片警是熟人，说让我到派出所去一趟。我问为什么？她答，我也不知道，只是领导叫你去一趟。我说你都不知道，为何要我去？

当然，双方都是明知故问，最后他们用口头传唤把弄到派出所。因为8月12日是审判谭作人的日子，他们知我必去，所以不让我前往，而将我软禁到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们问我为何一定要去，你去了也没什么用啊。我说，我知道去了没有任何用，但因为谭作人是我的朋友。与其说我要去见证你们荒唐邪恶的审判，不如说因为朋友情感促使我不得不去。警察又说，朋友们嘛也有其他方式帮他嘛。我说，在朋友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去，他将来出狱，我还有什么脸面好凑过去说是他的朋友？假使你被判进监狱，你的亲朋好友都不来看你，你着何感想？警察彻底语噻。

是的，我知道谭作人被判入狱是因为良知公正等人间大义，这也是我支持和声援他，并与他一同战斗的原因。但对于我来讲，还有更核心和柔软的部分，那就是个人交情。我与谭作人相识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哪一年，具体已无记忆。但喝了无数回酒，也给他主编的《文化人》杂志写了不少文章，更和他一同反对过一些危害环境的项目。他主编的《文化人》发表了不少敏感人物的触雷文章，最终被官方勒令停刊。他热爱山川河流、草木虫鱼等自然世界，看到许多人为的破坏，与朋友一起成立环保组织绿色江河，义愤填膺而又坚忍不拔地做着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环保工作。在他的反对工作和所提建议，与当局有关官员的利益合辙的时候，他于2001年被评为成都市文明市民。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你所反对的事情要能得到当局有关官员的首肯，这比骆驼穿过针眼进入天堂还要难，因而他被投进监狱是迟早的事。

为什么说谭作人被投进监狱是迟早的事呢？这是由我们这个糟糕的社会制度决定的——维权律师、谭作人的辩护者夏霖在办完谭作人二审上诉后回家过年，不无感慨地说：一年之中不是在看守所，就是在去看守所的路上。其实良知人士不是在监狱，就是在去监狱的路上——这个制度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在制度设计上使好人出局。如果你是个善良正直的人，你关心社会进步，大众权利，你还没被投进监狱，那不是因为你强大，而是因为你幸运。高压强权和经济笼络，使得制度意义上的好人出局，成为整个中国社会的常态。坏人当然也不要因为能暂且偷生而得意，因为这个社会不只是设计如何让好人出局，而且由于制度咬人兼自噬且互害，所以就连坏人也不能保证他最终能全身而退。

                  二

1954年谭作人出生于成都的文化之家，其父谭英华乃是有名的历史学家，四川大学教授，著有《两唐书食货志校读记》、校译有《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等。三年大饥荒、上山下乡、文革、八九六四，谭作人无不亲与其役。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仍能存活下来，借用作人的话来说，我实在是幸运地赚了此生。特别是经历八九大屠杀的生死劫后，他常有人生如寄之感，酒醉话多之时，难免发牢骚觉得愧对逝者，常有椎心之痛。对于有些朋友暂时不公开为六四说话，有人只觉得是隐忍，但他觉得这是窝囊。只不过他是善于行动的人，做的比说的多，说的比写的多，因此他对自己经历过的六四活动，并没有写专文来表达过自己的纪念，尽管他实际的纪念行动一点都不少。

但有一件事情改变了这一切。2007年5月15日是谭作人53岁的生日，当天星期二，他于网上看到香港民建联主席马力在与香港教师茶叙时口出狂言，说六四根本没有屠杀，没有坦克碾压。更令人气愤的是，马力说你们说六四死难者有人碾压成肉饼，你可拿一猪头试一试，碾成肉饼可能吗？此言一出，香港和世界舆论大哗，谴责声从香港遍布世界各地，“天安门母亲”群体发表强烈抗议，多位学运领袖王丹、吾尔开希等发表谈话或撰文予以驳斥。看到马力这样对六四污蔑的混账言论，忍受了十八年的伤痛和愤怒再度激起了谭作人的良心与道德力量，于是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所记日记，写下了《1989：见证最后的美丽—— 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来反驳马力的胡言乱语，他在该文的最后说：“十八年来，你无数次冲动着写作的念头，无数次提起笔来，却写不下字。因为长期以来，你只是一个用脚来写作的行动者，而不是一个写作者和讲述者。你对写作，没有自信。”“但是这次，你要写要说了。这要感谢一位叫马力的香港先生，因为2007年5月15日，他用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侮辱了你的智力，践踏了你的记忆。他让你想到了恶，而不是美。”

果然，就是这篇反驳前民建联主席马力的文章，加上一次2008年为纪念六四十九周年的献血活动，以及用雅虎邮箱与王丹的通信，就构成了谭作人获罪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罪证。更为邪恶的是，对刘晓波、黄琦的二审判决，对谭作人、薛明凯（一位因参加民主党而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十九岁青年）的一审判决都采取在中国人十分注重的农历新年前完成，一是在节前消除异议隐患，警告异议者的同伴，起着以儆效尤的作用；二是想通过节日来降低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人的关注度，其实这样的小伎俩得逞的概率是极低的。用纪念六四来判处谭作人的罪，固然彰显地方政府的“聪明”，但人们是否有权利一问：六四虽然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得到正确处理，官方所犯的错没得到改正，但写了像谭作人这样文章的人，别说上万，至少也是几千，要抓的话，恐怕会填满监狱。但只抓谭作人一个人，自然是另有其因。

                        三

什么是抓谭作人的另有之因呢？那就是他持续不断反化彭州石化可能产生的环保灾难，调查5．12大地震死难学生的人数。因为这才是得罪地方官员直接利益，影响当地维稳的核心因素之所在。但为什么中央高层也默认地方政府用六四来绑架以实现地方官员的利益呢？不追究地方官员的责任，对他们的贪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高层政府稳定公务员队伍的常用手法，地方稳定也是中国稳定的一部分。而稳定公务员队伍，官官相护，从来都高于所谓的民众利益，是官方的重中之重。

谭作人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不唱高调，不玩抽象的主义。他对得起成都这座生养他的城市，可以这样说，没有他的努力，成都所遭受的破坏会更加严重。在一个没有备用水源的城市，柏条河作为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成都唯一的饮用水源，如果被破坏将不堪设想，这一切都是他与朋友们反对才停下来的，但有多少成都市民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呢？他说为家乡人民坐牢光荣，我尊重他的情感表达，可是四川尤其是成都有多少人对得起他这份五年牢狱之灾的“厚礼”？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陷，可沦陷的岂止是物理意义的坍塌倾圯，民众的麻木、知识分子喑哑不声援、官员的势利作恶，难道不是一座城市沦陷得更为彻底的指标吗？

他不同寻常的内心自审和少有的道德自律，常使他做得比人们想像的还要多。他在死者枕藉的北川中学废墟上近乎哀嚎，他深夜在开裂损毁的紫坪铺水库大坝上接到死难学生家长陆世华的求救短信，和着酒精痛哭，这些都令知情的朋友们慨叹并敬佩。他在狱中给妻子女儿回信，所表达的歉疚和情意——“你们，是我的眼泪”——令木石动容，真可谓伤心岂独谭作人，这句简单而深情的话，在我看来有流传千古的力量。

想起作人的家教和经历，忽然想起自己与四川大学三个比较有名的历史学家之子都是朋友的事来。西夏史研究专家吴天墀之子杨泽泉九死一生，写有回忆录《回眸一笑：我在太阳不落年代里的故事》揭露大饥荒的惨死以及监狱非人的灾难。而辛亥史专家戴执礼之子、画家戴光郁，则是作人的发小，前两天他从北京回来，请我给作人带条烟和一封信。其信中引一句诗人里尔克的话：“挺住，意味着一切！”唯望作人在冷寂的牢房里，能感受到亲人朋友们难以忘却的爱。

2010年2月15日大年初二写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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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每年的全国两会（包括各级政府的两会）都是糜费纳税人的血汗钱财，隆重地开一个民众被代表、官方自我吹捧的表演大会。全部代表如同戏子一样，说些不痛不痒的话，然后便是高调的自我表扬、肉麻吹捧，不少提案之弱智，不少代表说话之雷人，都是历次两会闹剧在当下的延续。因此当今社会流行着各种各样对两会的调侃，从各个行业代表的巧妙回答里，不难看出民众对两会的强烈批评和尖锐讽刺。什么是两会？农民代表：会养猪、会交配；工人代表：会下岗、会辞退；民工代表：会讨薪、会下跪；矿工代表：会丧命、会残废；访民代表：会自焚、会卧轨；艺人代表：会炒作、会陪睡；导演代表：会揩油、会肾亏；商人代表：会赚钱、会逃税；官员代表：会撒谎、会行贿等，不一而足，完全是中国社会怪现状的全景图。

根据学者应学俊的统计，近年来人大代表当中官员代表占了90%以上，无官职的平民代表低于10%，因此人大代表被不少民众批评为 “大人代表”。本来行政官员就不能作议员，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常识，但在我们这个反常的社会里，人大代表不仅不是民众选举，而且是依据官位大小来安排的。官员当人大代表他只能代表行政官员的利益，与民众利益没有丝毫的关系，同时因其不是民选，其胡作非为的概率近乎百分之百。先不说官员，只说一般的代表其雷人程度也堪称世界一绝。81岁的人大代表申纪兰55年未曾投过反对票，主持人倪萍当代表提倡不能弃权更不能投反对票，官方就是需要这些根本不知代表为何物的人去当政治花瓶，以实现权贵利益最大化。与此同时，官员又勾结商人来提侵害民众利益的议案，以达到权贵共同压制普通民众追求自由生活的目的，如严琦要求政府统一开办网吧、沈长富的给手机和电脑安装监听民众使用手机和上网的识别软件、高万能主张零点统一断网吧等，无不是与民众利益为敌的愚蠢行为，可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当上人大代表呢？他们到底代表了谁？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人大代表、湖北省省长李鸿忠颟顸蛮横的丑恶表演，就会别有一番况味。当《人民日报》的子报《京华时报》的记者刘杰问他关于邓玉娇案的事情后，李鸿忠便勃然大怒，不仅怪罪其作为“人民日报”这样的喉舌报纸不应该问如此问题，而且应该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帮助其掩盖真相，把记者稍微不周全而提出的真实问题视若洪水猛兽，李鸿忠作为“公仆”对真相、对民众利益的恐惧跃然纸上。不特此也，李鸿忠认为记者敢大胆提真问题，是违犯了记者只应该提假问题的“潜规则”，因为假问题他可以应付裕如、滔滔不绝，但一遇到真问题便视作是对他们傲慢的权力之挑战，居然还有人敢如此提真问题且挑战我的权威，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这样的心态下，视记者的报道权、民众的知情权如无物，自是必然的。

李鸿忠这种官员面对媒体时的拙劣表演，不是他个人的独得之秘，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带来的傲慢，对他们长年累月浸润到骨血里的结果。傲慢冷漠、自大颟顸几乎成了中国各级官员面对民众和媒体时的脸谱性特征，也就是说所有的官员都可能像李鸿忠这样演出对媒体和民众的傲慢，只不过机会不凑巧、或者消息被有效地扼杀于摇篮中，没有让更多的人知晓而已。从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简单、无知；再到前广州市长林树森呵斥香港记者唯恐天下不乱，并警告说你不要把香港那一套拿到这里来；接着郑州规划副局长逯军质问媒体记者：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在在显示了官员只喜欢党媒的吹捧和表扬围着他们转。在一个没有批评自由，但信息的流通却越来越无法堵塞的社会里，那些“伟光正”式的虚假赞美，除了更加消解官员和政府的公信力，增加社会动荡的概率和成本以外，不会产生任何好的作用。

温家宝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的讲话，对于民众批评政府的天然权利来说，虽然有施舍的意味，但若真能落到实处，也的确不无一定效果。但问题在于，几十年来共产党说的成吨好话，没有良好制度的配套建设，就变成了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的集锦。要是说漂亮话，真能有实际效果，那么毛泽东早在几十年前就曾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国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像目前这样的社会局面，不作良性的政治改革，“天下大乱”只是迟早而已的事，社会动乱绝不可能绕过，更不可能逃脱。

李鸿忠恐吓不准记者真实报道问题的事件，其实只是中国官员众多不堪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只能说李鸿忠如此不堪的表现，因遇着两会而被民众揪出来有所放大，事实上，像李鸿忠这样不堪的官员还有成千上万。我当然觉得李鸿忠应该为此道歉并下台，但我认为要杜绝李鸿忠恐吓记者的事件再度发生，必须进行有效而良性的政体改革，否则，即便是让现在所有的官员都下课，继起者也会是与他们一样的同质表演，丝毫无补于社会的进步。李鸿忠这样的官员得不到有效的惩处，就会使官员为恶受到表扬性暗示，从而使天下官员更加肆无忌惮，从而酿成社会动乱的大祸。

2010年3月8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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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一：《南方周末》策划十大绿色提案；二：中美两国政府如何对待信息公开；三：妇权一百年，回顾与展望

我一直重申的是：欢迎各NGO组织和有心人提供诸种信得过的信息，每条信息的真伪，请实际参与者进一步自行核实。请注意，我不直接接受任何捐款和财物，我也不负责钱物的中转工作，我只负责给各位牵线搭桥。我的工作邮箱是 lijuhantian@sina.com 

一：《南方周末》策划的民间“绿案”：绿色未来的十大遐想。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48。十个猜想，未必每项都提得多么有可操作性，但其间拓展思路的作用不可小看。更为关键的是，有许多议项应该立即进行多方调研，实行政府、民间、专家三合的推进策略，予以立项实施。（1）：建议“沙漠光谷计划”写入“十二五”规划。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66。（2）：明星，不为医药，专为绿色。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65。（3）：痛苦指数，考核政绩。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64。（4）： “青藏”号诺亚方舟。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62。（5）：不绿不买。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60。（6）：足彩关门，环彩开张。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59。（7）：垃圾焚烧，与政府为邻。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58。（8）：两会做表率，率先碳补偿。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57。（9）：转基因稻米，不试不吃。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55。（10）：城市盛会收益，应与民共享。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54。

二：中美两国政府是怎样对待信息公开的。公民的知情权及对政府的监督权利，是使一个社会得以良性运转，比较重要的一环。任何对真相的掩盖，就是对民众权的侵犯，同时也政府贪腐的温床。大家看看中美两国政府在对待信息公开的态度，便不难看出哪个政府真受到监督，哪个政府真是为纳税人服务的。（1）：艾未未状告中国民政部违反“信息公开条例”。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5315228,00.html?maca=chi-rss-chi-all-1127-rdf&utm_source=twitterfeed&utm_medium=twitter。（2）：徐贲：美国报纸公布官员受贿劣迹。http://gcontent.nddaily.com/0/9b/09b15d48a1514d82/Blog/723/a92b5a.html。

三：同为地震，为何灾难大不相同？真正能使地震造成极大灾难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伴随地震的人祸同，即建筑质量所导致的豆腐渣工程，给人类带来的巨大伤害。这一点在中国家、海地、智利三国地震中展现得特别明显。发达而民主的国家，其受地震的灾害较小，而专制极权的国家，导致民众死难很多，而且不准追究相关渎职官员的责任。（1）：地震不杀人建筑物杀人 比较智利、海地及四川地震。http://www.epochtimes.com/gb/10/3/5/n2836124.htm。（2）：沈旭晖专栏:美国眼中的海地与智利地震。http://gcontent.nddaily.com/e/10/e10534dd65cf7276/Blog/c75/1f6ab4.html。（3）：四川地震记录短片获奥斯卡奖提名。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CHINA-UNNATURAL-DISASTER-20100304-86423072.html。（4）：川震记录片反映中国社会获奖呼声高。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OSCAR-CHINAEARTHQUAKE-86710032.html。（5）：第82届奥斯卡颁奖揭晓 川震记录片未获奖（组图）。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oscar-03082010101729.html。（5）：蔡淑芳：谭作人是很有良心和勇气的中国人。http://canyu.org/n13829c6.aspx。（6）：谭作人判罪，撕下胡温“和谐社会”的假面具（姜维平）。http://www.rfa.org/mandarin/pinglun/jiangweiping-03052010095818.html。（7）：專訪：汶川地震内幕 地震局犯罪鐵證如山。http://www.epochtimes.com/b5/10/3/3/n2833270.htm。（8）：对地震预报不作为政府面临后续问责。http://www.popyard.com/cgi-mod/newspage.cgi?num=477405&r=0&v=0。

四：重大民生问题政府应该如何应对。三峡工程出现问题是迟早的事，很多人的反对都挡不住贪官污吏的凶狠，三峡工程中一些高层官员的贪腐至今逍遥法外，而三峡工程的烂摊子却越来越多。如今重庆官员出来说三峡问题，一是深感问题严重，二是不想为那些以前做决策者背书，但上马时候他们地从未反对过；三来是为了说出问题，而继续向中央财政要钱。至于说日本政府对垃圾处理及其他方面的应对方略，真应该让今天以变态维稳为工作指针的中国官员，好好看看，怎样的做法才能使这个社会平稳健康地发展。（1）：官员承认三峡工程存在重大问题。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0/03/100306_threegorges.shtml。（2）：日本专家谈垃圾处理：市民政府专家应共同定策。http://news.sohu.com/20100305/n270592680.shtml。

五：灾后重建及其它需求与招募。（1）：三台大佛寺孤儿学校打井需要你的支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88ec90100h9ej.html。（2）：[甘肃]乐施会诚聘农村发展与灾害管理项目官员1名（截至3-15）。http://www.99doing.com/zhichang/show.php?itemid=6646。（3）：[西藏]救助儿童会诚聘项目协调员1名（截至4-5）。http://www.99doing.com/zhichang/show.php?itemid=6647。（4）：[北京]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招募志愿者12名（截至4-30）。http://www.99doing.com/zhichang/show.php?itemid=6558。（5）：自然之友绿色学校项目招募四川灾区教育活动志愿者一名（报名截至日期：2010年3月15日）。http://www.greengo.cn/news.php?id=5310。（6）：北京富平学校企业公益伙伴网络项目诚聘多个岗位（暂无截止日期）。http://www.ngocn.org/?action-model-name-hr-itemid-305。（7）：北京红心会关注留守儿童主题活动诚邀参与（北京，3-21）。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3730。（8）：花旦工作室青川项目“与灾区群众进行参与性戏剧活动”招募志愿者2-4名（截至4-1）。http://www.ngocn.org/?action-model-name-recruit-itemid-177。

六：灾后重建及其它诸种信息汇集。（1）：粮食，土地与生命——农业与食品国际影片展映系列。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callboardview.php?id=1895。（2）：中国发展简报2009冬季刊PDF下载。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qikanarticleview.php?id=1043。（3）：社会资源研究所第19期月刊。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1222。（4）：穿越5·12项目 NGO能力建设培训。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2151。（5）：世界银行公民社会基金推动公民参与开始接受2010年项目申请。http://www.512ngo.org.cn/news_detail.asp?id=2149。（6）：崔永元：拆校导致孩子失学是不负责任的行为。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787&title=msyw。（7）：名人谈“诈捐门”：慈善要发自内心和诚信。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784。（8）云南否认救灾善款出现诈捐。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790&title=msyw。（9）：高调陈光标点评低调煤老板。http://www.gongyishibao.com/news/newsshow.asp?id=2800。（10）：集中解决环境热点难点问题。http://www.gsean.org/plus/view.php?aid=4608。（11）：袁岳：按照产业链发展公益。http://www.gsean.org/plus/view.php?aid=4507。（12）：【中国环境法律协作网络】西部地区公益律师资助项目现已接受申请。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3695。（13）：宁波民间志愿者组织调查：热心公益也面临尴尬。http://www.ngocn.org/?action-viewnews-itemid-73705。（14）：《转基因作物的经济代价》摘要及政策建议。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press/reports/ge-cost-summary。（15）：绿色和平呼吁中国人大：加快环境立法推进“绿色转型”。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press/releases/npc-greentransition-rls。（16）：父子网上转帖内容涉区领导被诉诽谤罪。http://news.163.com/10/0303/07/60R7SG4300011229.html。（17）：环境污染为何会在农村蔓延？http://www.gsean.org/plus/view.php?aid=4606。（18）：农机发展不可忽视环境污染。http://www.gsean.org/plus/view.php?aid=4607。

七：女权一百年，回顾与展望。女人的权利不仅仅是关乎女人的事情，也是男人义不容辞的事情。任何人的权利受损，任何人遭受奴役，都使作为人的我们同受捆绑，我们没有理由对女性权利受到的损害坐视不理。（1）：妇女节百周年 女权发展倒退。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view.php?id=1639。（2）：两会提案：出台反家暴法条件已具备。http://news.sina.com.cn/o/2010-03-08/071217182269s.shtml。（3）：女声电子报第二十三期：没有“艳照”，只有暴力和窥淫。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go_talkview.php?id=1218。（4）：香港女性的困境。http://www.zaobao.com/zg/zg100309_003.shtml?utm_source=twitterfeed&utm_medium=twitter。

2010年3月9日7：20分至9：50分于成都

二：湖北省长李鸿忠怒斥《人民日报》女记者。http://www.rfi.fr/actucn/articles/123/article_19875.asp。官员的蛮横颟顸、无理嚣张已非一日，他们仗势手中的权力不受约束，对民众各种正当权利、各种不同的声音，极尽打压之能事。从抓捕各种各样批评政府的言论，到联手制止民众的正当维权，各级政府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官员们更是由于没有接受过批评的训练，不知批评为何物，一旦遇着带刺的问题，便恼羞成怒。薄熙来被唱红打黑是否捞进政治常委的资本，一脸铁青，还有他旁边的马仔怒不可遏地质问谁让该记者提问的？湖北李鸿忠更进一步，质疑记者的采访和提问题，并抢夺录音笔，其嚣张到不顾丝毫为人教养的地步，更何况官员作为纳税人养的公务员，如此嚣张，其底气何来？正如当年傅斯年对宋子文的一声吼一样，“这样的李鸿忠非下台不可”。

三：北京朝阳区抓捕30多拆迁打手。http://gcontent.nddaily.com/f/d5/fd5ac6ce504b7446/Blog/fcc/bfccb2.html。官商勾结，唆使起黑社会来强拆来黑打后，又出来唱红脸，说这与拆迁公司无关，将其栽诬到租住给艺术家的房东身上，政府何其爱护有钱者耶！政府和开放商之间的猫腻已是众周知的事，所谓的抓捕拆迁打手，只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贼喊捉贼。当政府的自利冲动超过了它自身所拥有的财政收入，并且贪得无厌后，那么他们站在幕后指挥前后的开发商乃至黑打手，其间的利益主导（分赃）就会使他们在侵害普通没有博弈能力的民众之权利的时候，显得是如此的骄狂且得心应手。一旦出现了不可收拾的维权局面的时候，就出来主持“正义”，抓些替死鬼来进行弹压，同时也藉此对正当维权的民众进行秋后算帐。

四：中国地方政府负债超五万亿 面临严重债务危机。http://bxtz.newssc.org/system/2010/03/02/012606220.shtml。各级政府的贪腐、三公消费，首先是造成政府负债超五万亿的罪魁祸首。同时政府的自利冲动，使得其间寻租空间无限增长，以至于所负债的部分可以在某种意义上看作是政府贪腐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政府的变态维稳成本也是地方政府超债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除了刚性的维稳成本以外，维稳带来对投资不稳的疑虑、资本的转移、民心的不安等，都是相当大的损失。只不过这样的损失，一般人看不出来，而政府也不将其计入损耗中而已。有人会说这样的债务可用发行债来解决，那真是太看得起各级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了，恐怕就是连中央政府发行国债，投资者的热情都不会高，谁会相信一个没有公信力且权力运营存在诸多危机的政府呢？

五：【中国“治道”变革·中央】“维稳”：体制隐然成型。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56?utm_source=feedburner&utm_medium=twitter&utm_campaign=Feed%3A+infzm%2FkdBZ+%28%E5%8D%97%E6%96%B9%E5%91%A8%E6%9C%AB-%E7%83%AD%E7%82%B9%E6%96%B0%E9%97%BB%29&utm_content=Twitter。当维稳已成为体制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政府自利运营的重头戏以后，那么这盘必将下死的棋要下活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一个辽宁省政府可以将占GDP15%的收入用于维稳，其它省市也绝对不遑多让，但政府用在教育上的经费所占GDP永远超不过4%，这就是一个自称为民众服务的政府之作为。教育事关个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政府不关心个人也就罢了，因为个人他们历来视蝼蚁，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他们都不关注了，说明他们所注重的只是自利的短期行为，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哲学之追随者。我们可以看见，维稳最终会成为社会动荡爆发的焦点，也是压垮极权的最后一根羽毛。

六：政协常委:做高官20多年讲真话越来越难。http://news.163.com/10/0306/05/612OHNEG000146BB.html。当一个国家讲真话需要勇气的时候，这个国家是个病入膏肓的国家。讲真话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根本不需要什么勇气，但在一个百孔千疮、乖张暴戾的制度下，说两句人话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或者身陷牢狱。当制度不保障人们之基本权利的时候，谁又能有例外，谁敢说真话？刘少奇、林彪、彭德怀，或者是毛泽东或者是胡锦涛，他们敢说过真话吗？说一辈子的假话，是中国从政者的基本常态。偶尔说两句真话，完全是口风不紧的例外。这就像制度不好，所有人包括毛泽东都不可能全身而退一样（他死后也是反属），不自由制度，使大家同受捆绑，没有谁是自由民，没有谁真正获得了自由。

七：两会代表天天表演奥斯卡。天天奥斯卡。http://gcontent.nddaily.com/f/8a/f8a7e9f5efd72a91/Blog/ec9/ea5727.html。当人大代表的秘诀：81岁的纪申兰55年不投反对票，只投赞成票；倪萍大妈踵武其后，只投赞成票，不投弃权票，更不投反对票。香港的一名委员要求公开说明，领导的讲话应该在哪里鼓掌（或许他有恶搞的成份），而另外的一些就只讲些随地吐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度两会的日月。两会代表的提案要么是搞笑大师，要么提案一拿出来就是限制民众利益、剥夺民众权利的。严琦要求网吧政府统办、沈长富要求零点断网无不是以侵众利益、伤害民众自由为旨归，他们是哪一门的人民代表？说他们是官家的奴才和走狗都不是诬枉之辞。

2010年3月8日9：00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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